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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劉國柱：“銳實力”論與美國對華戰略環境的轉變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引子：本文試圖以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報告”為基礎，並參考這一時期美國國會議員、智庫學者和政府官員對相關問題的聽證發言、研究報告和文章，對“銳實力”論的概念框架、美國在“銳實力”論名義下對中國在文化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攻擊，以及“銳實力”論所反映的美國對華戰略環境的轉變，做較為系統的梳理和分析。
自2017年底以來，以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的“銳實力報告”為開端，美國智庫、學界、媒體和政界以“銳實力”（SharpPower）概念為基本框架，對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國家發起了輿論戰，對這些國家特別是中國近年來為提升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力所做的各種努力加以指責。“銳實力”概念有不同的變種，如在全國民主基金會內部，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實力3.0版”（Power3.0）；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CommissiononChina，CECC）則將其稱為中國“長臂”（LongArm）。美國指責的中國“銳實力”到底是什麼？它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環境怎樣的變化？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美國的“銳實力”論已經進行了一定的研究，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領域：對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研究報告文本的解讀；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銳實力”論出台後的傳播情況與話語權問題；“銳實力”論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營造的“中國威脅”論以及中國如何應對。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不僅“銳實力”論的內涵尚有待進一步挖掘，而且對於“銳實力”論在美國及西方國家的持續發酵及其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所反映的美國對華戰略氛圍的變化，也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本文試圖以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報告”為基礎，並參考這一時期美國國會議員、智庫學者和政府官員對相關問題的聽證發言、研究報告和文章，對“銳實力”論的概念框架、美國在“銳實力”論名義下對中國在文化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攻擊，以及“銳實力”論所反映的美國對華戰略環境的轉變，做較為系統的梳理和分析。
一、“銳實力”論的概念框架及其本質
“銳實力”概念出自號稱非營利組織的全國民主基金會之手。2017年12月，全國民主基金會下屬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發布了題為“銳實力：崛起的威權主義影響”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是2016～2017年該論壇系列研究的集大成。幾乎與此同時，全國民主基金會副總裁克里斯托弗·沃爾克（ChristopherWalker）與民主研究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負責研究與會議的官員傑西卡·路德維格（JessicaLudwig）在《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雜誌發表了《銳實力的含義：威權國家的手腕》一文。上述文章和研究報告比較系統地搭建了美國所謂的“銳實力”的概念框架。
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報告認為，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和俄羅斯花費了數十億美元來塑造世界各地的輿論和觀念，使用了一個多樣化的工具包，其中包括開展數千人之間的交流、廣泛的文化活動和教育項目，以及發展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媒體企業和信息倡議。隨著人們對冷戰時代的記憶逐漸消退，民主國家的分析家、記者和政策制定者開始從其熟悉的“軟實力”視角看待威權國家的努力。中國使用的一些最明顯的擴大威權影響力的技術，雖然在公開脅迫的意義上並不是“硬”的，但也不是真正“軟”的。在“銳實力”論看來，中國發揮其影響力的主要途徑不是吸引，甚至也不是說服，而是分散注意力和進行操縱。“這些雄心勃勃的威權政權在國內系統地壓制政治多元化和言論自由，並越來越多地尋求在國際上推行類似的原則，以確保它們的利益”。對於這種現象，“銳實力”論認為，美國需要一個新的詞彙——“銳實力”，這是一種“能夠穿透、滲透目標國家的政治和信息環境”的能力。“在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正在進行的新的競爭中，威權政權的‘銳實力’手段應該被看作是它們的匕首的尖，或者它們的注射器的針頭。”
在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論看來，中國的“銳實力”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主要是利用了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政治體制和治理體制的不對稱：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政權在國內對外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響設置了障礙，同時損害了國外民主制度的開放性。儘管中國政府所作的調整是漸進的，但具有系統性。中國不需要讓世界相信其專制制度本身就有吸引力，只需要通過使民主顯得相對而言不那麼有吸引力，就能實現其目標。中國對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主要國家——的威望及其民主制度的基本思想，進行了無情和多層面的攻擊。觀點出處？
“銳實力”論認為，中國的做法源於一種意識形態模式，這種模式將國家權力置於個人自由之上，從根本上說是對言論自由、公開辯論和獨立思想的敵視。“威權政府”將這種國內治理的政治價值觀伸展到海外，讓國際上的合作夥伴和對話者了解允許表達的界限，並鼓勵其自我審查，以限制對中國所謂的敏感話題的直接審查。通俗地說，原來的“軟實力”在威權政權手中已成為類似軍事力量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雖然在公開脅迫的意義上並不是硬性的，但也不是真正的軟性。
關於中國政府藉助“銳實力”所要實現的目標，“銳實力”論認為有兩個：其一，試圖減少、中和或搶先應付對中國政權自身構成的任何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銳實力”是操縱和審查的工具，而不是簡單的吸引力；其二，把中國描繪成一個良好的、有影響力的國家，或者是走出了一條與歐美國家不同的道路、沒有實行民主政治制度但實現了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北京方面不一定期望其他國家效仿其所謂的替代模式(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它確實提倡這種理念)，而且中國願意探尋與執政精英打交道的方式，而不管其政治意識形態或政權類型如何。然而，在中國扞衛和推廣自己的一黨制模式的運動中，暗含著對民主的批評，認為民主體制效率低下而混亂，對經濟發展的催化作用也很差。“銳實力”論擔心，這種做法將引導更多的國家最終拋棄民主模式，選擇中國的威權統治和治理模式。
關於“銳實力”實現目標的途徑，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等“威權國家”的“銳實力”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實現其目標：
第一，利用經濟活動來推動思想領域的政治目標
“銳實力”論認為，中國在這方面特別擅長，會通過各種不同的強度和間接渠道施加壓力。除非美國等民主國家審查中國的商業活動，否則這種壓力並不總是顯而易見的。經濟因素本屬於“硬實力”，但在“銳實力”論看來，中國在使用經濟手段時不僅不強硬，反而表現得較為柔軟。譬如，中國的一些基金會往往主動資助美國大學和智庫中與中國問題研究相關的研究平台。在“銳實力”論看來，這類投資的目標是，中國要“在正確的地方培養足夠的人，以便中共能夠影響美國的政策辯論，而不必直接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讓美國人把其信息傳遞給其他美國人。”北京方面尋求將其信息外包，部分原因是它認為，如果這些信息看起來並非來自中國，那麼外國人更有可能接受宣傳。“銳實力”論據此得出結論：對中國資本的依賴使得部分美國智庫和大學研究機構喪失了政策和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而它們又會進一步影響更多的美國公眾。
第二，人際關係的培育是“威權主義”權力發揮其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方式
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報告中記載的許多倡議，如所謂的“威權政權”實施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流，都是針對政治精英、思想領袖和其他民主社會的信息擁有者的。對於年輕的民主國家的政治家、記者、學者和智庫研究人員來說，這種新的聯繫提供了更大的聲望和獲得資源的機會。對於威權主義者來說，追求表示善意和塑造關鍵人物的觀點（？）可能是改變政策的一種費效比特別高的方式，同時也能間接地接觸到更多的受眾。這些努力是中國更大目標的一部分，旨在進入民主制度，鼓勵合作，消除外部世界對其“威權政權”的批評。
第三，“銳實力”發揮作用和實現目標的主要槓桿是媒體
全國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報告發現，多數國家的媒體、學術界和政治分析家很少有人密切關注中國，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的專家傾向於關注中國與本國關係中的經濟方面。這樣一來，世界上多數國家實際上存在著關於中國信息的真空，而這一真空被中國政府所利用。報告作者之一胡安·巴勃羅•卡德納爾（JuanPabloCardenal）調查分析了中國政府與當地（指拉美國家？）媒體和新聞受眾正式接觸的“三重方式”：(1)發展中國官方媒體在拉美國家本地的存在；(2)建立夥伴關係和內容交流，即中國國家媒體通過與包括獨立媒體在內的當地媒體簽訂合作協議，為這些媒體提供中國精心準備的信息資源；(3)為個別記者提供到中國交流和培訓的機會，直接影響這些媒體人士的價值判斷。
第四，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被視為中國藉助“銳實力”實現其目標的重要工具
儘管研究報告認為，許多孔子學院的活動似乎是無害的，強調漢語教學和電影展覽等文化活動，但其他活動在大學環境中是不合適的。“中國政府對人員配置和課程的控制，確保了這兩方面都能微妙地提升中國共產黨在領土爭端或中國宗教及少數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這侵犯了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總之，在“銳實力”論看來，中國的“銳實力”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主要是利用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優勢，包括經濟優勢、發展優勢、文化優勢等；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包括對中國各種信息的需求以及對中國資本和文化的需求等。中國對其他國家進行了置入性行銷，將對中國政府有利的信息、觀念注入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的機體內。從短期來看，中國的做法會塑造一個對中國政府有利的外部環境；從長遠來看，這必然會導致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發展模式在世界各地的擴展和中國影響力的上升。
二、“銳實力”論與美國在文化及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發動的攻勢
為解決所謂“中國和俄羅斯影響和操縱民主國家的惡意努力”，“銳實力”論提出了反制中、俄等所謂“威權國家”的建議。這些建議已經有相當大部分被美國政府特別是國會所接受，並在其他一些歐美國家引起共鳴。在反制所謂“威權國家”的“銳實力”的幌子下，美國政界、智庫界和學界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了針對中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攻勢。美國的主要做法包括：
第一，揭露與所謂“威權國家”相關的勢力
在“銳實力”論看來，中國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偽裝，例如，將國家指導的項目偽裝成商業媒體或基層協會，或者利用當地代理人作為在外國進行宣傳和操縱的工具。為了抵消這些努力，民主國家的觀察員應該把中國的行為置於聚光燈下，加以全面的分析。2018年11月，由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領銜，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和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CenteronUS-ChinaRelationsatAsiaSociety）聯合推出了研究報告——《中國的影響與美國的利益》，揭露中國“正在某些關鍵領域利用美國的開放性，以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推進其目標。”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擴大其影響力的活動已超越傳統的統一戰線，將矛頭指向了西方社會範圍更廣的各個部門，從智庫、大學、媒體，到國家、地方和政府機構。中國尋求促進同情中國政府、政策、社會和文化的觀點，壓制其他觀點，並拉攏美國的重要人物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和經濟利益。研究報告詳細羅列了中國一系列不透明的“銳實力”行動，指出中國正越來越積極地加強在美國的活動，利用美國“民主社會的開放性，挑戰甚至破壞美國關於自由、規範和法律的核心價值。”
該研究報告涉及中國在美國國內不同領域的活動，涵蓋從美國國會、聯邦政府、地方政府、智庫、大學、媒體、商業領域、技術領域到華人社區的八大領域。調查結果認為，中國正尋求在美國聯邦和各州的政治活動中，識別和培養處於上升期的政治家；聘請著名的遊說或公關公司，並與有影響力的民間社會組織合作，配合中國對美國國會議員及工作人員訪華的長期支持；在美國大學，孔子學院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接近美國學生社團的機會；在智庫，研究人員和學者報告說，中國外交官和其他中間人經常試圖影響他們在美國境內的活動；在商業領域，中國經常利用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推進戰略目標，以獲得政治影響力；在美國媒體中，中國幾乎消除了所有曾經為華裔社區服務的獨立中文媒體，並成功地拉攏了現有的中文媒體為自己服務；在華裔美國人中，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派遣人員到美國，向發表反華言論或支持台灣的人士施壓。
需要指出的是，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涵蓋了包括葛來儀（BonnieGlaser）、謝淑麗(SusanShirk)、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黎安友（AndrewNathan）、沈大偉(DavidShambaugh)等32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銳實力”論的主要設計者·沃爾克亦是作者之一。這不僅是一個同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論報告相唱和的文件，更因為戴蒙德拉上了大量的美國智庫及大學中的著名中國和亞洲問題專家為“銳實力”論背書，使得“銳實力”論以美國對華戰略界共識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Pence)也參与到這一努力之中。2018年10月4日，他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Institute）發表演說時，呼籲美國和全球新聞機構繼續努力，“在沒有恐懼和偏袒的情況下報道真相，深入挖掘，以發現中國在哪些領域干涉我們的社會及其背後的原因。”
第二，立法機構和政治人物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對中國在海外的文化機構採取直接行動
2018年3月，來自共和黨的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MarcoRubio)、湯姆·科頓（TomCotton）和眾議員喬·威爾遜（JoeWilson），分別在參、眾兩院正式提出《外國影響力透明度法案》（ForeignInfluenceTransparencyAct）。根據該法案，包括由中國政府辦理的孔子學院等組織機構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法案同時修改了《高等教育法》（HigherEducationAct）中有關學校收受捐贈的規定，要求大學必須公布所有超過五萬美元以上或同等價值的外國捐贈、合約或禮物。盧比奧在聲明中稱，“法案旨在提高外國政府在美國活動運作的透明度，”“這將強化大學院校公開外國資金來源的有關規定，並填補現有法律的漏洞。在全美高等教育機構和佛羅里達州開設了100多所分校的孔子學院，要向司法部登記成為中國政府的外國代理人。”
不僅如此，一些國會議員還直接致信給本州開辦孔子學院的大學，要求這些大學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2018年3月上旬，馬薩諸塞州的美國聯邦眾議員塞茨·穆爾頓(SethMoulton)致函該州的塔夫茨大學和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要求它們切斷與在這兩個學校設立的孔子學院的關係。盧比奧也積極推動佛羅里達州教育機構結束與中國政府資助的教育項目的合作關係。他分別緻信邁阿密-戴德學院（Miami-DadeCollege）、北佛羅里達大學、南佛羅里達大學、西佛羅里達大學和布勞沃德郡的塞普萊斯灣高中（CypressBayHighSchool），指責中國政府“越來越咄咄逼人地試圖利用孔子學院來影響外國學術機構對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政策進行的批判性分析”，敦促上述教育機構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18]截至目前（？2018年3月），西佛羅里達大學已通知管理孔子學院的中國國家漢語辦公室，以及與西佛羅里達大學合作的四川外國語大學，將不再同孔子學院續約，2018年5（時間已是過去時）月合約到期后，將結束雙方的合作關係。
第三，對中國資本或有中資背景的投資平台在一些國家的媒體和文化機構開發的合作項目進行更為嚴格的審查
2017年12月13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行了題為“中國長臂：向全球輸出有中國（中共）特色的威權主義”的聽證會，指控中共的海外滲透威脅到了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委員會共同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H.Smith）表示，中共所使用的技術手段以及壓迫、施壓和承諾市場准入等手法都是空前的，給民主社會的自由帶來了嚴重威脅。美國長期的盟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也都對中共對本國政治人物、商業和學術機構的獻金行為表示震驚。“中共在海外的滲透幾乎沒有受到審查，現在必須要改變這種情況。”會議主持者、委員會共同主席盧比奧說，今天討論的問題引起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極大關注，是在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上審視“中共的長臂”，即中共在全球的滲透。“它們（中共）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哪些部門或機構最容易受此影響？我們能做些什麼？”
拉里·戴蒙德領銜炮製的研究報告同樣表現出對中國資本在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不斷上升的現狀的擔憂，要求美國智庫“應該公開披露其活動、出版物和其他活動的資金來源。如果智庫領導人選擇向香港或中國大陸募集資金，他們應該透明地說明資金來源以及使用情況，以確保中國人沒有機會影響美國智庫的研究議程或研究結果。”
美國副總統彭斯則直接指責中國機構慷慨地向美國的大學、智庫和學者提供資金，認為“這意味著，他們會迴避共產黨認為危險或冒犯的觀點。”彭斯呼籲更多的美國大學和智庫“鼓足勇氣拒絕來自中國的容易得到的資金”，因為“每一美元都有相應的要求。”
第四，強化對中國的信息戰、輿論戰，甚至將其提升為政治戰爭
一方面，在“銳實力”論看來，中國在海外影響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外部世界不能提供足夠的關於中國的信息產品，從而給中國信息的大舉侵入提供了空間，讓一些國家的公眾逐漸接受了中國信息的影響。因此，應當加強傳播“獨立信息”的能力，培養更多獨立的專家，為公眾提供更多與中國政府所提供的信息不同的信息產品。
另一方面，輿論戰被認為是中國“銳實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必然會引起美國的重視。在2017年12月13日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譚安(GlennTiffert)指出，中國計劃在全球以中國模式取代幾十年來美國所象徵的自由秩序；“形成公眾輿論是該計劃的一個關鍵方面。事實上，中國權威人士經常將民意描述為一個‘戰場’（輿論戰場），在這個‘戰場’上，必須進行並贏得一場高度自律的政治鬥爭，……包括各種形式的國家鎮壓和審查。但我今天要強調的一點是，它們並不停留在邊界。中國還致力於在國外積極塑造有關其形象的敘述，並在不同程度上調整其在國內的相應做法，以配合這一任務。”美國的主流媒體認為，中共在美國所下的功夫與美國給予的回擊差距仍然很大。中共當局因為發覺到民主世界的弱點而變得膽量更大。雖然所有國家都可能會尋求在國外的影響力，追求軟實力，但中共將技術、施壓和經濟誘惑等手段相結合，超越了美國曾經面臨的來自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滲透。美國越早承認這一現實，就越會有更好的機會加以回應。
更有甚者，與國會關係密切的華府智庫“戰略暨預算評估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CSBA）的數名政策分析師，建議美國針對中國發動的“多維”政治戰攻勢，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予以回擊，在政治戰範疇內思考和採取進攻行動，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論調認為，在中美大國競爭的大趨勢下，政治戰是兩國戰略競爭的核心。中國政治戰的手段主要包括干擾大選、腐蝕立法與決策程序、培養經濟和金融上的依賴性、與政治和商業精英建立友好關係、在公眾當中散播虛假消息、通過偽裝的私人機構和民間組織來傳播國家影響力、影響大學和智庫的日常工作、增加國家媒體在國外的存在等。這些活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所造成的威脅是真實而持久的。為此，美國需要發動一場政治攻勢，具體措施包括：提高中國實施“威權統治”的代價；鼓勵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不同政見和自由主義思潮；對“威權國家”破壞世界特別是近鄰民主的行為予以強有力的反擊；重建美國政府的政治戰能力，包括增加對美國之音（VoiceofAmerica）、全國民主基金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State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USAID）的資金支持；美國決策人員調整思路，正確看待政治戰，等等。
在第115屆美國國會的第二個會期，盧比奧領銜提出了一個名為“對抗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行動法”（CounteringtheChineseGovernmentandCommunistParty’sPoliticalInfluenceOperationsAct）的法案，指責“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運作不是以‘軟實力’來說服，而是以‘銳實力’去滲透或腐化民主國家，即通過虛假信息、脅迫等手段，培育有利於中國政府利益的態度、行為、法律和政策。”這個法案的推出，呈現出美國國會試圖將對華政治戰法律化的趨勢。
第五，呼籲歐美國家互相協調，在世界範圍內一致應對中國的“銳實力”
美國政客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正在“擴大中國威權在世界各地的影響範圍，包括壓制世界各國公民的政治異議和國際公認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削弱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力量品牌”。所以，單單依靠美國自身的力量難以應對中國的挑戰，美國必須“加強與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的合作與協調。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機構面臨著來自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的政治影響行動的嚴重威脅”；美國還必須“制定戰略，確保非洲、西半球、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國家意識到中國的‘銳實力’”[27]早在2017年12月13日，在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辦的第二場關於“中國長臂”的聽證會上，委員會共同主席盧比奧就聲稱，“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引導、收買和脅迫等途徑施加政治影響力，操控“敏感”話題的討論。這是普遍存在的，並對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它直接威脅到我們最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這是美國決策者和志同道合的盟友必須認真對待的事情。”
很明顯，以美國推出的“銳實力”論框架為中心，美國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所謂“威權國家”發動了日趨猛烈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攻勢。這使得中國與海外特別是歐美國家的文化交流蒙上了多重陰影，面臨著遠超以前的挑戰和威脅。
三、“銳實力”概念與美國對華戰略環境的轉變
“銳實力”概念的提出是美國調整對華大戰略的大背景和長期對中國展開意識形態鬥爭的小背景的綜合產物。同時，它也體現了整個西方世界對華戰略環境的轉變。具體來講，美國對華戰略環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美國戰略界及建制派看來，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作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需要重新思考美國的對華大戰略和中美關係。
儘管美國智庫界及政界對未來的美國對華大戰略及美中關係走向並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總體趨於悲觀。平衡甚至遏制中國影響力的呼聲日漸抬頭，反映在美國對華政策上，就是逐漸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
2015年3月，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小布希政府駐印度大使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D.Blackwill）和小布希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阿什利·特利斯(AshleyJ.Tellis)發布了《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研究報告。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是在加強這個美國競爭對手的實力。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採取了一項宏偉的戰略，其目的是加強國家對中國社會的控制，超越國界，安撫周邊國家，鞏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國成為亞洲（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大國。他們呼籲，“對中國採取一項新的大戰略，以平衡中國實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協助其崛起。”儘管他們承認，這一新政策“不能建立在遏制的基石上”，但主張“對現行政策進行重大修改，以限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和全球的利益構成的威脅”。他們不再強調支持與合作，而更多地強調壓力和競爭，甚至認為，“激烈的美中戰略競爭成為了新常態。”這一結論比特朗普政府的類似論斷要早兩年多。
與美國智庫界的呼籲相對應的是，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對美中關係的定位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內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將“繼續尋求與中國建立積極合作的全面關係”，並希望中國在推進全球經濟復甦、應對氣候變化、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維護地區和平等問題上，“擔當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然而，201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卻一改之前的論調，轉而強調：美國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應“保持警覺，並拒絕通過恐嚇解決領土爭端”；同時，美國將“以強勢地位管控競爭，同時堅持要求中國在從海上安全到貿易和人權等諸多問題上，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美國還將在網路安全方面採取必要的行動，“以保護我們的企業，扞衛我們的網路，防止無論是中國民營部門還是中國政府為了商業利益而竊取商業機密的行為。”在外交實踐中，奧巴馬政府在亞太地區持續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可以說，美國在對華大戰略中加大“遏制”因素，始自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更進一步將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甚至將中國取代恐怖主義，與俄羅斯一起並列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判斷，從戰略層面來看，“強權競爭這個本已被歷史淘汰的現象已再度回歸。中國和俄羅斯在嘗試重新奠定它們對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今天，它們正在部署的軍事存在將在危難之時將美國阻擋在外。美國在非戰爭時代在關鍵通商地區自由航行的能力，也將受到挑戰。總而言之，它們正在挑戰我們的地緣政治優勢，並試圖將國際秩序向對它們有利的方向扭轉。”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反映的是包括美國國會在內的建制派的戰略判斷。很明顯，在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對華大戰略中，“遏制”的成分正在快速加大，而“銳實力”概念的提出正是這種大背景的產物。
其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但中國並未朝著歐美國家期待的方向發展，更沒有發生歐美國家期待的變化，尤其是國內政治方面的變化。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界、智庫界和學術界已經形成較為廣泛的共識。它們認為美國長期奉行的對華政策已經失敗，這樣的現實需要美國擦亮眼睛，重新審視美國的對華政策。
在2017年11月1日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Institute）舉辦的一個政策研討會上，參加討論的智庫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了這一問題。學者瑞安·哈斯（RyanHass）分析說，美國國內普遍認為，過去30多年來美國所奉行的戰略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的戰略來進行改革。另一位學者米拉·拉普·胡珀（MiraRapp-Hooper）也認為，過去美國的決策者認為中國將隨著其崛起而改革自己，但這種觀點正在消退。美國曾經懇請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因為美國認為中國變化的程度要大於中國改變世界秩序的程度。但顯然，北京並沒有像美國想象的那樣走向自由化。
類似的看法顯然已經成為美國建制派的主流觀點。奧巴馬政府時期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KurtCampbell）和副國家安全顧問厄利·拉特納（ElyRatner）認為，自基辛格訪華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出發點一直是通過實行對華接觸政策來改變中國，以及通過加強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商業、外交和文化聯繫，來改變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美國的決策圈子堅信，“美國的實力和霸權能夠輕而易舉地把中國塑造成美國喜歡的樣子”。然而，無論美國祭出“大棒”還是“胡蘿蔔”，都沒能像預期的那樣改變中國。外交和經濟接觸並沒有帶來中國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放；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區域制衡也沒能阻止中國試圖改變美國領導的體系的努力；自由的國際體系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成功誘惑或是制約中國。中國在追求自己的發展道路，而在這個進程中，美國的一系列期待落空了。他們呼籲，美國必須“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更持續的對華戰略”。
美國國會也在極力呼籲行政當局改變對華政策。2016年12月，在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委員會共同主席史密斯揚言，2016年的問題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已不再符合中國的現實。因為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中國的日益繁榮將帶來政治改革和法治變革。美國專註于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而忽視了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將遵循自己的規則的明確證據。中國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恰恰相反，儘管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顯著增長，但中國領導人對“西方影響”越來越不屑一顧，對自由社會和民主資本主義都懷有敵意。通過貿易、投資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進行接觸的戰略，並沒有帶來一個更加自由的中國。史密斯呼籲美國政府改變傳統的對華政策，在政治領域規範、制約中國政府的行為。
瀰漫於美國政界及智庫界的“美國對華政策失敗論”，正在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導致兩國關係在各個領域朝著競爭甚至對立的方向發展，意識形態領域也概難例外。
其三，中國通過不斷的改革和開放，逐漸摸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不同於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形成了“中國模式”。在歐美國家的政治學者看來，中國製造分為兩種：一種是中國製造的產品（MadeinChina），這是不足為懼的；另一種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不同於歐美國家的發展模式，這才是令人憂心的。
自冷戰時期開始，美國的政治家就異常關注外部世界的發展模式問題。在他們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在其發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還是走共產主義道路或是別的威權主義道路，可能會決定我們星球上的文明進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等領域走出了一條不同於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初步實現了國家富強，並朝著民族復興的目標穩步前進。“北京共識”“中國經驗”“中國模式”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學界出現頻率相當高的名詞。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表達了希望在不同領域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的訴求。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和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CenterforDemocracy,DevelopmentandtheRuleofLaw）主任福山撰文指出，隨著2016年到來的是一次歷史性的東西方發展模式之爭，即在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兩種不同的經濟增長策略哪個更適用於新興國家之間的較量。儘管這種競爭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但其結果將會影響到大部分歐亞國家未來數十年的命運。在這種思維的驅使下，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式的政治制度取得成功，更不希望中國的發展模式成為世界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當西方看到中國不僅沒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發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時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覺到了“威脅”。
“銳實力”論的始作俑者全國民主基金會對這個問題更為敏感。該機構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在2014～2015年間，連續舉辦了多場關於“威權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擴展”的研討會，並結集出版了一本論文集——《邁向全球的威權主義：對民主的挑戰》。該文集第一章《中國的挑戰》的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通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他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在追求經濟和戰略利益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自信。儘管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任何類型的政權一起在國外工作，但它譴責“普世價值”，並強調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儘管目前“中國沒有表現出宣揚威權主義的傳教士衝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上最大的威權國家不會對民主產生不利影響。“這就是其榜樣的力量所在：對於那些希望在保持威權統治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非自由主義政權來說，中國是最優秀的典範。”全國民主基金會的副總裁、“銳實力”報告的主要起草人沃爾克顯然並不滿足於黎安友的結論，他在該文集的文章中聲稱，“民主和威權主義之間的一場新的鬥爭已經開始了。”顯然，“銳實力”論更加在意的是中國發展模式在海外影響力上升的問題。
其四，隨著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日漸上升。這一現象同樣引起了美國的警覺，被其視為中國文化及價值觀念在海外的擴張，且這種擴張已經對歐美的主流價值觀念構成了嚴重威脅。
中國的孔子學院是這一波“銳實力”論攻擊的重點。應該說，美國知識界及教育界的一些人，早就對中國海外文化交流最大的項目孔子學院感到不爽。早在2014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就對中國的孔子學院項目發起了激烈的攻擊。該組織2014年6月發表聲明，指責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國家漢辦的一個分支機構，被允許忽視學術自由。聲明呼籲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停止參与孔子學院項目，除非美國大學對所有學術事項擁有單方面的控制權。
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這種攻擊提供了依據。美國新聞網站“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FreeBeacon）援引其獲得的一份解密文件報道說，中央情報局特別警告，中共試圖通過為大學和政策機構提供資金來換取對學術項目的審查。報告說，“中共經常拒絕給批評其政權的（哪國？）學者簽證，並鼓勵許多中國學者事先進行自我檢查審查，以便他們能夠為了繼續研究而自由出入國境（？）。”該報告還指出，中共向美國學術機構和智庫提供資金，以阻止不利於中國形象的研究。報告說，“（中共）用這種手法來獎勵親中國的觀點，強制西方的學術刊物和會議進行自我審查。”
這樣的攻擊得到了美國國會的積極響應。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2016年5月組織了第一場關於所謂“中國長臂”的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委員會共同主席之一史密斯指責中國正在利用“緘默法則”（codeofsilence）走向全球。中國政府的重拳已擴大到境外，以恐嚇和壓制對中國政府人權記錄和鎮壓政策的批評討論，“中國不僅有興趣遏制西方價值觀和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而且積極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遏制民主和人權規範。……中國的延伸範圍超出了其邊界，延伸到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度、肯亞、聯合國和美國。”委員會另一共同主席盧比奧更是指責“中國政府越來越大胆地……試圖扼殺國內外對其可悲的人權記錄的討論。即使是設在美國的教育機構也不能倖免。”
“銳實力”論的主要設計者、全國民主基金會副總裁沃爾克對中國的上述舉動更為憂心。在他看來，北京的決策者有政治意願來建立和發揮其影響力。相比之下，美國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似乎已經退出了思想領域的競爭。“從冷戰結束到20世紀初、中期，民主國家一直在緩慢地擺脫一種長期存在的假設，即與專制政權的無所顧忌的融合將不可避免地使它們變得更好，而不會對民主國家本身產生任何有害的影響。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和一體化在過去十年中的深化，威權國家得以倖存，它們滲透民主國家政治和媒體空間的能力也日益增強。威權倡議本身的範圍確實是全球性的，出現在每個大陸的民主國家。”
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對這一現象的分析，切中了當今美國戰略界的心態。報告指出，傳統的假設是，與中國的接觸和貿易將會使它變得更加自由甚至民主，但2018年，這種轉變顯然沒有發生，中國的經濟自由並未促進政治民主的進步。“現在，美國和全球民主國家面臨著與期望相反的局面。美國不再僅僅是與中國接觸，以推動中國的自由改革，而是同時還要保護本國的民主不受中國共產黨的威權和腐敗的影響。最初，民主國家希望向中國輸出自由價值觀並幫助其建立公民社會，而現在，我們需要在本土扞衛這些價值觀。”意即中國已經威脅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和價值觀念。從這個角度看，“銳實力”論也可以被視為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塑造的“中國威脅論”。
其五，“銳實力”論同時也反映了其他西方大國對華戰略環境的變化。
在歐洲，與全國民主基金會遙相呼應的是位於柏林的兩家智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PublicPolicyInstitute，GPPI）和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InstituteforChinaStudies，MERICS）。這兩家智庫同期也進行了與全國民主基金會類似的研究，並於2018年2月發表了題為“威權主義的推進：對中國在歐洲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的回應”的聯合研究報告。報告認為，中國擁有一套全面而靈活的影響力工具，從公開到隱蔽，主要部署在三個領域：包括政治和經濟精英、媒體和公眾輿論、民間社會和學術界。中國在歐洲尋求政治影響力的目標主要是：第一，在具體問題和政策議程上爭取全球的支持，包括在歐洲政治家、企業、媒體、智庫和大學之間建立牢固的網路，從而為中國的利益創造多層次的積極支持；第二，削弱西方的團結——無論是在歐洲內部，還是在大西洋彼岸；第三，大力推進全球對中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更積極的看法，使外部世界認為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這份研究報告儘管沒有使用“銳實力”一詞，但整份報告的基調與全國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報告幾乎完全一致，可以被視為歐洲版的“銳實力”論。
西方一些國家的政客也不遑多讓，指責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歐美國家構成了挑戰，攻擊中國對其他國家採取的所謂“滲透”“脅迫”行為。2018年2月17日，在第54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外長西格馬·加布里爾（SigmarGabriel）攻擊中國正在發展一個全面替代體系，認為這個體系不同於歐美國家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體系。他呼籲美國與歐洲聯手，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澳大利亞情報與安全問題議會聯合委員會（JointParliamentaryCommitteeonIntelligence&Security）主席安德魯·哈斯蒂（AndrewHastie）也指責“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干涉我們的媒體和大學，同時也在影響我們的政治進程和公開辯論”。在特恩布爾（MalcolmTurnbull）政府的努力下，澳大利亞參議院於2018年6月29日通過了《外國影響透明度計劃法案》（ForeignInfluenceTransparencySchemeBill）。儘管該法案並未點中國的名，但在法案的討論過程中，中國一直被當作假想敵；特恩布爾也是拿中國的影響作為立法理由的。
考慮到近年來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等國甚囂塵上的所謂“中國滲透”之說，可以說，在西方主要國家，已經基本形成了針對所謂中國“銳實力”的統一戰線。
結語
“銳實力”論不同於以往對國家實力的劃分。傳統政治學將國家實力劃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是一個國家強制外部世界的能力，主要包括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力和軍事能力；“軟實力”是一個國家吸引外部世界的能力，主要包括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等，也可以被視為國家魅力。可以說，“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屬於一個國家客觀存在的能力，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擁有大小不等的“硬實力”或“軟實力”。但所謂的“銳實力”並非是普遍意義上的國家實力的構成部分，它特指美國標準下的“威權國家”的行為方式，即利用自身的資源和外部世界的需求，採用脅迫或潛規則的方式對外部世界施加影響或進行置入式行銷，從而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外部環境，擴大自身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
“銳實力”論是美國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顯然，“銳實力”論所擔憂的是中國影響力的擴散，以及中國文化和中國發展模式在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的上升。它將中國發展模式、“中國方案”視為對美國主導的普世價值、“華盛頓共識”的衝擊。正如戴蒙德領銜炮製的研究報告《中國的影響與美國的利益》所強調的，中國更加自信地拓展了過去的政策，“新政策不僅尋求重新定義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地位，而且提出了‘中國方案’的概念，聲稱這是一種比西方自由民主體制更加有效的發展模式。”坎貝爾和拉特納也做出了同樣判斷：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其他國家的新選擇’。”可見，“銳實力”論的出現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影響力上升的擔憂，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態勢的加強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同時，“銳實力”論也是新型的“中國威脅論”。在“銳實力”論框架中，充斥著所謂中國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海外滲透的問題，以及中國對美國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的腐化、敗壞問題。戴蒙德領銜的研究報告攻擊中國挑戰甚至破壞美國的自由、規範和法律等核心價值觀念；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國研究所更直接將中國看作是歐洲民主政體的主要威脅，彷彿中國已經嚴重威脅到了歐美國家的民主政體。然而，換個角度看，這何嘗不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自己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不自信的一種表現。
（本文轉自：《美國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簡介：
劉國柱，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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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管理員 發布時間：6/06/2019 09:18: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