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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並不只是以自己的知識謀生的人，甚至也不只是以這些知識去為社會服務的人，而是對真善美這些人類精神生活目標的自由追求者，是人類自我意識和人生最高價值的體現者；而當他在創建和探求這些無限價值的同時，必然也是對有限的現實生活和社會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
一個如此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民族，總該有些不僅僅滿足於衣食富足和各種物慾享樂的人，哪怕只有百萬分之一，也是一個龐大得驚人的基數，這些人何去何從，才更能真實地實現自己的自我，是當前他們不得不首先考慮的問題。
一個想以知識分子的身份來影響社會政治的人首先應考慮自己的本分和立足點的問題，不要蛻變為爭奪權力的政客，把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從而失落了知識分子的身份。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正面臨著身份的困惑。
到底什麼是」知識分子」？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的定義，知識分子就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
這是一個極其中性的定義，它把知識分子拉平到了與一般老百姓同等的地位，即他們都是」勞動者」，只有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
知識分子用」知識」來勞動，普通老百姓用體力來勞動，如此而已。
按照老百姓的樸素看法，勞動也就是謀生、」糊口」，那也就可以說，知識分子就是用文化知識來謀生糊口的人。但這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還是有不小的距離，與現實狀況也對不上號。
假使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真的是只有分工的不同，那為什麼如此多的工農大眾砸鍋賣屋，拚命也要讓自己的子女踏進大學的門檻？
為什麼成為一個知識分子要經歷如此激烈的競爭，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萬里挑一？
為什麼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青少年和他們的家長仍然為不能享受到好的學校教育而感到惋惜？
每個大學生在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認定了自己是不同於一般大眾的」天之驕子」，這除了意味著將來自己的勞動會獲得更高檔的物質生活條件回報之外，肯定還意味著某種更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由此帶來的更高的社會地位。
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會認為自己成為了這個社會中的」精英」。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這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這個詞來自十九世紀的俄國民粹派，這些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西方啟蒙思想，反觀俄國落後的現實，便產生了一種使命感和精英意識。他們主張深入民眾，向民眾學習，和民眾一起忍受苦難並率領他們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因此，」知識分子」這個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中性的詞，而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它意味著以國家民族的」知識精英」自命，帶有政治實踐的目的。
進入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延續下來，但性質已經逐漸有所變化。
隨著整個西方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學教育的普及，並非所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頭銜已開始限於有文化知識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對社會現實採取批判立場的人文知識分子，這種批判立場並沒有明確的實際政治目的和個人野心，而是從自己的學術專業標準出發對現實提出的一種超功利的個人意見。
顯然，形成這類知識分子的一個前提就是這批人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邊緣化」，這不僅是由於他們人數較少，而且是由於他們不肯跟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而只願意以個人身份發表意見，不惜與公眾唱反調。
但正因為他們的意見具有對現實的超越性和超前性，因而往往對一個時代的公眾生活產生極為巨大的啟蒙作用，使社會趨向于更公正、更合理、更道德、更和諧。
所以，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淡化了其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多的是知識論的和啟蒙的色彩。
這種知識分子在古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以個人身份與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討論教育問題，美德問題，善和美的問題，知識和定義問題，宗教和信仰問題，卻觸犯了保守勢力，最後以身殉道。
古希臘哲學家大都具有這種為學問獻身的精神，如赫拉克利特放棄王位而從事哲學研究，最後餓死在牛欄里；
德謨克里特為了不讓感性蒙蔽自己理性的光輝而刺瞎了自己的雙眼；
阿基米德在敵人的刀口下護住自己畫在地上的幾何圖形；
亞里士多德作為亞歷山大大帝的」太傅」，並不跟隨皇帝去東征，充當軍師，反而要亞歷山大在征途中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搜集動植物標本……
在這些人看來，精神領域是一個無限高出於世俗生活的獨立王國，哲人的使命就是在這個領域中作出自己的開拓。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則有完全不同的來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麼大的號召力，與他身為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的士大夫身份不無關係。直到今天，民間還把考上名牌大學或成績拔尖的考生稱之為」狀元」。
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自我感覺中，除了眼界和所學的內容有很大的改變和擴展外，他們與過去時代的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出路就是」仕」，」學而優則仕」。
士的內涵倒的確是人文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即算是自然科學知識，如天文、地理、氣象、物候、測算等等，也都是入仕的本錢，是一個優秀的士大夫所必須具備的。
但更重要的當然是熟諳經史，深通謀略，懂得治人牧民之術，又能文章蓋世，遣興移情，標高自重，具有道德修養、審美情趣和個人魅力，才能獲得」為官一方」的人望。
但傳統人文知識分子最要命的軟肋是」知遇難得」，科場拔士取決於考官的眼力，范進之所以能中舉全賴有一位惺惺相惜的學道周進，否則一輩子不得出人頭地，這就是所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
懷才不遇的傳統知識分子要麼在社會上淪為」九儒十丐」，要麼像陶淵明那樣隱居一隅。
於是自古中國知識分子也就分為兩類，一類是力圖以自己的才能為統治者服務、實現自己的聖賢理想的，如范仲淹標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一種建設型和憂患型的知識分子；另一類是隱逸型和牢騷型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往往生逢亂世或朝政腐敗時期，他們遠離政治漩渦的中心，有意使自己邊緣化，甚至故意和傳統習俗作對。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個個放浪形骸、蔑視禮教，視官場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飄搖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
這兩類知識分子大體上也就相當於儒家知識分子和道家知識分子，但實際上不如說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兩種互補心態，並沒有什麼截然的分界。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善其身是濟天下的資本，濟天下是窮獨時的嚮往，嚮往而不達則是一切牢騷的根源。
所以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眼光總是盯著政治和官場，不是爭寵攬權，就是憤世嫉俗，少有對自然知識和客觀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由此可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根本的毛病在於對權力和政治的依賴性，即使在他們對權勢者進行批判時，這種依賴性也以種種方式表現出來。
就儒家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確並不都是官場祿蠹，他們對權力的謀求也往往都有十分正當的理由，其最高境界是當」帝王師」，輔佐帝王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因而一個正直的儒家士大夫除了對皇權的服從外，還有一個更高的服從對象，這就是」天道」。
當然，」忠君」本身也是」天道」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忠君」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和層次，最高層次就是當」諫臣」，即對皇上的一舉一動不是一味服從，而是以」天道」的名義提出批評，哪怕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
在這種意義上，儒家知識分子也可以看作是」批判型」的知識分子，但這種」批判」是以世所公認且已經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前提的，而不是立於個人研究的專業和學理基礎上的，因而並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所蘊含的開拓性和啟蒙性。它更多地類似於魯迅所描繪的奴才的批評：」老爺，您的衣裳破了……」
至於道家知識分子，通常認為他們對社會和整個權力結構的批判表明了他們對政治的獨立性，似乎更符合現代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定義。
其實，除了那些抱有」終南捷徑」的算計的假隱士外，道家知識分子通常都是官場中的不如意者和失敗者，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批判本質上和屈原的《離騷》、《天問》一樣，是一種牢騷的發泄和政治上一身清白的表白，或是一種失意后的心理補償。
陶淵明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心境中其實還有一種潛台詞：我已與浮囂的塵世無緣，比那些名利場上的狗苟蠅營之徒要活得有意思得多！
因此道家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同樣不具有積極促進社會變革的意義，而只是一種情緒化的個人宣洩，它所引發的審美體驗（如《莊子》寓言的美學意義）和某些自然知識只不過是這種情緒宣洩的副產品，而非刻意追求的結果，更不是他們用來批判社會的專業立場。
儒道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是一脈相承的。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基本上是由受過西方思想直接間接濡染的傳統儒生親手發動的政治變革；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學生比」公車上書」時的康有為們更為衝動，雖然不再是為了皇帝，但卻是為了一個沒有皇帝的」天下」，其實與知識分子的個體獨立意識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主要還是以各種方式從政、佐政、」報效國家」，對知識學問的一切探討，對真理和美的一切追求，最終無不是為了這一政治目標、服從這一目標，當然也隨時能夠為了這一目標而被拋棄和犧牲。
有了這一根本目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為真理、學術、藝術和美本身而獻身的精神，卻在根本上把這些都當作僅僅是手段，是」載道」的工具。
一旦被」天道」所棄，他們通常都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並幾乎無一例外地帶上一種沉重的負罪感。
現在許多人非常稱道胡適的自由知識分子立場，把他視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楷模，其實他骨子裡還是一介儒生，他的自由不過是孔子」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自由在現代國際條件下的實現而已。
他從西方自由主義那裡學習了新的」天道」，但他既沒有對這種天道在理論上作出創造性的推進，也沒有為這種天道在中國的具體實行進行深入的理論論證，而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最高領導人接受他從西方」拿來」的一套現成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只起到了一箇舊式」諍臣」的作用。
人們以為他提倡自由主義，他的個人人格就是」自由」的，實在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就個體人格來說，魯迅比胡適更具有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意識，儘管他被一些人視為不夠寬容甚至過於刻毒，還宣稱要聽從無產階級的」將令」，但他確實是中國遍地奴才意識的思想荒原上的一個異數。
一個人有無獨立人格不在於他想什麼，而在於他如何想，不在於他主張什麼，而在於他如何主張。何況魯迅所主張的基本上就是他所做的，這就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雖然在這方面他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還留有不太徹底的尾巴。
1949年以後，大批原先處於體制外和邊緣的知識分子」有道則現」，進入了體制內，因而一開始就是帶著儒家知識分子的心態參加到社會政治生活中來的。胡風的一句」時間開始了！」喊出了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心聲。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普遍感到自己的生命全繫於政治，甚至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肉體生命更為重要。
正是由於一開始對政治的期許過高，因此中國知識分子一時間還來不及使整個人格轉型，進入道家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只是偶爾有局部的道家心態作為一種心理治療和暫時的安慰，但只要一有緩和的風聲，立刻又舊病複發、蠢蠢欲動甚至盛氣凌人起來。
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政治情結，一直要到1990年以後才開始有了實質性的動搖，知識分子才開始大批地」越名教而任自然」，集體地走向」人文精神失落」、」道德理想滑坡」的」渴望墮落」的」痞子精神」。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知識分子，道家人格已成氣候，這個時期幾乎所有造成了轟動效應的文學作品，如賈平凹的《廢都》、莫言的《紅高粱》、王朔的」流氓」系列等等，都是對道家精神的推波助瀾。
這些無疑都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掃除了最頑固的障礙，但本身絕不是真正自由知識分子的積極心態，而是一種無可奈何但卻」沒事偷著樂」的白日夢心態，帶有逃避現實、取消意志和解構人格的自欺性，其必然歸宿只能是放縱自然本能和肉慾享受。
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崩潰體現在知識分子身份的徹底喪失，除少數例外，知識分子整體上已被還原為工匠，不是」養家糊口者」，就是」勞動致富者」，併為自己的」看破紅塵」而沾沾自喜。
生活一下子變得簡單起來，也變得殘酷起來，金錢成了衡量一個人的唯一標準。
因而在今天，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寥寥可數，而且就連這少數堅守獨立立場的知識分子，也面臨著身份意識的困惑，即：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究竟在哪裡？
時至今日，我常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個體人格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毒害得如此懦弱無力而感到深深的羞恥，遠過於魯迅當年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因為在我看來，明明有一條世界各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都已經開闢出來的坦途擺在我們的面前，中國知識分子偏死抱住自己的陳舊觀念不放，對這一坦途視而不見或不屑一顧。
這條坦途就是：知識分子並不只是以自己的知識謀生的人，甚至也不只是以這些知識去為社會服務的人，而是對真善美這些人類精神生活目標的自由追求者，是人類自我意識和人生最高價值的體現者；而當他在創建和探求這些無限價值的同時，必然也是對有限的現實生活和社會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
知識分子在追求自己的這些目標時根本上只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和好奇心，即人作為人的自我超越的天性，而不是將其當作用來達到某種另外的現實目的的手段，更不是服從由外部給自己規定好了的天命，但我們相信，人類社會卻正由於每個人的這種自由發展的努力而將從必然王國一步步邁向自由王國，接近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的社會理想。
因此，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而學術，為道德而道德，為正義而正義，為美而美，為藝術而藝術，總之，為自由而自由，這就是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的最後基點。
當然，這也是人類生存和每個普通人發展的潛在方向，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是先知先覺者，他們最先意識到，每個人為自己爭自由就是為人類爭自由，當他們把這一目標當作個人目標來追求時，他們實際上也是為人類共同的前景開闢著道路。
而當所有的人都能夠達到像知識分子這樣的生存境界時，知識分子的使命就完成了，」知識分子」這一角色也就從社會結構中消失了。
因此，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也好，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好，肩負著社會歷史的」責任」也好，如果沒有知識分子自身的人格建設作為前提，如果不是立足於知識分子自己安身立命的基點，而只是基於傳統知識分子的榜樣，或是僅僅作為國家、社會和勞動大眾」養活」知識分子的代價來要求知識分子，那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變成對知識分子的一種無端的苛求，或是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虛偽的自我標榜。這等於要求一個意識到自己」也是人」的知識分子去勉為其難地做」聖人」。
然而，一個明確了自己個人的興趣所在並心甘情願地為之獻身的知識分子，在客觀上倒的確會成為各方面的社會精英，而有能力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這就是如愛迪生、萊特兄弟、愛因斯坦、卓別林、甘地、羅素、薩特、索爾仁尼琴、比爾·蓋茨等等一大批知識分子給我們作出的榜樣。
也許，我們不必太過於責怪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生活的時代太艱難了，民族的危亡、國家的動亂，使他們總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幾乎沒有幾天可以坐下來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問。作為受到舊式儒家知識分子深刻影響的文化人，他們義無反顧地把自己本來的」真我」當作」個人主義」的一己之私犧牲掉和清除掉了。
然而，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外部的壓力對中國的發展不再成為嚴重的危機，內部的思想限制也逐漸寬鬆，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成長來說，這是一個從戰國時期起中國兩千多年未遇的大好時機，是一個價值多元化、」個人主義」不再遭到無情剿滅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如果還不能找到自己獨立的人格基礎、把自己塑造成不同於儒道類型的新型知識分子，那就真是活該萬劫不復了。
當然，有忍受不了清貧和寂寞、不想再當知識分子了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選擇無可非議，在人格上也絲毫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也有企圖披著」知識分子」的外衣謀取權力、名聲、地位和經濟利益的假知識分子，這種人什麼時代都會有，也終將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所不齒。
但是，一個如此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民族，總該有些不僅僅滿足於衣食富足和各種物慾享樂的人，哪怕只有百萬分之一，也是一個龐大得驚人的基數，這些人何去何從，才更能真實地實現自己的自我，是當前他們不得不首先考慮的問題。
我不否認任何人都必須先得解決生存問題才談得上精神的發展，我只想提醒一下，一個想做新型知識分子的人在生存問題有了基本的解決之後，就應該想到、也有條件做到把自己的生存方式作一個顛倒：原來是先創造一定的物質條件來為思想提供必要的基礎，現在卻可以把思想本身當作人生的根本基礎，物質的追求則以滿足自由思想的必需為限，盡量簡單化，借用老子的話叫做」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我也不否認一個知識分子也可以有政治上的抱負，有從政以造福于社會的理想，我只想提醒一下，一個想以知識分子的身份來影響社會政治的人首先應考慮自己的本分和立足點的問題，不要蛻變為爭奪權力的政客，把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從而失落了知識分子的身份。
對一個真正知識分子來說，經濟政治的考慮也許不能沒有，但永遠只能是第二位的，是服務於個人的獨立思考、精神上的探求和自我實現的。
這樣，他就能做到懂得經濟而不陷入金錢的束縛，關心政治而不為政治所奴役、充當政治的純粹工具。以這種方式，知識分子就能做中國人的脊樑，這其實也就是全人類的脊樑。
來源：凝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