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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已是強弩之末 /無錫王振華
文章轉自網路，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給中國帶來了滄桑巨變，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改變了世界格局，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甚囂塵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會否定時任黨主席兼總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方針，停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工作重點改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行改革開放。同時，全會還作出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重新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
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中國官僚的開放，中國官僚採用：見到綠燈大步走、看見黃燈加速走、遇到紅燈繞道走、沒有燈摸著走。那裡有銳意進取的技術官僚，那裡的經濟就會飛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繞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以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美其名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實際上各級官僚是老闆，對內統治剝削，對外剽竊國外技術和資源。同時也導致了大官大貪、小官巨貪、一查一個準的地步。
網上流傳一個段子：五位領導聚會喝酒，商議決定作詩定勝負，負者買單。規定詩中必須有「尖尖，圓圓，千千萬，萬萬千，有沒有······？沒有！」
宣傳部長仗著文筆高人一籌先打頭陣：「逗號尖尖，句號圓圓，寫過的文章千千萬，審過的文章萬萬千，有沒有真話？沒有！」
組織部長唯恐落後，趕緊說：「筆頭尖尖，公章圓圓，審查的幹部千千萬，提拔的幹部萬萬千，有沒有清官？沒有！」
工商局長想了想說：「筷頭尖尖，酒杯圓圓，吃過的酒席千千萬，嘗過的海鮮萬萬千，有沒有買單？沒有！」
公安局長最後出手：「高跟鞋尖尖，超短裙圓圓，進過的舞廳千千萬，摟過的小姐萬萬千，有沒有付費？沒有！」
市委書記最後作總結：「奶頭尖尖，屁股圓圓，提拔女幹部千千萬，睡過女秘書萬萬千，有沒有處女？沒有！」
五位領導不分高下，決定公款買單。
改革前三十年慘痛的歷史教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就置「保護農民私有財產」和「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的法律規定（見《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于不顧，發動了蘇式「合作化運動」。
雖然關於合作化運動的「文本決議」規定了「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國家幫助」的原則。但因為照搬蘇聯所謂「集體化」模式，並不斷地反右傾、批「小腳女人」，實際上工作中，始終存在著層層施壓、強制推行的問題。這樣的合作化運動，既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合作經濟規則，也不符合馬克思關於「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道路來實現」「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的思想。所以，合作化運動遭到農民的消極抵抗。
為緩解社會矛盾，避免農業萎縮，東北局、華北局在合作化運動開始不久，就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試行簡章》中作出了允許社員家庭「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園由自己經營」的規定。在合作化運動高潮中，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由鄧子恢主持修訂並經中共七屆六中全會討論同意）規定：「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數的百分之五」。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說：「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說：「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
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認定：退社的富裕中農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他要求「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對他們進行「說理鬥爭」。他斷言，「在農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這樣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1958年，毛澤東支持一些地方搞「小社並大社」，並發動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讚賞河南、河北等地將社員的自留地、自養畜，甚至生活資料收歸公社所有。強力推行大辦公共食堂。
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嚴重困難，毛澤東雖然不得不同意進行政策調整，甚至做一些自我批評，但從內心並沒有改變反對「資本主義傾向」，追求純粹公有制的情結。在經濟調整初見成效的情況下，他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次全會上斷言：「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他們「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要求，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3年5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社教運動」「前十條」，重申了這些觀點，明確提出「擊破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包圍」的口號。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文章，把經濟調整時期的政策說成「三自一包」（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並定性為修正主義路線，組織全國範圍內的大批判；通過「九大」，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通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活動，把農村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說成是資本主義因素、資產階級滋生的土壤；通過推廣大寨「大批促大幹」的極左經驗，再次颳起「割資本主義尾巴」，「堵資本主義道路」的風潮。
《反右資料庫》：全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大躍進和大飢荒資料庫》：「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提供了一個數字：「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是對於三年災難的死亡總人數，則採取了迴避的態度。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楊繼繩經過多年研究寫成《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該書被認為是有關大飢荒最詳實和最權威的記錄之一。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的研究說明：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文革數據是：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70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被毀。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
四十年政治體制改革
1978年起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否定毛澤東思想，解放思想禁錮，去除束縛人民的枷鎖。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文化大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中起步，在國民經濟一片蕭條中起步，一是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二是廢除人民公社體制、三是簡政放權、四是廢除「四大自由」，恢復法制、五是黨政分開、六是進一步下放權力。1987年12月，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其主要內容有：黨政分開、黨的制度建設（加強政治局作用、加強中央委員會作用、黨代會常任制等）、權力下放、機構改革（精簡和編製約束）、人事制度改革（進一步年輕化、分類管理、任期制、改革退休制度-社保）、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公開性和公共政策對話與辯論）、完善民主（公民基本權利）等等。
但無論怎麼改，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變或者說進一步得到了加強，堅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未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體制的改革，人民的權利未得到保障，民主選舉至今沒有走出村，普選、直選只是遙遠的夢想。
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是 「摸著石頭過河」，是技術官僚在較開明的領導默許下無論姓「社」姓「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沒有觸及到靈魂的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改革註定中國的發展道路舉步維艱。
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國的經濟是在國家資本主義下，以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的中國模式，侵犯勞工權益、人民用生命的代價換取的。具體方法有國家資本、土地財政、公路收費還貸、低成本的勞動力、環境污染、香港、台灣等的投資。
香港資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貢獻包括：內地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內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資、合作企業，第一家五星級飯店，第一條合資興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塊土地的拍賣等等，在改革開放史上佔了重要的印記。中國改革初期，以香港資金（港資）占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
直至2011年全年，港資仍占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港澳在廣東省的投資項目超過10萬個，實際利用資金1200億美元，占廣東省實際外來資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絕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促使粵港澳形成了以廣東為加工製造基地、港澳為購銷管理中心的獨特格局。數以萬計的港澳投資企業在廣東各地蓬勃發展，數以百萬計勞動力受雇於港澳投資企業。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具競爭力的動態化產業集群、開放型，影響世界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深圳市投資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和年出口1000萬美元以上企業中，約80%是港商投資或參与投資的。2007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789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香港資金的投資，迅速推動廣東從農業為主的省份發展成工業發達的經濟大省。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漸成為第1位。
台灣大規模投資始於1993年鄧小平南巡后。1992年到1994年，台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3萬家，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從1993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第一波高峰開始到兩岸經貿論壇，台商在大陸投資的企業已達6萬家，累計投資金額約2000億美元。目前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83.1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0.6%，其中大陸對台出口462.8億美元，自台進口1520.3億美元，大陸與台灣貿易逆差達到1057.7億美元。
根據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7.79萬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增長14.2%，其中，出口15.33萬億元，增長10.8%；進口12.46萬億元，增長18.7%；貿易順差2.87萬億元，收窄14.2%。
至2017年中國進口貿易方式中一般貿易進口額為10827.5億美元，佔全部進口額的58.8%，較上年有明顯的增加。而加工貿易進口額為4312.1億美元，佔比為23.4%。2017年中國出口額最大的國家依然為美國，出口額為4297.6億美元，佔總出口額的19.0%，歐盟和中國香港地區分別位列二、三位，出口額分別為3720.5億美元和2792.9億美元，分別佔總出口額的16.4%和12.3%。
2017年，中國進口額最大的國家或地區為歐盟，進口金額為2448.7億美元，佔總進口額的13.3%，東盟、韓國和日本分別位列二、三、四位，進口額分別為2356.9億美元、1775.1億美元和1656.5億美元，分別佔總進口額的12.8%、9.6%和9.0%。
開放中國市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佔世界經濟1%到現在的15%，僅次於美國的21%，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家和出口加工製造國。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6000美元。
中美貿易爭端緣於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對美國做出的種種承諾，時任總理朱鎔基親自去談。以前不能接受的條件，朱鎔基一個接一個的答應了。中國代表龍永圖在後面急的不停給朱鎔基遞紙條，說「不能答應！」朱鎔基不爽了，回頭大聲說：「龍永圖不要給我遞紙條了！」 中國加入WTO的承諾：關稅減讓——工業產品的平均關稅2004年降至8.9%。——農業產品的平均關稅將降至15%，農產品進口和銷售無須通過國營企業和中介機構。中國國內農業補貼上限為8.5%。取消對大麥、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進口關稅配額體制。——信息技術產品關稅最遲將於2005年被取消。貿易權——入世后的第一年，外資佔少數股權的合資企業將全部獲得進出口權，在加入WTO後頭兩年內進一步擴展至外資占多數股權的合資企業。入世后三年，所有中國境內企業都將獲得貿易權。在服務貿易領域的上百個部門中，銀行金融、通信網路、保險證券等逐步放開。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國完成了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使其與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其他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相一致，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等。
美國認為對中國兌現了早年的承諾，並且關稅很低，但中國卻用各種貿易壁壘和高關稅應對美國產品進入。比如，美國極具競爭力的電影、藝術等文化產品，以及藥品、汽車等高科技產品，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產品，中國對其設置了很高的關稅和審查，而對美國最具有競爭力的互聯網和媒體則全面封禁。這相當於美國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根本進不了中國，或者進了中國被徵收很高的關稅，而中國產品在美國可以暢通無阻。按照這個協議，中美貿易是不可能出現那麼嚴重的貿易順差的。
現中國對美國貿易5700億美元，順差達到4500億美元。
以鋼材為例：2017年，中國粗鋼產量83173萬噸，比上年增長5.7%，增速比上年提高4.5個百分點；鋼材產量104818萬噸，增長0.8%，回落1.5個百分點。焦炭產量43143萬噸，下降3.3%，上年為增長0.6%。鐵合金產量3289萬噸，增長0.5%，上年為下降2.8%。鋼材出口7543萬噸，下降30.5%；進口1330萬噸，增長0.6%。鐵礦砂進口107474萬噸。2017年全球鋼鐵需求量為 16.47億噸。中國鋼鐵產量比全球需求還多，嚴重干擾了市場的調節功能，也形成了所謂美國的「鐵鏽地帶」。
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在於外貿的高增長，如果按照這樣的增長，全球可能不再需要生產商品，全部made in china.因此，中國的出口增長率不利於互利共贏。
中國的法制改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但開啟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也啟動了中國法制的重建。全會公報中明確提出，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鬚髮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同時還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一天之內通過了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在內的7部法律，被稱為中國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1980年，對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雖然帶有政治性，但也正式宣告了對文革法制浩劫的追責。
1982年，中國政府通過頒布新的憲法，強調要維護憲法與法律的尊嚴與權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的一項根本方針和奮鬥目標。2004年修改《憲法》，確認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內容包括再一次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寫進憲法正文，賦予地級市地方立法權、設立國家監察機關、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從憲法層面上確立憲法宣誓制度等。
現行《刑法》1997年制訂，刪除了「反革命罪」，最近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定無罪推定的原則。名義上修改了中國法治。法治是治官之治，中國離真正的法治還很遙遠。
但中國法律是「黨的利益之上、人民的利益之上、法律之上」，面對三個之上，賀衛方教授震耳發聵地質問「三個之上，究竟哪個放在前面」 ？政府借「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口袋罪打壓維權人士。在行政法律法規方面，《行政訴訟法》頒布雖然已近三十年，但長期以來，普通民眾狀告政府的勝訴率徘徊在2%左右，這種尷尬的勝訴率原因主要是，法院缺乏足夠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法院受到了來自政府的各種干預。
中國司法不獨立，導致大案講政治、中案看影響、小案靠關係，從而製造了大量的司法腐敗和冤假錯案。
中國教育改革
1977年9月，中國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這是具有轉折意義的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高考的招生對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會議還決定，錄取學生時，將優先保證重點院校、醫學院校、師範院校和農業院校，學生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
40年前鄧小平「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恢復高考點燃億萬青少年學習熱情，科教興國逐步確立為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時代和國家的最強音，中國教育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
在當時相對比較寬鬆社會環境，知識分子有一定的自由空間，社會的發展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舒展才能的舞台。中國的留學生行業從無到有，據統計，1980年到1985年，有近萬人選擇自費出國留學；1986年至1990年，中國內地自費出國留學人數達到13萬人；1991年，在外中國留學人員總數已經增至17萬人；。。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高達60.84萬人，繼續保持著世界最大留學生源國的地位。大批的海歸將國外的先進文化、科技、管理理念帶回中國。中國政府利用2008美國和西方的金融風暴，在美國教育界、科研界大規模引進人才，在過去十年有一個非常大的意外收穫。
1978年，中國小學升入初中比例60.5%，高校在校生85.6萬人，研究生1萬人。40年後，目前中國各級各類學校51.4萬所，在校生2.7億人，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園率從10.6%提升到79.6%，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從94%提升到99.9%，初中階段毛入學率從66.4%提升到103.5%，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從33.6%提升到88.3%，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7%提升到45.7%。中國教育為中國社會培養了大批的各類人才，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作出巨大的貢獻。
中國教育政治挂帥，是管控最嚴的部門「······他們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教育」鄧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發表）。目前中國教育存在浮夸風大躍進，學術交流、學術自由、學術創新受到限制，激發不了個人的想象力、創造力。中國的科技管理體制和行政控制讓很多科研人員無法適應，一些海歸科學家回到中國涉及舉家遷移，涉及到家人和繼續和國外的朋友等社交媒體的交流，保持習慣的自由生活方式。
中國在各個大學設置了信息員，並在教室里安裝了監控探頭。凡是和中國共產黨政策相抵觸的言論就可能下崗。
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
中國的科技發展主要是加入世貿組織后開始騰飛的。中國目前是世界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
1988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科技創新的第一資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人力資源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國雖然說申請的專利非常多，但仿造或者剽竊的東西太多，最終能發揮實際作用的並不多，中國引以為傲的高鐵技術，是日本新幹線、德國技術逆向仿製，然後成為中國的發明創造。
「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主要目標是通過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引導外資企業的技術轉移，獲取國外先進技術，並通過消化吸收，最終形成中國獨立自主的研發能力，提高中國的技術創新水平。
並不是任何「市場」都可用來換技術的，只有外資企業具有相對技術優勢的產品供給，中國企業又無法或完全滿足的「市場」才能拿來換，這才不會對中國民族企業構成威脅。「技術」必須是高於中國或中國不具備的技術，利用它能生產出我們國內還不能生產或是能生產但質量差、成本高、資源消耗多、缺額大，需要長期大量進口的先進產品，特別是那些高、精、尖產品。「以市場換技術」，不是將市場份額直接給予外資企業，而只是將市場對外開放，國內企業仍可在該市場開展商業活動進行競爭，並努力奪回市場。見當時的《對外貿易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訪問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和比利時。訪問期間，五國政界和工商界人士普遍表示，西歐願意為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提供技術、資金和設備，對中國的廣闊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抱有極大的興趣。6月下旬，在聽取了谷牧的專題彙報后，葉劍英強調：「我們需要他們（西歐）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
合資經營就是變相的技術轉讓。1978年10月，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同中方談判重型汽車項目的技術引進時提出了合資經營的概念。該公司董事長湯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李嵐清向國務院彙報這一情況后，引起中國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對此批示：「合資經營可以辦」。一機部的領導立即決定，重型汽車技術引進項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轎車技術引進項目，都可以與外方談合資經營。
中美貿易戰，其中主要爭議點就是中國強制美國企業技術轉讓，是中美貿易戰的核心問題，既是特朗普政府施壓中國的緣由，也是中國竭力想要「洗白」污點的對象。
2018年9月26《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如何系統性獲取美國企業技術」的文章，指中國政府動用一系列手段來獲取美國企業技術，有時甚至使用強制手段；但中國則認為，這是換取市場准入的門票。 「如果有人在黑暗小巷裡被捅刀，你在第二天早上之前不會知道是誰乾的。但凶殺案確實發生了。」IBM國際商業機器有限公司副總裁帕狄拉（Christopher Padilla）告訴布蘭斯塔德，中國有很多報復方式。美國企業一直抱怨中國政府強迫其轉讓知識產權，這種擔憂在近期被進一步加劇，從化學品、電腦晶元到電動車等行業都湧出一批中國扶持的「冠軍企業」競爭對手，進而部分美國企業轉變立場，開始要求美國政府為他們出面發聲、解決中國的強制技術轉讓問題。
9月25日，「中美經貿摩擦白皮書」指出，多年來美國在華企業通過技術轉讓與專利許可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是技術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更說美國公司是自願與中國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301調查在總統特朗普授權啟動后，經過7個月時間進行調查、取證，匯總成逾200頁報告，所有過程、報告均公開可查。報告指，中國政府使用各種工具，包括不透明和酌情行政審批程序、合資要求、外國股許可權制、採購和其他機制來管理或干預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以要求或壓力將技術和知識產權轉讓給中國公司。此外，許多美國公司報告面臨模糊和不成文的規則，以及與中央政府規則不一致的地方政府規則，這些規則是由中國政府官員以有選擇性和不透明的方式應用於壓力技術轉讓。
中國政府公布的「中國製造2025年計劃」，明確要求中國到2020年實現十個重要領域40%的「自給自足」，到2025年實現70%的「自給自足」，包括航空航天設備和航空航天設備在內的廣泛行業的核心部件和關鍵材料。美國政府感到恐慌，與中國以前的計劃相比，中國製造2025將重點擴大到佔領全球市場份額，而不僅僅是中國市場的主導地位，也是「利用國家資源在全球範圍內改變和創造這些領域比較優勢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
另外一個擔憂是美國的先進技術被中國獲取后、從民用轉到軍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曾在2017年委託蘭德公司（RAND）完成一份調查報告（題為《中方在美國航空業的投資》），報告指出，尤其要警惕中國以民用為由獲取軍事航空航天技術。在中國國內，很多民用和軍事的飛機供應鏈以及核心部件生產都是重疊的，都是由同一家企業完成。中資企業可能通過合資項目或併購，以此為翹板推進中國本土的無人機技術、發動機開發和航空電子能力，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欠缺的技術。
像通用航空電子技術（GE Avionics）既為C919提供核心航空電子系統，同時也為波音787提供核心航空電子系統。雖都是民用技術運用，但這項技術的前身是英國的史密斯航空航天（Smiths Aerospace）公司開發，該技術被用於颱風戰鬥機（Eurofighter Typhoon）以及F-22猛禽戰鬥機。
報告指，「無論單個美國公司如何回應，中國政府的技術轉讓制度都會剝奪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獲得合理回報並開發合法獲得的知識產權的能力，從而對競爭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考慮到中國市場規模龐大且不斷增長的戰略重要性，競爭激烈的障礙對美國公司是非常有害的。」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301報告寫道。
不僅是美國公司，歐盟的企業相關調查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在一項歐盟進行的1000家駐華公司的調查中顯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外國公司通常更願意通過外商獨資企業而不是合資企業在中國投資。
該調查結果是，大多數（52%）選擇全資擁有企業，32%的企業希望能獲得比合資企業更大的所有權股份，只有1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選擇與現在的中國合資企業合作。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報告說，中國政府在指導和協助中國工業技術發展中制定的戰略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IDAR），這一戰略尤其在過去十年中對引進國外技術的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報告說，這套戰略激勵中國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通過一系列執行行為、政策和手法獲得外國技術，為中國培養「冠軍企業」。
綜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中國模式不可持續、中國經驗不可複製，人民收入並未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並未得到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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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戲言：真正關心人民收入的只剩稅務局；真正關心下一代的只剩計生委；真正關心明天的只剩氣象局；真正關心房價的只剩拆遷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只剩城管；真正能言善辯的只剩磚家。
來源：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