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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鄧小平時代，中G官方對毛文革錯誤的定性，是按照《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口徑，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誤，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並推向極端，但沒有認真加以清理，而是強調」宜粗不宜細」，文革歷史的真相被刻意掩蓋起來。」魔鬼存在於細節之中」，離開了歷史細節，一般民眾無從了解毛髮動文革的真相和罪責。再加上毛的文革遺產與中G官方意識形態的同質性，掰扯不清，結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鍋抽象否定、具體含混的夾生飯。
另一方面，鄧小平主政后實行的跛腳鴨式的改革，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不公和民怨，這成為毛的文革遺產復活、興風作浪的社會土壤。不錯，鄧主導的改革開放把中國民眾從毛時代的貧窮飢餓中解救出來，開始過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一黨天下。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蹣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趙紫陽，接連罷黜兩任總書記的原因所在。與胡、趙兩人相比，鄧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個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說，鄧的改革取向，與毛對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關係，這種情結左右著他的政治判斷。
在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中，鄧小平與毛的關係最深。早在中央蘇區毛挨整時，鄧就是毛派的頭子而受到株連，由此得到毛的青睞，刻意扶植，作為接班人來培養，鋒頭甚至超過林彪。如在淮海戰役中，讓鄧統領二野、三野兩大野戰軍；在中G八大時，又先林彪一步進入中央常委。中G建政后，鄧一度也是積極貫徹毛的左傾路線的得力幹將，在許多事情上，鄧都難脫干係，如在反右運動中擔任前台總指揮；在中蘇論戰中，鄧直接領導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參加這個寫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正是由於這種歷史淵源，毛雖然對鄧小平跟著劉少奇跑不滿，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終留有餘地，強調」鄧是內部問題，劉、鄧應有區別」，並給予特別關照，允許鄧可以給他寫信，指定汪東興負責照顧鄧的生活。所以鄧在文革中的境遇，與劉少奇、彭德懷生那種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鄧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黨籍，並滿足鄧的請求，允許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謂做到」仁至義盡」。
鄧、毛之間這種關係，使鄧小平對發動文革的歷史罪人毛格外寬容，高高掛起，輕輕放過。在維護毛的問題上，他甚至超過黨內保守派大老陳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鄧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保守派。這種對毛的曖昧態度，對一D體制的格外看重，決定了鄧在政治上的搖擺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雙重角色，只求經濟發展，拒絕症治改革。這種跛腳鴨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
這種半管制、半市場的權力經濟——通過權力尋租，通過市場兌現，是中G官場乃至整個社會深陷腐敗、道德淪喪的原因。鄧小平是始作俑者。鄧是一個站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門檻上半新半舊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兒，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機。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黨體制下的經濟改革所釋放出來的人和資本的貪婪，必然像當年毛煽動文革狂熱一樣席捲肆虐整個社會。
天安門事件后，當鄧小平在耄耋之年，終於把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寫入中共十四大黨章的那一刻，就為權貴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打開大門。此後，所謂」改革」已經成為權貴集團的專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嚴重失衡，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廣大底層民眾淪為改革的犧牲品。
於是，人們開始懷念毛時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會不公和權貴集團貪腐的旗幟，是人民的保護神。毛的文革遺產更是成為中G黨內原教旨派批判鄧式改革的利器，社會被嚴重撕裂，毛左和鄧右兩種勢力水火不相容。這種局面是生前刻意維護毛歷史地位的鄧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鄧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釋放出來的人性惡，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生態環境和道德倫理底線。
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04/2019 11:12:00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