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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麻煩的中國當局--中共新統治者們在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核心提示：如果靠恐懼維持的統治已經難以為繼，中國共產黨的新統治者們就得開始為共產黨自身的前途恐懼了。隨著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正在以隱私的姿態靜悄悄的進行著，共產黨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已經留意到了這些信號，或者，像法國的波旁王朝一樣：繼續試圖維持一個行將走向滅亡的統治。

原文：China's Troubled Bourbons
作者：裴敏欣
譯者：邁克 @Michae1S
由"譯者"志願者校對。

加州，克萊門特： 很多時候一個國家的領導者所閱讀的書籍可以反映出他們的真實想法。近期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即將就任的常委們所讀的一本書可能會讓人們大為驚訝：他們在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這些即將在11月8號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接過權杖的中共領導人們，被爆出不光光自己閱讀這本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條件的分析著作（指《舊制度與大革命》——譯者注），還把此書推薦給他們的朋友。如果這事屬實的話，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為何這些中共的未來統治者們要傳閱一本關於社會革命的外國經典？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難找到。十有八九是因為，這些中共領導人不管是直覺上，還是理智上，都已經感受到了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已經威脅到了共產黨的生存，就像法國大革命結束了波旁王朝的統治一樣。

秘密顯露出來的憂慮現在已經變得更加明顯。資本撤出中國的數額現在創下了新高。調查顯示中國的千萬富翁們超過半數打算移民。在中國民主化的呼聲日漸高漲之際，中國候任領導人習近平會見了中國自由化的象徵人物、政治改革者胡耀邦的兒子。雖然我們不應過度解讀此次會晤，但是我們至少可以這麼說：中國的下一任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他們的江山已經不是那樣穩固了。

關於未來幾年內政治危機將會吞沒中國的觀點可能會打擊到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對中共的力量和延續性都深信不疑的西方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的信心，使得這些人顯得荒唐可笑。在這些人看來，共產黨對權力的執掌堅不可摧。但是很多逐漸顯露的趨勢，包括未引起人們注意的或者只是在個別地被人們注意到的，已經極大的改變了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之間的力量對比，使得共產黨失去了公信力和控制力，而人民則獲得了力量和信心。

一個趨勢是湧現出了一批獨立的公共道德權威：商業精英、有聲望的學者和記著、知名作家和有影響力的博客作者。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以後，中共為了維持自身的安全，其中一個戰術就是拉攏社會精英。但還是一些人，像胡舒立（她是兩份有影響力的商業雜誌的創辦者）、潘石屹（一個敢言的地產商）、于建嶸（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吳敬璉（頂尖的經濟學家），和博客寫作者像韓寒和李承鵬，通過他們自己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並且保持了自身的正直和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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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利用互聯網和微博的優勢，這些人已經成為社會正義的鬥士。他們的道德勇氣和社會才能，使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支持（通過他們在微博上數以百萬計的關注者可以看出）。他們的聲音經常在關於社會政策的辯論中有力地影響著政策的形成並把共產黨置於被動。

對於共產黨來說，這種發展態勢明顯是令人擔憂的。中國政治的制高點，已經被迫讓渡給了自發形成的社會力量代表，而共產黨對此無力控制。中共對公眾道德權威的壟斷早已成為歷史，而現今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也是岌岌可危。

這種失勢伴隨了共產黨的公信力在普通人中的崩潰。毫無疑問，共產黨的不透明性、嚴格保密、和對謊言的強烈偏好顯露了其在公信力上的問題。而且，在過去的10年間，一系列的醜聞和危機，包括公眾安全、食品和藥物安全，以及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徹底地摧毀了共產黨所殘存的一點點公信力。

其中一個案例是2008年的毒奶粉案。官方對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的毒奶粉案在媒體上的封禁，不僅導致很多嬰兒的死亡，而且使得普通中國人更加不信任中國當局。而在環境方面，最為顯著的一點是，北京市民在關注每日空氣質量報告時，比起自己的政府，他們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發布的同類數據要青睞得多。

對於一個已經完全喪失公信力的政權，維持其統治的成本是高得荒唐的——而最終它會再也無力承擔這個成本——因為它必須不斷的鎮壓越來越頻繁和越來越嚴重的暴亂。

由於科技革命發展的結果，集體行動的成本發生了戲劇性的下降，這使得鎮壓所帶給共產黨的好處越來越少。如果獨裁者能夠驅散人們，並且防止有組織的反對行動，他們就能維持統治。儘管現在共產黨還沒有遇到有組織的反對派，但它實際上每天都在跟有組織的抗議行動對抗。

根據中國社會學家們的估計，在中國，每天發生著500起暴動、集體抗議和罷工，這個數字比10年前幾乎翻了4倍。隨著手機和聯網電腦的大規模普及，（抗議者）召集支持者和盟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得多。

此外，日漸增長的反抗也反映出：中國公眾已經意識到，在面對憤怒的抗議者時候，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顯現怯意，並傾向於向公眾讓步。在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一些高調的集體抗議行動中：廣東烏坎的土地糾紛，大連、什邡和啟東的環保行動等，政府最終都做出了讓步。

如果靠恐懼維持的統治已經難以為繼，中國共產黨的新統治者們就得開始為共產黨自身的前途恐懼了。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正在靜悄悄的展開著，共產黨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已經留意到了這些信號，或者，像法國的波旁王朝一樣：繼續試圖維持一個行將走向滅亡的統治。

據方間傳聞，本書是正在黑箱作業局流傳的流行作品，值得一讀

《舊制度與大革命》
發言人: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12/17/2012 5:05:00 PM 顯示／隱藏圖片 顯示／隱藏文字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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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舊制度與大革命》

客座總編輯薦語：制度、改革與革命之間的關係，與中國現在的情況相仿。

內容簡介

這 部《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東西，發了什麼前人所未發的新意？托克維爾開宗明義就指出，他從事的是「關於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另一部大 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從各章題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從方法論說，這也可以稱為後來「年鑒學派」創導的問題史學。例如，托 克維爾企圖說明：何以全歐洲幾乎都有同樣的政體，它們如何到處都陷於崩潰？何以封建特權對法國人民比在其他地方變得更為可憎？何以中央集權行政體制是舊制 度的體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國的創造？何以18世紀的法國的人們比其他國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時又彼此分離，漠不相關？儘管文明不斷進步，何以18世紀法 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甚至比13世紀的農民處境更惡劣？何以18世紀法國文人成為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國人寧願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於政 治革命？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如何加速了革命？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寫成專著。

與19世紀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從斯 塔埃爾夫人到基內——不同，托克維爾不是憑空「思考」法國革命，而是扎紮實實地依靠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結論。他閱讀、利用了前人從未接觸過的大量檔 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冊、賦稅簿籍、地方與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間的通信、三級會議記錄和1789年的陳情書。他是第一個查閱有關國有財產出售法令 的歷史家；他還努力挖掘涉及農民狀況和農民起義的資料。根據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體描繪舊制度下的土地、財產、教會、三級會議、中央與地方行政、 農民生活、貴族地位、第三等級狀況等，並闡發自己的論點。

作者簡介

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歷史學家、社 會學家。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舊制度與大革命〉。 出身貴族世家，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前期熱心於政治，1838年出任眾議 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后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托克維爾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台上逐漸淡出，並逐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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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


第一編

第一章　　大革命爆發之際，人們對它的評論歧異

沒有任何事情比法國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學家、政治家們要謙虛謹慎；因為從來沒有比它更偉大、更源遠流長、更醞釀成熟但更無法預料的歷史事件了。

就 連偉大的弗里德里希①這樣的天才，也沒能預感到這場革命。他儘管接觸到了，卻視而不見。不僅如此，他預先就是依照大革命精神行事的；他是大革命的先行者， 並且可以說他已經成為大革命的代理人；但在大革命迫近時，他並沒有辨認出來；而當革命終於爆發時，它同歷史上眾多的革命迥然不同，具有獨特的新面貌，因而 最初未被人們察覺。

在國外，大革命成為舉世矚目的事件；它無處不在各國人民心中產生一種隱隱約約的新時代即將來臨的概念，一種變革與改良 的朦朧希望，但誰也猜不出大革命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各國君主和大臣竟然缺乏這種模糊的預感，這種預感使人民一見到大革命就騷動起來。最初，君主和大臣認 為革命只不過是一場周期性疾病，各個民族的體質都難以避免，它只是為鄰國的政治開闢新的領域，別無其他後果，如果他們偶然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諦，那也是無意 的。１７９１ 年，德意志各國君主聚集在匹爾尼茨，確實宣稱法國君主制所面臨的威脅乃是歐洲一切舊政權的共同威脅，它們與法國同處危難之中，但是實際上，他們絲毫不相信 這番話，當時的秘密文件透露，這在他們只不過是巧立借口，以遮掩他們的意圖，或者在眾目睽睽下粉飾這些意圖而已。

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次轉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從中漁利就行了。基於這種思想，他們密謀策劃，多方準備，結成秘密聯盟。獵物既然近在眼前，他們便爭奪起來，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他們的準備可謂面面俱到，唯獨沒有料到即將發生的事情。

英 國人對自己的歷史記憶猶新，他們長期實行政治自由，因而富有見識和經驗，透過厚厚的帷幕，他們的確看見了迅速臨近的偉大革命的面目，然而他們未能認清它的 形式，不知道法國革命即將對世界的命運，對英國的命運產生什麼影響。大革命即將爆發之際，阿瑟・揚 ①正在法國遊歷，他認為這場革命已迫在眉睫，但對於這場革命的意義卻一無所知，甚至以為大革命的後果會使特權增加。他說道：「如果這場革命給予貴族更多的 優越地位，那麼我想，它就弊大於利。」

自法國革命爆發起，伯克②心中便燃起仇恨，可是竟連伯克在某些時刻．對大革命亦無定見。起初他認 為，大革命將使法國削弱，乃至滅亡。他說道：「可以確信，法蘭西的好戰能耐將長久消失，甚至會永遠消失，繼往開來的一代將像那位古人一樣說：我們曾聽說， 高盧人自己古時曾以武力著稱。」近距離不如遠距離更能準確地判斷歷史事件。在法國，大革命行將爆發


① 即腓特烈大帝，普魯士國王（1740—1786 年在位）。——譯者
① 阿瑟・揚（1741—1820）.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和農學家。他的名著《法國遊記》（1791）包含研究大革命前和大革命初城鄉社會狀況的寶貴資料。——譯者
②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國政治家和作家，輝格黨領袖之一，堅決反對法國革命，曾發表《法國革命思考》（1790）。——譯者


的 前夕，人們對革命將成就的事業並沒有明確認識。在大量陳情書中，我只找到兩份陳情書表達了人民的某種懼伯心理。人們害怕的是王權——或者當時所稱的宮廷 ——繼續保持壓倒一切的優勢。三級會議表現懦弱，而且為期很短，令人擔憂。人們害怕會對他們使用暴力。貴族對此尤其惴惴不安。許多陳情書說道：「御前衛隊 應宣誓絕不把槍口對準公民，哪伯發生騷亂或暴動。」只要三級會議開得自由，一切弊端會一掃而光；要實行的改革工程巨大，可是並不困難。

然 而，法國革命按自己的進程發展：隨著魔鬼的頭部逐漸出現，它那奇特可怖的面孔暴露出來；大革命在摧毀了政治機構以後，又廢除了民事機構，在變革法律以後， 又改變鳳尚、習俗，直至語言；摧毀了政府結構之後，又動搖了社會基礎，似乎最終要清算上帝本身，這場大革命很決便跨越了國界，帶著前所來聞的各種手段、新 的戰術、致命的準則，即皮特①所謂的武裝的輿論，這個出奇強國衝決諸帝國的阻礙，打碎一頂頂王冠，蹂躪一個個民族，而且竟有這樣怪事：把這些民族爭取到自 己這邊來！隨著這一切的爆發，人們的觀點發生了變化。歐洲各國君主和政治家最初視為各民族生活中的常
事，一變而為新事，它甚至與世上歷來發生的一 切截然對立，可是它又如此普遍，如此可怖，如此費解，以致面對這種現象，人類的精神茫然若失。一些人想，這個聞所未聞的威力彷彿自生而且永存，人們無法阻 止它，它也絕不會自動停止，它將把人類社會推向最終的徹底崩潰。許多人將大革命視為魔鬼在世問顯靈。自 １７９７ 年起，德・梅斯特爾先生①便說道：「法國革命具有惡魔的特點。」反之，另一些人則在大革命身上發現了上帝的福音，它不僅要更新法蘭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 煥然一新，可以說要創造一種新人類。

在當時的若干作家身上，都育這種帶宗教色彩的驚恐心理，好比薩爾維②當初見到蠻族一樣。伯克繼續闡述 他的思想，驚呼道：「法蘭西豈只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與其說法蘭西必當成為人類的災難與恐怖，不如說它幾乎成了屈辱與憐憫的對象。但是，從 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醜陋、龐大、超出人類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這個醜陋的怪物徑直向目的地奔去，不為危險所俱，不因悔恨卻步， 它無視一切固有的準則，無視一切常規的手段，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擊倒。」法國革命確實像當時的人所感到的那樣異乎尋常嗎？確實像他們所說的那 樣離奇、那樣顛倒乾坤和銳意革新嗎？這場奇怪而可怕的革命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它的真正特點是什麼？它的深遠效果是什麼？它具體摧毀了什麼？它又創造了什 么？

研究和論述這些問題的時機看來已經到來，今天我們所處的確切地位正好使我們能更好地觀察和判斷這個偉大事物。我們離大革命已相當遠， 使我們只輕微地感受那種令革命參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時我們離大革命仍相當近，使我們能夠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過不多久，人們就很難做到這 點了；因為偉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產主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於本身的成功，反變得不可理解了。


① 威廉・皮特（1759—1806），英國政治家。任首相期間曾組織反法聯盟，並與拿破崙作戰。——譯者
① 德・梅斯特爾（1753—1821），法國政治家、作家和哲學家，著有《法蘭西論述》 （1796）和《論教皇》
（1819）等書，鼓吹君主制和教皇權，堅決反對大革命。——譯者
② 薩爾維（約 390—484），歷史家和基督教護教論者，著有《論上帝政府》（439— 451）。——譯者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與最終目的並非像人們過去認為的那樣，是要摧毀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

法 國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擊教會，在大革命所產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後熄滅的是反宗教的激清。即使在人們被迫忍受奴役以換取安寧、對自由的熱情煙消雲 散之時，他們仍在反抗宗教的權威。拿破崙有能力制服法國革命的自由天賦，但他竭盡全力也不能制服它的反基督教天性，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仍看到有些人，他們 以為不敬上帝便是彌補了當初對政府區區小吏唯命是從的過失，他們拋棄了大革命信條中最自由、最高貴、最自豪的一切，卻以忠於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為他們仍 舊不信上帝。

可是，人們今天不難明白，反宗教之戰只是這場偉大革命中的一個事件，是大革命面貌的一個突出的卻轉瞬即逝的特徵，是醞釀大革命併為其先奏的那些思想、激情、個別事件的暫時產物，而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

人們有理由將 １８ 世紀哲學視為大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的確，１８ 世紀哲學帶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但是仔細觀察定會看到，它有兩個部分，彼此分開，截然不同。

一 部分包含關於社會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準則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觀點，例如人類生來平等，因此應廢除種姓、階級、職業的一切特權，人民享有主權，社會權力至 高無上，統一規章制度……所有這些信條不僅是法國革命的原因，而且簡直可以說就是大革命的內容；它們是大革命最基本的業績，論時間，則是大革命最經久最實 在的功績。

１８ 世紀哲學家的另一部分信條是與教會為敵；他們攻擊教士、教會等級、教會機構、教義，而且為了更徹底地推翻教會，他們還想將教會的基礎連根拔掉。但是，１８ 世紀哲學的這一部分既然產生於這場革命正在摧毀的各種事實中，它必然與這些事實一起逐漸消失，最終彷彿被埋葬在大革命的勝利之下。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 我只需補充一句，因為我還要在別的章節論述這一重大問題：基督教之所以激起這樣強烈的仇恨，並非因為它是一種宗教教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政治制度；並非因 為教士們自命要治理來世的事務，而是因為他們是塵世的地主、領主、什一稅徵收者、行政官吏；並非因為教會不能在行將建立的新社會佔有值置，而是因為在正被 粉碎的舊社會中，它佔據了最享有特權、最有勢力的地位。

不妨想一想，時間的推移已經證實了，而且每日每時都在證實下面這一真理：隨著大革 命政治業績的鞏固，它的反宗教事業即告覆滅；隨著大革命所攻擊的一切舊政治制度更徹底彼摧毀，大革命所憎惡的各種權力、影響、階級彼徹底制服，一去不復 返，它們所激起的仇恨，作為失敗的最後標誌，也日漸減退；最後，當教士從一切和他們同時垮台的東西中日益分離出來時，人們便看到，教會的力量在人們的精神 中逐步恢復，並且更加鞏固。不要以為這種現象是法國所獨有；自法國革命以來，歐洲的基督教會無一不重新振興。

若以為民主社會必然與宗教為 敵，那就大錯特錯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是與民主社會的精神絕對對立的，有好多東西甚至對民主社會大為有利。此外，歷朝歷代的歷史表明， 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終紮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經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歸宿，而傾向於順應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種制度，到頭來總是把人類精神 推向不信宗教，豈非咄咄怪事。

剛才我對宗教的議論，更適用於社會權力。

大革命一舉推翻迄今維持社會等級制度和束縛人的一 切機構和習俗，人們看到這些便可能以為，大革命的結果不僅要摧毀個別社會秩序，而且要摧毀一切社會秩序；不僅要摧毀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毀社會權力本身；從 而斷定，法國革命的特性在本質上是無政府主義。可是我敢說，這又只看到了表面現象。

大革命開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①私下致函國王道：「請 把新形勢與舊制度加以比較，從中會得到慰藉和希望。國民議會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顯然對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級會議省 份，取消教士、特權階級和貴族集團，難道這是區區小事嗎？只組成一個單一的公民階級，這個想法會使黎世留②欣悅，因為這種平等的表面便於權力的執行。多少 屆專制政府都致力加強國王權威，但他們所做的還不如革命在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有能力領導大革命的人是這樣理解大革命的。

法國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要變革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社會結構，因此，它必須同時攻擊一切現存權力，摧毀一切公認的勢力，除去各種傳統，更新風俗習慣，並且可以說，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一貫培育尊敬服從的思想。

這就產生了法國革命如此獨特的無政府主義特點。

但 是搬開這些殘渣碎片，你就會發現一個龐大的中央政權，它將從前分散在大量從屬權力機構、等級、階級、職業、家庭、個人，亦即散佈於整個社會中的一切零散權 力和影響，全部吸引過來，吞沒在它的統一體中。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過一個與此相似的政權。大革命創造了這一新權力，或者不如說，這一新權力 是從大革命造成的廢墟中自動產生的。的確，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卻強大百倍。由於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強大，下面將另加 闡述。

米拉波透過行將垮台的舊制度的塵埃，已洞察到這個簡單、正規、巨大的形式。儘管這是一個龐然大物，當時卻還未被民眾察覺。但是逐漸 地，時間的推移使之大白于天下。今天，各國君主尤其對此矚目。他們讚賞並羡慕這個龐然大物，不僅大革命所孕育的人們，連那些與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敵對 的人們也表贊同，他們都在各自領域努力摧毀豁免權，廢除特權。他們融合不同等級，使不同社會地位趨於平等，用官吏取代貴族，用統一的規章制度取代地方特 權，用統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門的權力機構。對於這番革命事業，他們兢兢業業。一旦遇到什麼障礙，他們往往借用法國革命的各種手段及準則。在必要時，他們甚 至動員窮人反對富人，平民反對貴族，農民反對領主。法國革命既是他們的災難，又是他們的教師。


① 米拉波（1749—1791），大革命初期著名政洽家、演說家，曾當選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和制憲議會議員，參与起草《人權宣言》，主張君主立憲。——譯者
② 黎世留（1585—1642），路易十三首相，樞機主教，任中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鼓勵航海殖民，通過三十年戰爭提高法國國際地位。——譯者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一 切國內革命及政治革命都有一個祖國，並局限於這個範圍內。法國革命卻沒有自己的疆域；不僅如此，它的影響可以說已從地圖上抹掉了所有的舊國界。不管人們的 法律、傳統、性格、語言如何，它都使人們彼此接近或者分裂，它常使同胞成為仇敵，使兄弟成為路人；不如說，它超越一切國籍，組成了一個理念上的共同祖國， 各國的人都能成為它的公民。翻遍全部史冊，也找不到任何一次與法國革命特點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這種革命。因此，如果想用類比法 來解釋問題，就必須將法國革命與宗教革命作一比較。

席勒①在其《三十年戰爭史》中正確地指出，１６ 世紀偉大的宗教改革使得互不了解的各國人民突然接近起來，並且通過新的共同信仰，緊密聯合在一起。的確，法國人與法國人彼此交戰之際，英國人前來助戰：生 于波羅的海縱深處的人竟深入到德意志的腹地，來保護那些他們從未聽說過的德國人。所有對外戰爭都帶有內戰色彩，所有內戰都有外國人介入。各個民族的舊利益 被忘在腦後，代之以新利益，取代領土問題的是各種原則問題。所有外交規章都互相攙雜，混亂不堪，使當時的政治家們目瞪口呆，大傷腦筋。這正是 １７８９ 年後在歐洲發主的形勢。

因此，法國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試看它有哪些具體特點與宗教革命相 似：它不僅像宗教革命一樣傳播甚遠，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樣也是通過預言和佈道深入人心。這是一場激發佈道熱忱的政治革命。人們滿懷激情地在國內實現革命，又 以同樣的熱沈向國外傳布。試想這是何等新的景象！在法國革命向世界展示的聞所未聞的事物中，這件事確實是最新鮮的。但我們且莫就此而止，應該更進一步深入 探討，考察這種類似的效果，是否來源千隱而不露的類似原因。

宗教的慣常特徵是把人本身作為考慮對象，而不去注意國家的法律、習俗和傳統在 人們的共同本性上加入了什麼特殊成分。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調整人與上帝的總體關係，調整人與人之間的一般權利和義務，而不顧社會的形式。宗教所指明的行為 規範並不限於某國某時的人，而主要涉及父子、主僕、鄰里。宗教既然植根於人性本身，便能為所有的人同樣接受，放之四海而皆準。宗教革命因此常擁有如此廣闊 的舞台，極少像政治革命那樣局限於一國人民、一個種族的疆域之中。如果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宗教愈是具備我所指出的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 征，使愈能廣泛傳播，不管法律、氣候、民族有何不同。

古代希臘羅馬的異教或多或少均與各國人民的政體或社會狀　況有關，在它的教義中保留 著某個民族的而且常常是某個城市的面貌，異教因此通常局限於一國的領土，恨少越出範圍。異教有時導致不寬容和宗教迫害，但是佈道熱忱在異教中卻幾乎完全看 不到。因此，在基督教到來以前的西方，也就沒有大規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輕而易舉地越過那些曾經阻擋異教的各種障礙，在很短時間內就征服了大部分人類。基 督教的勝利部分是由於它比其他


① 席勒（1759—1805），與歌德同時代的德國偉大詩人、戲劇家。上述著作發表於1791 至 1793 年。——譯者


宗教更能擺脫某國民族、某種政府形式、某種社會狀態、某個時代及某個種族所特有的一切，我認為這樣講並不是對這聖教失敬。

法 國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開的，但是法國革命涉及現世，宗教革命則為來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國家和時代為轉移的人，法國革命與此相同，也抽 象地看待公民，超脫一切具體的社會。它不僅僅研究什麼是法國公民的特殊權利，而且研究什麼是人類在政治上的一般義務與權利。

法國革命在社 會與政府問題上始終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說更自然的東西，正因如此，法國革命既能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處為人仿效。法國革命彷彿致力於人類的新 生，而不僅僅是法國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熱情，在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產生這樣的熱情。大革命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 由此，它終於帶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時人為之震恐，或者不如說，大革命本身已成為一種新宗教；雖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為既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 活，但它卻像
伊斯蘭教一樣，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

儘管如此，不能認為法國革命所採取的手段是史無前例的，它所 宣傳的一切思想都是完全新穎的，在各個世紀，甚至在中世紀興盛時期，都有這樣的鼓動宣傳者，他們為了改變具體的習俗而援用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並以人類的 天賦權利反對本國的政體。但是，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１８ 世紀燎原子歐洲的這同一火炬，在 １５ 世紀就輕易地被撲滅了。要想使這種學說產生革命，人們的地位、習俗、風尚必須已經發生某些變化，為學說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準備。

在某些時代，人和人之間如此迥異，以至普遍適用的法則對於他們竟成了無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時代里，只要將某一法則的朦朧輪廓遠遠地向人們展示，他們便能立即辨認並趨之若騖。最了不起的，並不在於法國革命使用了各種手段，創立了各種思想：偉
大的新事物在於，那樣眾多的民族竟達到這樣的水平，使他們能有效地使用這些手段，並輕而易舉地接受這些準則。


第四章　　何以幾乎全歐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們如何到處陷於崩潰

曾 經推翻羅馬帝國並最終建立了近代國家的那些民族，在種族、國家、語言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們只是在不開化這點上彼此相似。自從定居於羅馬帝國的土地之日 起，長時期內，他們互相廝殺，一片混亂，而當終於穩定下來時，他們發現被自己造成的一片片廢墟分隔開來。文明毀滅殆盡，公共秩序蕩然無存，人際關係變得艱 難險惡，龐大的歐洲社會分裂為千百個彼此迥異、互相敵對、老死不相往來的小社會。可是，在這片支離破碎的混沌之中，突然間湧現出統一的法律。

這 些制度並非模仿羅馬法制，而是與羅馬法相對立，人們利用羅馬法才能改造它們、廢除它們。它們的面貌獨特，與人類以前建立的法律截然不同。它們彼此勻稱對 應，共同構成了由一個個連接緊密的部分組合的整體，其嚴密程度不下於我們現代的法典條文；這是用於半野蠻社會的高深的法律。這種立法怎麼會形成、推廣並最 終遍行歐洲呢？這個問題我並不想探討。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紀，這種立法就或多或少在　歐洲各地出現，而且在很多國家，它排除其他一切立法，確立了自己 的統治地位。

我有機會研究了英、法、德諸國中世紀政治制度。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十分驚異地看到，所有這些法律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儘管各個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卻有如此相似的法律，這不能不使我為之讚歎。由於地點不同，這些法律在細節上出現不斷的、無止境的變化，但是它們的基礎 卻到處都一樣。當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發現某種政治制度、規章、權力時，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細研究下去，也會在英國和法國找到本質上完全相同的東 西，而我也確實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個，其他兩個就更好理解了。

在這三個國家裡，政府都是依據同一準則行事，議會都是由同樣成分組成，並被賦予同樣權力，社會以同樣方式被劃分，同樣的等級制度出現在不同階級之間；貴族佔據同樣的地位，擁有同樣的特權、同樣的面貌、同樣的秉賦：彼此毫無區別，到處都一模一樣。

城 市結構彼此相似，農村依同樣方法治理。農民的處境沒有什麼不同，土地按同樣的方式為人們所擁有，所佔據，所耕種，耕者承擔同樣的義務。從波蘭邊界到愛爾蘭 海，領主莊園、領主法庭、采邑、徵收年貢土地、服徭役、封建義務、行會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時連名稱都一樣。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彼此相似的制 度，都源於同一種精神。可以說，１４ 世紀歐洲的社會、政治、行政、司法、經濟和文學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當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大，儘管現代文明致力於開闢條條道路，衝破重重關卡。

我 的目的不是要講述歐洲的舊政體如何逐漸削弱頹敗；我只想指出，在１８ 世紀歐洲政體到處瀕臨崩潰。一般說來，這種衰落在大陸東部不太突出，在大陸西部較為突出；但是在一切地方都能見到舊政體的老化，甚至衰敗。中世紀各種制度 的逐漸衰落過程，從當時的檔案中可以找到證明。我們知道，當時的領地都有名為「土地賦稅清冊」的登記簿，在上面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標出采邑和徵收年貢土地 界限，欠付地租、服勞役以及當地慣例。我看過 １４ 世紀的土地賦稅清冊，它們記載清晰、井井有條、十分確切，堪稱傑作。儘管知識已普遍進步，可是離我們年代越近，土地賦稅清冊反倒變得模糊、雜亂無章、記載 不全而且混亂不堪。看來市民社會轉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會墮入野蠻之時。

歐洲的古老政體在德意志比在法蘭西更多地保留著原始特徵，然而即使是在德意志，它所創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經到處遭到摧毀。考察殘存物的現狀比發現失去的東西，更能使人判斷時間的摧殘作用。

自 治市制度早在 １３ 和 １４ 世紀就已經使德意志的主要城市成為一個個富庶開明的小共和國，到 １８ 世紀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今天徒有其表。它們的一套方法似乎仍在執行；它們設置的行政官員仍保留原先的名稱，而且彷彿在管理同樣的事務；但是積極性、活力、 市鎮的愛國主義，以及城市制度所激起的剛毅而取之不竭的品德，已經消失不見了。這些舊制度彷彿原封不動地倒塌在自己身上。

今天依然存在的 一切中世紀權力都患有同一毛病，它們全部同樣地衰落和毫無生氣。不僅如此，有些本身不屬於中世紀政體的東西，由於被捲入其中而帶上強烈的印述，也都立刻喪 失了生命力。處在這樣的形勢下，貴挨階級沾染上老年虛弱症，在中世紀，政治自由的成就到處可見，然而只要它今天保留著中世紀的種種特徵，它便得了不育之 症。省議會雖原封不動地保留其古老政治形式，但它們阻礙著文明的進步，而未能對它有所幫助，看來它們同新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同時民心也背離了省議會，而 倒向了君主。這些制度的悠久歷史並未使它們變得令人尊重；相反，它們在老化，一天天地聲名掃地，令人奇怪的是，由於它們更加衰落，它們的危害力越小，而它 們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一位支持舊制度並和舊制度同時代的德意志作家曾說道：「現存事物已經普遍刺傷人心，有時還變得可鄙。古怪的是，現在人們對一切舊的 東西均持不屑一顧的態度。這些新看法竟然也出現在家庭內部，並擾亂了家庭秩序。就連主婦們也不願再忍受她們那些古老的傢具了。」然而，這同一時期的德國同 法國一樣，社會活躍繁榮，蒸蒸日上。但是有一點必須認真注意；這是點睛之筆：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都來自新的
根源；這一根源豈止是新的，而且是對立的。

這 個根源便是王權，但與中世紀王權毫無共同之處，它擁有另一些特權，佔有另一個地位，帶有另一種精神，激發另一些感情：這便是國家行政機構，它建立在地方權 力廢墟之上，向四面延伸，這便是日益取代貴族統治的官吏等級制度。所有這些新的權力都遵循著中世紀聞所未聞或拒絕接受的準則和方法行事，它們確實關係到中 世紀人連想都想不到的某種社會狀態。在英國，情況與剛才談到的一樣，雖然人們一開始會以為歐洲舊政體仍在那裡實行，如果忘掉那些舊名稱，拋開那些舊形式， 人們便會發現，自 １７
世紀以來，封建制度已基本廢除，各個階級互相滲透，貴族階級已經消失，貴族政治已經開放，①財富成為一種勢力，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賦稅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所有這些新原則在中世紀社會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這些新事物一點一滴巧妙地滲入這古老的軀體，使之復甦和免於 瓦解，並在持古老形式的同時，灌輸新鮮活力。１７ 世紀的英國已經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在它內部僅僅保留著中世紀的某些遺迹，猶如供奉品。

為了幫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對法國以外情況作此概述，因為，我敢說，


① 托克維爾在本書中賦予 noblesse 和 arist Ocfatie（均為「貴族」意）不同的含義。前看近乎種姓（caste），
因出身而享有特權，在政洽上已經名存實亡。後者則參与政權，並不斷吸取新的力量。英國的貴族政治是
他所憧憬的典範。——譯者


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



第五章　　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什麼

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以幫助解決我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它的本身特點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恰恰要這樣發生？它完成了什麼？

大 革命的發生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為了摧毀宗教信仰的權威；不管外表如何，它在實質上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範圍內，它並不想延續混亂，並不 像它的一位主要反對者所說的那樣要堅持混亂，使無政府狀態條理化，而是要增加公共權威的力量和權利。它並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樣，要改變我們的文明迄今具 有的特點，阻止文明的進步，也沒有從實質上改變我們西方人類社會賴以依存的根本法律。如果撇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發生的曾經暫時改變大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 件，而只考察大革命本身，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到，這場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毀若干世紀以來絕對統治歐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稱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 一致、更簡單、以人人地位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秩序。

這些就足以產生一場規模巨大的革命，因為古老的制度與歐洲的幾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 法律混合交織在一起，除此之外，這些制度還產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習慣、道德作為它們的附屬物。要想一舉摧毀並從社會軀體中摘除與各器官相連的某一部 分，需要一場可伯的動亂。這就使這次大革命顯得更加偉大；它似乎摧毀一切，因為它所摧毀的東西觸及一切，可以說與一切相連。

不管大革命怎 樣激進，它的創新程度比人們普遍認為的卻少得多：這個問題我將在後邊加以闡明。確切地說，大革命徹底摧毀了或正在摧毀（因為它仍在繼續）舊社會中貴族制和 封建制所產主的一切，以任何方式與之有聯繫的一切，以及即使帶有貴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跡的一切。大革命從舊世界保存下來的只是同這些制度始終格格不入 或者獨立於這些制度之外的東西。它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 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坍塌，這裏早些，那裡晚些，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 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

但是使人驚異的是，今天看來如此明了的事情，當初在那些上智者眼裡卻始終顯得模糊不清，混亂一團。

就 是那位伯克對法國人說道：「你們想要匡正你們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創新呢？你們何不因循你們古老的傳統？你們何不恢復你們古老的特權？倘若你們無法恢復你們 祖先體制的隱失的面貌，那麼你們何不將目光移向我們英國？在英國，你們將會找到歐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伯克對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廢除歐 洲共同的舊法律；他沒有看到，問題的要害正在於此，而非其他。

但是這場到處都在醞釀、到處產生威脅的革命，為什麼在法國而不在其他國家爆發？為什麼它在法國具備的某些特點，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或只出現一部分？這第二個問題確實值得一提，考察這個問題將是下面各編的宗旨。


第　　二　　編

第一章　　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他任何國家更使人民憎惡

有 件事乍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析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 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

１８ 世紀末，德意志境內幾乎沒有一處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度，同中世紀一樣，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地被束縛在封建領地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瑪麗亞－特雷薩①的軍隊幾乎全是由名副其實的農奴組成的。

１７８８ 年，在德意志大多數邦國，農民不得離開領主莊園，如若離開，得到處追捕，並以武力押回。在領地上，農民受主日法庭②約制，私生活受其監督，倘若縱酒偷懶， 便受處罰。農民的地位無法上升，職業不得改變，主人若不高興，他便不得結婚。他的大部分時間得為主人盡勞役。年輕時，他得在莊園中做多年僕役。為領主服勞 役仍為定製，在某些邦國，役期竟達每周三天。領主房產的翻蓋維修、領地產品運往市場及其經營，以及捎帶信件，都由農民承擔。農奴可以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 他的所有權始終是不完全的。

他必鬚根據領主的眼色來決定在自己地里種些什麼；他不能任意轉讓和抵押土地。在某些情況下，領主強迫他出賣產品；在另一些情況下，領主又阻止他出售；對農民來說，耕種土地永遠是強制性的，就連他的產業也不全部由他的子嗣繼承，其中一部分通常歸領主。

我不需在陳舊法律中去查閱有關條文，在偉大的弗里德里希擬定、由其繼位者在大革命剛剛爆發之際頒布的法典中，就有這些規定。

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已不存在：農民可任意往來、買賣、處置、耕作。

農奴制最後遺迹只有在東部一兩個被征服省份中才可見到；在所有其他地方，農奴制已經絕跡，廢除農奴制的日期已如此遙遠，人們已不記得。當今考據證明，從 １３ 世紀起，諾曼底便廢除了農奴制。

但是在法國還發生了另一場涉及人民社會地位的革命：農民不僅僅不再是衣奴，而且已成為土地所有者。這一事實今天尚未得到充足的說明，但其後果如此深遠，使我不得不在此稍停片刻，加以論述。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地產的劃分開始於大革命，它只能是大革命的產物。事實恰恰相反，各種證據均可證實這一點。

至少在大革命以前 ２０ 年，便有一些農業協會對土地的過份分割感到不滿。蒂爾戈①當時說道：「瓜分遺產使得原來夠維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給五六個孩子。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後是無法完全靠土地為生的。」若干年後，內克爾②也說，法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小地產主。

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干年寫給總督的秘密報告中，我發現了如下的話：「人們正以平等和令人擔憂的方式再次瓜分遺產，每個人都想處處都弄到一點，


① 奧地利女皇（1740—1780），實行開明專制，推行一系列重要改革。——譯者
② 主日（dles dominicus）即星期日。主日法庭（Justice dominicale）即星期日法庭。——譯者
① 蒂爾戈（1727—178l），法國政治家、經濟學家，曾任路易十六財政總監，推行改 革。——譯者
② 年克爾（1732—1804），日內瓦銀行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財政總監，倡導改革。 — — 譯者


因而一塊塊土地被無止境地劃分下去，不斷地一再劃分。」難道這話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嗎？

我下了極大的功夫在某種程度複原舊制度的土地冊，有時也達到了目的。根據 1790年確定土地稅的法律，各教區均當呈報該區現存的地產清單。

這些清單大部分已失散；但在有些村莊，我卻發現了清單，並拿來與我們今天的名冊作一比較，我看到在這些村子里，地產主的數量高達當今數目的二分之一，並往往三分之二，若考慮到從那個時期以來，法國總人口增長四分之一強，那麼地產主的驟增顯得相當驚人。

農民對地產的熱愛今昔一致，都達到了頂點，土地的佔有慾在農民身上點燃了全部激情。當時一位出色的觀察者說道：「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售出，原因在於所有居民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階級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給個人或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

阿瑟・揚首次旅法時，發現許多新鮮事物，其中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大量土地已在農民中被劃分；他估計法國有一半土地已屬農民所有。他常說：「這種形勢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的確，只有在法國或其近鄰才出現這樣的形勢。

在英國也曾有過擁有地產的農民，但數目已大大減少。在德國，各個時代各個地方，都有一些擁有完全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農民。日耳曼人最古老的習俗中，就有關於農民地產的特殊的、往往是古怪的法律；但是這種地產始終是例外，小地產主的數量微乎其微。

18世紀末，在德意志某些地區，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差不多跟法國農民一樣自由，這些地區大多位於萊茵河流域；正是在這些地方法國的革命熱潮傳播最早，並且始終最有生氣。相反，德意志那些長時期不為革命熱潮滲透的部分，就是沒有發生類似變化的地方。這點很值得注意。

因 此，認為法國地產的劃分始自大革命，這是附和一種普遍的錯誤觀點，土地的劃分遠遠早於大革命。的確，大革命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貴族的大部分土地， 但是查閱一下當時拍賣土地的記錄，就像我有時耐心查閱的那樣，人們便會看到，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經擁有其他土地的人買走的；因此，地產雖然易手，地產所 有者數目的增加比人們想象的還是少得多。根據內克爾的通常浮夸但這次準確的用語：法國當時就已經存在大量土地所有者。

大革命的結果不是劃分土地，而是暫時解放土地。所有這些小地產主在
經營土地時確實深感痛苦，他們承受著許多勞役，無法擺脫。
　這類負擔無疑是沉重的，但是他們之所以覺得無法忍受，正是由於存在
某種本應減輕負擔的情況：因為這些農民，與歐洲其他地方不同，已經擺脫
了領主的營轄，這是另一場革命，它與使農民變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場革命一
樣偉大。
　儘管舊制度離我們還很近，因為我們每天都遇到在舊制度法律下出生的
人們，但是舊制度彷彿已經消失在遠古的黑暗中。這場徹底的革命將我們與
舊制度隔離開，似乎已經歷若干世紀：它使未被摧毀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
因此，今天很少有人能精確地回答這樣一個簡單問題：１７８９ 年以前，農村是
怎樣治理的？當然，如果不是在書本之外再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政府檔案，就
無法精確詳盡地論述這個問題。
我常常聽人說：貴族長期以來已不再參与國家治理，但是他們仍一直保




持農村的全部行政權力，領主統治著農民。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在 １８ 世紀，教區的一切事務都是由一些官吏主持的，他們不再是領地的
代理人，也不再由領主選定；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由該省總督任命，另一些人
則由農民自己選舉。分派捐稅，修繕教堂，建造學校，召集並主持堂區大會
的，正是這些權力機構。它們監管公社財產，規定其用項，以公共團體名義
提出並維持公訴，領主不僅不再負責管理地方上的所有這些細小事務，而且
也不進行監督。正如我們在下一章將闡明的那樣，所有教區官吏均隸屬政府，
或歸中央政府統轄。領主幾乎不再是國王在教區的代表，不再是國王與居民
之間的中介人。在教區內執行國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徵收捐稅、頒布國
王敕令、分配賑濟之類事務再也不白領主負責。所有這些義務和權利均屬他
人所有，領主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居民而已，與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
稅權和特權，他擁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權力。總督們在寫給他們的下
屬的信中特意說道，領主只不過是第一居民。
如果走出堂區，到區考察，你將再次見到同一景象。作為整體，貴族不
再從事管理，除非作為個人；這種現象在當時為法國所僅有。在其他一切地
方，古老封建社會的特徵還部分地保留著：擁有土地和統治居民仍合為一體。
英國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進行管理和統治的。在德意志，在國王
已擺脫貴族對國家一般事務的控制的各個部分，例如普魯士和奧地利，他們
還是給貴族保留了大部分農村管理權，即使在某些地方，國王已強大到能控
制領主，他們也還未取代領主的位置。
真正說來，法國貴族很久以來就不再接觸國家行政，只有一處是例外，
那就是司法權。貴族中的首要人物還保持權利，讓法官以他們的名義裁決某
些訴訟，還在領地範圍內不時地制訂治安規章，但是王權已逐漸剪除、限制
領地司法權，使之歸屬王權，這樣一來，那些仍然行使司法權的領主便不再
把它視為一種權力，而視為一項收入。
貴族享有的所有特殊權利都是如此。政治部分已經消失，只有金錢部分
保留下來，而且有時還激增。
在此，我只想論述那一部分尚未失效的特權，即名副其實的封建權利，
因為它們與人民關係最為密切。
今天，很難說明這些權利在 １７８９ 年究竟有哪些，因為它們數量龐大，品
類繁多，況且其中有一些已經消失，或已經轉化，正因為此，這些對當時人
來說已經含混的詞義，對於我們來說就更模糊不清。然而，當我們查閱 １８
世紀研究封建法的專家著作並耐心研究地方習俗時，就會發現所有現存的權
利都可簡化為數目很小的主要幾種，其他的一切權利確實還存在，但只不過
是孤立的個別現象。
為領主服徭役的跡象在各地幾近消失。道路通行費大部分變得低廉或已
彼取消；不過在少數省份，仍可見到好幾種道路通行費。在所有省份，領主
徵收集市稅和市場稅。人人皆知，在整個法國，領主享受專有狩獵權。一般
說來，只有領主擁有鴿舍和鴿子；領主幾乎處處強迫當地居民在其磨坊磨面，
用其壓榨機壓榨葡萄。一項普遍的極為苛刻的捐稅是土地轉移和變賣稅；在
領地範圍內，人們出售或購買土地，每一次都得向領主納稅。最後，在整個
領土上，土地都擔負年貢、地租以及現金或實物稅，這些捐稅由地產主向領
主交納，不得贖買。透過所有這些花樣，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特點：這些權利
或多或少都與土地或其產品有關；全都損害土地耕種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教會領主享受同樣的好處；因為教會雖然與封建制度起源不
同，目的不同，性質亦不同，可是它最終卻與封建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盡
管它從未完全融合於這個不相干的實體，卻深深地滲進其中，彷彿被鑲嵌在
裏面一樣。
因此，主教、議事司鐸、修道院長根據其不同教職都擁有采邑或徵收年
貢的土地。修道院在它所在的地區通常也有一個村莊作為領地。在法國唯一
還有衣奴的地區，修道院擁有衣奴，它使用徭役，徵收集市和市場稅，備有
烤爐、磨坊、壓榨機以及公牛，村民付稅後方可使用。在法國，如同在整個
基督教世界一樣，教士還有權徵收什一稅。
但是在這裏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指出，當時整個歐洲，到處可見到這同樣
的封建權利，完完全全同樣的封建權利，而且它們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比
法國沉重得多。我只引證一下領地徭役。在法國，徭役罕見並且溫和，在德
國則仍舊普遍而殘酷。
此外還有關於起源於封建制度的權利，它們曾激起我們先輩最強烈的反
抗，被認為不僅違背正義，而且違反文明：什一稅、不得轉讓的地租、終身
租稅、土地轉移和變賣稅，它們按 １８ 世紀略為誇張的說法被稱作土地奴役，
所有這些在當時的英國都部分存在，有好幾種直至今天尚可見到。它們並未
妨礙英國農業成為世界上最完善、最富庶的農業，而且英國人民幾乎也未感
到它們的存在。
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封建權利在法國人民的心中激起如此強烈的仇恨，以
至仇恨對象消失以後這種激情依然如故，簡直無法熄滅呢？產生這種現象的
原因，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變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完全擺
脫了領主的統治。無疑還存在其他原因，但是我認為這些乃是主要原因。
假如農民沒有土地，那麼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便會
無動於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稅與他有何相干？他從租金所得中交納
什一稅。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與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別人經營，
那麼經營中的種種盤剝又與他有何相干？
另一方面，如果法國農民仍歸領主統治，他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並非不
能忍受，因為這不過是國家體制的自然結果。
當貴族不僅擁有特權，而且擁有政權時，當他們進行統治管理時，他們
的個人權利更大，卻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時代，人們看待貴族近似於我們今
天看待政府：為了取得貴族給與的保障，就得接受貴族強加的負擔。貴族享
有今人痛苦的特權，擁有令人難以忍受的權利；但是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
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當貴族不再負責這些事情，貴族
特權的份量便顯得沉重，甚至貴族本身的存在也成為疑問。
請你們想象一下 １８ 世紀的法國農民，或者想象一下你們熟悉的農民，因
為法國農民始終如一：他的地位變了，但性格並來變。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
所刻畫的農民吧，他酷愛土地，用全部積蓄購買土地，而且不借任何代價。
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稅，不過不是付給政府，而是付給鄰近的地產主，
這些人和他一樣與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樣無權無勢。他終於有了一
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里。在這廣闊的天地里，這一小塊地
是屬於他本人的，對此他心中充滿自豪與獨立感。可是那同一幫鄰人跳了出
來，把他從他的地里拉走，強迫他無償為他們在別處幹活。他想保衛他的種
子不受他們的獵物的糟踏，可是那幫人阻止他這樣做。他們守候在河流渡口，




向他勒索通行稅。在市場上，他又碰上他們，必須向他們交錢以後才能出賣
自己生產的糧食。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麥子自己食用，因為這是他親
手種植，親眼看著長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這幫人的磨坊里磨面，用這幫人
的烤爐烘麵包。他那小塊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給這幫人的租金，而這些
祖金不能贖取，也不受時效約束。
不管他幹什麼，處處都有這些討厭的鄰人擋直，他們攪擾他的幸福，妨
礙他的勞動，吞食他的產品；而當他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身穿黑袍的人又
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穫的絕大部分。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
求、特徵、感情，並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中鬱積了多少仇恨與
嫉妒。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
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
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第二章　　中央集權制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而不是像人們所說是大革命和
帝國的業績

從前，當法國還有政治議會時，我聽一位演說家談論中央集權制，他說
道：「這是法國革命的傑出成就，為歐洲所艷羡。」我承認中央集權制是一
大成就，我同意歐洲在羡慕我們，但是我堅持認為這並非大革命的成就。相
反，這是舊制度的產物，並且我還要進一步說，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
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夠適應大革命所創建的
新社會。細讀本章的耐心讀者也許會看出，我對我的論點作了過分充分的論
證。
請允許我先將所謂的三級會議省①，亦即自治省或不如說表面上部分自治
的省，放在一邊，暫且不談。
三級會議各省地處王國邊遠地區，人口幾乎只佔法國總人口的四分之
一，而且在這些省份里，只有兩個省才有真正生氣蓬勃的省自由權。我打算
以後再來論述三級會議省，我將闡明，中央政權強迫這些省服從共同規章，
達到了什麼程度。
在這裏，我主要想論述被當時的行政語言稱作的財政區省，儘管這些地
方的選舉比其他地方少。①巴黎四周都是財政區，它們結為一體，構成整個法
國的心臟和精華。
人們乍一觀察王國的舊行政制度，便覺得那些規章和權威多種多樣，各
種權力錯綜複雜。行政機構或官吏遍布法國，這些官吏彼此孤立，互不依賴，
他們參加政府是憑藉他們買到的一種權利，誰也不得奪走這一權利。他們的
許可權常常混雜、接近，從而使他們在同類事務的圈子裡互相擠壓，互相碰撞。
法庭間接參与立法權；法庭有權在其管轄範圍年制訂帶強制性的行政規
章制度。有時法庭反對行政機構，大聲指責政府的措施，並向政府官員發號
施令。普通法官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和鄉鎮制訂治安法令。
城市的體制多種多樣。城市行政官員各目互異，他們的權力來源也各不
相同：在這個城市是市長，在那個城市則是行政官，而在其他城市則是行會
理事。有些人是國王選定的，另一些人是由舊領主或擁有采地的親王選定的，
有的人是由當地公民選舉的，任期一年，另外有些人是花錢買永久統治權。
這些是舊政權的殘餘，但是在這些殘餘中間，卻逐漸建立起一種相對新
穎或經過改造的事物，這留待後面描述。
在王權的中央，靠近王位的地方，形成了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行政機構，
所有權力都以新的方式凝集在這裏，這就是御前會議。
御前會議起源於古代，但是它的大部分職能卻是近期才有的。它既是最
高法院，因為它有權撤銷所有普通法院的判決，又是高級行政法庭，一切特
別管轄權歸根結蒂皆出於此。作為政府的委員會，它根據國王意志還擁有立
法權，討論井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訂和分派捐稅。作為最高行政委員會，它
確定對政府官員具有指導作用的總規章。它自己決定一切重大事務，監督下


① 三級會議省（paYs d』états），指直到舊制度末期還保留有三級會議的省份・其中 4 個大省份即：勃艮第、
布列塔尼、朗格多克、普羅旺斯。——譯者
① 財政區省（paysd』élection）不同於三級會議省而掬有隸屬國王的財政管理權和財政機關。在法文里(lection
（財政區）一詞亦作「選舉」解。——譯者




屬政權。一切事務最終都由它處理，整個國家就從這裏開始轉動。然而御前
會議並沒有真正的管轄權。國王一人進行決斷，御前會議像是發表決定。御
前會議似乎有司法權，其實僅僅是由提供意見者組成的，高等法院在諫諍書
中就曾這樣說過。
組成御前會議的並不是大領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有資歷的
前總督以及其他有實際經驗的人，所有成員均可撤換。
御前會議的行動通常是無聲無息、不引人注意的，它始終有權而下聲張。
這樣它自身也就毫無光彩；或者不如說它消失在它身旁的王權的光輝中。御
前會議如此強大，無所不達，但同時又如此默默無聞，幾乎不為歷史所注意。
國家的整個行政均由一個統一機構領導，同樣，內部事務的幾乎全部管
理都委託給單獨一位官員，即總監。
若打開舊制度年鑒，便會看到各省都盲自己獨特的大臣，但是研究一下
卷宗所載的行政機構，便會立即發現，省里的大臣很少有機會起重要作用。
日常國家事務是由總監主持的，他逐漸將所有與錢財有關的事務都納入自己
管轄範圍，即差不多整個法國的公共管理。總監的角色不斷變換：財政大臣、
內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務大臣。
　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實只有單獨一位代理人，同樣，在各省，它也只有單
獨一位代理人。１８ 世紀還能看到一些大領主帶有省長頭銜。這是封建王權的
舊代表，他們常常是世襲的。人們仍授與他們一些榮譽，但是他們不再擁有
任何權力。總督擁有全部統治實權。
總督是普通人出身，同外省絲毫無關，他年輕，要發跡高陞。他並不是
靠選舉權、出身或買官職才獲得手中權力；他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成
員中遂選的，並且隨時可以撤換。他從行政法院里分離出來，但又代表行政
法院，正因如此，按照當時的行政語言，他被稱為派出專員，在他手中幾乎
握有行政法院所擁有的全部權力；從初審起，便行使所有權力。像行政法院
一樣，他既是行政宮又是法官。總督同所有大臣通信，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
外省的唯一代理人。
在他手下，並由他任命的，是設置在各地縣裡的、他可任意撤換的行政
官員——總督代理①。總督通常是新封貴族。總督代理總是平民。但在指派給
他的區域內，他就像總督在整個財政區一樣，代表著整個政府。總督隸屬於
大臣，同樣，他隸屬於總督。
達爾讓松伯爵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到約翰・勞②有一天曾對他說道：「我
從不敢相信我任財政監督時所見的那些事。你要知道法蘭西王國竟是由 ３０
個總督統治的。沒有最高法院，沒有等級會議，沒有省長，各省的禍福貧富，
全繫於這 ３０ 位在各省任職的行政法院審查官身上。」
這些官員雖然權力很大，但在封建舊貴族的殘餘面前卻黯然失色，彷彿
消失在舊貴族尚存的光輝中；正因如此，人們在那個時代很難看到總督，盡
管他們的手早已伸向四面八方。比起他們來，貴族在社會上更優越，他們擁
有地位、財富和敬重，這種敬重總是與舊事物相聯繫的。在政府里，貴族簇
擁著國王，組成宮廷；貴族統率艦隊，指揮陸軍；總而言之，貴族不僅是那


① 總督代理（subdélgué），17 世紀末由總督設置，負責財政區內各項事務，是總督下屬，——譯者
② 約翰・勞（1671—1729）.蘇格蘭金融家，致力金融銀行研究，攝政時期創辦私人銀行，后開西方公司，
終於控製法國海外貿易，由於投機和濫發貨幣導致破產逃亡。此前曾任財政總監。——譯者




個時代最令人矚目的人物，連子孫後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們身上。若是
有人提議任命大領主為總督，便是對大領主的侮辱；即使最貧窮的貴族也常
常不屑於出任總督。總督在貴族看來，是一個僭權者的代表，是資產者以及
農民派到政府中任職的一批新人，總之，是一群無名小輩。然而，正如約翰・勞
所說的和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這些人卻統治著法國。
讓我們先從捐稅權談起，因為捐稅權可以說包括了所有其他權利。
大家知道，捐稅中有一部分屬包稅：對於這些稅來說，這是由御前會議
同金融公司洽談，商定契約的各項條款，並規定徵收的方式。所有其他捐稅，
如軍役稅、人頭稅以及二十分之一稅，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員確定和徵收，
或在他們無與倫比的監督下進行。
軍役稅和附帶的許多捐稅的總額，及其在各省的攤派額，都由御前會議
每年通過一項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鄭事先聽不
到任何風聲。
軍役稅是古老的捐稅，課稅基數與徵稅從前都委託給地方官辦理，他們
或多或少獨立於政府，因為他們行使權力是憑藉出身或選舉權，或依靠買來
的官職。這些人是領主、教區收稅人、法國的財務官、財政區內直接稅間接
稅徵收官。這些權威人士在 １８ 世紀依然存在；但有些人已完全不管軍役稅，
另外一些人即使管也只是將它放在極其次要或完全從屬的地位。甚至在這方
面，整個權力也握在總督及其助理手中：事實上，只有他才能在教區間攤派
軍役稅，指揮監督收稅員，准予緩徵或免征。
另一些捐稅，如人頭稅，由於近期才有，所以政府不再為那些古老權力
的殘餘傷腦筋，政府獨行其事，不受被統治者的任何干擾。總監、總督和御
前會議確定每項納稅額的總金額。
讓我們從錢的問題轉到人的問題。
在大革命及隨後的時代，法國人是那樣順從地忍受徵兵的桎梏，這常使
人感到吃驚；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法國人完全屈從這種制度由來已久。徵兵
制的前身是自衛隊，後者的負擔更重，雖然所徵兵員少一些。有時人們用抽
簽決定農村青年入伍，在他們當中挑選若干名士兵組成自衛軍團，服役期六
年。
由於自衛隊是比較現代的制度，所以舊的封建政權無一能夠管理；一切
事直只能委託給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御前會議確定息兵額及各省份額。總督
規定各教區應徵人數；總督代理主持抽籤，裁決免征比例，指定哪些自衛軍
可以駐守家中，哪些應開拔，最後將這些應開赴者交與軍事當局。要求兔怔
只能求助於總督和御前會議。
同樣可以說，在各三級會議省之外，所有公共工程，甚至那些任務最特
殊的公共工程，也都是由中央政權的代理人決定和領導。
獨立的地方當局依然存在，如領主、財政局，大路政官，他們可以對這
部分公共管理有所幫助。然而這些古老權力在各處幾乎很少有所作為或全無
作為：這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當時的政府文件即可證明。所有大路，甚至從
一城市通往另一城市的道路，都是在普遍捐助的基礎上開闢和維護的。制訂
規劃和確定管轄權的是御前會議。總督指揮工程師工作，總督代理召集謠役
進行施工。留給地方舊政權管理的只有村間小道，這些小道自那時以來一直
無法通行。
中央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的重要代理人，同今天一樣，是橋樑公路工程




局。儘管時代不同，這裏的一切卻出奇地相同。橋樑公路管理當局有一個會
議和一所學校：有督察員每年跑遍整個法國；有工程師，他們住在現場，依
照監察官指令，負責領導整個工程。舊制度的機構被搬入新社會，其數量比
人們想象的大得多，它們在轉變過程中通常喪失自己的名稱，儘管還保存著
固有形式；但是橋樑公路工程局既保留了名稱，也保留了形式：這是罕見的
事情。
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單獨負責維持各省治安。騎警隊分成小隊遍布整
個王國，各地都置於總督指揮之下。正是依靠這些士兵，必要時還動用軍隊，
總督才能應付意外的危局，逮捕流浪漢，鎮壓乞丐，平息因糧價上漲而不斷
爆發的騷亂。被統治者從未像過去那樣被召喚來幫助政府完成上述使命，除
非是在城市裡，那裡通常有保安警，由總督挑選士兵，任命軍官。
司法機構有權制訂治安條例，井常常行使這個權力；但是這些條例只在
一部分地區實行，而且最經常的是在單獨一個地點實行。御前會議任何時候
都可以取消這些條例，當事關下級管轄權時，它不斷這樣做。它本身則夭夭
制定應用於整個王國的普追條例，或是涉及與法院制定的規章內容不同的問
題，或是涉及那些內容相同但法院處理不同的問題。這些條例，或如當時人
所說，這些御前會議判決，數量龐大，而且隨著大革命的臨近，不斷增加。
大革命前 ４０ 年間，無論社會經濟或政治組織方面，沒有一部分不經御前會議
裁決修改。
在舊的封建社會，如果說領主擁有極大權利，他也負有重大責任。他的
領地內的窮人，須由他來賑濟。在 １７９５ 年的普魯士法典中，我們找到歐洲這
一古老立法的最後痕迹，其中規定：「領主應監督窮苦農民受教育。他應在
可能範圍內，使其附庸中無土地者獲得生存手段。如果他們當中有人陷於貧
困，領主有義務來救助。」
類似的法律在法國很久以來就不復存在了。領主的舊權力已被剝奪，因
此也擺脫了舊義務。沒有任何地方政權、議會、省或教區聯合會取代他的位
置。法律不再賦予任何人以照管鄉村窮人的義務；中央政府果斷地單獨負起
救濟窮人的工作。
御前會議根據總的稅收情況，每年撥給各省一定基金，總督再將它分配
給備教區作為救濟之用。窮困的種田人只有向總督求告。飢荒時期，只有總
督負責向人民撥放小麥或稻米。御前會議每年作出判決，在它所專門指定的
某些地點建立慈善工場，最窮苦的農民可以在那裡工作，掙取微薄的工資。
顯而易見，從如此遙遠的地方決定的救濟事業往往是盲目的或出於心血來
潮，永遠無法滿足需要。
中央政府並不僅限於賑濟農民于貧困之中，它還要教給他們致富之術，
幫助他們，在必要時還強制他們去致富。為此目的，中央政府通過總督和總
督代理不時散發有關農藝的小冊子，建立農業協會，發給獎金，花費巨款開
辦苗圃，並將所產苗種分給農民。中央政府如果減輕當時壓在農業上的重擔，
縮小各種負擔間的不平等，效果會好得多；但是，顯然，中央政府從未想到
這一點。
御前會議有時意欲強迫個人發家，無論個人有否這種願望。強迫手工業
者使用某些方法生產某些產品的法令不勝枚舉，由於總督不足以監督所有這
些規定的貫徹實行，便出現了工業總監察，他們來往于各省之間進行控制。
御前會議有時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適宜的土地上種植某種作物。有的判決




竟命令人們拔掉在它認為低劣的土壤上種植的葡萄，可見政府已由統治者轉
變為監護人了。




第三章　　今天所謂的政府管理監督乃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

在法國，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崩潰后依然存在。當領主已不再治理鄉村
時，城市仍保持自治權。直到 １７ 世紀末，還能遇到這種自治城市，它們繼續
組成一個個小型民主共和國，行政宮由全體人民自由選舉，對全體人民負責，
公共生活活躍，城市為自己的權利感到自豪，對自己的獨立無比珍惜。
直到 １６９２ 年才首次普遍取消選舉制度。城市的各種職務從此可以鬻買，
就是說國王在各城市向某些唇民出售永久統治他人的權利。
這就把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一起犧牲掉了；因為，當問題只涉及法官時，
賣官鬻爵往往是有益的，因為好的司法的首要條件即是法官完全獨立；但是
當涉及行政制度本身時，賣官鬻爵卻始終是十分有害的，在這裏需要的是責
任心、服從和熱忱。舊君主制政府很了解這一點，因此它倍加小心，避免將
強加于城市的制度用於自身，總督扣總督代理的職務絕不出賣。
值得歷史大加蔑視的是，這場偉大的革命在並無任何政治目的情況下完
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為它的民主性使他感到恐懼；路
易十四之所以摧毀城市自由並非出於恐懼，真實情況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給
所有能贖買的城市。其實他並不想廢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為交易，即使
他實際上廢除了城市自由，那也決非木意，而僅僅是基於財政目的的權宜之
計。奇怪的是，這套把戲一成不變，竟然持續了 ８０ 年。在這期間，曾向城市
七次出售選舉城市官員的權利，當城市重又嘗到其中的甜頭時，這種權利又
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這種做法的動機始終如一，人們對此通常直言不諱。
１７２２ 年敕令的前言說道：「財政上的需要迫使我們丟尋找減輕負擔的最穩妥
的辦法。」手段是很穩妥，但是對於承受這奇怪捐稅的人來說，卻是毀滅性
的。１７６４ 年，一位總督致函財政總監道：「歷來為贖買城市官職而付的錢，
其數額之大使我震驚。這筆財政總數用於有益的事業本當為城市謀利，然而
結果相反，城市只感受到政府的壓迫和這些官職享有的種種特權。」在舊制
度的整個面貌上，我看沒有比這更無恥的特徵了。
今天要準確說出 １８ 世紀城市管理情況是很困難的；正如剛才所說，不管
城市政權的根源如何不斷變化，每個城市仍舊保留著古老體制的某些殘餘，
而且還有各自的運用方式。也許在法國不存在兩座絕對相同的城市；但是這
種差異性產生一種錯覺，它掩蓋了相似性。
１７６４ 年，政府著手制訂一項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規。為此，各省總督須就
各個城市當時行事方式寫成奏文。我找到了這次調查的部分文獻，讀過之後，
我確信幾乎各個城市都是以同一種方式進行管理的。差異只是表面的，本質
則處處相同。
最為常見的是，城市政府被委託給兩個會議。所有大城市和大部分小城
市都是如此。
第一個會議由城市官員組成，人數多少視城市規模而定：這是市鎮的執
行權力機構，時人稱之為城市政府。其成員在國王確立選舉制或城市能贖買
官職時，經選舉產生：行使臨時權力。當國王收回官職並將其出售時，他們
便依賴財政手段，永久履行職權，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常見，因為這種商品隨
著城市政權逐漸從屬中央政權而日益貶值。在任何情況下，城市官員不領薪
金，但他們總是免稅並享有特權。他們中間沒有等級順序；行政權是集體的。
行政宮不能獨自領導和負責市政。市長是市政府的主席，但不是城市的行政




宮。
第二個會議名為全民大會，在還實行選舉制的地方，它選舉城市政府，
在各城市繼續參与主要事務。
１５ 世紀，全民大會常由全民組成；一份調查奏文說，這種習俗符合我們
先人的人民特性。那時選舉城市官員的是全體人民；官員有時要諮詢人民的
意見並向人民彙報。１７ 世紀末，這種辦法有時還實行。
１８ 世紀，人民已不再作為一個整體構成全體會議。全民大會差不多一直
實行代議制。但是必須注意，全民大會不再經民眾選舉，不再聽取民眾意志。
全民大會到處都由顯貴組成，其中有些人因其特殊身份而出席會議，另一些
人則是由行會或團體所派，每個人都在這裏履行該特殊小社會賦予他的強制
委託權。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權顯貴在全民大會中人數倍增；工業行會的代表為
數日少，甚至不再出現。在全民大會中只能見到團體代表，就是說，會議只
包括資產者，幾乎不再接納手工業者。人民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輕信徒有
其表的自由，當時各地人民都下再關心市鎮事務，而像局外人一樣生活在家
牆之內。行政官員一次次試圖在人民中喚起那種在中世紀曾建樹種種奇迹的
城市愛國主義精神，但毫無結果：人民不聞不問。至關重大的城市利益看來
也不能打動他們。在那些還保留自由選舉假象的地方，若是讓人民去投票，
他們堅持棄權。歷史上這種事屢見不鮮。幾乎所有那些曾經摧毀自由的君主
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自奧古斯都①至今一向如此；他們自以為這樣便
可將只有專制力量才能給與的種種便利與公眾認可的道德力量結合起來。這
種嘗試幾乎全告失敗，人們很快便發現，要長期維持這些沒有真實內容的欺
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 １８ 世紀，各城市的政府便到處蛻化為小寡頭政治。某些家族以一
己之見主宰城市全部事務，遠避公眾耳目，不對公眾負責：在全法國，這種
行政制度都染上這種弊病。所有總督都指出這個弊病，但是他們想出的唯一
良方只是使地方權力越來越隸屬於中央政府。
然而要想有所改觀非常困難；儘管不斷有一道道敕令改革所有城市的行
政制度，各城市的本身法規卻常常彼御前會議的各項未行註冊的規定所推
翻，這些規定是根據各總督的建議制定的，事前既未進行調查，而且有時連
城市居民自己也未想到。
某一城市遭到類似裁決的打擊，它的居民說道：「這項措施使城市中所
有等級震驚，他們絕未料到會有這樣的措施。」
城市不能設立入市關卡，不能徵收捐稅，不能抵押、出售、訴訟，不能
祖賃城市財產，不能加以管理，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的盈餘部分，除非得到
依據總督報告而發出的御前會議裁決。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會議裁決
的方案和預算進行。工程招標是在總督或總督代理面前進行，而且通常由國
家工程師或建築師主持工程，這一點將使那些以為在法國所見皆新的人大為
吃驚。
但是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遠勝於這項規定所示範圍，它的權力遠
遠大於它的權利。
在 １８ 世紀中期財政總監致各省總督的一份通告里，我找到這樣一段話：


① 屋大維・奧古斯都，羅馬帝國第一個皇帝（公元前 27— 公元 14）。——譯者




「你們須格外注意城市會議中發生的一切。你們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彙報
會議的各項決定，連同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寄送我處。」
從總督和總督代理間的通信中，我們看到政府實際上控制著城市一切事
務，無論巨細。所有事務都須徵詢總督的意見，他對每件事都有堅定意見；
他一直管到節日慶祝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公眾的喜慶活動也由總督主持，
由他下令點燃燈火，為房屋張燈結綵。有一位總督處罰資產者民團成員 ２０
里佛①，因他們在唱《讚美詩》時缺席。
因此，城市官員自覺人微言輕。
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致函總督道：「閣下，我們非常謙卑地懇求您給我們
仁慈和保護。我們將遵從大人的一切旨令，以期不負恩愛。」另一些人還堂
而皇之地自稱本城貴族，他們寫道：「閣下，我們從來不曾反抗您的意志。」
資產階級要掌握政府，人民要爭取自由，他們就是這樣作準備的。
城市既然這樣緊密地依附中央，那麼至少可以維持自己的財政了吧，但
事情決非如此。有人提出，若沒有中央集權制，城市很快會滅亡：對此我一
無所知；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 １８ 世紀，中央集權制並未阻止城市走
向滅亡。當時的全部行政史充滿了市政混亂。
倘若我們從城市走到村莊，我們便會遇到不同的權力，不同的形式，但
同樣是依附中央。
很多跡象表明，在中世紀，每座村莊的居民都曾組成育別於領主的集體。
領主利用、監督和統治這種集體，但是它共同佔有某些財產，其產權是屬於
它自己的，它選舉自己的首領，通過民主方式自行管理。
這種古老的教區制度，在所有經歷過封建制的國家和帶有這類法律遺迹
的國家的所有地區都可以找到。在英國，這種痕迹處處可見；在德國，６０ 年
前它還盛行，讀一下偉大的弗里德里希法典，就會對此確信不疑。在 １８ 世紀
的法國，也還有若干遺迹存在。
當我在一個總督轄區①檔案中第一次查閱舊制度下教區的狀況時，記得我
曾驚異地發現，在這如此貧困、如此受奴役的社區中，竟具有許多美國農村
村社的特點，我過去曾為之震驚並誤認為這些是新世界獨有的特點。二者都
沒有常設的代議制，沒有嚴格意義的市政府，二者都是在整個社區領導下，
由官員分別進行治理。
二者都不時舉行全體會議，會上由相聚一堂的全體居民選舉城布官員，
決定重大事務。總之，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相似一樣。
二者命運迥異，事實上卻有同一起源。
由於遠離封建制度，完全自己管理自己，中世紀農村教區就變成了新英
格蘭的鎮區（ｔｏｗｎｓｈｉｐ），由於脫離領主，但被控制在國家的強力之下，它
在法國就變成了下面的樣子。
１８ 世紀，教區官員的名稱與數量因省而異。從古老的文獻中可以看到，
當地方生活更加活躍時，這些官員數量就增多，隨著地方生活趨向停滯，官
員的人數也臼漸縮小。在 １８ 世紀大部分教區里，官員可分為兩類：一類名為
徵稅員，另一類通常名為理事，這些市政官員通常仍由選舉產生，或被認為


① 1里佛合 20 蘇，等於 1 法郎。不過當時外省幣值不統一。——譯者
① 總督轄區（intendance）是舊法國最重要的行政區劃。它與財政區（généralite）同義，但後者多指財政區
划。1789 年時共有 34 個總督轄區。——譯者




是選舉產生，但是他們處處已變為國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區的代表。收稅員
按照總督的直接命令徵集人頭稅。理事在總督代理的日常領導下，代表後者
處理有關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務。當事關自衛隊、國家工程，以及一切
普通法的執行時，他是總督代理的首要代表。
正像我們前面看到的那樣，領主彼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細務之外；他甚至
不再進行監督，不加以協助；過去他過問這些事以維持自己的力量：隨著他
的力量進一步削弱，他已不屑於這樣做。今天若邀請他參与這些事務，反倒
會刺傷他的自尊心。他已不再統治，但是他在教區的存在和他的種種特權卻
起著妨害作用，以致無法建立一個有效的教區管理機構，以取代他的統治。
一個如此與眾不同、如此獨來獨往、如此得天獨厚的特殊人物，在教區內破
壞或削弱一切法規的權威。
幾乎所有富裕而有知識的居民由於他的插手而陸續逃往城市，這點我在
下文中還將詳述，教區內除了領主以外只剩下一群無知粗鄙的農民，他們根
本沒有能力領導治理公共事務。蒂爾戈說得對：「教區就是一片茅屋和與茅
屋一樣被動的居民。」
１８ 世紀行政公文里充滿了人們對教區收稅員和理事所抱的怨言，因為他
們無能、遲鈍、愚昧。大臣、總督、總督代理乃至貴族都對此抱怨不已，但
是無人追溯其原因。
直至大革命前，法國農村教區在其管理制度中，還保留著它在中世紀曾
經有過的民主特色的一部分。當選舉市政官員或討論某一公共事務時，村裡
的鐘聲便召喚農民聚集到教堂門廊前；窮人和富人在這裏同樣有權出席。當
然，在召集的會議上，既無真正的磋商，亦無投票表決；但是每個人都能發
表自己的意見，為此還特地請來一位公證人，他露天製成證書，收集不同的
發言，記入會議紀要。
如果將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和與其相聯繫的真正自由的匾乏加以對比，
我們就已具體而微地看出，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
一起，乃至壓迫人還要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教區的這種民主會議能夠
充分表達各種心愿，但是它和城市政府一樣，無權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
當別人打開它的嘴時，它才能講話，因為只有在求得總督的明確批准后，並
且像人們當時所說的那樣，身體力行「悉從尊願」時，才能召集會議。即使
會議意見一致，它也不能自做主張，不能出售、購買、出租、申辯，除非得
到御前會議許可。要想修補被風刮壞的教堂房頂，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坍塌
的牆垣，必須獲有御前會議的裁決。距巴黎最遠的農村教區和最近的教區一
樣，都得服從這種規章。我曾看到一些教區要求御前會議批准它們有權開支
２５ 里佛。
的確，居民一般有權通過普選選出他們的官員；但實際上常常是總督替
這小小的選舉團指定候選人，而這位候選人從來都是以全票通過，另育幾次，
總督撤銷了自發舉行的選舉，親自任命收稅員和理事，無限期中止一切新選
舉。這種例子數以干計。
不可能想象比這些社區官員的命運更嚴酷的了。中央政府最下層的代理
人，即總督代理，逼迫他們百依百順，並常常處以罰金。有時還將他們下獄；
因為，其他地方仍然執行的保障公民不受專橫侵害的制度，在這裏已不存在
了。１７５０ 年一位總督說道：「我把私下抱怨的幾個村社負責人關進了監獄，
我強迫這些社區支付騎警隊騎兵巡邏的費用。這樣一來，他們就被輕易地制




服了。」因此，教區的職務不被視為榮譽，而被看成負擔，人們千方百計地
想擺脫它。
不過教區舊政府的這些殘跡對於農民來說還是珍貴的，甚至在今天，在
所有的公共自由當中，唯一為農民所理解的，便是教區的自由。真正使農民
感興趣的唯一公共事務就是教區自由。有人將全國的政府置干一個主子之手
而心安理得，卻因不能在村政府中暢所欲言而大為不滿：最空洞的形式竟然
還有這麼大的份量！
我剛才所述有關城市和教區的情況，差不多可以延伸到幾乎所有獨立自
主、具有集體屬性的團體。
在舊制度下，像今天一樣，法國沒有一個城市、鄉鎮、村莊、小村、濟
貧院、工場、修道院、學院能在各自的事務中擁有獨立意志，能夠照自己意
願處置自己的財產。當時，就像今天一樣，政府把全體法國人置於管理監督
之下，如果說這個蠻橫字眼當時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了。




第四章　　行政法院與官員保證制是舊制度的體制

在歐洲，沒有哪一國的普通法庭較之法國的普通法庭更獨立子政府；但
是也沒有一個地方像法國那樣經常使用特別法庭。這兩方面結合之緊密，出
於人們想象之外。由於國王無法左右法官的命運，既不能將其撤職、調離，
也往往不能讓他們擢升，一句話，國王不能用利祿和恐嚇控制他們，因而他
不久就感到這種獨立性妨礙他的行動。這種法國所特有的局面促使國王避免
將直接涉及王權的案件交法庭受理，並且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創立一種為國
王專用的更依附於他的法庭，它在臣民眼中頗具法院的外表，其真實作用又
不至於使國王害怕。
在有些國家，如德國的某些部分，普通法庭從未像法國當時的法庭那樣
獨立於政府之外，因此便沒有同樣的防範措施，也從不存在行政法院。國王
在那裡有足夠的權威控製法官，故而無需委派專員。
如願細讀在君主制最後一個世紀里國王所頒布的宣言與敕令，以及同一
時期御前會議的命令，就會看出，政府在採取一項措施之後，往往要指出：
該措施所引起的爭議和可能由此產生的訴訟，應一律提交總督和御前會議處
理。常見的行文公式是這樣的：「除此之外，國王陛下命令將因執行此命令
及附屬條令所引起的所有爭議提交總督或御前會議裁決。我們的法庭和法官
不得受理此案。」
在依照法律或古老慣例處理的案件中，由於未採取這一防範措施，御前
會議便依靠調案①不斷進行干預，從普通法庭手中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御
前會議自行處理，御前會議登記冊中充斥這一類調案命令。逐漸地這種例外
變成了普遍現象，事實演變成理論。雖然不是在法律上，但卻在執行者心中
形成為國家的座右銘：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釋政府法令引起的爭訟，均
不屬普通法庭所轄範圍，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在這個問
題上，我們所作的只是找到那個行文公式；它的思想屬於舊制度。
從那以後，有關徵稅的大部分訴訟問題一律歸總督和御前會議審理。有
關車輛運輸和公共車輛治安、有關大路路政、河流航運等所有事務亦歸總督
和御前會議處理；總之，只有行政法院才能理清涉及政府的所有訟案。
總督煞費苦心，使這種特別司法許可權不斷擴大；他們提醒財政總監，刺
激御前會議。有一位官員曾提出調案的理由，在此值得一提，他說道：「普
通法官須服從既定法規，他們必須鎮壓違法行為；但是御前會議永遠可以出
于實用目的違反法規。」
根據這一原則，總督或御前會議經常將與政府沒有明顯關連或明顯與之
無關的議案拿來親自審理。有位貴族與鄰舍發生爭執，不滿法官的判決，要
求御前會議將此案宣布為調案；監察官被詢及此案，答覆道：「儘管這裏涉
及的只是歸法庭受理的私人權利問題，但是當國王陛下願意時，他永遠有權
受理一切案件，無需說明緣由。」
所有那些以某種暴力行為擾亂秩序的平民，通常便經由調案被解往總督
或騎警隊隊長處。大多數因糧食昂貴而經常爆發的騷亂導致了這類調案。于
是總督增置若干獲大學學位的人，由他親自選定，組成一個類似臨時省法庭
的機構審理刑事案件。我曾找到一些以此方式作出的判決，判處一些人苦役


① 調案（evocation）是將一法庭正常受理的訴訟移轉另一法庭的法令。——譯者




甚至死刑。１７ 世紀來，總督審理的刑事訴訟仍很多。
近代法學家使我們確信，自大革命以來行政法已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們
說道：「從前司法權和行政權互相混淆，從那以後人們將。它們區別開來，
各就其位。」要想充分認識這裏談到的進步，就永遠不能忘記，一方面，舊
制度下的司法權不斷超出其權力的自然範圍，另一方面，司法權從來全面履
行其職權。如果對這兩方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麼，對事情的看法就是不
全面的、錯誤的。法庭時而獲准制定政府規章，這顯然超出法庭所轄範圍；
時而又被禁上審理真正的訴訟，這等於被排除于自身許可權之外。確實，我們
已將司法權逐出行政領域，舊制度將它留在這個領域是非常不妥當的；但是
與此同時，正如人們所見，政府不斷介入司法的天然領域，而我們聽之任之：
其實權力的混亂在這兩個方面同樣危險，甚至後者更危險：因為法庭干預政
府只對案件有害，政府干預法庭則使人們墮落，使他們變得兼有革命性和奴
性。
在 ６０ 年來法國永久確立的九部或十部憲法中，有一部明文規　定，任何
政府官員，未經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訴。該條款是個很妙的發明，
因此，人們在摧毀這部憲法的同時，小心翼翼從廢墟中把此條款挽救出來，
而且此後又小心翼翼地使它免直革命的摧殘。行政官習慣幹將這一條款所授
予的特權稱為 １７８９ 年的偉大成果，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同樣搞錯了：因
為，在君主制下。政府和今天一樣，千方百計不使政府官員處境尷尬，像普
通公民一樣，在法庭上承認犯罪。兩個時代之間，唯一實質性的區別在於：
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專橫的手段才能庇護政府官員，而大革
命以來，它已能合法地讓他們違犯法律。
當舊制度的法庭想對中央政權的任何一位代表起訴時，通常必須干預御
前會議的一道判決：被告不受法官審理，應轉交御前會議任命的專員審理，
因為，正如當時一位行政法院成員所寫的那樣，被攻擊的官員會在普通法官
的腦中形成偏見，王權因而受到危害。這類調案絕不是相隔很久才發生，而
是每天都有，不僅涉及要員，而且涉及芝麻小官。只要與政府有一絲一縷的
關係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橋樑公路工程局有個負責指揮徭役的
監工被一個受他虐待的農民控訴。御前會議宣布此案為調案，總工程師私下
致函總督談及此事：「確實，該監工應受指摘，但不應因此而任事態自行發
展：對於公路橋樑局來說，最重要的是使普通法庭既不聽取也不受理役工對
監工的訴狀。此例一開，公眾由於仇恨這些官員便會提出連續不斷的訴訟，
工程將受到影響。」
在另一種情況下，一個國家承包人拿了鄰人地里的物資，總督親自向財
政總監報告：「我簡直無法向您充分說明，將政府承包人聽憑普通法庭審判，
對政府的利益將帶來多麼大的危害，因為普通法庭的原則與政府的原則從來
都是不相容的。」
這幾行文字是整整一個世紀以前寫的，寫這些話的政府官員卻多像我們
同時代的人。




第五章　　中央集權制怎樣進入舊政治權力並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毀

現在，讓我們重述一下前三章所講的內容：由一個被置子王國中央的唯
一實體管理全國政府；由一個大臣來領導幾乎全部國內事務，在各省由一個
官員來領導一切大小事務；沒有一個附屬行政機構，或者說，只有事先獲准
方可活動的部門，一些特別法庭審理與政府有關案件並庇護所有政府官員。
這些豈不是我們所熟知的中央集權制嗎？同今天相比，其形式不大明確，其
步驟不大規範，其存在更不穩定；但這是同一事物。自那時以來，沒有對這
座建築增添或減少什麼重要部分，只要把它周圍樹立起來的一切拔除掉。它
就會恢複原狀。
我剛描述的制度大部分後來在成百個不同地方被仿效，但是這些制度在
當時乃為法國所特有，我們很訣即將看到它們對於法國革命及其後果產生了
多麼巨大的影響。
但是那些近期產生的制度怎麼能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中在法國建立起來
呢？
這是一件需要耐心、機智、為時久長的事業，不是光靠武力和權術可告
成的。當大革命爆發之際，法國這座古老政府人廈幾乎完好無損；可以說，
人們用它在原基礎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廈。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為了進行這項困難工程，舊制度政府曾參照一張事
先已深思熟慮的藍圖；政府只是聽從某種本能，而這種本能促使任何政府獨
攬大權，政府官員儘管多種多樣，但這種本能卻始終如一。政府保留了那些
舊政權機構的古老名稱和榮譽，但一點一滴地減去其權力。它井未將它們從
原有的領域中逐出，只是把它們引開。它利用某一人的惰性，又利用另一人
的自私，以佔據其位置；它利用舊政權機構的一切流弊，從不試圖予以糾正，
只是竭力取而代之，最後，政府終於以總督這唯一的政府代理人實際上取代
了舊政權的幾乎全部人員，而總督這個名詞，在舊政權問世時還聞所未聞。
在這番大業中，只有司法權令政府感到棘手；然而即使這裏，它也最終
抓住了權力的實質，留給其反對者的只是權力的影子而已。它並未將高等法
院排除出行政領域：它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以至幾乎全部佔領了這個領域。
在某些短暫的非常情況下，例如飢荒時期，由於鼎沸的民情助長了法官們的
雄心，中央政府便讓高等法院暫時理事，允許它們熱鬧一番，這在歷史上常
常產生迴響；但是不久，中央政府就悄悄地重新佔領了它的位置，暗中將所
有的人和所有的案件重新控制起來。
倘若仔細注意高等法院反對王權的鬥爭，就會看到，鬥爭差不多總是集
中於政策問題，而不是集中於政府問題。通常引起爭論的是新稅法，也就是
說，敵對雙方所爭奪的不是行政權，而是立法權，因為雙方對此都無權佔有。
　大革命越臨近，形勢更加如此。隨著民眾激情的沸騰，高等法院日益卷
入政治；與此同時，由於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變得更加者練、更加精明，高
等法院越來越不過問真正的行政問題；它日益更像保民官，而不像行政官。
況且時代不斷為中央政府開闢新的活動範圍，法庭缺乏靈活性，跟不上
政府，新的案件層出不窮，它們在法院中無先例可循，與法院的常規格格不
入。社會飛躍發展，每時每刻都產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種新的需求，對中央
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權力源泉，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滿足這些需求。法
院的行政範圍始終是固定不變的，而中央政府的行政範圍是活動的，而且隨




著文明本身不斷擴大。
大革命臨近，開始擂撼所有法國人的頭腦，向他們傳播無數新思想，而
唯育中央政府才能實現，大革命在推翻中央政府之前，使它進一步發展。和
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中央政府也完善起來。當我們研究中央政府檔案時，這
一點尤其令人吃驚。１７８０ 年的總監和總督與 １７４０ 年的總監和總督完全不同，
政府已被改造。政府官員未變，精神卻已改觀。隨著政府變得更加包羅萬象，
更加擴大，它也變得更加規範，更加開明。它佔領了所有領域，與此同時，
卻變得溫和起來：壓迫少，疏導多。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毀了君主制度這個龐大的體制；但它于 １８００ 年重新
恢復。人們常說，這是在國家行政問題上的 １７８９ 年那些原則在當時以及後來
的勝科，其實恰恰相反，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部恢復實
施，而且固定下來。
如果有人問我，舊制度的這一部分是怎樣整個搬入新社會並與之結為一
體的，我將回答，倘若中央集權制在大革命中沒有滅亡，那就意味著中央集
權制本身是這場革命的開端和標誌；我還將進一步說，當人民在其內部摧毀
貴族政治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權制，此刻加速人民這一傾向比起
抑制這一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內部，所有權力自然都趨向于統一，只
有憑藉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制
在這場革命所形成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們心安理
得地將中央集權制列為大革命的功績之一。




第六章　　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

凡讀過舊制度的總督與其上級和下屬的通信的人，無不讚歎政治制度的
相似竟使那個時代與我們時代的行政官如出一轍。他們彷彿跨過將他們分割
的大革命的深淵，攜起手來。我看被統治者也是這樣。立怯在人們精神上所
顯示的力量從來也沒有這樣明顯。
大臣已經萌發出一種願望，要洞察所有事務，親自在巴黎處理一切。隨
著時代的前進和政府的完善，這種願望日益強烈。到 １８ 世紀末，在任何邊遠
省份建立一個慈善工場，都要由總監親自監督其開支、制定規章、選定地址。
創辦乞丐收容所也必須告知總監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進出的準確時間。早在
１８ 世紀中期（１７３３ 年）達爾讓松先生就寫道：「委託給大臣們的細務漫無邊
際。沒有他們，什麼事也辦不了，只有通過他們，事情才辦成；如果他們的
知識與他們龐大的權力有距離，他們便被迫將一切交給辦事員辦理，這些人
便成了真正的掌權的人。」
總監要求接到不僅對有關事務的報告，而且對有關個人的詳細情況的報
告。總督則致函總督代理，將報告中所提供的情報逐字逐句地重複一遍，仿
佛是他親自了解的確切情況。
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領導一切，洞悉一切，必鬚髮明上千種審查手段。
書面文件已經十分龐大，行政程序慢得驚人，我從未發現一個教區重建鐘樓
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於一年內獲得批准，最通常需要兩年或三
年才能獲准。
御前會議在一份判決（１７７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中承認：「行政手續無限期
地拖延誤事，只能不斷激起最正當的怨言：然而手續又是絕對必需的。」
我原以為對統計的嗜好是我們今天的政府官員所特有的，但是我錯了。
舊制度末期，人們經常將印好的小型報表寄送總督，報表由總督代理和教區
理事填寫。總監要求呈遞報告，詳述土地特性、耕作、產品種類與產量、牲
畜頭數、工業和居民習俗。這樣取得的情恨和今天的專區區長與市長在同一
情況下提供的情報相比，是同樣地詳盡而不確切。總督代理在那種場合對其
屬民的品質作出的評語一般都不大好。他們經常重複這樣的評價：「農民生
性懶惰，若不是迫幹活命，就不會幹活。」這種經濟學說在行政官員中頗為
盛行。
兩個時代的行政語言，並沒有彼此迥異之處。它們的風格同樣沒有文采，
就像流水帳，含糊而軟弱；撰寫入的獨特面貌被湮沒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
長的文字和總督的文字一模一樣。
只有到 １８ 世紀末，當狄德羅和盧梭的特殊言語經過一段時間傳播開來，
並用通俗語言進行冗長陳達時，這些作家書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
官員，甚至深入到財政界。行政文風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話，這時變得有點
感人和溫柔。一值總督代理向在巴黎的總督抱怨說，「他經常在履行職責時
感到一種極其強烈的痛苦，刺痛著充滿憐憫的心。」
政府像今天一樣，向各教區分發慈善賑濟，條件是居民也須作出一定的
奉獻。當他們奉獻的份額充足時，總監便在分派清單邊上寫道：好，表示滿
意；但是，當份額巨大時，他寫道：好，表示滿意和感動。
行政官員幾乎全是資產者，他們已經構成一個階級，有其特有的精神、
傳統、道德、榮譽感和自尊心。這是新社會的貴族，它已經形成，生氣勃勃，




只待大革命為它騰出位置。
法國行政當局已經具有下述特點：資產階級或貴族，所有想從它的外部
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於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
成立的最小的獨立團體也使它畏懼；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標如何，均使
政府不快；它只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井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大工業公司也
不大遂它的心愿；總之，它不願讓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預對他們自身事務的考
察；它寧願貧乏，也不要競爭。但是，必須讓法國人嘗一點放縱的甜頭，以
慰藉他們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許極其自由地討論有關宗教、哲學、道
德乃至政治種種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論。只要人們不惡意評論政府的芝麻小
官，政府甘願容忍他們攻擊社會當時賴以存在的基本原則，或者甚至討論上
帝的問題，它以為那種事與它無關。
１８ 世紀的報紙，或當時人們所稱作的「加澤特」（ｇａｚｅｔｔｅｓ），刊載四
行詩句多於爭議性文章，儘管如此，政府對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對
書籍它很寬容，對報紙卻非常苛刻；由於無法專橫地予以取締，它便努力使
報刊轉而為政府所專用。我找到一份 １７６１ 年致王國各總督的通告，其中宣布
國王（即路易十五）決定，從今以後，《法蘭西報》①將由政府監督編排，通
告說：「鑒於國王陛下欲使該報饒育興味，確保它凌駕其他報刊之上，因此，」
大臣進一步說道，「你們要寄給我一份簡訊，載明你們財政區內激發公眾好
奇心的一切，尤其是有關物理學、博物學的奇聞趣事。」通告還附有一份內
容介紹，其中宣稱，新報紙雖然較之它所取代的報紙出版更勤，內容更多，
但訂閱費則便宜得多。
總督有了這些文件后，便寫信給總督代理，下令貫徹，但是總督代理開
始回答說，他們一無所知。大臣因而發出第二封信，嚴斤外省無能。「國王
陛下命令我告知你們，他要你們至為嚴肅地負責此事，向你們的屬員下達最
確切的命令。」總督代理行動起來了：其中一，位報告有個走私鹽犯（偷運
鹽）被處絞刑而且表現出很大勇氣；另一位報告該區有個婦女一胎生三個女
孩；第三位報告爆發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但確無任何損失。有一人宣稱，
他曾十分留心，但沒有發現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過他自己仍訂了一份如此
有用的報紙，並打算請所有有教養的人都訂閱。然而這番努力看來收效甚微，
因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說：「國王不辭勞苦，親自詳細了解各項措施，使報
紙辦得更好，並願給這家報紙應得的殊榮和名氣，但是國王看到他的旨意如
此不受重視，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可見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
此外必須承認，在法國，中央政府從來模仿歐洲南部那些政府，它們控
制一切似乎只是為了使一切都陷於荒蕪。法國政府對自己的任務常常是十分
理解的，而且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積極性。但是它的積極性常常毫無結果，甚
至反倒有害，因為它有時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無人能控制的亭。
政府很少進行或很快便放棄最為必要的改革，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撓的
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斷地更改某些規章或某些法律。沒有什麼東西能
在它所處的範圍內得到片刻安寧。新規則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個接著一個更


① 《法蘭兩報》（Gazettede France），1631 年創辦，為法國第一家報紙。1762 年成為政府官方報，每周兩
份。大革命時（1702 年）更名《法蘭西國民報》（Gazettena- tionalede France），成為日報。19 世紀轉為保
王派喉舌。19l4 年停刊。——譯者




替著，使官員們由於身受上級控制，常常摸不清應該怎樣順從。市府官員向
總監本人抱怨，附屬的立法大不穩定，他們說道：「單單財政條例的變化就
足以迫使一個市府官員——即使他是終身職——懈怠自身事務，光去研究備
種新規章。」
即使法律沒有變更，執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變動。若未從舊制度政府
遺留下來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狀態，就無法設想法律最後竟如此遭
人蔑視，甚至遭執行法律者的蔑視，因為那時既無政治議會，又無報紙，大
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為、專橫跋扈和變化無常均不受限制。
在御前會議的判決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
定的，已經頒布，但是未能實行。國王敕令、宣言、詔書都經過莊嚴的登記
註冊，可是在執行中無不受到重重變更。在總監和總督的信函中，我們可以
看到，政府不斷允許人們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辦事。它很少破壞
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據特殊情況，為了辦事方便起見，悄悄地將法律向任一
方向扭曲。
總督致函大臣，談到一個國家工程招標者要求免交入市稅的問題：「確
實，按照我剛剛引證的敕令和判決的嚴格規定，對於這些捐稅，王國內人人
都得交納，無一例外；但是諳熟法律事務的人都知道，這些硬性攤派和隨之
而來的各種處罰一樣，儘管有確立稅制的種種敕令、宣言和判決，卻從未妨
礙例外措施。」
舊制度原形畢露：條規強硬嚴峻，實行起來軟弱松怠；這是它的特點。
誰若想通過法律彙編來判斷那個時代的政府，誰就會陷入最可笑的謬誤
之中。我找到國王于 １７５７ 年頒布的一個宣言，宣稱凡編寫或印刷書刊違反宗
教或現行制度者，將一律被判死刑。出售這類書籍的書店，販賣這類書籍的
商人，均應受此刑罰。那麼我們豈不又回到了聖多米尼克①的時代了嗎？不，
這個時代恰恰是伏爾泰威臨文壇的時代。
人們常常抱怨法國人蔑視法律；哎呀！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學會尊重法律
啊？可以說，在舊制度的人們身上，法律概念應在他們頭腦里佔有的位置一
向是空的。每個懇清者都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其態度之堅決和
咸嚴就像要求人們遵行法規一樣，的確，只有當他們想拒絕法規時才會以法
規來反法規。人民對當局的服從還是全面的，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於習
慣而非出於意願；因為，倘若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波動立即就
可將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
在 １８ 世紀，法國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它後來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體，然
而，由於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
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
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
沒有比低毀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證明這點了。當大革命前的長期的困
惑開始發生作用時，形形色色有關社會與政府的新體系破門而出。這些改革
家們提出的目標雖然不同，他們的手段卻始終一致。他們想借中央政權之手
來摧毀一切，並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們看來，能夠
完成這種任務的，唯有中央政府。他們說道，國家力量應像國家權利一樣，


① 聖多米尼克（1l70—1221），多明我修會創始人，主張苦修，先以佈道團與阿爾比派異喘鬥爭，后內羅
馬教廷委派設宗教裁判所。——譯者




沒有限制：問題只在於勸說它恰當地使用它的力量。老米拉波①是個極端迷戀
貴族權利的貴族，他把總督直截了當地稱為僭越者，並宣布，如果把挑選法
官的權力全部交給政府，法庭不久就會成為特派員幫伙。米拉波本人只信賴
中央政府，認為唯有靠中央政府的行動才能實現他的幻想。
這些思想絕不停留在書本中，它們滲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與風尚融為
一體，進入人們的習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實際中。
大家都認為，若是國家不介入，什麼重要事務也搞下好。種田的人平常
對清規戒律反抗最厲害，連他們也竟然相信，如果農業得不到改進，應主要
歸咎於政府，因為政府既不提供足夠的諮詢，也不提供足夠的幫助。一個種
田人寫信給總督，信的口氣很氣憤，已預示大革命的來臨：「為什麼政府不
任命巡視員，每年在各省巡視一遍農作物狀況，教育種田人改進耕作方法，
告訴他們必須怎樣管牲畜、怎樣把它們養肥、怎樣飼養、怎樣出售以及必須
趕到哪裡上市呢？這些巡視員應當得到豐厚的報酬。作出最出色成績的耕種
者將得到榮譽獎。」
巡視員和十字勳章！這套方法是薩福克郡的農夫從來也想不到的！
在大多數人看來，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確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騎警隊；
而有產者只信任騎警隊。對雙方來說，騎警隊騎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衛者，
而且就是秩序本身。吉那納省議會說道：「那些天不伯地不怕的人，只要一
看到騎警隊騎兵就乖乖地收斂起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因此每個人都希
望在他門口有班騎兵。這一類性質的請求在總督轄區的檔案中比比皆是；似
乎無人想到藏在保護人後面的很可能就是主人。
逃亡貴族到英國后，最感驚異的是英國沒有這種自衛隊。他們驚異不止，
有時對英國人也十分蔑視，其中有個人，雖然德才優異，可是他所受的教育
並沒使他對即將看到的事物有所準備，他寫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英國
佬被偷盜以後反倒慶幸，說至少他們國家沒有騎警隊。這些人對擾亂治安的
一切感到惱火，可是看到煽動分子回到社會當中卻感到自慰，認為法律的條
文勝過一切考慮。」他進一步說道：「這些錯誤思想並非存在所有人的頭腦
中；有些智者想法就與之相反；久而久之，智慧必佔上風。」
英國人的這些怪現象可能與他們的自由有某種關係，但這位流亡貴族沒
有想到這一點。他愛用更科學的原因來解釋這一現　象。他說道：「氣候潮濕，
周圍空氣缺乏活力，這兩者給人的性情留下陰暗色彩。在這樣的國家，人民
自然特別喜愛嚴肅的事物。英國人民的天性愛關注治國之道；而法國人民則
距此甚遠。」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個人出於個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訴狀
數量浩繁，雖然總是以公共利益為名，其實涉及的僅僅是瑣碎私利。裝有訴
狀的文件箱也許是聚集舊制度社會的所有階級的唯一地方。這些訴狀讀起來
令人憂鬱：農民要求賠償他們的牲畜或房屋的損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幫助
他們開發土地；工業家懇求總督給予特權，避免於己不利的競爭。最常見的
是，製造商對總督訴說買賣不景氣，並清他向總監申請教肋或貸款。為此目
的大概設立了一筆基金。
有時連貴族也成了大懇求者；他們的身份使他們乞求時也態度高傲。對


① 老米拉波（1715—1789），重農學派代表人物，經濟學著作有《人類之友或人口論》、《捐稅理論》。
他是著名的立憲派領袖米拉波伯爵之父。——譯者




他們當中很多人來說，二十分之一稅是造成他們依賴性的主要癥結。御前會
議根據總督報告每年制定貴族稅額，因此貴族經常給總督寫信，申請延期或
兔除稅務。我讀過許多這類請求書，書寫人都是貴族，幾乎都有封號，而且
常常是大領主，他們說道，寫請求書是因收入不足或景況不佳。一般來說，
貴族稱呼總督為「先生」，不過我注意到，在請求書中，他們像資產者一樣，
總稱呼他為「閣下」。
在請求書中，窮困和傲慢有時以一種可笑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一個貴族
致函總督道：「您那敏感的心絕不會同意一個貴族的父親像一個平民的父親
一樣，被課以二十分之一稅，分文不差。」
１８ 世紀屢屢發生飢荒，在飢荒時期，各財政區的居民全都求助於總督，
似乎只有從他那裡才能得到糧食。的確，每個人都因貧困而指責政府。連那
些最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於政府；連季節氣候異常，也責怪政府。
看到中央集權制在本世紀初如此輕而易舉地在法國重建起來，我們絲毫
不必感到驚異。１７８９ 年的勇土們曾推翻這座建築。但是它的基礎卻留在這些
摧毀者的心靈中，在這基礎上，它才能突然間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為堅
固。




第七章　　在歐洲各國中，法國如何成為這樣的國家，其首都已取得壓倒
外省的重要地位，並吸取全帝國的精華

首都之所以對帝國其他部分具有政治優勢，既非由於其地理位置，亦非
由於其宏偉，更非由於其宮庶，而是由於政府的性質。
倫敦的居民之多，等於一個王國，但它至今未對大不列顛的命運產生主
導作用。
沒有一個美國公民會設想紐約人民能夠決定美聯邦的命運。而且，甚至
在紐約州內也無人會設想紐約市的單獨意志，就能獨自指揮各種事務，儘管
紐約今天的居民，與大革命爆發時巴黎的居民數量相等。
即使是巴黎，在宗教戰爭①時期，同王國其他部分相比，它的人口同 １７８９
年的巴黎人口可以媲美。然而，它卻不能決定任何事情。投石黨運動（ｌａ
Ｆｒｏｎｄｅ）②時期，巴黎還只是法國最大的城市。
到了 １７８９ 年，巴黎已成為法國本身。
早自 １７４０ 年起，孟德斯鳩就給他的一位朋友寫信說：在法國，只有巴黎
和遙遠的外省，因為巴黎還沒來得及將它們吞噬。１７５０ 年那位好幻想但時有
定見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談到巴黎，他說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
頭腦變得過大，身體就會中風而總崩潰。如果置外省於一種直接依附地位，
將外省居民視同可以說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給他們留有任何求取功各利祿的
職業和途徑，而將一切人才統統吸引至那個首都，假如這樣的話，那麼後果
又將如何！」米拉波將這種情況稱為一種暗中的革命，它從外省抽走了顯貴、
商人，以及所謂的才智之士。
細心讀過前面幾章的讀者已經知道這一現象的原因；這裏若再重複便會
使讀者不耐煩。
這場革命未能躲過政府的眼睛，但是它僅僅以最具體的形式使政府震
動，那就是城市的壯大。政府眼見巴黎一天天擴大，害怕難干治理一個如此
巨大的城市。尤其在 １７、１８ 世紀，國王們頒布了大量敕令，旨在阻止城市的
擴展。這些君主越來越將整個法國公共生活集中於巴黎城內或巴黎郊區，而
他們卻希望巴黎維持小規模。他們嚴禁建築新房屋，如若建築，則須用最昂
貴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不大吸引人的地點建蓋。這些敕令中每一道皆證
明，儘管有前一直敕令，巴黎仍在不斷擴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時期曾六次試
圖阻止巴黎的發展，但皆以失敗告終：巴黎衝破條條敕令，不斷壯大。但是
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牆增長得更快，使巴黎具有這種重要地位的，不是發
主在巴黎城內的事件，而是來自外部的事件。
　與此同時，地方的自由權利到處都在不斷消失。獨立生活的特徵在各地
停止出現；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徵逐漸混淆，舊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迹正在被
磨去。可是，國家並未衰弱：相反，處處都在運動；只不過原動力集中於巴
黎，無數例證中，我在此僅舉一例。在就出版狀況致大臣的多份報告中，我
發現，１６ 世紀和 １７ 世紀初，外省城市曾有一些巨大的印刷廠，但如今沒有


① 1562 至 1598 年法國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戰爭，最後以亨利四世頒布南特敕令容忍新教徒而結束。又稱
胡格諾戰爭。——譯者
②17世紀中葉，路易十四未成年，由馬扎然執政時爆發的巴黎高等法院反對王國政府的政治運動。——譯
者




了印刷工，或者沒有活干。毫無疑問，１８ 世紀末比起 １６ 世紀來，出版的各
類書籍要多得多，但是思想動力只來自中央。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
法國革命爆發之際，這第一場革命已全部完成。
著名旅行家阿瑟・揚離開巴黎是在三級會議召開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獄
前不幾天；他在巴黎剛剛看到的景象同他在外省的見聞形成對照，使他吃驚。
在巴黎，一切都在沸騰；每時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冊子問世：每周甚至發行
９２ 冊。他說道：「即使在倫敦，我也從未見到與之相仿的出版發行運動。」
但在巴黎以外，他覺得一片死氣沉沉；人們很少印行小冊子，根本沒有報紙。
可是外省民情激動，一觸即發，只是尚未採取行動；公民們即便有時集會，
也是為了聽取巴黎傳來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揚都詢問居民們打算做
什麼。「回答到處都一樣，」他說道，「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外省城市，必須
看看巴黎是怎麼乾的。」他進一步說道：「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
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制憲議會竟能一舉廢除法國所有舊省份，實在令人驚異，這些舊省份有
好多比君主制還古老，制憲議會將王國很有條理地劃分為 ８３ 塊不同部分，就
像在新世界劃分處女地一樣。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使全歐洲驚奇甚至恐怖
了，因歐洲對此毫無準備。伯克說道：「看到人們將自己的國家用這樣野蠻
的方法進行分割，這還是第一次。」的確，人們似乎在撕裂活生生的軀體，
其實只是在分割屍體罷了。
巴黎就這樣終於從外部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與此同時，在巴黎內部
也完成了另一個同樣值得歷史注意的轉變。巴黎不再只是交換、貿易、消費
和娛樂的城市，巴黎已成為工場和製造業的城市，這第二個事實賦予第一個
事實一種嶄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點。
事情由來久遠；自中世紀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國內最大、手藝最巧的城
市。這點到了近代愈為明顯。隨著行政亭務全部集中到巴黎，工業也集中到
這裏。巴黎越來越成為時尚的典範和仲裁者，成為權力和藝術的唯一中心，
成為全國活動的主要起源地，法國的工業生活更加收縮集中於巴黎。
儘管舊制度的統計文獻常常不足為信，可是我認為，人們可以有把握他
說，法國革命前 ６０ 年間，巴黎工人數字已增長兩倍；而在同時期，巴黎總人
口僅增長三分之一。
除上文所講的普遍原因之外，還有一些極其特殊的原因將工人從法國各
個角落吸引到巴黎，並逐漸使他們聚集在某幾個區內，這些區最終成為工人
區。巴黎當時對工業設置的財政立法障礙比法國其他地方要少；任何地方也
沒有巴黎那樣易於逃脫行會師傅的束縛。某些郊區，如聖安托萬區和唐普爾
區，在這方面尤其享有極大特權。路易十六更加擴大了聖安托萬區的這些特
權，竭力在該區積聚大量的工人人口，「要給與聖安托萬區工人我們實行保
護的新標誌，使他們擺脫那些損害他們利益也損害貿易自由的種種障礙，」
這位不幸的國王在一份敕令中這樣說道。
巴黎的工廠、製造業、高爐在大革命前夕大量增長，終於使政府警覺起
來。看到工業的發展，政府充滿若干臆想的恐懼。我們在文件中發現 １７８２
年御前會議的判決，它說道：「鑒於製造業的飛躍發展導致木材的消耗，損
及城市的供應，國王禁止今後在城市方圓 １５ 里之內建造這類工廠。」至於這
種人口聚集會產生的真正危險，當時並無人察覺。
這樣，巴黎變成了法蘭西的主人，並且已經彙集起一支軍隊，這支軍隊




將成為巴黎的主人。
看來，今天人們已相當一致地認為，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
無上權力，是 ４０ 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無
需費力便將使大家看到，舊君主制突然之間猛烈毀滅，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
於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場革命的主因之一。




第八章　　在法國這個國家，人們變得彼此最為相似

誰注意考察舊制度下的法國，准就會碰到兩種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舊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置身社會中上層的、
唯一引人注目的人們，他們彼此之間簡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還豎立著無數小障礙物，將人群分割成
許許多多部分，而在每個部分的小圍牆內，又似乎出現了一個特殊社會，它
只顧自身利益，不毒與全體的生活。
想到這種幾乎無上境的劃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國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
民更缺乏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互相支持的精神準備，所以，一場偉大的革命
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我想象到了被這場大動蕩本身所推倒的
全部個障礙物，我馬上看到一個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見到的任何社會都更為密
集、更為一致的冰冷的社會。
我說過，在幾乎整個王國，長期以來，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經消失；這就
促使一切法國人彼此極為相似。透過依然存在的各種差異，國家的統一已經
明顯可見；立法的一致性是國家統一的表現。
隨著 １８ 世紀的進展，國王的敕令文告、御前會議的判決數量增加，它們
在整個帝國以同一種方式執行同樣的規章制度。不僅僅統治者，而且被統治
者也認為法律應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樣，對所有的人都一樣，這種思想，
在大革命爆發前 ３０ 年不斷出現的改革規劃中均有體現。而在兩個世紀以前，
這種思想的材料，假使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還竟告閥如。
不僅各省之間越來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內，不同階級的人，至少是所有
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變得越來越彼此相似，儘管他們的地位各異。
１７８９ 年不同等級所呈陳情書最能證明這一點。人們看到，那些起草人因
利益而發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們又顯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級會議，定會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資產者與貴族那
時有著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務；他們表現出更輕微的互相仇恨，但是
他們彷彿仍屬於兩個不同的種族。
時間維持了並且在許多方面加劇了這兩種人不同的特權，時間也起著奇
異的作用，使兩者在所有其他方面變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紀以來，法國貴族不斷貧困化。「儘管享有特權，貴族每天都在
破產、消亡，第三等級卻佔有財富」，一位貴族在 １７５５ 年悲傷地這樣寫道。
保護貴族財產的法律倒是始終如一，貴族的經濟地位亦未出現變化。然而，
隨著貴族權力的喪失，他們以相應的比例到處陷於貧困。
人們會說，在人類制度中，如同在人體內一樣，在履行不同生存職能的
各種器官之外，還存在一種看不見的中心力量，這種力量　乃是生命的本源。
器官看來仍像以往一樣運動，然而卻是枉然，當這賦予生命的火焰最終熄滅
時，一切頓時落入衰弱與死亡。法國貴族還享有種種替代繼承權利；伯克甚
至注意到，在他的時代，替代權利在法國比在英國更加常見，更有強制性，
如長子繼承權、永久地租，以及人們所謂的一切用益權；貴族已經兔除了為
戰爭支付的大量錢財，但是貴族保持免稅權，而且這種權大為增加，這就是
說，他們在失去職務的同時，保住了補貼。此外，他們還享有許多他們的先
輩從未享有的金錢上的好處，然而，隨著治理的習慣與精神的喪失，他們逐
漸貧困化。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種大規模的地產劃分，其部分原因，正是




貴族的逐漸貧窮化。貴族將土地一塊一塊地出賣給農民，只保留領主的定期
租金，定期租金使貴族僅僅維持徒有其表的門面而已。在法國的許多省，如
蒂爾戈提到的利穆贊，只有貧窮的小貴族，他們差不多不再擁有土地，只是
靠領主權和地租維持生活。
一位總督早在本世紀初就寫道：「在這個財政區，貴族家庭的數量仍然
增至幾千家；但是其中年金近 ２００００ 里佛的人家還不足 １５ 家。」１７５０ 年，
從另一位總督（弗朗什—孔泰的總督）向其繼任者所作介紹中，我讀到這樣
的話：「這個地方的貴族相當和善，但非常貧窮，他們既驕傲又貧困。同他
們過去的境遇相比，他們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貴族處於這種貧困狀態，迫使
他們服務、向我們求援，這並非壞政策。」總督補充道：「他們組成一個團
體，只接納那些能證明四代宗親為貴族的人。這個團體未得到許可證，只不
過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總督蒞臨下，召集會議。他們一起用餐和做
彌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騎著駑馬，另一些人徒步。你會看到這種集會多
么滑稽。」貴族逐漸貧困化這種現象，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大陸或多或
少都可見到，在那些地方，像在法國那樣，封建制度已經消失而又無新的貴
族制形式代替它。菜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這種沒落尤為明顯，特別引
人注意。只有在英國，情況截然相反。在那裡，迄今猶存的古老貴族世家不
僅保持著，而且還大大增長了他們的財富。他們不僅在財富上而且在權力上
仍首屈一指，在他們旁邊成長起來的新貴族只能模仿他們的富有，而無法超
越他們。
在法國，大概只有平民繼承貴族失去的所有財產，有人曾說他們是吸取
貴族養分壯大起來的。然而沒有任何法律阻止資產者破產，也沒有任何法律
幫助資產者致富；可是資產者卻不斷發財致富；在很多情況下，他們變得與
貴族一樣富有，有時比貴族還要闊氣。而且他們的財富常屬同一種類：儘管
他們平時住在城裡，他們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時甚至還取得領地。
教育與生活方式已經使這兩種人具有無數其他相似之處。資產者與貴族
具有同樣多的知識，而且尤須注意的是，資產者的知識恰恰是同一來源。兩
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對於雙方來說，教育同樣是理論性與文學性的：巴黎
越來越成為法蘭西的唯一導師，它已賦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為舉
止。
１８ 世紀末，人們尚可以看出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舉上行為有所不同，因
為，人們所謂的舉止行為這種外表的風尚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變得一致；但是，
實質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們具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
習慣、同樣的嗜好，從事同樣的娛樂，閱讀同一類書，講著同一言語。他們
除權利外，概無差別。
我懷疑這種現象當時在其他國家能否達到同樣程度，即便是在英國，雖
然不同階級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們仍舊常常在精神和風尚方面
有所差異；因為具備這種奇異力量的政治自由，雖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間建立
必要的關係和互相依附的聯繫，卻不能因此而使他們永遠彼此相等；正是獨
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
政體的必然後果。




第九章　　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
體，彼此漠不關心

現在，讓我們察看一下這幅畫的另一面，看看這些彼此如此相似的法國
人，怎麼反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加互相孤立，這種情況即使在法國也是前所未
見的。
在歐洲建立封建制度的時代，人們後來所謂的貴族，可能當時並未立刻
形成種姓，貴族究其根源，是由國家中的所有首領構成，因而最初只不過是
掌權階級。這個問題我不想在這裏討論；我只須指出，早在中世紀，貴族已
變為種姓，就是說，其特殊標誌是出身。
貴族將掌權階級的固有特徵保留下來，他們是進行統治的公民團體，但
是惟有出身才能決定誰將成為團體的首腦。所有非貴族出身者均被排除在這
個特殊而封閉的階級之外，他們在國家裡只能據有或高或低、但永遠是從屬
的職位。
在歐洲大陸每一個確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貴族最終都變成種姓；惟有
在英國又重為掌權階級。
有一個事實使得英國在所有現代國家中顯得獨特，並且惟有它才能使人
們理解英國法律、英國精神以及英國歷史的特殊性，然而這個事實並來使得
哲學家和政治家傾注更大的注意力，而英國人自己出於習慣也對這個事實視
而不見，對此我始終感到驚異。人們對這個事實視而下清，語焉不詳；依我
看，人們對它從來也沒有一個全面清晰的看法。１７３９ 年，孟德斯鳩遊歷英國，
他一針見血地寫道：「我置身於一個與歐洲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國家」；可
惜他沒有再往下說。
使得英國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並不是它的國會、它的自由、它的公開
性、它的陪審團，而是更為特殊、更為有效的某種東西。英國是真正將種姓
制度摧毀而非改頭換面的唯一國家。在英國，貴族與平民共同從事同樣的事
務，選擇同樣的職業，而更有意義的是，貴族與平民間通婚。最大的領主的
女兒在那裡已能嫁給新人，而不覺得有失體面。
如果你想知道種姓及其在人民中造成的各種思想、習慣、障礙是否已在
那裡最後消滅，那就情你考察一下婚姻狀況。只有在這裏，你才能找到你未
發現的帶有決定性的特徵。在法國，甚至到了今天，民主雖已有了 ６０ 年之久
的歷史，你也常常找不到這種特徵。舊的世家和新的家族在所有方面似乎已
融為一體，然而還是百般避免聯姻。
英國貴族較之其他貴族，一向更謹慎、更靈活、更開放，這種特點常引
起人們注意。必須提及的是，長期以來，在英國已不存在那種嚴格意義上的
貴族，假使貴族這個詞在此沿用它在別國保留的古老的嚴密意義的話。
這場獨特的革命因時間久遠，湮沒無聞：但是仍留有潔生生的證據：這
就是慣用語。若干世紀以來，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ｌｎｍｅ（貴族）一詞在英國已完全改變
了含義，而 ｒｏｔｕｒｉｅｒ（平民）一詞現已不復存在。１６６４ 年，莫里哀寫了《達
爾杜弗》，劇中有一詩旬要逐字譯成英文已經不可能了：Ｅｔ，ｔｅ１　ｑｕｅ１，ｏｎ　ｌｅ
ｖｏｉｔ，ｉ１　ｅｓｔ　ｂｏｎ　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ｌｎｍｅ。
（別瞧他那副模樣，他還是個出色貴族。）
如果你想把語言科學再次應用於歷史科學，那麼請你穿越時間和空間，
跟蹤 ｇｅｎｔ１ｅｍａｎ（紳士）一詞的命運，這詞是從法語 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貴族）一




詞衍化來的；你將看到它的意義在英國隨著不同的社會地位互相接近、互相
融合而擴大。每一世紀，這詞所指的人的社會等級就更低一點。它最終和英
國人一起傳到美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民。它的歷史亦即民主的
歷史。
在法國，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貴族）一詞始終局限於它的原始含義的狹窄範圍，
大革命后，這伺已幾乎無人使用，但詞義從來改變，仍舊是指該種姓的成員。
這個詞之所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原因在於種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
一樣與所有其他社會等級分離。
但是我想更進一步，我敢說，同這詞產生之際相比，種姓與其他等級的
分離更變本加厲，而且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種與英國方向相反的運動。
如果說資產者與貴族更加相似，那麼同時他們彼此更加隔離：這兩方面
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僅未能減輕另一方，反而常常使之加重。
在中世紀，只要封建制度還保留著統治權，經管領主土地的一切人（封
建時代的語言嚴格地稱之為附庸）——其中很多不是貴族——經常與領主台
伙治理領地，這甚至成為領地轉讓的首要條件。他們不僅必須跟隨領主作戰，
而且按照恃許權，他們每年有一段時間得在領主法庭中渡過，幫助領主進行
審判，治理屠民。領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出現在歐洲所有
古老法律中，而且至今在德國許多地方，還可見到極為明顯的遺迹。法國革
命前 ３０ 年，博學的封建怯學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維爾①曾想到寫一部巨著，
研究封建法與領主的土地賦稅簿籍革新。弗雷曼維爾告訴我們，他在「許多
領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每 １５ 天必須去領主法庭，他們聚齊之後，便和領主
或他的普通法官一起審理居民中發主的刑事案和糾紛。」他還說：「他在一
個領地上，有時能發現 ８０、１５０ 乃至 ２００ 個這類附庸。他們當中多數是平民」。
我在此引用原話不是當作一種證據，因為證據不勝枚舉，而是當作一個例子，
說明在最初和在長時期內，農村的階級如何與貴族接近、如何與貴族混合以
處理同樣的事務。領主法庭為農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級會議與更晚
些的全國三級會議也為城市資產者作了。
研究 １４ 世紀三級會議留下來的資料，特別是同時期省三級會議的資料，
使我們不能不為第三等級在這些會議中所佔的地位以及所發揮的力量感到驚
異。
作為個人，１４ 世紀的資產看無疑遠不及 １８ 世紀的資產者；但是資產階
級作為整體，在當時的政治社會中，卻佔據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資產
階級參加政府的權利是無可爭辯的，資產階級在政治議會中起的作用始終是
重要的，常常舉足輕重。其他階級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視資產階級。
但是特別令人驚異的，是貴族和第三等級當時如此輕而易舉地——而後
來就不行了——共同管理事務，共同進行抵抗。不僅在 １４ 世紀三級會議中是
如此：那時由於天災人禍，三級會議帶有非正規的革命的性質，而且在同時
期的、按正規的慣例辦事的省三級會議中也是如此。奧弗涅省的情況就是這
樣，三個等級共同制訂出最重要的借施，並由三個等級中均等選出的特派員
監督實行。同一時期，在香檳省也有同樣景象。１４ 世紀初，在大量城市中貴
族與資產者為了保衛國民自由和各省特權，反對王權的侵害而聯合起來，這


① 弗雷曼維爾（1680—1773），曾為大法官、領地權專員，著有許多有關封建法權的著作，其中有《土地
賦稅簿籍和領地法革新的普遍實踐》。—譯者




一著名的運動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那個時期，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這類插曲，
就像是從英國歷史中抽出來的一樣。在以後的世紀中，這樣的景象再也見不
到了。
實際上，隨著領地統治的瓦解，三級會議越來越少召開甚或停止，普遍
自由權利最後死亡，地方自由隨之毀滅，資產者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
有聯繫。他們再也感覺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濟的需要：他們一天天彼此
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到 １８ 世紀這場革命完成了：這兩種人只是在私生活
中偶而相遇。這兩個階級不僅是競爭對手，他們已成了敵人。
法國的特殊點在於，在貴族等級喪失政治權力的同時，貴族作為個人，
卻獲得許多他從未享有過的特權，或增加了他已經享有的特權。可以說，肢
體靠死亡的軀體致富。貴族階級的統治權越來越少，但是貴族卻越來越多地
享有充當主人第一奴僕的專有特權，路易十四時期較之路易十六時期，平民
更易為官。當這種情況在法國還很少見時，在普魯士已是司空見慣了。這些
特權一旦取得，便世襲相傳，不可分離。這個貴族階級越是不再成為掌權階
級，就越變為種姓。
讓我們看看所有這類特權中最令人厭惡的特權——免稅特權吧：顯而易
見，自 １５ 世紀到法國革命，兔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它隨著國家開支的迅速
增長而增長。查理七世①統治時期所征軍役稅僅 １２０ 萬里佛，因此，兔交軍役
稅的特權很小；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所征軍役稅 ８０００ 萬里佛，免稅特權就很
大。當軍役稅是平民交納的唯一稅時，貴族免稅還不大明顯：但是，當這類
捐稅以各種名目、各種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種捐稅也彼化作軍役稅，中世
紀聞所未聞的各種負擔，如用於一切工程或公共事業的各種徭役，以及自衛
隊等等，所有這些負擔都添加到軍沒稅和它的附加稅中，並且徵稅亦不平等，
這時，貴族的免稅量就顯得龐大起來。當然，不平等儘管很明顯，其外表卻
大於實際；因為貴族本人兔稅，卻得替佃戶交稅，但在這方面，人們看到的
不平等比起人們感受到的不平等，更為有害。
路易十四末期，迫於財政需要，確定兩項普遍稅，人頭稅和二十分之一
稅。但是，就像免稅本身是某種可尊敬的特權，即便觸犯它也得奉若神明，
人們小心翼翼，凡共同交稅的地方，徵收時也有所區別。對一些人來說，捐
稅嚴厲而有損各譽；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寬容而且榮耀。
儘管在捐稅問題上，整個歐洲大陸都存在著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
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讓人經常有所感受。在德國一
大部分地區，大多數捐稅是間接稅。就直接稅本身而言，貴族特權常常在於
承擔較小的共同捐稅負擔。另外，貴族還得繳納某些特別稅，旨在保住無償
服兵役的地位，實際上已不要求貴族無償服役。
然而，所有這些將人和階級加以區別的措施中，捐稅不平等危害最大，
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製造孤立，並且，可以說，使不平等與孤立二者變得無
可救藥。因為，請看後果：當資產者和貴族不再繳納同樣的捐稅時，每年，
捐稅攤派徵收都重新在他們中間劃出一條清楚明確的線——階級的界限。每
年，每一個特權者都感到一種現實的、迫切的利害，即不讓自己再與民眾混
同，並作出新的努力與之分離。


① 查理七世（1422—1461 年在位）是在百年戰爭王室衰微時期由貞德在蘭斯擁立為王的。繼位后終於趕走
英國人，基本統一法國。——譯者




公共事務幾乎沒有一項不是產生於捐稅，或導致捐稅，因此。自從這兩
個階級不再平等地繳納捐稅之後，他們便幾乎再沒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議問
題，再沒有任何原因使他們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著費事去將他們分
開：人們已用某種方式，剝奪了他們共同行動的機會與願望。
伯克曾為法國舊政體勾畫了一幅肖像，對之加以美化，他贊成我們的貴
族制度，尤其看重資產者輕易便能獲取官職臍身貴族這一點：他覺得這同英
國開放的貴族制相似。的確，路易十一曾經成倍增加封爵人數：這是貶抑貴
族的一個手段：路易十一的後繼者為獲取金錢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晉爵。內
克告訴我們，在他那個時代，為晉陞貴族提供的官職數量已達 ４０００ 個。任何
歐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現類似現象：而伯克試圖證明法國與英國類同，這隻能
是大錯特錯。
如果說英國中產階級不僅沒有對貴族進行戰爭，反而如此緊密地與貴族
聯合在一起，這絕不是因為英國貴族具有開放性，而是因為像人們所說的那
樣，英國貴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為人們能夠進入貴族階級，而
是因為人們從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進入了貴族階級，因此所有接近貴族的人
都自以為是貴挨的一部分，都能與貴族政府相結合，並從貴族的權勢中分享
某些光彩和好處。
但是法國貴族與其他階級之間的障礙，儘管非常容易跨越，卻始終是固
定明顯的，它帶育光彩奪目的標誌，易於辨認，而且為非貴族所憎惡。一旦
越過這道障礙，這些非貴族就以享受特權同他們原先的階層分開了，這些特
權對原階層的人來說是難於忍受和可恥的。
貴族授封制度絲毫沒有減少，反而無限地增加了平民對貴族的仇恨。新
貴族引起了從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從而加劇了仇恨。因此第三等級
在他們的陳情書中對敕封貴族的憤怒一直大子對世襲貴族的憤怒，而且不僅
不要求擴大，反而要求將平民通向貴族的門徑縮小。
在法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貴族爵位能像在 １７８９ 年那樣容易獲
得，資產者和貴族也從來像 １７８９ 年那樣彼此分離。不僅貴族無法容忍在他們
的選舉團中有帶資產階級氣味的東西，資產者也同樣將所有帶有貴族外貌的
人逐開。在某些省份，新封貴族彼世襲貴族排斥，因為後者認為他們不夠高
貴，他們也被資產階級排斥，因為人們認為他們貴族氣太重。據說有名的拉
瓦錫①就是這種情況。
假如我們撇開貴族階級來考察這個資產階級，我們會看到完全相同的景
象，資產者與人民相互分離，幾乎同貴族與資產者相互分離一樣。
在舊制度下，中產階級幾乎全部住在城市。導致這一後果的原因有兩個：
貴族特權與軍役稅。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領主平常對農民親密和氣，但是他
對自己的鄰人——資產者——卻十分蠻橫無禮。隨著他的政治權力縮小，而
且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種蠻橫無禮不斷增長；因為，一方面，由於不再統
治，他再無必要去敷衍那些能幫助他統治的人，另一方面，正如人們經常注
意到的那樣，領主喜歡以無節制地使用他那些表面權利來對自己的真實權力
的喪失進行自我安慰。甚至連他不在領地居住這一點，不僅沒有減輕，反而
增加了鄰人的痛苦。不在地主制對此毫無裨益；因為由代理人行使的各種特


① 拉瓦錫（1743—1794），著名化學家。17s9 年當選三級會議代表，進入新政府任職，寫了《論法蘭西王
國領土財富》。1793 年被國民公會以舊包稅人名義逮捕.次年被送上斷頭台。——譯者




權只能使之更難於忍受。
然而，我不知道軍役稅和所有納入軍役稅的捐稅，是否更能說明問題。
我想，我本可以通過寥寥數語說明為什麼軍役稅和其附加稅對衣村的負
擔比對城市的負擔沉重得多；但這對讀者來說可能無用。因而我只須說，聚
集在城市裡的資產者有種種辦法減輕軍役稅的壓力，並常常完全免交軍役
稅，而如果他們留在領地上，誰也無法單獨找到這些辦法。通過這種方式，
他們逃避了徵收軍役稅的義務，這個義務比起繳納軍沒稅的義務更使他們害
怕，這其中自有道理，因為在舊制度下，甚至我認為在任何一種制度下，什
么也沒有比教區軍役稅徵稅員的處境更糟糕的了。對這個問題，我下面還有
機會說明。可是在鄉村，除了貴族，誰也逃不掉這個負擔：平民中有錢的人
寧可出租財產，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願受此冤孽。蒂爾戈對我們說：「軍
役稅的徵收使農村中所有平民所有者幾乎都變成了城市資產者」。蒂爾戈的
觀點與我曾有機會查閱的有關秘密文件相符。順便說一下，這就是使法國比
起歐洲大部分其他國家來，布滿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原因之一。
富裕平民在城垣之內蟄居下來，不久便失去了田園嗜好和田園精神，他
們對依然留在農村的同類人的勞動和事務變得完全陌生了。可以說，他們的
生活此後只有一個目的：渴望在他所移居的城市中成為政府官員。
若認為今天幾乎所有法國人，尤其是屬中產階級的法國人對職位的酷愛
產生於大革命，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它的產生早在若干世紀之前，而且，
從那個時代以來，人們細心給與它以千百種新的滋養，因而它不斷增長。
舊制度下的職位並不總是與我們的職位相似，但是我覺得，那時的職位
更多，較小職位的數量簡直沒有窮盡。僅僅自 １６９３ 年至 １７０９ 年，所設職位
就達四萬之多，而且連最微未的資產者幾乎都可以謀得。我曾經計算過，在
一個中等規模的外省城市，１７５０ 年擔任法官職務的竟達 １０９ 人，擔任執達吏
的有 １２６ 人，所有這些人都來自城市。資產者對於擔任這些職位所抱的熱情
真是前所未有。一俟他們中間有誰自覺擁有一筆小小資本，他便立即用來購
買職位，而不是用於做生意。這種可憐的野心甚至比起行會師傅和軍役稅來，
對法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為害更大。職位一旦出現短缺，求職者就開動腦筋，
冥思苦想，很快就發明出新的職位。有位朗貝爾維爾先生髮表一篇論文，論
證在某一行業中設立監察員完全符合公共利益，而且在文未主動提出願擔當
這一職務。我們當中有誰還不知道這位朗貝爾維爾呢？一個人略識文墨，生
活優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職，那就死不瞑目。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道：「每
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都想從國王那裡謀得一官半職。」
在這方面，我在此所講的時代與我們時代之間存在的最大差異在於，當
時的政府鬻賣職位，而今天政府則授與職位，要想獲取職位，不用掏錢，人
們手段更高明：將自己交付出去。
由於居住地點不同，更主要由於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見的利害關係，
資產者與農民分離了。人們理所當然地抱怨貴族在捐稅問題上的特權；但是
對資產者的特權又該怎樣說呢？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產者免去全部或部分
公共負擔：此人兔去自衛隊的負擔，另一人免去勞沒的負擔，另一人免去軍
役稅的負擔。當時有篇文章寫道，除了貴族與教士之外，哪個教區內沒有幾
位居民靠著職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種免稅權呢？有時，相當數量的留給資產者
的職位被削減了，原因之一是由於兔繳軍役稅者為數眾多，竟使國家收入減
少。我絲毫也不懷疑，資產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




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
這些可悲的特權使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心中充滿嫉妒，而使那些享有
特權的人更加自私白利，趾高氣揚。在整個 １８ 世紀，沒有什麼比城市資產者
對郊區農民的敵視和郊區對城市的妒忌更為顯而易見的了。蒂戈爾說道：「每
座城市都只顧自己的特殊利益，為此它們不惜犧牲本區的農村和村莊。」蒂
爾戈在別處對總督代理講話時還說過：「你們經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種時時帶
有篡奪住和侵犯性的傾向，城市對於本區的農村和村莊的所作所為，便具有
這一特徵。」
在資產者眼中，甚至和他們一同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民也變得陌生起來，
幾乎成了敵人。他們確定的本地開支大部分均轉嫁給下層階級單獨承擔。我
曾不止一次地證實這同一位蒂爾戈在其著作的另一處所講過的話：城市資產
者已找到一種方法制訂入市稅，以免承受這個重擔。
但是這個資產階級的一切所作所為中，最突出的是，他們生怕將他們與
人民混同，井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擺脫人民的控制。城市資產者在一封致
總監呈文中說道：「假如國王同意市長職位重新實行選舉制，那麼最好是強
迫選舉人只從主要的顯貴中，甚至只從初級法院中挑選。」
我們已經看到國王的政策是怎樣不斷地從城市人民手中奪走他們的政治
權利。從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國王的一切立法都貫穿著這一思想。城市資
產者經常參与這項立法，有時還提出建議。
１７６４ 年市政改革期間，一位總督詢問一座小城市的市政官員，是否必須
保留手工業者和其他小民選舉行政官員的權利。官員們回答說：『認民從未
濫用此權，給他們保留挑選官員的權利無疑對他們是一種安慰，但是，為了
維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定，最好還是將此權交與顯貴會議。」總督代理說，
他已在官邸召集「六名優秀的城布公民」舉行秘密會議，這六名優秀公民一
致同意將選舉委託給構成顯貴會議的不同團體中的若干代表，而不是像市政
官員們建議的那樣，委託給顯貴會議。總督代理比這些資產者更支持人民自
由權，他在轉達資產者的意見的同時，進一步說道：嚇過對於手工業者來說，
繳納捐稅卻無權控制如何使用這筆錢，這種事實在難以忍受，而那些徵收捐
稅者由於享有捐稅特權，卻與這個問題最少利害關係。」
但是讓我們描完這幅圖畫；現在讓我們把人民放在一邊來考察資產階級
本身，就像我們曾把資產者放在一邊來考察貴族階級一樣。我們注意到，在
遠離其他國民的這一小部分國民中，分成無窮盡的片片塊塊。法國人民看來
就像那些所謂的基質一樣，隨著現代化學對它們進行更仔細的觀察，便會發
現新的可分離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顯貴當中，我找到的不同團體竟達 ３６
個以上。這些不同團體儘管極端微小，仍在不斷向細微分化；它們每天都在
清洗內部可能存在的異質部分，以便縮簡為單一原素。有些團體經過這樣一
番痛快的清洗，成員已縮減到三四人。他們的個性反倒更強烈，更好爭吵。
所有這些團體均因某些小特權而彼此分離，最不誠實仍是光榮的標誌。在它
們之間，經常發生誰居上位的無休止的鬥爭。他們的爭吵聲使總督和法官頭
昏腦脹。「人們終於決定聖水必須首先獻給初級法院，然後才獻給城市團體。
高等法院猶豫不決，但是國王已將此案提交御前會議，並已親自決定。是時
候了；這個案子曾使全城沸騰。」如果有人在顯貴大會中讓這個團體壓倒另
一團體，那麼後者便不出席會議；他們寧可放棄公共事務，也不願看著他們
的尊嚴受貶。箭城假髮師團體決定「他們將用這種方式表明，讓麵包師居首




位理所當然地引起他們的痛苦」。一座城市中的部分顯貴頑固拒絕履行職務，
總督說道，「因為會議接納了幾個手工業者，而首要的資產者恥于與他們為
伍」。另一省的總督說道，「如果將助理法官的職位授與一位公證人，就會
使其他顯貴感到厭惡，公證人在這裏乃是出身卑微的人，他們不是來自顯貴
之家，而全都當過書記。」我上面談到的六位優秀公民隨便就決定了必須剝
奪人民的政治權利，但當問題關係到哪些人將成為顯貴，在他們之間確立什
么先後順序時，他們便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窘境。在這種問題上，他們只是謙
卑地表示疑問，他們說，他們擔心「會給他們的幾位同胞造成過大的痛苦」。
在這些小團體因自尊心而不斷相互摩擦中，法國人固有的虛榮心變得更
強、更敏銳，而公民的正當的自豪感卻被遺忘。１６ 世紀，我剛才提到的行會
大多數就已存在，但其成員在處理好他們各自聯合會的事務以外，不斷地與
所有其他居民相聚，以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在 １８ 世紀，他們差不多
完全閉關自守；因為有關市政生活的活動已漸稀少，並且全由受委託人代理。
因此，每一個小團體都只圖私利，事不關已，高高掛起。
我們的祖先並沒有個人主義一詞，這是我們為了自己使用而編造出來
的，在他們那個時代，實際上並不存在不隸屬任何團體而敢自行其是的個人；
但是法國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小團體組成的，而每個團體只顧自己。這就是，
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一種集體個人主義，它為我們熟悉的真正的個人主
義做好了精神準備。
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所有這些彼此隔離的人，卻變得如此淚似，只要
變換一下他們的位置，便無法再認出他們。而且，誰要是探究他們的思想，
誰就會發現，把如此相同的人隔離開來的那些小障礙物，在他們本人看來也
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常理，而且從理論上說，他們已經嚮往統一。他們
每一個人堅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
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們是願意融合為一個整體
的。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毀滅與各階級的分離如何導致了幾乎所有使舊制度
滅亡的弊病

我剛描述了在所有侵蝕舊制度機體、迫使舊制度滅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
弊病。現在我要再探討一下如此危險、如此奇怪的疾病的根源，並說明與之
俱未的還有多少種其他弊病。
假如英國人從中世紀開始，便像我們一樣完全喪失了政治自由和由此派
生而出的地方獨立，那麼組成英國貴族的各個不同階級很可能就會互相分
離，猶如在法國和不同程度上在歐洲各處所發生的那樣，而且所有階級都可
能與人民分離。但是自由迫使他們始終相互往來，以便必要時取得一致。
有趣的是，英國貴族在其野心驅使下，必要時竟能與下屬打成一片，假
裝將他們當作同濟。前面援引的阿瑟・揚，他的書是現存有關舊法國的最有
教益的著作之一，他講到有一天在農村，他來到利昂古爾公爵家，表示想和
附近幾個最能幹最富裕的種田人了解些情況。公爵便叫管家把他們找來。這
位英國人對此發表議論說：「在英國領主家，可以請三四個莊稼漢來和主人
全家一起吃飯，並坐在上流社會的貴婦人們當中。這種事我在英國至少見到
過一百次。可是在法國，從加來到巴約訥，這種事哪裡也尋不到。」
確實，從天性來說，英國貴族比法國貴族更加傲慢，更不善於與所有地
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貴族處境迫使他們有所收斂。為了維持統治，他
們什麼都能做。在英國，幾個世紀以來，除了有利於貧苦階級而陸續推行的
納稅不平等外，其他捐稅不平等已不復存在。請思考一下，不同的政治原則
能將如此鄰近的兩個民族引向何方 １１８ 世紀在英國享有捐稅特權的是窮人；
在法國則是富人。在英國，貴族承擔最沉重的公共負擔，以便獲准進行統治；
在法國，貴族直到滅亡仍保持兔稅權，作為失掉統治權的補償。
１４ 世紀，「無納稅人同意不得徵稅」這句格言在法國和在英國似乎同樣
牢固確定下來。人們經常提起這句話：違反它相當子實行暴政，恪守它相當
于服從法律。在那個時代，正如我說過的，法國的政洽機構和英國的政治機
構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民族的命運彼此分
離，越來越不同。它們就像兩條線，從鄰近點出發，但沿著略有不同的傾斜
度伸展，結果兩條線越延長，相隔越遠。
我敢斷言，自國王約翰①被俘、查理六世②瘋癲而造成長期混亂、國民疲
憊不堪之日起，國王便可以不經國民合作便確定普遍稅則，而貴族只要自己
享有免稅權，就卑鄙地聽憑國玉向第三等級徵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幾乎
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它們折磨舊制度後期的生命並使它驟然死亡。我很
讚賞科米內①這句具有遠見卓識的話：「查理七世終於做到了不需各等級同意
便可任意征派軍役稅，這件事成為他和他的後繼者心上沉重的負擔，並在王
國身上切開一道傷口，鮮血將長期流淌。」


① 英法百年戰爭時期，英國名將愛德華親王在普瓦提埃大敗法軍，俘獲法王約翰 二世，時在 1356 年。—
—譯者
② 查理六世（1380—1422 年在位），因瘋癲而把朝政均交其叔父們治理，給果釀成 內亂，英國乘機重新
開戰，1415 年取得阿贊古爾二役的勝利，法國被迫簽訂辱國的特魯 瓦條約。——譯者
① 科米年（約 1447—1511），歷史學家，著有八卷《回憶錄》，述及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朝代歷史，並在
政界外交界任過要職。——譯者




請想想，這道創口如何隨著年代的流逝而在事實上擴大，請一步一步觀
察事情的後果。
福爾勃親②在他造詣極深的著作《法國財政研究》中說得好，在中世紀，
國王一般均靠領地的收入生活；他又說道：「既然特殊需求是由特殊捐稅來
提供的，因此就由教上、貴族和人民共同負擔。」
１４ 世紀，經三個等級投票表決的普遍捐稅大部分具有這一特點。這時期
訂立的幾乎所有捐稅都是間接稅，就是說，所有消費者不加區別均須完納。
有時捐稅是直接稅：這時，捐稅根據不是財產，而是收入。貴族、教士和資
產者必須在一年之內，向國王上交，比方說，他們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我
所說的經三級會議表決的捐稅，也應包括在同一時期由各省三級會議所訂的
本地區的捐稅。
的確，自那個時期以來，稱作軍役稅的直接稅，從來沒有向貴族征派。
無償服兵役的義務使貴族免交軍沒稅；但是軍沒稅作為普遍捐稅在當時範圍
有限，多用於領地，而不用於王國。
當國玉第一次憑藉自己的權威徵收捐稅時，他懂得首先必須選擇一項看
來不致直接損害貴族的捐稅；因為貴族在當時是與王權敵對的危險階級，他
們決不會容忍損害他們利益的革新，因此國王選定一項他們免交的捐稅；他
征軍沒稅。
於是，在已經存在的所有個別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項更普遍的不平等，
從而加劇並維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從那開始，國庫的需求隨著中央政權權
限的增長而增長，軍役稅也隨之擴大和多樣化，不久便增加到十倍，而且所
有新捐稅都變成了軍役稅。這樣，捐稅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階級分離，使人
們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兔稅，最
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交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要導致那一可怕的
後果——富人免稅，窮人交稅。有人說，馬扎然①由於缺錢，曾設想訂一捐稅，
向巴黎那些為首的豪門徵收，可是一遇到當事人的反抗，他便退縮下來，只
在普通百姓繳納的軍役稅上，增加了他需要的 ５００ 萬里佛。馬扎然本想向最
富有的公民徵稅，結果稅落到最窮困的公民頭上；但是國庫並沒少收一文。
攤派如此不均的捐稅收益有限，而君王們的需求無窮。儘管如此，他們
既不願召開三級會議以謀取貼補，也不願向貴族徵稅從而挑動貴族要求召開
這類會議。
從這裏產主了那種不可思議的而。巨起有害作用的取之不盡的理財本
領，君主制最後的三個世紀當中，國家金錢管理帶有這一奇特的特徵。
必須詳細研究舊制度的行政和財政史，才能明白一個溫和的但是沒有公
開性並失去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權力得到認可，並使它擺脫對革令——人
民的最後保障——的恐懼，那種對金錢的需求會迫使它採用哪些粗暴而可恥
的手法。
在這些歷史記載中，處處都可看到王家財產被出售後旋即收回，認為不
可出售；契約遭到破壞，已經取得的權利無人承認，國家債權人每逢危機便


② 福爾勃奈（1722—1800），舊制度下任貨幣總稽核，著有 t1595 年至 1721 年法國財政研究和評論》，參
與《百科全書》撰寫，持重商主義觀點。大革命初期參與制憲會議財 政委員會。——譯者
① 馬扎然（1602—1661），繼黎世留為相，使法國在對外戰爭中屢勝，但財政危機迫使他進行改革。他的
統治奠定了路易十四的基業。——譯者




成為犧牲晶，國家不斷失信於民。
終身賜與的各種特權時時都可收回。假如有誰能伶憫那些因愚蠢的虛榮
心而造成的痛苦，誰就會同情這些不幸的受封貴族的命運，在整個 １７ 世紀和
１８ 世紀期間，他們被迫一次又一次花錢購買空洞的榮譽或不公正的特權，盡
管他們為此已經多次掏錢。路易十四就是這樣取消了 ９２ 年以來人們取得的全
部貴族頭街，其中大部分還是他親自授與的；要想保住頭銜唯有重新掏錢，
敕令說道，因為所有這些貴族頭銜都是出其不意地弄到手的。８０ 年後，路易
十五也如法炮製。
自衛隊士兵不得找人替代，據說是伯抬高國家用於徵兵的代價。
城市、社區、收容院被迫違背自己的諾言，以便借錢給國王。教區不得
興辦有益的工程，伯因此而分散資財，不能照額繳納軍役稅。
據說總監奧里先生①和橋樑公路工程局局長特律代納②先生曾設想過一個
方案，由各區居民提供一筆資金用於該區道路維修，以取代公路謠役，這兩
位精明的行政官後來放棄這項計劃，其原因發人深思：據說他們是伯資金聚
集以後，人們便無法防止國庫把它挪作他用，於是人們很快就得同時承擔兩
者：新捐稅和徭役。我敢說，任何個人如果像全盛時期的偉大國王①支配國家
財產那樣處理個人財產，他就逃脫不了司法的判決。
假如你碰到某種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的中世紀舊機構，它靠加劇其弊端
而維持下來，或遇到某種有害的新機構，那就設法挖出那病根：你將發現某
項財政措施，原來是權宜之計，後來卻轉變為制度。你會看到，為了償付一
天的債務，竟確立了維持幾個世紀的新權力機構。
很久很久以前，當平民擁有貴族的財產時，必須繳納一種特殊的捐稅，
所謂封地獲取稅②。封地獲取稅在土地之間造成分裂，在人與人之間也造成分
裂，而且兩者不斷相互助長。我不知道，封地獲取稅是否比其他捐稅在加劇
平民與貴挨的分裂上起更大的作用，因為它妨礙了平民與貴族融合為一，因
為擁有地產是使人與人同化得最快、最好的事情。一道鴻溝就這樣每時每刻
在貴族所有者和他的鄰人——平民所有者——之間重新劃出。相反，在英國，
自 １７ 世紀以來就廢除了世襲領地與平民佔有土地之間的差異，從而空前加速
了這兩個階級的凝聚。
１４ 世紀，獲取領地所納的封建稅很輕，並且相隔很久才徵收・但 １８ 世
紀，封建制度行將滅亡，這項捐稅每 ２０ 年便催征一次，數額達平民的全年收
入。父親死了，兒子接著繳納。１７６１ 年，圖爾衣業協會說道：「這項捐稅對
農業技術的進步危害無窮。無可爭議，在國王向臣民徵收的所有捐稅中，沒
有哪一項在農村像這項捐稅那樣使人惱怒難以承受。」另一怔同時代的人說
道：「這筆錢最初一輩子才課徵一次，可是後來卻漸次變為一種極為苛刻的
捐稅。」這項捐稅妨礙乎民購買貴族土地，所以連貴族自己也想廢除；但是


① 奧里（16s9—1747），路易十五時財政總監，後為建築工藝製造局局長，力主改革，后在敵對勢力反對
下辭職。——譯者
② 特律代納（1703—1769），奧弗涅省總督，橋樑公路工程局局長，1747 年與佩羅奈建橋樑公路工程學校。
——譯者
① 指路易十四。——譯者
② 平民獲得貴族財產須納的一種稅（le dtoitdefranc-fief），以補償世襲領地的縮小，對此第三等級頗為不滿。
——譯者




國庫的種種需求使它維持下來，並且有增無減。
有人把工業行會所造成的一切弊端都錯誤地歸咎子中世紀。一切表明，
行會師傅和行會管事會最初只是聯繫同行業成員的手段，並且在行業內部建
立一個小小的自由管理機構，其任務是對工人既要救助，又要抑制。聖路易①
似乎也沒有比這更高的奢望。
直到 １６ 世紀初，在文藝復興盛期，人們才破天荒地想出，將勞動權看作
國王能夠出賣的一種特權。惟有這時，每個等級團體才變成封閉性的小貴族，
終於建立趄對技術進步極其有害的壟斷權，對此我們的先輩曾深惡痛絕。亨
利三世雖不是這一弊端的肇始者，但使之通行無阻，直到路易十六才根除了
弊端。從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可以說，行會管事會制度的流弊無時無刻不
在增長蔓延，在此時期內，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這些流弊更加忍無可忍，公
眾輿論對此揭露無遺，每年都有一些新行業失去自由，舊行業的特權又有增
長。對弊端推波助瀾最甚的莫過於人們慣稱的路易十四統治的黃金時代了，
因為這時對金錢的需求空前地大，而不求助於國民的決心空前地堅定。
勒特羅納①１７７５ 年說得好：「國家創造工業集團只是為了找財源，或是
靠出賣特許證賺錢，或是靠設置各種新官職賺錢，國家強迫各集團購買新官
職。１６７３ 年敕令將亨利三世各項原則的惡果招引出來，勒令所有集團掏錢購
取批准證書，強迫所有尚未納入集團的手工業者加入。這事雖卑鄙，卻賺得
３０ 萬里佛。」
我們已看到城市整個體制怎樣被人們搞亂，不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是企
圖給國庫撈錢。
正是出於這種對金錢的需求，加之又不願向三級會議索取，於是使賣官
鬻爵制度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世所未見。由於這種出於理財思想的捐官制，
第三等級的虛榮心遂在三個世紀當中得以保持不衰，他們唯一的念頭就是獲
取官職，於是國民的內心深處被灌進這種對職位的普遍慾望，這種慾望後來
成為革命與奴役的共同源泉。
財政越桔據，新設職位就越多，而免稅或特權是所有新職位的報酬；由
於是出於國庫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這樣設置的官職多得簡直難以
置信，或是完全無用，或是反而有害。自 １６６４ 年起，科爾貝爾②作了調查，
發現在捐官這項不務正業上，人們投入的資本幾達 ５ 億里佛。據說黎世留廢
除了 １０ 萬個官職。不過這些官職馬上又以其他名目重現。為了刮點錢，人們
放棄了對自己的官員的領導、控制和強制。一個如此龐大複雜、如此難於運
轉、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機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結果不得不止這台機器以
某種方式空轉，同時在它之外另設一個更簡練、更得心應手的政府工具，藉
此切切實實辦一些所有官員假裝在辦而實際未辦的事。
假如讓人對這些討厭的機構進行討論，可以斷定，這些機構中沒有哪一
個能維持 ２０ 年。假如人們當初湊巧再召集三級會議聽取它的意見或怨言，那
么這些機構恐怕根本不會建立或增加。幾個世紀來為數極少的幾次三級會議


① 即路易九世（1226—1270 年在位），曾參加十字軍東征，在內政上勵精圖治。——譯者
① 勒特羅納（1728—1780），法官、魁奈的學生，著有許多論述經濟則政的著作，如《商業與捐稅分析》。
——譯者
② 科爾貝爾（161g 一 1683），路易十四重臣，主張國家統制經濟，發展工業，鼓勵出口，以換取貴重金屬
貨幣，犧牲農業。——譯者




一直在不斷反對這些機構。這些會議曾多次指出，國王竊取權力任意徵收捐
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若引用 １５ 世紀那種強有力的語言的原話，那就是，
國王竊取了「來經三個等級同意和商議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權利。」三級
會議不僅關注自身的權利，還強烈要求人們尊重各省與城市的權利，而且經
常達到目的。在每次會議上都可以聽到發自內心的反對負擔不平等的呼聲。
三級會議多次要求廢棄行會管事會制度；它們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猛烈攻
擊不斷增長的賣官鬻爵制。它們說道：「誰出售官爵，誰就出賣正義，此乃
可恥之舉。」當捐官制確立之後，三級會議繼續申斥濫設官職。它門起而反
對重重無用的職位、危險的特權，但總是無濟幹事，這套機構恰恰是為反對
它們而建立的；它的產生絕不是要召開三級會議，而是要在法國人的眼皮下，
將捐稅喬裝打扮，而不敢向他們顯示具真面目。
請注意，最出色的國王也和最壞的國王一樣使用這套伎倆。最後確立捐
官制的是路易十二①，出售官職世襲權的是亨利四世：這套制度的罪惡比推行
這套制度的那些人的美德大得多！
由於想逃避三級會議的監督，於是大部分政治職能轉到了最高法院手
中，結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權的混亂，對良好的秩序危害極大。必須假裝提
供若干薪的保障來代替被剝奪的保障；因為法國人能夠耐心地忍受專制政
權，只要這政權不暴虐，但他們從不願意和它面面相覷，因此，在專制政權
前面設立某種虛假的障礙，雖不能阻止專制政權，至少起點遮掩作用，這樣
做當然是明智的。
最後，正是這種阻止國民索還自由、只向國民索錢的願望不斷地促使各
階級彼此分離，使它們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終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
致，以至政府在每個時期要對付的只不過是單槍匹馬的寥寥數人。在這段漫
長的歷史過程中，傑出的君主不斷出現，有些以思想聞名，若干則才華出眾，
幾乎所有的人都勇略過人，但沒有一個君王致力於使各階級接近與聯合，而
不使它們處於同等的依附地位。我說錯了：有一位國王曾經這樣想，並且確
曾為之全力以赴；而這位國王——誰能揣摩上帝的判斷如何？——恰恰是路
易十六。
階級分裂是舊王國的罪惡，並且後來成了它的託辭，因為，當國民中富
裕及有教養的部分在政府中再也不能和睦相處、互相幫助時，國家的自我管
理就彷彿不復可能，必須有一位主宰介入。
蒂爾戈在給國玉的一份秘密報告中感傷地寫道：「國民是由聯合得不緊
密的不同等級構成的社會，是由彼此之間極少連繫、各顧自己的人民構成的
社會。在這裏根本看不到什麼共同利益存在。各個村莊、各個城市的相互聯
系同它們所歸屬的各行政區一樣少。甚至在完成對它們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
方面，它們也不能取得一致。在這場各種奢望與企圖的無休止鬥爭中，陛下
不得不親自決定一切，或由陛下委託人定奪一切。人們等待您的特別諭令，
以便為公共利益作貢獻，以便尊重他人權利，有時也是為了行使自己的權
利。」
幾個世紀間，同胞們形同路人或仇敵，要使他們互相接近並教育他們共
同進行他們自己的事務，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使他們彼此分離比使他
們重歸干好要困難得多。我們已為世人提供了難忘的例證。６０ 年前，當使舊


① 路易＋二（1498—1516 年在位），統治時期年對外戰爭頻繁，給法國造成災難。 — — 譯者




法國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
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甚至到今天，他
們雖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還留在人間。




第十一章　　舊制度下自由的種類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

如果有人讀這本書到此釋手，那他對舊制度政府只得到一個很不完全的
形象，他就理解不了產生大革命的那個社會。
公民們四分五裂，閉關自守，王權四處擴展，強大有力，看到如此景象
人們可能認為獨立精神已同公共自由一起消失了，以為所有法國人都同樣地
百依百順。但情況井非如此，政府已然獨斷專行地指揮一切公共事務，但它
還遠未成為所有個人的主宰。
在為專制政權制訂的許多規章制度中，自由仍未死亡，不過這是一種我
們今天很難設想的奇特的自由，要想搞清它對我們能有什麼利弊，就必須詳
細加以考察。
當中央政府取代所有地方政權，日益充斥整個行政領域時，它原先允許
存在的或是它一手創立的規章制度，古老習俗、舊風尚，乃至種種弊端，均
在妨礙著它的行動，並在眾多人的靈魂深處保持著反抗精神，使形形色色的
特徵保留其堅固性和鮮明性。
中央集權制那時便已具有同我們今天一樣的性質、一樣的程序、一樣的
目的，不過尚未具有同樣的權力。為了千方百計撈錢，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
職，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職的能力。政府的這一慾望大大地妨害
另一慾望：它的貪婪與它的權欲相抗衡。為了辦事，它被迫不斷地使用那些
並非它自己製造而它又沒能力搗毀的那些工具。結果它的最專制的意志，經
常在實行中變得軟弱無力。公職這種古怪而有害的結構成了抵擋無所不在的
中央政權的一種政治保障。這就好比一道堤防，儘管歪歪扭扭建造低劣，卻
能分化它的力量，緩和它的衝擊。
當時的政府還不能像今天的政府那樣支配無窮無盡的思典、賑濟、榮譽
和金錢；因而它掌握的誘惑性手段與強制性手段都遠不如今天多。
況且政府自己對其權力的準確限度也並不了解。它的權利均未經正式確
認，也來牢固確立，它的行動範圍已經十分廣大，但是它的行進步伐並不穩
當，彷彿身臨陌主之地，四周一片黑暗。這片可怕的黑暗將一切權利的界限
都掩蓋起來，它分佈在一切權利周圍，有利於國王剝奪臣民自由的企圖，但
對於保衛自由也常常有利。
政府自感涉世淺身世微，辦起事來總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礙。
當人們讀 １８ 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種怪現
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是如此地富於侵奪性和專制特徵，但一當它遇
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
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於是它停頓下來，猶豫，商者，折中，常常不
敢超越自己權力的天然範圍。路易十五優柔寡斷的利己主義和他的繼位者的
仁慈品德均有此傾向。況且這些君王從未想到會有人要推翻他們。他們絲毫
不具備後來的統治者常因恐懼而沾上的那種不安的、冷酷　的天性。國王們蹂
躪的只是些他們看不見的人。
最不利於確立正規的、有益的自由的那些特權、偏見和錯誤思想，現在
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著獨立的精神，使他們堅決反對當局濫施權力。
貴族們極端蔑視嚴格意義的行政當局，儘管他們不時育求於它。即使他
們放棄舊權力，他們仍保持著他們先輩的驕傲，既仇視奴役，也仇視法規。
他們毫不關心公民們的普遍自由，對政府在公民周圍加強控制心安理得，但




是他們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們自己頭上，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必要
時甘冒種種危險。當大革命開始之際，這個行將與王權一起傾覆的貴族階級，
面對國王，尤其是國王的代理人，態度比即將推翻王權的第三等級還要激烈，
言語更為自由。貴族強烈要求我們在代者制的 ３７ 年中所擁有的差不多所有反
對濫施權力的保障。閱讀貴族的陳情書，我們可以感到，除了偏見和怪癖外，
貴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質歷歷在目。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
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
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
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
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
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
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
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
恢復前輩的心靈。
教士們自那個時期以來在世俗事務中常常俯首貼耳，屈從於不管哪一個
塵世君王，只要君王稍有惠顧，他們就大事阿諛奉承，然而在當初，他們卻
是國民中最有獨立性的團體，惟有這個團體擁有人們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
由。
外省已喪失自主權，城市只保留下一點自治的影子。沒有國王特准，貴
族不得十人聚會商討任何事務。法國教會一直到最後還保留著定期會議。在
其內部，教權本身受到種種它必須遵守的限制。低級教士在這裏擁有嚴肅的
保障，防止上級的暴虐，也用不著擔心主教憑藉淫威迫使他們屈從君主。我
無意對教會這一古老體制妄下評斷；我只是說，教會絲毫未使教士們的心靈
接受政治奴役。
此外，許多教士具有貴族血統，他們把貴族地位所具有的那種自豪、不
順從帶入教會。再者，他們都是國家的上流階層，享有各種特權。這種封建
權利對教會的道義威力危害甚大，但卻使每個教士在世俗政權面前具有獨立
精神。
但是賦與教士們以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以及甚至公民熱情的特殊條
件，乃是土地所有權。我曾耐心閱讀舊的省三級會議特別是朗格多克省三級
會議遺留下來的大部分報告和辯論，因為朗格多克的教士比別省更多地參与
公共管理細務；我還耐心讀過 １７７９ 年與 １７８７ 年召集的省議會的會議記錄，
我帶著我這個時代的思想去閱讀，驚訝地看到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其
中許多人以聖潔和學識出眾——就道路或運河的修建撰寫報告，以行家的知
識論述修建原因，從科學與技藝各個方面探討什麼是增加農業產品、保障居
民福利與增進工業繁榮的最佳途徑，他們同那些負責同類事務的所有教外俗
人相比不相上下，常常還更高一籌。
與普遍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的一種意見相反，我敢認為，剝奪天主教教士
一切土地佔有權並將其全部收入改為薪俸，這種做法只有助於羅馬教廷和塵
世的君主們，人民自己卻失掉了自由的一個極大成分。
一個人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服從於一種外來權威，而在他所居住的
國度又不能有家室，這樣的人可以說只有唯一一種牢固的聯繫可以將他維繫
在土地上，那就是地產，砍掉這道聯繫，他便不再有任何特殊歸屬。在這塊
他偶然降生的地方，他像一個陌生人生活在一個世俗社會中，在這個社會裡




幾乎沒有任何利益能直接觸動他。在良知上，他只能依賴教皇；他的衣食只
能仰賴君主。他的唯一祖國是教會。在每次政治事件中，他只辨別什麼對教
會有益，什麼對教會有害，只要教會自由昌盛，其他無關宏旨。在政治上他
最自然的狀態是漠不關心：基督之城的傑出成員，其他各處的平庸公民。一
個身為幼童導師和品德指導的團體，既有這樣的情感和類似的思想，便不能
不使整個民族的靈魂在觸及公共生活的問題上變得軟弱無力。
必須重讀 １７８９ 年教士等級的陳情書，才能對人們的地位變化所引起的精
神革命有一個正確的概念。
教土在陳情書中常常表現出不寬容，有時頑固地依戀他們以往的特權；
但儘管如此，他們同第三等級或貴族一樣，仇視專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
熱愛政治自由，他們宣布個人自由應受保障，不靠許諾，而是要靠與人身保
護法①類似的法律程序。他們要求摧毀國家監獄，廢除特別法庭和調案，一切
法庭辯論分開，所有法官不得罷免，所有公民均可錄用任職，才幹是任職的
唯一標準，徵兵對於人民應少帶侮辱住與壓迫性，任何人不得免除兵沒；贖
買領主權利，他們說，領主權利源於封建制度，與自由截然對立；勞動自由
不受任何限制，廢除內地關稅；大辦私立學校：按他們的計劃，每個教區必
須設一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所有鄉間均設世俗慈善機構，諸如濟貧所和慈
善工場，盡一切方法鼓勵農業。
在嚴格意義的政治方面，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宣布，國民擁有召開
議會，制定法律，自由表決捐稅的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權利。他們認為，
未經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決，不得強迫任何法國人繳納捐稅。教上還要求自
由選舉的三級會議必須年年召開，三級會議必須在國民面前討論一切重大事
務，三級會議必須制定普追法律，任何特殊慣例或特權不得與之衝突；三級
會議編製預算，甚至控制王室，三級會議代表不受侵犯，大臣必須始終對三
級會議負責。他們也要求各省都設立三級會議，各個城市都設立市政府。關
于神權問題，則隻字未提。
儘管他們成員中某些人罪惡昭彰，但總的來說，我不知道在這世界上還
有哪國教士比大革命突然襲來之際的法國教士更加卓越，更加開明，更有民
族性，更少僅僅固守私人道德，更多具備公共道德，同時信仰更堅定：對教
上的迫害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我開始研究舊社會時對教士充滿偏見，我結
束這一研究時對他們充滿敬意。老實說，教土身上的缺點只不過是所有行業
組織固有的缺點，不論是政治組織也好，宗教組織也好，當它們緊密聯合、
結構嚴密時，就好侵佔，少寬容，本能地、間或盲目地堅持本團體的特殊權
利。
舊制度的資產階級同樣比今天的資產階級更善於體現獨立精神。甚至它
的構造上的許多缺陷也有助於這種獨立精神。我們已看到資產階級在當時占
據的職位比今天的數量多，而且中產階級為獲得這些職位表現了同樣的熱
忱。但情注意時代的不同。由於這些職位大都是政府既不能授與也不能奪走
的，因而任職者的重要增加了，而他不必受政權的任意擺布，這就是說，今
天迫使那麼多人俯首貼耳的因素，在那時恰恰最有力地促使他們受到尊重。
此外，使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不幸分離的各種各樣的豁免權將資產階級


① 人身保護法（habeas corpus），指被告享有人身權利，非經法院簽署法令不得逮捕。1679 年英國制定人
身保護法，確保尊重個人自由。——譯者




變成了假貴族，而在假貴族身上也往往表現出真貴族那種驕傲與抗拒精神。
特殊的小團體把資產階級分割成那麼多部分，以至人們在每一個這樣的聯合
體中，自然地忘掉整體的利益，一心只顧小團體的利益和權利。人們在這兒
要捍衛共同的尊嚴、共同的特權。從沒有一個人會隱沒在人群中苟且偷生。
每個人都站在舞台上，舞台確實非常小，但燈火通明，台下始終有同樣的觀
眾，他們時刻準備報以掌聲或喝倒彩。
那時，平息一切反抗的手法較之今日還恨不完善。那時的法蘭西還沒有
變成我們今天生活的萬馬齊暗的地方；相反，它響聲隆隆，儘管法蘭西還沒
出現政治自由，只須抬高嗓音遠處就能聽見。
那個時代被壓迫者使自己的呼聲上達的唯一途徑，就是司法機構。法國
當時因其政治與行政制度已成為一個專制政府的國家，但是由於它的司法制
度，法國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舊制度下的司法機關十分複雜、阻力重重、
手續緩慢、費用昂貴，毫無疑問，這些是嚴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機關從不
存在對政權的屈從，而屈從不過是賣官鬻爵的一種形式，甚至更糟。這項致
命弊病不僅腐蝕法官，而且很訣毒害了全體人民，但在當時，司法機關卻無
這種弊病，法官實行終身制，不求升遷，這兩點對其獨立性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為即使用萬般伎倆進行收買仍不能迫其就範，這有何妨？
王權確實已從普通法庭手中竊得幾乎所有涉及當局的訟集審理權，但盡
管剝奪了它們的權力，王權對法庭還是心懷恐懼。因為王權雖然阻止法庭審
理，但也不敢永遠阻止法庭聽取控訴，陳述意見；古法語愛給事物正名，而
當時的司法語言保持著古法語的這一風格，所以法官們經常把政府的舉動直
截了當地稱為專制與武斷行為。法院不正規地干預政府，這經常使行政事務
無法正常進行，這種情況有時倒成了個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謂以毒攻毒。
在司法團體內部及其周圍，舊風尚在新思想中間保持著活力。高等法院
無疑對它們自己比對公共事物更加關心，但必須承認，在捍衛自己的獨立與
榮譽時，它們始終表現得頑強不屈，並把這種精神傳給所有接近它們的人。
１７７０ 年，當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銷時，高等法院的法官們喪失了他們的地
位和權力，但是在國王的意志面前，沒有一個人屈服退讓。不僅如此，種類
不同的各法院，如審理間接稅案件的法院，雖然並未受到株連和威脅，但當
國王的嚴厲處罰已經確定無疑時，他們情願挺身而出，同受處罰。還有更精
彩的事例：在最高法院出庭辯護的首席律師們甘願與最高法院共命運：他們
拋棄榮華富貴，寧可緘口不言，也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在
各自由人民的歷史上還有什麼比此時此刻所發生的事件更加偉大，可是這事
件就發生在 １８ 世紀，發生在路易十五宮廷附近。
司法習慣在很多方面變成了民族習慣。人們從法庭普遍接受了這一思
想，即一切事務均可提交辯論，一切決定均可複議，利用公開性，講究形式
——這些都與奴役性格格不入：這就是舊制度留給我們的自由人民教育的唯
一部分。政府自己也從司法用語中借取了很多語言。國王認為在發敕令時必
須說明緣由，在下結論時必須闡明原因；御前會議在下達的判決中冠以長篇
前言；總督派執達員傳達他的法令。在淵源古老的所有行政機構內部，例如
在法蘭西財政官或當選人團體內部，人們對各類事務進行公開討論，經辯論
之後才作決定。所有這些習慣，所有這些形式，都是君主專橫跋扈的障礙。
只有人民，尤其農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對於壓迫幾乎始終處於無法
反抗的境地。




我剛才列舉的大部分抵禦手段人民都不具備，要想使用這些手段，就必
須在社會上有一個能為世人看到、聲音達於四方的地位。但是在人民之外，
在法蘭西沒有人——只要他存心一一不能巧妙地指責順從，在屈從中抗爭。
國王以首領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對國民講話。路易十五統治初期，在一
道敕令前言中說道：「我們統率著一個自由慷慨的民族，無尚光榮。」路易
十五的一位祖先早就用更古老的語言，表達過同一思想，他在感謝敢於進諫
的三級會議時說道：「我們寧願向自由人而不是向農奴講話。」
１８ 世紀的人沒有那種培育奴性的對安逸的貪求，這種慾望萎靡柔弱，然
而又頑固不化，它很容易與一些私德混合，甚至交織在一起，如愛家庭，崇
尚風化、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對現行教儀採取不冷不熱但按時參加的態度；
它使人篤誠，但排斥英雄主義，它善於造就規規矩矩的人和怯懦的公民。１８
世紀的人比現在的人要好，但也壞些。
當時的法國人喜愛歡快，崇尚享樂，和今天相比，他們的習慣更放蕩不
羈，感情和思想更雜亂無章；但是他們對我們眼下的這種有節制的、育禮貌
為肉慾主義一無所知。在上層階級中，人們傾心於裝飾生活，而不是使生活
更舒適方便，更關心出人頭地，而不是發財致富。即使在中產階級中，人們
也從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他們常常拋棄對安逸的追求，而去尋找更美妙更高
雅的享樂；他們除金錢之外到處置有某種其他財富，當時有個人用古怪但不
乏自豪感的口吻寫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們精於鑄造和浪費金銀，但不
會用慣常的信念去崇拜金銀，他們隨時準備回復到他們古代的偶像——價
值、光榮，我敢說，慷慨宏偉——那裡去。」
此外，決不能根據對最高權力的服從程度去評價人們的卑劣：這樣就會
應用一個錯誤的尺度。不管舊制度的人們怎樣屈服於國王意志，他們卻不接
受這樣一種服從：他們不會由於某政權有用或者能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個不
合法的或有爭議的、不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視的政權下，這種可恥的奴役
形式對他們來說始終是陌生的，國王在他們心中激發起種種情感，已往世界
上最專制的君主們部辦不到，大革命將這些情感從他們心中連根拔掉，所以
我們也幾乎無法理解它。他們對國王既像對父親一樣滿懷溫情，又像對上帝
一樣充滿敬意。他們服從國王最專橫的命令，不是出於強制而是出於愛，因
此他們往往在極端的依賴性中，保持著非常自由的精神。對於他們來說，服
從的最大弊病是強制；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最壞的弊病
是迫使人服從的奴性感。不要瞧不起我們的光輩，我們沒有這個權利。但願
我們能夠在發現他們的偏見與缺點同時，發現一點他們的偉大！
因此，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咐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那時
有著比我們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這是一種非正規的、時斷時續的自由，始
終局限在階級範圍之內，始終與特殊和特權的思想連在一起，它幾乎既准許
人違杭法律，也准許人對抗專橫行為，卻從不能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
必需的各種保障。這種自由，儘管範圍狹小、形式改變，仍富有生命力。在
中央集權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變得一致、柔順、暗淡的時代，正是自由在大
批個人心中，保留著他們天生的特質，鮮明的色彩，在他們心中培育自豪感，
使熱愛榮譽經常壓倒一切愛好。我們行將看到的生機勃勃的精靈，驕傲勇敢
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們使法國大革命成為千秋萬代既敬仰又恐懼的
對象。要是在自由不復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長起如此雄健的品德，這才是怪
事。




但是，如果說這種不正規的、病態的自由為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準備了
條件，那麼，這種自由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於在專制制度的
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




第十二章　　儘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 １８ 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
竟比 １３ 世紀還糟

法國農民在 １８ 世紀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
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階級
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
新奇的壓迫，其後果值得單獨加以詳細考察。
自 １７ 世紀初起，據佩雷費克斯①說，亨利四世便抱怨貴族拋棄鄉村。到
１８ 世紀，逃離農村幾成普遍現象；那個時代的所有文獻都指明了這點，併為
之感到痛惜：經濟學家在他們的書里，總督們在通信中，各農業協會在論文
中都指出這點，在人頭稅登記簿里可以找到確鑿證據。人頭稅是在實際住所
徵收的：所有大貴族和部分中等貴族的人頭稅都在巴黎徵收。
農村裡幾乎只剩下家道小康、無力脫身的貴族。他們與農民為鄰：朝夕
相處，其處境在我看來，是富庶的所有者從未見過的。既然不再是農民的首
領，他們也就不像昔日那樣有心照顧、幫助和領導衣民：另一方面，既然不
像農民一樣承擔公共捐稅，他們就不會對農民的凄楚抱有滿腔同情，因為他
們沒有這種經歷；也不會分擔農民的苦衷，因為他們無切膚之痛。這些農民
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他們也還未成為農民的同胞：這種現象是史無前例的。
這種情況導致了一種心靈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比
嚴格意義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頻繁、更有效。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貴
族常常抱有他不在鄉問時他的管家的種種觀點和感情；像管家一樣，他認為
佃衣只不過是債務人，對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規或慣例屬於他的東
西都不放過，結果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時代還要苛刻。
他經常負債纍纍，始終窮困潦倒，在城堡里，一般過著極端吝嗇的生活，
心裏盤算的只是攢錢，以便過冬時進城揮霍。老百姓說話通常一針見血，他
們給這類小貴族起了個名字，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種來稱呼他：燕隼（ｌｅ
ｈｏｂｅｒｅａｕ）。
無疑，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
佔據歷史。誰能否認在當時也育很多富庶的所有者無時無刻不計利害地關心
著農民的福利？但是這樣做的人恰好與他們新的社會地位的規律相抵觸，不
營他們願意與否，這條規律促使他們對農民漠不關心，同樣也促使他們從前
的附庸心懷仇恨。
人們常把貴族離棄農村歸因於某些大臣、某些國王的特殊影響：有些人
歸之於黎世留，另一些人歸之於路易十四。確實，君主制最後三個世紀中，
使貴族與人民分離，將貴族吸引到宮廷進入仕途，這差不多一直是歷代君主
的主導思想。特別是在 １７ 世紀，當時貴族階級還令王權生畏。向總督提出的
種種問題中還有這樣的問題：「你的省里的貴族願意留在老家還是願意離
開？」
有一個總督寫信答覆了這個問題；總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內的貴族不願在
國王身邊盡義務，反而甘願和農民呆在一起。不過情特別注意這點：這裏談
到的省份乃是安茹；這就是後來的旺代。據說，唯有這些拒絕向國王盡義務


① 佩雷費克斯（1605—1670）；法國高級教士，路易十凹的家庭教師，教育路易十 四崇尚亨利四世，曾發
表《亨利四世傳》。1664 年任巴黎大主教。—一譯者




的貴族，後來拿起武器，捍衛法國的君主制，井為之戰鬥捐軀；他們之所以
有這樣的榮耀，全在於他們能夠把農民吸引在他們周圍，儘管有人指責他們
樂於在農民中間生活。
然而，當時構成民族頭腦的那個階級離棄農民的現象，決不能歸因於某
幾個國王的直接影響。這種現象的首要而持久的原因不在於某些個人意志，
而在於各種制度的緩慢而不斷的運動；１８ 世紀政府欲割除弊端，但連弊端的
擴展也無法控制，這就是明證。隨著貴族徹底失去政治權利和地方自由的消
失，貴族的遷移增多了，人們無須再占引誘他們出走，他們已無心留下：田
園生活對他們已變得興趣索然。
這裏我論述貴族的話應理解為全國各地富有的地產主：中央集權的國
家，開明有錢的人紛紛離去的鄉村；我能否更進一步說：中央集權的國家，
耕作粗放陳舊的國家，井評論一下盂德斯鳩深刻的話語，同時明確其含義。
孟德斯鳩說：「土地出產之少主要不在於土地肥沃程度，而在於居民是否享
有自由。」不過我不想離題太遠。
我們在別處已經談到資產者拋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市找一棲身之地。
舊制度的全部文獻對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
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
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時至今日，法國種田人對使其
致富的這個行業還常常表現出一種奇特的厭噁心理，這種現象應上溯到這個
時期。原因已消失，但後果尚存。
真正說來，長期居住在農民當中並和農民保持不斷聯繫的唯一有教養的
人，或按英國人的說法，唯一的紳士，就是本堂神甫；儘管伏爾泰有言在失，
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樣緊密地、明目張胆地同政治權力制度相聯繫，他
本可以成為農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權力制度固然給了本堂神甫許多特權，但
是他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對這種制度所產生的仇恨。
就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與那些本來能夠幫助
他們、領導他們的鄉親們也疏遠了。這些人有了知識，富裕起來，就避開農
民；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下來，扔在一邊。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這在歐洲任何一個文明大民族都未曾見過，即使
在法國，這也是晚近現象。１４ 世紀的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
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拋棄農民。
１８ 世紀，村莊是一個共同體，一切成員都貧窮、蒙昧、粗野；村裡的行
政官也同樣不識文墨，遭人輕視；村子里的理事大字不識；村裡的收稅人不
會親手清理鄰人們自己財產的帳目。昔日的領主不僅已無權統治農民，而且
在他們看來，介入村莊的治理簡直有損身份。制訂軍役稅，徵集自衛隊，決
定徭役，這些都是卑下的行當，是理事的職業。只有中央政權才關注農村共
同休，由於中央政權地處遙遠，對共同休中的居民尚無畏懼，所以它關注共
同體只不過是想從共同體撈取油水罷了。
現在來看看一個被拋奔的階級的境況吧。既無人想對它施以暴政，也無
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
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沉重的負擔無疑已經撤銷或減輕
了；但是，有一點人們卻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負擔，也許
較前更為沉重。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著其先
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




眾所周知，兩個世紀以來，幾乎全靠農民的血汗，軍役稅增加了十倍。
這裏必須解釋人們向農民徵收軍役稅的方式，以便說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紀
里，有哪些野蠻的法律還能夠制訂或維持，而國家中最有教養的人卻無動于
衷，並不想改變這些野蠻法律。
在 １７７２ 年總監本人寫給各省總督的一封密函中，我找到了有關軍役稅的
描述，這幅圖畫堪稱是一幀精確簡明的小小傑作。這位大臣說道：「軍役稅
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徵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
而不對物的，隨著每年納稅人的財產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
幾句話便概括了一切；沒有比這幾句話更巧妙地形容這個人們以此自肥的弊
端了。
教區每年規定應繳納的全部稅額。照這位大臣所說，稅額不斷變化，乃
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在教區內，每年隨便任命一位農
民為收稅員，由他負責將捐稅負擔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我答應要講一下這個收稅員的處境。讓我們來聽聽 １７７９ 年貝里的省議會
的發言吧；這個省議會是無可指責的：它完全是由不繳納軍役稅的、由國王
選定的特權者們組成的。它在 １７７９ 年說道：「鑒於大家都不願當收稅員，每
個人就必須輪留擔任。因而徵集軍役稅的責任便每年委託給一個新收稅員，
不論其能力高低，正直與否；每年納稅人名冊的制訂也就受到制訂人的人品
的影響。收稅員的畏懼、軟弱或罪惡都可以在名冊上找到印跡。此外，他怎
樣能把這柱事做好呢？他是在黑暗中摸索；因為誰確切知道鄰人的財富多
寡，以及這份財富與那份財富之間的比例？然而這隻能憑收稅員的意見來判
斷，他要以他的所有財產乃至人身，對收稅員的職務負責。通常在兩年之內，
他必須花一半時間奔走于納稅人之家。凡不識字者必須在鄰居中找人替補。」
更早一些時候，蒂爾戈曾經講到另一個省的情況：「這一職務給那些任
職者帶來絕望，幾乎總是以破產告終，就是這樣村裡全部殷實之家陸續被陷
入貧困。」
然而這倒霉人的身上不乏橫徵暴斂的本領，他一身二任，既是犧牲品，
又是暴君。在任期內，他不僅自己破產，他的手中也掌握著大家破產的命運。
還是那個省議會說的好：「對他的親屬、他的朋友和他的鄰居的優惠，對他
的敵人的仇恨及報復，對庇護者的需求，唯恐引起派活的有錢公民的不決，
所有這些在他的心中與正義感搏鬥。」恐懼常常使收稅人變得殘酷無情；在
有些教區里，沒有催稅員和執達員陪同，收稅員便寸步難行。１７６４ 年有位總
督致函大臣道：「當收稅員不帶執達員前往時，該繳稅者就不願繳納。」吉
耶內省議會還告訴我們說：「僅維勒弗朗什財政區一處，就有 １０６ 個拘役傳
令人和其他執達吏助理在大道上終日奔波。」
在 １８ 世紀全盛時期，法國農民為了逃脫這種橫徵暴斂的捐稅，也像中世
紀的猶太人一樣：他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而實際上有時並非如此；他的
富裕理所當然地使他害怕：有一份文獻我不是在吉耶內，而是在距它百里之
內得到的，它提供了非常明顯的證據。曼恩農業協會在它 １７６１ 年的報告中宣
布，它打算分配牲畜作為獎品，以資鼓勵。「這個想法被打消了」，農業協
會寫道，「因為卑劣的嫉妒心會給獲獎者招致危險後果，使他們在以後幾年
中由於強派的捐稅而煩惱無窮。」
在這樣的捐稅制度中，每個納稅人都確實有直接的和長遠的切身利益去
窺伺鄰人，向收稅員告發鄰舍財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




人們不是說，這種事是發生在印度斯坦的貴族領地上的嗎？
但是同時在法國，也有輕徭薄賦的地區：某些三級會議省便是這樣。這
些三級會議省確實有權自行徵稅。例如在朗格多克，軍役稅只按地產抽取，
不因所有者的富裕而變化；為此編製了固定的供查閱的土地清冊，清冊編訂
精細，每 ３０ 年重修一次，土地在清冊上依肥瘠分為三等。每個納稅人事先就
精確地知道他該繳納多少捐稅。如果他不繳納，惟有他本人，或不如說，惟
有他的土地，對此負責。倘若他認為他在捐稅攤派中受了損害，他永遠有權
要求將他的捐稅份額與他自己選定的教區的另一居民的份額相比較。這就是
今天我們所謂的比例平等上訴（ｌ′ａｐｐｅｌ　àｌ′éｇａｌｉｔè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所有這些顯然恰恰都是我們現在遵循的那套規章制度，從那時以來我們
沒有加以改進，只是推而廣之；因為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我們從舊制度的政
府中接過來我們的國家管理形式，我們並沒有去模仿舊制度政府的其他東
西。我們是從省議會而不是從舊制度的政府那裡，借來了我們最好的管理方
法。我們採用了機器，拋棄了產品。
農村人民經常貧困的現象，還產生了各種不利於消除貧困的格言。黎世
留在他的政治遺囑中寫道：「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難遵章守紀。」在 １８ 世紀，
人們看法不至如此絕對，但仍認為農民若不常為生活所迫，決不會幹活：窮
苦是防止懶惰的唯一保障。這正是我有時聽到人們談論殖民地黑奴時宣布的
那套理論。這一見解在執政者中流傳甚廣，因此所有經濟學派不得不擺出姿
態，加以批駁。
誰都知道，軍役稅最初是用來供國王購買士兵以免除貴族及其附庸軍役
的；但到 １７ 世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軍役的義務重又納入自衛隊名下，而
這一次完全落在人民頭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農民頭上了。
考察一下總督官邸中充箱盈篋的有關追捅抗命自衛隊士兵或逃亡者的騎
警隊辦案筆錄，就足以斷定，徵募自衛隊障礙重重。對農民來說，實在沒有
比自衛隊這種公差更無法忍受的了；為了逃避這種差役，他們常常遁入林莽，
政府必須動用武裝追捕。這種情況不免使人驚異，因為今天實行的強迫徵兵
制是何等輕而易舉。
舊制度的農民對自衛隊的這種極端厭惡應該歸因於執行法律所用的方
法，而不在於法律原則本身；特別應歸咎於這種作法使有被征危險的人長期
心神不定（只要未結婚成家，直到四十歲都可能被征）；他們擔心朝今夕改，
即使抽著免征簽也無濟於事；禁止找人替換；還由於農民不願去干艱苦危險
又毫無提升希望的營生；但是尤其令農民厭惡的還在於，如此龐大的重擔唯
獨落在農民身上，落在農民中最窮苦無告者身上，他們地位卑下，使苛政更
難忍受。
我手中有很多 １７６９ 年在大量教區中舉行抽籤的記錄；每個教區免征者的
情況都列在上面：這一個是貴族家的僕人；那一個是修道院的守衛；第三個
實際上只是資產者的奴僕，不過這個資產者過著貴族式的生活。唯有富裕者
可以免征；當一個種田人年年被列入最高納稅者行列時，他的子弟便享有特
權，免征入自衛隊：此即所謂鼓勵農業。經濟學派在其他方面最好鼓吹平等，
對此卻無動於衷；他們只是要求將這種作法推而廣之，就是說，加重最貧困、
最無人庇護的農民身上的負擔。其中一位經濟學派說道：「士兵的微薄軍餉，
士兵吃穿住的方式，士兵徹底的依附性，除了下層百姓外，對其他人來說，
都過於嚴酷，無法承受。」




直到路易十四統治末期，交通要道無人保養，或者由交通要道的所有使
用者保養，即國家或沿途全部的所有主；但就在這個時期前後，交通要道的
維修便開始單純依靠勞沒，就是說由農民單獨負擔了。不掏一分錢就能使道
路通暢，這種方便之計真是獨出心裁，無怪乎 １７３７ 年，總監奧里在通報里要
將它推廣到整個法國。總督有權任意關押頑抗者，或派兵到他們家中搜捕。
從那時開始，每當商業增長、對良好道路的需要和興趣更為普遍時，徭
役便應用於新辟道路上，徭役負擔也增加了。１７７９ 年貝里省議會所作的報告
說，這個窮省每年通過勞役進行的工程價值估計為 ７０ 萬里佛。１７８７ 年下諾
曼底的估計與這一數額相差不多。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農村人民悲慘
的命運：社會的進步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村人民灰心喪氣；文明唯
獨與他們作對。
約在同一時期，總督們在通信中說，鑒於徭役應單獨用於交通要道，或
照當時人所說，用於王家道路，因此，不能在村間特別道路上使用徭役。最
窮苦、最少出門遊歷的人反倒要償付路費，這真是奇思異想，不過這種思想
儘管新奇，卻十分自然地在那些從中漁利者的頭腦中扎了根，他們很快就不
再覺得事情還有其他方法解決。１７７６ 年，人們試圖將徭役改為地方稅，於是
不平等馬上改頭換面，徭役化為新稅，不平等繼續存在。
徭役從原來的領主徭役改為王家徭役，並且逐漸擴及所有公共工程。我
看到在 １７１９ 年，徭役竟然用來修建兵營！法令說道，各教區須派遣最佳工人，
所有其他工程均為它讓路。押送苦役犯進監獄，押送乞丐進慈善收容所，這
都屬於徭役；每當軍隊換防時，軍隊用具的搬遷也屬於徭役：當時每支軍隊
都拖著沉重的輜重，因此這種徭役十分繁重，必須從很遠的地方調集大量車
輛和牛，才能拉走這些東西。這類徭役起初不多，但當常規軍越來越多時，
這就成為一種最沉重的徭役。我讀到一些國家承包人大聲疾呼，要求給他們
調派勞役，將建築木材從森林送往沿海的軍艦修造廠。這些服徭役者通常領
取工資，不過工資總是隨意規定，數額很低。賦稅負擔如此不合理，有時如
此沉重，以至軍役稅收稅人憂心忡忡。１７５１ 年，一位收稅人寫道：「為修路
向農民徵收的各項費用不久就要使他們無力繳納軍役稅了。」
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
至少有興緻、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
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我讀過 １７７４ 年一個大所有者寫給他所在省總督的信，懇請他開闢一條道
路。照他的說法，這條道路必將使全村富裕興旺，他擺出種種理由，隨後他
提到設立一個市集，他斷定，食品價格將因市集增加一倍。這位好心的公民
還說，只要略加資助，人們便可創辦一所學校，為國王培養更加勤奮的臣民。
在此以前，他從來考慮到這些必要的改良；兩年前國王密札①將他軟禁于自己
的城堡中，從那時起他才察覺這些問題。他坦率地寫道：「兩年來在故土上
的流放，使我確信所有這些事情是極端有用的。」
但是，尤其在饑饉的年代，人們發現昔日維繫農村大所有者和農民的那
些庇護與依附關係已經鬆弛或破裂。在那些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軟
弱而深感恐懼；它想一時恢復被它摧毀了的那些個人影響或政治團體，呼籲


① 密札（lettre de cachet）是國王頒發的捕人密令，持有密札即可不經審訊把拘捕的人投入獄中，國王往往
出售或贈送密札。——譯者




他們前來幫助，但無人響應，它通常驚異地發現，原來那些人已經死去，而
且是被政府一手剝奪主命的。
臨此危境，在最窮的那些省份，有一些總督，如像蒂爾戈，貿然抵觸法
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須養活他們的佃衣，直到翌年收穫。我找到許多本
堂神甫 １７７０ 年寫的信件，他們向總督建議向本教區內的大所有主抽稅，不管
他們是在教的還是在俗的，他們寫道：「這些人擁有大宗田產，但並不在那
里居住，這些人從中攫取大筆收入，卻帶到別處去揮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里也遭乞丐侵擾；因為，正像勒特羅納所說，窮
人在城裡得到救濟；但在農村裡，一到冬季，行乞便成為絕對必要。
人們不時以最殘暴的手段對付那些不幸的人。１７６７ 年，舒瓦瑟爾公爵①
想一舉掃除法國的行乞現象。在總督們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
殘酷。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內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 ５ 萬
多人。身強力壯的流浪漢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 ４０ 多家乞丐收容所
接納：讓有錢人再發發善心豈不更好。
舊制度的這個政府，如同我說過的那樣，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
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
情，並且總是猝不及防。我看過的文件當中，沒有一份通報總督下令逮捕資
產者；但是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
是在這樣那樣的其他各種場合。對於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
的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於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
卻即席判決，不準上訴。
１７８５ 年內克寫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階級之間存在的巨大距離，容易
轉移人們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樣被操縱來對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與
人道已成為法國人的特徵和世紀精神，舍此這個問題便會使那些對此屈辱抱
有同情的人們感到無窮憂愁，儘管他們自己免受其苦。」
但是，壓迫不僅表現在這些不幸者處境惡化，而更多表現在不讓他們改
善自己的處境。他們是自由的所有者，他們差不多仍和他們的農奴祖先一樣
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窮苦。身處工藝奇迹倍出的時代，他們卻毫無技藝；置
身光輝燦爛的知識世界，他們卻尚未開化。他們身上保留著他們種族特有的
智慧和敏銳，但並沒學會如何使用！種地本是他們的唯一營生，他們甚至連
地也種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 １０ 世紀的農業」，一位有名的英國農學家
說道。他們擅長的惟有當兵打仗；至少在這個行當，他們和其他階級還有著
天生的必要聯繫。
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窮苦的深淵中；他們被禁錮在這裏，完全隔絕。
在天主教崇拜未經反抗就被廢除，教堂遭受褻瀆之前不到 ２０ 年，政府為弄清
一區的人口，有時便採取這樣的方法：本堂神甫在聖桌上點出參加復活節的
人數，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計數：得出來的總和就是居民總數。當我發現
這種情況時，我感到吃驚，幾乎也感到害怕。然而時代思潮已經從四面八方
深入到這些粗野人心中；它們通過條條隱蔽的地下渠道進入，在這些狹隘晦
暗的處所，採用著各種奇異的形式。但從外表上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農
民的風尚、習俗、信仰，彷彿始終如一，他們已被壓服，他們照樣喜悅。


① 舒瓦瑟爾公爵（1719—1785），法國政治家，曾在軍事、外交方面擔任要職，進行 一系列改革。——譯
者




絕不能輕信法國人在他們最大的痛苦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輕鬆愉快，輕鬆
愉快只不過說明法國人相信他們的惡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尋開心，不去
想它，而絕不是完全忘懷。結這些人打開一條出路吧，讓他們擺脫他們似乎
不介意的苦難，他們立即會朝那個方面飛快地跑去，勢頭暴烈，要是你擋住
他們的道，他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就從你的身上踏將過去。
對這些事情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時的人們卻看不到。上層階級的人
們很難清楚辨別老百姓靈魂中，尤其農民靈魂中所發生的一切。教育與生活
方式使農民對人類事務有他們自己特有的理解，這個理解對其他一切人一直
是封閉的。但是，當窮人和富人幾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務
時，那遮蔽雙方精神的黑暗就變得深不可測，窮人富人之間就會雞犬之聲相
聞，老死不相往來。大革命開始之際，一切身居社會大廈高層和中層的人們
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當 １７９３ 年已在眼前，他們還在巧言談論什麼
人民的美德、溫順、忠誠、快樂無邪，看到這些，聽到這些，怎能不覺得奇
怪：這是多麼可笑、多麼可怖的景象啊！
讓我們在這裏稍事停留，透過我剛剛論述的所有這些小事，思考一下上
帝治理社會的一條最偉大的法則吧。
法國貴族階級堅持要同其他階級割離；貴族終於免繳大部分公共捐稅，
讓其他階級去承擔；他們以為免於這些負擔，他們就保住了他們的威嚴，開
始時看來確實如此。但為時不久，一種看不見的內臟疾病就纏住了他們，他
們日益虛弱，卻無人過問，他們的豁免權越多，家境卻越貧困。相反，他們
如此懼伯與主為伍的資產階級，卻富裕起來，有了教養；資產階級就生活在
貴族身邊，他們不需要貴族，反對貴族；貴族既不願把資產階級當作合伙人，
也不願把他們當同胞；貴族不久就發現資產階級乃是他們的競爭對手，過後
就成其敵人，而且最終成為他們的主人。一個奇怪的政權解除了他們領導、
保護、救濟其附庸的責任；但與此同時，給他們保留了種種金錢權利和榮譽
特權，他們估計並無損失；他們繼續走在最前列，他們自己認為還在起領導
作用，而且事實上，他們四周還簇擁著公證書中稱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則名
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農。實際上，誰也不聽從他們；他們是孤家寡
人，當他們最終遭到攻擊時，只能逃之夭夭。
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命運儘管有極大差別，有一點卻彼此相同：資產者同
貴族一樣，最終也和人民割離。資產者根本不接近農民，避免接觸農民的貧
因；資產者沒有與農民緊密聯合，共同對普遍的不平等進行鬥爭，反倒試圖
為一已的利益創立新的不公正：貴族拚命維持特權，資產者也同樣拚命謀取
特殊權利。資產者本來出身農民，這些農民在他眼裡不僅形同路人，而且，
簡直可以說宿昧平生，只有當資產者把武器交給農民時，才意識到他在無意
之中已喚起了民眾的激情，對此他既無力控制也無力領導；他曾經是個鼓動
者，不久即將變為犧牲品。
法蘭西這座大廈一度有雄踞全歐之勢，當已成為廢墟時，將使世世代代
感到驚訝，但是注意閱讀它的歷史的人，並不難理解它的衰亡。我剛剛描述
的幾乎一切罪惡，幾乎一切錯誤，幾乎一切致命的偏見，其產生、持續、發
展，實際上均當歸咎於我們大多數國王一貫採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當資產者與貴族彼此完全孤立，農民與貴族、與資產者也彼此隔離，
當與此類似的現象在各階級內部繼續發生，各階級內部就會出現特殊的小集
團，它們彼此孤立，就像各階級之間的情況一樣，這時可能構成一個同質的




整體，但其各部分之間再也沒有聯繫。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
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
君主的宏偉大廈傾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
　最後，只有人民彷彿從他們所有的主子的過錯和失誤中得到了好處，其
實即使他們真正掙脫了主子的統治，他們也無法擺脫主子灌輸給他們的或聽
憑他們吸取的種種錯誤思想、罪惡習俗、不良傾向的束縛。人們有時看到，
人民在行使自由權時，竟然把奴隸的好惡也搬了過去，對自己的行為不能控
制，以致蠻橫地對待自己的教師。




第　　三　　編

第一章　　到 １８ 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

我暫且把要描述的為這場偉大革命作準備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
邊。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確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
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
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 １８ 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
佔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
家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捲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
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裡，他們不擔任
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
或美文學。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
正是這些。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
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係，習俗的錯
誤或習俗的合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
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制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
的確，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
大部分人只不過是蜻蜒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
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
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於這些作家的政治體系，他們彼此分歧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從中調
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儘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系的作
家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致的，這個觀念彷彿是他們每人都設想
到的，似乎先於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
源。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應
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
雜的傳統習慣。
只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 １８ 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
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並不新鮮：３０００ 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象中閃現，但從
來固定下來。那麼，這回它是怎麼佔據所有作家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
常那樣只停留在幾個哲學家頭腦里，卻一直深入到大眾中，使他們政治熱情
經久不衰，以致關於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論竟成了有閑者日常聊天的
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了呢？這些作家一無地位、榮譽、
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確實
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
用幾句話指出這個問題，讓大家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於我們的文學史的事
件，對於大革命，以及對於我們今天，產生了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１８ 世紀的哲學家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




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
象向他們自然地提供的。荒謬可笑的特權泛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
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家的頭腦同時推向，或
不如說拋向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
襲下來的凌亂古怪的制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飭，使之適應新的需要，這
些制度雖已喪失效力，卻彷彿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
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向于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出嶄新的藍
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
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
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
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
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
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
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
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
就敢於更大胆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
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
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
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
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
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制，而是通過實踐來逐
漸改變體制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但是
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財產、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種舊法律、某
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採用的醫
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里，我們還保留了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
不多毫無限制地進行哲學思辨，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
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
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辯的人心中。凡是受
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
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
無不為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彼強烈地推入
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
領袖佔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家爭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家定調子，賦
予思想以權威。１８ 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了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隨
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佔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
家在那裡能盡情擴張，獨自佔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家們奪走了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家的事業；貴族完

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
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人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
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問，消磨時光，一邊穩穩噹噹地坐享豁免權
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
但是他們從哪裡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了解自己面臨的危險，正
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
最後痕迹在我們當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
體的人們對於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註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
撞擊和噪音。由於表面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他
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面。１７８９ 年貴族在陳情書里對王權的侵
越行為表示擔心，如同他們在 １５ 世紀陳情書里表示的一樣。在國王方面，伯
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將葬身於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將貴
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彷彿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
代。相反，資產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
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跡，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
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人們既沒有討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
命。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
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 １８ 世紀法國社會，卻毫無
即將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 １７８９ 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
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
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
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別要求彙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
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
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將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
全然不知；他們以為，藉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
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
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
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產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
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
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宮、總督，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
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
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向並
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
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這點在 １７７５ 年蒂爾戈致國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國王進諫，要進
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制議會，但不給議
會任何實權。議會只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只提供諮詢，不表達意志，說
實話，只有權討論法律，無權制定法律。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
啟發但不受阻礙，公眾輿論將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
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儘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




國家主宰。」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的確，
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才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出的政策，
那就是，並不給予真正的自由，只給點自由的影子。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
成功。一國國民倦于冗長的辯論時，只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
歷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只消在全國糾集若干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
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了。這樣的例子
多得很。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
意，反倒使人民憤激。自由國家最微未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
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
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
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
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
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藉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
政界彷彿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個區域，人們
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制定抽象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
在這邊，人們採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
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
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
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裏，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
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漸地，民眾的想象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
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
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了。
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於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
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並不及當時法國的思
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家還只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
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並不陌生，只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了。在
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美國人彷彿只是貫徹實行我們作
家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內容。這就好比費內隆①突然
出現在薩朗特。
歷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
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了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並使法國在革命后呈現
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
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別的啟蒙老師，對實踐
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
以至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


① 費內隆（1651—1715），法國高級教士、社會、政治問題著作家，被認為是 18 世 紀思想家的先驅。—
—譯者




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確
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
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緻；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
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這
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
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致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
了一般性的片語、抽象的術語、浮夸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
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早在
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
稱鄰舍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宮，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
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只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
家。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至有人常將僅僅由
這種獨特教育產生的東西歸因於天性。我聽到有人說，６０ 年來我們在政治方
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
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彷彿這個所謂的
屬性一直隱藏在我們的歷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才驟然間顯露出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了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了對文學的年
深日久的熱愛。在我參与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 １８ 世紀的書，更
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了，對作家也極端蔑視，然而對於他們出生以前由
文學精神顯示出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




第二章　　非宗教傾向在 １８ 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佔上風的激
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１６ 世紀時，對問題進行考察的精神曾企圖在各種各樣的某督教傳統中辨
別真偽，自 １６ 世紀那場偉大革命①以來，更好奇、更大胆的人才不斷產生，
他們懷疑或拋棄一切基督教傳統。這種精神在路德時代使數百萬天主教徒同
時脫離天主教，每年都將若干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繼異端之後，出現了不信
宗教的思潮。
一般說來，１８ 世紀基督教在整個歐洲大陸已經失掉了一大部分勢力：但
是，在大部分國家，基督教雖被拋棄，卻未遭受猛烈攻擊；那些拋棄基督教
的人似乎抱憾而去。非宗教潮流在君王和才學之士中傳播，在中產階級和人
民當中尚不流行；它還只是某些人的一時愛好，不是共同意見。１７８７ 年米拉
波說道：「在德國普遍流行這樣的偏見，即：普魯士各邦到處都是無神論者。
事實真相是，即使存在幾個自由思想家，那裡的人民還是像那些最虔誠的地
區一樣皈依宗教，其中甚至還有大量狂熱分子。」他還說，頗感遺憾的是，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準天主教教士結婚，尤其是禁止結婚的教士領取其聖職收
入。米拉波又說道：「（允許教士結婚）這項措施，我們認為是無愧於這位
偉人的。」除法國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識均尚未成為一種普遍而強烈的、
不寬容也不壓制人的激情。
法國正在發生一件迄今未見的事情。在其他各個時代，人們曾猛烈攻擊
現存宗教；但是人們攻擊宗教時顯示出的熱忱總是產生於新宗教喚起的虔
誠。古代那些虛假而令人厭惡的宗教只有當基督教要取而代之時，才遇到大
量狂熱的敵手；而在那時以前，它們在懷疑與冷漠中無聲無息地緩慢消失：
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國，人們懷著一般怒火攻擊基督教，而未試圖
以另一種宗教取而代之。人們熱情而不懈地力圖把曾充斥靈魂的信仰掃除
掉，卻使靈魂空空蕩蕩。很多人滿懷激情投入這件徒勞無功的事業。宗教問
題上的絕對無信仰是違反人類天性的，它使靈魂陷入痛苦的狀態中，但對群
眾似乎有吸引力。它一向只產生某種病態的委靡不振，這次卻造成狂熱和布
道精神。
幾個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大作家匯合在一起了，但這似乎並不足以說
明這一奇特的事件；因為所有這些作家的思想為什麼都傾向於這一方面而不
傾向於另一方面？為何在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自覺選擇相反的論點？最後，
為什麼他們能勝過他們所有先輩，使群眾樂於聽從他們，思想上願意相信他
們？只有這些作家所處的時代和國家的極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釋作家們的
事業，以及這項事業的成功。伏爾泰精神久已問世；但伏爾泰本人只有在 １８
世紀在法國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須承認，在法國，教會並沒有什麼比在其他國家更應受　到攻擊的
理由；相反，教會中混進的罪惡與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國家較少；與過去相
比，與其他民族相比，法國的教會要寬容得多。因此必須在社會狀況而不是
在宗教狀況中去尋求這一現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這點，必須牢記前一章我闡述的觀點，即：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
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


① 宗教改革運動。——譯者




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
領。
抓住這一點，問題的對象就變了。關鍵不再在於了解當時教會作為宗教
機構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會在哪些方面阻礙著這場正在醞釀
中的政治革命，並且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特殊障礙。
教會用治理教會的各項原則來阻擋作家們欲在世俗政府中樹立的原則。
教會主要依靠傳統，作家則對建立在尊重傳統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極度的輕
蔑；教會承認一種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則只信賴個人理性；教會建立
在等級制基礎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級。要想和睦相處，雙方就必須承認，
由於基本性質不同，政治社會與宗教社會不能用相同的原則來治理：但是當
時遠遠辦不到這點，看來為要攻擊國家制度，必須摧毀教會制度，教會制度
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楷模。
此外，教會本身當時還是首要政治權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令人
厭惡的，儘管它並非壓迫人最甚的；因為教會捲入政治權力，儘管這與教會
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會在別處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
化，並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
一樣萬古長存。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
個人的原因。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
分。他們對其他權力只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態，
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
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爭，這場鬥爭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羈絆開始
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並且實際上也確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
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塵世君王的權力加強，教會勢力
隨之削弱。教會一度凌駕于王權之上，繼而與它平起平坐，最後則淪落為君
王庇護的對象；在君主與教會之間，達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會提供物質力
量，教會向君主提供道義權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規，教會使信徒服從君主
意志。當革命時代臨近時，這是危險的交易，對於一個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
立在強制之上的勢力，這樣做永遠是不利的。
儘管法國國王依舊自命為教會的長子，但他們履行對教會的義務時非常
漫不經心；他們保護教會時表現的熱情遠不如他們保衛自己政府時的熱情。
當然，他們不準人對教會動手，但卻容忍人們在遠處用無數投槍扎刺它。
當時對教會敵人的那種不完全的約束，不僅沒有減少他們的力量，反而
使之增長起來。有些時候，壓製作家可以阻上思想運動，另一些時候則反而
加速這個運動，但是，當時對出版界實行的那種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
力量增長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們抱怨而不使他們戰慄；他們能忍受激發鬥志的折
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對作家的起訴幾乎總是拖沓、雜亂、
不了了之，彷彿不是為了勒令他們停筆，而是激發他們繼續寫作。讓出版完
全自由可能對教會損害反而小些。
１７６８ 年狄德羅致函大衛・休謨道：「你認為我們的不寬容比你們的無限




自由更有利於思想的進步；霍爾巴赫①、愛爾維修②、莫爾菜③和絮亞爾④不同
意你的看法。」然而還是這位蘇格蘭人言之成理。作為自由國家的居民，他
對此有經驗；狄德羅以文人身份判斷事物，休謨從政治角度判斷事物。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別國，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問他是否認
為宗教對法律穩定和社會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沒有宗教，
文明社會，特別是自由社會，便無法生存。在他看來，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
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連最不通治國科學的人也起碼懂得這點。但是，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多地運用 １８ 世紀哲學家在政治問題上的種
種最大胆的學說；唯獨那些反宗教的學說，儘管有無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
卻從未能在美國問世。
英國人的情況也是這樣。甚至在大多數法國哲學家出世以前，我們這種
非宗教哲學就已經在他們那裡傳授：正是博林布魯克⑤
培養了伏爾泰。在整個 １８ 世紀期間，英國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
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擔負起這一事業；他們從未能使它像在法國
那樣取得勝利，因為所有對革命心懷疑俱的人都急忙來拯救根深蒂固的信
仰。就連他們當中捲入當時法國社會最深、認為法國哲學家的學說並非謬誤
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險而加以拒絕。像自由民族中歷來發生的情況一樣，強
大政黨發現把它們的事業與教會的事業連結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魯克本
人變成了主教們的盟友。教士彼這些榜樣所打動，從不感到孤立，為其自身
事業拚死戰鬥。儘管英國教會的組織育毛病，內部流弊麇集，但它勝利地經
受住了衝擊；教會階層中出現了作家和演說家，他們竭盡全力捍衛基督教。
反對基督教的理論經過討論和駁斥，最後被社會自己拋棄了，政府並來介入。
但是為何不在法國而到別國去找例證呢？今天有哪個法國人會寫狄德羅
或愛爾維修那樣的書呢？誰願會讀這些書？我幾乎要說，有誰知道這些書
名？６０ 年來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尚不全面的經驗，足以使我們厭惡這種
危險文學。請看一看，在國民的不同階級中，隨著各階級在革命這所嚴峻學
校中獲得的經驗，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獲得威望。１７８９ 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階
級——舊貴族階級，１７９３ 年以後變成了最虔誠的階級；他們第一個被衝擊，
也是第一個皈依宗教。當資產階級在勝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擊時，他們也
向宗教信仰靠攏。逐漸地，對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眾混亂中會有所
失的人們中，隨著對革命恐懼的出現，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來。
舊制度結束時的情景並非如此。我們完全忘掉了人類重大事務的實踐，
我們對宗教在各帝國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無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
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維持國家秩序和使人民順從的人們的思想中確
立。他們不僅歡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傳播；他們將不虔誠作為他們百
無聊賴的生活的一種消遣。
法國教會以前曾產生過許多大演講家，此時卻感到被所有與教會有共同


① 霍爾巴赫（1723—1789），百科全書派哲學家，主張機械唯物主義和無神論。 — — 譯者
② 愛爾維修（1715—1771），百科全書派哲學家，主張機械唯物主義和無神論。 — — 譯者
③ 莫爾萊（1727—1819），百科全書派哲學家、作家。——譯者
④ 絮亞爾（1732—1817），作家、記者，1774 年法蘭西學院院士。——譯者
⑤ 博林布魯克（1678—1751），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利黨領袖之一，主張自然神 論。著有《論政黨》、
《論人》。——譯者




利益因而應來維護教會事業的人所背棄，於是變得沉默無語。人們一度相信，
只要給教會保留財富和地位，它就準備對它的信仰發表譴責。
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聲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則鴉雀無聲，從
那時以來這種情況在我們中間經常見到，不僅涉及宗教，而且涉及其他所有
問題。保留舊信仰的人唯恐成為唯一對宗教忠誠的人，他們懼伯孤立甚於錯
誤，便加入到群眾中來，儘管與群眾思想不同。在當時只不過是一部分國民
的情感，就這樣似乎成了全體國民的意見，從那以後，在那些造成這種假象
的人眼裡，這種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上世紀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掃地，這對於整個法國無疑起了最
大的影響；它構成了法國革命的特點。人們把法國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
是從這裏得來的印象。
當我力圖辨別非宗教運動當時在法國產生的不同結果時，我發現與其說
非宗教使人心墮落或風尚敗壞，不如說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時的人們採取
如此奇特的極端行為。
當宗教離棄靈魂時，它並不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讓靈魂空虛軟弱，靈魂
一時間充滿了感情和思想，它們一度佔據了宗教的位置，暫時使靈魂不至消
沉。
如果說進行大革命的法國人在宗教上比我們更不虔信，他們至少還保持
著一種我們所缺乏的令人讚美的信仰：他們相信他們自己。他們不懷疑人類
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熱衷於人類的光榮，相信人類的美德。他們把這
種驕做自信心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誠然，驕傲自信心常常導致錯誤，但沒
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們從不懷疑他們的使命是要改造社會，使人類新
生。對於他們，這些情感和熱情已變成一種新宗教，它產生了宗教所產生的
某些巨大效果，使人們擺脫個人利己主義，崇尚英雄主義和忠誠，使人們經
常胸襟開闊，不斤斤於一般人計較的秋毫得失。
我深入地研究過歷史，我敢肯定我從未遇見這樣的革命，它從一開始就
揭示在如此眾多的人身上具有無與倫比赤誠的愛國主義、無私胸懷、真正的
偉大。法蘭西民族在大革命中顯出了主要缺點，但同樣顯出了青春的首要品
質，即缺乏經驗和寬宏大量。
然而非宗教當時卻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在此以前，在世界上出現過的大多數偉大政治革命中，攻擊現存法律的
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數宗教革命中，攻擊宗教的革命者從未試圖一舉
變革所有政權的性質和秩序，徹底廢除舊的政府體制。故而在最大的社會動
盪中，始終有一個基點是牢固不動的。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規被廢除的同時，民事法律也被推翻，
人類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態；不知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攀附，還有什麼地方可以
棲息，革命家們彷彿屬於一個陌生的人種，他們的勇敢簡直發展到了瘋狂：
任何新鮮事物他們都習以為常，任何謹小慎微他們都不屑一顧，在執行某項
計劃時他們從不猶豫遷延。決不能認為這些新人是一時的、孤立的、曇花一
現的創造，註定轉瞬即逝；他們從此已形成一個種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
明地區，世世代代沿續不絕，到處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點。
我們來到世上時便看到了這個種族；如今它仍在我們眼前。




第三章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
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們便開始搖動政府的古老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自
由的問題尚未提及。伏爾泰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英國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
了自由，但並未使他熱愛自由。英國人隨意傳布的懷疑論哲學使他傾倒；他
們的政治法律卻對他觸動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於其優點。在他的傑作之一
——有關英國的書信中，議會是他談得最少的；實際上，他最羡慕的是英國
人的學術自由，卻不大留心他們的政治自由，彷彿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
仍能長期存在。
臨近 １８ 世紀中葉，出現了若干專門論述公共行政問題的作家，由於他們
提出的許多原則彼此相似，人們便給他們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派或重
農學派。經濟學派在歷史上不如哲學家有名，他們對大革命發生的貢獻大概
少於哲學家；然而我認為，正是在他們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
真正本性。在治理國家問題上，哲學家幾乎沒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
象的思想；經濟學派沒有脫離理論，但理論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能夠想
象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應該做的事。大革命後來廢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們
攻擊的特定目標；在他們眼中沒有哪種制度可以得到寬容。相反，可以作為
大革命本月創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們預先宣布並熱心鼓吹的，人們很難從
中舉出哪怕一種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們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們身上可
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內容。
此外，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夠看出我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
質；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
奴役中的平等。妨礙他們計劃的東西應該打碎。他們不大尊重契約：毫不尊
重私人權利；或者，準確地說，在他們眼中，私人權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
公益。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些德行溫厚、和平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練
達的行政官，但是忠於他們事業的特殊才華指引著他們。
經濟學派對往事抱著極大蔑視。「多少世紀以來，國家一直被錯誤原則
統治著：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道。從這一思想出發，他
們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國歷史上似乎牢牢紮根的制度，只要它稍
微妨礙他們，不利於他們計劃的勻稱，他們便要求一律廢除。其中一人建議
一舉取消所有舊的領土劃分，改變所有省名，４０ 年後制憲議會付諸實施。
在自由制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出現之前，經濟學派就已經具有後來由
大革命執行的社會行政改革思想。他們確實非常贊成食品自由交易，贊成工
商業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卻絲毫未加考慮，
甚至當政治自由在他們的想象中偶而出現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予以排斥。
大多數人一開始就極力反對設立評議會，反對地方附屬政權，總之，反對不
同時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維持中央權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說
道：「在政府中設平衡力量制度是個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位友人說：「人
們據以設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議論純屬虛構。」
他們發明的對付政府濫施權力的唯一保證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
的說法，「如果國民有教養，專制制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說道：
「人們對政府濫施權力招致的災難感到震驚，便想出了無數全然無用的手




段，卻忽視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關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
續不斷的公共教育。」他們就是想藉助于這些文學性的胡言碎語，來代替所
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家拋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
表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將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別的
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並不比別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眾感情
啟迪下，才喜愛政治自由。對於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
治保障便是國家本著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據他同
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
法的信心是無限的。他在一份奏摺中向國王提出這類計劃，他說道：「我敢
擔保，陛下，十年以後，您的民族將會變得無法辨認，由於知識、良好風尚
和報效國王陛下和祖國的滿腔熱忱，您的民族將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民族。現
在才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將成為國家棟樑，他們熱愛國家，服從權威不是由
于畏懼而是出於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了承認並尊重司法的習慣。」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
已忘得一乾二淨。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跡，以及似乎用來代替
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並常常產生對它的種種偏見。
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
有助於社會進步，只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
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象的革命，是行
不通的；委託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
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才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繫如此緊密的改革
體係為全體人民所採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
看來更容易，更適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于中世紀制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迹；在新
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向。和經濟學派一樣，
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里痛恨所有產生於封
建制度或傾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
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
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隨時出來干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
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
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
礙。」
因此，問題不在於摧毀這個專制政權，而在於使它轉變。梅西埃・德・拉・里
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
它必須有無限權力。」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家確切明了它的職責，然後給
它行動自由。」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鑒有關他們要
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產生另一個的形
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點，國家不僅要號令國民，而且要以某種方式培育國
民：國家應依照某種預先樹立的楷模來培養公民精神；國家的義務是用某些




它認為必要的思想充實公民的頭腦，向公民心中灌輸某些它認為必需的情
感。實際上，對它的權利沒有限制，對它的所作所為也沒有界限：它不僅使
人們改邪歸正，而且使他們徹底轉變；也許只有國家才能將人培養成另一種
人！「國家隨心所欲造就人們，」博多說道。這話概括了他們的全部理論。
經濟學派設想的那個龐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的任何政權更大，
而且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傳統絲毫無關；
它是非個人的：它不再叫國王，而叫國家；它不是家族遺產，而是一切人的
產物和代表，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於全體意志。
中世紀聞所未聞的這種名為民主專制制度的特殊專制形式，經濟學派已
經熟悉。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
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休被公認為唯一合法主宰，
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在它頭上有個獨一
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
控制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
上，他是聽命於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
找。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
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由於對中國還很不了
解，他們對我們講的儘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
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範。他們心目中
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
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
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
馳神往。
人們以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主義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最近才產生的，
這是一個錯誤：這些理論與最早期的經濟學派屬同一時代。當經濟學派利用
無比強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變社會形式時，另一些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
權，毀滅社會基礎。
請讀摩萊里①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里找到經濟學派有關國家的無
限權力、國家權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學說，就會找到最近這些年代使法蘭西最
為害怕的許多政治理論，我們似乎正看著它們誕生：財產公有制、勞動權利、
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
專制制度和公民個性完全併入社會整體。
「社會上沒有什麼東西單獨屬於個人，也不作為財產屬於個人，」法典
第一條說道。「財產是可憎的，企圖恢復財產的人將被視為瘋子和人類之敵，
終身監禁。每個公民均將由公眾出資維持、供養和照料，」法典第二條說道。
「一切產品將積聚在公共商店內，分配給所有公民，用於他們的生活需要。
城市按同一規劃建設，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均應彼此一樣。所有孩子到
了五歲均將從家帶走，由國家出錢，按統一方法，共同撫養。」你大概以為
這本書是昨天才寫的：其實已有 １００ 年了；它出版于 １７５５ 年，正值魁奈創建
其學派之際：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產物；他們二者之間


① 摩萊里，18 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著有《自然法典》、《論人類精神》、《論人類心靈或教育自然
原則》。——譯者




的相對關係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係。
在他們時代的所有人當中，我們時代最不陌生的是經濟學派；他們對平
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他們簡直就像是我們同
時代的人。當我讀到那些發動大革命的人們的演說和著作時，我立即覺得我
被帶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帶進一個我不認識的社會裡，但是，當我瀏覽
經濟學派的書籍時，我彷彿曾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剛剛和他們促膝交談。
臨近 １７５０ 年，全體國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還表現得不如經濟學派那樣迫
切；由於國民們已經不再運用政治自由，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以至觀念也
已消失。他們盼望改革，甚於盼望權利，假如當時有個見識和度量皆如腓特
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懷疑他會在社會和政府中完成許多大革命所實現
的重大變革，不僅不會喪失王位，而且會大大增加他的權威。有人說路易十
五最能幹的大臣之一德・馬肖爾先生①曾模糊地預感到這一思想，並向他的主
上建議，但是這類事業是不能根據建議決定的：只有當人們能構想出這類事
業時，才能去完成它們。
２０ 年後，形勢改觀：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現在法國人的精神中，而且一
夭比一天更加吸引人。這方面跡象很多。外省開始產生恢復自治的要求。全
體人民均有權參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佔了上風。對昔日的三級會議的回
憶又復甦了。法蘭西民族厭惡自己的歷史，卻高興地回想起這段時期。新潮
流也席捲了經濟學派，他們不得不在中央集權體制中加進某些自由機構。
１７７１ 年，高等法院被廢除，這同一公眾，以往經常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
苦，這時看到它的死亡卻深感激動。彷彿高等法院一倒，這最後一道能夠約
制國王專權的障礙就倒塌了。
民眾的反對使伏爾泰吃驚而且氣憤。他致函友人道：「差不多整個王國
都陷入沸騰驚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樣民情鼎沸。可是我覺得國王敕令充滿
了有益的改革。廢除賣官■爵，司法免費，阻止申訴者自王國邊睡來到巴黎
而傾家蕩產，由國王負責償付領主法庭費用，難道這些措施於國家不是大有
裨益嗎？況且，這些高等法院難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蠻人嗎？確實，我
佩服那些野蠻人和這些桀驁不馴的資產者搞到一起。至於我呢，我相信國王
是對的，既然必須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門的雄獅下面賣命，因為它主來就
比我強壯有力，也不去役奔 ２００ 只和我同類的鼠輩。」他還自我辯白地說道：
「想想看，我應當無限讚賞國王施予各地所有領主的恩典，因為國王替他們
償付司法費用。」
伏爾泰久已不住巴黎，他以為公眾精神還是他離開時的模樣。形勢已面
目皆非了。法國人不再局限於要求政府進行改良；他們開始要親自來改革，
而且人們看到一場全面醞釀的偉大革命即將爆發，它不僅獲得了人民的贊
同，而且由人民親自動手。
我想，從這個時刻起，這場徹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舊制度
所包含的壞東西和好東西同歸於盡。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
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對我
來說，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
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


① 即馬肖爾・達爾努維爾（1701—1794）.1745 年任財政總監，推行改革，遭到貴族和教士反對。大革命時
期死於獄中。——譯者




向于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
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
成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
當法國人重新激起對政治自由的熱愛時，他們在政府問題上已經具有相
當多的概念，它們不僅與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幾乎與之對立。
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只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公務員貴族；
只有一個唯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他們既
想自由，又絲毫不願拋開這個最基本的概念；他們僅僅試圖將它與自由的概
念調和起來。
於是他們著手將無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權制和占絕對優勢的立法團混合在
一起：官僚行政和選民政府。國民作為整體擁有一切主權權利，每個公民作
為個人卻被禁錮在最狹隘的依附地位中：對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閱歷
和品德，對後者，則要求具有忠順僕役的品質。
將政治自由引入與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對立的制度和思想（人們對這些制
度和思想已經習慣或早已培養愛好），這個意圖 ６０ 年來產生了多少次自由政
府的徒然嘗試，隨後導致了危害極大的革命，直至最後許多法國人對這些徒
勞無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懶，終於拋開他們的第二個目的，回到第一個目的，
於是他們歸結到這樣的思想：不管怎麼說，在一個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畢竟
還能嘗到一點甜頭。因此，我們今天的處境十分像 １７５０ 年的經濟學派，而不
像 １７８９ 年我們的祖先。
我常自問：在各個時代曾使人類完成最偉大事業的這種政治自由激情，
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長。
我清楚地看到，當人民彼引入歧路時，他們一心嚮往自治；但是這種對
獨立的熱愛根源於專制制度發生的某些特殊的暫時性的弊病，它絕不會持
久；它與產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
主子。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惡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於人們只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
益；因為這種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確確，對於那些善於保持自由的人，
自由久而久之總會帶來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
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
足。在自由中只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
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
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
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過千難萬險頑強地追求自由。他們熱愛自由，並不是因為自
由給他們什麼物質利益；他們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種寶貴而必需的幸福，若失
去自由，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得到寬慰，若嘗到自由，他們就會寵辱
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榮昌盛中對自由感到厭倦，他們任憑別人從他們手中
奪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會損害自由賜與他們的那些福利。這些人要保
持自由還缺少什麼呢？什麼？就是對自由的愛好。不要叫我去分析這種崇高
的志趣，必須親身體味。它自動進入上帝準備好接受這種愛好的偉大心靈中，
它填滿這些心靈，使它們燃燒發光。對於那些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愛好的平




庸的靈魂，就不必試圖讓他們理解了。




第四章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
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當路易十四這位君主在全歐洲稱霸之際，他統治下的王國已開始衰竭，
這一點確實無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榮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跡象已經顯露。
法蘭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便已千瘡百孔。誰沒讀過沃邦①給我們留下的那篇
關於政府統計表的令人驚駭的短論？１７ 世紀末，甚至在那場不幸的西班牙王
位繼承戰爭②開始以前，總督們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奏摺中，都暗示了國家日益
加劇的衰落景象，而且並不作為新近的現象來談論。「若干年來本財政區人
口銳減，」一位總督說道。「這座昔日富庶繁榮的城市今天已沒有工業，」
另一位總督說道。這一位說：「省里原有製造業，但今天已被拋棄。」那一
位說：「過去居民的土地收穫大大超過今天；２０ 年前這裏的農業不知繁榮多
少倍。」「近 ３０ 年來，人口和出產減少了五分之一，」同時代的一位奧爾良
總督說道。應該建議讚賞專制政府的個人和喜歡戰爭的國君們讀一讀這些奏
折。
由於這些貧困主要源於政體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與戰爭的結束都不
能使公共繁榮再現。１８ 世紀上半葉，論述政府或社會經濟的所有作家均持共
同見解，即外省並未恢復；很多人甚至認為，外省在繼續崩潰。他們說道，
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擴大。總督、前大臣、實業家在這一點上與文人們看法
一致。
在我看來，我得承認我決不相信 １８ 世紀上半葉法國在繼續衰落，但是被
消息靈通人士所支持的這一普遍的見解至少證明，當時沒有明顯的進步。我
所能看到的有關這一時期歷史的所有政府文獻確實表明，社會陷於一種麻木
狀態。政府因循守舊，毫無創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環境更舒適健康；
個人也不去發起任何重大事業。
大革命爆發前三四十年左右，情況開始變化；在當時社會的各個部分似
乎都可看到一種迄未注意到的內在震動。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窺
見出；但是逐漸地，它變得更突出，更加明確。這個運動逐年擴大加快，整
個民族終於動了起來，彷彿復活了。請注意！這不是舊生命復活；推動這巨
大軀體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軀體復甦片刻，無非是為了使之解體。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
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使人焦急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
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
這種精神很快滲進政府內部，將它從內部改造，外部毫無更動：法律沒
有改變，執行法律卻是另一樣。
我在別處說過，１７４０ 年的總監和總督與 １７８０ 年的截然不同。
這一實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詳細證明。雖則 １７８０ 年的總督與前任有同樣
的權力，同樣的代理人，同樣的專橫性，但他們的目的卻不相同：前者只負
責使所轄省份保持順從，徵募兵員，尤其是徵收軍役稅；後者則有很多其他
事要關心：他的頭腦里裝滿無數旨在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道路、運河、制


① 沃邦（1633—1707），法國元帥，主持國防和從戰功績卓著，政抬上持自由精神，他 的《王國什一稅方
案》1707 年被禁止發行。——譯者
② 1701—1714 年法德之間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戰爭，英、荷、葡等國均捲入。——譯者




造業、商業是他思考的主要對象；農業尤其引起他注意。絮里①成為行政官員
中名噪一時的人物。
正是在這個時代，他們開始組成我已提到的農業協會，創立賽會，頒發
獎金。有些總監的通報並不像公務信函，倒像有關農藝的論文。
主要通過各種捐稅的徵收，人們能最清楚地看出統治者精神的變化。同
過去相比，立法同樣不平等，同樣專橫，也同樣嚴酷，但是在執法時，所有
的毛病都減輕了。
莫里安②先生在回憶錄中說道：「當我開始研究稅收法時，我對自己的發
現大吃一驚：單是漏稅，特別法庭便有權處以罰金、監禁、體罰；包稅官完
全憑藉他們的誓詞，控制幾乎所有財產和人身，等等。幸好我沒有局限於單
純閱讀法典，我很快就有理由確認，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間存在差異，
這種差異與舊金融家和新金融家習俗上的差異相同。法學家總是傾向於減罪
緩刑。」
１７８７ 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徵收捐稅會招致多少弊端煩惱！不過我
們應當正確評價幾年來徵稅中的溫和與分寸。」文獻考證充分證實了這種論
點。對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經常可見。尤其可以見到對窮人的苦難的真正
關心：這種現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對窮苦人，稅務部門極少施行強暴，蠲免
捐稅更頻繁，賑濟更多。國王增加所有基金，專門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
或救濟貧民，他還經常設立新基金。我發現 １７７９ 年在上基那內一個財政區，
國家用這種方式發放 ８００００ 多里佛；１７８４ 年在圖爾財政區發放 ４００００ 里佛，
１７８７ 年在諾曼底財政區發放 ４８０００ 里佛。路易十六不願將政府的這個部門只
交給大臣去管；他有時親自負責。１７７６ 年，當御前會議判決確定，國王獵物
在王室狩獵總管管區①周圍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並指出進行賠款的簡便
可靠的方法時，國王親自撰寫了各項理由。蒂爾戈對我們講述了這位善良而
不幸的君王把親手寫好的東西交給他，國王同時說道：「你看我也在我這方
做工作。」假如人們按照舊制度存在未年的樣子去描繪舊制度，那麼繪出的
將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卻不太像的肖像。
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公共繁榮便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發展起來。所有跡象都表明了這點：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
北美戰爭②並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
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
當時一位行政官員說道：「１７７４ 年以來，各類工業發展起來，從而擴大
了所有消費稅的內容。」實際上，將路易十六統治的不同時期里國家與負責
徵稅的金融公司簽訂的不同協定作一比較，就能看出協定每次延期時，地租
價格都在迅速不斷地上升。１７８６ 年租約比 １７８０ 年多出 １４００ 萬里佛。「可以
算出，所有消費稅所得每年遞增 ２００ 萬，」內克在 １７８１ 年結算書中說道。
阿瑟・揚斷言，１７８８ 年波爾多的貿易額比利物浦多；他還說：「近幾年
里，海上貿易在法國比在英國發展更快；這種貿易近 ２０ 年增長了一倍。」


① 絮里（1560—1641），亨利四世重臣，在軍事、財政、農業各方面均有貢獻。——譯者
② 莫里安（1758—1850），法國政治家，著有《國庫大臣回憶錄》。——譯者
① 原文為 capitainerie，王室狩獵專用，有完全的司法權。——譯者
② 即七年戰爭（1156—1763），英法各為一方，歐洲主要國家均捲入。法國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英國成為
世界第一殖民大國。——譯者




人們若注意各時期的差異，就一定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
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 ２０ 年中那樣發展迅速。立憲君主制的 ３７ 年①是我們
和平和迅速發展的時期，唯有這個時期在這方面能與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們想到政府還含有許多弊病，想到工業還遇到許多難處，那麼已
經展現的這派如此巨大、如此興旺的繁榮景象，就會讓人驚奇；很多政治家
可能否認這個事實，因為他們無法解釋這個現象，他們就像莫里哀劇中的醫
生那樣斷言，病人不按規則，就不能痊癒。賦稅不平等，習慣法五花八門，
國內關稅，封建權利，行會管事會，官職等等，有了這些東西，法蘭西居然
能繁榮富裕，確實，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樣，法蘭西開始富裕和全
面發展起來，因為在所有那些製造低劣、嚙合不好、似乎註定要減速而不能
推動社會機器的齒輪之外，掩藏著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足以使整部
機器結成一體，並推動全部朝著公共繁榮的目標運轉：一個依舊非常強大有
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從上層階級看已成為歐洲
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內部，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
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
國王繼續以主子身份講話，但他自己實際上服從公眾輿論，每日每時都
受公眾輿論的啟髮帶動，不斷向它諮詢，對它敬畏恭維；根據法律條文國王
是專制的，但在法律實施中受到限制。自 １７８４ 年起，內克在一份公開文件中
舉出一個公認的事實：「大多數外國人很難設想公眾輿論當今在法國發揮的
權威：他們很難理解這股甚至對國王宮廷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麼。
然而事實畢竟如此。」
把人民的偉大強盛一概歸因於法律機制，這種觀點是再膚淺不過的了；
因為在這方面，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發動機的力量在製造產品。請看英國：
那裡的行政法和我們的相比，至今仍顯得更複雜，更五花八門，更不規則！
但是在歐洲哪一個國家比英國有更多的公共財產，範圍更廣，更可靠，更多
樣化的私人財產，社會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於這套法律的優良，而在
于推動整個英國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無關宏旨，因為生命是強大有
力的。
在法國，隨著我剛剛描述的繁榮的發展，精神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
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
向革命。
況且，後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
明顯的地方。人們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定會很容易斷定，
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在那裡，農民的
自由和財產，已比任何其他財政區受到更好的保護。早在 １７８９ 年以前很久，
個人徭役便已消失。徵收軍役稅變得比法國其他地方更正規、更輕、更平等。
假如要理解當時一個總督能為全省的福利和減輕窮團做些什麼，就必須閱讀
１７７２ 年改進徵收軍役稅的條例。從這條例看，捐稅已完全改觀。政府專員每
年下到各個教區；村讓在他面前集會；財產價值當眾確定，每個人的財產用
對審方式確認；軍役稅最後經所有應納稅者的協作而制定。再沒有行會理事
的專橫，再沒有無益的暴力。不管徵收制度怎樣，軍役稅無疑仍保持其固有
的毛病；它只壓在一個納稅者階級身上，對於工業和地產一視同仁；似是在


① 指 1815—1852 年這段時期。——譯者




所有其他方面，軍役稅和鄰近財政區仍冠以同樣名稱的捐稅大不相同。
相反，沒有什麼地方的舊制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
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裡點燃並滋養了內戰戰
火，那裡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於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
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這種觀點使人驚奇；但歷史充滿著類似的景象。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
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
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
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
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
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
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
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
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
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部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
忍受。博馬舍①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
更大的民情激動。
再無人認為 １７８０ 年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
國進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時，人能不斷地無限完善的理論產生了。２０ 年以
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
沉浸在即將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於衷，一心朝著
新事物奔去。
除了這些普遍原因之外，這一現象還有其他更為特殊但同樣強有力的原
因。儘管財政管理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完善，它還保留著專制政府固有的毛
病。由於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裏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
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
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並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
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据中。和前任一樣，他不斷
使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像先王一樣，他向四面八方舉債，既不公開，也無
競爭，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們的資本也永遠取決於國王的
誠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證人，因為他曾親眼目睹，而且比別人看得更清楚，
對此說道：「那時法國人與自己政府的關係中充滿丁偶然性。他們用自己的
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他們為政府建
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
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
貸款一樣。」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道：「當此之時，工業振興，在更加廣大的
人們心中萌發起對財產的熱愛、對富裕的愛好與需求，那些將部分財產委託
給國家的人對合同法遭到破壞更難以容忍，而破壞者正是所有債務人中本應
最尊重合同法的債務人。」


① 博馬舍（1732—1799），法國 18 世紀後期最重要的戲劇作家，他的名著《費加羅的婚姻》公演于 1784
年，對封建社會進行全面指責，可以說「就是進入行動的革命（拿破崙語）」。——譯者




這裏受到指責的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實在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們
所產生的印象。從前財政制度的缺陷要嚴重得多；但是從那時以來，政府和
社會發生了變化，使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
２０ 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於
成為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玉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與政府有
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
驚人地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
時間里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１７８９ 年，國
家欠債將近六億里佛，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財政家所
說，他們和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將他們的怨恨一
齊向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
投機的慾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３０ 年前
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業家與其他批發商或貪財者由此產生，他們通常構成
一個最敵視新政策、最熱愛任何現存政府、最順從他們所蔑視或厭惡的那些
法律的階級，而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於改革，並且最堅決。它尤其大
聲疾呼號召在整個財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
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將全部垮台。
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
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
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




第五章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１４０ 年來，在公共事務的舞台上，人民連片刻也未曾出現，因而人們根
本不再相信人民還會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們便認為他們是聾子；
以至當人們開始關心人民的命運時，就當著他們的面大談特談，彷彿他們不
在場。人們似乎是專講給高踞人民頭上的那些人聽的，他們擔心的唯一危險
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聽懂。
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
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入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
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
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他們怒氣衝天。我說的不是作
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員，是特權者本身。
大革命前 １３ 年，國王試圖廢除勞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
數幾個省（三級會議省）外，幾乎所有王國的道路都是由我們臣民中最貧窮
的那一部分無償修建的。一切負擔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雙手一無所有並且與
道路只有極其次要利害關係的人們頭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
多全部是特權者，他們的財富由於修路而增長。人們強迫窮人單獨維修道路，
迫使他們無償提供時間和勞動，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抵禦貧苦飢餓的唯一
手段，讓他們為有錢人的利益勞動。」
與此同時，人們著手消除工業行會制度加給工人的種種痛苦，以國王名
義宣布：「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聖的財產；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均違
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現存社會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
貪婪、強暴的產物。」類似的言論很危險。更危險的是這些話等於白說。幾
個月以後，行會和勞役制重新恢復。
據說使國王說出這種話的是蒂爾戈。蒂爾戈的繼任者也大都照此辦理。
１７８０ 年，國王向臣民宣布今後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他在旁註中還特他
說道：「納軍沒稅者已為徵收軍役稅的煩惱所折磨，他們至今仍承受那些意
外的增派，以至我們巨民中最窮苦的這部分人的稅額增長比例遠遠高於所有
其他臣民。」國王還不敢使捐稅負擔一律平等，不過他至少著手確立徵稅平
等，在已確定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他說道：「朕希望有錢人不會覺得受
損害，他們如今被納入共同水準，他們要完納的捐稅只不過是長期以來他門
本當更加平等地承擔的那份。」
尤其在飢荒年月，人們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他們的需求。
一位總督為激發育錢人發善心，談到「這些所有者極下公正、為富不仁，他
們所佔有的一切應歸功於窮人的勞動，但是他們卻在窮人為開發他們的財產
而筋疲力竭之際，任其餓死。」國王在類似情況下也說過：「聯欲保衛人民
免遭無衣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朕不
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貪婪的人擺布。」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的鬥爭引起形形色色的類似現
象：爭論雙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難推倭給對方。１７７２ 年在糧食流通問題上，圖
盧茲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引起的那場爭論尤其清楚地表明了這點。「由於其
錯誤措施，政府可能使窮人餓死，」圖盧茲高等法院說。——「高等法院的
野心和有錢人的貪婪造成了公眾的窮困，」國王反駁道。雙方就這樣向人民
頭腦中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痛苦永遠只應責怪上面。




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開文件中卻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
特意將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處張貼。這樣做的時候，國王便向他的先輩和
他自己道出了非常嚴峻的事態真相。一天他說道：「國庫已因歷代揮霍而負
擔過重。我們的許多不得轉止的領地已經以廉價轉讓了。」另一次據說國王
出於理性而不是出於謹慎說道：「工業行會尤其是列王的國庫貪財的產物。」
國王在下面補充說：「假如形勢常常造成無用的開支，軍役稅過分增長，其
原因便在於財政管理部門認為增加軍役稅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是最簡易的對
策，儘管還有許多其他對我們的人民負擔較輕的辦法。」
所有這些都是對國民中有教養的那一部分人講的，為的是使他們相信某
些遭到個別利益集團指責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於人民呢，當然他們即使
聽見了也不懂得。
必須承認，甚至在這種善心裏也含有對人們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
苦人的極端蔑視，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萊夫人①的看法，伏爾泰的秘書告訴我
們，夏特萊夫人毫不在乎地當著僕從的面更衣，因為她並不確信僕人也是人。
不要以為剛才我轉述的危險性語言僅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
些即將成為人民眾矢之的的特權者在人民面前講話時也是如此。應當承認，
在法國，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感到畏懼；他
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這一點在 １７８９
年以前十年當中尤為明顯：那時人們經常同情農民，不斷談論農民，研究用
什麼方法能救濟農民，揭露使農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譴責特別危害農民的財
政法規；但是在這種新的同情表示中，人們照舊缺乏遠見，和過去長期麻木
無遠見一樣。
１７７９ 年在法國部分地區，後來又在整個王國，召集了省議會，諸讀一讀
這些會議紀錄；研究一下會議留給我們的其他公開文件，你定會為文件的善
良情意所感動，對文件中格外不慎重的語言感到驚訝。
１７８７ 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人們經常看到，國王用於修路的錢被用
在富人身上，而對人民毫無用處。人們常常花費金錢使通向城堡的道路更舒
適，卻不用來使市鎮或村莊的入口更方便。」在這同一會議上，貴族等級和
教士等級描述了勞役的罪惡后，自發地同意捐贈 ５００００ 里佛改善鄉間道路，
說這樣一來，本省道路即可暢通，卻不須耗費人民一文錢。對這些特權者來
說，用普遍捐稅代替勞役制並繳付應納捐稅，也許更少費錢些；但是，在自
願出讓捐稅不平等的利潤時，他們卻還想保留其外表。在拋棄他們權利的有
益部分的同時，他們細心保留著令人憎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議會完全由免納軍役稅的地產主組成，他們一心打算繼續免
納人頭稅，但卻同樣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繪這種軍役稅使人民蒙受的苦難。他
們將軍役稅的一切流弊編織成一幅可怕的圖畫，還特意大量印製。但是很奇
特的是，就在他們關心人民的明顯表示中，他們卻不時加進公開蔑視人民的
話語。人民已經喚起他們同情，但仍舊是他們輕視的對象。
上基那內省議會熱烈地為農民的事業申辯，但稱這些農民為無知粗野的
人，好鬧事、性格粗魯、不順從的傢伙。蒂爾戈曾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
講起話來也是如此。
這類惡言冷語在那些準備公佈於眾讓農民親自閱讀的法令上可以見到。


① 夏特萊夫人（1706—1749），伏爾泰的情婦，愛好科學，寫有各種論文。——譯旮




彷彿人們生活在歐洲那些像加里西亞的地方，在那兒，上層階級講一套與下
層階級不同的語言，下層階級聽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１８ 世紀封建法學家對
于交納年貢者和其他封建稅的債務人，常常表現出溫和、節制、公正這種不
大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們仍舊說卑賤的農民。看來這類罵
人話正如那些公證人所說，是自古已然。
隨著 １７８９ 年的臨近，這種對人民貧苦的同情變得更強烈、更輕率。我手
中有一些 １７８８ 年初許多省議會致不同教區居民的通告，為的是要從他們那裡
詳細了解他們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訴。
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領主、三個貴族和一位資產者
簽署的，他們都是議會成員，以議會名義行事。該委員會命令各教區的行會
理事召集全體農民，向他們徵詢對所納不同捐稅的制訂和徵收方式的意見。
通告稱：「我們大致知道，大部分捐稅，特別是鹽稅和軍役稅，對種田人來
說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我們還要具體了解每一種流弊。」省議會的好
奇心不止於此；它要知道教區內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貴族、教士或俗人的
人數，要確切知道這些特權是什麼；免稅人的財產價值多少；他們是否居住
在他們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會財產——或像當時所說，永久管業基金—
—不參与商業，它們價值多少。所有這一切尚不能使議會滿意；還要告訴它，
假使存在捐稅平等，特權者應承擔的那部分捐稅，軍役稅、附加稅、人口稅、
勞役，估計數額是多少。
這等於是通過敘述各人所受的苦難使他們激憤起來，向他們指出罪魁禍
首，點明他們為數很個，不足為懼，從而在他們內心深處燃起貪慾、嫉妒和
仇恨。人們似乎完全忘掉了扎克雷起義①、鉛錘黨人②和十六人委員會③，似乎
不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靜時，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
慈的民族，一旦迸發出猛烈激情，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獲得農民答覆這些致命問題的所有報告；但我還是找到了一
些，足以了解支配這些報告的一般精神。
在這些報告中，每一個特權者的名字，貴族也好，資產者也好，都一一
指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被描述一番，而且總是加以批判。人們仔細
地研究他的財產的價值；而且還涉及這些特權的數量和性質，尤其是特權給
村裡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損害。人們列舉必須作為祖金交納的小麥斗數；羡
慕地估算特權者的收入，據說這筆收入誰也不能分享。本堂神甫的額外收入
——人們已經稱之為他的薪水——過多；人們辛酸地注意到，教堂里所有的
事都得付錢，窮人連安葬也得交錢。捐稅全都制訂得很糟糕，而且欺壓人，
沒有一項捐稅不受到抨擊，他們談論一切人，語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們說道：「間接稅可恨，沒有哪一家，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
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註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
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
的庄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徵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
傷害其鄰人。」


① 1358 年在博韋西爆發的反抗貴族的農民起義。一一譯者
② 1982 年巴黎人為反抗新征間接稅而爆發的市民起義。一—譯者
③16世紀末宗教戰爭期間巴黎的聯盟派組成的委員會，代表 16 個區，支持吉斯公爵，一度推行暗示恐怖。
——譯者




在這次調查中大革命不僅宣告了它的臨近，而且它就在這裏，它已經在
使用它的語言，展現出它的整個面目。
１６ 世紀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差別之中，有一種差別令人矚目：
在 １６ 世紀，大部分顯要人物投身於宗教變革都出於野心或貪婪；相反，人民
卻出於信仰，並不指望得到什麼好處。在 １８ 世紀，情況就不同了；正是無私
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
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
燃並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慾。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幾種做法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
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
國王是第一個向人民表明人們可以用何等輕蔑態度對待最古老而且外表
上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的。路易十五既通過他的革新，也通過他的作惡，既通
過他的精力，也通過他的怠惰，動搖了君主制，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當人
民看到與王權幾乎同時代，而且迄今看上去與王權同樣不可動搖的高等法院
土崩瓦解時，他們模模糊湖地領悟到，暴力和冒險的時代臨近了，那時，一
切都變得可能，沒有什麼老事物應受尊重，沒有什麼新事物不能嘗試。
路易十六在他的整個統治期，都在談論準備著手的改革。大革命後來果
然推翻了一切規章制度，而在此以前，路易十六曾預見大多數制度已臨近毀
滅。他從立法機構中除去幾個最壞的制度，不久又予以恢復：彷彿他想的只
是把這些壞制度連根拔起，由別人來把它們打倒。
在他親自主持的改革中，有一些夫經充分準備，就突然改變了古老而受
人尊重的習慣，有時還破壞了既得權利。這樣，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礙大革
命的重重障礙，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樣才能動手進行革命，因而，改革
為大革命作了準備。恰恰是國王及大臣們行動中單純無私的意圖，為害更甚；
因為，最危險的榜樣莫過於出於好意，由好心人施行的暴力了。
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開宣布這種理論，即王國所有上地原
本均依國家的條件被特許出讓的，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
人只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並不完全的佔有者而已。這個學說來源於封
建立法；但是只是到了封建制度滅亡之際它才在法國被傳授，法院從未予以
承認。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主導思想。看上去奇怪，社會主義首先植根於國
工專制制度。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說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
持輕視態度。１８ 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
猶豫地佔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樑公路工程
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
仔細地避免沿著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
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
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
下諾曼底省議會從總督手中接管政府時，發現 ２０ 年來政府為修路而沒收
的所有土地的價錢尚未償還。國家這樣欠而未還的債務，在法國的這個小小
角落，竟達 ２５ 萬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為數有限；但是由於土地已經非常
分散，受損害的小所有者人數眾多。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
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
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從前在許許多多教區設有慈善基金會，按創立者的意圖，基金會的目的
是按遺囑指定的場台及方式救濟居民。在君主制末期，由於御前會議的一紙
判決，即由於政府的純粹專斷，這些基金會大部分或是被破壞，或是改變了
最初宗旨。通常，發給村子的這種基金被用來資助鄰近的濟貧院。而濟貧院
呢，在這同一時期，它們的財產也被改造得與創始者的目的相違迕，他們無
疑是不會採納的。１７８０ 年的一道敕令授權所有這些機構變賣不同時期人們遺




贈——條件是他們可以終身享用——的財產，准許他們將價值上交國家，國
家應當支付年金。據說，這是更好地利用祖先沒有充分利用的施捨。人們忘
記了，教唆人們破壞活人的個人權利的最好方法，就是絲毫不顧死人的意志。
舊制度政府對這些死人表現出的蔑視是後繼的任何一個政府望塵莫及的。尤
其是它對此一向掉以輕心，英國人卻為此給每個公民以全社會的力量，幫助
他維持死前最後意願的效力，這就使英國人對死人比對活人更為尊重。
徵集制、食品強制出售、最高限價，這些是舊制度下有過先例的政府措
施。我看到，在飢荒時期，政府官員預先對農民供應市場的食品確定價格；
由於農民怕受約束，不到市場來，政府官員便下達命令，強迫他們前往，否
則處以罰金。
惺是最有害的教育莫過於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時所依據的某些形式。窮
人在抵禦比他更有錢有勢的公民的侵害方面，遠比人們想象的更有保障，但
是當窮人和國家打交道時，正如我在別處已指出的那樣，他們就只能找到特
別法庭、有偏見的法官、倉促而虛假的訴訟程序和不得上訴的假執行判決。
「委派騎警隊隊長及其副官了解缺糧時節可能爆發的騷亂和聚眾鬧事；命令
他們妥善處理訴訟案件，審判為既無上訴權又無特赦權的終審；國王陛下禁
止所有法庭過問此案。」這項御前會議判決在整個 １８ 世紀期間都有效力。從
騎警隊筆錄中可以看到，在這種形勢下，人們連夜包圍可疑的村莊，乘天亮
前闖入民宅，不需任何憑證，便逮捕了彼指定的農民。遭這樣逮捕的人常常
長期被監禁而不送審；但是敕令卻命令所有被告須在 ２４ 小時內受審。和我們
今天一樣，這項規定既不正規，也不被遵循。
一個溫和穩固的政府就是這樣每天教給人民那種最適應于革命時代、最
適合於專制暴政的刑事訴訟法。它一直開辦這類學校。舊制度始終給予下層
階級這種冒險的教育。蒂爾戈在這一點上也忠實效法他的前任。１７７５ 年，當
他的關於穀物的新立法激起高等法院的反抗和農村的騷亂時，他在國王的許
可下發布法令，剝奪法院審理權，並將判亂者移交重罪法庭。法令道：「重
罪法庭主要用來鎮壓民間動亂，迅速處理，以做效尤。」況且，凡遠離本教
區的農民，未持有本堂神甫和行會理事簽署的證明者，均當受到追緝和逮捕，
像流浪漢一樣受審判，無上訴權，也無特赦權。
誠然，１８ 世紀的君主制統治下，刑罰雖然形式駭人，幾乎總是溫和的。
人們寧願使人畏懼，不願使人受罪；或不如說，人們由於習慣和冷漠而專橫
強暴，由於氣質而溫和。但是對這種速決司法的愛好只會增長。刑罰越輕，
越容易忘記宣布刑罰的方式。溫和的判決掩蓋著訴訟程序的恐怖。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說，革命政府使用的大量訴訟程序，在君主制最後
兩個世紀中所採取的針對下層人民的措施里，均可找到先例和榜樣。舊制度
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
已。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其結果如何

政府形式尚未改變，規定個人地位和政府事務的那些附屬法律卻已經廢
除或修改。
行會理事會的破壞和部分的、不完全的恢復深刻地改變了工人和僱主的
舊關係。這些關係不僅不同以往，而且不確定、不自然。主日警察遭到毀滅；
國家監護尚不穩定，手工業者在政府與老闆之間，處於一種為難的不明確地
位，不知道二者當中誰能保護自己或誰應該容納自己。整個城市下層階級驟
然間落入這種茫然的無政府狀態，一旦人民在政治舞台上開始重新出現，這
種形勢就產生了嚴重後果。
大革命前一年，國王敕令在司法秩序的所有各部門造成了混亂；若干新
的法庭設立了，其他法庭大批被廢除，管轄權的一切規定均被更改。然而在
法國，恰如我在別處已經談到的，負責審判、執行法官判決的人數量龐大。
說真的，整個資產階級都或近或遠地與法庭有關係。法律的效果因此便突然
間打亂了千家萬戶的處境和財產，給予他們新的不可靠的地位。敕令也給申
訴人帶來不便，在這場司法革命中，他們很難重新找到他們可以應用的法律
和應該審判他們的法庭。
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在 １７８７ 年所經受的徹底改革在公共事務中尤其
引起了混亂，後來又觸及每個公民，直到他們的私生活。
我說過，在各財政區，即在法國四分之三左右地區，整個財政區政府都
交託給一個人，即總督，他的所作所為不僅不受控制，而且獨斷專行。
１７８７ 年，人們在這位總督身邊設置了省議會，總督成為真正的地方行政
官員。每個村子里，經選舉產生的鎮政府同樣取代了舊教區議會，在大多數
情況下，還取代了行會理事。
與原先立法截然對立的立法不僅徹底改變了事物的秩序，而且徹底改變
了人們的相對地位，它必須在各地同時實施，百且在各地以近乎同一方式推
行，絲毫不考慮以前的慣例和各省的特殊情況；這個行將被大革命推翻的舊
政府，當時已經具備大革命的中央集權的很多特性。
可以清楚看到，習俗在政治機構中所起的作用：人們應用長期以來沿用
的模糊複雜的法律，比利用新鮮的更簡化的法律要順手得多。
舊制度下，法國存在著依各省情況而變化無窮的各種權力，沒有哪一種
權力具有確定的眾所周知的界限，各權力的工作範圍總是與許多其他權力相
混。然而人們終歸在事務中確立了正規的相當方便的秩序；而為數更少的新
權力，雖經仔細限定，彼此間仍然相似，在更大的混亂中互相抵觸混雜，常
常相互抵銷，軟弱無力。
此外，新法律包含一個嚴重的缺陷，僅僅這一缺陷，尤其在開始時，就
足以使法律難以執行：它創設的所有權力都是集體權力。
在舊君主制下，人們從來只知道兩種治理方式：如果行政被委託給一個
人，那麼，他的一舉一動無需任何議會協助，如果存在著議會，例如在三級
會議省或在城市裡，那麼，執行權力不委託給任何個人，議會不僅統治和監
督行政部門，而且親自治理或通過它任命的各臨時委員會治理。
由於人們只知道這兩種理事方法，所以當他們拋棄這一種，就得採納另
一種。奇怪的是，在一個如此開明、長期以來政府已經發揮如此巨大作用的
社會內，人們競從未想到將兩種制度結合為一，從來想到區分而不是拆開執




行權與監督和解除權。這種思想看上去簡單，卻從未有人想到過；只有在本
世紀它才被人發現。可以說，這是在政府問題上我們自己的唯一大發現。我
們將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後果，當人們把行政習俗搬進政治、在憎恨舊制度
傳統的同時卻遵奉這一傳統時，人們在國民公會裡竟實行三級會議省和城市
小市政府曾遵循的制度；我們還將看到，從那以前僅僅使事務陷入窘境的局
勢里，如何突然間出現了恐怖統治。
這樣，在大多數總督一直自行其是的情況下，　１７８７ 年的省議會取得了
自治權；它在中央政府的權力之下，負責制訂軍役稅和監督徵收軍役稅，決
定哪些公共工程應當興辦並加以實施。省議會直接統轄公路與橋樑工程局全
體官員，從監察直到工程監工。議會要給他們規定它認為可行的事項，向大
臣彙報部下的成績，並提議大臣向他們頒發應得獎賞。村社的監護幾乎完全
交與省議會；絕大多數訴訟案件的初審必須由議會來審判，而在這以前是由
總督審理，等等：上述職權中，有許多不適宜於一個集體的、不負責任的政
權，況且即將行使職權的又是一些首次執政的人。
人們把總督貶低到無權無勢地忱的同時，卻讓他繼續存在，終於使一切
陷入混亂。人們在剝奪了總督統攬一切的專制權利后，強加給他幫助和監督
議會工作的權利；彷彿一個被免職的官員有朝一日竟能理解剝奪他官職的立
法精神，並且協助它的實施！
人們對付總督的做法，也用來對付總督代理。在他的旁邊，在他原來占
據的位置上，安放了一個區議會，區議會須在省議會領導下根據同樣原則行
事。
從 １７８７ 年創立的省議會的法令和會議記錄中所了解到的一切，說明議會
剛一誕生，就陷入了同總督的暗中的而且常常是公開的戰爭，總督老謀深算，
使繼任者手足無措。在一處，議會抱怨它費了很大力氣才從總督手中奪回那
些最必需的文件。在另一處，總督指控議會成員要篡奪據他說是詔書授予他
的職權。他向大巨申訴，大臣則常常不置可否或表示懷疑；因為對他和對所
有人一樣，這都是新鮮而模糊的問題。有時，議會經討論認為總督治理不善，
他經手修建的道路線路不好或維修很糟；他任憑那些受他監護的村社毀滅而
不聞不問。這些議會常常在一項不熟悉的立法中摸黑，猶豫不慶，它們四下
互相徵詢意見，不斷地收集各種見解。歐什省總督聲稱他能阻止省議會的意
志，省議會曾經批准公社自行徵稅；省議會則斷言，在這個問題上，總督今
后只能提供意見，不能下達命令，同時它徵求法蘭西島省議會的意見。
處在這些尖刻的批評和會商當中，政府的進程常常緩慢，有時還停滯下
來：公共生活這時候似乎中斷了。洛林省議會的話是其他許多省議會的迴響：
「事務全面停滯。所有善良公民均為此感到悲傷。」
在另一些情況下，這些新政府由於過分活躍和自信而犯錯誤；它們全都
充滿一股不安及騷亂的熱情，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
借口今後將由它們實行城市監護，它們著手親自經營公共事務；總之，它們
本想改善一切，到頭來卻弄得一團糟。
假如人們今天願意冷靜思考長期以來政府在法國佔據的重要位置，政府
每天接觸的眾多的利益，依賴政府或需要政府協助的一切事情；假如人們想
到正是靠政府而不是靠自己，個人才能期望在自己的事務中取得成功，才能
指望他們的行業得到贊助，衣食得到保證，才能開闢和維修道路，才能維持
安定，才能保障福利，若考慮到這些，人們一定會明白，政府受到損害會使




無數人自身受到損傷。
但是這個新組織的弊病在村莊里尤其明顯；在那裡，它不僅打亂了權力
秩序，還突然問改變了人們的相對地僅，使各個階級都對立衝突起來。
１７７５ 年，蒂爾戈向國王提議改革農村行政制度，當時他親自告訴我們，
他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乃是捐稅攤派不平等；因為，教區事務中首要的就
是捐稅的制訂、徵收和使用，怎麼能使那些完全不按同一方式納稅、有些甚
至完全免納的人，在教區事務上共同行動、同堂議事呢？每個教區均包括根
本不繳納軍役稅的貴族和教士、部分或全部免納的農民以及其他納全部軍役
稅的人。這就好比三個截然不同的教區，每一個都要求有單獨的政府。困難
無法解決。
實際上，農村中捐稅差異之明顯，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居民劃分為
不同集團，而且常常是相互敵對的集團，尤以農村為甚。要給村莊一個集體
的行政和一個自由的小政府，首先必須使大家繳納同一捐稅，必須縮小各個
階級之間的距離。
１７８７ 年終於開始改革，但人們當時做的卻非如此。教區內部，舊的等級
分離及其主要標誌捐稅不平等，依然故我，可是人們卻把全部行政移交給選
舉團。這一做法當即導致極為奇特的後果。
如果這是挑選市政官員的選舉議會，本堂神甫和領主不能出席；據說他
們屬於貴族和教士等級；而在這裏。主要是第三等級有權選舉他們的代表。
市議會一旦選出，本堂神甫和領主反倒成了理所當然的成員；因為使如
此顯要的兩類居民與堂區政府完全無關，這是不大恰當的。領主甚至主持那
些他未曾參与選舉的市參議員的會議；但是他不能插手他們的大部分法案。
例如，當人們著手制訂和攤派軍役稅時，本堂神甫和領主便無權投票表決。
他們二者不是都免繳此稅嗎？從市議會來說，它與他們的人頭稅毫無關係；
人頭稅繼續由總督接特殊方式釐定。
市議會這位主席同他本應領導的議會彼此隔絕，人們擔心他在議會中將
間接發揮影響，違背他不從屬的那個等級的利益，遂要求不計他的佃農的票
數；在徵求省議會的意見時，省議會認為這樣的要求非常公正，完全符合原
則。教區的其他貴族，不能進入這個平民的市議會，除非經由農民選舉，而
后按規章特意註明，但他們在議會中只有權代表第三等級。
領主在議會中出現只是為了完全服從他舊日的臣屬，這些人突然間成了
他的主人，與其說他是他們的首領，還不如說他成了他們的階下囚。人們用
這方法把這些人召集在一起，目的似乎不是要使他們彼此接近，而是使他們
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彼此有何差別，他們的利益何等對立。
行會理事是否仍是毫無威信、非靠強迫不能履行其職能的政府官員，抑
或他的地位和他任主要代理人的社區已經一起提高了呢？對此無人確知。我
找到一封 １７８８ 年某個村莊執達員的信，他對人們選他履行行會理事的職責感
到氣憤。他說道：「這是違反行會理事職務享有的所有特權的。」總監答覆
必須糾正此人的思想，「叫他明白他應把同胞們選舉他視為光榮，此外還要
叫他明白，新的行會理事絲毫不同於此前冠以同一名稱的政府官員，他們應
當從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們看到，當農民成為一種勢力時，教區里重要的居民，甚
至貴族，突然問與農民接近起來。巴黎附近一個村莊的有高級裁判權的領主
抱怨說，國王敕令阻止他哪伯作為普通居民參加教區議會的工作。另一些人




則同意讓他「出於對公共利益的忠誠，履行行會理事職責」。
這已為時太晚了。隨著育錢階級的人們向著農村人民靠近，試圖和他們
打成一片，農村人民卻退回到他們一向的孤立狀態，據守不出。有些教區的
市議會拒絕接納領主參加，另一些市議會則十分挑剔，不願接受已致富的平
民。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我們獲悉，許多市議會拒絕接納未在本地居住
的教區的平民地產主，盡營這些人毫無疑問有參加議會的權利。另一些議會
甚至拒絕接納那些在當地沒有財產的佃衣。」
因此，甚至還在人們改動那些規定國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
中已經充滿新奇、模糊和衝突。原來存在的東西動搖了，可以說，再沒有一
項規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廢除或即將修改。
這場在法國先於政治革命而進行的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的突
然的大規模革新，人們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當時，它已經是一個偉大民
族的歷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動蕩之一。這第一次革命對第二次革命起著異
常巨大的影響，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於到那時為止世界上發生的所有同類事
件，或從那時以來發生的同類事件。
英國爆發的第一次革命①震撼了這個國家的整個政治結構，直至廢除了君
主制，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觸動次要法律，幾乎絲毫未改變習俗和慣例。司
法和行政保留原來的形式，照舊沿襲著昔日的習慣做法。據說在內戰最激烈
的時候，英國的 １２ 位法官仍在繼續進行一年兩次的巡迴刑事法庭。因此，一
切並未同時激蕩。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國社會儘管在頂層動搖，基礎卻
巋然不動。
自 １７８９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親眼看到了許多徹底改革整個政府結構的革
命。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開破壞現存法律。然而，
革命所產生的混亂從來既不長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絕大部分幾乎感覺不到，
有時幾乎沒有察覺。
自 １７８９ 年以來，行政結構在政治結構的廢墟中始終存在。人們改變了君
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權的形式；但是事務的日常進程既來中斷也未被打亂；每
個人繼續在與個人相關的細小事務中，遵循他熟悉的準則和慣例：他依賴他
一直習慣與之交往的次級政府，而且往往與同一些官員打交道；因為，如果
說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腦袋，它的軀體依舊完好無損地活著；同樣
的職能由同樣的行政官員執行；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法規轉達他們的精
神和他們的經驗。他們以國王的名義，隨後以共和國的名義，最後以皇帝的
名義審判和執政。然後，命運推動同一輪迴，他們重又開始為國王、為共和
國以及為皇帝審判和執政，永遠是同一些人，永遠用同一方式；因為，主子
叫什麼名字與他們何干？他們的工作不在於做公民，而在於做優秀行政官和
優秀法官。一旦初次震動平息，國內似乎也就再無什麼變動。
大革命爆發之際，政府的這個儘管是從屬的、但每日每時為每個公民所
感到並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響著他們的福利的部分剛剛被徹底推翻：國
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國家起初好像並未從這場
大規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動，但是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
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部受到妨害。
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著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


① 指 1642—1649 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譯者




于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生活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
中該如何行動。
既然國家的各個部分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
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從已往事物中自動產生

在結束本書時，我想將我分別描繪的若干特徵加以歸納，再來看看大革
命是如何從我剛為之畫像的那箇舊制度中彷彿自動產生的。
如果人們考慮到，正是在法國，封建制度雖然沒有改去自身中那些會傷
害或刺痛人的東西，卻最完全地丟掉了能對封建制度起保護作用或為它服務
的一切，人們就不會驚訝這場後來猛烈摧毀歐洲古老政體的革命是在法國而
不在別國爆發的。
如果人們注意到，貴族在喪失其古老的政治權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領導
居民——這種現象為任何歐洲封建國家所未見，然而他們卻不僅保留而且還
大大增加貴族成員個人所享有的金錢上的豁免權和利益；他們已經變成一個
從屬階級，但同時仍舊是個享有特權的封閉階級：正如我在別處說過的，他
們越來越不像貴族，越來越像種姓：他們的特權顯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
法國人厭惡，無怪乎法國人一看見他們心中便燃起民主的願望，並且至今不
衰。
最後，如果人們想到，這個貴族階級從內部排除中產階級並與之分離，
對人民漠不關心，因而脫離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於孤立，表面上是一軍統
帥，其實是光桿司令，人們就會明白，貴族存在千年之後，怎麼會在一夜之
間就被推翻。
我已闡明國王政府如何在廢除各省的自由之後，在法國四分之三的地區
取代了所有地方權利，從而將一切事務無論巨細，都繫於一身；另一方面我
已說明，由於必然結果，巴黎以前只不過是首都，這時已成為國家主宰，簡
直可以說就是整個國家。法國這兩個特殊事實足以解釋為什麼一次騷亂就能
徹底摧毀君主制，而君主制在幾個世紀中曾經受住那樣猛烈的衝擊，在傾覆
前夕，它在那些行將推翻它的人眼中似乎還是堅不可摧的呢。
法國是很久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
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
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體法國人怎麼會一下子就落入一
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
列，開闢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
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
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
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
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
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
教會自然與所有要廢除的古老制度結為一體，毫無疑問，這場革命必當
在推翻世俗政權的同時動搖宗教，從那時起，無法說出革新者一旦擺脫了宗
教、習俗和法律對人們想象力所加的一切束縛，他們的精神會被哪些聞所未
聞的魯莽輕率所左右。
但是，認真研究過國家狀況的人本不難預見到，在法國，沒有哪種聞所
未聞的魯莽行為不會被嘗試，沒有哪種暴力不會被容忍。




「什麼！」伯克在一本雄辯的小冊子①里叫道，「人們竟找不到一個人能
替最小的區抗辯，而且，看不到一個人能替他人擔保。每個人都在家裡束手
就擒，無論是由於傾向王權主義、溫和主義，還是所有別的什麼東西。」伯
克不了解他為之惋惜的那個君主制，曾在哪些條件下把我們拋給我們的新主
人。舊制度政府事先就剝奪了法國人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願望。當大革命突
然來臨時，要想在法國最廣大地區找到十個慣於以正規方式共同行動、進行
自衛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權獨當此任，以至這個中央政權從國王政府之
手落入不負責任但有主權的議會之手，從溫厚而變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
前找不到什麼東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緩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輕易垮台的同一
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傾覆之後都變得可能。
宗教寬容，領導溫和，人道甚至仁慈，從來沒比 １８ 世紀更受到鼓吹，看
來也更被人接受；作為暴力最後棲息之所的戰爭權，本身已被縮小，變得緩
和。然而，從如此溫和的風尚中，即將產生最不人道的革命！不過，風尚的
日趨溫和，並不都是假象；因為，自大革命的怒火減弱以來，人們看到，這
同一種溫和立即普及到所有法律，並滲透到所有政治習慣當中。
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
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
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第一種階級的人相互之間沒有
絲毫先存的聯繫，沒有互相理解的習慣，從未控制人民，因此，當舊政權一
旦被摧毀，人民幾乎立即變成了領導權力。人民不能親自統治的地方，至少
把他們的精神賦予政府；另一方面，假如我們考慮到人民在舊制度下的生后
方式，就不難想象人民即將成為什麼樣子。
處境的獨特賦予人民許多罕見的品德。人民很早就獲得自由，很久以來
就擁有部分土地，彼此孤立而不依賴，因而他們顯得有節制和自負：他們熟
悉勞動，對種種生活享受漠然處之，忍受最大的痛苦，臨危難而堅定：這個
單純剛毅的種族，即將構成強大的軍隊，威懾歐洲。但是同一原因也使人民
變為危險的主人。由於幾個世世以來，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
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於偏見、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
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攫取了政府，試圖自己來完成大革命的業績。
書籍已經提供了理論，人民負責實踐，使作家們的思想適應于自己的狂暴行
動。
那些仔細研究過 １８ 世紀法國的人，從書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內部產生和
發展了兩種主要的激情，它們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從未指向同一目標。
有一種激情淵源更遠更深，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制的仇恨。
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
無法抵禦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掃清場地
后，去建立一個人道所允許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另一種激情出現較晚，根基較淺，它促使法國人不僅要生活平等，而且
要自由。
臨近舊制度末期，這兩種激情都同樣真誠強烈。大革命開始了，兩種激
情碰到一起，它們混合起來，暫時融為一體，在接觸中互相砥礪，而且最終


① 即《法國革命思考》（1790）。——譯者




點燃了整個法蘭西的心。這就是 １７８９ 年，無疑它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
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
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後，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讚美崇敬的目光仰
望這個時代。那時，法國人對他們的事業和他們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們能
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們便處處設立了自由制度。他們不
僅粉碎了將人們分割為種姓、行會、階級、使他們的權利比他們的地位更加
不平等的那種陳腐立法，而且一舉打碎了那些由王權制定的其他較新的法
律，因為它們剝奪了民族自身享受的自由，井在每個法國人身旁設立政府，
充當他們的導師、監護人，必要時還充當壓迫者。中央集權制和專制政府一
起垮台了。
但是，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時——這種
情況通常發生在進行類似事業的整代人身上，當對自由的熱愛按照這類事件
的自然規律，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
族摸索著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
會是那位天才①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後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
的摧毀者。
實際上，舊制度已擁有晚近時代的整套規章制度，它們絲毫不敵視平等，
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
其他制度的廢墟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它們。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
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慾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人們
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
一切障礙並未復甦，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主出
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這番事業顯
得出奇地魯莽，它的成功世所未聞，因為人們只想正在眼前的事物，而忘了
曾經看到的事物。統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
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從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
制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
從大革命開始直至今日，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
現；這樣它將反覆多次，永遠缺乏經驗，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被嚇倒，
被打敗，膚淺而易逝。在這同一時期中，對平等的酷愛始終佔據著人們的內
心深處，它是最失征服人心的，它與我們最珍貴的感情聯在一起；前一種激
情隨著事件的變化，不斷改變面貌，縮小、增大、加強、衰弱，而後一種激
情卻始終如一，永遠以執著的、往往盲目的熱忱專註于同一個目標，樂干為
使它能得到滿足的人犧牲一切，樂於為支持和付好它的政府提供專制制度統
治所需要的習慣、思想和法律。
法國革命對於那些只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
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法律、它的
弊病、它的偏見、它的苦難、它的偉大，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
舊社會衰亡以來 ６０ 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若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
性格中丟，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
當我考慮這個民族本身時，我發現這次革命比它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
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


① 指拿破崙。——譯者




感情擺布，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
時而又大大超過一般水準；這個民族的主要本性經久不變，以至在兩三千年
前人們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現在的模樣，同時，它的日常思想和
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後變成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而且，對它剛
做過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樣吃驚；當人們放手任其獨處時，它最喜歡
深居簡出，最愛因循守舊，一旦有人硬把它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它就准
備走到地角天涯，無所畏懼；它的性情桀■不遜，有時卻適應君主的專橫甚
至強暴的統治權，而不適應主要公民的正規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堅決反對逆
來順受，明天它又俯首貼耳，使那些最長於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
要無人反抗，一根紗線就能牽著它走，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
再也無法控制；總是使它的主人上當，主人不是過於怕它，就是怕它不夠；
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它適宜於做
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戰爭，它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鬧，勝
過真正的光榮；它長於英雄行為，而非德行，長於天才，而非常識，它適於
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於圓滿完成偉大的事業；它是歐洲各民族中最光輝、
最危險的民族，天生就最適子變化，時而令人讚美，時而令人仇恨，時而使
人憐憫，時而令人恐怖，但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一個
民族嗎？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
反覆、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
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
的革命。
至此，我已抵達這場值得紀念的革命的門檻；這次我並不想走進去：也
許不久我能這樣做。那時，我將不再研究這場革命的原因，我將考察革命本
身，最後，我將大胆評判大革命所產生的社會。



中國事務http://www.chinaaffairs.org轉載

昨天新浪和鳳凰網都登載了胡德平的文章，胡德平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絕不可忘過去革命。原標題：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

【今日點擊】內幕：習近平先找胡德平 大談薄案【今日點擊】內幕：習近平先找胡德平 大談薄案
【微視頻】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透露太子黨價值觀分裂【微視頻】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透露太子黨價值觀分裂


胡德平這篇文章比較長，他在文中一開頭就寫道：〝近兩年，不少朋友閱讀了法國托克維爾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各種評論很多。這些評論大多和我國改革掛鈎，因而引起我的興趣。在這裏談點學習心得，希望聽到批評意見，以提高對當前我國改革事業的認識。

認識歷史，了解那段血性歷史。了解那段血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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