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 - 三十年祭:蘇聯解體對中國的教訓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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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王陶陶 陶太郎 2021-12-27
冷戰結束蘇聯滅亡這麼多年,中國人對蘇聯滅亡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恕我直言,大多數中國人對蘇聯亡國的教訓研究與其說是從中理解成敗興亡之鑒,不若說是為自己的政治觀點背書。
左派學者將蘇聯滅亡歸咎於蘇聯上流失去了紅色聯想和堅定信念,右派學者將蘇聯滅亡歸咎於軍備開支太高、對內壓制太酷烈和體制太僵化,引發了發展遲滯。
但是這兩派觀點都脫離了現實政治的立場,僅僅是從特定歷史事件中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背書,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這樣的看法顯然是缺乏價值的。
對利加喬夫的疑問:左派的錯誤在哪裡?
左派認為蘇聯滅亡的原因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喪失了紅色信念,但這其實有一個疑問,為何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能夠輕而易舉地在蘇聯推動這種現在遭人唾罵的政策?為何利加喬夫這樣的保守派和左派在當時遭到了拋棄。
利加喬夫,蘇聯晚期領導人,他堅決反對公開化,力主對西方強硬,維持斯大林式政策,但遭到黨內孤立,最終失去影響力
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即在1984年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前,蘇聯就面臨著嚴重的經濟、財政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與西方的貿易恢復。最簡單的,舉一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蘇聯財政的最重要來源是能源工業,但蘇聯石油的易采、高利潤油田在1982年左右已經無多,剩下的油田都是高難度,迫切需要西方的設備和技術支持,而這些技術基本都被英美控制;天然氣的管道運輸同樣如此,蘇聯本身並沒有技術生產高難度的管道設備,只能藉助西方企業的支持,但這些技術的專利都在英美手裡。沒有英美支持,蘇聯政府的錢袋子——能源工業發展將舉步維艱,準確地說是根本沒法發展。1982年3月,在美國的技術限制下,蘇聯與日本聯合開發的薩哈林島(庫頁島)石油項目被迫中止,原本日本提供技術、資金和設備,蘇聯以天然氣做擔保,但技術禁運使得開發難以為繼。結果,蘇聯在這個預計每年獲益40億美元的項目中不僅未能獲利,反而損失20多億美元的寶貴硬通貨,財政遭受很大損失(1980年的美元);1982年4月,在美國的制裁下,蘇聯寄予巨大希望的烏連戈伊天然氣管道項目也被迫暫停,這個項目原本獲得了美國企業、德國政府、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的支持,歐洲國家提供技術、設備和資金,以獲取蘇聯的廉價天然氣,科研使得蘇聯獲得巨大的外匯收入和財政資金,美國情報機構很快跟蹤到了這個項目,對其技術進行了嚴厲制裁,蘇聯人很快陷入困境,儘管後來被迫縮減規模並極力爭取到部分西方國家支持而僥倖部分完工,但俄國人在這個項目中的財政損失非常嚴重。”引進西方技術,對維持這個賺取硬通貨的關鍵部門至關重要……如果開採難度越來越大,那麼蘇聯將不得不在廣泛的領域進口西方設備和技術,以在別的地方增加生產……據情報得到的蘇聯人工期,我們(中情局)估計他們在八十年代里需要進口至少1500萬-2000萬噸的先進鋼管,他們還需要進口精密的勘測設備和油田所用的高負荷潛水泵,或許還需要氣體壓縮機的大馬力渦輪機”(中情局1982年對蘇聯石油工業技術弱點的評估)[ 注: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沒有蘇聯石油工業的發展,蘇聯財政就會難以支撐,蘇聯軍人和公務員就會待遇下降,更為糟糕的是,蘇聯民眾的福利補貼就會難以為繼。這方面有著顯而易見的記載,我不必累述。從1982年開始,由於蘇聯石油工業在西方的打壓下步履維艱,蘇聯財政陷入巨大的困境,莫斯科被迫在公開市場上大舉拋售黃金換取外匯,這個情況被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捕捉到了,他隨即試圖與南非協調拋售黃金,打擊黃金價格,加重蘇聯政府的財政災難。後來的解密歷史資料顯示,蘇聯之所以拋售黃金,目標是為了換取糧食和先進設備。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顯而易見的情況就會出現:那就是蘇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部分蘇聯軍人、蘇聯的公務員隊伍和蘇聯的民眾,基於個人經濟利益,就會支持與英美媾和的政策,哪怕這個過程需要付出代價。而且,隨著里根打擊下蘇聯財政狀況的不斷惡化,蘇聯朝野願意為了付出的媾和代價越來越大,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僅僅只是順應了這種潮流。即,造成蘇聯朝野喪失理想,決定屈膝投降的原因不是蘇共一兩個高層的思想問題,而是蘇聯軍官的房屋分配問題,蘇聯民眾的衣食供應問題和蘇聯幹部的待遇問題,這些具體的問題都隨著里根上台後,美蘇對撞愈演愈烈而越發惡化。如果閱覽蘇聯晚期的高層政治歷史,你會發現,在那個時代的高層中,戈爾巴喬夫的思想並不算特別激進,他本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僚,或許存在一些天真的地方,但絕沒有特定的思想可言。相比之下,比他更激進、更願意迎合朝野投降思想的人大有人在。與之相應的是,利加喬夫(上圖左)這樣更加明智的保守派事實上是日漸衰落,支持者趨於凋零,因為他們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如果蘇聯不與西方妥協,如何改善軍人、幹部和民眾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當戈爾巴喬夫為這些問題發愁時,他從蘇聯保守派這裏聽不到解決辦法。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今天中國人眼裡面目可憎的投降派雅科夫列夫(上圖左)和謝瓦爾德納澤恰恰當時給了戈爾巴喬夫和蘇聯朝野一個看似可信的答案,“通過與西方妥協,既可以減少軍費開支,也可以尋求西方技術和援助解決當前的經濟財政問題”,所以這些人慢慢掌控了大權,成為了戈爾巴喬夫的親信。
面對新的冷戰,對於蘇聯滅亡的教訓,一個中國左派遲早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怎麼解決發展的問題?怎麼解決財政的問題?中國的財政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房地產和出口換匯,但這兩個行業實質上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結果,沒有龐大的農村勞動力人口,怎會有巨大的城市房地產發展空間?怎會有物美價廉的中國出口和外匯創收?從本質上講,中國今天強大的經濟和財政,乃是建立在人口紅利的基礎之上。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口紅利已然日漸枯竭,不管是否進行房地產管控,建立在人口紅利之上的強大財政體系都將面臨後繼乏力的困境。與此同時,產業升級則需要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尤其是與西方的良好關係,必須的技術交流才能維持,這是當前的客觀現實。不知道左派想過沒有,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如果實現產業升級的目標,反過來,如果財政資源日漸萎靡,如果幹部、軍人、民眾的生活待遇開始持續下滑,左派如何應對當年戈爾巴喬夫對利加喬夫的疑問,”你的理想很好,但現在財政缺錢,孩子們要吃飯,你說怎麼辦?”說實在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才是利加喬夫為首蘇聯保守左派失敗的根本所在,他們始終沒法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不能解決這個基本問題的意識形態,是無法維持的。左派必須永遠記住,相當多的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中獲益,這種獲益使得他們深信與西方的交好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這種認知將是他們未來需要應對的主要問題,尤其是經濟下行、生活艱難的時候。
對雅科夫列夫的鞭撻:右派的錯誤在哪裡?相當多的中國右派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在於蘇聯領導人將大批的資源集中在國防領域、對蘇聯的經濟管制過多、對蘇聯的社會管控太嚴厲。這些觀點顯然是為其政治觀點背書,其意圖不言自明。雅科夫列夫,蘇斯洛夫地位的繼承者,他力主自由化改革,力主對西方妥協,他認為通過這些可以改善蘇聯的財政危機和經濟困境
不過,這些觀點即便拋開其政治立場,實際上也是相當幼稚的。中國右派忽略了蘇聯體制的現實困境,那就是蘇聯體制從一開始建立,就處在外部國家的猜忌、敵視甚至進攻之中,面對巨大的威脅,蘇聯領導人幾乎沒有選擇,他們只能將大量資源集中在軍事領域,否則安全就無法保障;他們只能對經濟施行管制,因為蘇聯不敢將經濟仰賴於外界;他們只能對社會強化控制,因為敵人對蘇聯的顛覆無處不在。一個寬鬆、自由和非軍事化的國家只能存在於和平時代,在對抗的國際環境下,作為實力更弱的一方,國家只能全副武裝,強化管制,這是她僅有的選擇。雅科夫列夫最大的錯誤,就是他忽略了這個基本現實。他自認為基於自由主義的改革可以脫離殘酷的現實制約,他天真的相信,一個放棄武裝的超級大國能夠通過自由獲得敵人的憐憫,但事實上,這僅僅強化了盎格魯撒克遜人趁機摧毀蘇聯的決心。在美蘇對抗的背景下,雅科夫列夫推進的蘇聯改革和妥協,僅僅只是讓蘇聯放棄僅有可以制衡英美威脅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地位,同時加劇了國內的動蕩和混亂,最終帶來了蘇聯國家的滅亡。從這角度看,右派對蘇聯滅亡的理解,實際上還不如左派。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利加喬夫遠比雅科夫列夫更加高明,前者對後者推進之蘇聯改革前景的悲觀得到了驗證。
現實政治的視野:蘇聯對中國的真正教訓是什麼?
在我看來,蘇聯對中國的真正教訓在於如下:①不要輕易低估西方尤其是美國,不要高估自身財政和經濟力量的可持續性,一定要對新冷戰時代特定紅利消失之後隨之而來的財政考驗甚至頹勢做好準備。在上世紀70年代,蘇聯領導人高估了自身能源紅利和高利潤石油工業的可持續性,將這種一時的財政、經濟優勢視為持久的天賦,進而高估了自身的力量,低估了美國的實力優勢,推動了毀滅美蘇緩和政策基礎的外交攻勢,導致了八十年代西方與蘇聯的決裂和更加酷烈冷戰的到來,尤其是這期間蘇聯能源紅利耗盡,自身財政危機開始凸顯,大眾經濟利益受損,人心浮動,並最終失控。對此,蘇聯前總理雷日科夫和美國前情報總監羅伯特蓋茨都具有相同的認知,在自己的回憶錄《冷戰親歷者》中,羅伯特蓋茨無情地批評了蘇聯領導人的外交失誤,他這樣寫道:”現在,蘇聯人必須為自己在70年代發動的世界攻勢買單了,莫斯科將美國遭遇的短暫問題誤當做是長期危機和致命缺陷,所以她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強硬而果斷的行動。
然而僅僅幾年之後,隨著形勢的迅速轉變,俄國人驚訝地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對她而言漫長而又殘酷的對抗遊戲,她必須動用自己的整個國家力量——並非只是軍事資源——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歷史證明,蘇聯獲得的優勢是相當短暫的,這與此前俄國人的預測正好相反,一場史無前例的殘酷考驗正等待著她。”里根時代的羅伯特蓋茨②蘇聯的城市化富裕削弱而非增強了國家在冷戰中的承受力。
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1985年蘇聯財政遇到的困境和美國對蘇聯經濟的打擊,在蘇聯歷史上並不罕見,但在斯大林時代,這並非一個不可逾越的考驗。因為,蘇聯民眾在斯大林時代是教育、生活水平相對低下的一代人,具有強大的痛苦承載力,能夠隨時默默無聞地忍耐一切苦難和艱辛,這足以使斯大林的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殘酷的環境中存活下來。
對此,著名軍史學家李德哈特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曾經這樣寫道:”其實,俄國所以倖免覆滅,七分是靠長期遺留下來的原始狀態,三分是靠蘇聯革命后一切技術發展的成就。這種看法不僅是指俄國軍民的不屈精神——他們能吃苦耐勞,在物質缺乏的條件下也能堅持下去,而換做西歐軍民,就會癱瘓下來。”(第十三章 入侵俄國)
一個具備現代工業卻原始的國家,往往是最具有痛苦承受力的,阿富汗人能夠堅持二十年戰爭,靠的並非現代意義的民族精神,而是艱苦環境下與生俱來的對苦難的麻木不仁,這種對苦難的麻木和忍耐才是阿富汗人最強大的力量。說起來,蘇聯的命運恰恰是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觀察到的那樣:”事實上,在我看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富裕起來的蘇聯民族相比斯大林時代更加外強中乾,相比於1945年,1979年的蘇聯規模雖然更加龐大,卻更加脆弱,其無法承受哪怕是1945年十分之一的苦難和挫敗。這些衣衫靚麗的俄國人熱愛享樂勝過尊崇紀律,他們相比于先輩是軟弱怯懦的一代,也將是不堪一擊的一代”[ 注: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蘇聯是一個極有耐力的國家,在他的人民沒有嘗到過一點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蘇聯是不太可能出問題的。對蘇聯來說,最危險的時刻將會是國家經濟已有相當改善而統治因為某種緣故稍見鬆動之時”——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1951年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對辛勞的承受力遠遠不如自己的先輩,在我看來,他們遠遠沒有做好迎接一場冷戰的心理和物質準備。我們必須意識到,促使蘇聯走向崩潰的,絕不是蘇聯的貧窮,而是蘇聯年輕人在接近富裕之後的突然再次稍微貧窮。今天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③全球化削弱蘇聯的經濟安全而非強化了蘇聯的經濟安全。
在斯大林時代,蘇聯工業基本做到了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儘管當時蘇聯經濟情況極為貧窮,但是卻能夠避開西方的打擊。但是,在緩和時代,蘇聯經濟某種程度上融入了西方,蘇聯的能源市場仰賴於西方,蘇聯的工業體系脫離於西方之外,關鍵技術設備離不開西方支持。這相當於將自己的心腹敞開于英美的刀劍之下。這在八十年代里根時代的冷戰高潮中導致了嚴重的後果。美國的制裁和打擊,可以輕而易舉地殺傷蘇聯的科技、財政和經濟體系,進而破壞甚至重創這一系統的安全和穩定。最後的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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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斯大林時代,能夠與西方相持對抗,不落下風,但在巔峰1980年之後的十年,則在里根的打擊下迅速崩潰,這實際上並不是偶然。就像羅納德里根在上台前觀察到的那樣,20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蘇聯儘管看似更加強大,但卻擁有更多的敵人、更難以為繼的財政體系、更依賴於西方的經濟命脈和更加軟弱不堪的人民,所有的這些都使得打垮蘇聯成為一件並不那麼困難的事情,至少比蘇聯人自己想的更容易(羅納德·里根1975年5月的電台廣播《In His Own Hand》)。儘管蘇聯自身在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時間最終殘酷驗證了這種看法,而這就是我們亟需認真看待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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