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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大眾攝影
1984，對多數人而言並無特殊的一個年份，美國人傅傑明（Jamie Fouss）卻因這一年的中國之行以及此行留下的影像，讓1984成為他綿延幾十年的記憶。 傅傑明並不是改革開放后最早進入中國的普通遊客，但是相比同期多數外國人需要通過旅行團渠道來中國而言，他的那次「自由行」有了更為自主的觀看和拍攝。那次旅行完成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坐綠皮車，第一次看到被剝皮的羊，第一次進入中國人的家庭······持續了6個星期的遊走和拍攝，將他腦海里關於中國的想象和眼前看到的種種進行了重疊、印證。
1984，廣州
作為普通遊客，傅傑明的中國之行，沒有「地主」陪同，沒有機構對接，隨性地遊走、拍攝，並且享受到了意外的「待遇」——被最普通的中國百姓邀請到家裡做客。也是因此，在之後的幾十年裡，已是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總領事的傅傑明一直對這些熱情的中國朋友心有牽挂。在《大眾攝影》作為首發媒體對他進行採訪時，他也多次提到希望能把照片送給當年的中國朋友們。
我在路上走著，一個男人用自行車推著自己的女兒，小女孩兒開心地沖我擺手「hello」，我很驚訝，因為一路上沒有人用英語和我們打招呼。這個男人對我說他是個俄語老師，隨著中美關係的回溫他開始轉教英語，所以想和我用英語聊天練習一下口語。後來我還被邀請去他家吃晚飯。他們住在沙面島上靠近白天鵝賓館的一個殖民風格的別墅里，那個別墅被分成幾十個小一點兒的公寓。他們家裡很簡單，但是有電視了。吃完晚飯後，我給他們一家拍了合影。我們全程通過簡單的英文和貝利茲中英常用語字典來進行交流。
1984，洛陽
在龍門石窟，我看到一位漂亮的中國女生（左二），得到允許后給她們一行拍了照片。連比帶划再加上詞典的幫助，我們簡單地交流了一下，得知她們在北京一個地毯廠工作。當時沒有手機，她們就手繪了一個簡單的地圖，我到了北京后居然按照這個地圖找到了她們，還拍了那個地毯廠。
1984，西安
我排在一個隊伍里買饅頭，前面老者的裝扮吸引了我，我要拍他，他立刻擺手不讓拍。輪到他買時，我搶著幫他付了錢，他很高興，就對我比劃著要帶我去他家。就這樣，我跟著一個陌生的中國人去到他家裡。那個屋子非常小、非常暗，他讓他的妻子買了啤酒、橘子回來。就那樣，我們完全無法溝通，卻一起邊吃邊喝，我記得他不斷沖我豎大拇指，而我能做的就是也沖他豎起大拇指。最終，他同意拍照了，你們也就看到了這張照片。
1984年，我剛結束了「和平隊」（The Peace Corps：美國政府為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其外交政策而組建的組織）的任務，返回美國前，我和朋友們去東南亞旅行。朋友們說，為什麼不順便去中國看看呢？就這樣，我們開始了6個星期的旅行。
我其實很不擅長制定行程，所以就完全按照朋友搜索到的一些信息走，從廣州坐船到梧州，又乘坐巴士到了陽朔、桂林，之後坐火車到了昆明，又去了成都、西安、洛陽，最後一站到了北京。
那次旅行，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我一點中文都不會，而當時在中國也幾乎沒遇到有人會說英語，所以我們一路上基本都靠「比劃」，或者拿出地圖，告訴工作人員我們要去哪。再就是手裡的一本小詞典，隨時隨地拿出來翻著，靠這樣的方式進行交流。
我學到的第一句中國話就是「沒有」，因為每次我們上了綠皮火車后找列車工作人員問有沒有軟卧，得到的反饋都是「沒有」。
那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買東西全靠「外匯券」，不能用美元。涉外的酒店也是有數量規定的，去一些城市還需要拿到審批，外國人到中國都必須跟著旅行團走。但我們當時是在香港拿到的簽證，是以「個人旅遊」的身份進入中國內地旅行的，這給了我不同於其他外國人的特殊經歷。
我們在西安時入住了鐘樓飯店，我從樓上看到過一個外國旅行團，周圍大概圍了50個中國人在看他們。而我們到達大理古城的時候，它才對外開放了兩周時間，當地的居民看到我們時，下巴都要驚掉了。路上也有很多人都想和我拍照，所以留下了好多我和中國人的合影。
在此之前，我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只是在大學期間上過攝影課。那年代在美國，除了一些藝術家、攝影師會專門拍照外，普通人只有在家庭活動時會拍拍合影，大家都沒有太多的拍攝意識，也很少去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場景。
但是到了中國后，我發現有太多、太多和美國不一樣的地方了。比如菜市場，就讓我很著迷。美國的市場賣肉都是那種大塊包裝好的，看不出來是什麼動物、哪個部位，也不知是從哪來的。可是，在中國的菜市場里，那些豬頭、肋骨、一些被剝皮的動物，就那麼清清楚楚地擺在你眼前！看到這些時，別提多吃驚了。尤其廣東清平的菜市場，不僅有蔬果、肉類賣，我在那還看到了貓、猴子、貓頭鷹、青蛙、蛇······好像這些都是用來吃的。一個菜市場里竟然能有那麼多動物，好像一個動物園，太不可思議了。
我對「文化差異」很感興趣，所以希望回美國給我的朋友、親戚講起這次旅行時，能讓他們從照片中看到這種差異。
於是我在市場、公園、社區中慢慢溜達，看看人們在做什麼，感受一下他們怎麼生活······走著走著我就會停下來，拍攝路上的車流、行人，拍上十幾分鐘后再走。坐綠皮車也是慢慢的感覺，很好，讓我有更多時間去感受。
我拍了很多中國人的肖像，這可能和我的專業「人類學」有關係。當時街上看到的大人們都是色彩單調的中山裝，而小孩子們都穿得五顏六色。當我看到他們併流露出拍攝意圖時，如果被攝者表現出的表情是比較高興的、或者像是在說「來拍我吧」，我就會去拍。但是，我在峨眉山的寺廟裡拍攝那些和尚時、在廣州拍攝一個倉庫管理員時，他們都沖我使勁擺手，那我就不拍了。
那時都是膠片拍攝，所以每次拍攝都非常小心，每一個場景都要考慮是否值得花費一張膠片。最初的膠捲是從香港買的，後來是能買到什麼就用什麼，當時在中國想買膠捲非常困難。我記得在大理時，正趕上白族的一個盛大節日，膠捲用完了，我到處找，可就是沒有賣的，所以盛典開始的時候，我乾脆選擇離開現場。
最後大概拍了三四十個膠捲，是後來我拿回香港才進行沖洗的。之後的這麼多年裡，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些照片上，經常拿出來看看，回想當時的情況。可惜的是，我只能盡量根據後來的回憶給照片寫上標籤、圖說，有些確實記不太清楚了。但那趟旅行讓我覺得，世界變小了。
在我們小時候，接受到的關於中國的信息都是不怎麼友好的。來到中國后，感覺當時人們的生活確實不富裕，但我們遇到的中國人都非常友好、可愛、樂於助人。
如今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非常想知道他們的近況，想找到這些曾經的中國朋友，送上那張1984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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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網文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