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法制與國家
醫學、法制與國家
張致君
我在考大學的時候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醫學,一個是法學。
當時的我對未來的理解很簡單,像一條直線。醫學救人,法學救國。救人是手上的事,救國是心裏的事。我坐在昏黃的燈下翻志願指南,像是在翻兩本命運的說明書。一本寫著“止血、縫合、搶救”,另一本寫著“條文、正義、權利”。那時我覺得,只要順著字走,人生就不會走錯路。後來我想了想,救人更加現實。因為病人是真的躺在那裡的,血是真的流出來的,呼吸是真的急促的。而國家太大了,大得像一塊霧裡的山,你聽見它在那兒,卻看不清它的形狀。於是我選了醫學。可命運總愛在拐彎的地方安排一些諷刺。學醫的中國人,最後棄醫從政的卻不少。
王炳章博士就是一個。
他原本是拿手術刀的人,後來卻成了拿理念、拿理想去頂坦克的人。
魯迅說過一句話:學醫救不了中國人。
當年我讀這句話,只覺得是文學。現在回頭看,才知道那是臨床結論。逐漸我也明白了,中國人缺的不是醫生,缺的是不需要醫生的社會。
我在中國的時候,閑下來最愛看的不是小說,是法律條文。那些字排列得整整齊齊,像排隊站好的士兵,每一個都穿著同樣的制服。
我不敢說自己擅長用法,但我靠著它們,真的打贏過幾場民事官司。從寫訴狀到上庭,都是我自己來。從中我學會了一件事:在中國,法律像一把刀,放在桌上你以為是工具,拿在他們手裡你才發現是威脅。
有一次,法警開庭前在電話里為難我,語氣不善。他認為我年紀輕,以為可以隨便擺布。我那時二十齣頭,沒經歷過真正的鐵拳,只經歷過文字里的正義。我不怕他,反而頂了回去,還揚言要把他們要做的事曝光出去。電話里他語氣明顯頓了一下,匆忙掛斷。現在想想,不是因為我說得多有道理,而是因為我沒有害怕。後來他們就不再找我麻煩了,案子也有可圓滿的解決。
在中國,很多權力並不靠法律維持,而靠對方的退縮。年輕的我以為中國是個講法的國家。雖然黑歷史不少,但哪個國家沒有呢?我天真地以為,只要體制還能反思、還能修正,就還有救。
現在再看,只能用一句年輕人流行的話:too young,too simple。
這些天又熱鬧起來了,出台了一部叫《網路犯罪防治法》的東西。說是徵求意見稿。我看到“徵求意見”這四個字,忍不住笑了一下。這個政權什麼時候問過百姓的意見?它最多問你“同不同意”,從來不問你“你怎麼想”。
我粗略瞅了幾眼這部“法”,心裏只有一個感覺:這不是法律,這是捕網。上面寫的不是罪名,是彈性。不是邊界,是口袋。幾頂“大帽子”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往他們不喜歡的人頭上扣。
你說你是寫文章的?那你就是“造謠”。
你說你是轉發消息的?那你就是“煽動”。
你說你只是討論?那你就是“擾亂秩序”。
罪不是做出來的,是他們需要的時候給你安上的。
過去的文字獄,只要管住書生的筆和嘴,再多派幾個人看住“牆”就行。
現在的文字獄,只要管住網民的域名和鍵盤,再多派幾個人看住“牆”就行。
牆還是那面牆,只是材料從磚變成了數據。
要是說時代進步了。是的,形式進步了。味道一點沒變。
我越來越覺得,中國的問題從來不在於“法不夠多”,而在於“法從來不是用來保護人的”。法在中國是一件制服,誰穿著它,誰就有權力。
我學醫的時候,老師教我們:第一原則是“無傷”。不要給病人帶來新的傷害。
可我後來發現,這個國家的第一原則恰恰相反:不怕傷人,只怕失控。
所以醫學救人,法學救國,聽起來像兩條路。其實在這裏,都繞不開一個問題:誰來決定“誰值得被救”。
我現在越來越清楚,魯迅不是反對醫學,我也明白為什麼王炳章選擇放下了手術刀,他是看見了病根不在身體。
病不在器官,在結構。不在個人,在制度。
醫生給一個發燒的人降溫,但房間還在著火,那這人早晚還會再燒起來。
我當年選醫學,是因為我想救眼前的人。後來發現,有些人的命運不是靠醫生能改變的。不是血止不住,是路被堵死了。現在我寫這些,也不是我覺得自己有力量,而是沉默比無力更可怕。
很多寫字的人願意用一個人的命運來表現在時代中被反覆按倒,又一次次站起來。我現在寫字,卻不是為了站起來,只是為了不跪下,這樣說起來非常可悲。
在這個時代里,對於我來說能不跪下,已經是很難的事了。
附件公安部發布https://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10386242/part/1038626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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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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