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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斯偉江：胎動未來中國十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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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blog.sina.com.cn/u/3804446365
內容摘要：中國的轉型政治將在未來十年內拉開序幕，劇本尚未寫就，也永遠無法寫就，孫黃未竟事業，端賴諸君身上。
“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他說，”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 胡/錦/濤 主席
中國的轉型政治將在未來十年內拉開序幕，劇本尚未寫就，也永遠無法寫就，孫黃未竟事業，端賴諸君身上。
一，知幾知彰
社會是相當複雜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很多時候，人能夠觀察到一些跡象，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1867年，曾國藩和其幕僚趙烈文談當時的清政權是，趙烈文認為清政府如抽心一爛，土崩瓦解，必不出50年，且不能偏安江南。事實上，固然不出50年。所謂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現在又有很多知識分子在談論類似話題，對下士而言，聞道大笑，認為杞人憂天，但是，對有識之士來說，是考慮如何應對，或者如何防止的問題，對執政者來說，更應該聞而警之，及早改革，以免回天乏力。
陸南泉先生在談及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期說，”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對蘇聯劇變產生的影響來看，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矛盾衝突和社會的嚴厲管制，無疑是蘇聯走向衰亡的歷史拐點”。因此，千萬別小看穩定的停滯，靜水深流，函需體察。
二，四個基本因素
一元論的觀點，甚至二元論的辯證觀點，確實很容易被頭腦簡單的人接受，也容易推行，如物質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因為誰都知道錢的重要性。但，複雜的社會現實是很容易將一元論證偽的。社會變動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很多情況下，歷史就是個人的個性起了關鍵作用。但是，這些因素中，有些比較大的，如河流的支流，筆者鄙陋，先談四個。
不過，毋庸諱言，經濟因素，是一個社會變化的重要成分，如同二戰前的德國，如果沒那麼多失業的人，希特勒不那麼容易取得政權。中國的經濟，鄒至庄先生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稱之為：”中國七個經濟特徵中，前二個為官僚市場經濟”。無論如何，中國已經高速發展了30多年，很多階層都因此 受益，故安於現狀。經濟為上也導致很多政府為征地、拆遷到引發社會不滿。
文化因素，一個社會中，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個人的決策，集合起來，就會有主流社會意見，如在中國近階段的幾個案件中，如李庄案、葯家鑫案，夏俊峰案，社會上的主流觀點，都可以通過各種載體渠道觀察體知到。對政權的看法，對合法性的看法，都會影響人的日常行動。文化因素，受媒體的影響比較大，因此，在觀察文化因素時，必須結合媒體的活躍程度來考量。文化因素，也會影響領導人，精英的決策，這不可或缺。
制度，制度對人決策的影響，可以說是非常巨大的，在目前的遊戲規則下，如在體制內，很多人不願意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能按自己的良知去決策，是因為這樣做，會在制度或者潛規則下，自己將處於不利的位置，因此，很多人人格扭曲，也是導致社會價值觀扭曲的原因之一。制度框架下的內爭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即便有的人文化價值觀是開明的，但在保守的體制下，為自保，必須有保護色。誰要出頭，誰就容易被排擠，因為你有特色、引人注目，平庸而低調。誰也無法指責，誰能說誰能力差呢?
外部因素：中國是一個大國，原則上來說，外部因素的影響不會太大，但是，由於現在的全球化，精英、大眾對打開國門后的世界已經不是完全陌生，因此，外部因素會對對產生一定的積極或者負面影響，在分析時，也必須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予以考量。事實上，政府也很警惕外部勢力的干預。本身就說明，這個因素的重要。
Goldstone 在其《revolution and rebellion》中分析17世紀到18世紀四個國家，英國，法國，明王朝，奧斯曼土帝國的危機，他確認了四個共性：1，國家財政負擔的加劇。2，精英內部的衝突變得更加嚴重。民眾反叛的興起。4，社會糾偏和政治轉型意識形態變得日益突出。(見S.N.Eisentstadt ，大革命與現代文明。筆者在寫就本文時，並未看到該分析，但，寫完之後，看到該分析，覺因素頗有類同之處)。不過，明朝的覆亡，其外部因素滿族也是很重要的
三，經濟：一俊遮百丑?
筆者是不懂經濟的，但誰也不能否認，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全世界來說，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經濟繁榮都是有周期的，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如許小年教授認為，中國已經在經濟下滑的邊緣，而美國和歐洲已經在下滑的底部和中部。財新雜誌的多篇封面報道、分析文章，在分析中國經濟宏觀上遭遇了困難。鄒至庄先生在1989年預測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驅動力量，是政府職能，市場激勵，經濟制度內在的惰性。政府的積極推動，真正市場經濟下充足的人力資本釋放出來的能量，以及制度惰性的阻力。(見注2)。政府的銳氣和之前有所不一，因為貪腐，也因為生活富足。市場的能量上，一是勞動力不足，時見新聞，另外，關鍵是官僚經濟下的創新不足。二是，出口市場的歐美，陷於經濟危機。三，國有企業，和政府尋租的幾率越來越大。
微觀上，我家鄉的感知是，目前明顯生意不好做，許多企業家逃離，引發債務危機(互相擔保)，國務院又出台經濟刺激計劃，也是經濟不景氣的訊號。筆者認識的一些負責拆遷的官員表示，現在的拆遷壓力巨大，沒有土地，地方政府就無法招商引資，無法賣地賺錢。但是，現在民眾的權利意識增強，發展經濟的同時，又在損害執政的合法性。最近遼寧的拆遷中，警察開槍打死農民，引髮網絡上大量的抗議。
中國已經長達30多年經濟繁榮了，這在國際上已經是奇迹了。按照經濟規律，必然有一個調整的過程，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看政府是否能放開對私營企業的投資範圍，是否減稅，是否減少審批，約束政府部門的權力，目前看來，這些政治改革的內容，恰恰是需要教訓之後，才可能出現的改革。耶魯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說，可能需要一場經濟危機的代價來啟動政治改革，和土耳其諺語：一千個建議不如一場災難，說的是同一個道理。賽富亞洲投資公司的閻炎說：”今後五年我覺得中國的競爭力會逐漸消失。2001到2011年是中國經濟金色的十年，但這是三十年改革中前二十年的紅利，改革在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五年基本是停滯的。容易改的基本都改完了，接下來要在制度上做動作。”對此，陳志武教授表示同意。
在改革的成本收益對比上，這是對的，因為，黨內不是鐵板一塊，從改革派，保守派，中間派看，如果在危機之前，黨內很多人感覺尚可維持，(維穩)，那麼，改革派往往是孤立的，中間派和保守派將聯手扼殺改革，因為，政治改革，是零和遊戲，往往會損害官員和體制的利益，所以，改革是自我革命，比戒煙還難。十八大之後，仍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但是，由於民眾對此寄予很大的期望，一旦沒有改革，引發的失望可以想象!
可以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經濟決定一切，目前的中國確實是經濟一俊遮百丑。一旦財政收入下降，軍費，養老金，維穩支出，哪個不是可以減少的?一旦，僧多粥少，誰能少這一口?
經濟危機的代價來換取的政治改革，是否會演化為政治革命?誰也不能保證!
四，文化之一：政教分離
4.1，政教分離，政權除魅
中國傳統上一致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這裏的教，不是宗教，而指意識形態)。亨廷頓說，伊斯蘭國家，教主即國王;俄國，牧首是沙皇的小兄弟;在中國，皇帝即上帝。在中國部分，即便是沒錯的。古人說，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上，政教不二。其實，三代以下，政教仍合一。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是最簡捷的政教合一的說明。
在毛時代結束后，鄧沿用毛的方式，但由於個人魅力等問題，權威和影響打了折扣，但是，鄧由於開啟了風氣，因此，鄧雖然理論上建樹不大，但其事功，仍是中國高速發展30年的政策的設計師，仍然贏得了民眾的尊敬，鄧開啟第二次開放，仍彌補了其前面的形象受損。鄧的理論非常簡單，實際上無法起到教的作用，不過，彼時，宣傳系統所掌控的主流媒體，仍在社會生活中佔了主導作用，信息流通和獨立思考的仍然鮮見。
在入世以後，江胡時代，尤其是最近幾年，由於網路的作用越來越大，信息流通越來越難以控制，在微博產生並普及之後，由於機器無法審查一些諧音、斷詞，變體，隱喻，如康師傅等，導致必須通過人工來審查，但人工無法面對上億的微博，雖然，警察通過事後拘留、警告等來威懾，但，畢竟收效甚微。信息的流通，導致了獨立思考人的增多。很多人通過不同的觀點市場上，學會了獨立思考，學會了辨識主流宣傳機器的說教，政教分離，對經常上網的人來說，可以說，CCTV是笑話，只能是主流媒體自說自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而傳統一言堂，真可謂，落花流水春去也。
在廣州，甚至可以買到港版的十八大分析的書，個人、幕僚的成長史。另外，《炎黃春秋》等書在客觀上，不但對一些老人進行重新啟蒙，還讓中年人重新審視以前被主流教育的當代史。
固然，CCTV等主流媒體的受眾仍然很多，從這次釣魚島事件所激發出來的民族情緒，可以看出，電視媒體的重要性，至今，美國的總統大選，電視辯論仍是非常重要，蓋電視的形象、聲音，是網路無法替代的，因此，電視和電腦之戰，將在中國今後轉型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如果沒有電視的自由化，將不會有真正的媒體自由，也將難以產生一個自由的中國。因為，一人一票時，必須要對候選人進行全面的了解，沒有中立的電視，光靠網路是無法完成中國如此廣袤的土地、人群傳播任務，如在俄羅斯，普京掌握電視，就掌握了選票。
如果政教合一的現象沒有打破，一般來說，就不存在合法性的問題，無人會敢懷疑。反之，政權被除魅了，走下神探而變世俗了，民眾就要問：為什麼是你們?
五，文化之二：合法性問題
4.2，合法性：彼可取而代之?
中國傳統政治合法性是打天下，因為掃平天下本身就代表”天意”，這就是我國政府經常會說，老百姓是如何支持在內戰中的解放軍，這實際上說的還是，中共的勝利，代表的是民意的選擇，天聽自我民聽。因此，在制定憲法這個問題上，中國對制定憲法並不熱心，在斯大林關心了三次以上，並提到了政權合法性高度時，中國才決定製定54憲法，當然，實際上，憲法實際上，只起了一個形式合法性的問題，政權的實際運作，仍是靠毛、劉等的批文、黨務體系的執行才運轉起來。
政權的合法性形式，在掃平天下之初，沒多少人會去質疑，事實上，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之後，幾乎無人會去、敢去質疑這個問題(僅有的幾個質疑人，幾乎都被消滅或者失去自由)，因此，到了鄧時代，憲法修改幾次，仍是一個象徵性的憲法，即便採納了李步雲教授的觀點，把國家保護人權寫進憲法，把保護私有財產寫進憲法，由於沒有落實機制來保護，在重慶，多少私營企業家被黑打，家破人亡，如渝強出租汽車公司老闆黎強，他一直不服黑社會的判決，他的判決書只有罰金2500萬元，但他的所有8個億的財產，全部沒了，現金去了政法委，其他資產去了國有公司;重慶的百姓、幹部，網上發一條微博，轉一條微博，QQ聊天都會被勞教、判刑，這裏的國家保護人權，又如何能體現呢?今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又新增了竊聽作證據，秘密關押條款，不讓會見條款，因此，憲法一直是睡美人，沒有王子來親吻她，王子們都忙於卡位，
只有合法性有危機時，人們才會去需要證明合法性的問題。如同，別人質疑你的時候，你才需要拿出證據來。老子說，”國家昏亂出忠臣”，山雨欲來問法統?
西方一些主流觀點，中國政府目前的合法性在發展經濟，這部分正確，部分不正確。如果這麼說的話，中國所有王朝的合法性(清朝以外)都可以說來自發展經濟，因為，中國王朝每次都是民不聊生時，才會產生合法性危機。事實上，強力政權最大的危機來自其現實控制力，晚清的合法性危機來自其是，危機來時，滿族是外來民族，一旦其實際控制力不足之後，(尤其是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漢族精英佔據了政治舞台)，又多次玩弄預備立憲的假改革之後，民眾，包括漢族軍人，失去耐心，加上漢族精英的倒戈，晚清政權就倒塌了。從觀念上看，中國百姓向來對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是漠視的，因為，傳統的合法性基本上是一種現實存在，誰都明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任何的政權更迭，都是需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代價，這就是合法性所在，老一代認可打天下的合法性，中年一代不願支付這代價，苟安當下，年青人尚沒有足夠的話語權，甚至，都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他們不滿現狀，但，閱歷、教育和知識，都只能在迷茫中摸索前行，或者瞻望中老年人或者年青人中的意見領袖
因此，所謂合法性來自發展經濟，實際上是一個外來和尚的說法，但，如前面所說，一旦經濟不行了，社會不滿的增強會物理性集合上升。因為，現在的不滿，都是個體的，分割的，都沒有利益上的牽連。沒有如美國的黑人問題，南非的種族問題，印度的獨立問題那樣，牽一髮而動全身。即便都是拆遷問題，江蘇拆江蘇的，浙江拆浙江的，就算是隔壁村，利益都不一樣。但是，一旦經濟不行，就會有很多下崗工人，社會福利的費用將更捉襟見肘，債務危機也會凸顯。2010年，上海地方財政補貼養老金為100億元。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為。這還只是有戶口的人。
因此，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滿足者安於現狀，不滿者認為代價太高(或者說成本太貴)。成本收益(即改朝換代的可能性，支付代價和收益之利害比較)。老年人和中年人都是這個社會掌權的力量，或者是主要支持者，掌握了大量的話語權，年青人，是意見瀑布的下游，受前面的影響很大，以前所謂”動亂”之後，說，抓住XXX的黑手，黑手總不會是學生。一旦，老年人、中年人認為，成本利益之比，不變不行時，恐怕，真正的合法性危機就出現了。而體制外的老年人是尊重打天下合法性的，誰贏跟誰，因為，他們是尊重既有現實，你贏了，他們尊重你。畢竟，他們的時間都快過去了。體制內實際掌權的老年人，所謂老不看三國，老年人本身就精於利益計算，因此，不難想象，他們作出的選擇會和中年人一樣。當然這裏的老、中、青，只是泛指，並不精確。但，所謂主流觀點的合法性問題，本身就無法精確，到目前為止，合法性危機尚為真正凸顯，政府手頭顯然還有不少資本，不過，本錢有點捉襟見肘了。
當然，分析這個合法性中，還必須承認，打天下的合法性已經慢慢喪失，因為畢竟成立這個國家時，也必須承認天下主權是人民的，而非以前是主權是皇帝的。但是，他們會說XX是人民的化身，是否化身，以前是奉天承運，現在這必須說是民主，當別人對這種有自己的看法時，實際上，最終仍是回到，成本收益比。你是否願意支付這個代價?當代價足夠小時，合法性自然就出了問題。
六，文化之三：價值觀分裂
4.3 實用主義，理想主義?價值觀分裂
儒家本身就是此岸世界去向的文明。唯物主義則是更進一丈。畢竟儒家還講究天理人心。唯物則是更現實，無所畏懼，故史無前例。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從文革之後馬列信仰搖搖欲摧，到最後信仰缺失，重建顯然需要時間和土壤。
胡總書記上台後，提出了八榮八恥，基本上是儒家的傳統價值觀加上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情感，其實，不需要提倡，自然就會有。我想起西班牙在佛朗哥統治後期，人們都說沒有價值觀，可以說，有點共識的是，宗教和民族主義。中國現在的主流價值觀是一種實用主義價值觀和理想主義之間的搖晃。
鄧時代的白貓黑貓論，就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到發展經濟的時代，有錢就有榮譽，而如今，官場小說佔滿飛機場書店，本身就說明，官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當官是最高榮譽，如同清華大學校慶，會把胡總的頭像放在頂格一樣。當官發財是主流價值最強音，作父母的要教彈鋼琴，書法、英語，哪個有用學哪個。如同中國人拜菩薩，既不念經，也不修行，只認為拿錢捐功德即可，殊不知，這不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時斥責的贖罪券?
筆者在微博上做了一個小小的測驗，問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是什麼?(八榮八恥除外，我已經知道)，一個晚上7個小時共有364個回復，絕大多數回復是諸如，”錢進，錢進，錢進進進”。唯利是圖;當官發財。雖然，網路上的活躍群體，未必和電視社會的一樣，但是，看電視的，可能更功利。但是，當我再發一條，你個人的價值觀是什麼?回答都令人感動：自由、正直、有愛、公平。(見微博回答)。
一個社會，原則上，應該是以某些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積淀之後，從留下一些主流價值觀，在歐美，可能是以宗教為基礎，加上民主體制訓練所體現的價值觀，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價值觀，長時間被批判，雖然有新生，但，新生的，很多被現行體制熏染，在官場，最重要的文化是忠，在家庭，以前最重要的是孝，可能現在還是。對公平、善良、正直、自由的渴望，在社會上，依然還是有很多人踐行。但在官場上，人際關係上，除了忠，就是實用主義，投資官場。不但官要投資，經營，商人也必須投資經營。筆者在中秋節前去北京，出租司機問我，是不是去送禮的。頗令人感嘆!
如果體制內主流的價值觀是實用主義，唯利是圖的話，體制外多崇尚自由、公平、正義。雙方的裂痕，會在轉型時撕裂。一個社會的轉型，必定會考慮具體現實問題，轉型帶來的風險考量問題，不會有任何理想主義的色彩，因為單單轉型帶來的風險、不穩定，已經讓既得利益者會抗拒改革。當然，社會中利益受損者，也會有很大的動力來推進改革。成本收益的博弈，將非常殘酷，因為，或許，他們中的一方或將沒有底線和原則。
七，文化(經濟)之四：各界矛盾複雜心態
社會各階層：人心向背，矛盾異常
無疑，目前公務員考試非常熱門，學生求職是社會上對投入產出分析最靈敏的測試紙，雖然我們說長遠來說未必。既然公務員都收益最高，無疑，我們把官僚階層放在社會頂層是沒什麼問題的，官場小說的盛行，本身就說明，政權對社會的干擾，已經和社會鞋子里的沙子一樣，必須去關注。如果是小政府的話，完全可以說，帝力於我，有何哉?
官場、體制內，是目前中國思想最陳舊的部門之一。他們的內部自我正當化，自我洗腦，或者抗拒新事物是本能的。不過，這種官僚階層，也是一個金字塔，因此，很難具體劃分哪個級別以上可以稱之為中上層，要看具體部門，在實權部門，一個辦事員，或許也是非常重要的。體制，目前是阻擋改革的最主要力量。既得利益加上思想保守，讓這個力量，在沒有遇到揭不開鍋，內部分裂之前，改革基本上只是光打雷不下雨。
頂級富豪階層，中國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富豪，不能說每個富豪都是依靠政府起家的，但是，中國的富豪到一定程度，必須和政府搞好關係，或者尋找一定的自我保護體系。他們一旦到了一定的財力，這是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政府官員本身需要GDP發展成績，富豪的投資，他們的政績，因此，現在兩者的結合是緊密的。頂級富豪，他們已經能享受一般國民無法享受的地位。他們的不滿在於1，政府限制投資範圍;2，宏觀調控也是說來就來，沒什麼法律基礎;3，這不是他們最大的恐懼，最大的恐懼是如重慶一樣，他們的巨大私有資產，無法得到保護，事實上，他們面對公權力，非常之脆弱。筆者經辦或知曉的幾個打黑案子，就是資產過億的私營企業，很容易被羅織罪名，沒收財產。重慶只是把現有體制下的公權力用到極致而已。
從根本上說，頂級富豪是矛盾體，一方面，他們和體制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體制會吞噬他們，所謂伴君如伴虎。雖然，他們自己和家人可以移民，但是，他們的資產無法移民，他們既害怕現存沒有制約的現體制，其實也害怕萬一轉型后出現的民粹政府，來追訴所謂的原罪。(其實，隨著時光流逝，原罪的證據，和對原罪的追訴願望會日漸消逝，極少看到有民主政權來追訴原罪，只有威權政權如普京政權才會去選擇性打擊私營企業，以加強社會控制。)柳傳志先生，近期表達的改革願望，是在精英中選領導，非常值得體味，頂級富豪當然懼怕民粹的政府，因為知道民眾仇富，但也害怕極權政府，因為極權容易吃人，也吞噬財富。似乎新加坡模式是一種選擇，殊不知，新加坡是李光耀還在，李走了之後，很難說會這樣下去。
中產階級，其實，中產的概念非常廣泛，既包括我等職業階層的記者、律師，普通企業職員，也包括中小私營企業，這個階層，既沒有和政權那麼緊密的聯繫，中產有資產、但其脆弱性和所受的教育，對新知識的學習，讓中產成為這個社會，對改革鼓吹最迫切，最有力的階層。但是，中產之間的聯繫是鬆散的，因為體制恐懼一切有組織的行為和社團。因此，所謂的公民社會也是初步，指望在轉型之前，有一個有彈性的社會組織來減輕社會轉型的痛苦，目前看來是太樂觀了。但是，中產也會一樣糾結于轉型的動蕩，安於現狀，相比之下，中產比富豪的心態要稍好些，因為中產至少沒有仇富的負擔和財富的負擔。
農村社會精英，筆者生長在農村，經常能接觸到農村精英，現在的很多大學生也不得不回鄉就業，加上農村裡本身因為高考門檻而攔在大學之外的精英，他們對國家很關心，但是，他們才是影響中國農村主流，甚至可以說，中國主流人群的關鍵人物，筆者一點也不敢輕瞧這些精英，事實上，他們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和城裡的精英，絲毫不遜色，千萬別忘記了，太平天國的骨幹人物，元末朱元璋的軍中，多的是鄉村中的社會精英。因此，如何影響這些人，也是轉型政治的關鍵，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對農村人口的影響力，目前可以說，網路可能抵不過電視，但也未必全是，對農村精英，他們能實際觀察這個國家官場的腐敗，誰說不會出現一種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再說，很多農村精英，出門經過商，當過兵，上過學，也見過世面，已經不是舊時人物。因此，在破的方面，我對他們抱較為積極的看法。對立的方面，我的看法較為消極。
社會底層和遺忘群體
這個社會底層，雖然很難聽，但是是現實存在，很多人被生活壓得只剩下應付生存，對他們來說，民主、自由都是虛幻的，不過，他們對社會公正、公平仍抱很大的期望，社會福利，大病醫保，可以說，中國這幾年政府在注重民生方面，還是做了不少工作，如浙江農村的大病醫保，農民的大病，如果不用進口藥水，不去省級醫院或者其他大城市，在本地醫院看病，雖然手續繁瑣，但是，可以報銷大部分，無論如何，總算是起步了。
遺忘群體，既可以說被政府遺忘，也可以說，自己願意遺忘政府，如魯迅所說章太炎，藉著別人砌的牆和自己砌的牆，和社會隔離。這些人裏面，未必是社會基層，還包括社會精英。他們對政治害怕，冷漠，這其實也是政府的統治基礎之一。雷海宗教授說，中國的傳統統治是靠統治者的積極維護和民眾的消極維護一起維持的。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些社會基層和遺忘族群，也是非常容易受影響的。當然，一般來說，只有物理性傷害才會改變他們。
雖然我們說，體制內的官僚、社會中的遺忘群體是這個體制最有力的積極和消極支持者，但是，也不全是。如在體制內，由於提拔機制未必公平，連薄熙來這樣的人，也會抱怨不公平，何況其他人。另外，體制內存在溫和派或者說改良派。他們意識到社會存在的危機，有的人品和價值觀和現行體制實際是不相吻合的，但為事功，必須隨大流。因此，體制內的板塊不同將是今後轉型后劇本如何寫就的主要因素之一，將在後面分析。
第二部分：中國轉型面臨的困難、將遭遇的陣痛，分娩自然是伴隨劇痛，劇痛之後未必能順利分娩。做好足夠的精神準備，總勝過沒有準備。
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向來是破易，立難。從路徑依賴上來說，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對從來沒有玩過民主、法治遊戲的大國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改革是一把雙刃劍，對一個是否準備好了問題，有人說準備好了，有人說，沒有準備好，當然，更多的人說，萬事做中學，不存在是否準備好的問題。
對於一個大國，在推進民主、法治的時候，不能光看這些美好的詞彙，必須看到詞彙是要落地生根，能否成活，能否壯大，其面對的土壤、氣候困難。所以，儘管被動改革不可避免，但是，對轉型複雜程度的評估和心理準備，必須具備，如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現在的政體，精英和民眾的思維，強調政改會如何複雜，都不過分。以下的問題，恐怕誰都無法簡單客服，悲催的是，中國不只有一個問題。當轉型來臨時，這些問題集中爆發，轉型不是武力征服，可以用亞歷山大大帝之劍，砍斷一切糾結。
中國面臨的轉型問題，有的越早改革，似乎越好解決。有的問題，晚點轉型似乎更有利。這就是看誰主要利弊，這些轉型議程，哪些是最重要的。飯到底熟了沒有，取決於等到什麼時候歇火，早了是夾生飯？晚了，飯焦了。
一，上層：利益集團的判斷失誤
1，利益集團
不僅僅是國有企業，還包括政府的主要部門，發改委、公檢法這些強力部門。他們對改革的動力是不足的。雖然其中有少數人，能超越部門利益，希望做些自我限制的改革，往往會礙於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而罷手。人世間，很少有人會放棄眼前的利益，除非他們看到現實的危險，民間稱之為，不見棺材不掉淚。問題是，見了棺材，大錯鑄就。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會未雨綢繆，明見未來。這就需要執政集團裏面有足夠的人才，改革共識大於不折騰共識。
2，人才匱乏
如《胎動》部分引用龔自珍的三世論，其認為人才決定統治質量及社會質量。獨裁者斯大林說過，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關鍵因素，這固然也重視人才，但是作為執行的奴才使用。英國式的民主為什麼會走向全世界，就是因為民主社會激發了每個人的潛力，這是英國人早就日不落帝國的根本原因，由英國清教徒等移民造就的美國，其成為世界強國也離不開這個原因。
如今的體制，昔日乃至今天，確實有很多優秀人才進入，但進入之後，大多會精於酒桌觥籌交錯，而荒于學習進取。如今的轉型社會，筆者再努力學習，都覺得新東西太多，時間不夠用，何況，合書不讀，雖說，事事洞察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但，畢竟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新的典範。在舊的典範下無法學到新的知識。舊文化強調的忠，到新的文化中會陷國家于不義。舊文化中的關係，會成新文化中的犯罪。
體制內人才缺乏，即便有人才也不能重用，從而，才人選擇出走。因為人才缺乏競爭機制，其選拔往往是平庸者以其交際、裙帶等原因而得升遷。另外，從晚近以來，大量的一流人才，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其不選擇抑制靈性的體制，導致體制內人才後繼無人。毋庸諱言，移民國外，更是精英們選擇避世，乘桴浮於海，雖然對於個體而已，無可厚非，但對於一個社會而已，無疑是一種損失。愛因斯坦等到了美國，原子彈的開發，美國就先行一步，這一步之先，決定了後面很多步。
體制內有人才，但是，多的是專業化的精英，但，知識機構不完善，很多人受了高等教育，但仍是毛粉，不識普世價值。有的人才，就是缺乏道德感、責任感，歷史感，甘心做順民。
體制內有人才，但昔日精英們與世界脫節，與社會脫節，日益成為被網民詬病的娛樂對象。也由於他們自己部分自卑和部分驕傲，讓他們在判斷世情上，會停留在過去。故以九州之鐵，鑄成大錯。
體制內的一些精英人才，也會陷入權力的驕傲之中，會因為昔日的成功，經濟的輝煌，一次次地從政治鬥爭中贏得勝利，而認為自己天下無敵，最終陷入不理性之中。毛不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嗎？把國家帶入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而不自省，陷家人于危急之中，而不自察。一死而妻侄入囹圄。
3，判斷失誤
只要是人，都會犯錯。很多人由於遠離中樞，天天在電視報紙上看到神祗一樣的領袖，認為他們睿智聰靈，不會犯錯。因此，執政會長期延續。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猶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在外打仗時，仍認為中樞英明，一直到自己入京之後，才知道中樞已不可恃。朝無人才，清朝抽心一爛，土崩瓦解，都不能偏安江南。
而在朝的人，由於威權壓力下，很少有人會講真話，導致認為天下雖有騷亂，但不會導致有很大的問題。胡蘿蔔和大棒一貫好使，認為可以一直使下去。卻不知，流年暗度，兵器更新。如晚清中國以八旗弓箭鐵騎，對付西方堅船利炮。以後的轉型，是硬實力對付軟實力，以少數利器對付民眾汪洋大海，拳頭打棉花，無處著力。
判斷失誤，不但清王朝有，也是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是人就會犯錯。就連美國中情局局長David Petraeus 也會搞婚外情，認為自己可以不被發現。此人是美國的戰爭英雄，無論是心智、頭腦、自制力，都是一流。人畢竟不是神。美國時代雜誌對CIA局長緋聞時間的分析是：”那些有權勢的男人是天生的冒險者，他們的智商足以意識到這麼做的後果，但是，多年的仕途順遂讓他們相信，一般規律不適用於他們”。
因此，中樞的判斷力在關鍵時候，判斷失誤，可能會把民族帶向災難。本來開放言論空間，或可以讓他們保持點清醒，可惜的是，小秘書們把大多逆耳的忠言給刪除了。警察們把這些早起的鳥兒勞教了。最終，只剩下唱歡歌的喉舌和近侍們。
4，國企改革
國企現在尾大不掉，壟斷資源，並提供了一大批政府官員。這些人思想保守，佔有巨大的利益資源。國企對市場經濟的阻擾，實際上阻礙了市場的發育，如果在不透明，不公平的情形下進行變賣，容易會出現寡頭。如果不改革，則會阻礙市場。而且，國企其實充當了第二稅務局的角色，其從民間抽取的利潤，在未受監督的情況下，支撐執政者。殊不知，這是飲鴆止渴，敗壞了社會經濟的造血功能，長遠影響了財政收入來源。可謂，饕餮天下，胡不食肉糜；涸澤而漁，不知亂之降至。
5，缺乏競爭和體內循環
福山在他的《政治發展和政治衰敗》中講到，”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促使政治發展，於此相對應的，還有一個政治衰敗過程。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條件發生變化時，制度卻做不到隨機應變，制度與外部環境在變化頻率上的脫節，就是政治衰敗，就是反制度化。不僅沒能調整過時的制度，甚至覺察不到已出的毛病，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認知失調”。
福山說：”衰敗的第二種形式是，家族制的復辟。這兩種政治衰敗，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復辟，經常同時發生。現存制度的記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會竭力阻止改革。如果制度徹底崩潰，往往又是他們，憑藉其蔭庇關係，出來收拾殘局”。
讀這樣的書，返照現實，不能不長嘆一聲，卻又只能承認規律有其客觀性。所謂形勢比人強，十月懷胎，一朝分娩，這是無可阻擋的規律，這次不行，下次還是珠胎暗結，民眾類似的衝動和兩性之間的吸引完全類似。可以說，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無法扼殺的，一部人類思想史，也就是一部衝擊權威的歷史。一部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是一部遏制威權的歷史。只是，如今，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輪迴，而是需要建立新規則。古人說，不知來，視諸往。現在的變化，不能光看中國古代的諸往，而是要看看世界上的類似政治制度的變遷，我們的經濟騰飛是和南韓，台灣，南美，墨西哥類似，政治雖有些變異，但，大的類型恐怕是彈子難以跳出這民主圓盤。
二，機構的先天不足
1，軍隊和文官
誰都知道，這是或許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沒有一個執政者會忽視這個因素。因為政權的最直接的支撐力量。軍隊的因素也是最複雜的。在十八大前，先確定軍委成員，也是表明，先處理重要的人事安排，上了保險之後，插槍入鞘。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有文官統治的國家，所謂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這是大治時期，但一旦中樞不穩，中國也是一個軍人干政史料豐富的國家。在第三世界，軍人干政簡直是一個習慣性動作。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從緬甸到韓國，哪個不是軍人插手。當國家的文官體系威信掃地，唯一組織化的力量就是軍隊。亨廷頓在其名著《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中，著力講了普力奪主義，就是暴力力量的干涉。
軍隊是否國家化，是今年來一直在高調反對的問題，其實，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的顯著花，就是，軍人是否可以干涉內政？避免軍人干政是轉型期間最需要預防的問題。這就要求轉型穩定、有序，不出現混亂，一旦出現混亂，軍人的分量劇增，軍人干政的分量也劇增。
如《胎動》的分析，不到一定的壓力，中國不會啟動改革，但是，一旦有壓力過大，或者是社會騷動性壓力，就必須盡量迅速達成妥協，否則，軍人將成為決斷力量，如埃及。由於中國因素非常敏感，無法再具體分析。但有一定，少壯派軍人，既具有開明的力量，也是容易走向驕傲的自信，認為自己能帶領國家走向富強，如韓國的全斗煥之類，在中國目前的階段，這樣的人物是不需要的。也會給國家帶來災難。軍人的榮譽在於保衛國家領土完整，抵禦外敵，而不是介入內政，介入內政黨政的軍人，很少有好的出路。
2，規則的缺乏
選舉制度的弊病。去年的獨立候選人時間，開始於風起雲湧，終結於於無聲處。政府面上的活，就一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文字遊戲：”獨立候選人是非法的”。底下的活，都是非常暗的。問題是，最終無一當選，一說明，氣候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選舉規則是不透明，不合理，沒有劇場化。選舉基本上是不能訴訟的，（除了選民資格案件），一旦別人違反所謂的規則，你無處控告。其次是，選舉本來極其重要的領域，卻沒有規則。如，如何宣傳，如何募集資金，如正式候選人名單的醞釀程序，等等。
更重要的是，選區的劃分、各地代表的名額等。要知道，要真正試行代議制，一個二千多號人的議會，根本是無法運作的。一旦議會正式成為議事機構，必須縮小規模，這就面臨重新確定各地、各族的議會代表。比例制還是單一制？對誰有利？你是否信任一人一票，中國有廣大的農村，李澤厚先生就擔心一人一票的後果。很多精英都會擔心這個無解的問題。現在卻再也回不去：一個農民只頂四分之一個城裡人的選票了。
重新制定規則，必定是一個最大的博弈，誰都知道，選舉制度，是整個民主制度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要把自己的人選上去，多多益善，對手，當然是”沒有你最重要”，無法抹去你，你方人越少越好。
3，缺乏仲裁機構
不管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都會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轉型階段，誰來參與制憲，如何制定遊戲規則。另外，在遊戲規則產生前後，選舉舞弊無法避免。由於中國沒有中立的司法，導致解釋憲法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即便是解釋合理，也沒有足夠的威信。如俄羅斯議會和總統之間的衝突最後通過坦克來解決，是因為憲法法院院長左袒在議會一邊，最後攤牌，直接導致了流血，並使葉利欽單方掌握了制憲權，俄羅斯強勢總統，普京大帝的濫觴部分來自葉利欽憲法，如同修建新房，一旦基礎價格落定，很難更動。
三，中下層的思想和情緒
1，國家崇拜和民族主義
人類是需要偶像的。當政教合一被打亂之後，一神就開始變為諸神，個人信奉各的神，如毛，鄧，但是，無疑，最大的偶像仍是國家。國家也用一個個的盛會，壯舉，讓信徒們感覺良好，如奧運會，如嫦娥飛天。版圖巨大，人口眾多，大國崛起，一個個大力丸，讓一些雖然自己的日子過得不如何，充滿”信仰”。
文革時，只要是毛主席說的，下面都會不經思考地執行。現在，只要說是XXX反對國家，或者是國家利益需要而XXX，下面的人也會無條件執行，似乎是神父為了神的利益，而可以不顧一切。就是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合夥來設立一個神，然後各人分別將各人利益附上去，並異口同聲地對他們各自所驕傲的事情大加讚揚”。（Philip Leon The Ethics of Power).這種團體驕傲對於那些具有自卑感的個人確實是一個非常的誘惑。所以”近代XX斯的國家主義與中下階層的自卑心理和不安感有重大關係”。（尼布爾，人的本性）。
當一個獨立、自由的人很累，他需要自立，獨立思考，並承擔作出決策的責任。而當有一個偶像時，他只需要執行，犯錯了，他可以推給偶像。因此，是信徒造就了偶像，還是統治者造就偶像？或者可以說，市場需要偶像，市場就提供了偶像。
民族主義也是一樣的，”無論對民族是愛是恨，民族從未衰落，也不會在短期消失”《Gil DEIANNOI).民族主義本來就是來自一種樸素的情感，猶如日耳曼人自認為優秀一樣，任何民族都認為自己的民族是優秀的，例外的，休謨說的民族自戀。中國有輝煌的文明，在歷史上。在近代受到屈辱之後，天朝在飽含自卑之後，在現近的十幾年似乎又感受到民族復興的可能。這過山車，讓官方甚至民間都感覺良好。在反日遊行之後，海南有朋友為中日誰強而刀兵相殘，一人死亡。CCTV不斷向受眾灌輸中國強大的信息。民族和民族國家正成為不能觸碰的神靈。如歌曲所唱，在愛與恨的邊緣。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最後是雙刃劍，也會導致極大的麻煩。法國國家政治學院政治研究中心主人德拉諾瓦說，分裂及歐洲發展進程，分裂早在古代最初的基督教政教分離中出現，並在後來的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中獲得強化，分裂也給政治形態留下了痕迹：帝國發展時，城邦衰落，而民族國家繁榮之日，則是帝國衰落之時。很多人都不曾想過，有人說，中國或許是最後一個多民族的帝國。這事，說來敏感，各自領會吧。
國家、民族，都是一種必要的存在，但是，將這些人造的存在偶像化、神靈化，必將在中國走向民主化過程中，成為巨大的攔路虎。
2，仇恨：不寬容的文化
如前面所說，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轉型中，威權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自以為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民族主義也是一個愛與恨的准宗教。從實用主義，到自由、民主、妥協，都需要學習，尤其是精英人士。即便是開明官員，其開明程度，也難說達到自由、寬容的地步，當別人指著鼻子罵時，難以唾面自乾。如微博上很多人，看似開明，一旦遇到尖銳的批評，就會忍不住發火。這種胸襟，很難在短期內改觀。文化是受制度影響很大。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同意有些同仁說，中國的文化就是適合專制，不適合民主，這是倒因為果的說法。台灣、香港完全已經證偽了這種文化決定論。
如佛朗西斯福山所批評：所謂類似的制度，要在今日出現，必須要有類似條件，各國因獨特的歷史背景已經被鎖定在各自單一的發展路徑上。這是對他的誤解。能把優勢帶給社會的制度，總是被他人複製和改進。
這種文化決定論，其實是最適合統治者的心態，也適合不作為者的心態。因為文化不行，中國沒希望，所以，我可以不作為，也就是為什麼魯迅會受歡迎的原因。前面講的民族主義，其實也需要仇恨。反日遊行是最明顯的體現。文化決定論已經被證偽，但是，反過來講，也無法否認，文化是支撐制度運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批從舊制度中熏陶多年的精英們，如何去支撐、建立、運作一個新制度，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學習，適應，再學習或者淘汰的過程。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一代代不被洗腦或者洗腦不能之後，新文化的浸潤，會造就一個寬容、慈愛、理性的民族，如同台灣的今日。
3，脆弱的中產
在沿海一帶，已經有數量巨大的中產階級，不用按照國外的理論，中產階級是穩定階級，某種程度上是既得利益，如果你把工薪階層也歸入中產階級的話，就未必了。畢竟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薪水差別，沒有中國那麼懸殊。不管如何，中產階級和商業精英一樣，即希望變，又不喜歡亂，畢竟當下生活仍可以繼續。但，他們受的教育和心中的正義感，讓他們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就是士的精神，不可以不弘毅。
汪丁丁先生在其文章《愚民政策和社會動亂》中說，通常，一個社會由三類群體組成——中產階級、上層和底層。其中，中產階級具有最高的”騷亂”閾值，他們最不願意有社會動亂。但在轉型期中國社會，中產階級不是一個穩定的群體。於是，心態的包容性取代財產穩定性成為防止社會動亂的重要因素。當民眾的心態日益偏激時，社會動亂特別容易被觸發。
目前所謂的公知，起重要啟蒙作用的人，大多數是中產階級，學者、記者，中小企業家，律師、職員，他們中魚龍混雜，最關鍵的是，多數，也是一知半解，在破上用力，在立上乏力。如果光知道破，就是會迎合日益偏激的社會心態。能否寬容、理性，不偏激，不認為自己掌握真理，能夠反省和謙卑。在脆弱的轉型時期，發揮積極作用，通過共識推進轉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四，現實困難
1，民族問題
中國的民主轉型，首先會遇到的時，民主問題和民族獨立問題（或者高度自治問題）同時發生。如果中原遭遇了動蕩，可以肯定的是，邊疆會更不穩定。這是歷史規律。在當今時代，還產生了新型的威脅：恐怖活動。
由於目前體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現行的體制，某種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因此，到中國轉型開始，就會出現一些分裂勢力，激進派會要求獨立，溫和派只有在激進派頭破血流之後，才會主張高度自治等。而如上所言，中國目前很多民眾都有一定程度的國家崇拜，很多人無法接受公雞的屁股殘缺。
西班牙在轉型階段，儘管很和平，但巴斯分裂主義者仍殺害了800多人，大部分在轉型開始的第一二階段。一旦流血，就會陷入惡性循環。而轉型階段的漢族領袖只能選擇強硬，從而出現更多流血事件。這種流血事件反而會影響民主進程，因為領袖需要更多的權力，更多的資源，而民主本身就是要改變權力過於集中。而且，轉型階段對其他民族的欠債，也會導致少數民族地區不認可轉型后政權的合法性。最能幹的邊臣也無法解決目前的民族問題，只能減緩問題的爆發，有的疆吏反而激化矛盾，讓人扼腕嘆息。
2，如何對待歷史，是否清算原罪。
這恐怕是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在目前的體制下，原罪存在，由於面的問題，和原罪清算顯然會阻礙轉型。因此，比較明智的是，制定豁免法。但是，這和後面一個問題息息相關，就是，誰來代表民眾來制定豁免法？
49年以來，太多的歷史積怨者。如鎮反，反右，文革，天/安/門事件，晚近的積怨者，如在拆遷，征地，冤獄，絕對數量不少，他們的遭遇，如錢雲會的家人，讓他寬容、豁免，並不是那麼容易！
研究東歐劇變，雖然有的國家制定了一些法律，但真正追究原罪的，極少。象徵性地追訴幾個手中有鮮血的人。原因很簡單，很多事情過去多年，人們的仇恨會被時間沖淡，對體制了解越多，對人性的弱點也會有更多同情。對於很多基於體制命令而做的惡，會有一定程度的諒解。當然，對於主動作惡者，恐怕，即便國家不提供正義，民間自也有報應。這畢竟是個別。
但大規模地追訴原罪，無疑會激起反彈，也會阻擾轉型。阿根廷是最典型的例子，對軍政府領導人的追訴，激起了軍隊的反叛，最終，雖然鎮壓了叛亂，但國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是否願意付出代價，和轉型前的作惡是否深厚有關，罪孽深重，自然會激起轉型正義，如果，順勢而為，往往會贏得寬容，前蘇聯幾乎沒有追訴前領導人，原因都很清楚，因為戈氏主動轉型，而接棒的葉利欽，本身就是體制內高官。
3，烏合之眾：沒有談判對手
很多轉型會面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是，由於目前沒有組團存在不少障礙，因此，會面臨沒有談判對手，或者談判對手不穩定，沒有代表性，這樣最後，只會走向激進化，無法達成共識，只能對決，流血。埃及還有穆斯林兄弟會，而我國，最大的可能仍只能是黨內開明派來收拾殘局，但，黨內開明派畢竟和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有利有弊。
社會反抗情緒，已經毋庸諱言，是越來越激進，溫和的言辭，也只有少數人才能停下忙碌的眼球和頭腦，思考下，什麼樣的道路，才是對民眾、對國家有利的，多數人在想，在老頭子死後，管他洪水滔天，問題是，真的嗎？會不會是打開潘多拉之盒？
4，如何走出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來臨是才會改革。但是，經濟危機本身就是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如果轉型政府無法解決經濟危機，也會導致合法性受挑戰。守舊派會懷戀舊日的繁榮，經濟騰飛，秩序。如同台灣剛轉型時，遭遇經濟危機，有人會想起蔣經國。台灣相對來說，規模小，不會有大規模動蕩，但仍有紅衫軍的”愛如潮水”。中國能否經得起這種衝擊，以及如紅衫軍那樣的自制力？
經濟危機導致國家財政不夠用，這時，往往會產生，政權徵用民間的資產，通過各種方式，如打黑，如通貨膨脹，如加收地產稅，導致民不聊生，社會破產，最後危機加重。所謂民主制度有其合法性，但根本的合法性或許來自其表現，尤其是經濟上的表現，否則，很脆弱。魏瑪共和國的失敗，讓渡于其他政權，不是個案。
5，制度選擇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偏好強人政治，如前所說，民眾不喜歡獨立思考，也就需要大海航行的舵手，這樣自己只需要跟隨。另外，因為對於幅員遼闊的中國，需要一個靈活應對的中樞，所謂定於一尊。
中國最怕是出現政治僵局。因此，在制度選擇上，民眾會偏好總統制。事實上，從晚清結束，孫中山選擇的就是總統制，袁世凱就任總統，他非常不習慣被總理制約，所以，當總理唐紹儀去總統府時，袁的隨從會說，少川又來欺負總統了。隨著宋教仁被刺殺，之後的總理都被袁控制。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也是總統制，毛澤東實際行使的權力遠遠超過一般總統，總理基本是個當差的。
一旦民選，如果是直接選擇，就會出現強人總統，加上轉型期間的民族問題等，議會很難對總統形成制約。如果選擇議會制，則要冒議會僵局的危險，而且，如果不是一個強勢多數的議會，會導致政治治理能力的下降，如果時間一久，民眾反而會懷念舊時的秩序，從而給強人覬覦政權帶來方便。拿破崙用大炮帶來秩序，曾獲得一片歡呼聲，接下來，法國人民陷入精疲力盡的戰爭之中，魏瑪共和國的教訓，也很深刻。
五，對症下藥
以上問題的提出，筆者認為，是需要我們針對這些問題，去提前做些預防和減壓工作。改革，對民族問題來說，轉型越早越好，因為，可以減少歷史負債，但是，民智問題，轉型晚些未必不是好事，但就民眾情緒和貪腐問題而已，又需要提早轉型，建立負責任，受監督的政府。當我在福州看守所，聽著念斌，一個被判了三次死刑的人，控訴警察用竹片插入肋骨縫隙之間，刑訊逼供，咬舌自盡都不能時，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早些轉型？
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說，遠途何須愁日暮，你朝著正確的方向，一步步走，自然會有進步。所謂的西方這套法治制度不適合中國，完全是一個偽命題，那為什麼你會坐上西方汽車、飛機？器物和制度，晚清曾文正遇到的問題，百年之後，誰能說沒有答案？關鍵是共識。
《詩經》雲：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民主法治，猶如棠棣之花朵，你要真正思念她，千山萬水，開山架橋，何遠之有？你若有心，便是晴天！心若有傘，風雨無阻。
八，制度之一：進退失據?
司法制度演化為維穩制度
九：制度之二：穩步改革
一黨領導下司改空間仍很大
(第八、九部分為《財經》年刊文章，暫時不發表)。
十，制度之三：雙保底改革?
以上分析了社會上的主要骨架和筋骨，但是，實際上，治理中國的核心，主要是靠黨務系統，可以說，是頭腦和神經系統，而列寧式政黨的黨務系統，其高層是非常關鍵的。現在高層最大的問題是，盤根錯節，互相制約。以前毛說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人治國家，在一個人無法壟斷政權的情況下，沒有派是不可能的。
目前的執政方式據說是共識政治，即達成多數共識才能作出決策，派別之多，達成共識，何其難也?因此，對執政集團有損害的實質性改革無法走出一步，但是，限制社會、擴大公權力的許多制度措施，卻頻頻出台。因為，如國企擴權等，對執政集團有利，無非是內部分肥肉而已。但是，要走出削減國企，政治改革，在沒有巨大的壓力之前，高層不會冒分離的危險，因為分離意味著內鬥，甚至是政治動蕩。筆者稱之為，”保底共識政治”。底線是一黨制，任何溫和派或者改革派，都必須面臨丟掉祖宗江山的指責，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改革派，新思維的人只能隱藏在平庸、謹慎之中。必須站穩腳跟，才能有所作為。這也是為什麼整體政治顯得如此保守，平庸。
保底共識政治的缺點，就是互相牽制，無所作為。這也是導致民眾幻想薄等所謂強人上台的部分原因，不過，顯然是所託非人，事實上，也不是人的原因。這個制度實際上，對黨來說，權力集中，對人來說，目前無法說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即便是總書記，也無法所以排除黨內的利益集團，或者說忽略其他有力的反對者，執政集團出台的利己政策，實質上，對整個國家，或者執政黨的長遠利益是有害的。譬如，相聲中的五官爭功一樣，如果嘴巴歸甲管，拚命地吃，而管胃的常委本事最好，也無法消化。但，如果，由於嘴巴太貪吃，導致生病了，其他器官也要來管，但是，如果只是導致肥胖，恐怕很難出面。但是，內爭加劇，且表面化，也是一個現象，十八大的推遲，恐怕是一個最明顯不過的訊號。
現在的所謂改革，是雙保底改革。既要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底線，又要堅持不觸動利益集團這一底線。總所周知，改革是有風險的，保底改革，猶如做生意，只賺不賠，實際上只是存銀行，坐吃山空，銀行也會被吃窮的。保底改革，等於是不改革。第二個底線的改革，可能會短期削弱第一個底線，但長期來說，如胡主席所說的情況，黨恐怕只能斷臂求生，或者浴火重生。
因此，如果沒有病倒之前，不會吃藥。光吃藥不動手術，恐怕老毛病會一犯再犯，以至於最終虛弱而倒。如前面所說，經濟危機不來之前，恐怕是不會有實質性的改革的，在任何領域。對於任何一個冷靜觀察中國局勢的人，千萬別被表面上的現象迷惑。破局者從來不缺，缺的是破局的條件。
十一，社會的胎動
社會上總有一些先知或者先行者。他們或是出於理想主義，或是出於判斷問題，他們冒了出來，衝擊潛規則的底線，譬如組黨，譬如獨立競選，譬如公開要求取消政治課。組黨的人多坐牢了，因為，這個組織化的開端是絕對不允許的，黨禁和報禁其實是任何政改的標識。
獨立候選，去年參与的人大概有上百個，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出了一個聲明，說獨立候選人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其實玩字眼遊戲，法律上是沒有獨立候選人的文字，但是，獨立候選人當然是符合選舉法的，其實，全國人大透露的信息是，他們會反對並阻止一切這種活動，這是對法統的挑戰，最後，獨立候選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無一當選。
目前的社會運動仍被嚴格控制，政府比較害怕這種組團，對律師團這種臨時性活動，也一樣。
對一切社會運動的警惕，其實是把很多能量積聚在地下，一旦管制放送或者管制不住，這些地震性的運動，會可能失控，因為國家、社會缺乏訓練，同時，也容易走極端。
經常有人在說，看看微博，就覺得快到唱國歌的時候(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看了新聞聯播，就覺得天下和諧。微博作為一個情緒的發泄口，民意的反映平台，實際上是一個減震器。其中的觀點，反映的是真實的民意，網路也是社會騷動觀察窗，執政者需以網路為鏡鑒。政府部門經常懷疑某些公知或者意見領袖的用心，而完全忘了黨的前輩很多都來自富裕階層，去追求國家的富強和民主。這樣的人中國從來都不缺。體制內的人愛國，體制外id人也一樣。
社會的騷動，猶如胎兒在母親肚子里，孕育，從長遠上來看，恐怕誰也無法阻止他或她的出生。
十二，太平洋夠不夠寬?
有人說民主是有浪潮的，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被浪潮波及，只能是作為巨浪的啟動者，因為塊頭太大。影響中國目前最大的因素，除了美國，就是台灣和香港。美國實際上起的是一個典範作用，其實，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機制未必適合中國，筆者指的是形式、程度，因為起點太高。而台灣、香港，對大陸的民主自由啟蒙影響最大，但是，基礎也不同。台灣規模較小，且有族群因素和美國外部因素的推進，而香港有法治系統，確保不會出現大規模騷亂，可以穩步推進。
任何指望外來因素改變中國的想法，都是極端幼稚的，美國雖然在境外推進民主，在俄羅斯也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甚至，他開始誤判形勢之後，才起到些推進作用。當然，外部因素在內部搖擺期間，有時能起到臨門一腳的作用。但，it depends.不過，全球化后，國際因素確實有時也會起一時作用，如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其書大賣，洛陽紙貴，其人大紅，門檻踏破。但對中國的文學有什麼促進作用?難說。但是，北歐的一個榮譽，中土的群情激昂。
要注意到，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總統辯論中，將中國定位為對手，這和小布希時的戰略合作夥伴，完全不同，美軍部署的重心也轉移到太平洋。中國視美國為對手不是一天兩天，同理。因此，如果一旦中國內政出現問題，大國變脆弱了，是很容易受影響的。從美國利益來說，中國民主化對其有益。如果中國分裂，對其全球戰略來說，更是有好處，儘管這客觀上他們無法主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能太理想化。當然，也不能儘是馬基雅維利主義。
太平洋很寬，所以，太平洋醞釀起來的颶風，叫颱風。
十三，卅年懷胎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誰都不知道何時會出現政改，或者壓力下的改革，現在的和諧穩定是一種剛性穩定(于建嶸語)，如前面分析，價值體系，政教分離，司法失信，經濟危機，高層分裂，這都已經為分娩打下了所有的準備，且沒有人可以阻止這個下滑的趨勢。任何人只能做好準備，讓政改時盡量少動亂。
誰也無法預測中國的政改模式，比較接近的是蘇聯的模式，畢竟我們的政治體系和蘇聯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中國比蘇聯多了一個中產階級，多了30年的經濟改革，多了10年左右的社會啟蒙。但是，蘇聯的改革是內部啟動的，中國的改革，多是外部壓力啟動的，可以說各有優勢，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改革，是全社會的事情，不是一個腦袋就可以帶來四肢發達的，民主本身就是依靠全面素質，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比蘇聯要樂觀
國的改革，可能類似埃及，不可能如利比亞、敘利亞這樣子血腥內戰，畢竟人心思穩，當然，在族群矛盾尖銳的地方，如新疆、西藏，仍不樂觀，因為負債太多。中國也不可能如台灣般和平轉型。
晚清風雨飄搖多年，最終喪在革命軍、立憲派和朝內大臣的聯手傾覆之下。(對鄉村來說，柿油黨，皇上，沒什麼區別)。如果拿現在的中國去比擬，顯然很多人會笑掉大牙。不過，繁榮的乾隆朝1799年結束，嘉慶朝貌似仍維持到1820年的穩定，到內憂外患的開始1840年，就20年之久。現在的民眾也不是晚清的民眾。歷史往往重演，只不過，演員不同，有權的人往往會被自己手中權力所蒙蔽，如晚清的醇親王載灃驕橫地對張之洞說，有兵在。
易曰：弓矢之利，在威天下。軍隊、武警確實是強大的，但關鍵是在軍心。中國的兵是很神秘的，雖然也有些信息透露出來，似乎保密得很。但是，部隊也是在社會中生活，社會的病症一樣會感染到軍隊，中國海軍副司令員被判死刑緩期執行，貪污1.6億元，最近的總後副手谷俊山中將被判刑，一樣說明，軍隊存在的問題。最終的助產士或許是軍隊，當然，軍隊也許是殺嬰者，取決於社會整體對改革的接受程度，筆者認為，中國的軍隊不可能會如敘利亞，利比亞一樣大開殺戒，將會作出一個較為明智的選擇。子弟兵，是百姓的子弟，是和社會不脫節的。
十四，躁動，臨產
嚴肅的學者是不會預計時間點的，但我不是學者。作為一個山野之人，如同前面講到的趙烈文一樣，他是預計50年，可謂遠見卓識。現在中國的經濟尚可，下滑會有一個過程。但是，從政治預期看，十八大換屆之後，民眾普遍關心18大之後，是否會有改革，而且，從人們對中國政治的了解，五年內仍無所作為，(如前所說，這可能性非常大)，那麼，2017-2018年的換屆，將是各種矛盾集中，總爆發的開始時期，延續到2020年，中國的政治改革，將會拉開序幕。
高層千萬別忘記了，人不僅僅是理性動物，還是感性動物，這就是，為什麼人不僅僅只滿足於吃飽喝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前輩面對日本的侵略會拋出自己的性命，為什麼我們的先人會留下那麼的熱血的詩篇。人會追求自己的自由、尊嚴，當改革的時機來臨而政府又無所作為時，引發的失望，會打開不穩定的門。
十五，歷史關頭的選擇
諸君作為中國的知識精英，按照傳統的儒家士大夫觀念，對國家負有特殊的責任。作為自由主義者，你們也該發揮自己的作用。按照任建濤教授的觀點，留法、留俄、留日的留學生的幫助下，把這個國家帶到激進主義的制度，留英和留美的人，少而精，除少數之外，以胡適為代表傳播自由主義火種，畢竟，從惡如崩，和傳統專制相吻合的路徑很容易走，而一個個建設自己為負責任的個體，是一條更難的路。
不管如何反覆，政治風雲如何詭譎，恐怕在十年之內，現在的維穩模式必定會終結，大幕即將拉開，登場的演員，是對自己利益負責也好，對國家民族負責也好，都會以是否襄助民主、法治、人權為標杆，而被作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寫入史書。
如何選擇，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每個歷史人物將會作出自己的選擇，對於個人，很多人只能在走到路口才會作出選擇，而歷史人物，卻已經在做準備。中國變革的劇本如何寫就，啟動要看下層民眾，走向關鍵看目前檯面朝野的政治人物，最終成形要靠民眾的勇氣、人心的向背，以及，最最重要的：運氣。
龔自珍認為”世有三等”，即所謂”治世”、”亂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觀其才”。即朝野的人才決定了是什麼樣的世道。”衰世”時從外表上看”類治世”，而從實質上看，則”左無才相，右無才吏;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而對才人、才士，即被不才之人”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此時，離亂世不遠，民間”一嘯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引自余世存文)。清史墨跡未乾，興亡殷鑒未遠。返照當下，朝中，以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定，沒事就是本事。對在野人士發表寫批評意見，輕則施壓，重則入罪。坦白說，現在朝野都在關心穩定，本身就表明不穩定的可能性很大。
改革的時機是有限的，時機一過，沉痾無葯，無人能挽狂瀾于既倒，但在危機來臨前有所準備，時機來臨時把握住，順勢而為，方顯英雄本色。中國改革，花開花落，進進退退，但流年虛度。如果在春天沒有播種，秋天來臨時，我們會面臨荒蕪的大地。因此，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莫讓一江春水向東流。
西人說，people are lonely when builtwall instead of bridge.目前，作為社會精英，諸君應盡量做架橋的工作，而不是築牆。高牆築起來，本來就囚禁別人也囚禁自己。而現在的社會，國門已開，民智已開，槍炮已無法阻止春天玫瑰的盛開，再築高牆，只能是把自己關起來!架築橋樑才能溝通未來!
祝福中國!
(請注意引文第一條)
(這是第一部分，《胎動》;第二部分：《分娩》，會講到實際改革，或者政治轉型的難度、複雜性，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有的因素是早轉型好，有的因素是晚轉型好。第三部分：《成長》，會提出，假如需要改革，如何step by step 地改革，穩定中的漸進改革。雖然是屠龍術，但，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然也會提及被動轉型是的一些思路。)
注，1867年，曾國藩與心腹幕僚趙烈文晚間暢談。
曾說：”京城中來人說，都城裡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經常發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於婦女也裸身無褲可穿，民窮財盡，恐怕會有異變。為之奈何?!”
趙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分剖離析。然而主德隸重，風氣未開.若無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計.異日之禍，必先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國藩蹙額良久，說：”會否南遷呢?” 趙說：”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東晉、南宋一樣偏安江南。”曾說：”本朝君德比較正，或者不至於到這種程度吧。”
趙說：”君德正，然而國勢隆盛之時，士大夫食君之祿報君之恩已經很多。本朝創業太易，誅戮又太重.奪取天下太過機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內容摘要：中國的轉型政治將在未來十年內拉開序幕，劇本尚未寫就，也永遠無法寫就，孫黃未竟事業，端賴諸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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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0/20/2018 06:37: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