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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季羡林 勿食我黍 2019-08-08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司徒雷登生於杭州，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曾參加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08年任南京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8月離開中國。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逝於美國華盛頓，終年86歲。
一
一九一八年末，當要我離開南京神學院，去北京建立一個新的聯合大學的時候，我的本意就是拒絕。我非常滿意在神學院的工作，在教學和研究方面，已經達到了一種境地，覺得我的科目真正是屬於我的，並且還有幾個寫作的項目。
自從一九零零年的災難之後，北京匯文大學（英文名字是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屬於衛理公會）和北京附近通州的華北協和大學（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屬於長老會和公理會），這兩個小教會學校，一直在試圖聯合起來。它們終於同意了聯合，臨時用北京城內東南角衛理公會那個大學後面的房舍。但是還有些爭論，情緒還很激昂，特別是聯合之後學校叫什麼名字。如果這些分歧不能妥協，沒有一個新的開端，就沒有希望在北京建立一個強大的教會大學。
匯文（北京）大學董事會的一個成員是住在西雅圖的退休牧師，他從北京來到南京，住在我們家裡。他問我是否願意考慮做這個新學校的校長。我回答說，我願意在中國為基督教事業做任何最為有用的事情，但是接著說，我沒有適合做這個工作的管理經驗，我覺得我在各方面都適宜於我當前的工作，所以他應該不把我考慮在內。不久，我才知道他去北京是去解決那兩個小學院之間的僵局，他那時正在事前物色去鞏固那個聯合併且做領導的人。
幾個星期之後，我接到了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正式邀請。我所有的朋友都勸我遠離他們認為是毫無希望的那個一團糟；只有哈里·盧斯（Harry W Luce）博士屬於例外，但是他警告我說，在接受之前，要非常仔細看看經濟方面的情況。很多人拒絕了的這個邀請，現在到了我這裏。他們原則上同意，校長必須不是原來當地的，必須和那個問題毫無牽挂；我至少符合這個條件。我記得我面對決定做個傳道人那時的經歷，決心將這個問題也做為一個類似的考驗。幾個星期過去了，雙方都敦促我做出決定，但是我覺得沒有清楚的意向。那時，我曾經猶猶豫豫地答應去北京看看情況，儘管我想擺脫，但是還是不得不被迫履行那個承諾。
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號到了北京。坐著洋車（人力車），在強勁、寒冷的西北風裡到了北城的基督教長老會。我當即就開始意識到，那兩組人之間分歧的程度遠比我想象的要大許多。匯文畢業生的代表告訴我，那個聯合的大學無論用什麼英文名字，但是如果中文不繼續叫匯文，那麼他們就拒絕把它當作是自己的母校。如果要求和對方類似的代表見面，在我看來，這會十分嚴重。他們願意用任何其他名稱，只是不能用匯文，如果決定了用匯文，他們就要在通州的校園裡把他們的畢業證書堆起來，放火燒掉，去象徵他們母校的毀滅。在兩方面我見到的都是畢業生的領袖人物，很多在做重要的教會工作。他們的態度表示了他們反對聯合的強烈感情，以及中國人”面子”的意識。那時匯文（北京）大學的勞瑞（H H Lowry）表示毫不退讓，堅持要保留原來的校名，新校址要連在原校址旁邊。但是另外的那一組人則拒不接受中文用匯文做校名。
使得我注意的是，隨著滿清王朝的覆滅，在傳教士們為自己學校名稱爭吵的時候，一個中文和英文都稱作北京大學的政府公立大學建立了起來，並且很快就在國內和國外贏得了聲譽。它的校長蔡元培有舊科舉制度最高的功名，又受過一些歐洲的教育。他把許多在西方受過教育的年輕、光輝的學者吸引到了他的教員隊伍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胡適博士。他們出版關於進步改革的書籍和雜誌，受過教育的青年都熱切地閱讀它們。正像其中一本的名稱那樣，那是文藝復興。在南京我一直熱情關注著這個覺醒。開始這隻是兩個教會團體之間純屬內部的爭論，使得他們的不出名的小學院，想潛越一個應該屬於中國人的校名變得荒唐，而中國人正在使它成為他們國家知識界的火車頭。
在我和董事會的成員（都不是中國人）會見的時候，我說，我只能在他們之間解決了那些爭論的問題之後，我才可以決定我的問題。他們看到應該是這樣做，並且認定了雙方各出十個代表（五個外國人，五個中國人）來取得協議。要我這個唯一中立的人做主席。他們為那個校名和其他意見不同的問題激烈爭論了整整三天。一次過了午飯的時間，一次到了午夜以後。我聽得非常清楚，他們都很迫切希望找到解決的辦法，但是他們糾纏在允諾、分歧、和機構之間的競爭之中不能自拔。如果在這些激動的問題下，我拒絕了，他們就不會有心腸再去努力了。我心裏設想，在曾經是文化和政治首都的這個古城裡，以博大的思想蘊育，試用新的措施，建立一個教會大學會有多麼大的潛能。
在第四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希伯來先知會說那是見到了耶和華的異象。那時，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接受那個召喚，主要是因為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是他們最後的依賴；也因為他們身處困境，孤立無援，既無前途，又無退路，儘管那些問題的本身都是小事，也不是無法解決的；還因為像北京這樣的一個城市，值得有一個教會的大學。我祈求帶領我的祈禱得到了回答。所以在他們重新聚會的時候，我冒昧地設想，並且提出，如果他們真想按照我的建議來行動，我就準備接受他們的邀請。我建議他們任命外國人和中國人組成一個不偏不倚的委員會，對每一個爭議做出果斷的決定，各方要將這個決定看作是最終的決定。他們都欣然同了意。整個的氣氛改變了，他們立即都變成立原來心底裏面的朋友和同事。
但是，那個委員會迎合了中國人妥協的喜好。他們提出，一方做了某些讓步，另一方就要做更多的讓步，直等到他們大家都又回到原來的那個泥塘里。我回了南京，去等那個結果。從董事會的成員也從局外的朋友那裡接到電報，要我不得耽誤，再去北京一次。那時是三月，我第一次嘗到了早春的沙塵暴的滋味。除了戈壁沙漠吹來大風，北京的居民會是喜愛那時的氣候的。
我又和沮喪的董事會見了面，指出我看到他們有三個解決辦法：1）將問題再交到那個委員會，附帶一個說明，要他們完全遵循最初的指示；2）放棄過去所有的努力，不再聚會；3）放棄他們各自堅持的，只去考慮如何對那個新的學校有好處。我還說，除非在這次會議上把問題解決掉，我覺得我已經精疲力竭、無法再來幫助他們。這時親切的勞瑞（Lowry）老博士站了起來，眼淚流到面頰上，說，他開會已經開夠了，放棄聯合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說他可能是最最頑固的一個人，他現在要把所有的底牌都放到桌面上來，重新開始。
這就帶來了需要的那種觸媒，一直看來似乎無法逾越的分歧這時很快就消散了。決議說，在那次會議期間，還用原來那個中文的名稱，而起新名字的事情留給我去定。可能是中國基督教的傑出人物程靜逸（音譯）博士提出了”燕京”的字樣。燕京這個光輝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國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國人都理會它就是詩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這個大家都滿意的名稱。這整個過程表明了實現聯合有多麼困難，也表明完成了聯合後有多麼大的好處。
愉快地解決了那些老問題，我就正式聲明我接受邀請，但是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校址，校址要重新考慮，而不管過去的地方。第二個是我不負經濟上的責任。我覺得這既聰明也有新意，只是後來才知道那是要上任的美國大學校長的標準行事，而且是個昏庸愚昧的想法。在這第二次旅行時，我請Harry W Luce和我同行，並且提出推薦他擔任董事會（託事會）的副主席並擔負日後的經濟事務。他曾經成功地為山東齊魯大學的新設施謀措基金，對於為燕大可能做些什麼，他和我有相同的希望。
二
只有這個可能性才對人有點吸引力。那時的確沒有資財。四個教會（差會）的董事會各承諾給我們伍萬美元作為基建投資，但是那些錢早已經為購買和修繕各自情願的、分散的校址花過了頭。從開始，一想到那校址是如此有爭議，我就感到沮喪。那時的支出預算儘管很小，但已經是進項的兩倍。學生不到一百人，大多數還不是想象中的大學生的資質，大多數都是靠著助學金。合併之後只有兩個中國教師留了下來，一個是Li J F（李榮芳）博士，另一個是陳在新（Chen T H）博士。教師中的許多外國人，沒有什麼資格在大學任教。在北京和紐約市兩地，所有的人都在專心關注那些爭議的事項，而沒有做（甚至想到）進一步爭取基金的打算，也沒有打算做其他的發展。除了所有這些之外，我知道我對教育行政管理是個新手，對中國北方和未來的共事者也不熟悉。我思考衡量著我南京職務的穩定。那裡沒有行政上的憂慮，除了講授和我旨趣相投的科目和進行感興趣的研究外，沒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作為一個傳教士，我似乎是從糟糕走向了更為糟糕：先是脫離了傳道進入教學，現在又脫離了教學而進入了大學的管理！我真不知道在我這個新的冒險里，有多少是信念、信仰，有多少是蠻幹。
我來到的這個學校不只是錢無分文，而且似乎也沒有人關心。當地的人過去一直忙於用資助他們點錢去購買土地，根據他們的目的而改造那些房舍。我不久就發現，理事會的成員主要是由差會理事會（Mission Boards）的成員組成，挑選到裏面，是去關照他們各個教派的利益，而不覺得他們有責任去籌募基金。在那個暗淡的情景里，哈里·盧斯（Harry Luce）博士是一個光明點。董事會批准了他擔任副校長，但是在紐約的託事會反對他。我用一封辭職信做了回答。他們還是不簽署任命他，而且不做出另外的建議。這時，我在北戴河召集了理事會的成員，給他們看了信件的複本。理事們加上了他們緊急的建議，託事會同意了！
Luce博士立即去了美國，開始了他不屈不撓的全國旅行，拜訪過去贏得的朋友，並且通過他們再接觸新的人。他是為一個完全無人知曉、甚至連校址還沒有的學校在設法募集經費來建造房屋。他寫了許多信抱怨這是他最大的問題。我們是在水面之下建立一個碼頭的基礎。
三
在那時，已經同意在城牆之外、不要遠於三四里，尋找一個地點；但發現那很困難。多少世紀以來，住在京城的外省官員一向需要有地方埋葬他們的家人；他們購買了城外近處許多小塊的土地。環圍著北京，到處都是這種分散的私人墓地，很多都荒蕪失修，業主是誰都難以找到。我們每次要購買一處夠大的土地，總是遇到一個或幾個這種找不到業主的墓地。中國人極其反對、忌諱遷移墳墓。所以那的確就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圍著北京步行、騎驢或騎自行車，但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一天，一些朋友邀我去清華大學，其中一位說，”你們為什麼不買下我們對面的那塊地？”我去看了，它是在去頤和園的主要大道的一邊，離城約十五六里，但是實際上它離開北京城不遠，因為它比我們已經考慮過的其他地方的道路都好，而且還相當有魅力。那個地方面對著名的西山，西山的山麓上有一些古老的中國美麗寺廟和殿堂。過去，它是一位滿洲王爺荒蕪的花園，現在是陝西督軍陳樹藩（Chen Shu Fan）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們認識的一位官員說他去為我們購買想辦法。理事們和董事們同意了那個地點。第二年夏天我到陝西省會去見陳督軍。他表示了很大的興趣，要了陸萬美元的中國錢，把那塊地賣給了我們，並捐出了售款的三分之一作為獎學金。最初買到的地是四十英畝（二百四十多畝），後來，我們買了相鄰的幾個荒蕪的花園和空地，土地增加到了原來的四倍以上。
我們一開始就決定大學的建築要採用中國的式樣。外部設計得線條優美，顏色鮮艷，而主要的結構全部是鋼骨水泥，要有近代的採光、取暖和上下水道的設施。這樣，那些建築的本身就是我們的教育宗旨：保留住中國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的水塔裝潢成了一個十三級的浮屠（塔），在我們校園裡，它可能最有特點。我們整復了舊時花園的景緻，加上了我們的栽植，從附近的廢園（圓明園）那裡移來了石雕，並從幾個景點移來的幾個亭閣。其中一個亭子是在湖的島上，是亨利·盧斯（Henry R Luce）贈與的，成了他父親盧斯（Luce）博士的永久紀念。在另一個亭子里安置了一個音色清脆的廟鍾，那個大鍾在校園裡敲點報時。多年來，很多來訪者說燕京的校園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們自己幾乎也就相信了那個說法。它的確加深了學生對這個學校和它的國際性理想的依戀。至少在一個方面，這個現實比我的理想還要美好。
四
但是我也知道了理想是需要花費金錢的。盧斯（Luce）博士留在美國各地，既無引導又無支持；另外還有一個人，也是這樣；那人募集到的甚至不夠他自己的開支。
一九二一年，由芝加哥大學埃耐斯特·博爾頓（Ernest D Burton）教授為首的一個教育調查團來到了中國。它代表幾個教會團體，來考察在中國的基督教的教育，並提出建議。邀請了三個中國人和三個傳教士擔任協作人。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是三個中國人之一，我是三個傳教士之一。我們走遍了中國，我們將調查教會大學、中學和神學教育的結果寫成了一個詳盡的報告，並且為整個中國提出了一個計劃。
在一九二二年，要我去美國幫助把那個報告提交給各教會團體。藉此機會，我第一次見到了燕京託事會（Yanching Board of Trustees）。這是最使我醒悟的經歷之一。在那些成員聚會的時候，我聽到有個人挖苦另一個，因為後一位似乎弄不清楚，這個機構到底是他們兩個人都參加的類似的多個機構中的哪一個。我可以說，沒有過多久，由於一些人辭了職，另一些人煥發了熱情，以及由於託事會極為大度地讓我提名了一些新成員，託事會變得無法更為積極、合作了。
在我這第一次旅行的時候，前景還是暗淡的。魯斯博士不知疲倦地盡量讓可能的支持者意識到燕京大學，並且廣泛地贏得了朋友，撒下了種子，就像常情那樣，日後由其他人來獲取豐收。但是，實際得到的捐款是極少的。一天晚上，在威廉·亞當·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的家裡，我聽到一個女子學院（Constantinople Women’s College）的一個教師和布朗（Brown）博士的兒子談到通過專業公司來募集資金。在我離開我這位朋友家后，覺得這是個解決的辦法。託事會的成員對此則十分懷疑。開始的資金從哪裡來？有一個成員反對將國外傳道事業化。這家公司從來也沒有為美國以外任何事業做過工作。但是沒有人有更好的辦法，所以，最後和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簽了合同。
那個公司說，我必須隨時在場。他們根據經驗，美國的”有希望援助的候選人”在心理上希望和所涉及的那個機構的主席打交道。因此，在此後的幾年，我就來回于北京和紐約之間，在美國度過了大部分工作時日，做一些我並不特別適合做的事情，而把似乎是我的主要任務放到了一邊。在中日戰爭之前，我一共去了美國十次。我的一個同事還記得我在某次募款旅行回來的時候曾經說過：”我從來也沒有見到過一個不認為我是屬於乞討行業的乞丐。”那是個緩慢的艱苦工作，所有的錢都是美國人民自願的禮物，沒有一塊錢來自美國政府。
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使用了一種精巧、絕妙的技巧。他們的機靈的大學畢業生組織所有的事情，但是從來也不出面。Luce博士和我，以及中國人和其他和燕京有關係的人到某個城市、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中演講。舉行向我們表示敬意的招待宴會。然後，我們就拜訪安排給我們每個人的那些人。它起到了作用。在最初不長的時間里，效果明顯，但是沒有能夠達到目標，所以就停掉了那種安排。在了解到其他人如何做這類的事情之後，我決定我還是使用我自己的票友、非專業的辦法為好。幾年之後，在採用比較直接方式的另一個公司的安排下，要我和一位從西部來的能手去波士頓。他的論點很恰當，說唯一能夠要到錢的辦法就是開口要。他帶著我去拜訪波士頓上層的一些人物（有些我過去曾經見過），他對他們施展了他那高壓性的推銷人員的本領。我感到極其屈辱，離開了那個城市，並且決定儘管我的大學需要許多錢，但是我再也不會採用這種辦法。
對我來說，經常需要結交可能的捐款人，而且向他們祈求捐款，這是件使人厭惡的事，而且還給我一種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遇到過的令人沮喪的感覺。我甚至遭受到一種神經性消化不良的折磨，而在每次集資旅行結束的時候，消化不良也總是消失了。但是集資旅行也帶來了許多令人愉快的友誼和其他有趣的經歷。我試圖遵循兩個指導原則：一個是不論是否能夠得到捐贈，都要把向其募款的人看作是那個大學和中國的朋友；另一個，我可以說我從來也沒有不遵循的是，不去評判涉及的那個人的錢是如何取得的，只是他要對我們大學當局的方針和目的有充分的了解，不限制我們如何使用他所提供的錢的時候，我們方才接受那個捐贈。雙方處理這個問題在道德上的正確與否，在我看，能夠涵蓋所有任何時間會出現的任何具體問題。在日後開始在中國相似募款時，它使我立於堅強的處地。
募集款項的問題還有一個方面，它似乎應該讓我更為焦慮的是，在魯莽從事和機靈審視之間作出平衡。營造和建築不只是教學大樓和教員住處（為這些獲得捐款相對比較容易），還有一些平淡無奇的東西，譬如非常昂貴的發電廠。燕京大學越是能夠表現出自己實際的成就，它就會更容易取得更多的基金。另一方面，必須有信心保持我們財政的廉正性。冒一定的風險是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五
有個名為黃國安（KA Wee）的中國人，來自新加坡的一戶殷富人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被帶去了美國。他畢業於俄亥俄州的維斯里安（Wesleyan）大學，從哥倫比亞（Columbia）得到了文學碩士學位。在回新加坡之前，他的家人帶他豪華地旅遊了美國和歐洲。但是他已經有了美國人的樸素、直率、奉獻的理想，希望回他的祖國做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家人威脅他，說如何他不和他們回去，就剝奪他所有的繼承權。他的回答是，他要剝奪他們的繼承權；他真這樣做了。這樣，他就要找事謀生。在這時，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聽到了他的情況；因為那個公司正在為一個中國的大學搞活動，就讓他作為僱員，但是對於如何使用他並沒有明確的設想。
當時，衛理公會的國外差會委員會（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已經決定在燕京大學的校園裡建個以貝施福（J. W. Bashford）命名的大樓來紀念那位主教。貝施福（Bashford）曾經積極地說服他的華北差會加入聯合的計劃。他也是黃國安就讀於俄亥俄州維斯里安（Wesleyan）大學時那裡的校長。根據某個程序，在某些地區的衛理公會募集到的基金的超出部分，可能會被指定用於這個紀念性的建築。那時黃國安在我們手下沒有特殊的目標，我想到讓他完全去做找那些教區牧師簽署所要求的單子；如果基金有多的，靠著那些簽署的單子，款項就會自動轉到那個賬戶里。他很喜歡這個工作。由於坐火車很費時間，他為此請求了一輛汽車。不久他把汽車用得太多、用壞了，那個公司很惱火。但是款子源源地來了；我為他調解，條件是他要更為細心使用那個新車。衛理公會的當局驚奇了，因為他們未曾預料到會有那麼多捐款。但是他們都是明理守信的人。款項數額有上限，完成的時間有極限。黃國安向他們許諾，他一定小心謹慎地遵循這兩項（按期完成那個數額）。
當限期接近時，黃國安訓練了另一個中國孩子，然後又訓練了一個極有魅力的女孩來幫助完成他的任務（科替斯[Curtis]出版公司的一個高層經理提供了自己的豪華轎車為這個女孩使用）。這就是我們如何如何在我們的校園中心得到那個漂亮的貝公樓的情況。公路警察因為黃國安超速攔住他五次，但是看到是位中國人在開車，還說些什麼那是一個主教的差使，警察就都讓他走掉了。完成了這艱辛募捐之後，黃國安告訴我說，他談燕京大學談的那麼多，多得連他自己也願意留在燕大了。我回答說，我們只在體育方面有個空缺。他對這個職位不是太願意，但是同意先就任一下作為開始。就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個曾經在美國大學里做過籃球隊教練的中國人。一就任，他驚奇地發現中國的隊寧肯退場也不肯認輸丟面子，一個隊員會在他的競爭對手當選為隊長的時候，為報復，會糟蹋對手的名聲，如此這般。在和這種缺乏公平競爭、運動員氣概鬥爭之後，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他逐漸相信了，他為中國所能夠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訓練學生建立體育競技中的道德品質，那是他在美國的經歷中所學到的。但是他還說，他從來也沒有接受過任何技術上的訓練，要求讓他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讀體育的博士學位。那時我並不知道還有體育博士的學位。黃國安博士在燕京建立了公平競爭、運動員氣概的新精神，這種勝不驕、敗不餒、尊重對方、尊重自己的精神感染了華北各大學之間所有的比賽；還不僅如此，他還建立了一個體育系，以及所謂的”燕大精神”，它在校園生活里所起到的作用，遠遠不止是增強學生的體質和健康。
六
只有在美國才會發生的一個工業傳奇，後來證明對燕京有了極大的影響。那時，在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里，一位化學教授在實驗室做一個試驗，告訴那班上的學生，那試驗可能會導致發現一種有很大商業前景的輕金屬。查理斯·霍爾（Charles M Hall）按照這個線索繼續試驗，製成了鋁。他使用的那個簡陋設備現在還陳列在歐柏林學院的博物館里。在他的遺囑里，在給出了各種私人的遺贈之後，把其餘的三分之一捐給歐柏林學院，三分之一給南方的一些學校，三分之一給美國人在亞洲和巴爾幹辦的高等教育。他的兩個好友，美國制鋁公司的主席和它的一個法律顧問擔當執行人。他們被所有合乎要求的和許多不合要求的人所追尋，很難找到他們。
鍥而不捨的哈里·盧斯（Harry Luce以光輝的友善態度爭取到了克利夫蘭（Cleveland）市的那個律師，並且把他介紹給我。他安排我和他、還有亞瑟·大衛（Arthur V Davis）先生在紐約共進午餐。戴維斯（Davis）先生無情地詰問了我，我完全意識到他這麼做是在考察我的能力。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況，在精神上受到折磨的那個人幾乎看不到飯食，知道他的成敗就懸在那裡。一切完結的時候，我真是出了汗。這時，戴維斯（Davis）先生說道：”今天下午我要去巴黎，但是我會採取我同事的立場（約翰遜[Johnson]先生已經說過，如果能夠說服戴維斯[Davis]先生，他會同意捐助五十萬美元）。但是不要讓你的代理人來打攪我們。你回去建設一個值得我們支持的大學，到時候我們會做我們該做的。再見。”過了一年左右，我再次見到約翰遜（Johnson）先生的時候，他說：”我們決定給你一百萬美元，我們一直在查看你；是那樣，我們把數額加了一倍。”後來我又經歷了一次精神緊張，我請求為他們認為合理的一些原因，要求把捐款增加到一百五十萬。
在亞洲完成了所有的他們的撥款之後，他們還在帳面上有四百五十萬美元的股票，但是其中的一半那時還沒有分到紅利。他們打電報給我，諮詢如何處置他們那時還沒有分發出去的贏餘。我感到非常有興趣：一個美國大企業的化身人物和一個典型的公司律師，在他們之間能夠想出創立一個機構，使用在西方為研究外國文化而研製出來的設備和技術方法，來幫助中國人研究他們自己的文化，並且幫助美國人學習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學得能夠在美國人之間傳播那個文化。他們承認，他們腦子裡的狀態這時還很混沌。但是這個萌芽的想法卻是他們的。哈佛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 儋漢（Donham）曾經為他的學院探索從霍爾（Hall）基金得到機會，但是沒有成功。他湊巧是那位律師約翰遜（Johnson）先生的大學同班同學，所以，他們讓我去哈佛，和那裡的人一道，看是否能夠按照他們的想法做些什麼。哈佛當局非常大度，允許將他們大學那美好的名字和在中國的一個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這就是哈佛燕京學社（哈佛燕京中國研究所[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由來。戴維斯（Davis）和約翰遜（Johnson）從儋漢（Donham）那裡得到了大量的幫助。儋漢（Donham）曾是銀行家，和他們有共同的語言。他在無意中，被拉進了一個新的事業，並且在託事會裡擔任了多年、稱職的主席。在燕京大學的許多優越性之中，哈佛燕京學社使得我們（而且通過我們使得其他幾個在中國的教會大學）的中國研究真正提升、達到了任何中國人自己的機構的最高水平。
託事會的司庫是麥克布麗埃爾（E M McBrier）。在早期募集捐款的時候，我曾經到烏爾沃思（Woolworth）大廈他的住所看他。他開頭就說：”我猜想你是來貸款的。”
我回答說：”不是。我把那些事情都留給託事會的成員去辦。我來是為了相對說是件個人的事情。我來要求你辭去託事會的職務。”麥克布麗埃爾（McBrier）驚跳了起來。我繼續說，”讓我來解釋。你對這個項目顯然不像對其他事情那樣感興趣。你為什麼不卸下這個擔子？”
麥克布麗埃爾（McBrier）先生問我：”你有什麼根據？”
“你的地位是要你幫助你理應關心的事情。到現在，你什麼都沒有給燕京大學，給的只不過是哈里·盧斯（Harry Luce）買火車票的260美元。你是託事會的司庫，你知道我們的需要。由於這個，我不相信你關心。我不抱怨，可是我覺得你應該卸掉這個重擔，這樣，我們就能夠有個使他沒有對其他那麼多事情感興趣的人。”
麥克布麗埃爾（McBrier）先生開始非常憤怒，在椅子上轉來轉去，說些其他的允諾。最後他聲明，”我可以對你保證：或者我讓你相信了我是感興趣的，要不然就辭職。”
在我就要回中國之前，他寫信給我，答應給十萬美元，後來他又說他要馬上造一個樓。我以為他的意思是改變了計劃。他回答說，”噢，不是，這是額外另外的。”後來有幾次，他提到幾個其他董事的時候，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像你以前找我談的那樣，去找他們談？”
在寫了這些幸運的情況后，我能夠把在努力爭取中的失敗寫成一個長長的、無味的章節。往好處說，籌劃募集錢常常也是個乏味、使人厭倦、讓人失望的事情。我在許多”有希望捐款的人”那裡浪費了許多時間，他們或是不感興趣，或是已經沒有了錢，或是由於一些區區小事造成的不滿而疏遠我們。這種專業性的乞討最使人興奮的方面，是可能從引誘那些”有希望捐款的人” 那裡，成功地得到友好的說法，但從這樣的關係里得不到”進款”。例如，我通過傅涇波在他的一次政府差遣時，相當好地認識了亨利·福特和Edsel福特。只要我到了底特律，他們就請我共餐，並且尖銳地問關於我學校的一些問題。美國所有的大學校長都對我能夠和他們在一起，並且可能會有所實惠感到眼紅。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如果那人不提出，我即便提出，他也不會有所反應。
在我學到了觀察那些有錢人的特性之後，再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會的人員打交道就帶來了很大的歡樂。和他們交往，問題只是要有一個能夠足以符合於他們計劃的、有價值的理由。任何時候，可以保證會有友好、謙恭和禮貌、以及同情的理解。我看到了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會更多的內部工作（因為我常常拜訪他們）之後，我對他們原始的設想和實現設想的辦法就越感欽佩。
所以，經過了許多年，為了建築和器材設備，以及越來越多的維持和教育經費，以及基金，先是在美國，後來也在中國募集到了捐款。到一九三七年，燕京的基金達到了二百五十萬美元。
七
為創立我理想的大學，我的任務似乎有四個方面：它的基督教宗旨；它的學術水平和職業性課程；它對中國環境的聯繫、對國際理解和善意的貢獻；以及它的經濟來源和物質建設和設備。最後的那項，我已經說過了。
為了對教會成員的子弟提供教育設施，更可能是為培訓教會工作者，燕京大學成了傳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輔助作用是它唯一可以聲稱說它為什麼建立在中國的土地上，以及它唯一可以希望得到經濟支持的正當理由。我希望它繼續在氣氛、影響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但是不（那怕是看來也不）涉及傳道運動。不能要求去禮拜堂，不必須參加宗教活動，信仰基督教不能對學業有好處，拒絕信仰也不能有壞處。用任何尺度衡量，它必須是個真正的大學，傳授真理完全不能受到阻礙，信仰和信仰的外部表達被看作是私人、個人的事務。在挑選教師上，在提供設施上和有益於影響上，行政管理可以創造條件，幫助學生主動從事宗教活動。因為如果沒有一個活躍的基督徒學生核心，也就不成為一個基督教的大學了。不論每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是如何，在校內和公眾一般都把燕京大學看成是基督教的。我們努力讓人看到，嚴格的大學標準，和承認基督教的目的，這兩方面並不是不相容的；一個完整的團體，其中大部分人委身於基督教生活的觀念，會造成一種集體生活的質量，它是為善的；一個這樣的大學是能夠證明，對所有形式的人類有組織的生活來說，基督教信仰是有益處的。
在最初傳一個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福音的階段過去之後，我就開始感到傳教的工作可能就要在許多情況下大胆地採取以昭示基督的生活方式為形式。我認為燕京大學的校園為此提供了一個卓越的機會。燕京大學的基督教團契是宗教生活的組織，是由教師、學生和工作人員組成的一個執行小組指導的。團契會員的資格是要保證進一步遵循、學習耶穌基督所教導的、所實踐的生活，而不是依據任何的經文。
將這些活動和大學的管理分開，以及在一個聯合性的大學里避免教派的問題，這樣做都是有益的；對於那些想有自己特殊宗教活動的人，他們就那樣做，這和團契並不衝突。對於中國的公眾輿論來說，這種純屬自願的安排也使問題簡化了，因為不然的話，輿論會提出反對用一個精巧的教育計劃來做宗教性的宣傳。最大的好處是那個自發和現實的意識和感覺。只是真正感興趣的人才參加進來；但是對於他們，那卻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可以驕傲地說燕京大學里的教學和研究是高質量的，我不必謙虛，因為在這些方面我沒有做什麼。我的責任是盡量讓教師自由地去完成他們自己的任務，雖然我對於我們的項目的細節也有很大的興趣。我已經談到了我們得到了霍爾的資助和哈佛燕京學社的贈與，激勵了中文系所達到的高水平。我還希望改善英文的教學。使得在中國不一定必要掌握外國語言的最好的辦法，是讓學生將西方的知識導入中國人的生活中。我們的學生實際上是生活在一個雙語的環境里。入校的時候，就認為他們能夠使用兩種語言來學習任何一門大學課程，隨教師願意用哪種語言都好。請來演講的人從來也沒有翻譯，儘管在聽眾裏面幾乎總有一些人因此而感到痛苦。在和學生團體講話的時候，我有時在講台上改變主意，到底是說中文，還是說英文。這都表明在從一種語言變換到另一種語言的時候，學生是靈活的。繼續到國外就讀的學生，似乎能夠這樣做，語言的困難並不很大。
在當地教會的聯合中，醫學院是更為成功的一面，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名字，就銘記了那個協同合作；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予支持之前就是如此。再一個就是華北協和女子學院，那主要是路易拉·麥娜爾（Luella Miner）女士的成績，也是在中國第一個女子高等教育的嘗試。學生的數目並不多，水平也不太高，但那是一位具有難得的眼力和能力的女性所輝煌創始的。在我就任後幾個月，就決定將它組為燕京大學的女子學院。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那個合併儀式上做了主要發言，戲稱它是個結婚儀式。在我們這個男女合校的大學里，它證明了那是十分愉快的合作關係。
我們理學院的進步也很令人滿意。中國的知識界受到了十九世紀後期理性主義科學的影響，認為宗教不可信。因此在一個基督教大學裏面，讓感到這兩方面並不矛盾的教師來加強這些科目，就有特殊的好處。我們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密切關係，由於這個關係，我們幾乎成了它的醫學預備（醫預）學院，而我們的學生到醫學院一年之後，就取得它們的科學學士學位。我們的護士預科課程也是這樣。北京協和醫學院很早就覺得需要培養英語流利的護士。但是，讓大學的女生去做高級的阿媽（保姆），傳統的中國思想是難以容忍的。當粉碎了這種觀念之後，我們就有了穩定的優秀學生來源，為中國的姑娘開闢了另一個職業。我們在工業化學里設立了製革課程的時候，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勞力—手工勞動是學者所不齒的。再說，我們那些男生是否會喜歡鞣革的那些臟忽忽的勞苦呢？他們會不會覺得在同伴中丟人，丟面子？這個課程很快就前進起來，快得讓我們吃驚。
我們的公共事務學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是從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拿來的名字，主要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會（稱為普林斯頓-燕京基金會 Princeton-Yanching Foundation）支持的。對我們來說，這比單純的經濟利益強得多。普林斯頓的教授和它的新畢業生到我們的這個學院里教一年或幾年書。我們的比較有前途的學生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讀博士，他們常常再回來教學。學院設有政治系，經濟系，和社會學系，都對中國的現代化十分有用。讀了社會工作那些課程的畢業生，是私人和政府機構最需求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接受美國的四年大學課程的制度是個錯誤，而教會大學在這方面有部分責任。中國的經濟狀況和其他的因素都表明更好的體制是，將高中的后兩年和大學的頭兩年組成一個單元，在此之後，其他的課程可以更專門一些。大多數的學生負擔不起大學文科基礎普通（liberal arts）教育。教會大學的很多學生因此用這個文科基礎普通教育作為使用英文的職業教育。無論如何，我對強調職業課程有很大的興趣，特別是關於表示基督精神，和滿足社會的需要的那些。上面已經談到了幾個。在日本人破壞了我們的設備之前，有一個很有前途，那是用新的科學方法來恢復中國古老的陶瓷工業。我自己寵愛的可能是新聞事業。託事會授權給我增加這個系，但是說得很明白，他們沒有資助它的責任。冒險設立它可能是由於我情有獨衷。但是報紙變得越來越影響中國人的生活，在幾乎是這個新的行業開端的時候，高水平的編輯和倫理道德似乎有特別的價值。從一開始，它就是我們最為出名的一個主修科目，它和經濟學在入學人數上互爭高低。在一段時間里，中國新聞社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都的代表，幾乎都是我們這個系的畢業生，他們在中國的那些報社裡，也是非常突出的。
從日本人那裡恢復了燕京之後，在我們的技術課程里有了一個最使人高興的發展。在天津周圍的一些中國的領袖人物建議，要我們創立工程科目，所有的支出都由他們承擔。他們解釋說，他們需要的人，不是像在國外學習（甚至也不必像在國內大學學習）、過於理論、並且要求高薪水的人，而是學得不必那麼精的人。他們一向觀察我們的畢業生；他們需要的人是：既有必要的技術知識，又肯在車間里工作和學習的人。安排的辦法是，學生開始讀兩年工程預科，然後再讀三年，后三年是半年在校學習，半年在工廠接受專家的指導。這個科目立刻就吸引了好學生，但是在國民黨失敗時它也亡故了。
由於多年來我在神學院教書，我自然就對宗教學院的發展有特殊的興趣。它主要是為大學畢業生的，是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那個環境里維持著同樣的學術標準。在教師隊伍中，中國人越來越成為主體。幸好，我們保住了一個卓越的群體，他們的學術水平和我們自己的和其他大學的中國教師是相同的。他們有絕對的自由去制訂禮拜的形式、教義的陳述等等，來和中國的傳統相和諧，並且創作中文的基督教文獻。但是他們更多是選擇了西方的模式，而不選用任何驚人的新形式。他們對這種自由十分高興，並且充分的使用它。但是他們之間完全無拘無束，並且有作為受到差遣的中國人的責任意識，這對基督教的宗旨以及特別是在學院內的宗教生活是極為有益的。
八
在我去北京時帶去的許多設想中，最為明確的一個，是那個新的大學必須建立在中國的社會中，不和西方國家的條約和其他外界的因素相關聯，只接受中國人自己所具有的和他們希望和我們分享的權利。我認為帝國主義和傳福音是可以分開的。在參与大學事務中的任何方面，外國人和中國人都是平等的；住在一起，住的房舍也都是同樣的式樣。在那時，這些都是很激進的思想。當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的時候，燕京大學立即登了記，服從政府教育部的所有條例。但是那些多數涉及的是內部事務。我開始和處於權威地位的人熟悉起來，包括許多重要的人物，他們之所以重要，或是由於過去的從事，也可能是他們可能要就任什麼工作。他們除了在政治上的影響外，其中的許多人還捐助了相當數量的款項，這樣他們就更多地關注燕京大學，並且更把它認同是中國的社會。
通過了在美國廣泛深入的經濟努力、燕京大學發展得相當不錯之後，我就開始更為認真地想在中國引起興趣，部分是為了在一個懷疑和潛在的對立環境里，機智地贏得同情、好感和友誼，部分是要實現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支持。在傅涇波的伴同下，我實際上到過了中國所有比較重要的區域，包括滿洲（東北），並且認識了幾乎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許多在教育、經濟和工業方面的著名人物。在這些旅行中，建立了許多私人的和對我們大學的永久性的友誼。馬上就得到的小效果，是使得中國人將燕京大學至少看作可能是他們自己的，值得他們慷慨資助的，而不把它看作是外國人為他們興建維持的一個事業，不論那些外國人的動機是多麼有價值。
我原始的目標是讓中國人越來越多地參与教育、管理、宗教和其他如經濟維持等方面的領導，這樣最後它就基本上成為從歷史上還記得它是源於西方的一個中國的大學。從他們表現出來的能力和對這個大學的理想來看，我的理想實現得很好。燕京的第一個校長是吳雷川先生（Wu Lei Chuan），他是信奉了基督教的一位翰林，多年來都是我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師，在那之前他曾擔任過教育部的副部長。他的中文頭銜是校長，我的頭銜是校務長，但是英文的頭銜沒有改動。他在日本佔據了華北之後故去。在日本投降后，理事會選舉心理繫系主任陸志韋韋博士接任了吳校長。在南京我擔任大使期間，我仍保持著原來的頭銜。
但是，我知道在確保和平和以及最終導致某種形式的世界共同體中，國際間更好地了解是至關重要的。我認為，大學應該是形成這種世界性的觀點的中心。燕京的基礎情況，可以成為永久性的財富，並且可以由此擴展，去包括和其他國家的聯繫。我的這個理想在較小的程度上是開始實現了，但是完全實現它還有待于將來。當燕京大學在徹底中國化上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前進的同時，燕京也應該更廣泛地、更公開聲明它的國際性。
在燕京大學，我們已經朝向了這個方向。燕大的起源和支持主要是美國的，但是還有一個較小的英國成分。燕大建立在中國，設想是要更完全更永久地成為中國的學校；燕大有這個構架。此外，我們開始有了其他的關係。要加強和過去已有的英國的聯繫，得到了英國的特殊支持，我們試驗性地在一般稱為”牛津現代偉大舉措”的高級（榮譽、優等生）課程里採用牛津的導師制度。自己曾讀過這些課程的英國牛津大學過去副校長林德賽（Lindsay）的兒子麥克·林德賽（Michael Lindsay），給予了領導。幾乎從一開始，瑞士的一個委員會就在我們的教師隊伍里保持著兩位瑞士教師，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博士和夫人。法國政府給了一個獎學金，為在巴黎讀研究生；第一個獲得它的那位，在巴黎讀完了四年，準備回來教書，但那時歐洲爆發了戰爭。德國政府過去曾經每年給我們的西語系一個不大的資助，他們重新續了起來，我們也高興地接受了，甚到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義大利政府在那年春天提供給我們八個獎學金，幾乎可以支付在義大利旅行和居留的所有花費，並且可以在該國的任何有名的大學里讀任何科目。選好了八個學生，他們也都很勤奮地在學義大利文，但是在他們就要在夏天起航之前，嚴峻的國際緊張局勢迫使停掉了那個項目。
我特別希望和日本、蘇聯有類似的聯繫。但是戰爭和……粉碎了所有的這些幻想。無論如何，我堅信這是個很好的設想。假定燕京能夠以他原來的基礎重新開始的話，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制度，來和世界上盡量多的國家（尤其是日本和俄國）交換教授、學生獎學金，特別要包括這些國家的語言和文學、現代政治和經濟問題，等等。這樣的安排會使學生專門于這種或那種外國文化，或者研讀在不同國家裡都在處理的某個課題。他們會和那些教師取得個人的聯繫。
但是主要的益處可能是在這個學校里遍布著一種氣氛，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之中建立國際性的頭腦，並且將多個國家的有類似頭腦的人帶到一個友誼的團體之中，這樣就會使得校園內整個的生活更豐富，更廣泛。在中國做這樣的一種試驗似乎是特別適宜的。任何國家的道德哲學觀點都沒有像中國的那麼寬廣、那麼豐富。除非中國的人民被不愉快的經驗所說服，即，他們國家生存的唯一希望只是狹隘的愛國忠誠，否則它和近來加深的民族主義傾向並不矛盾。在創造出意氣風發的力量上，在表現出和所有國家可以友善交往中，燕京大學似乎都有自己的合適地位，這似乎並不特別是個荒誕的願望。到那時，它的外國起源不會由於歷史的緣故被忘卻，而會成為一個永久性的長處，用來帶給在中國土地上的很多中國青年想要到外國去學習的東西。
九
我到燕京開始工作了幾個月之後，我和查爾斯·靠爾貝特（Charles Corbett），傅晨光（Lucius Porter）見面，要制訂校訓。我們都出生在中國，我們都相信，一個教會大學應該成為表率，將宗教信仰、科學精神和方法、以及毫無障礙的無畏探究融和在一起。有一位提出要包涵耶穌基督所說的”（人子－耶穌的自稱－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馬太，20：28）。我記起了在弗吉尼亞大學大門上刻著的希臘文，那是多馬士·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所引用的話，它也刻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大門上，那是：”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8：32）在我們討論之中，靈感來到了，把耶穌的這兩個重要的言語結合到一起，從而把神的教導的真諦歸納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這個校訓很快就滲入學校的各個方面，固化到學校的精神結構中，進入了學生的出版物和標誌物里、流行到校園詩歌里，但是最好的是它融入了一個個學生的意識之中。至少大多數人將它結晶到自己的生活哲學裏面，想要實踐它，把它作為用來判斷同行者的標準。我有的學生參加了共產黨，帶著幻想、樂觀的熱情，回來告訴我，他們為老百姓所做的就是忠實地遵循這個校訓。就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大學的校訓對於學生有如此重要、如此有生機的影響。
十
在加強燕京大學中，我的同事們是靈感和指導的可靠資源。從一開始，我們就是一個團隊。那種同志般的關係給我的歡樂和對我的價值都是無法高估的。有一次，我聽到小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先生在宴會上談到他父親的一件軼事，大意是：當問他父親取得那麼大的成就的秘訣時，他父親回答說：”我的同事。” 在我聽到的時候，那似乎是過度謙虛的造作；多少年過去之後，我方才真正理解他是什麼意思。程度要小得多，但是我以最大的忠誠可以說同樣的話。我希望能夠有篇幅來提到每一個人的名字以及他們對我們的共同事業做出的特殊貢獻。
對高厚德（H S Galk）博士必須要說幾句。他除了有神學的訓練之外，他還專門于教育學，並且在通州曾任學院的院長。在他來中國之前和之後，他曾有很廣泛的實踐事務。在傳教士之中，他的中文口語和文字造詣都很不一般。在大學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幾乎沒有一方面不是積極的。在我一再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就替代我的位置。他幾乎一直是土地和建築委員會的主席。特別在建設的階段，那是個極其重要的職務。他寫的”燕京大學的歷史”（History of Yanching University）不僅是他準確的文學著作，也是他在燕京大學的事務中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但是，書中沒有將我們共同努力中他取得的成績給予應有的讚許。氣質和習慣使他謹慎、穩健、保守，遵循固有的和其它已經建立了的程序。這樣，他就經常防護了我那比較不夠經心、冒險的傾向。對於任何一個新提案，我們都願意包容相反的意見，後來總是達成一個避免了兩個極端的協議。我們總是尊重雙方的意見，並且保持著沒有任何個人敵意的純潔友誼。有如此明智、無私並且忠誠的一位同事，這個校務長真是高興。
也要對劉廷芳（Timothy Lew）致意。他從小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承擔這個新大學的管理責任的時候，他就隨我從南京來到了北京。他在聖約翰（St John’s）大學預科的時候，獲得了所有的學習和演說的榮譽獎勵。在美國，他也取得了這樣的成績，幾乎是一個外國學生所能夠取得到的最好成績。他在喬治亞（Georgia）、哥倫比亞（Columbia）、和耶魯（Yale）等大學，以及紐約州的協和（Union）神學院讀書；和一位同學結了婚，按他的說法，那是按照了到美國的計劃。儘管東南（Southeastern）大學極力要他去，但是他回到了南京神學院，和我在一起。我向他認證，在我開始到北方開始那個未經考驗的冒險時，我希望他和我一同去，但是他必須自己做決定。神學院和東南大學都急切地要他，條件優厚得願意讓他在兩個大學各擔任半職。但是他決定和我一同去，這本身就是中國人對朋友忠誠的一個十分明顯的事例。不久他擔任了我們神學院的院長，並且開始說服他在美國認識的其他人來那裡就職。他也去說服那些適宜於來文理學院的人。對所有這些高水平的中國人，他說，儘管他們有所疑慮，但是這實在是個教會學校，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同事共同享有著一切，他們理應幫助使這個獨特的試驗能夠成功。在開始的那個階段，他先是幫助選擇后是留住合適的中國人任教，這對於燕京大學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劉廷芳博士後來作為中國基督教的領袖，他的事業在基督教運動的歷史上是很大的一個部分，在這裏難以重複。在宗教聚會和各種有組織的活動里，他都是其中的傑出人物，那既是因為他的熱烈、激情的口才，也是由於他的中文表達能力是少有的。在一九四八年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裡，在大多數基督教國際會議里，他都是一位著名的人。在這裏提到他，不僅是因為他和我的美妙友誼，而更是由於我和那些中國同事的關係。他代表了從燕京大學的一開始，我和我的中國同事的關係；他們都有相似的學識、能力，在所有管理事務中都有所作為。我對劉廷芳所說的，實際上也適用於我所有的中國同事，在程度上和他們在燕京服務的時間和我個人與他們接觸的機會多少相當。
十一
在前面的段落里，我談論了實現我的美好理想和燕京大學成長的不同方面。在最後的這個段落，我必須談談燕京大學的學生。歸根結底，一個大學的如何，要看它的學生。有些學生讓人失望，大多數可能都在某個方面有那麼一點；但是在記得他們的歷史背景和當前國內生活的紊亂狀況時，我對中國學生總的看法是，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克服了許多障礙，表現出了一種我所沒有預料到的風格和氣概。他們是中華民族青年的優秀品質、活力和智力的證物，也是接受教育的效果在整個個性中的自我表現。通過他們，美國人民顯示出自己對中國的善良願望，以及對中國的進步和對更為明智的相互友好關係所作出的貢獻。在這些成就中，這個大學的明確的宗教目標是一個有力的影響因素，也使它在中國的基督教運動進展中，具有不是沒有價值的力量。
在我生活在中國的期間，我有充分的機會觀察中國學生生活的一種不讓人愉快的現象，生動地稱為”風潮”，颳風和潮水。這些組織起來的突然爆發越來越劇烈，也是他們在愛國示威中最有效的一種方法。但是，當他們這樣組織起來、發現了自己有力量之後，全中國學校裏面的激進學生就開始使用這種不上課等行動作為手段，來改良真實的和假想的各種內部抱怨，從校長的個性、品質到飯食的口味，各式各樣的抱怨。在慷慨激昂、雄辯演說的橫掃下，通過巧妙的操縱，基本是最守紀律、最友善的學生也參加到這種群體的運動之中；如果處理得不好，它很容易造成難以解決的危機。我們十分幸運，在燕京大學從來也沒有失去控制的風潮，但是我到達過一個很接近崩裂的時候，使得我十分懼怕群體心理，特別是影響到有特殊弱點和受到社會抑制的中國學生的群體心理。
在個人情感上，我和眾多的燕京大學校友的關係是極其使人歡快的。在中國人生活中最為美妙的傳統之一，就是師生之間的關係。教過不論是多大年齡的、和屬於什麼階層的學生的任何一位外國人，都能夠證明這個經驗是多麼豐富。在學生方面，它比單純的尊敬和甚至崇拜還更為熱情、人性、直感、而且有令人高興地自發。在我剛到燕京的頭幾年，那時學生還不多、我還在探索一個大學的校長真正該做些什麼的時候，熟悉每一個學生還很容易。隨著學生的數目和我的任務都在增加，而且我又經常離開校園，我就無法熟悉每一個學生了。我想方設法彌補這個損失，但沒有完全奏效。可是以某種極為奇怪的方式，我覺得我好像認得入校的那上千的最為陌生的每一個學生，而且很微妙地感到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不論是在學院里，或是在日後的生活里，他們總是用充滿了中國的禮貌態度，不讓我感到難堪，而告訴我他們是誰。
雖然我和他們的接觸並不需要太多，但是由於某些無以名狀的緣故，他們似乎喜歡我支持他們，也喜歡我對他們所有的人都有激情的感覺。在經常的反對日本和其他愛國風潮掃動中國students團體的當時，我常常能夠設法和他們的領袖相當地熟悉起來。對學生團體談話演講，並感受他們的熱烈回應，這總是使人鼓舞的。男女同班的大學生活，導致了許多戀愛故事；不斷地請我在我自己的家中主持婚禮，常常是，但也不一定是按照基督教的儀式。順便談談，在學院里的這些婚約，不論是否由我主持的婚禮，我不知道有一個是悲慘的。似乎有個說法，認為這是尋找合適配偶的好辦法。在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這種感情關係，即便是非常不明確地泛指的那種，可能也只會在中國才有可能，它對一個美國人會有更多的意義。我到任何地方，有無數的信件都使我想到這一點。
我對燕京大學的畢業生的自負，最不使我不好意思的那些，常是後來到國外讀了更高的學位，又回來教書的那些校友。我們意識到這樣的老師太多了，會有不好的內在生長、自我繁殖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由外國人奠基、有特別目標、在要本土化但又不要失去它特殊性質的一個學府，沒有比它自己的老學生更好的人來實現這個轉化了。他們重視、並且也同樣擁有這些原來奠基人的理想和信念。他們記得他們早年求學時代的生活，並且有其他中國學生所不容易具有的那種忠貞。
本文選編自《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註釋從略，欲求詳細內容請購買原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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