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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中美貿易關係鉤沉：未來藏在過去70年歷史細節中（于傑）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文 | 于傑，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時運變遷》、《管理美元》和《通脹螺旋》譯者，投資人
注 | 原文刊發於《華夏時報》
2019年1月7日，中美開始為期兩天的副部長級貿易談判
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始終縈繞著市場，影響著投資者情緒，也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梳理、回顧過去近70年的中美經貿關係歷程，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這一關係的重要性，從而作出更理性的決策。
1949年，雖然時任美國國務卿迪恩.愛奇森(Dean Acheson)主導編寫的《中美關係白皮書》表明美國對華態度的轉向，但作為冷戰、馬歇爾計劃及北約最重要設計者之一，他在1953年卸任前仍希望日本繼續維繫同中國新政權的貿易往來，從而避免中國因貿易問題加速向蘇聯靠攏，增強後者的實力。這一想法也反映了冷戰鼻祖喬治·凱南的考慮。
▲ 時任美國國務卿迪恩.愛奇森(Dean Acheson)，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但朝鮮戰爭之後，美國新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從經濟、貿易上遏制中國成為主流。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美國將日本視為其在亞洲的橋頭堡，前者在諸多國際組織中儼然擁有絕對話語權的控股股東，不顧英國等盟友國家的反對，竭力推動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促其成為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成員國，儘管日本並不滿足這些組織的入門條件。美國提攜日本的一個要求便是終止其同中國的貿易往來。歷史開啟了新的進程。
1979年3月，時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的布盧門撒爾代表總統卡特先生到中國參加美駐華使館的開館儀式（二戰期間，布氏為躲避納粹德國的迫害躲在上海生活了8年，1947年到了美國）。鄧小平此間接見了他，在會見時，布盧門撒爾提出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處理美國資產給後者造成損失的補償問題，鄧小平非常爽快地答應解決。兩天後，這個此前拖延數月的問題迎刃而解。鄧小平對布盧門撒爾說，中國要發展就得融入世界經濟，同美國經貿關係的正常化是其中一個步驟，”我們也想同你們的一些競爭對手開展貿易，不過我們不會讓步。但我們同（美國）可以達成一個協議”。歷史有了新篇章。
▲ 89歲的美前財長布盧門撒爾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圖片來源：解放日報
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前半期，中國還在學習如何開放、如何參与世界經濟體系。1984年國慶節前，卸任的西德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同中國時任總理趙紫陽先生會面。後者對油價漲跌、拉美債務危機及西方國家高利率等問題瞭然于胸，同時意識到中國經濟將越來越依賴於世界經濟，他對此有些擔心：”蘇聯經濟也陷入停滯。但我懷疑這種形勢到底是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的還是其自身軍費過度開支和僵化的計劃體製造成的。蘇聯的外貿總量也沒多少，蘇聯的物價基本上完全與國際市場無關。””無論如何，中國還是準備對外開放，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但中國希望避免其他發展中國家曾犯過的錯誤。許多發展中國家借了很多外債發展加工業，希望通過出口產品來還債。如今他們陷入了困境，因為國際市場不要他們的產品了。中國也需要資金來開發資源，但在接受資金時中國會謹慎處理，同時將密切關注確保進出口平衡。”
期間，中國著手準備”復關”談判，雖然美國對中國這一舉動表示歡迎，但雙方發現，談判的難點不止在中國的高關稅、市場主體性質等問題上，對很多概念的理解都存在著顯著差異。談判也在1980年代晚期中止。
雖然80年代的中美間也有配額和最惠國的討論，但后一個問題顯然在1990年代更令世人矚目。原因除了國際政治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中國在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經濟從短缺轉入過剩，面臨著市場、技術和資金等諸多問題。8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加工業，在90年代遇到了如”限產壓錠”這樣的去產能政策調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次”供給側”改革。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實行”市場決定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這一方面是貨幣對外價值的”一價”姿態，也是開發國際市場的努力，當然也給後續市場化的貨幣傳導機制埋下了伏筆。中國開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2.0時代。
在此背景下，”復關”及其後的”入世”談判成為政策及商界的熱門話題，談判的主要對象是美國。1996年中國經濟軟著陸恰好趕上接續的亞洲金融危機及多年不遇的自然災害，此前應付通貨膨脹的決策者遇到了通貨緊縮的難題，開發和利用國際市場迫在眉睫。時任總理朱鎔基先生頂住壓力，力推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他在”入世”前訪問華盛頓時說：”中國要加入WTO，能夠融入國際社會，就必須符合它的遊戲規則，因此我們不作出讓步是不行的。”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為了說服其國會議員同意中國加入WTO，也給出了他的理由：中國將降低關稅、開放市場，進口更多的美國商品、解決更多的美國就業、吸引更多的美國投資，以及美國政商界看重的經濟之外的其它好處。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第143個成員。
2002年12月，時任日本財務省次官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中國通過推動出口、人民幣盯住美元和國內通貨緊縮，向全球輸出通縮。”他因此建議人民幣升值。這是西方官員在中國加入WTO之後首次公開就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出口政策發表意見。
隨後美國的官方及研究機構也就人民幣匯率問題提出質疑。當時，中國國內以類”廣場協議”的陰謀回應這些聲音。2004-2005年，美國總統布希及時任財政部長斯諾也提出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其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穩步、有序升值。除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有限幾個年份外，中國的對外出口、順差，特別是對美國的出口和順差穩步增長，外匯儲備逐年增加，直至2014年。這一路徑同二戰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日本、西德模式並無二致。
奧巴馬當選總統及連任之後，多次公開表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該升值，且多次敦促中國開放國內市場。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便明確提出要對中國輸美商品加稅、要求人民幣升值。2018年，中美爆發貿易爭端，兩國對部分商品互加關稅。
1999年，在中美關於中國入世談判處於膠著期時，曾擔任里根政府貿易談判副代表的律師羅伯特.萊特希澤在《紐約時報》撰文——”美國終將後悔的一項交易”，反對美國同意中國加入WTO。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委任萊特希澤為新任貿易談判代表。2018年12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G20會議上達成共識，利用90天的時間就美方關心的關鍵問題進行談判，根據談判結果決定是否再行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25%的關稅。美方的談判主責者是萊特希澤。
▲ 美國對華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圖片來源：美聯社
2018年12月是中國加入WTO的17周年。此間，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場和順差來源國，根據統計，來自美國的貿易順差某些時段甚至超出了中國的順差總額。在可預見的未來，在沒有制度性改革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增長和穩定離不開對外貿易，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也需要保持順差和儲備的穩定。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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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08/2019 02:24: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