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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馮玉軍：俄羅斯是中國的一面鏡子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馮玉軍
俄羅斯是中國的一面鏡子，20世紀20年代以來，俄羅斯對中國產生了深入骨髓的全方位影響。深入研究俄國歷史，對於理解中國自己也至關重要。
01 中俄關係
了解俄羅斯，不妨從和大家切身相關的中俄關係入手。
1850年，林則徐就感嘆俄國“將來必為大患”。據不完全統計，自1860年至1945年，俄國在85年間讓中國喪失了32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近代以來，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所遭受的最大威脅也來源於俄羅斯。
中俄歷史上三次結盟，每一次都以中國付出慘重代價，俄國獲得天大好處而結束。第一次是甲午戰爭后，李鴻章前往俄國祝賀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簽訂了《中俄密約》。俄國表面上承諾聯合中國，共修中東鐵路以抗衡日本，實際上是借修建鐵路之名，將俄國勢力在整個東北如洪水一般鋪開。第二次結盟是抗戰結束后，民國政府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讓剛剛以八年浴血抗戰趕走日本人的中國，被迫承認了蘇聯在外蒙古策劃的“獨立公投”，從而喪失了近1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第三次就是1949年以後，中蘇同盟“一邊倒”。“一邊倒”雖然讓中國獲得了蘇聯的支持，但也對中國產生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影響。第一，“一邊倒”“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把歐美勢力完全驅除出中國，讓中國喪失了一個與世界體系融合在一起的機會，直至1979年，中國都與主流國際社會相脫離。第二，蘇聯把中國推進了三年朝鮮戰爭。這不僅讓中國失去了眾多生命，還讓中美關係極度惡化，使中國在幾十年間都難以繁榮。
十月革命之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為緩解自身困境，俄國人在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並借其不斷推進“世界革命”。現代中國也由此與俄國有了兩處重要交集。第一個是國民黨的改組。孫中山先生確定了聯俄方針，國民黨改組基本上是在俄國人的指導之下進行的。第二個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完成。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其對中國革命制定的所有方針曾一度基本上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的整整30年間，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切重大事件無一沒有莫斯科的影響。建國后，我們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等等，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這一直影響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當然從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蘇聯模式。但是歷史並非直線性發展，而是有可能第二次跨入同一條河流，普京執政以來，中俄之間的相互影響再次加深。
至於中俄之間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俄國單方面向中國全方位的單向輸入。有學者總結：“中國文學成了俄羅斯文學的學生，一度喪失了自尊、自信，拜服在北國巨大的石榴裙下。”更為重要的是，百多年來，俄國除了在制度、文化上對中國產生影響之外，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讓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當中的那些優秀的中庸和諧、天人合一的思想，變成了極端化、二元化的思維。
馮玉軍教授《俄國歷史文化與當代發展》講座現場
有人認為如今中俄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如何理解？我認為主要有兩點：第一，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已遠超俄羅斯，使俄國人難以用原來那種高高在上的優勢對中國進行各種各樣的影響；第二，2001年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確定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成為中俄關係的“黃金定律”。守住了這條“黃金定律”，中俄關係就不會出現大的偏差。
今天的中俄關係面臨著諸多挑戰。第一，很多國人甚至精英都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中俄綜合國力出現了歷史性的反轉。儘管我們的國力已十倍于俄羅斯，但是很多人的思想仍臣服於它，這是最大的挑戰。而俄國人對這種落差非常敏感，作為一個具有300年帝國外交傳統的國家，俄羅斯怎麼可能心甘情願地接受身邊的中國強勢崛起？第二，外交謀略能力不對稱。在外交層面上，我們基本上處於被俄國牽著鼻子走的狀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言聽計從的小兄弟。面對如此複雜的國際關係，跟俄羅斯的親近，其實帶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我們一定要意識到俄國人對華的信息戰、心理戰打得如火如荼。第三，成本和收益不平衡。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付出了太多，卻沒有收穫預期結果，即沒有改善中國的國際環境，也沒有減輕美對華施加的戰略壓力。中美俄三角關係，永遠對最弱的一方最有利。當年我們最弱，拉住美國抗衡蘇聯，對我們有利；今天俄國最弱，中美俄關係對俄有利，俄國成功調動中美矛盾，從中獲利。我們既要和俄羅斯保持一個長期睦鄰友好的合作夥伴關係，更要和美國保持一個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因為和美國的關係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整體國際環境。
02 俄羅斯的當代發展
1999年12月31日，病夫治國的葉利欽把普京請到克里姆林宮，把俄羅斯的權杖交到了他的手上並對他說“珍重俄羅斯”。如今22年過去，普京不僅沒有還給俄羅斯人一個奇迹般興旺發達的俄羅斯，反而帶給他們一個奇迹般衰敗的俄羅斯。
普京執政20多年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政治上，重新建立垂直權力體系，即恢復中央集權制。俄羅斯1993年憲法中的多黨制、聯邦制等基本上已形同虛設。第二，經濟上，實行寡頭資本主義，貧富分化嚴重，中小企業發展困難。第三，外交上，試圖重整帝俄河山，再當世界大國。蘇聯解體對俄國人而言是切膚之痛，普京渴望恢復小俄羅斯帝國。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的30多年間，經歷著非常可怕的去工業化。由於投資不足、設備老化、人員流失、既有供應鏈斷裂等一系列問題，蘇聯曾經的工業體系已殘破不堪。俄國基本上成了一個靠出賣自然資源過活的國家，在當前世界經濟體系當中，僅能扮演賣油郎、賣炭翁的角色。隨著俄烏戰爭暴露出俄軍的諸多弱點，也讓俄國軍火難有市場。在這種情境下，俄羅斯的經濟已經跌出了世界經濟十強，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一個二流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俄烏戰爭對俄產生的負面影響遠不止於此。目前烏克蘭發起反攻，戰爭步入了消耗、僵持階段。政治上，俄羅斯受到了大面積孤立，聯合國大會三次投票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強烈譴責俄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決定。經濟上，俄羅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3000多億美元的海外資產被凍結，海外金融融資被限制，進出口被嚴格管制，1000多家跨國公司離開俄羅斯市場……歷史上，對外戰爭的失敗常常引起俄國國內顛覆性的變化。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導致了1861年農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引發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利又引發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阿富汗戰爭的失利也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刺激性因素。今天這場戰爭也極可能成為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更多關注的是科技創新、金融能力，及對全球治理的影響，而俄羅斯人直到今天，內心最關切的仍然是搶奪地盤、佔據領土、控制資源。這場戰爭不是普京一個人的戰爭，也是俄羅斯民族的戰爭，是俄羅斯思想當中的帝國“執念”建構出的戰爭。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的觀念里仍是陳舊思想，正是這些思想在當代條件下的重新發酵才導致了俄烏戰爭。當然，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後果，也終將由俄羅斯整個國家和民族共同背負。
03 歷史進程與文明演化
公元862年，俄羅斯民族出現了最早的國家——基輔羅斯。從基輔羅斯建立開始，俄國就受到了北部的維京文化、南邊的拜占庭文化以及周邊亞洲游牧民族的遊牧文化的共同影響。
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從拜占庭帝國接受了東正教，實施了羅斯受洗。這一方面讓基輔羅斯成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但更為主要的是讓基輔羅斯接受了拜占庭帝國的政治文化——專制主義制度。
從1240年到1480年的240年間，俄國人都臣服於蒙古人的鐵蹄之下。蒙古人的生活習慣、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對俄羅斯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剝開一個俄國人，你就會發現一個韃靼人。”20世紀初的俄國歐亞主義學派認為，俄國把大陸聯合成整體的國家思想來源於蒙古人，真正的俄國歷史是俄羅斯人和圖蘭人比鄰而居的歷史。如別爾嘉耶夫所說：“在俄羅斯的靈魂中，永遠有東方和西方的兩種因素在相互搏鬥。”
綜上所述，可以說拜占庭文化和蒙古文化是俄國文化兩個最重要的根源。
俄國文化是獨特的，俄國人在近代以來採取了一種非常有效的話術，將自己的形象塑造得神秘。丘吉爾就曾言：“俄國是一個秘密。”恩格斯也曾說：“俄國外交巧妙地矇騙了歐洲的兩大資產階級黨派。俄國外交，也只有這種外交，被容許同時既是正統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傳統派又是開明派。”普京這些年來也一直採用這種保守主義思想在國際上贏得支持。
上世紀2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瑪麗·普拉特·帕米利便在《俄國簡史》中指出俄國需要做的三件事：“一個擁有如此幅員的國家，一個擁有無以為計的國民財富，擁有最忠誠、最質樸和最勤勉的農民階層，擁有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俄羅斯還需要什麼呢？只有三件事情——摒棄殘忍；塑造民族同質化；建立一個能夠公正執法的政府。”然而一百年過去，俄國仍未完成這三個重要任務。
04 政治文化
1832年，俄國國民教育大臣烏瓦羅夫總結了俄國官方意識形態的三個支柱——東正教、專制制度和人民性。東正教是俄國社會道德與文化發展的基礎，是俄國自認為在精神上優於西歐的一個重要條件；專制制度是保證俄國政治穩定的基礎；人民性是宗教性和專制性的結合，主要表現為人民對東正教的虔誠與對沙皇的忠誠。
俄國政治文化里有兩個核心內涵。第一，國家主義。在俄國的國民意識深處，否認私有財產的神聖性，認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第二，專制主義，這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政治上，俄羅斯自莫斯科公國以後，完全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經濟上，國家君主操控國家經濟命脈，沒有貴族經濟。社會層面，漠視個人權利。
從莫斯科公國開始，一直到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再到蘇聯，乃至當代俄羅斯，其政治文化本質上就是長期穩定的專制制度。16世紀，伊凡雷帝將傳統的分封貴族變為服役貴族，讓他們只能為國家服務。彼得大帝時，制定“官秩表”，官吏人數大增，形成了強大的官僚階層，促使俄國的君主專制和官僚體系進一步結合。到了尼古拉一世時期，成立了第三辦公廳政治警察機構，還讓俄國成為歐洲專制制度的堡壘，建立了俄、普、奧三皇同盟，共同壓制歐洲革命。即便經過亞歷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改革，俄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調整了行政體制、司法制度，但其沙皇完全專權的核心從未更張。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曾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麼反過來講，盡量延緩和壓制改革就是掌權者最關心的問題。所以，俄國歷史上每次現代化運動都被其後更進一步的反動所掩蓋。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改革后是一波反動。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之後，又是尼古拉一世的一波反動。到了蘇聯時期，赫魯曉夫的改革之後，又是勃列日涅夫的反動及其17年統治的長期停滯。這正是歷史的複雜弔詭之處。那麼為什麼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後，最終沒有選擇歐美模式而是選擇了俄國模式？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專制、官本位社會、小農經濟、市場經濟的不發達，及對於個人權利的漠視，對集體主義的強調、對大一統的執念等等，和俄國政治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在主動選擇和外部輸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國最終接受了一條俄國式的發展道路。
05 經濟模式
俄羅斯經濟的基本特徵有五個方面。
第一，壟斷性。從莫斯科公國開始，俄國的大商業資本便佔據經濟主導地位。到了彼得一世，俄國開啟工業現代化進程，政府採取人頭稅等措施，扶持大型工商業主。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迅速發展，俄國各大工業部門都誕生了大型壟斷組織，重工業尤甚。這一是阻礙生產技術革新；二是破壞市場秩序；三是壓榨工人剩餘價值，使階級矛盾逐步激化；四是官商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導致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決策，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俄國的近現代走向。政治問題有其經濟根源，二者不可分割。
俄國經濟當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便是重商主義，關稅壁壘嚴重。18世紀開始，俄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時常發生，導致貿易戰。儘管今天俄國也加入了WTO，但仍然維持很高的關稅。同時，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力度強，但對於外國資本的保護卻非常脆弱。外國資本在發展后往往會成為被打擊，破壞，甚至被徵收的對象。
第二，強制性。國家機器對於經濟壓榨嚴重。基輔羅斯時期，俄國就實行“索貢巡行”。每年秋末冬初，大公率領親兵到所屬居民中挨家挨戶徵收毛皮、蜂蜜、蜂蠟等貢物。索貢的隊伍所到之處，橫徵暴斂，肆無忌憚，搶劫財物，還虜掠人口，販賣為奴。15至16世紀，在歐洲農奴制已趨於解體的背景下，俄羅斯反而發生農奴制的重新高漲，強制農奴勞動，成為俄羅斯經濟最突出的特色。到了蘇聯時期，又有古拉格勞改營。從1929年到1953年，有1500萬人被關押在全蘇各地的古拉格勞改營中從事苦力勞動。而彼時的蘇聯人口也才1.6億人，相當於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第三，資源依賴性。從沙俄到蘇聯再到今天，俄國的農業仍是靠天吃飯的農業。除依賴土地外，16世紀至17世紀，俄國毛皮生意繁榮，成為俄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成為其不斷向外擴張的刺激性因素。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隨著工業對石油依賴度的不斷上升，俄國又將油氣作為賺取外匯的重要來源。
第四，結構單一性。這是蘇聯經濟一個難以解決的長期問題。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
第五，超越型發展。由於相較於歐洲，俄國是后髮型國家，因此它總是試圖跨越“卡夫丁峽谷”，實現趕超型發展。從彼得大帝改革開始，俄國始終用皮鞭和棍棒強迫民眾努力去追趕先進的歐洲。俄國的現代化進程由國家主導，為了實現特定目標，集中全部資源投入特定領域，帶來了消極影響。一方面，造成經濟的畸形發展。通過壓榨農民，以工農業之間的剪刀差，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另一方面，壓制具有自由思想的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現代化的目標應該鎖定在最根本的人的思想的現代化。然而，后發國家往往把人作為工具，而不是實現國家現代化最根本的歸宿點和出發點。
06 社會思潮
從988年羅斯受洗開始，東正教一直是影響俄國社會最深的思想力量。東正教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教權對皇權的依附；二是教義的神秘主義和保守主義。
在西歐派看來，正是俄國接受了東正教這種基督教的東方形式，才使俄國與西方大家庭脫離。十二月黨人起義后，俄國知識界的西歐派和斯拉夫派之間還圍繞俄國發展道路展開了激烈的思想論戰。爭論的核心議題即俄國是要完全按照西方模式來實現整個社會的更新和再造，還是根據本國的國情，部分借鑒歐洲的經驗，把俄國的東正教、村社等加以改造，成為俄羅斯未來發展的基礎。西歐派主要代表人物恰達耶夫在其名著《哲學書簡》中指出了俄國在人類文明中的邊緣狀態和孤立境地，對俄國與西方的差距進行了深刻反思。斯拉夫派則認為俄國自古以來就擁有優秀的文化傳統，如果背棄了自身的文化傳統走西方道路，將會帶來一場災難。如果說斯拉夫主義具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那麼泛斯拉夫主義就是純粹的民族沙文主義。俄國人始終認為他們是整個斯拉夫民族的最優秀代表，有能力有義務來保護整個的斯拉夫民族。這一套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誘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如恩格斯所說：“泛斯拉夫主義的統一，不是純粹的幻想，就是俄國的鞭子。”
俄國的社會思潮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派別——民粹派。從赫爾岑，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再到巴枯寧，民粹主義逐漸演變成激進主義。19世紀70年代，民粹派分為三個派別：一派以巴枯寧為代表，巴枯寧是俄國無政府主義運動活動家和民粹派思想家，宣揚泛斯拉夫主義。他認為私有制、國家和教會為三大敵人，號召人民起義，追求自由；一派以拉甫羅夫為代表，拉甫羅夫曾參加第一國際會議和巴黎公社活動，主張依靠人民進行社會變革，做好革命宣傳工作，也被稱為“宣傳派”；另一派以特卡喬夫為代表，他認為革命活動具有雙重性，即革命的破壞性和革命的建設性。雖然三者觀點有所不同，但主要內容是農民民主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俄國的社會主義和原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和俄國的東正教傳統、集權主義、村社制度，包括民粹派極端主義思想的結合，最後還發展出了斯大林主義。
俄國的社會思潮當中還有非常強烈的“彌賽亞意識”。俄國人認為東正教最正宗，而天主教和新教都已經背離了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俄國肩負著拯救基督教世界和整個人類的偉大“使命”。強烈的使命感在為俄羅斯國家走向強大提供內在動力的同時，也助長了俄羅斯人覬覦別國領土，甚至欺負弱小民族的沙文主義習氣，推動了俄羅斯大規模向外擴張。俄國往往打著解救其他民族的旗號，來壓制其他民族。而其殖民主義同英法殖民是為了經濟利益不同，是對土地的無限貪婪，是殺戮和佔領。
擴張的衝動也源自於俄國人強烈的不安全感，從老百姓到其最高統治者，都認為外部世界對他們充滿敵意。這也促使俄國形成了讓別人產生恐懼的戰略文化。其國際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不在於它的文化軟實力或經濟力量，而在於它的破壞力。
近年來，亞歷山大·杜金宣揚的地緣政治觀成為了俄國主流社會思想。但是過度地強調地緣政治，最終會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在很大程度上讓俄國社會陷入一種危險境地。越是關心地緣政治，越是投入資源，越是難以避免地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同時，帝國歷史觀直到今天也仍然影響著俄國。從2008年的俄羅斯喬治亞戰爭，到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再到此次全面的俄烏衝突，都是俄國帝國觀念不斷作祟的結果。
07 民族心理
俄國的民族心理有六個主要特徵。
第一，是矛盾性和極端化。別爾嘉耶夫指出俄國“經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種心理特徵一是推翻本國穩定的文化和歷史，二是作用到國際體系當中，形成了一種對立意識。
第二，是宗教化的俄式“人道主義”。但是它的人道主義和西方的人道主義有著巨大區別。西歐的人道主義從文藝復興勃發而來，主要矛頭指向宗教和神學，強調用理性來反對迷信，用人的能力抗衡神的無所不在。而俄國既沒有文藝復興，也沒有宗教改革，它的人道主義是有神論的人道主義，是把東正教的思想拿到塵世間，希望有一個上帝來解救人類遠離苦難，保證人類的人道化。
第三，這也導致了俄羅斯另一個重要的心理特徵——非理性，其思維類型的特殊性在於它建立在直覺的基礎上。非理性心理在社會政治中日益蔓延，就形成了唯意志論傾向、法律虛無主義和道德優先原則。
第四，是共同性，源自於俄國自古以來的村社共同生活和東正教的“聚合性”。這導致了俄國崇尚平均主義，不思進取，依賴別人，反資產階級等，與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完全相對立的特徵。
第五，是苦難意識。對於俄國人而言，苦難往往是人走向神、個體走向上帝，獲得上帝拯救的唯一途徑。俄國歷史上的眾多苦難，當然有各種自然因素、制度文化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受虐心理也是重要原因。
第六，這還孕育出了一種受害者心理和排他性，引發了上文所談及的不安全感和讓別人產生恐懼的戰略文化。
上述俄羅斯民族心理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俄羅斯的酒文化中。俄國人喝酒不用勸，自己喝，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喝倒。在喝倒之後，平時非常冷漠的俄國人，甚至會痛哭流涕，體現出俄國人既豪爽又脆弱的矛盾氣質。
俄國的力量不在於它的強大，而在於它的虛弱。俄國的外交不善於守成，卻往往會出其不意，反敗為勝。當其順風順水之時，會犯戰略性錯誤，但是當俄國陷入困境，又會採取意想不到的手段，重振旗鼓，東山再起。
俄國詩人丘特切夫有詩云：“理性理解不了俄羅斯，普通的尺子無法度量俄羅斯。俄羅斯有自己的氣質。你只能去相信俄羅斯。”但我想，對於俄羅斯如此複雜的發展和國家而言，中國人還是不能簡單的盲從、相信，而是要在歷史發展、世界比較、中國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構成的立體空間里，努力地去研究俄羅斯、理解俄羅斯、洞察俄羅斯。
（本文根據馮玉軍教授《俄國歷史文化與當代發展》講座發言整理，經教授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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