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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俄羅斯著名史學家和政治評論人士。他在1969年寫了一本有關斯大林的著作《讓歷史來審判》，被開除黨籍；到1989年才恢復蘇共黨籍。
作者在蘇聯最後3年（1989~1991年）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共中央委員，親身經歷蘇聯解體的全過程。此書出版於2003年，著重描述蘇聯最後一年（1991）的各種變故。
提醒一下：作者雖然是斯大林時代的政治異議人士，但他本人的政治立場是「列寧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葉利欽解散共產黨的時候，他還公開替蘇共說話。
第五章蘇聯解體的原因
5.1幾點初步看法
5.2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5.3俄羅斯的分立主義
5.4冷戰和西方施壓
5.5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5.6戈爾巴喬夫的作用
5.7葉利欽與蘇聯的解體
5.8蘇聯基礎和承重結構的脆弱性
5.9幾點補充看法
5.1幾點初步看法
有四大重要歷史事件確定了20世紀的政治歷史。俄羅斯的1917年革命導致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和蘇聯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法西斯帝國，建立了新的、維持了40多年國際關係體系。殖民帝國主義的瓦解之後，在世界東方和南方的廣大地區有幾十個國家宣布獨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就是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帝國的崩潰相比，這一事件所產生的影響要深遠得多。
20世紀所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中四種意識形態體系對過去一百年的世界有著特別深刻的影響。一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或者稱為共產主義思想，它首先在蘇聯和中國被接受和傳播，然後擴展到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二是民族主義中最極端的部分，或者稱為法西斯主義思想，這一思想武裝了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所謂精英。三是自由主義和多元化思想，這個思想體系最早是由西方民主國家的領導階層提出來的。最後就是民族解放主義思想，它為「第三世界」領導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到了20世紀末，激進的伊斯蘭教思想有所抬頭。此外，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也出現了日益增強的趨勢。
在許多科技成果和發明的影響下，20世紀的世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經濟和技術領域的主要成就包括汽車和航空運輸的發展，航天技術和火箭的發展，原子彈和核電站的建立等。電視、計算機、電話通訊和網際網路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經濟的進步，而且也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最近一百年來，人類在醫療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加了近6倍，它使人類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多數的自然災害是人類難以控制的，但是人們正在提高對其的認知水平，以便更好地面對和克服21世紀我們即將面臨的各種自然災害。
在人類歷史中，強大帝國的衰落和瓦解並非罕見：最近三千年中，有幾十個偉大的帝國建立之後又瓦解，一些帝國可以持續幾百年，而另一些帝國只存在幾十年。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日耳曼、奧斯曼和奧匈帝國相繼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不列顛帝國、其他歐洲殖民帝國，以及日本也相繼衰敗，許多多民族國家也先後解體：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從表面上來看，蘇聯解體似乎也應屬於這一行列，但是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無論是蘇聯解體的全過程，還是其解體原因都是非同尋常的，這也引發許多問題、懷疑和爭論。
蘇聯解體之前，國內並沒有發生任何激烈的革命進程，也沒有產生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民族解放運動。國家的瓦解似乎是在眾多微弱的衝擊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許多人當時認為即便將所有這些衝擊力結合起來也不至於摧毀整個國家。誠然，蘇聯和蘇共的危機和病態由來已久，它們已經滲透到國家和社會的最核心之處，因而，不僅是國外的觀察家，而且連蘇聯的政治學家和普通百姓，都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危險。人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許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客觀因素導致了如此強大國家迅速地滅亡了。這難道是自殺？如果工人沒有罷工，農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勞動，老師教書育人，學者在實驗室從事研究，那麼又如何解釋這樣的國家會崩潰呢？如果國家的軍隊絕對服從指揮，秘密警察系統強大而有效，那麼又如何理解這樣的國家會滅亡呢？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樣：「蘇聯雖然遇到了困難，還不是註定要虛脫，國家當時還沒有處在嚴重危機之中。蘇聯是個生命力很強的國家，或者它可以繼續存在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蘇聯容易被周圍發生的負面事件所影響，蘇聯充滿了生命力，但同時也是脆弱而敏感的，它已成了命運女神的人質，命運女神已離它而去。一個身體素質很弱的病人之所以沒有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也許是遇到了醫術不高的庸醫，然後他又服用了至今未經檢驗的藥物，只能用一系列的特殊的巧合來解釋。」[1]這種解釋顯然過於膚淺和表面化，只會令他本人感到滿意。
研究蘇聯解體的性質和原因時不能不考慮蘇共消亡的原因，這當然並不是因為這兩個事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共產黨是蘇聯的惟一政黨，按照蘇聯憲法，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領導者和前進的力量」。蘇聯共產黨不僅是普通的執政黨，它還是蘇聯的締造者，這個國家正是依靠蘇共創始人和理論家的思想方針建立和鞏固起來的。這個國家能聯合在一起並不是依靠民族命運和傳統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識形態的統一。在此情況下，共產黨的機構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統治國家的國家機構，共產黨的削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的削弱。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蘇共儘管在隊伍人數上不斷擴大，但是正統思想的影響力卻日趨減弱，黨的威信不斷下降。蘇共依然是國家的承重結構，但是缺少強大而權威的思想後盾，它難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斷增加的新負荷。裂痕逐漸加深，於是在瞬間整個承重結構便突然倒塌。俄羅斯流傳著一個名為《不死的老頭》民間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神秘的沙皇統治者，他力大無比，不可戰勝，他還可以永生不死，據說他的心和他的死亡放在一個箱子中，並被安全地藏到一個遙遠的海上小島，埋在一顆粗大的橡樹下面。對於蘇共來說，意識形態就是它的心臟，當對這個偉大意識形態的信任程度減弱之後，那麼蘇聯大廈中的黨政骨幹結構必然要倒塌。
許多西方和俄羅斯的思想家很願意將蘇聯和蘇共的瓦解說成不僅是共產主義思想根本形態的覆滅，而且是整個社會主義的崩潰，包括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在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認知方面，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年中走過了相當漫長而複雜的道路。真正的民主社會依靠的是國家多數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國家不可能不關心社會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民的生活，關心所有選民的健康、幸福、教育和安全等問題。正是這種社會富足安康的思想才是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而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私有制。今天我們認識到，先是馬克思，然後是列寧，他們將年輕資本主義的弊端認為是它致命的頑症，同樣，沒有任何理由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理解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逆轉的崩潰。
儘管我認為意識形態的衰落是蘇共和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但是還存在其他許多因素刺激並加快了蘇聯解體的進程，或者為蘇聯解體提供了具體的條件。下面就是這些問題中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還需要不斷的分析和研究。
5.2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蘇聯是多民族國家，俄羅斯族被認為是其主要的、也是主導的民族，而俄語則是民族之間交往的語言。蘇聯曾有15個加盟共和國，20個自治共和國，8個自治州和10個民族區，一共是53個按照民族區域原則來劃分的行政主體。各民族的權利和資源條件各不相同，因此經常發生各共和國與中央之間的衝突。蘇聯解體后是按照各加盟共和國的邊界劃分的，而且有許多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州之間裂痕日益明顯的情況發生。因此，許多研究蘇聯解體的學者將民族因素放在解體原因的首位，這也就不足為怪了。一部分學者認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力是民族知識分子，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是「民族官僚」。蘇共的正統思想，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完全徹底地解決了，因此蘇共中央的各級機構中取消了從事民族問題的部門和設置，蘇聯科學院也只保留了一個蘇聯民族研究所。相反，像索爾仁尼琴這樣的蘇共反對派則認為，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要比沙皇俄國時期尖銳激烈得多。然而，我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極其錯誤的。
80年代末在蘇聯興起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為自由談論民族問題和成立民族主義團體提供了可能。如此一來很快就發現，只有波羅的海三國、喬治亞和烏克蘭西部的知識分子、民族精英和多數普通群眾具有強烈的獨立願望和獨立意識。然而即便在這些地區，也並沒有產生通過激進手段從蘇聯分離出去的願望和可能。在波羅的海國家和烏克蘭西部存在著強烈的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而喬治亞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奧塞梯人和阿布哈茲人的，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敵視是由於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矛盾，摩爾達維亞和塔吉克的緊張局勢也只是國內的衝突。在蘇聯時期，各加盟國共和國和各民族行政主體都派代表參加了蘇聯前幾次的人民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會議，最激進的民族團體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也無外乎是在統一的國家框架內擴大經濟獨立性。在此情況下，形成了對於小的要求國家給予小的讓步這樣的戰術。1990年，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規定各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的辦法和程序的專門法令，該法令規定國家獨立必須經過全民公決，必須有2/3的法定多數公民投票贊成，這樣五年之後才可以與蘇聯「文明離婚」，五年期限到期之前還要進行一次全民公決。在制定和研究該法令的時候，我們確信，最先使用這個法令的只會是波羅的海國家，然而1990年末出現的經濟危機和改革的失敗改變了其他加盟共和國多數人民的心理。與民族主義隨之而產生的還有分立主義，甚至在俄羅斯的一些地區也出現了分立主義，先後出台了「烏拉爾」、「西伯利亞」和「濱海邊疆」等共和國的獨立計劃，還出現了韃靼、車臣、圖瓦、卡爾梅克的獨立運動，其中多數地方區的分立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非理性的和情緒化的，因為這些要求完全獨立於中央，地方並不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因此我們看到，並不像一些「改革設計者」所認為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和分立主義導致了改革的失敗。恰恰相反，正是改革思想和設計的失誤、國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政治意志的喪失，以及國家和蘇共中央政權的癱瘓助長民族主義和分立主義的勢頭。隨著蘇聯經濟狀況的不斷惡化，產生了這樣的幻想，認為只要從莫斯科獨立出來，那麼人民的生活就會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決中，投票贊成烏克蘭的獨立不僅是烏克蘭族人，還包括多數俄羅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多數人認為，他們給予的要比從大鍋飯中得到的多，他們認為，在獲得自主分配本國財富的可能后，獨立的國家將生活得越來越好。誠然，蘇聯的所有公民在過去的年代為了滿足帝國野心和軍備競賽不得不納貢，很少有人明白，在不毀滅整個國家的情況下可以大幅度減少這樣的納貢。在蘇聯解體之後的幾年裡，從前蘇聯誕生的各個獨立國家認識到建立自己的軍隊、特工機關、海關、外交和其他許多機構與部門的必要性，許多人開始漸漸意識到，普通老百姓還是生活在獨立前的蘇聯會比較舒適和安全。蘇聯解體之後，外高加索和中亞的哪個國家生活變得更好了呢？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獨立之後，普通百姓又得到了什麼呢？許多獨聯體成員國甚至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本國民族文化、語言和教育的發展，他們的文化不但沒有發展，相反卻退化了。在各國中最有影響、最具規模的民族陣線運動，比如喬治亞的「人民陣線」、「圓桌」，以及立陶宛的「薩尤季斯」，目前都已被排擠到了第二或第三的位置，有的甚至已從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徹底消失了。
在沙皇俄國和蘇聯時期，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運動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歷史時期，這種民族主義的興起和壯大發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時期。民族主義運動是俄羅斯帝國滅亡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主要因素。布爾什維克鎮壓了一部分民族主義運動，但是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都被其利用和同化，並且變成了建立多民族的蘇聯的重要支柱之一。1991年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力量比1917—1918年間要弱小得多。這種民族主義本身不可能摧毀蘇聯這樣的國家，對於蘇聯的統一來說，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更加危險。
5.3俄羅斯的分立主義
在1989年初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家瓦連京·拉斯普京[2]發言指出：「自二戰以來，我國強大而牢固的根基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受到如此強烈的動搖與威脅。我們俄羅斯族人一貫尊重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樣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親愛的兄弟們，那些指責俄羅斯族人具有沙文主義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說法，純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謠言。可以說，他們玩弄的手段相當巧妙，仇俄思想不僅在波羅的海和喬治亞蔓延，而且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雖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卻遍及全國，他們將反蘇和反俄的口號混為一談。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波羅的海國家的代表表現得很活躍，他們企圖達到修改憲法的目的，以便使他們能夠從這個國家獨立出來。對此我無權提出異議，你們當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運。俄羅斯族人一貫樂於助人，既然你們認為，你們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羅斯造成的，是俄羅斯的落後和貧窮拖了你們的後腿，那麼我想，還不如讓俄羅斯從蘇聯脫離出去？這樣豈不是更好？如此一來，也可以幫助俄羅斯解決許多現有的和今後出現的問題。」[3]當時俄羅斯的代表們雖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拉斯普京的這番講話，但是大家都認為，那只是一種文學上的誇張說法。誰都沒有預料到，一年後，即在1990年6月12日召開的俄聯邦代表大會上竟然通過了關於俄羅斯獨立的宣言，而一年半之後，俄聯邦不僅脫離了蘇聯，而且竟然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起宣布，蘇聯作為「地緣政治實體」已不復存在。
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是一個新生和突發的事物，而正是這種運動成了蘇聯解體的主要力量之一，因為蘇聯的建立和發展都是目繞著俄羅斯聯邦進行的，都是以它為基礎，以它為實際的宗主國。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有一個異常的特徵，它不像喬治亞、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分立主義那樣依靠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在1989—1991年間，俄羅斯並沒有出現任何有影響力的民族陣線，而在一些城市中產生的所謂的「人民陣線」並不是民族主義組織，他們只提出一般性的民主主義的口號。而如「紀念協會」、「俄羅斯全民協會」、「俄羅斯大教堂」、「民族中心」、「俄羅斯道路」等規模不大的民族主義組織都不具備政治影響力，也從未提出從蘇聯分離出去的口號。強大的民族陣線通常產生於民族感情受到壓迫、屈辱和限制的地區。俄羅斯帝國時期，有誰壓迫過俄羅斯族人和限制俄羅斯文化呢？俄羅斯農民也只是受到俄羅斯地主的壓迫與剝削。蘇聯時期也曾與「民族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與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和韃靼人相比，俄羅斯人的民族感情被傷害的程度要少得多。
還有一個情況讓人感到驚訝和費解，這就是俄聯邦的共產黨員對俄羅斯分立主義的發展和鞏固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他們竟然要求建立脫離蘇共而成立獨立的俄共。在1990年召開的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上，俄共議員團共有300多名代表，是最大的議員團，然而在1990年6月12日通過俄羅斯獨立宣言時，竟然沒有任何俄羅斯共產黨員提出異議和反對，在參加投票的907名代表中，只有13人投了反對票，9人投了棄權票，還有11人沒有投票。這種意見一致的情況在俄聯邦代表大會上是前所未有的。幾乎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包括葉利欽在內，當時都是蘇共黨員。1991年12月，俄共議員團的代表人數已銳減到50—60人，他們對俄聯邦最高蘇維埃草簽別洛韋日協議的決定依然保持沉默。
俄羅斯的分立主義另外一個不同尋常的特點是，它不依靠任何已經存在形成的政治精英或者民族精英。1991年時並不存在任何俄羅斯族的「民族精英」。過去，俄聯邦沒有自己真正意義上的部長會議，沒有自己的政黨，沒有純粹的俄羅斯的軍事機構，更沒有俄羅斯的克格勃，為數不多的俄聯邦權力機構只是整個蘇聯權力機構的一個從屬部分，其中只有俄聯邦教育部是例外。直到葉利欽被選舉為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後，俄羅斯才開始加緊建立自己的權力和管理機構，當時被邀請進各部委和其他權力機構的並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動家，也不是大企業的領導人和民族領袖，而只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官員、實驗室主任、副博士，以及一些仕途不順或者是來歷不明的人，這些人後來被封了許多很不雅的綽號，例如「穿短褲的男孩」、「芝加哥男孩」、「貨幣主義的雜種」等等。
俄羅斯的分立主義沒有任何歷史，儘管在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時期都曾發現過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某些表現，但是任何人任何時候也沒有提出過將俄羅斯從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和外高加索分離出去的想法！過去也沒有人要求在俄聯邦建立強有力的權力機構。眾所周知，就領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而言，俄聯邦是蘇聯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其他的共和國則被認為是俄羅斯的「民族邊疆區」。在此情況下，分享權力的必要性便產生於中央與各「邊疆區」共和國之間，而不是中央與俄聯邦之間。反之，如果俄羅斯的權力機構變得強大而又有威信，那麼就會使相應的蘇聯機構形同虛設，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時國內只有蘇聯科學院，而不存在俄聯邦科學院。相反，由於存在著強大而有權威的俄聯邦教育部，倒是於70年代成立的蘇聯教育部變成了一個多餘的官僚機構。
俄羅斯帝國不同於大不列顛、法蘭西和葡萄牙帝國，它沒有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它是將與俄羅斯接壤的領土吞併進來，並使其同化成為統一的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這是蘇維埃政權和蘇共都不能改變的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現實。因此，如果不是從官方或是法律的角度，而是從自身地位和歷史作用的角度來說，俄聯邦始終佔據著宗主國的地位，俄羅斯民族、俄羅斯文化、俄語也同樣保持著主導地位。1922年12月蘇聯建國初期，所有的國家權力機構都是建立在俄羅斯各個機構的基礎之上的，還有其他加盟共和國一些補充機構。俄國共產黨以同樣的方式直接改名為蘇聯共產黨。1922年，在列寧的批評壓力之下，斯大林及其追隨者輕易地放棄了「自治化」的構想，其實那只是形式上的，而並非本質上的。當時在中央集權制度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組成了統一的思想和政治申心，這也就使所有中央集權的機構得以保留下來。
為什麼勢力弱、根基淺的俄羅斯分立主義會對蘇聯的命運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它沒有遇到任何的抵抗。這如同一個或者兩個人在不停地鋸艾菲爾鐵塔的支柱，只要沒有人制止他們，他們最終肯定會毀掉這個龐然大物。
那麼有沒有人能夠阻止俄共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春，蘇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書記處只要採取相應的措施，就完全可以阻止俄共的成立。然而在1990年1—2月，蘇共領導人花了很大力氣去阻止成立立陶宛共產黨，但他們不知為何竟然對俄共的成立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令人費解的是，1990年春進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時候，蘇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區的黨委表現得十分消極。沒有任何一名蘇共中央的領導人參加這次選舉，結果許多一年前在蘇聯人民代表選舉中落選的人，現在竟然在俄聯邦選舉中輕易地獲勝。選舉結束后，蘇共中央對俄聯邦代表沒有做任何工作。葉利欽當時競選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時經過了三輪投票，最後也只領先了三票。當時我本人在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大廳近距離地觀察了這次選舉過程，要改變形勢其實並不複雜，只不過當時只有民主派表現得很積極，他們組成了以布爾布利斯為首的選舉委員會，此人在1990—1991年間成為了俄羅斯分立主義的幕後領袖和思想策動者。加拿大記者馬克·羅伊斯是布爾布利斯的第一位、也許是惟一的一位傳記作家，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局外人》這本書中寫道，布爾布利斯和葉利欽「相互找到了對方」似乎是命運的安排和上帝的旨意，而戈爾巴喬夫和蘇聯註定要滅亡。羅伊斯在書中指出：「這場偉大的、不流血的消滅帝國運動對於那些極端的愛國者來說並不是件高興的事，他們對暗中實施這場運動的人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如果有誰還不知道這個人名字的話，那麼我來可以公開這個秘密，這個人就是根納季·布爾布利斯。」[4]這麼說當然有些誇張，但其中也不乏真實的成分。布爾布利斯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哲學副博士和講授科學共產主義的教師，是他提出了蘇聯作為「地緣政治實體」不復存在這樣的說法，並最終寫入了別洛韋日協議中，這顯然不是偶然的。
5.4冷戰和西方施壓
許多西方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家始終堅信，正是冷戰和西方對蘇聯的施壓才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蘇聯承受不了軍備競賽中越來越龐大的財政支出，蘇聯遭受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失敗。這份「功勞」首先歸功於美國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當時里根堅決地拋棄了緩和政策，他將與共產主義作鬥爭視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早在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聖母瑪利亞大學演講時就曾指出，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後幾頁直到今天還繼續書寫著。這種制度不可能永遠存在，它將走到自己的盡頭。未來的幾年將是我們國家復興的幾年，也是自由事業和文明傳播的幾年。西方不是遏制共產主義，西方要戰勝共產主義。我們不想對此進行批判來給自己找麻煩，我們正在把人類歷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刪掉，這一章現在已經寫到了結尾。」正是里根拒絕了凍結核武器計劃，這個計劃簡直是「給蘇聯送禮」，他極力支持戰略防禦計劃，而這一計劃的目標直指「邪惡帝國的侵略野心。」[5]10年後，有人問里根：「您在總統任期內最偉大的成就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贏得了冷戰的勝利。」[6]里根在任時的副總統、后成為美國總統的老布希在1992年的講話中也強調說：「我們不同意要求凍結核軍備競賽的建議，里根總統對提出這個建議的人們說『不』，和平只能通過增強自身的實力來實現，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與美國不可超越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相抗衡，其結果顯然沒有給蘇聯帶來光明的前景，蘇聯領導人除了拋棄共產主義和接受蘇聯的解體之外已經別無選擇。」[7]而極少數的里根和布希的反對派試圖辯駁，指出這種論斷太過簡單化。
許多俄羅斯學者同樣認為，冷戰和西方施壓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只不過他們認為西方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施壓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國的情報機構以及各種秘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中心的積極活動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8]曾寫道：「我們不應為我們在冷戰中的失敗而感到驚訝，我們應該驚訝的是我們國家竟然堅持了70年。西方在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優勢是巨大的，我國只有2.6億人口，而西方卻擁有10億人口，一體化已經在西方產生。在西方的壓力之下，蘇聯內部發生的一系列過程起到自身的作用。在西方的壓力之下，我們從心理上發生了崩潰。在蘇聯已經形成了強大的親西方『第五縱隊』，西方成功地在我國造成這樣的氛圍，即廣大人民群眾情願背叛自己的祖國。」[9]對於摧毀蘇聯的這支親西方的「第五縱隊」，原克格勃將軍維亞切斯拉夫·希羅寧這樣評價：「在改革時期，所有這些精心策劃的、瘋狂的破壞活動接踵而來，這場規模大、耗資高的顛覆國家的運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工作人員毫不懷疑，這場運動只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而在我國實施這一計劃的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都成為了西方破壞勢力手中的傀儡。從上述這些運動的規模和連續性可以肯定，這些運動策劃得很專業性、很配套，我們國內任何一個『智囊機構』都無法勝任如此複雜和高深的任務，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有一隻經過專業訓練和極富經驗的手在操縱著一切。在電視上、媒體上和各種集會上出現了一大批新興『政治家』，其中包括葉連娜·博奈爾[10]、尤里·阿法納西耶夫、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加林娜·斯塔羅沃伊托娃和瓦列里婭·諾沃德沃爾斯卡婭[11]等，他們號召對『腐爛帝國』進行『文明的摧毀』。根據我所掌握的事實，我可以肯定地說，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發生的事件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心機構制定的『肢解蘇聯』計劃中的一個環節和步驟。」[12]另一位原克格勃將軍尤里·德羅茲多夫[13]對此觀點補充說：「如果當時國家的高層領導人能夠認真對待掌握情報，那麼社會主義陣營就可能存在到今天，並維持二戰後的原狀。」[14]
俄羅斯報刊中曾出現一種離奇的說法認為，不僅是這些「改革的設計者」，而且包括美國總統和美國特工在內，他們都只是某種「世界的幕後力量」的執行者而已，這股力量的代表者早在幾百年前就開始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現在他們才將「世界新秩序」的理論付諸于實際行動。曾長期擔任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弗羅亞諾夫[15]指出：「只要冠以蘇聯之名的俄羅斯帝國存在，那麼『世界新秩序』的計劃就不可能取得勝利。要麼戰勝蘇聯，要麼承認自己計劃的破產，這個計劃於20世紀下半葉已進入了加緊實施階段。因此，『世界的幕後力量』決定消滅蘇聯，而國內正在進行的改革為其提供了契機。這場改革不僅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所有這一切從本質上來說不是別的，正是通過建立世界新秩序將一切陳舊的變成適應現代生活的。一場將世界國際化的運動正在進行，20世紀所發生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是這個進程的表現。」[16]
毫無疑問，冷戰和西方施壓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將其稱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壓力、中央情報局的專業人員制定了更周密的計劃情況下，為什麼美國直到現在都無法摧毀其近鄰古巴的卡斯特羅制度呢？弱風能將百年老樹吹倒，如果這棵樹的樹榦已經從內部腐爛了，我們能將這陣風稱為老樹死亡的主要原因嗎？
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俄國的鬥爭始於「十月革命」時期，30年代中期這場鬥爭變得更加複雜，雙方為此都付出了不少的積極努力。但是那時候西方的壓力不但沒有摧毀蘇維埃國家，反而使其變得更加鞏固和團結。在幾十年中，靛趕上並超過西方」的思想一直是蘇聯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列寧、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提出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則在世界範圍內展開。許多人認為，在50—60年代，在這場和平的和不是完全和平的競爭中，蘇聯佔了上風。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在各個領域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蘇聯，當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蘇聯為改變現狀而進行的改革為時已晚，而且優柔寡斷的改革者又將改革引向了錯誤的道路，這與西方實施的陰謀沒有任何關係。許多人錯誤地認為，80年代西方和美國對蘇聯的壓制變本加厲，其實則不然，在1987—1988年間，由於戈爾巴喬夫所實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壓力反而變弱了。徹底改變思維觀念的是羅納德·里根，1988年6月末，作為蘇聯知識分子的40名代表之一的我在莫斯科的文學者之家有幸見到了這位總統，當時他只說到了合作，而沒有提到「邪惡帝國」。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的壓制不存在了，只是它變得更加微弱和鬆散。「鐵幕」的崩潰不是由於西方的打擊，而是來自東方的震動。實際上80年代末西方並沒有使用任何新的意識形態武器對付蘇聯，倒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和蘇聯內部出現了新的不能戰勝的困難，戈爾巴喬夫改變局勢的機會已經非常小。
在1915—1916年，俄羅斯軍事上的失敗加速了日漸衰落的沙皇制度和專制制度的滅亡，但在1941—1942年，俄羅斯遭受的更加嚴重的軍事失敗並沒有動搖斯大林鄭權，反而使其得以鞏固，戰爭勝利和斯大林去世之後，政權才開始走下坡路，不論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都沒能看清當時複雜的局勢，錯過了時機。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倫斯基一樣，戈爾巴喬夫取勝的機會已經很小。
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5.5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蘇聯的危機在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政權同樣遇到危機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每個國家產生危機的動因和原因有很多，但在許多方面這些因素並不完全相同。匈牙利共產黨是在亞諾什·卡達爾[17]去世后解體的，而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未經過任何調查和審判的情況下便被槍斃了，78歲的沃伊采赫·雅魯澤爾斯基[18]至今仍然生活在波蘭，並受到許多波蘭人的尊重和愛戴，埃里希·昂納克[19]將在監獄中度過他人生的最後時光，而托多爾·日夫科夫[20]則被軟禁在家中。
有這樣的看法，認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才是蘇共和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其中波蘭和民主德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柏林牆的倒塌、華約的廢除和經互會的解散，這一切將蘇聯逼到了絕境。華約集團中的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是與西方的壓力，更具體地說是與美國總統里根實行的政策密切相關。正如卡爾·伯恩斯坦[21]在《時代》雜誌中所寫道的：「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岡的圖書館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和羅馬教皇保羅二世[22]進行了會談，這是他們的首次會晤，談話持續了50分鐘……會談的主要內容便是波蘭問題和蘇聯在東歐的統治地位問題。最後里根和羅馬教皇達成了採取秘密行動協議，其目的就是為了加速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里根的一名顧問將該協議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秘密協議」。[23]里根和羅馬教皇之間很可能達成過這樣的協議。毋庸置疑，瓦文薩[24]領導的團結工會接管了波蘭執政，經互會和華約的廢除，這些都給蘇聯製造了很多困難。但是它們之間更多的則是反比關係：正是由於蘇聯國內危機的加劇、對東歐國家統治的削弱，才使得這些國家接連發生「天鵝絨革命」。
亨利·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後的蘇聯前景時曾指出，蘇聯的「國外帝國」在80年代初期給蘇聯製造的困難要比給其帶來的好處多得多。基辛格在1982年秋時曾寫道；「蘇聯的國際政策在某個方面並不很成功，目前蘇聯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被充滿敵意的共產主義國家完全包圍的國度，人們這樣說並非是戲言，這些附庸國不但沒有促進蘇聯經濟的發展，反而使其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25]戈爾巴喬夫曾力圖減輕蘇聯在國外的義務：包括對非洲、古巴、中東、東歐和阿富汗的援助，藉此希望挽救蘇聯國內的經濟。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發展得如此之快，這已不取決於里根或者是保羅二世了。
5.6戈爾巴喬夫的作用
蘇聯解體是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他是沿著「改革」和「新思維」路線前進的這艘巨輪的船長。大海波濤洶湧，巨輪的四周險象環生，而船長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員也操作有誤，加上這艘巨輪本身就不堅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經受不住如此大的負荷。最終，船長不能控制住操作系統，這艘巨輪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創之後，終於擱淺了。這就是對1985—1991年間蘇聯所發生事件的簡單描述，然而，許多西方政治觀察家則用更簡練的語言評論當時蘇聯發生的一切，例如《華盛頓郵報》的著名評論家羅伯特·凱澤[26]曾寫道：「在不到7年的時間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東歐地區推翻了蘇維埃帝國，他結束了半個世紀以來在國際政治中佔主導地位并吞噬了人類大量財富的冷戰。」[27]美國前國務卿貝克[28]也指出：「冷戰的結束完全歸功於一個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如果沒有他，一切變化都不可能發生。」[29]霍爾姆斯同樣認為：「冷戰的結束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希望如此。」[30]美國作家霍華德則表達得最為精練：「這一切都是戈爾巴喬夫乾的。」[31]
在分析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和整個世界的格局變化中所起的作用時，部分西方學者認為，其在對外政策中的新思想應放在首位：他拒絕在第三世界開展「馬克思主義制度」的援助，拋棄了階級鬥爭是主導世界政治和歷史的思維。戈爾巴喬夫在對待東歐國家問題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學說」，他強調聯合國的作用，提出了將全人類的價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論點。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對內政策起到了決定作用：他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並主張停止阻礙了改革進行的軍備競賽。
俄羅斯有一些戈爾巴喬夫的堅定追隨者，他們不僅歌頌戈爾巴喬夫在推翻極權制度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和偉大的歷史功勛，而且他們也承認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運動遭到了徹底失敗，毀滅了國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體制。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曾寫道：「人類歷史中每一次劃時代的變革發生之前，都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思想潮流、群眾運動、有影響力的組織和勢力強大的政治黨派。比如，概括地說：基督教的產生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敗，宗教改革運動促生了一大批歐洲國家，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政黨的出現則產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爾巴喬夫統治時期並沒有出現類似的現象，而是他一個人動搖了蘇聯社會這個龐然大物。他自行決定這麼做，並自己承擔了巨大的風險，完全不顧及其面臨的政治和物質利益。這個龐然大物掙脫了束縛后，慢慢向前移動，一步步地摧毀著看似堅固的支柱。一開始，戈爾巴喬夫的行為就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後來他遭到了許多人的謾罵，人們指責他分裂了國家、壓制了人民，戈爾巴喬夫試圖掃清通向正確思維道路上的障礙，但是他還是沒有駕馭住這個龐然大物運行的速度，況且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32]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則言辭更激烈、更尖銳。在「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舉行的討論別列韋日協議影響的「圓桌」會議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亞科夫[33]將矛頭指向了戈爾巴喬夫，這位前任特命全權大使的發言更像是起訴書：「我們曾經那麼熱烈地擁護您擔任領導人，是的，我們曾經盲目地相信過您，但是沒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著如此巨大的破壞力。我們還沒來得及回頭，便失去了曾經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拋棄了國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強力部門的威信喪失殆盡。您在沒完沒了地嘮叨『新思維』的同時，您拱手放棄了華沙條約，給國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聞所未聞的『異國』思想，從而破壞了維護國家團結的集體精神財富。您忘記了在我們的社會中政黨和國家是唇齒相依的，您以改革政黨為借口而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調整了整個國家機構。您在清除建築中破磚爛瓦的同時，也忘記考慮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個建築的倒塌。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敗的結果。有人說，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毀整個國家的，但如果這個人是中央總書記，那麼就有這個可能。」[34]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曾是戈爾巴喬夫最親密的戰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們都與戈爾巴喬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們依然並肩戰鬥在一起。然而，他們如今也開始指責說，這一切都是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過錯，戈爾巴喬夫欺騙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經暗中走到蘇聯和蘇共的反對陣營中去了。
戈爾巴喬夫本人卻從不承認自己希望蘇聯的解體，他甚至不承認自己的行為在客觀上促使這場災難的發生，他將蘇聯解體的所有責任推到葉利欽、民主派、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中的叛亂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領導的政府的身上。戈爾巴喬夫在波士頓出售自己回憶錄時對美國的讀者說：「從本質上說，別洛韋日協議的簽訂者和那些叛亂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對蘇聯的解體不負任何責任，這就是歷史。」[35]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曾以《別洛韋日五年後的成果與展望》為題進行過討論，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戈爾巴喬夫的鮮明立場，他說：「我認為，許多人事後用一種貌似科學的論斷將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蘇聯改革的所有先決條件在1991年的時候就已經確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蘇聯解體呢？我認為，首要原因就是葉利欽及其班子所實施的政策，他們於1990年夏進入俄聯邦政權后，推行破壞蘇聯路線，向法律宣戰，掀起了主權國家的獨立浪潮。」[36]戈爾巴喬夫1999年在美國的一所大學講演時，有人問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策劃者的企圖和葉利欽的計劃，那麼您會怎麼辦？」戈爾巴喬夫當時回答說：「那麼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會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國聽眾的一片笑聲。
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我認為，戈爾巴喬夫在執政期間的活動從動機和結果來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到，戈爾巴喬夫從未將瓦解蘇聯和解散蘇共作為自己工作的公開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階段，戈爾巴喬夫力圖緩解冷戰的緊張氣氛和加快蘇聯經濟的發展。此後，他以「人道的社會主義」為目標決定促進蘇聯和蘇共的民主化進程。公開性的發展和重新審議蘇聯歷史中許多教條的、錯誤的評價，這也是戈爾巴喬夫工作的成績。但戈爾巴喬夫在行動中卻疏忽大意，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對可能出現的敵對力量估計不足。他對產生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方法考慮不周，他沒有依靠人民大眾的支持，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麼多棘手的問題和複雜的情況，所有這些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戈爾巴喬夫還沒有掌握控制像蘇聯和蘇共這樣複雜機器的必要技能。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兩年，戈爾巴喬夫的主要任務已經不是進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權的問題，他不僅要保住蘇共的權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個人的權力。戈爾巴喬夫這個時期的主要功績在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他盡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說，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很多，他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儘管並不像他的反對派認為得那麼嚴重。下面我將列舉出我本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和過失。
錯誤地安排工作重點
1985—1986年戈爾巴喬夫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他沒能正確把握工作重點。當時我國最突出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便是廣大人民群眾較低的物質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農民和軍人都熱切地盼望著新領導人能夠解決這個大問題，這是當時最主要的環節，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其他一連串的問題。的確，擴大民主化進程和緩解冷戰給國家帶來的壓力是必要的，但黨和國家領導人應將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工資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糧食供應等問題。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保證國家新的領導人贏得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從而為實施其他改革提供先決條件。1989年國內曾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公開民意調查，其中60%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決問題，只有15%的被調查者將「擴大政治權」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時，有40%的人回答是「物質富足」，30%的人認為是「農村及農業的復興」，25%的人則認為是「沒有特權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會」。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質福利方面沒有帶來任何的成果。
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提出將發展機器製造業作為經濟領域的首要任務，而在國內政策方面則開展禁酒運動，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時反對「非勞動所得的收入」。眾所周知，發展機器製造業是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就是優先發展目標，而依靠行政措施開展「合理生活方式」的運動除了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不滿之外，一無所獲。
為了扭轉局面，戈爾巴喬夫於1987—1988年期間將民主化、公開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這一舉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熱烈支持，但由於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惡化，普通老百姓對此反應冷淡。因考慮不周即倉促上馬的政治改革導致國家政權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滿情緒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針對戈爾巴喬夫和蘇共的領導，戈爾巴喬夫在1989年末已成為民主批評的主要對象，從而大大動搖了其統治地位……。
保守派對戈爾巴喬夫的批評並非完全沒有理由，在1989—1990年進行的各種辯論中，部分知識分子也建議戈爾巴喬夫調整工作重點，應更有效地解決與人民物質需求相關的問題。在此情況下，許多人提出借鑒60—70年代匈牙利的亞諾什·卡達爾的經驗，還有80年代鄧小平在中國實行改革的諸多經驗。經濟和政治改革向前推進的每一步都應以改善、而不是惡化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為目的，為此，在國家權力中不僅要使用民主的槓桿，也要使用原來強制性的手段，黨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經濟改革應優先於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對人們提出的大部分建議表示贊同，並採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運動，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飲料的生產開始緩步上升。擴大了個體勞動、合作經營和私營貿易的範圍，在城市和鄉鎮出現了第一批的合作經營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飯店。允許自由買賣城市郊區的個人住房，城市住宅也開始實行私有化。取消了園圃和莊園經營中許多不合理的限制，擴大了郊區別墅建設規模。所有這一切都是正確合理的措施，但是與此同時破壞性進程的發展速度甚至比建設性進程的發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對蘇聯經濟貿然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破壞了所有以蘇共為基礎的政權體系。
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識分子都建議他加快經濟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步伐，這些人堅信，只要城市中實行的還是中央集權的「行政指令式」經濟，或者農村中實行的還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模式的經濟，那麼就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任何基礎，尤其是在保留現行政治體制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保守的黨組織機構也不允許市場經濟的改革。因此，首先應弱化黨組織機構的無上權力，建立與之相對立的、擁有實權的新型權力制度。正如「改革設計者」之一的伊戈爾·克利亞姆金[37]所說的：「俄羅斯應進行民主化，以此來喚起社會的覺醒。而民主化進程應為改革者加強個人權力開闢道路，改革者的權力應從舊有的權力機構中分離出來。」[38]當年安德烈·薩哈羅夫舉著「所有權力屬於蘇維埃！」的標語站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廳門口，而現在這個標語卻用來反對「蘇共的領導和指引作用」。
戈爾巴喬夫對類似的各種建議和意見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同情，但是蘇共政治局、書記處和其他黨組織機構對他的監督又使其喘不過氣來，他的個人權力雖然很大，但卻受制於黨內其他同志的影響和意志。戈爾巴喬夫於1988年實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變選舉制度、建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確定蘇聯最高蘇維埃為常設機構，所有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爾·克利亞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綱要，這個綱要還成為此後實行的憲法改革的基礎，而憲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蘇聯實行了總統制。這些改革的方向並沒有錯，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現實條件下，戈爾巴喬夫和克利亞姆金推行的改革綱要，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取消國內已經形成的各種黨組織機構，建立一種新的、甚至比蘇共總書記權力更大的體制，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為「改革領袖」，戈爾巴喬夫如果能夠依靠自己贏得巨大的政治資本，他才能獲得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時候，要想取得這樣的政治資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實際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關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經徹底喪失了這種政治資本。因此隨著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一年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的出現，蘇聯原有的黨組織機構的影響和權力逐步削弱，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影響和權力也隨之不斷下降。黨內的領導同志對戈爾巴喬夫支持民主化相當不滿，新政權機構中的激進民主派又很不滿意戈爾巴喬夫的保守主義，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況下他無法建立權威的政權中心。蘇聯總統的職位並不能保障戈爾巴喬夫的權威，也不能保障政權的權威。雖然戈爾巴喬夫沒有完全理解社會內部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質，他也感覺到了反對派的勢力在不斷增長，因此他沒有把握通過全民投票來推選總統，他對自己能夠獲勝缺乏信心。在沒有經過全民投票而當選總統的情況下，他能做什麼呢？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和在蘇聯人民代表中間的威信不斷降低。無論是作為蘇共總書記，還是作為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絕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倫多市一所大學的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學家舉行了一場獨特的「腦力衝鋒」，主題就是探討戈爾巴喬夫政治失敗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錯誤地安排工作的重點。多倫多的學者在總結分析中指出：「戈爾巴喬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間，他的經濟政策帶有傳統的計劃經濟特點。儘管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他仍堅持老生常談的宏觀經濟戰略，即將所有的資源都用來進行技術現代化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機械製造、化工、電子工業、能源設施建設等重工業部門仍發揮關鍵性作用。後來實行的『半公開性』進程並未達到與人民對話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們對官僚主義的厭惡。戈爾巴喬夫執政五年的後果已經顯現出來，他拉開了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距離，使黨和政府陷入癱瘓狀態，使黨的先鋒隊體制處於全面危機。後來將用於工業現代化的資源轉向生產日用消費品，但為時已晚，根本無法改變日用消費品嚴重匱乏的局面。戈爾巴喬夫失去了人們對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沒有建立起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和人民的機制。在蘇聯政權體系中，黨一直是『蘇聯』這個大公司的董事會，黨還像是工廠的車間主任和工會的領導。由於戈爾巴喬夫將危機的責任推託到黨內幹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層幹部的極大憤慨，使共產黨的士氣一落千丈。在解決經濟混亂和非市場經濟機制的問題時，如果沒有黨的積极參与，那麼蘇聯經濟只能陷入困境。」[39]我認為這些分析和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分析和結論是在蘇聯解體前一年半的時候提出來的。
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民主改革」操之過急
戈爾巴喬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號的，這顯然過於倉促。與赫魯曉夫一樣，戈爾巴喬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歡心血來潮。他自己甚至從來就沒有十分明確的政治改革綱領。由完全的中央集權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過程，這不僅是大規模的實踐和政治問題，而且也是個科學理論問題。鄧小平提出，在中國建立現代化社會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時間，這是非常現實的做法。
俄羅斯一些極端的愛國者和共產主義學者企圖全盤否定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誕理論著稱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在蘇聯解體之後曾寫道：「從戈爾巴喬夫在政治舞台出現一直到現在我都認為，戈爾巴喬夫主義的產生是試圖將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拉回到專制的斯大林主義。戈爾巴喬夫主義的本質在於，他按照自己的意願將生活方式和高層領導所希望的社會進化通過強制性的手段、從上至下地強加給國家和人民。戈爾巴喬夫試圖建立一個脫離黨組織並凌駕于共產黨之上的權力機構，由此便開始了無休止的改革，實際上摧毀了整個國家、經濟、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戈爾巴喬夫要求賦予『總統制』以至高無上的權力，建立一種類似於斯大林的領袖獨裁製的權力體系。」[40]我認為，將戈爾巴喬夫與斯大林的政權目標、性質和體制混為一談是完全錯誤的。我也認為，「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的某些學者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41]、薩普雷金[42]、特魯什科夫[43]和沙巴諾夫[44]等，他們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識地進行的「反對蘇維埃的反革命政變」。這些學者認為：「領導這次反革命行動的政治中心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最高領導層，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基層中有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比克寧[45]和扎格拉金[46]等人。」這一新生的反革命運動的基礎和「摧毀社會主義的衝擊力」正是依靠從事影子經濟的投機者、腐敗的官僚階層、外交部機關、蘇共中央中「從事與西方有關」的國際部門、以個體戶和合資經營者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羅斯人」、大城市中的邊緣階層，以及社會各階層中的無業游民。此外，反革命運動還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別是礦工，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當高，它還依賴部分從事創作的精英、大眾傳媒機構、各加盟共和國中的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對低收入不滿的工程技術人員等。[47]社會中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強大的反對派，怎麼還能稱為「發達的社會主義」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並沒有企圖進行「反革命政變」和建立某種「超權力」體系，他的目標他自己都不清楚，這些目標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願望，甚至在戈爾巴喬夫的助手中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清晰地描述它們，這是我在1989—1990年與他們多次交談中體會到的。的確，戈爾巴喬夫削弱了黨組織的權力機關，當我被選舉為蘇共中央委員並開始在老廣場的辦公樓里工作時，黨的各級機關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權力，它們只是隨著慣性在徒勞地工作。蘇聯總統辦公廳同樣沒有任何權力，它只是未被改組，蘇聯最高蘇維埃也沒有實權。戈爾巴喬夫建立的不是「超權力」，而是「無權力」體制，這個權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還沒有任何影響的人物和機構填充了。在任何情況下，這些人當然不是戈爾巴喬夫的人，戈爾巴喬夫帶著困惑觀察著國家和黨內發生的一切，迴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問題。1990年夏，蘇聯著名的文化活動家維利切克[48]在《電影藝術》雜誌中曾指出：「戈爾巴喬夫是否明白，他打開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時，也不自覺地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過，過去那個在沒有自由民主條件下的反自然的權力體系迅速瓦解后，卻沒有進入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社會，反而陷入了到處是毀滅、混亂、為所欲為和充滿挑釁的對立面。是否存在危險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許多社會學家確信，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國家必須經受動蕩和混亂。這些社會學家還認為，剛開始改革時，戈爾巴喬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傾向的黨員思想所束縛，而現在他明白了，事態已經失去了控制，這一切是客觀和合理的，他的歷史使命在於利用一切戰術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證安全。由此產生了一種怪論，似乎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認為，這是用謊言編織的神話，戈爾巴喬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誤，他的改革綱領是不現實的中派主義和妥協的，是模稜兩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爾巴喬夫行動上的優柔寡斷，這一切導致改革喪失時機和主動，產生危險的權力真空、離心傾向和破壞傾向。如果戈爾巴喬夫不把握主動權，那麼他將帶領國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聯邦制國家，而是走向國家的解體、暴民統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權的民族社會主義專制。」[49]據我所知，戈爾巴喬夫不可能具備這種主動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蘇聯解體實際上已不可避免。
戈爾巴喬夫意識形態的薄弱性
在蘇聯意識形態一直是社會和國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規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識形態的依據。這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並不是件難事，因為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場經濟要求和私有財產的新觀念。但戈爾巴喬夫不是思想家，並且對於社會主義理論許多問題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爾巴喬夫曾掌握了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他就此停滯不前，並從未想過再將其發揚光大。對於經濟科學、政治科學、社會學和國家建設等其他方面的科學理論，戈爾巴喬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確，戈爾巴喬夫提出過「新思維」的口號和要求，但他並沒有創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維》的書中沒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新思維，更別說是新概念了。戈爾巴喬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時，蘇聯的發展已經完全遠離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須使1917年之後被孤立的蘇聯與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組成國際社會的新秩序。他還號召蘇聯公民「按照國際法和文明世界的準則」行事，但是所有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無稽之談。它們就像20年代的蘇聯領導人將蘇聯社會主義的觀念和原則強加給整個世界的企圖一樣，是錯誤和危險的。戈爾巴喬夫還提出，與世界各國發展關係應建立在道德原則基礎上，這也是不切實際的空談。西方專家有一段時間曾對這些提法表示懷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蘇聯領導人玩的「花招」。後來他們又驚奇地認為這是戈爾巴喬夫的「老實」，但這不是讚美之辭，而是對其如此幼稚感到驚奇。即使是西方最樂觀的政治學家都承認，對於國際政治問題，戈爾巴喬夫嚴格地說來對於傳統的蘇聯理論學說沒有進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這種政治注入了新的聲音、溫和主義和理智，同時他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供討論。然而接下來該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間，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專家對該問題予以回答。一些悲觀的西方學者當時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不過是裝點門面而已，只是新的宣傳手段。舊商品如果經常以「新的」和「完善的」來廣而告之，那麼就不愁沒有銷路。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國家的「天鵝絨」革命，尤其是德國的統一，所有這些事件不僅令西方國家感到歡欣鼓舞，同時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釋蘇聯的突然臨陣退縮？其背後是否有隱情？對此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今後還會發生什麼？美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波爾·馬蘭茨在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之後曾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政策並不像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樣明確。他說：「這些前蘇聯領導人都已經離開國際舞台多年了，但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他上演的還是第一幕。」[50]然而，這第一幕也是最後的一幕：蘇聯解體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卻有一個以米哈伊爾·蘇斯洛夫[51]為首的固定的「意識形態參謀部」，而戈爾巴喬夫的身邊就沒有這樣的智囊團，也沒有任何「總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局的領導人是葉戈爾·利加喬夫領導，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喬夫作為政治局委員又負責領導農業部的工作，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由他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他們的觀點不一致，因此他們之間常產生矛盾。1988年末，戈爾巴喬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負責國際事務，於是瓦季姆·梅德韋傑夫在1988年9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之後，由他主管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學識淵博的人，但他作為學者型的領導則缺乏堅強的意志力。從專業上來說他是經濟學家，但是當時在國內已自發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意識形態浪潮，無論是梅德韋傑夫，還是戈爾巴喬夫，他們都無法控制。如果我們相信改革時期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工作人員的描述，那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權威便是他的妻子——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後來成為哲學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關於斯塔夫羅波爾農村中的一些社會變化。
戈爾巴喬夫在意識形態方面無所作為引起了蘇共各級領導的不滿，同時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論家和歷史學家則感到不解，甚至是擔憂。羅伯特·希埃爾在自己的書中就這樣寫道：「對於一個專制國家的領導人來說，戈爾巴喬夫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許多具體任務，他還面臨許多沒有具體答案的問題迄今為止，許多社會學家對這些問題還是沒有理出頭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包含著許多陳舊的觀念，已無法跟上時代的辯證的發展過程。生活本身並不像電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樣，它要複雜和愚蠢得多。這位蘇聯新的領袖怎樣用新的勞動道德準則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開性對於作家來說，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樣爽快，而對於那些排著隊來買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戈爾巴喬夫的禁酒令使他們感到壓抑氣憤。這些人對戈爾巴喬夫禁酒的憤怒甚至比對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歷史或者是高層腐敗的憤怒要嚴重得多。最讓人感到憂慮的是，在克格勃反對、軍隊得過且過、社會抗議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退縮了。沒有人會比戈爾巴喬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遠了。他承認說，他必須領導一個已經接近於無法控制的社會。那些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過程中失去特權和權力的人會站出來說話嗎？沒有人懷疑戈爾巴喬夫的誠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說的，社會局勢變得異常緊張，許多人開始提出這樣的疑問：「這一切進行得有意義嗎？」[52]直到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也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擔任蘇聯這樣非同尋常的國家的領袖，戈爾巴喬夫不要說解決蘇聯的眾多問題，他甚至連解決一小部分的問題都是力不從心。
戈爾巴喬夫的班子軟弱無能
在蘇維埃政權時期，我國在科技領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領導幹部隊伍，在其他許多社會生活的領域也出現了不少富有經驗和學識的領導人才，但惟獨在政治領域領導人才寥寥無幾。就政治能力、知識水平和意志品質方面的整體水平來說，斯大林時期的領導隊伍已經弱於列寧時期，這種退步一直延續到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到後來的戈爾巴喬夫時期依然如此。在戈爾巴喬夫的周圍已沒有像柯西金[53]、葛羅米柯[54]、安德羅波夫和烏斯季諾夫[55]這樣的70年代國家政治領導的代表人物。戈爾巴喬夫經常撤換高層領導，常常新任命的領導，他們比被撤的領導更無能，但更聽話。即便是這樣的領導，他們上任不久也會與戈爾巴喬夫產生矛盾與衝突。
戈爾巴喬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還有一個對這種層次國家領導人來說最不應有的、最糟糕的特點：在與自己身邊的人、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動家會見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是戈爾巴喬夫在講話，他不願聽、也聽不進去別人的講話，甚至乾脆不給對方發言的機會。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本來是邀請一位學識淵博的專家來進行諮詢，但是一兩個小時的會談時間都是戈爾巴喬夫在講話，最後分手的時候他還不忘感謝對方的認真聽講。戈爾巴喬夫十分不願聽到負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來，蘇共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成員都不願接受總書記的會見和聽他作報告。戈爾巴喬夫身邊的有些交談者享有一定特權，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動家，然而就連他們在後來也對戈爾巴喬夫不善於聽取意見給予了批評。比如，《星火》雜誌的主編維塔利·科羅季奇[56]在1987—1988年間曾是戈爾巴喬夫的常客，有一次他決定告訴戈爾巴喬夫，目前在國內，尤其是在黨內，戈爾巴喬夫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了。科羅季奇回憶道：「當時已是晚上6點多了，戈爾巴喬夫看起來疲憊不堪，我也很累了，現在想想，如果換了是在早晨，我未必會對他說那番話的：『您知道嗎，現在許多人都對您有意見，您知道為什麼嗎？您自己不喝酒，還不允許別人喝酒；您既不給自己掛獎章，也不給別人掛。這些人雖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還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礙老百姓的生活……』戈爾巴喬夫則不耐煩地回答說：『你說什麼呢？我每天都與人們交流意見，我經常打電話。你知道嗎，現在國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飽滿！可你說了些什麼呀！』……」。[57]
戈爾巴喬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獨裁者，他在與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專制，這一點就使他成為不了偉大的民主領袖。戈爾巴喬夫主持的各種會議都缺乏民主作風，主持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對他來說是件很困難的事。相比之下，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主持會議就遊刃有餘得多。在蘇共中央的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很難克制自己，當聽到反對意見或者是批評言辭時，他常常失去控制。戈爾巴喬夫說過這樣的話：「與反對派對話是不可能的」、「關於多元化的問題不可能有兩種意見」等等。在戈爾巴喬夫身上，內心極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過於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歡說，但從來不做，他經常拖延許多重要的事情和決定。一位研究戈爾巴喬夫個性的心理學家別爾金曾寫道：「戈爾巴喬夫在為人處事方面犯下了許多驚人的、不可理解的錯誤，這是他的個人性格所決定的。每個人都明白，應該珍惜自己身邊才華橫溢、忠心耿耿、善於獨立思考的朋友，正是應該從這些人中尋求支持！但是嫉賢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弱。如果一個人的朋友經常與他爭論，反對他，打破他的『無所不知』和『無上權力』的神話，那麼這個人就將經常處於尷尬和艱難的境地，他不可能與別人分享成功和喜悅。這種內心的非理性的聲音掩蓋了一切，也導致產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誤。否則如何解釋，他將國家的命運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亞納耶夫和已故的普戈這樣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於，戈爾巴喬夫沒有給自己的親信提出過高的個性和知識方面的要求。太陽並不需要其他發光體的陪襯，他認為自己就足夠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無所不在的光芒而已。」[58]
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錯失良機和不盡職
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在其擔任總書記的最初兩年改革並沒有真正開始，這是談話和構想的時間，而不是改革的時候。為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進行了大量的努力，但這些努力並沒有投入到實際需要的方向上去。如火如荼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於1987—1988年開始實行，但是改革進行得很倉促，因而收效甚微，甚至在許多方面產生了破壞作用。
這幾年裡戈爾巴喬夫工作得很緊張，他每件事都要管，但最後卻總不能善始善終。到了1989年下半年，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在很大程度上戈爾巴喬夫的活動已經進攻轉為防守了，在幾個月之後，又由防守轉為撤退了。無論是對於國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派，還是對於西方的壓制，戈爾巴喬夫都全線撤退了。他允許保守派建立俄共，允許激進派佔據俄聯邦權力機構的重要位置，而對於西方，他則無條件地放棄了蘇聯在東歐和德國原有的統治地位。一位美國著名的外交官在後來的回憶中曾寫道：「他在我們的腳下做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退讓。」
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被選舉為蘇聯總統以後，美國頗有影響力的報紙《洛杉磯時報》向我約寫一篇《戈爾巴喬夫總統的一百天》的文章，我與這家報紙的合作始於70年代末。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意圖是將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進行比較，後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國總統，在其就任總統后的100天內他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確，我比其他人更加關注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動，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他這段時期的表現乏善可陳。戈爾巴喬夫上任后不久即走訪了烏拉爾地區，而該地區一直是葉利欽的勢力範圍。戈爾巴喬夫在烏拉爾各地進行了多次講演，每次講話都冗長瑣細，但其中的內容模稜兩可，他主要是論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實現「向市場飛躍」的號召。根據經濟學家的計算，如果沒有制度法規方面的協調配合而貿然轉向市場經濟，那麼這將導致約1500萬—2000萬人失業。戈爾巴喬夫又撤回原來的意見，他在葉卡捷琳堡的講話中指出，關於「休克療法」的傳言是不屬實的：改變經濟政策的決定將在年底通過，而且必須經過仔細的研究。1990年5—6月，戈爾巴喬夫還訪問了法國、加拿大和美國，但是沒有簽署任何重大的協議，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規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絕了。截至1990年年中，蘇聯外債高達到400億美元，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巨額外債不知被用到了何處。戈爾巴喬夫就任后的100天內，他沒有向最高蘇維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沒有簽署任何值得歷史學家記載的命令。蘇聯總統在這些天簽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關於成立總統委員會的命令了，這個委員會由15人組成，其中包括欽吉茲·艾特馬托夫[59]和瓦連京·拉斯普京兩位作家。眾所周知，這個委員會只存在了幾個月，年底便改為安全委員會，但是也同樣沒有任何作為。當然，在這幾個月國內的確發生了許多事情，但這都不是由戈爾巴喬夫發起和領導的，相反許多事件是針對他而進行的。自1990年1月開始，蘇聯國內經常進行社會民意調查，統計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並繪製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為：戈爾巴喬夫—54%，雷日科夫—38%，葉利欽—12%。在3月末，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在回答：「您認為在我國哪位政治活動家最具威信？」時，有46%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戈爾巴喬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認為是葉利欽。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爾巴喬夫的支持率則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葉利欽的支持率則上升到40%。[60]我後來拒絕了關於撰寫蘇聯總統一百天的約稿，但是我卻閱讀了許多西方報刊中撰寫這個題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極悲觀的態度。「戈爾巴喬夫掉進了自己親手製造的漩渦中」，「當困難變得越來越棘手時，而戈爾巴喬夫卻越來越毫無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權力」，「共產黨已經不能領導國家，戈爾巴喬夫既不能領導黨，也不能領導控制經濟」，「問題不在於戈爾巴喬夫是否會失敗，而是他在什麼時候和如何失敗」，「蘇聯總統的權力高高在上，但卻不可能將制度實施到農場和工廠」。這些都是1990年6月間西方媒體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國的《共產主義問題》雜誌將戈爾巴喬夫的總統地位比喻為「哈哈鏡王國」，可見其統治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退讓仍在繼續，其政治上的潰敗已不可避免，然而當時我們當中很少有人會想到，蘇聯總統制會隨著蘇聯解體而一同消亡。
戈爾巴喬夫在後來承認說，在1990—1991年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採取行動」對他來說就意味著使用武力，這也就是按照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精神去做，他不願意、也不能這樣做。在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進行辯論時，戈爾巴喬夫對那些批評者反駁道：「許多人說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說我沒有在應該動武的時候使用武力，老實說，這些批評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責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斷性的首先是那些藉助公開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為我沒有使用武力而使他們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麼就不會有現在的辯論，也就沒有形式上的改革，穩定、保持國家地位的邏輯與改革衝動重要性的邏輯是兩回事。我們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險的事情，但我們是在後斯大林時期的歷史壓力之下改革的，這種壓力將我們推向蘇聯制度的民主化。你們沒有理由認為，那些承擔改革和民主化風險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們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該向哪裡前進。改革者並不需要感謝。當你下達射擊或其他採取武力的命令時，你就應該意識到這是針對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進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顧，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有人也許會說，俄羅斯的沙皇和其他統治者的命運就應該是這樣，應該時刻準備著要將人的生命置於屠刀之下。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有另外一種信念，管理國家應盡最大可能避免流血衝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還包括：社會變革應以社會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進行。我做到這兩點了嗎？這兩點我都沒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經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無意義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來確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棄國家領導人的職位是為忠實於我堅持不懈的道德原則。」[61]戈爾巴喬夫上述的許多觀點都不能令人認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歷史中的許多具體事實，以及他在極權制度下爭取社會民主的原則。當然，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戈爾巴喬夫因素」時，我們也沒有理由過於嚴厲地指責他。1985年之前，還沒有一位國家或黨的領導人真正卓有成效地進行過改革，蘇聯國內的弊病被耽擱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應該採取措施剷除這些弊病，只有戈爾巴喬夫勇敢地承擔起了改革蘇聯社會和國家機制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理由大肆吹捧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者的成就，他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鄧小平那樣的層次。應該注意到，鄧小平不僅自己表現出偉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質，而且他還善於依靠傑出的幹部隊伍，這支隊伍是在40—50年代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的最艱難條件下形成的。毛澤東在60年代將這些人免去職務，下放到偏遠的農村勞動，其中鄧小平就曾當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這些幹部在經受了身體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後得以倖存下來，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們重新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中國的革命幹部隊伍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而在蘇聯這種繼承性在斯大林時期就被徹底打破了。蘇聯在1970—1985處於停滯和長老掌權時期，對幹部隊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現象仍在繼續，在這種條件下戈爾巴喬夫又會有何作為呢。
5.7葉利欽與蘇聯的解體
毋庸置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的爭權奪利幾乎是蘇聯解體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解體最後階段的1991年，葉利欽在這場鬥爭中佔據了主動。在此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可以比作是一名守衛者，但他卻沒有很好地保護住委託給他的財產，而這個財產卻是極其珍貴的，這就是政權、黨和國家。人的生命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有最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只是虛張聲勢，將手中的武器不時拿出來揮舞幾下，但他卻不敢使用它。戈爾巴喬夫並不認為葉利欽和其他民主派是需要槍斃的危險的敵人。葉利欽是進攻的一方，但他當時並沒有掌握任何兵權，完全是作為政治家在行動，而正是這位政治家取得了勝利，儘管他當時並不很清楚，鬥爭是為了什麼、他最終將把這場鬥爭引向何方。
葉利欽從不否認他是別洛韋日協議的倡導者，但他從不認為自己對蘇聯的問題和蘇聯的滅亡負有任何責任。他總是強調，在白俄羅斯維斯庫利簽署協議的各國領導人只是確認了蘇聯滅亡這個事實。按照葉利欽的說法，蘇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在當時就已經不復存在了。葉利欽一直將蘇聯滅亡的責任推到「蘇共的保守派」和戈爾巴喬夫的身上。同時，葉利欽從未對蘇聯和蘇共的解體表示過遺憾和惋惜之情，對於他來說，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體制並不值得他去捍衛和堅持。葉利欽從不掩飾他對權力的慾望，而我認為這種慾望是非理性的，這也正是我始終反對葉利欽的原因，我自從在莫斯科市哈拉紹夫斯基區開展競選蘇聯人民代表活動以來就一直反對葉利欽。
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葉利欽反對戈爾巴喬夫的鬥爭在最初幾年只限於蘇共黨內，在1986—1987年間，這場鬥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葉利欽及其支持者反對利加喬夫和「保守派」的鬥爭。戈爾巴喬夫同樣也受到來自黨內「保守派」的壓力，因此他儘管保留了葉利欽的高級領導職務和蘇共中央委員的地位，但是他仍對葉利欽說：「我不會再讓你參与到政治中來。」而葉利欽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來，這時新一輪的社會浪潮已風起雲湧。但在1990年5—6月之前，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對抗仍然像過去一樣只是限於蘇維埃體系的內部。葉利欽按時出席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並經常發言闡述自己的觀點，他當時還主管建設和建築設計委員會的工作。葉利欽在領導跨地區議員團和民主綱領派的工作時，他從不放過戈爾巴喬夫所犯的任何錯誤和失誤，並對其進行攻擊。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盧基揚諾夫，他們都沒有對「葉利欽幫」及其本人開展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政治鬥爭，儘管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戈爾巴喬夫在黨內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消極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時，在老百姓和許多蘇聯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爾巴喬夫的形象就是一個軟弱無能的領導人，他說話滔滔不絕又非常不清晰，他沒有能力採取果斷措施。與戈爾巴喬夫相比，葉利欽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則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領導人，大家認為他是有能力整頓國家秩序，消除貧困，打擊犯罪和濫用職權。葉利欽巧妙地利用民眾的情緒，經常參加各種公開活動和演講，儘管他還沒有形成任何明確的政治和經濟綱領。
1990年3月葉利欽進行了一次帶有宣傳色彩的歐洲之行，目的是介紹自己所寫《葉利欽的自白》一書，該書於1989年在蘇聯出版，后被譯為多種文字。葉利欽訪問了西班牙、義大利、英國等歐洲六國。我5月份正在義大利參加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我在會見記者時，他們提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關於葉利欽的：「葉利欽是什麼樣的人和什麼樣的政治家？」西方社會在迎接葉利欽時並沒有表現非常興奮，而對於那些支持戈爾巴喬夫的西方政治家來說，葉利欽顯然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大多數西方政治家普遍認為，葉利欽是個過分粗魯和不可預測的人，葉利欽在俄羅斯越來越高的威望使他們感到不安。有許多關於葉利欽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評性的，比如英國記者約翰·洛伊德[62]這樣寫道：「葉利欽的生平經歷讓人感到震驚，讀過他的書會產生這樣的憂慮：蘇聯不可能創造出政治階級。葉利欽說自己反對戈爾巴喬夫，但是在他的書中卻既看不到任何行動綱領、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對國家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葉利欽的惟一武器就是對特權的煽動性的批判，對此問題他講得很好。此外，葉利欽極力標榜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葉利欽未來很可能成為俄聯邦總統，他佔據統治地位之後，將朝自己的對手反戈一擊。蘇聯，至少是俄羅斯，可能遲早會有一天落入這個狡詐和虛榮的人的手中，此人對權力充滿了無窮的慾望，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然而他的簡歷並不能使人相信，俄羅斯並不會因為這個人的出現而有所好轉。」[63]約翰·洛伊德發表這番悲觀的推想的時候，葉利欽還只是蘇聯和俄聯邦的人民代表，還只是國家反對派的領導人，並沒有成為整個俄聯邦的領導人。與此同時，美國的觀察家和蘇聯問題專家對葉利欽的政治動向也表現出關注與擔憂，1990年5—6月出版的《共產主義問題》雜誌上寫道：「很難說清葉利欽屬於哪類人，自尊心極強的他在其擁護者眼中是蘇聯富有活力、果斷、正直的領袖，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傲慢自大、不可預測、善於蠱惑人心，是蘇聯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卻迎合了蘇聯絕大多數老百姓渴望強人領導的心理需求。葉利欽的立場經常變幻不定，相互矛盾。」[64]如果1990年初蘇聯國內沒有形成民主反對派，那麼葉利欽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如果這支反對派不是由像葉利欽這樣的堅強果斷和富有聲望的人來領導，那麼它也不可能與已經衰弱的蘇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對派在我國與其說是運動，還不如說是只在實行公開政策條件下產生的潮流和趨勢，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規模不大的組織和團體，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里婭·諾沃德沃爾斯卡婭領導的「民主聯盟黨」和由安德烈·薩哈羅夫院士擔任名譽主席的「紀念協會」。1989年春，民主運動依靠獨立的蘇聯人民代表才得以發展壯大起來，這些人占整個蘇聯人民代表總數的不到10%，他們並不是來自社會的最基層，而是一些黨的中層幹部、大學教授、部分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其中較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爾布利斯、阿法納西耶夫、雷諾夫、切爾尼琴科[65]、卡里亞金、穆拉舍夫[66]、魯緬采夫[67]、斯坦克維奇、斯塔羅沃伊托娃和科羅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這些人加在一起，也無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為的政黨。民主反對派在1990年的選舉運動中依靠200—300名俄聯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擴大了自己的隊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克夫、哈斯布拉托夫、魯茨科伊、沙赫賴、菲拉托夫、亞庫寧和謝科奇欣[68]，然而這些人無論是憑個人的力量、還是聯合起來，都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任。他們中許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們的政治和知識才能遠遠不夠。奧列格·波普佐夫[69]曾是民主運動的參与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爾巴喬夫60歲時，波普佐夫在總結六年改革成果時指出：「應是拋開幻想的時候了，1989年沒有任何一位民主派進入國家領導層，我們的社會根本就沒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儘管在國家政界的高層領導中出現了幾位精明強幹、學識淵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國還屈指可數。類似的情況在俄羅斯人民代表選舉之後也發生過，按照最精確的統計，具有民主傾向的代表還不超過33%，但這卻已讓許多人歇斯底里地狂喊：『民主勝利了！』他們錯了，並沒有勝利，這隻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剛剛出現。幅員遼闊的國家都喜歡誇大其詞，中國有句俗語：『一口吃不下個胖子』。戈爾巴喬夫摧毀了國家的政權體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會力量用政治攻擊在此摧毀過程中推波助瀾。我們的時代可以稱為是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時代，超級激進分子將『天鵝絨革命』的支持者趕下了政治舞台，並將民主思想作為情緒體現出來，然而情緒是一種不可預知的東西。」[70]正是這種建立在激進情緒基礎上的、而並非建立在現實的政治力量基礎上的民主運動摧毀了蘇共和整個蘇聯！
蘇聯在1991年的狀況與沙皇俄國在1917年時情形很相似，1917年的二月革命使國家政權落在立憲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以及其他幾個勢力更小的民主黨派人的手中，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3—4月的影響很小，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當時根本沒考慮過奪取政權。後來一些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導人從流放地或國外相繼返回，鞏固了其影響和勢力，但即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它仍然處於激進的孟什維克黨的下風。1917年6月召開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僅僅得到了超過10%的席位。有兩件事情為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是1917年8月發生的科爾尼洛夫[71]起義，它使臨時政府陷入混亂狀態，並增強了人民群眾進行根本改革的意識；另外就是列寧的強大號召力，他領導布爾什維克並使其堅信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奪取國家政權。1991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叛亂起到了科爾尼洛夫起義的作用，葉利欽擔當了列寧當年的角色，如果不是具有號召力的葉利欽領導這支勢單力薄、人心渙散的政治力量，那麼民主派也不可能於1991年秋掌握了國家政權。
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1990年時其支持者曾建議由他自己領導民主派，而在1990—1991年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將蘇共分裂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少數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保守多數派。戈爾巴喬夫當時沒敢走這一步，因為他有許多顧慮。然而，就算是戈爾巴喬夫當時這樣做的話，那麼民主反對派領導人也不會是他，而只會是葉利欽。在相對自由地競爭民主派領袖的情況下，甚至連阿納托利·索布恰克都會比戈爾巴喬夫更強、更有威望。戈爾巴喬夫可以領導一個具有嚴格組織紀律性的機構和政黨，但卻不具備人民領袖所應有的素質、能力和修養，葉利欽在1991年卻能夠勝任這一角色，後來他又扮演了其他角色，只不過他的演技越來越糟糕。
5.8蘇聯基礎和承重結構的脆弱性
回顧1991年發生的事件就會發現，作為世界強國的蘇聯，其外表的強大和摧毀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間是如此的矛盾。蘇聯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它是歷史性的挑戰，它是新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它是新的社會體制，蘇聯的產生和發展在許多方面決定了20世紀的面貌，似乎只有具有如此同樣規模的力量才能使蘇聯遭受重創。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會懷疑蘇聯的強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蘇聯，只有穩固和強大的國家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考驗並取得勝利。眾所周知，沙皇俄國是在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后而滅亡的，但是這簡直不能與1941—1942年蘇聯所遭受的損失和失敗相比。
「十月革命」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領導的、由規模不大的政黨發起和完成的，絕大多數觀察家當時一致認為，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很快就會崩潰。然而布爾什維克卻舉世震驚，他們不僅取得了革命的凱旋性勝利，而且在如此廣闊的國家內幾乎全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建立了強大的紅軍，並在殘酷的三年國內戰爭中擊敗了敵軍。在以後的20年中，布爾什維克逐步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建立起穩固而集中的經濟體系和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蘇聯不僅打敗了入侵的敵人，而且迅速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開始發展核工業。還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和軍事聯盟，它們控制著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領土，並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軍事基地。
截至1990年，蘇共差不多有近2000萬名黨員，蘇共壟斷了新聞併發行上千份報紙和雜誌，它還擁有幾十萬名宣傳工作者，蘇共還控制著國家所有的電台和電視台。此外，蘇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財政和經濟資源，並統治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和軍隊。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而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沖毀和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麼無論看起來多麼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是發生了這樣的劇變。
蘇聯是在被摧毀了的俄羅斯帝國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種新型的國家和社會模式，是勞動人民掌權、無產階級專政、代表布爾什維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國家。這個國家的鞏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歷史傳統，也不是依靠君主政體、專制的帝國主義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種全新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國家的惟一政黨——共產黨的綱領和行動計劃。
蘇共的專政是強硬的，國家自建立之初便經受了迫害和恐怖，但是意識形態的魅力吸引了多數蘇共黨員和廣大群眾，他們信仰這種學說。
共產主義學說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的主要原則不僅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還需要證明。共產主義學說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後的劫難，不是指上帝和靈魂的不朽，它宣揚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類的富足，它要消滅戰爭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學說，另一方面是國家統治的力量，這兩者構成了這個新興國家的主要基礎，而倡導和維護這種意識形態學說的共產黨則是這個國家的承重結構。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對此問題都曾經極為明確地進行了闡述。證明共產主義學說正確性的主要兩個論據是：一個是勞動生產力水平要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另一個是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這反映在許多革命口號中，例如「土地是農民的，工廠是工人的，世界是人民的」。
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次危機出現在1921年，如果列寧當時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對共產主義學說本身進行相應的修改，那麼任何專政制度都無法挽救布爾什維克的失敗和滅亡。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開始改善，重新點燃了他們的希望，國家開始迅速前進，國家政權得到了鞏固，蘇共和共產主義學說的權威也與日俱增。蘇維埃政權的第二次危機始於1928年末，並持續了五年之久。克服這次危機不是依靠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規模的恐怖鎮壓行動。農民中的富農「作為一個階級被徹底消滅了」，而其餘的農民則被強制性地組建集體農莊，農民的生活和活動處在黨和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在集體化過程中是政治動機，而不是經濟動機佔據優勢，所以許多反對集體化的貧農和中農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72]被消滅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殘餘幾乎被徹底肅清了，在黨內剷除和禁止一切反對派。在此後的幾年裡，恐怖鎮壓行動擴大到針對黨、軍隊和國家的幹部隊伍。蘇共的意識形態體系被重新修改，但這次卻不是對美好生活的許諾，而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儘管國家經濟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續發展的勢頭，但是它帶有軍事動員的成分。這些年裡，部分群眾仍然支持這個制度，支持黨和黨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時期逐步形成的特權階層已成為政權的主要支柱，它包括黨和國家的官僚主義以及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和絕對服從「上級」的幹部隊伍。這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而是極權主義的社會，只不過保留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外部特徵而已。衛國戰爭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制度，但這種制度離開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蘇維埃政權的第三次危機發生在斯大林死後的1953年，這次危機同樣持續了將近五年。戰勝這次危機依靠的是國家對農民、工人、軍人和知識分子作出的大量讓步。50年代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經濟迅速發展，部分經濟學家認為50年代是蘇聯國民經濟史上最成功的時期。1951—1960年間，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5倍，而同樣在這10年裡，美國和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幅僅為30%—50%。蘇共的意識形態學說又進行了重要的修改，並寫入了黨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決議中，並提出了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方針。60年代只是對這一方針進行了修改。在經濟、政治和思想領域，蘇共領導人繼續堅持少量讓步和隨機應變的政策。到了70年代，蘇聯的經濟發展開始放慢。在多數情況下，蘇聯不善於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中開始明顯落後。與此同時，國家的軍事支出卻不斷攀升，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經濟，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仍然較低，甚至在許多地區出現了下降。老百姓怨聲載道，政權試圖通過不斷的、雖然不是大規模的迫害和鎮壓來平息民憤。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停滯狀態，這降低了蘇共正統思想的權威和影響。蘇聯在60—70年代保留了極權主義的很多特點和官本位政權。
蘇維埃政權的第四次危機始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是一次在經濟、意識形態和道德領域的全面危機。此次危機是由於精英階層的腐敗和老化而產生的。「改革」是擺脫此次危機的嘗試，但是這次嘗試並不成功。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沒有能夠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所以並不能減輕老百姓的不滿。蘇共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了重大修改，但這隻是即興之作。這些舉措雖然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擁護，但是同時黨組織機關內部的權威階層則對此表示不滿和抗議。在尚未鞏固這個制度的經濟、社會和思想基礎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卻在此時開始民主化進程，也就是說廢除官本位專制制度。在這種政策下，政權的瓦解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將蘇聯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卻是一座基礎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設者既無視塔身已經傾斜的情況，也不加固基礎和承重結構，而是繼續增加塔的高度和層數。鄧小平在中國的成功首先應歸功於思想理論的重大變革，這些變革不僅保證了這個泱泱大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蘇聯，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蘇共，都沒有勝任這一使命。
5.9幾點補充看法
蘇聯國家體系迅速解體的前奏是蘇共思想理論的崩潰和蘇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後，蘇聯作為新的社會模式和意識形態國家已經不可能存在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絕不僅僅是作為觀念體系、道德要求和行為方式的標準而紮根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意識形態不僅被事實所證明，而且還形成了國家政權體系和社會經濟模式。國家經濟和政治領導中的高度中央集權也是出自這種思想理論，列寧正是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國家政權體制。企業全面徹底的國有化和否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也是意識形態的要求，這早就寫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民主、多元化、多黨制、新聞自由的批判也同樣源自於這種意識形態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此，已經形成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蘇聯的解體必然會導致原有的國家體系和經濟模式的瓦解。如果蘇共在1928—1933年不放棄「新經濟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復這一政策的話，那麼這個過程也許進行得更平穩、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這種轉變的時機還沒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無論是從時機，還是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資源來說，這種變革已經不可能了。
過去從形式和內容上都頗為教條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並不表明社會主義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新的、更合理的人類社會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形式。在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闡述中蘊涵著科學的元素和對未來的美好信念，它不僅反映了客觀現實，而且體現了人類的願望和追求。社會主義為人類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僅滿足人類有限的物質需求，同時也保障了人類無限的精神需求。而這些願望在蘇聯都未完成，蘇聯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質需求更為貧乏、更為不足。這甚至在社會主義支持者內都引起了不滿，這從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中可以體現出來，而在國家政權機構中，也出現了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然而這些人缺乏足夠的力量和時間來改革體制，與建立以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新的觀念和體系相比，打破過去陳舊的教條、模式和觀念的過程要快得多。在開始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政策之初，戈爾巴喬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萬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宮的保險箱和柜子中。對於阿富汗戰爭、1939年簽署的秘密條約、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等問題，以及過去年代的其他眾多事件和決議，人們始終沒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釋。戈爾巴喬夫不知如何向全國及整個世界解釋1940年在卡廷森林槍斃波蘭軍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釋蘇聯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許多不合理的強硬政策和行動呢？取消對新聞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發了批判浪潮，這股浪潮反對蘇聯國家和蘇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對蘇共的意識形態。蘇共沒有準備、也沒有能力進行反擊和承擔責任，這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制度的合法性產生了普遍質疑，而這種制度正是建立在蘇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權力的基礎之上。蘇聯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了「蘇共的統治和領導地位」，而此時要求取消這一條款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要求是論據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憲法第六條之後，蘇共仍無法控制國家政權。蘇共有龐大的資源和財富，但卻在人民群眾中喪失了應有的支持和權威。
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不僅阻礙了國內健康的民主力量的發展，而且與這一思想相關的行動方針和指南也助長了黨和國家統治階層的不良習氣，包括貪污腐敗、濫用職權、許多地方高層領導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幾十年的過程中，在蘇共內部統治階層的貪污腐化現象日趨嚴重。80年代，蘇共領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已不是社會主義的狂熱支持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蘇共及其思想理論瓦解的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教條主義和蘇共幹部隊伍的普遍腐化使這個黨喪失了抵抗力。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還很強大和享有權威的時候，蘇共也相應地成為具有權威的黨，因為只有蘇共才是這一思想理論的保衛者和詮釋者。隨著這一思想體系逐漸喪失它的權威，蘇共也隨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了，這使表面看似強大的蘇共陷入了困境。
在蘇聯不僅有執政的共產黨，還存在著複雜的國家機關係統、經濟管理部門、通訊和信息部門、強力系統、外交部門等等，所有這些系統擔負著管理國家的事務、社會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責任。然而這些機構之間都是通過黨組織機關來進行相互聯繫和協調的，黨組織機關具有監督和最終決定的權力。於是就形成了黨委書記制度，這類似於國內戰爭期間紅軍中建立的政委制度。當然，各部委可以在沒有蘇共的干預下管理自己的部門，但這指的是只是處理日常事務，因為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的所有原則性決定都是由蘇共中央決定。出版社可以不經過電話請示或者蘇共中央的批准而發行書刊，但印刷廠有權拒絕印刷那些未經新聞檢察官蓋章的手稿，而新聞檢察官則隸屬於黨的各級機關。許多外國觀察家認為，意識形態和黨在蘇聯社會這個複雜的體系中簡直是可有可無，甚至是多餘的，其中一位西方學者曾經這樣表達自己的不解：「共產黨員在蘇聯社會中已經享有特權的領導階層，他們對於感興趣的是如何延長他們已經解決不了的危機。對於行政管理和經濟調控來說，蘇共都是多餘的，但是無所作為的蘇共卻在領導著所有這些部門的工作。」這是非常膚淺和錯誤的論斷。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運轉不可能沒有政治領導和社會監控，但在最近幾十年中，蘇聯的政治領導更多的是阻礙了、而不是推動了經濟和文化的進步。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與西方國家相比，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但蘇聯在科技發展和生產力方面卻相對落後。70年代，仍保留原來粗放經營特徵的蘇聯經濟開始放緩。蘇聯在經濟和科技競爭中與西方的明顯差距證明了意識形態的失敗，因為它所宣揚的社會主義優勢正是體現在能夠組織高效的勞動和勞動生產率。加速蘇聯經濟發展只能改造其原有的科技基礎。從表面的教條主義角度來看，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加速發展」和優先發展機器製造業的口號似乎是正確的。但是黨和國家已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源來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轉型，人民群眾也失去了耐心，因為國家許諾的1980年之前實現富裕的目標並沒有兌現。
蘇聯將理性的軍備和國防政策轉變為60年代對北約和中國的軍事戰略對等政策，這種政策持續了近15年的時間，俄共一些思想家至今都認為這是蘇聯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和「蘇聯人民的偉大功勛」。然而事實上這是蘇聯領導人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因為國家巨大的物質財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資源不是用來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是用於生產軍事技術。蘇聯沒有經受住瘋狂的軍備競賽並最終敗下陣來，戈爾巴喬夫為使國家擺脫軍備競賽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將蘇聯高度軍事化的體制轉變過來則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金，而這是戈爾巴喬夫所無能為力的。
一些人只看到蘇聯社會主義取得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則只看到其缺陷和不足，應該更客觀地看待此事。蘇聯是具有不同尋常的社會體系的國家，蘇共綱領中規定的許多目標和任務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但是這些目標和任務卻因為蘇共領導人所採取的不正確的、甚至是罪惡的手段而最終無法實現，這些手段不僅玷污了這些目標，而且使其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在難以對世界局勢以及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競爭中的失敗做出解釋的情況下，蘇共領導人採取了對外孤立的政策和鎮壓異己思想的方針。黨的肌體看似強壯，但卻已經喪失了免疫力。蘇聯能夠抵禦各種外來的入侵，但卻無法對付傳染病。70年代國內出現的各種疾病已從本質上削弱了蘇共的力量，80年代危機對於黨和國家的肌體來說更是致命的傷害。如果使用武力固然可以延緩蘇聯生存的時間，但卻會使蘇聯的疾病更加危險。與實行新的緊急狀態和新的極權制度相比，蘇聯的和平演變可能是痛苦更小的解決辦法。
蘇聯和蘇共的土崩瓦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沒有變成流血衝突的原因之一便是蘇聯並非是完全徹底的覆滅，蘇聯時期的許多成果依然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經濟和文化領域，仍然存在於獨聯體和后蘇聯時代的各族人民和國家的關係中。蘇聯在幾十年中積累的沉痛的經驗不是徒勞無益的，但這些經驗是否會被合理地運用呢？
[1]拉什：《幸運和命運》；《國家利益》，1994年，第40頁；《在十字路口：文章彙編》，莫斯科，1999年，第198頁。
[2]瓦倫丁·格里戈里耶維奇·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ГригорьевичРаспутин，1937年3月15日——2015年3月14日），俄羅斯作家。1966年起開始從事寫作。1967年加入蘇聯作家協會。1977年、1987年兩次獲蘇聯國家獎。1989—1990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反對改革。1990—1991年任總統委員會委員。2007年起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2010—2015年任東正教族長文化委員會委員。2015年去世。
[3]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總結—速記記錄。莫斯科，1989年，第2卷，第458—459頁。
[4]馬克·羅伊斯：《克里姆林宮的異己分子》，莫斯科，1993年，第58頁，第160頁。
[5]里根：《公開言論：摘選語錄》，莫斯科，1990年，第162頁。
[6]《在十字路口：文章彙編》，莫斯科，1999年，第186頁。
[7]《在十字路口：文章彙編》，莫斯科，1999年，第186頁。
[8]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季諾維也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Зино́вьев，1922年10月29日——2006年5月10日），蘇聯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1940年加入紅軍。衛國戰爭期間曾在波蘭和德國作戰。1946年退役。此後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54年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1955年起任教。1968年起參加持不同政見者運動。1976年被開除出黨並被解除一切職務。1978年被驅逐出境，流亡西德。1990年回國，激烈抨擊戈爾巴喬夫改革。1996年起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2006年逝世。
[9]《明日》，2001年17期。
[10]葉蓮娜·格奧爾基耶夫娜·博奈爾（ЕленаГеоргиевнаБоннэр，1923年2月15日——2011年6月18日），蘇聯人權活動家。出身於革命者家庭。二戰期間作為護士入伍。196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2年與薩哈羅夫結婚，同年退黨。1976年參加莫斯科赫爾辛基集團。1980年被流放到高爾基。1985年獲准出國旅行。1987年回國。蘇聯解體后，於1993—1994年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人權委員會委員。1994年因反對車臣戰爭而辭職。2006年移居美國。2011年死於波士頓。
[11]瓦列里婭·伊里尼奇娜·諾沃德沃爾斯卡婭（Вале́рияИльи́ничнаНоводво́рская，1950年5月17日——2014年7月12日），早年參加了共青團。1969年起是持不同政見者，同年12月被捕。1970年被押往喀山一家特殊精神病院關押。1972年獲釋。1978年創立自由職業間工人協會（Свободноемеж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объединениетрудящихся），多次被捕並被送入精神病院。1988年參与創立蘇聯第一個反對派團體「民主聯盟」。1994年參与創立俄羅斯民主選擇黨。2013年參与創立西方選擇黨（Западныйвыбор）。2014年去世。
[12]《對話》，1998年6期，第75—78頁。
[13]尤里·伊萬諾維奇·德羅茲多夫（ЮрийИвановичДроздов，1925年9月19日——2017年6月21日），1943年加入紅軍。1945年參加了柏林戰役。1956年加入克格勃。1964—1968年任克格勃對外情報部駐中國代表。1975—1979年任克格勃紐約情報站站長。1979年12月27日參加了襲擊並殺死阿富汗總統阿明的行動。1979—1991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總局副局長兼非法情報處處長。1991年退休。
[14]《莫斯科新聞時間》，1999年10月25日。
[15]伊戈爾·雅科夫列維奇·弗羅亞諾夫（ИгорьЯковлевичФроянов，1936年6月22日——2020年12月5日），俄羅斯歷史學家。1976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國立大學。1982—2001年任列寧格勒大學歷史學院院長。1983—2003年任列寧格勒大學俄羅斯歷史系主任。1993年起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2001—2003年期間因被指控「支持反猶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而被解除一切職務。2020年去世。
[16]《蘇維埃俄羅斯》，2002年7月20日。
[17]卡達爾·亞諾什（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爾莫尼克·雅諾什·約熱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於弗姆（Fiume，現屬克羅埃西亞）一個貧苦家庭。1930年9月參加匈牙利共產黨，1932年春季擔任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區委委員，1933年擔任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員會書記。1942年5月當選為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匈牙利解放后，於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產黨布達佩斯市委書記，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副總書記。1948年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成立後繼續擔任副總書記。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內務部長。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牽連而被誣陷入獄，1954年獲釋並平反，1956年7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10月25日出任黨中央第一書記，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成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擔任第一書記，這個職務他一直擔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蘇聯支持下成立「工農革命政府」，並擔任總理，1958年1月28日辭去總理職務。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總理。1988年5月辭去總書記的職務，改任黨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黨主席和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7月6日因癌症去世。
[18]沃伊采赫·維托爾德·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Witold 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於貴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943年加入紅軍，參加了華沙戰役。1947年加入波蘭工人黨。1962—1968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4—1990年任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1965—1968年任波軍總參謀長。1968—1983年任國防部長。1970—1971年任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1—1990年任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81—1985年任部長會議主席，1981年12月13日發動政變，血腥鎮壓團結工會運動。1981—1983年任救國軍事委員會主席。1981—1989年任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1985—1989年任國務委員會主席。1989年拋棄共產主義，改國名為「波蘭共和國」，並於1989—1990年任波蘭共和國總統。2014年去世。
[19]埃里希·恩斯特·保爾·昂納克（Erich Ernst Paul 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1928年加入德國共青團。192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30—1931年期間在蘇聯接受培訓。1931年回國，並開始擔任德共全職幹部。1933年納粹黨上台後短暫被捕，獲釋后流亡薩爾盆地。1935年1月流亡法國，同年8月秘密回國參加抵抗運動，12月4日被蓋世太保逮捕。1937年被判處十三年監禁。1945年3月越獄逃走。1946—1955年任自由德國青年聯合會主席。1950年當選為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1958年當選為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60年起任民主德國國防委員會書記。1961年發起建造柏林牆。1971—1976年任統一社會黨中央第一書記。1975—1989年任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1976—1989年任統一社會黨總書記。1989年被迫辭職。1990年被捕，隨後因病獲釋。1991年流亡蘇聯。蘇聯解體后，於1992年被迫回國。1993年因病獲釋，隨即流亡智利。1994年在智利病逝。
[20]托多爾·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Христов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亞共產主義青年聯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亞共產黨。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傾」而被開除出黨。1942年恢復黨籍。1943—1944年期間參加游擊隊。1944—1945年任索非亞人民警察局長。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補委員。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亞國民議會議員。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亞市委第一書記兼祖國陣線索非亞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亞市長。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組織指導部部長。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亞市委書記。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書記。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總書記。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亞部長會議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亞國民議會主席團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職務，同年12月13日被開除出黨。1990年被捕並被判處7年徒刑。1996年改判無罪釋放。1998年初參加保加利亞社會黨，同年8月5日病逝。
[21]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1944年2月14日——），美國作家、調查記者。出身於一個猶太共產主義者家庭。1965年起擔任記者。1966—1977年期間擔任《華盛頓郵報》記者。1972—1974年期間全程報道水門事件。1980—1984年任ABC新聞華盛頓分社社長。
[22]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羅爾·約澤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岡教皇。
[23]《蘇維埃俄羅斯》，1992年8月1日。
[24]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1943年9月29日——），早年參加了波蘭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和農村青年聯盟。1970年12月領導了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罷工。1971年加入五金工人工會，但於1976年被開除。1980年參加團結工會。1981年被捕。1982年獲釋，隨後幾年逐步驅逐團結工會左派。198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1988年領導「圓桌會議」。1990—1995年任波蘭共和國總統。
[25]《新聞周刊》，1982年48期。
[26]羅伯特·G.凱澤（Robert G. Kaiser，1943—），美國記者、作家。1982—1985年任《華盛頓郵報》副主編。1985—1990年任《華盛頓郵報》助理總編輯。1990—1991年任《華盛頓郵報》副總編輯。1991—1998年任《華盛頓郵報》總編輯。1998—2014年任《華盛頓郵報》高級記者。2014年退休。
[27]凱澤：《為什麼會出現戈爾巴喬夫：他的勝利，他的失敗和他的消亡》，紐約，1992年、第11—13頁。
[28]詹姆斯·阿迪森·貝克三世（James Addison Baker III，1930年4月28日——），出身於政治世家。1952—1954年期間服役於海軍陸戰隊。1957年畢業於得克薩斯大學，並開始擔任律師。1971—1972年任得克薩斯共和黨財政部長。1972—1973年任墨西哥灣共和黨主席。1975—1976年任商務部副部長。1981—1985年、1992—1993年任白宮辦公廳主任。1985—1988年任財政部長。1989—1992年任國務卿。1997—2004年任聯合國秘書長西撒哈拉特使。2006年任伊拉克研究小組主席。
[29]《華盛頓郵報》，1991年12月26日，第33頁。
[30]霍爾姆斯：《后共產主義者》，紐約，1997年，第25頁。
[31]《在十字路口：文章彙編》，莫斯科，1999年，第197頁。
[32]《國際生活》，1993年7期，第59頁。
[33]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維奇·斯莫利亞科夫（ЛеонидЯковлевичСмоляков，1942年6月24日——），俄羅斯外交官。1987—1991年任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教授。1991—1992年任俄羅斯聯邦駐烏克蘭全權代表。1992—1996年任駐烏克蘭大使。1996—1997年任無任所大使。1997—2004年期間經商。2004—2005年任卡爾梅克共和國副總理。2006—2007年任烏克蘭中央拉達主席自由顧問。
[34]《獨立報》，1997年1月16日。
[35]《獨立報》，1996年11月20日。
[36]《獨立報》每月副刊，1997年1期，第1頁。
[37]伊戈爾·莫伊謝耶維奇·克利亞姆金（ИгорьМоисеевичКлямкин，1941年3月31日——），俄羅斯哲學家、政治學家。1987—1991年任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蘇聯科學院國際經濟政治研究所首席研究員。1991—1992年任《民主俄羅斯報》主編。1992—1996年任民意基金會分析中心主任。1996年、2000—2019年任社會學分析研究所所長。2019年起任自由使命基金會主席。
[38]《十月》，1990年6期，第185頁。
[39]出自《共產主義問題》，美國，1990年6月；轉引自《前景》，1991年5期，第32—34頁。
[40]《伊斯姆雜誌》，1993年3期，第7頁。
[41]尤里·康斯坦丁諾維奇·普列特尼科夫（Ю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Плетников，1926年6月5日——2013年9月7日），蘇聯哲學家。1943—1945年期間參加了衛國戰爭。1954—1968年任莫斯科鮑曼技術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系和哲學系副教授。1968—1975年任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哲學系歷史唯物主義系副教授。1975—1995年任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歷史唯物主義實際問題系主任。1987—1989年任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93年參与創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2013年去世。
[42]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薩普雷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апрыкин，1935—），蘇聯宗教社會學家。1970年起在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科學無神論研究所工作。1993年參与創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993—2000年任俄聯共中央候補委員兼中央思想部部長。
[43]維克托·瓦西里耶維奇·特魯什科夫（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Трушко́в，1940年5月1日——2021年5月14日），俄羅斯記者、哲學家。196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4—1987年任《蘇維埃俄羅斯報》編委會委員。1987—1988年任蘇聯出版、印刷和圖書貿易部長會議國家委員會社會科學系主任。1988—1991年任俄羅斯社會政治學院社會主義和政治學理論系主任。1990—1991年任蘇共中央《對話》雜誌編委會委員。1991年八一九政變后被解除一切職務。1991—1992年任俄羅斯社會研究所政治學系主任。1993年參与創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997—2004年任俄聯共中央委員。晚年擔任俄羅斯社會主義方向科學家協會中央委員會聯合主席。2021年去世。
[44]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沙巴諾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Шабанов，1935年11月5日——），1961—1996年期間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物理化學系任教。1969—1973年任莫斯科國立大學黨委副書記。1992年加入救國陣線，並於1992—1993年任救國陣線政治委員會委員。1993年參与創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993—1995年任俄聯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93—1997年任俄聯共中央主席團成員。1994—1997年任俄聯共中央副主席。1995年起任俄聯共中央委員。1995—2003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8—2004年任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理事會副主席。2004年退黨，並參加了全俄未來共產黨（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будущего）。2009年加入俄羅斯共產黨人黨（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КоммунистыРоссии），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第一副主席。2020年退黨。
[45]納里·巴里耶維奇·比克寧（НаильБариевичБиккенин，1931年9月20日——2007年4月20日），俄羅斯記者、哲學家。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63—1966年任《共產主義》雜誌哲學系顧問。1987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87—1991年任《共產主義》雜誌主編。1990—1991年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解體后曾任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2007年去世。
[46]瓦季姆·瓦連蒂諾維奇·扎格拉金（Вади́м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Загла́дин，1927年6月23日——2006年11月17日），俄羅斯政治學家。1964年進入蘇共中央國際部工作。1971—1976年任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76—1981年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79—198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委員會書記。1980—1990年任《法國年鑒》雜誌主編。1981—1990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88—1991年擔任戈爾巴喬夫的顧問。蘇聯解體后，於1992年起擔任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主席顧問。2006年去世。
[47]《對話》，1996年4期，第55—56頁。
[48]弗謝沃洛德·米哈伊洛維奇·維利切克（Все́володМиха́йловичВильче́к，1937年4月5日——2006年2月20日），俄羅斯記者、詩人、作家、社會學家。
[49]《電影藝術》，1990年6期，第56頁。
[50]引自《美國》雜誌，1991年3期，第67頁。
[51]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綽號「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團。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聯共（布）羅斯托夫省委第一書記。1939—1945年任聯共（布）斯塔夫羅波爾省委第一書記。1949—1950年任《真理報》主編。1956年參与鎮壓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參与推翻赫魯曉夫的政變。1979年參与發動阿富汗戰爭。1947—1982年任蘇共中央書記。1955—1982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主管意識形態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義」政策，大力鎮壓持不同政見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52]引自《美國》雜誌，1991年3期，第94頁。
[53]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紅軍。1927年加入聯共（布）。1938—1939年任列寧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1939—1940年任紡織工業人民委員。1939—1980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43—1946年任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1946—1980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財政部長。1948—1952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48—1953年任輕工業部部長。1953年3—8月任輕工業和食品工業部長。1953—1954年任消費品工業部長。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部長會議副主席。1959—1960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1964—1980年任部長會議主席。1966—1980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蘇聯國內推行資本主義。1980年逝世。
[54]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葛羅米柯（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聯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員會美洲國家司司長。1939—1943年任蘇聯駐美國大使館顧問。1943—1946年任駐美國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蘇聯常駐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長。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52—1953年任駐英國大使。1952—1956年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1956—1989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57年支持赫魯曉夫打倒莫洛托夫「反黨集團」。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長。1958—1987年任《國際事務》雜誌主編。1964年參与了推翻赫魯曉夫的活動。1973—1988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3—1985年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棄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轉而支持戈爾巴喬夫。1985—1988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55]德米特里·費多洛維奇·烏斯季諾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1918年進廠做工。1922年加入紅軍。1923年參与鎮壓巴斯馬奇叛亂。1927年加入聯共（布）。1941—1946年任軍備人民委員。1946—1953年任軍備部長。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52—1984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53—1957年任國防工業部長。1957—1963年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軍事工業問題委員會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1965—1976年任蘇共中央書記兼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67—1984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76—1984年任國防部長兼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4年逝世。
[56]維塔利·阿列克謝耶維奇·科羅季奇（Вита́л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Коро́тич，1936年5月26日——），烏克蘭作家、詩人、編劇、記者。1967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6—1969年任烏克蘭作家協會書記。1986—1991年任《星火》雜誌總編輯。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變后因舉止失措而被解職，隨即倒向反共陣營。蘇聯解體后，於1991—1997年任波士頓大學教授。1999年返回烏克蘭。
[57]《星火》，1991年28期，第16頁。
[58]《蘇維埃文化》，1991年10月19日。
[59]欽吉茲·托列庫洛維奇·艾特馬托夫（Чинги́зТореку́ловичАйтма́тов，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1952年起開始從事寫作。195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6—198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蘇聯駐盧森堡大使。蘇聯解體后，於1991—1994年任俄羅斯聯邦駐盧森堡大使。1994—2006年期間歷任吉爾吉斯斯坦駐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北約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2008年去世。
[60]《起點報》，1990年5月；《對話》雜誌，1990年9期，第25頁。
[61]《獨立報》，1997年1月16日。
[62]約翰·哈德斯·威爾弗雷德·勞埃德（John Hardress Wilfred Lloyd，1951年9月30日——），英國作家、電視和廣播製片人。
[63]《金融時報》，轉引自1990年5月的《起點報》。
[64]《共產主義問題》，1990年5—6月；《前景》，1991年6期，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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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摘自《蘇聯最後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