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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陸思良：政治政治，高考政審就最不講政治
1. “政審”和“政治”種種
最近，國內地方當局重啟高考“政審”一事鬧得沸沸揚揚，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人許多深層的“政治記憶”──從小到大，以“政治”為名的玩意兒林林總總形形色色，一直緊密地伴隨著我們的大小人生，政治高壓無孔不入、深入腦髓，結果是，我們作為黨國的國民，在“政治上”被徹底搞糊塗了，很多人至今都未必清醒，無論生活在國內或國外。
據說國內現在的“政審”其主要作用是要拿父母的“政治表現”來捆綁高考子女們的報考前途，也既是說，如果某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論（或只是嫌疑），其子女報考大學就會遇到審批的阻礙。這種滿門連坐手段，其實就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大行其道的“老子狗熊兒混蛋”式的子代父過政策的老調重彈。
這讓我想到自身的一個有趣故事，它發生在很久以前，是關於“政治審查”/“家庭出身”的。以前我考大學時填“政審表格”，“家庭出身”一欄是“資產階級”。說起來，恢復高考時，能夠做到憑考試成績錄取我們這樣的“狗崽子”（前提是，得歷來“政治表現”尚好），是黨國曆來選拔方式的一項很大的進步。後來大學畢業，報考研究生，又要填“政審表格”，這次我父親特意關照我，“家庭出身”別再寫“資產階級”了。我很納悶地看著父親，心裡頭想，形勢再怎麼開放進步，也輪不到你這樣的小資本家翻過身來呀，你還能公然欺騙組織！你還能變成工人階級？且聽父親對我解釋：以前發給他的工作證上，那“本人成分”一欄，填的是“資方”，於是我這個做兒子的，雖然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但是“家庭出身”就是鐵板釘釘子承父業的“資產階級”。現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多年，一切都在“撥亂反正”，他忽發奇想，斗膽上訪到了市級區級的有關組織部門，要求他們正本清源從頭梳理來“落實政策”：公私合營時他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被評為“紅色資本家”，當時，看在他“解放前”做那個小鐵廠的老闆時也監管技術的份上，上面就繼續讓他擔任新工廠的技術廠長──這共產黨的天下了，技術廠長本來就應該是“革命幹部”，哪裡還是于理不通的“資方”？他問得“理直氣壯”，有關部門答覆的處理辦法也“通情達理”：居然重新頒發給我父親一張退休證（其時他已經退休多年），裏面的“本人成分”一欄，依照他的訴求和願望，大模大樣寫成了“革命幹部”（那一陣，80年代初期，國內的“政治形勢”真的有些不同，那可能是“解放后”黨國政治相對來說最開明的一段時期了）。所以，他老人家就膽敢趾高氣揚地告訴我，以後填“政審表格”，“家庭出身”可以搖身一變為“革命幹部”了。我祝賀他上訴成功，於是研究生“政審表格”填上新的洗紅了的“家庭出身”。
我考取了研究生，成了學業上的尖子，加上“家庭出身”狠狠一改，這下可好，引起了系裡管學生的教師幹部的注意。她特意把我找去談心，說我這樣“根正苗紅”以及“又紅又專”的人才，無論如何應該要積極爭取入黨，她建議我可以先從找組織領導交流思想、定期向組織寫彙報小節等這些“靠攏組織”的舉動做起。她的懇切言辭表明，我在“政審”梯級上明顯上了一個（也許是好幾個）台階。不過，那一刻我又牢記了我父親反覆教導我的至理名言，“做人一定要夾著尾巴”，因此並沒有洋洋得意，而是婉言謝絕了她的好意和抬舉。可能是我本人也長期擔驚受怕慣了（自己都覺得，放長線來講，我這種人“政治上”究竟不靠譜），可能我還感到這件大幅度修改“家庭出身”的事本身顯得滑稽荒唐，別又在這滑稽荒唐上再添鬧出什麼無趣的事兒來。這件事就那樣算了，黨組織過後倒也沒怎麼十分為難我（這又說明當時政治氣候的確寬鬆。當然，後果還是有的，此處不再贅述）。
今天回想起這個故事，仍然覺得它荒唐可笑，也就愈發覺得今時今日又要加強“政審”的荒唐可笑。中國的政治局面，“與時俱進”就竟然是一句荒唐可笑的口號。
還有，我以為，更惡劣的是，提倡“政審”或者從家譜家世嚴控做起的“老子狗熊兒混蛋”邏輯還必然隱含著反面的父子捆綁式的政治天條，“老子英雄兒好漢”。紅二代、紅三代在當今中國政壇的愈來愈大出風頭、獨領風騷，包括大張旗鼓的選擇性反腐不觸及紅色家族的根本利益，再再說明，黨國從來都是任人唯親、中飽私慾的黨國，偏還要通過“政審”等方式來樹立極權統治者的“紅色道德光輝和威權”，壓制迫害反對者和反抗者。至少可以說，如今國內的政治運作和操弄，同80年代初期的“開明氣象”相比，倒退得實在厲害。
實施“政審”絕非單一的思路和舉動，它只是這一歷史時期總體的統治傾向和威懾手腕的個案體現。前一段時間看到法廣的報道：國內教育部官網近日發布了《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新時代中小學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新時代幼兒園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等，目的是明確新時代教師職業規範，劃定基本底線，深化師德師風建設，云云。裏面最“出格”的是，對於幼稚園教師員工，其首要的行為準則，同樣是“堅定政治方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不得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及其他場合有損害黨中央權威、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行”……難道至尊的領導人還在就讀幼稚園嗎？政治挂帥已經走火入魔到什麼地步了！
這令人想到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話，不禁不寒而慄：人類沒有任何一種未來，等待我們的將是過去，首先就是政治的、警察方陣的過去。
熱衷於“政審”、喜聞樂見“政治挂帥”、“政治教育”之類的事，還牽涉到個人的素質問題。記得王小波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些缺乏其它能力的人，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布羅茨基也說過：有些智力和品行低下的人，他們的突出表現就是，對某些刻板害人的事從來不會感到厭倦。“厭倦就是高度發展的物種之標誌，也可以將它視為文明的符號”，“對於高級生物而言，欺詐在最壞的情況下只是一個選項，而對於低級生物來說這卻是一種存活本領”。
2. 同“政治”脫綁
中國國內有過一種似是而非的輿論說道，將新加坡的“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同中國的情況相提並論。好吧，別的不說，僅讓我們來看看新加坡的執政黨在“政治挂帥”上的政策理念和執行方法是怎樣的。
早在2009年7月7日，李顯龍總理在主持“第九屆國際校長聯盟大會”的開幕式時就提出，政府會確保教育不受政治左右。他的原話: “我們會繼續重視教育，投入資金去發展教育，讓家長看得到政府對教育的重視，也爭取家長對教育制度的支持。但我們也會力求使教育制度免受政治考量的左右。我們要讓教師做他們想做的事，不會因為某些不利教育發展的政治考量，而受到阻撓，感到混淆或改弦易轍。”
我在想，在盼望，中國共產黨的哪位領導人有一天也做出同樣的公開表述和宣示。
當時，李顯龍總理的這番話立刻獲得全場的叫好及熱烈鼓掌。幾分鐘后，當他的演講結束時，與會者還紛紛起立鼓掌。這就是所謂的“人心所向”。
很清楚，令現場國內外教育專家高度讚賞的，是總理關於政治考量和教育制度(從總理的整個談話來看，當然也包括教育內容在內) “脫綁”的政策闡釋。毫無疑問，這個闡釋既務實開明，又回歸到了教育本身的規律和宗旨。
誠如國內外許多政論所指出的，就政治制度的操作而言，新加坡有許多方面和中國相似或類同。比如，建國以來一直是一黨強勢執政，政府(很大意義上也就等同於執政黨)有龐大的行政和組織資源可用來控制各個層面的社會活動，包括新聞媒體、政黨運作(此處新加坡有所不同，含合法的反對黨)及其選舉、內部安全等等。順理成章的，如果執政黨願意，教育也完全可納入這一控制範圍。
但其實在新加坡，即使從李光耀時代開始，一路來公共教育同政治和政治考量的聯繫是很鬆散的，甚至感覺不到。一個有力的例子就是，從PSLE（小學畢業會考）到O水準(初中畢業)考試和A水準(高中畢業)考試，都沒有將所謂的“政治”科目列入其中的任何單元，更惶論列入“必考項目”了。另外，在平時學校進行的教育課程上，也沒有安排灌輸什麼同政黨效忠意識有關的內容。2009年的那次，李顯龍總理無非是在以前的透明開化的教育實踐基礎上，代表政府和人民行動党進一步非常明確地闡明並告訴公眾，教育的運作本質上應該同政治脫綁，兩者不應有任何聯繫。新加坡人普遍相信，假設有一天反對黨執政，這個原則同樣是不會動搖的。
如果把這樣的原理這樣的實踐放到中國，統治者們的反對理由肯定是，若削弱取消政治教育，其後果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更不用考慮引申出來的情況，那就是高度加強教育和統一思想的“對象”不僅僅指向各級學校的學生，還指向各部門各單位各組織里的職工和成員，指向全體城鄉人民。
廣義上，所有的社會形態都是要求相對穩定的。狹義上，可以設想像新加坡和中國這樣長期推行“一黨執政”的社會對“和諧穩定”的要求幾乎是“絕對”的。甚而至於，對導致社會穩定變化的各種因素，新加坡可能比中國更敏感，更不可大意。區區彈丸之地，若發生像中國有些地區經常發生的大規模小規模群體暴動，局面絕難收拾，且會大傷制度的元氣。更為嚴峻者，在新加坡的幾百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裏面，好幾個擁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語言的種族混居著，而國家的外面周圍，又有幾個不同宗教信仰的種族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大國”包圍著陸地海洋，一旦發生類似於新疆西藏那樣的地區性騷亂，後果將難以想象。就是說，在新加坡，“穩定”可以被定義成更為天經地義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可是，我們看到，新加坡一路來在教育領域實行其同政治和政黨的鬆弛聯繫乃至幾乎沒有聯繫的政策方針，似乎並沒有在“穩定大局”方面產生任何不良影響和結果，如今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和政府的首腦宣布將它們名正言順地脫綁，所有的人也沒有產生絲毫的擔心。前面說了，我們暫且還不把討論推演到教育領域以外的其它同意識形態有關的層面，儘管新加坡的經驗在那裡也許更廣泛更發人深省。
開放政治和保持社會穩定，這兩者可以也應該是平行不悖的──新加坡長期的良性治理經驗已經成功和強烈地證明了這一點──理論是“灰色”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經驗是令人心悅誠服的，“綠色”的，除非有人成心閉起眼睛，罔顧事實，或者費盡心機和口舌去炮製另一套別有用心的“事實”。
現代國家和社會，搞政治，搞政黨政治，都應該符合一定的法律準則和社會規範，“政治”豈能凌駕一切之上，違反和推翻一切遊戲規則？如果某個獨大的政黨一意孤行，非要依據它的私家利益和頑固原則來玩“政治”不可，那麼，它其實就是一個最不講政治，最藐視政治的政黨。
到目前為止，這是鐵一般的中國國情：政治政治，共產黨就最不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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