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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八章祭六四
作者：陳奎德
3）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4）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5）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6）天安門母親——永垂青史的群體
7）六四：穿越代際 穿越左右 定義中國
8）六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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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四——現代中國的十字架
歷史不是日曆。
在日曆上，每個日子無分軒輊，一律平等。然而歷史不同，它有所偏愛，它往往青睞一些特殊的時日。翻開史書，我們會發現一些「大寫的時日」。人類的命運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這些特殊的時日上，從而賦予了它們以沈甸甸的分量。不能設想，如果沒有了紀元前551年（孔子誕生），沒有了紀元12月25日（耶蘇誕生），如果離開了1215年6月15日（英國國王被迫在大憲章上加蓋國璽），離開了1492年10月12日（哥侖布發現新大陸），離開了1776年7月4日（美國獨立宣言發布），離開了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獄），離開了1911年10月10日（中國武昌起義），離開了1919年5月4日（中國五四運動）……，人類歷史將是何等平淡無光、蒼白乏味！而正是由於這些時刻，人類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驟然照亮，歷史才配稱為歷史，文明才配稱為文明，人類才真正成為人類！
1989年6月4日，就是這樣一個永垂史冊的「大寫的日子」。對中國，也對世界。
百年中國人的基本訴求和命運，戲劇性地濃縮在天安門那幾十天的時空中。那是一個悲愴的歷史舞台：近代中國人的悲歡離合、光榮與夢想，生生不已，瞬間破滅，全都凝結在了天安門的吶喊和六四槍聲中。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不久，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巨變接踵而至：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陣營解體，共產主義失敗，東西方冷戰在主戰場結束。從這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視角衡量六四，它已經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轉折路標的地位。
六四之後，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歷史裁決被強力封鎖而遲遲未至。這也是中國權力壟斷，腐敗糜爛，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難於融入國際社會的關鍵所在，是中國真正復興的基本障礙。
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冤案不雪，國難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個蛇年的六四之夜卻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個生肖的迴圈逝去，當年在長安街槍聲中呱呱墜地的嬰兒，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學生了。然而，十二年來，在權力的廟堂，「屠伯們逍遙復逍遙」；十二年來，在天安門上空，冤魂們飄蕩復飄蕩，怨目不瞑，英靈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們不禁無語問天，這天底下究竟還有沒有公義？
上蒼畢竟有眼，屠伯們的清夢也有時而斷。在長安街的坦克與血淚的背後，正義在行動。那些導致六四慘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結成了沈甸甸的書籍——《中國「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門文件）》（英文版）——風行於中國本土之外。一些與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們，借《中國「六四」真相》於2001年4月15日發行之機，聚會紐約，回首當日風雨，評說千秋功罪，於是有了我們眼前這本書。
我們曾有過六四學生骨幹們的回憶文獻，有過知識份子六四行為的回憶文獻，還有過工運領袖的六四回憶文獻，如今，鎖在「黑箱」里的中共當局在六四前後的官方文獻，也大部曝光了。這樣，六四事件的基本圖像就有了一個大體平衡的輪廓。雖然還有無數的細節需要填補修正，無數的說詞有待反覆驗證，但是，框架已經成形，概貌已經浮現，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靈、告慰天安門母親們、也告慰全體國人的。
歷史的審判是無法逃避的。在最後審判之日，這些文獻將化為起訴書，起訴六四血案的主要責任者及其協同者，清償他們應付的代價。從而討回歷史的正義，醫療民族的創傷，走出冤冤相報的歷史迴圈，創建一個文明寬容的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中國的真正復興。
天下沒有白流的鮮血。從較長的歷史時段考量，不容否認，六四已經進入了我們民族的深層記憶之中。它給這個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六四，作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命運及價值取向的象徵符號，已經永恆地篆刻在了中國的歷史上，人類的歷史上。
自從六四那天的槍聲響過之後，中國就不復是原來的那個中國了。我們都是六四之子。中國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種意義上，六四將為這個正在潰爛的民族之精神輸入道德感，輸入宗教感，輸入神聖性的資源。
人們常有天問：在這個人慾橫流激烈競爭的現代世界上，曾經延續了五千年中國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贖？答案是：把六四鑲嵌進了中華的靈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軀體上。中國復興的精神資源，理當反求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華文明【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的精神獲得拯救，無須八方尋覓，「上窮碧羅下黃泉」；只需從當下做起，從恢復六四的記憶做起，從憑弔六四亡靈做起，從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國的十字架，是國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懸在國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時，才是中國逃過大劫，獲得救贖的最後機會。
是為序。
（本文原為《六四真相名家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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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四薪火——關於六四與中國新生代
薪火已斷？
今天是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有報道說：對於15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六四事件，當今北京大學生知之甚少，也不欲聞問，冷漠淡然。
這使我想起大約八十年前，當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過去幾年後，中國文壇人事已非，街市依舊，世態冷落寂寥。當年面對彼情彼景，魯迅曾有小詩一首，曰：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寥落之情，溢於其間。照當時的態勢看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已成過眼雲煙，即將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日益「成熟」的多數人們，已經痛自懊惱，對自己年輕時的幼稚衝動深感臉紅，各自忙於賺錢謀生去也。「國家事，管他娘。」
這頗有點像如今六四所受到的待遇。
事實上，從表象看，當今的六四比當年五四在中國更受冷落。因為當年北京政府並未實施一言堂式的言論管制，並未封殺有關五四的言論。而如今的北京政府卻視六四二字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並且，對年輕一代精心製作了一整套系統的「遺忘政策」，實行空前嚴厲的信息監管，竭力抹去歷史印痕。實在無法抹去之處，則用謊言取代真相。全部目標僅在一點：清洗「新新人類」的頭腦，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絕緣體。從此六四不復存在於歷史上也。
毋庸諱言，北京這一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於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六四的薪火是否已經中斷？六四傳人是否已經死絕？
六四之子
不！在這片浸滿血淚的古老大地上，有年輕的聲音破空而出：
「在我們心中，她們（天安門母親）不僅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們也是天安門前整整一代人的母親，是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母親。是這個在政治罪孽中沉淪的民族的母親。我們願意在此莊重的宣稱——我們是每一位」天安門母親「的兒子。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們願以眼淚、筆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議這個政府對每一位母親的摧殘。」這是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知識者王怡和余傑的莊嚴聲明。
「無論是解放還是自救，我們呼籲必須從那個早晨重新開始，」返回六四「應該成為中國公共政治真正的起點。………十五年如一日。我們，八九一代人，親歷了死亡，選擇了死亡。生存還是死亡，仍然是一個問題。值此」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聯署上述聲明，或為解放宣言和自救宣言。」這是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強……等一批參与運動的「八九一代人」的宣言。
……
事實上，十五年來，正義之聲從未絕滅：一系列有關六四的文件，流亡出境，匯聚成書。一聲聲對六四罪行的聲討，血淚交織，不絕於縷。一個個天安門亡魂的母親們，在她們的孩子濺血的大地上，頂著高壓，挺立起來，勘查真相，起訴罪孽，討還正義。曾用真話在薩斯危機中拯救了千千萬萬生命的蔣彥永大夫，不久前，冒死犯難，再站出來，為六四正名，為歷史留真相，為亡靈討公道。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六四和「后六四」世代的年輕學人挺直腰板，戒絕恐懼，憤而發聲，傲然以「六四之子」自況，以「天安門母親之子」自稱。他們坦然承認，六四，在他們個人的精神成長史上，佔有極其關鍵極其崇高的地位。
或許，在中國，六四之子並不多，但是訴諸歷史，精神傳承者的數量從來寥落，人數不足為慮。一與零的差異，十億與零的差異，二者在精神傳承史的意義上，本質上是相同的。一旦精神價值公開傳布，它將以其內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認同和追隨者將八面來朝，絡繹於途。
如前所述，五四之後幾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懶。當時仍以五四傳人自命的，寥寥幾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後人們看到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五四這個符號，在二十世紀中國愈來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從長程的歷史眼光看，無論是好是壞，二十世紀與中國國運息息相關的三大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都濫觴於五四。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切重大變動，冥冥之中都與它隱隱牽連；中國的各黨各派，多以它的繼承人自居；人們唯恐與它沾不上邊。而五四的歷史記憶，在中國的各個時期各種論述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各說各話，眾聲喧嘩」。唯其因為如此，五四已成經典，緊緊黏附在中國歷史上了。
誠然，與五四不同，六四，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在今天的中國，尚未登堂入室，遠遠未成正統。不唯如此，多數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長者與年輕者，傲然以其守護者和傳人自詡。同時，筆者也注意到，不僅是自由派的知識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別的知識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稱的自由左翼）的汪暉先生，在一篇長文中，也把八九運動註冊為左派的商標，把它納入左派的話語系統。這是頗為意味深長的一個現象。它恐怕是一個小小的端倪，預示著無論當局願意不願意，無論當局用多少努力來封鎖，六四，不可抗拒地，勢將作為現代中國的一項公共精神遺產，而進入中國綿長的歷史。
我斗膽敢以此預言六四的命運。
筆者過去曾對六四有過基本評估，至今未變，願錄於此以紀念”六四”十五周年:
「要想中華文明的精神獲得拯救，無須八方尋覓，」上窮碧落下黃泉「；只需從當下做起，從恢復六四的記憶做起，從憑弔六四亡靈做起，從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國的十字架，是國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懸在國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時，才是中國逃過大劫，獲得救贖的最後機會。「
地火終究要衝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鑄大地的景觀。初，是正義降臨的審判。后，是全民和解的饗筵。
十五年了。鐘聲響了。那最後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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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已經十六年了。「六四」的亡靈在天安門上空仍然沒有瞑目。我們這些未亡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正如陶淵明詩所說的：「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們，聲音嘶啞，淚水乾枯，但是，屠伯們歌舞昇平，逍遙復逍遙。拿鋼刀的拿軟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們鋒利刀刃的先進性呢。人們好奇的是，這個「先」，如何「保」？
我今天著重談拿軟刀的。
與歷史上所有的慘案責任者一樣，六四之後，當局把慘案鎖進黑箱，層層加鎖，成為禁忌。同時，對年輕一代實施精心製作的一整套遺忘政策，企圖把這件事在人類記憶中消除痕迹，徹底抹掉，似乎從未存在過一樣。這正是奧威爾在《1984年》中描寫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有所變化。當局似乎認為中國經濟有所擴展，財大氣粗了，於是，開始試探著公開為屠城辯護了。前幾年，其主要辯護論調為：六四鎮壓，導致了社會穩定，從而實現了經濟成長。最近，人們注意到一種新的論調，它精心選擇了兩樁事件作為對比，把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的舉措來和1989年六四事件時中共當局的舉措作了優劣比較，從而製造出一個決定論的歷史圖景，以此來貶低前者，褒揚後者，為屠城辯護。
第一種所謂鎮壓導致經濟增長的論調，已經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誕。事實上，六四屠城后，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強化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全面倒退，國內外貿易萎縮，經濟一片死氣沉沉。那才是鎮壓的直接後果。六四之後近三年，在那種全面停滯情勢下，在經改將死的前景籠罩下，為挽救自己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才被迫實施「南巡」，重新強化已被鎮壓下去的經濟改革，重新走上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淡化經改的意識形態爭論，鼓起第二波經改風潮。這就是表明，在極權國家，往往是，民間的抗議和獨立訴求被鎮壓下去，當時的政治態勢更加兩極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間訴求的一部份並未死亡，通過一段歷史時期后，它將藉助各種形式復活，對修改政策取向產生「滯後效應」。簡言之，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這一點，前人之述多矣，這裏不再仔細梳理。
第二種以歷史對比所作的辯護是新出的，筆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
「如果沒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學生鬧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沒有後來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說沒有演化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能走多遠？革命黨能成多大氣候？
當時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到底浮現了一些什麼，已經無法考證了。可歷史這個魔術師永遠讓人震驚，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上海和天津兩地商人宣布罷市最終導致了北洋政府將軍隊撤出並停止拘捕學生，正是1919年6月4日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大逆轉。1989年的6月3日晚，鄧小平決定不惜一切開槍鎮壓……
全中國一陣劇痛，但終於避免了一次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鄧小平再當一次殺人犯，但終於避免了毛澤東二世的提前復活。「（見《多維網》，文揚：」五四之癢「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塗抹製作了一幅歷史演變圖景，似乎中國近百年來的激進主義災難應當全部歸結于北洋政府當年向罷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學生的妥協讓步，居然說「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國的政治亂局」。似乎沒有這一讓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共產國際就不會染指中國了，中共就不會成立了，日本軍閥就不會侵略中國了，毛澤東就不會禍害中華了……。這真是一幅聳人聽聞的歷史漫畫。
這裏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歷史決定論，第二要害是徹底反人類的功利主義。
關於文章中所蘊含的歷史決定性演化的邏輯鏈條，其中沒有哪一條經得起推敲，沒有哪一個環節的演變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們也來歷史假設，人們何嘗不可以說，倘若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將激起民間與當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對抗，共產國際將趁勢更快介入中國內亂，加上日本入侵，中國將更快捲入共產主義的漩渦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實上，我們若取另外一樁（戊戌）事件與六四作比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變中，慈禧與鄧小平一樣當了殺人犯——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她對維新派一樣施行了殘酷鎮壓，她對光緒像鄧對趙紫陽一樣進行了軟禁。但這一鐵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進的孫文革命黨的烈火熊熊燃燒呢？眾所周知，歷史無情嘲弄了這種殺人滅火的決定論邏輯。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勢下，上述兩樁為屠殺脫罪的辯詞，是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韓國光州事件的啟示
其實，與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鄰居韓國的光州事件。
1980年4月中旬，韓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煥軍政府公布了戒嚴令，民眾要求撤銷戒嚴令和全斗煥下台。5月15日，約10萬名大學生在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萬名學生與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煥宣布《緊急戒嚴令》，進一步擴大戒嚴範圍至全國，並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運動領袖和學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煥調數萬軍隊組成戒嚴軍分6路包圍了韓國光州市，當日上午10點，在光州民主運動大本營的全羅南道國立大學，戒嚴軍與學生發生了第一次衝突，軍隊打死學生數人，逮捕多人。激進的光州學生和市民奮起抗爭，到光州火車站、高速巴士總站等地阻攔戒嚴軍進城。軍隊向人群開火。5月20日晚，20萬人在光州的道廳集會、示威。市民組織200多輛計程車、公交車突破戒嚴軍封鎖線到道廳助威。戒嚴軍切斷光州與外界的聯繫，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開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達30萬人來到道廳、廣場及周圍擠得水泄不通。一個青年站在戒嚴軍的坦克上，揮舞著國旗，高呼「光州萬歲」，市民圍在一起高唱國歌，軍隊射殺了這位熱血青年。
憤怒的市民成立「民眾抗爭本部」，進行長達一周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抗活動：組織市民軍，與戒嚴軍武裝對抗。從警察局和軍隊那裡搶奪了部份武器，與軍隊開展了街壘戰，佔領了道廳。迫使戒嚴軍一度撤回到郊外。該組織並突破軍政府新聞封鎖，向全國說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體不僅不客觀報導事件的進展，還歪曲事實。市民縱火焚燒幾家電台和報社，並自己編髮了「民主市民會報」，向全國發布光州抗爭消息，如實地揭露戒嚴軍的暴行。
但是，對抗一周多之後，五月27日，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市區，儘管有市民卧路阻擋，但坦克仍然肆無忌憚地壓過他們的身體入城。戒嚴軍佔領了道廳，槍殺了最後一批不肯撤出道廳主樓的20多名學生和市民。光州「5？18」運動以被殘酷鎮壓而告終。
據官方報導，「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傷，730人輕傷。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煥政府在全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白色恐怖籠罩著韓國。5月28日在光州逮捕了幾千名參与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光州事件的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聞工作者因要求新聞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當多的大學生因政治訴求被開除。
「5·18」運動被鎮壓后，政府高壓，新聞媒體沉默。政府在提到這個事件時，被輕描淡稱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亂」。
不久之後，韓國爭得1988年漢城奧運會舉辦權，大大推進了民主化進程。這時，反對黨的改憲運動如火如荼，特別是1987年6月，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要求改憲。軍隊已無法再壓制民主運動。韓國軍政府在內外壓力下，也為了對國際社會改變政治形像，被迫接受憲改方案，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獨裁統治在韓國終結。
全斗煥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國會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上台，承諾為「5·18」運動死難者建立國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簽署「5·18」運動特殊法令，正式為「5·18」運動正名，死難者家屬獲得賠償金。
鎮壓「5·18」事件的元兇兩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被法庭公審，以內亂罪被判處重刑。
總起來看，應當說，中國天安門的學生與市民比光州學生市民溫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進行了武裝反抗，並焚燒了政府控制的幾家電台和報社，而北京市民則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韓國，並沒有因為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進主義泛濫成災，沒有發生文揚文章所預期的「各地亂黨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時，也沒有因大屠殺之後一段時間內社會表面穩定，經濟有所發展而放棄對負有鎮壓責任的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審判，儘管人們承認他們在韓國經濟起飛過程中是有功勞的。
在絕對的律令下，任何政績都不可能抵消殺人罪。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識：把罪惡看作罪惡
所有為屠殺辯護的論調，其核心，說到底，無非是宣稱，我們是為了其他人的長遠利益而犧牲你們的。
前面的論述已經很清楚，歷史決定論是虛妄的。犧牲當下人們的生命，並不確定是否能贏得其他人的長遠利益。
更根本的是，誰有權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義、以未來的長遠利益名義，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義，來屠殺當下活生生的國民？誰授權給你了？通過何種程序授權給你了？你從哪裡獲得代表未來人或整體國民的權利？
更深一層考察，難道未來的人與我們當前人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嗎？何以為了他們的福祉就要奪取我們的生命？他們高人一等？
因此，歷史，不可能作為殺人的遮羞布。未來，不可能把當前的殺人合理化。
沒有任何「反思」能夠為野戰軍上街屠殺徒手平民作辯護。無論通過何種精心製作的「反思」話語，殺人也不會變成「溫柔的撫摸」。無論運用如何精巧的理論包裝，罪行也不會變成「歷史的功勛」。
讓我們回到常識：把殺人如實地看作殺人。把罪惡如實地看作罪惡。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讓我們把常識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門的亡靈。
（2005年六四16周年于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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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劃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自那時至今，十七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化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劃，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周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与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至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后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築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可逃遁于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緻。那不是我的故鄉。
據說，北京當局最近非常關心國人道德，欲在中國推行正確的「榮辱觀」，倡導「八榮八恥」。我只能直捷地說，免了吧，何須用如此複雜繁瑣難於記憶的字句。什麼是恥？六四，就是最大的恥，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靈就是中國之榮。你們有了這一「榮辱觀」，就一通百通了。
中國老話雲：知恥近乎勇。特此鄭重錄下，並轉贈中南海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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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自1989至今，已經十九年了。
然而，今年不同凡響。2008，恰如1989，命定將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冊：年初橫掃南中國的特大雪災，三月西藏僧侶的示威與被鎮壓，四月奧運火炬傳遞的抗議與反抗議，西方各國對北京當局的同聲譴責，大陸反西方民族主義風潮之狂飆，四月底山東火車汽車慘烈相撞，最後，則是五月十二日撼動全球的汶川大地震。
目睹四川地震屍橫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長安街。國人遭受的這兩次刻骨銘心的劫難，是最近三十年中國之痛的巔峰。一為天災人禍，一為暴政人禍，雙管齊下，蹂躪中華。國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無可諱言，1989 和2008的巨大創傷，是當代中國命運的縮影，是中國在歷史轉型歷程中的巨大陣痛。而1989，雖然時距較遠，但是由於它濃縮了百年中國人的基本訴求和命運、光榮與夢想，由於它預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紀的巨變——共產主義失敗，由於它成為歷史的轉折路標，因而，承載了更為厚重的歷史重量。
災難的歷史後果是複雜而多面向的。所謂「多難興邦」，一廂情願地簡化和美化了巨災大難的各各不同的歷史後果，著眼于宣傳效果，罔顧于歷史事實，誠然有矯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災變及其前後的社會氛圍，具有導引社會心理變遷的巨大功能，則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人們不會忘記，在1989年百萬民眾抗議的神聖氛圍中，北京出現了著名的「小偷罷偷」現象，當年學運中，我們看到，一個多月前還沉溺於考託福、忙出國、談戀愛、打麻將的大學生們，當精神的天空風生水起時，同樣是他們，卻突然墜入悲情洶湧的政治抗爭中，前後表現，判若雲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鏡。
而2008，人們記憶猶新，在汶川大地震中，「自發救災，慈善捐款」的善行，風起雲湧于日常麻木遲鈍的普通國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憫人情懷，也突然奇迹般湧現出來，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歷史屢屢表明，人類在遭遇巨災劫難或震撼性大事件時，會產生社會心理的驟然變遷，會出現價值體系的劇烈轉換。至於變遷的具體方向，是正是負？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墜落？則取決於當事者平日隱而不顯的神秘的精神蘊藏。
人們注意到，在這樣的特殊時刻，庸常的生活退隱了，而某種「崇高」性的心理體驗翩然降臨。一些平日斤斤計較無比看重的事物，此時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與精神體驗，此時突然獲得神聖的地位，不容褻瀆。這是巔峰式的精神體驗導致的精神洗滌與升華，筆者稱之為「災難的宗教性效應」。的確，大難中的精神升華，極其類似於宗教體驗。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現代中國的十字架，是有實實在在的精神理據的。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大地上像野火一樣瀰漫的宗教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該事件的屬靈的回應，它孕育了一場偉大的宗教勃興。
而這次空前慘烈的汶川大地震，難道不會醞釀一場普遍的宗教感悟？當然，多事之秋的2008，遠未收場；歷史大劇，尚未落幕。兩個月之後，在首次作為東道主北京，奧運會即將鳴鑼開張。在一場巨大的生命與精神的洗禮之後，在六四亡靈持續十九年的審視下，這張巨大的畫幅，將展現出怎樣一幅幅場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戰戰兢兢，發布種種空前嚴厲的禁忌措施。而歷史之神，也正在睜大眼睛，俯瞰眾生，翹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靈攜帶著未了的遺願，在天國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難者的魂靈，該與他們在天堂會面了吧？
佛說，眾生平等。不過，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讓我們祝福他們，為他們獻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禱。為中國，為人類，也為他們心中未了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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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安門母親——永垂青史的群體
若干年之後，讓我們設想，當歷史的審判終於降臨，中國的六四血案終於昭雪，正義終於獲得伸張，長安街的冤魂終於含笑瞑目於九泉，四海之內普天同慶之時，人們或許會問，在那些血雨腥風鴉雀無聲的黑暗歲月里，在塵世間，誰是死不瞑目的、在天安門上空飄蕩的冤魂的主要人間代言人？是誰在為那些亡靈夜夜祈禱，日日招魂？英靈們的遺恨遺願，主要是通過誰的口中吐出的？
是她們，是那些亡靈的母親們，是天安門母親們。
一百多顆破碎的母親的心，化成了人間血紅的正義之旗，在血雨腥風中飛揚。它成了中國人良知的標杆，人類良知的標杆。
作為一群普通的母親，她們本應享有人皆應有的天倫之樂；作為喪失子女的人母，她們本應賦有公開祭奠公開示痛哀悼子女的權利；作為死難者家屬，她們當然有追索死亡真相查明罪責歸屬的責任，更有起訴殺人者的權利；作為孤苦伶仃的老年難屬，她們無疑有獲得國際國內人道援助的權利。
但是，所有她們應有的這一切，統統都被剝奪了，被殘酷地剝奪了！這是怎樣的一個國家，怎樣一個喪盡天良的政府！
但是，她們沒有氣餒，沒有絕望，沒有退卻。她們把對自己孩子的愛，擴展為對所有天安門孩子的愛，擴展為對所有天安門英靈的愛。面對無所不在鋪天蓋地的恐怖和恫嚇，毅然擺脫了恐懼，她們在槍聲餘音猶存的夜晚，在孩子們倒下的地方，站起來：嘔心瀝血，記錄罪行，見證死亡。在淚眼模糊之下，在老淚縱橫之中，顫抖地寫下了一個個帶血的名字，記錄下了一個個曾經歡蹦亂跳的靈魂。一天復一天，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就像被害的猶太人倖存者一樣，不屈不撓，矢志一生，去追尋正義。況且，她們所處的環境不知比那些猶太人險惡多少倍！這是怎樣的母愛，這是怎樣的精神，這是怎樣的勇氣！
值此「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的時刻，在這人慾橫流紙醉金迷的大陸，天安門母親的行動，在重重地敲擊著我們每個中國人的靈魂，迫使我們回首，迫使我們反省，迫使我們懺悔。
她們的行動，對討回歷史的正義，醫療民族的創傷，走出冤冤相報的歷史循環，創建一個文明寬容的憲政民主體制，對於世界的和平，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有鑒於此，筆者以為，天安門母親，作為人類正義、和平的勇敢守望者，作為永垂青史的劃時代事件及人類苦難的見證人，作為人道與博愛的象徵，是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無他，因為她們所做的一切，真切地呼應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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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六四：穿越代際 穿越左右 定義中國
「六四翻頁共識」的神話
北京的山寨版喉舌《環球日報》最近面對年輕留學生傳薪六四精神的公開信，情急之下，慌不擇言，發明了一個八九一代學生已經「大多改變了觀點」而達成了「把六四這一頁翻過去」的所謂「共識」。「妙論」既出，舉世驚詫，嘲罵蜂起，裡外不是人。隨後不得不尷尬地把它悄悄刪去，終致貽笑天下。
看來，他們缺乏一種基本能力，即：區分「夢想」與「現實」的能力。
當然，鑒於北京當局26年來一直視六四為洪水猛獸，對年輕一代精心製作了一套系統的「遺忘工程」，實行空前嚴厲的資訊監管，竭力抹去歷史印痕。強制當代中國患上失憶症。清洗「新新人類」的頭腦。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絕緣體。這種慘淡經營，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效果。在中國國內，一場狂濤席捲神州的運動，從表象看，似乎已成過眼雲煙，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一些聰明剔透的「看破紅塵」的人們，已經痛自懊惱，對自己年輕時的幼稚衝動深感臉紅，各自忙於賺錢謀生去也。「國家事，管他娘。」
不必否認，北京這一遮蔽歷史的黑幕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些不改初衷的不識時務者，門庭冷落，頗有點類似周樹人九十年前，他的那首打油詩描摹了五四之後他那寂寥彷徨之態。
於是，一個《1984年》式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六四，是否已從中國歷史上抹去，留下空白？六四傳人，是否已經斷代？
橫亘幾代國人心靈的六四
不！——這是來自蒼穹的亡靈的聲音，這是來自大地傳薪者的聲音。不久前，最年輕的一代中國學子啼聲響起，劃破天際。他們的否定性判決傳進了那片浸透血淚的古老故土。這年輕的聲音說：
「我們是一群在國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三十年來這（中共）這支軍隊唯一的勝仗，竟然是在1989年6月4日血洗北京街頭！……這是一個屠夫的政權，六四的槍聲已經消解了他們全部的合法性，他們在六四之後的政績已經不重要。我們不指望中共平反——劊子手不配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須受到審判。在正義得到聲張之前，在迫害持續的情況下，遺忘是對歷史的不忠、寬恕是逝者的不義。」
向前追溯，我們聽到七零后的學子十年前也發出類似先聲：
「在我們心中，她們（天安門母親）不僅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們也是天安門前整整一代人的母親，是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份子的母親。是這個在政治罪孽中沉淪的民族的母親。我們願意在此莊重的宣稱——我們是每一位」天安門母親「的兒子。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們願以眼淚、筆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議這個政府對每一位母親的摧殘。」這是七零后的知識者的莊嚴聲明。
又向前溯，「八九一代人」也在十年前鄭重宣言：
「無論是解放還是自救，我們呼籲必須從那個早晨重新開始，」返回六四「應該成為中國公共政治真正的起點。···我們，八九一代人，親歷了死亡，選擇了死亡。生存還是死亡，仍然是一個問題。」宣言的發起者與簽署這，就包括目前人在獄中浦志強、於世文、陳雲飛……等一批參与運動的「八九一代人」（以六零后群體為主）的宣言。
再行追溯，我們聽到六四亡靈的至親——「天安門母親」不棄不舍的年年訴求：
「在以往漫長的二十年裡，即從上個世紀1995年起，我們這群」六四「慘案的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每年都要秉筆直書，致函」兩代會「及國家領導人，聲明八九天安門流血慘案，不是政府行為的失當，而是政府對人民的犯罪。我們要求公開、公正地解決」六四「問題，要求就」六四「遺留問題與政府方面協商、對話。為此我們提出三項訴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單和死者人數；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這三項概括起來，就是」真相、賠償、問責「六個字。」
這些交相迴響的聲音，飄拂翱翔在歷史性的各代上空，聲氣相求，代代呼應。從九零后這一代開始，一代一代向上回溯，一直上溯到天安門母親一代：六四，已經穿越了代際，跨越了代溝。作為一種神聖性的資源，她已經橫貫于中國幾代人的精神天空。
這些穿越代際的無畏聲音，澄明了一個自然律：恐懼感，並非先天的生物性遺傳特徵。而良知與正義感，則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本能。
屠城利益集團日益空虛化
人或會說，在資訊封鎖下，這些發聲者人數甚少，難有作為。
然而，訴諸歷史，精神傳承者的數量從來寥落。但是，人數的多寡並非決定性的。一與零的差異，十萬與零的差異，實質上是一樣的差異。在精神傳承史的意義上，這裏的一與十萬，本質上是相同的。正如千年暗室中，點燃一支蠟燭，瞬間聖光滿室。當暗潮蓄積已久，網路洞開一穴，信號將如出閘之馬，以幾何級數傳播，山不能擋，水不能淹，海不能阻。一旦價值能公開傳布，它將以其內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認同和追隨者將八面來朝，一瀉千里，洶湧於途。
如今，我們已經來到關鍵的時刻，那個大寫的審判日正迎面向中國走來。
暗流涌動，地火奔突，萬籟俱寂，萬象匯聚。有心人注意到：
與六四生死利害直接相關的最主要責任者和利益集團大都已經墜入地獄。
六四主要責任者之一——李鵬，無論其肉身是生是死，在政治上已經死亡；而其家人亦已陷入危厄困局，陰影正在迫近。
六四主要獲益者江氏集團，自薄、徐、周被拋出后，正掙扎于中共內部上層的權力生死搏鬥中。六四這張牌，已經不握在他們手中，恰恰成了他們身上日益沉重的負資產。
習近平，不久前有流傳於網上的關於六四的所謂內部談話，世人莫辨真偽，假作真時真亦假。然無論其真假，在網路空間出現這樣一份講話，並迅速流瀉出來，本身定然是政治操作的結果。人們未知操作者何人。但就利弊分析而言，這一操作為習在未來最關鍵變局時刻擴張了其政治可能性空間。
即便是鄧家後人，也在竭力為其撇清其歷史責任，試圖使其責任分散化平均化。
幾乎所有權勢者對六四都取「避之唯恐不及」的姿態。中共內部，已經找不到任何人願意為此承擔責任了。
然而，歷史無法湮滅。六四責任者在歷史上的定位——屠夫與懦夫——業已鑄定。
…………
要言之，維護六四屠城直接利益的那個高層集團，已經日益空虛化。
明裡暗裡，國內國外，中共官員以各種方式，紛紛與六四脫鉤。
六四，雖因政治而起，但它已經超越了政治：攸關文明與野蠻，攸關人道與反人類，攸關人與非人。在人類歷史上，像六四這樣——是非彰顯，正義與非正義確定，黑白分明——的類似事件是相當罕見的。
因而，六四，不僅穿越了代際，也穿越了一般的政治派系。
平日五花八門的政治觀點與派別，在競爭白熱化的關節點，在政治博弈邏輯的支配下，將迅速極化，將向兩個極點靠攏，劃分為兩大板塊。在轉型關鍵時刻，政治派別勢必將重組，將趨於簡明化、清晰化。
筆者判斷：對六四的態度，將來必定會成為兩大板塊劃分的基準線。
而兩大板塊的平衡業已打破，重心正日益向反屠城派傾斜。
實際上，早在幾年前，不僅是自由派上窮碧落追索歷史真相與責任，也有其他派別的代表人物，如新左翼汪暉，在一篇長文中，也試圖把八九運動註冊為左派的商標，把它納入左派的話語系統。這是頗為意味深長的一樁現象。甚至肆無忌憚粗話滿嘴的左撇子孔慶東，也不敢姿意褻瀆天安門亡靈，也不得不在視頻中對天安門運動表達某種敬意……。諸象種種，恐怕是一個清晰的端倪，預示著無論當局願意不願意，無論當局用多少努力來封鎖，六四，不可抗拒地，勢將作為現代中國的一項公共精神遺產，而進入中國綿長的歷史。
這就是說：基準線的左側，已經日益萎縮，日益空虛化；而基準線的右側，力量日益張大，信念日益堅固。
蔭庇六四責任者們的大樹正在枯萎，落葉飄零。樹將倒而猢猻散。猢猻們紛紛與當年事件撇清干係。
在時間點上，已經成熟。六四，已成長為一個最大公約數。六四，已升華為中國的神聖性符號。
中國的走向，將由六四定義
潛流已經涌動。鐘聲即將響起。審判終會降臨。六四亡靈將成為中國精神的守護神，天安門事件將為未來中國的導航定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到今天，幾乎已經沒有人會懷疑這一前景了。
是與日益空虛化的屠夫利益集團綁在一起，充當其殉葬品，還是一舉斷其鏈條，扔掉負資產，浴火重生，一通而百通？歷史性抉擇的時刻，很快將降臨到中共各派面前。死守血案之既得利益者，最終將演變為國人公敵，在政治競爭中兵敗如山倒。當斷不斷，必受其亂；一失足將成千古恨，一回頭已是百年身。何去何從，中南海袞袞諸公，其三思之。
歷史的審判無法逃避。中國共產黨無法繞過這血腥的歷史一頁。只有直面歷史，訴諸對責任者的公正審判，才是避免滅亡和自我更新的唯一機會。在最後審判之日，中國幾代人的聲音將凝結為一份公訴書，清償六四血案責任者應付的代價。討回歷史的正義，醫療民族的創傷，走出冤冤相報的歷史迴圈，創建一個文明寬容的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中國的真正復興。這才是天下歸心的「中國夢」。
沒有審判，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中興。天下沒有白流的鮮血。
二十六年過去了，六四已經進入我們民族的深層記憶之中。它為這個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六四，作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命運及價值取向的象徵符號，已經永恆地雋刻在了中國的歷史上，人類的歷史上。
自從六四那天的槍聲響過之後，共產主義就在中國死亡了。中國不復是原來的那個中國了。我們都是六四之子。中國人都是六四之子。在今日中國這個禮崩樂壞、喪失仁義、精神潰敗的土地上，只有六四亡靈，才能成為中國人精神的最後救贖。她將為中國輸入道德感，輸入宗教感，輸入神聖性的資源，拯救墮落已久的中國精神，使之升華為真正的神州。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將定義中國——一個浴火重生的中國。*********************************************************************
8) 六四人
何謂「六四人」 ？
1989年六四事件，已經三十年了。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當年廣場學生，已知天命。我們須叩問上蒼，其天命何在？
在2017年六月三日華盛頓舉行的公民力量紀念「六四」28周年召開「成都酒案」座談會上，以及2019年在曹旭雲的新書《致命自由》發布會上，我指出，自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社會內外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群體——「六四人」，包括：天安門一代（參与當年運動的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以學生為主體的人群）、六四市民抗暴者、天安門母親群體、因六四而改變一生命運者（被關押、被流亡、被移民者……）、香港維園秉燭者、六四傳薪人（誓言傳承八九精神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等。這一「六四人」群體，精神上受過六四洗禮，種下了共同的六四情結，擁有了共同的「六四基因」，啜飲了「八酒六四」這杯烈酒。這杯酒，經年累月，在沉默與黑暗中發酵……。無論身處何國何地，無論何種職業崗位，甚至何種不同的政見派別，在中國內外的六四人，雖然他們外在與常人無異，不顯山，不露水；然而，一旦極權的裂口撕開，一旦歷史的集結號響起，全國全球的六四人，心有靈犀一點通，久蘊心中那口發酵的六四酒，將如沖塞的香檳，噴薄而出，匯聚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北京當局常把中國社會不存在替代性政治力量為自己壟斷政治權力辯護，姑且不說它倒果為因，把對公民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剝奪以盡的違憲行為當做自辯的前提是何其野蠻。即就真實的中國社會而言，六四人就是他們繞不過去的宿命的坎。六四人正是總體上比他們年輕的不可撼動的替代性政治力量，是中共暴政的現存的掘墓人。
人們恐怕還記得。2016年，中共喉舌《環球日報》曾編造八九一代學生已經「把六四這一頁翻過去了」的謊言。結果弄得嘲罵蜂起，不得不把它悄悄刪去，貽笑天下。當局者的愚蠢在於，他們過於迫不及待，把夢境看成了現實。
當然，鑒於北京當局30年來一直視六四為洪水猛獸，對年輕一代精心製作了一套系統的「遺忘工程」，實行空前嚴厲的資訊監管，竭力抹去歷史印痕。強制當代中國患上失憶症。清洗「新新人類」的頭腦。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絕緣體。這種慘淡經營，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效果。在中國國內，一場席捲神州的狂飆運動，30年之後，似乎已成過眼雲煙，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
不必否認，北京這一遮蔽歷史的黑幕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些公開的不改初衷的六四人，門庭冷落，頗有點類似魯迅九十年前，他的那首打油詩描摹了五四之後他那寂寥彷徨之態。
於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擺在中國面前：「六四人」是否已經斷代？
六四人，代際相傳
2017年的一瓶特殊的酒，做了明確的否定回答。
一瓶從中國四川輾轉萬裡帶出國門的「八酒六四」的烈酒，呈現的事實是：六四仍然是當代的中國心結。成都複員軍人符海陸、設計師羅富譽、維權人士張雋勇以及八九學運領袖陳衛的孿生弟弟陳兵在2016年5月共同製作了一款紀念酒，瓶身設計標寫「永不忘記，永不放棄，銘記八酒六四」，並在網上銷售。不久后，當局將四人逮捕，並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四人起訴。這是四位「六四人」初心不死的高貴獻祭。他們以自己的自由作為代價，釀製了這一瓶極其昂貴的紀念酒，再次點燃了國人心中的六四情結。
佐證這一六四人情結的，同時還有最年輕的九零后的學子。他們在六四28周年時，發表宣言說：
「六四是里程碑，成千上萬年輕的生命在那個夏天被中共這頭怪獸吞噬，然而怪獸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卻作為公民和反對派站了起來，他們不怕漫天的霧霾、不怕拆毀家園的挖掘機，不怕秘密警察的拳頭。不屈的抗爭永無終點，抗爭的靈魂永不凋零。八九有雷的怒吼，也有血的控訴；六四是一枚仰天長嘯的音符，更是一支催人奮進的戰鼓。我們期盼著在不遠的將來，天安門再次成為人民的廣場，鮮花堵塞機槍，蠟燭融化坦克。」
更令人心靈顫動的，是年年從不缺席的，六四亡靈的至親，國人良知的標杆——「天安門母親」。她們像當年的被害猶太人的倖存者一樣，在孩子們倒下的地方，在老花淚眼模糊之下，記錄罪行，見證死亡，年復一年，追尋正義：
「我們始終在扞衛死者的尊嚴、為遇難者討還公道的道路上艱難地行進，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艱難險阻，阻擾重重。
我們歷經苦難，當年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們正在逐漸老去，很多人體弱多病。難屬們每每見面時，彼此總是道一句珍重，希望來年還會再見。每個人心裏都明白，我們未來的時間不多了，但是大家仍抱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為「六四」正名，為無辜的罹難者恢複名譽，還中國大地一個朗朗乾坤，我們可以告慰那些死去的親人們！
真相、賠償、問責。這就是我們堅持的三項訴求，還會繼續堅持下去，無論遇到來自哪方的壓力，我們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如此，六四人最年輕的一代與最年邁的一代，聲氣相印，銜接上軌，穿越了代際，跨越了代溝，貫通了數代不絕的訴求，不絕的抗爭，不絕的期望。
誠然，在眼下，公開的六四人，稀落凋零；然而，可以相信的是，暗流仍在涌動，地火悄然奔突。當歷史的集結號響起，當真相的火花引發了萬竅轟鳴，將如千年暗室，點燃一支聖潔蠟燭，瞬間聖光滿堂；猶如周遭晦房，開啟一瓶八酒佳釀，頓時滿屋噴香。
可以想見的是，在體制內部，靜悄悄地，中共官員正以各種方式，紛紛與六四脫鉤。
一個最新的例證，是當下的新聞人物中國富商郭xx。雖然，他在「爆料」中口口聲聲擁護習近平，不反共產黨，卻出人意外地斬釘截鐵聲稱自己曾因援助六四事件的學生，因而被當局以煽動反革命罪羈押云云。他之所言是真是假，對我而言，不關緊要；重要的是他何以向六四學生靠攏，何以要給自己貼上六四人的標籤？以其人長期浸泡在中共體系內部的經歷，以他精明的政商兩界遊走后所獲得的敏銳政治嗅覺，倘若此舉會陷他于萬劫不復之境，他是萬萬不可能如此自溺的。從郭對自己的歸類舉動，可以有把握的判斷出中共內部大多數人的價值取向以及對前景的預感了。
這就是說，儘管中共仍對六四噤若寒蟬，竭力壓制民間傳言；然而中共內部的權貴，對六四都取「避之唯恐不及」的姿態，已經沒有人願意為此承擔責任了。
六四人，重塑中國
這意味著，六四人，不僅超越了代際，也超越了一般的政治派系。
過去筆者曾觀察到，不僅是中國的自由派上窮碧落下黃泉，追索歷史真相與責任，也有其他派別的代表人物，如新左翼汪暉，在一篇長文中，也試圖把八九運動註冊為左派的商標，把它納入左派的話語系統。這是頗為意味深長的一樁現象。甚至肆無忌憚粗話滿嘴的左撇子孔慶東，也不敢姿意褻瀆天安門亡靈，也不得不在視頻中對天安門運動表達某種敬意……。諸象種種，恐怕是一個清晰的端倪，預示著無論當局願意不願意，無論當局用多少努力來封鎖，六四，不可抗拒地，勢將作為現代中國的一項公共精神遺產，而進入中國綿長的歷史。
而六四人，將是天安門遺囑的執行者。
在時間點上，已經成熟。六四，已成長為一個最大公約數。六四，已升華為中國的神聖性符號。
「八酒六四」這瓶代價高昂的紀念酒的出現及其環行全球，就是一個重要的象徵符號，標誌者六四人登上歷史舞台的日子已經不太遙遠了，歷史的最後審判也不會太遠了。
在歷史性抉擇的時刻，中共各派各系，死守血案之既得利益者，最終將演變為國人公敵，在政治競爭中兵敗如山倒。一失足將成千古恨，一回頭已是百年身。何去何從，中南海袞袞諸公，當擇善而從之。
在六四亡靈的守護下，六四人，勢將成為中國歷史審判法庭的設計者與建築者。
在六四亡靈的守護下，六四人，勢將成為中國歷史審判法庭法官。
有鑑於天安門事件為未來中國的導航定位的功能，中國的走向，在相當程度上，將由六四定義和重塑。
這是中國的真正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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