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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民主的困境
王苡儒
這是三民主義系列的第10集，我們要講：「反思西方民主的實踐」。大家會不會覺得：當代的民主政治，好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呢？近年來不少民主國家，都出現了民主倒退的現象：在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民選的領袖竟然利用合法程序，一步步侵蝕民主，來擴大自己的權力。而兩位政治學者，列維茨基跟齊布拉特在《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這本書中，提到現代民主國家走回威權專制的方式，往往不是透過軍事政變，而是透過民選強人對民主機制的內部來瓦解。
像委內瑞拉、匈牙利、土耳其等國，他們的領導人都是透過選舉，上台以後逐漸修改法律，操縱輿論、鞏固執政黨的權力，用合法的形式來鞏固獨裁統治。就像書中一段話所說的：「民主的劊子手，正是利用民主的制度，漸進地、隱蔽地、甚至合法地殺死民主。」。從美國國會山莊的騷亂到歐洲極右民粹的崛起，民主逐漸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牢不可破的體制。不禁引起我們深思：當前的民主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引以為豪的人民普選跟議會制度，為什麼無法杜絕專制的幽靈捲土重來？
有趣的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位中國革命先行者，針對這種「西方式民主」的問題提出了深刻反思。他就是被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先生。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對青年黨員，發表《三民主義》演講時，用了六講篇幅闡述他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思想。其中第四講的內容，國父放眼歐美，評析西方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大胆拋出一個問題：「經過兩三百年的革命奮鬥，像美國、法國這些先進國家的人民，到底爭到了多少民權呢？」他的回答令人意外：「所得甚少」！
他認為西方人民為自由奮戰幾百年，最終成果卻只剩下「男女普選權而已」。聽到這裏，也許很多朋友會感到訝異：西方民主不一直是我們要效法的對象嗎？孫中山為什麼要這樣，貶低西方民主的成就呢？難道他反對實行民主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孫中山對民主的思考脈絡。他其實沒有反對民主，而是基於中國當時動亂的現實，以及西方在民主實踐上的歷史教訓，主張對西方民主進行檢討跟補強。他的這番反思，不只在當時為中國探索出路提供了靈感，放到今天來看，對我們依然具有啟發的意義。接下來，我們將循著國父演講的結構，深入淺出地解析民主的反思，讓我們先從他怎麼看待美國的民主說起。
美國建國初期的民主辯論
美國常被當成民主國家的模範生，但國父從美國的建國歷史裏面，看出了民主在理想跟現實之間的落差。他在演講中詳細講述了，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後，革命陣營內部有關於「民權應落實到何種程度」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的雙方，有兩位美國建國先賢做為代表，一方是主張充分民權的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另一方是主張限制民權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在主張反聯邦主義的這一派當中，傑斐遜等人相信民權是「天賦的」，人民如果能充分掌握權力，就能自主做出對國家有利的決定。這派觀點源於對人民性善的信念，也深受法國思想家魯索「人民主權」理想的影響。孫中山先生說，傑斐遜認為人民有分寸，給予充分自由平等將會帶來國家的進步。他這其實概括了美國獨立時期的反聯邦派思想，他們擔心建立過於強大的中央政府，會侵蝕人民權利跟地方自治，主張分權來保障民主。
以筆名「布魯圖斯」（Brutus）發表文章的反聯邦派代表人物，就猛烈抨擊新憲法會奪去各州的權力、建立過於中央集權的政府，並批評憲法草案缺乏人權保障。他還警告，如果像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採取代議的體制，民意就難被真正地代表，恐怕會不利於共和制度的實踐。這些觀點都反映出，當時不少美國的革命者對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可能導致新專制的擔憂。
國父曾經引用美國開國元勛，漢彌爾頓的觀點來解釋，為什麼不能讓人民直接擁有全部的權力。漢彌爾頓認為，人性並不是完全善良的，如果放任所有人都能掌權，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就會利用權力，來滿足自己的私慾，最終導致社會的混亂，甚至讓國家走向無政府狀態。因此，以漢彌爾頓為代表的聯邦主義者，主張應該適度地限制人民的權力，同時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力。他們並不是反對民主，而是希望透過設計良好的制度來防止多數人，利用權力去壓迫少數人，或是因為一時的衝動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另一位重要的聯邦主義者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裏面，也清楚說明了「民主」跟「共和」的差別。他認為，「民主」是人民直接管理國家事務，但這樣可能會讓多數人的意見，壓過少數人的意見。而「共和」則是由人民選出代表來替他們管理國家，這樣做的決定會更加穩重，也能避免一時的情緒化決定。他認為共和制度特別適合，像美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因為直接民主只適用於小國。
聯邦主義者強調的是，建立一個穩定的代議制度跟權力互相制衡的機制。這就像麥迪遜說的要用「野心來制衡野心」，意思是利用不同的權力互相監督，來避免任何一方權力過大。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控制民主」來確保民主制度，不會因為缺乏約束而自我毀滅。
兩派激烈爭論以後，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最終取得了勝利。1787年，美國制定了《聯邦憲法》，這部憲法在漢彌爾頓等人提出的「強大中央政府」架構下，也同時納入了反聯邦派的一些意見，形成了一種中央跟地方，權力平衡的制度。國父對這部憲法給予了高度讚揚，他稱美國是第一個實施，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國家。他認為，正是因為這部憲法成功地建立了共和政體，以及權力分立的機制，才讓美國迅速變得富裕而強大。
不過國父也清楚地指出，因為聯邦派當時佔了上風，美國人民一開始只獲得了，非常有限的民主權利。像是在憲法剛制定的時候，普通民眾只能直接選舉眾議院議員，還有少數的地方官員，而總統跟參議員，則是由間接選舉產生的。直到幾十年以後，美國才逐漸擴大選舉權，最終實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而女性則要等到二十世紀初才獲得了投票權。孫中山感嘆，西方人民奮鬥了幾百年，最終也只爭取到了投票權，這還遠不足以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國父對美國的這些觀察，其實是為了對應他當時在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他把美國建國時「中央集權派」跟「地方分權派」的爭論，比喻為中國革命黨內部，對國家未來發展的分歧，尤其是他與陳炯明之間在政治理念上的衝突。當時廣東軍閥陳炯明，主張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採取聯邦制，讓各省自行管理，而國義則主張武力北伐來實現全國統一，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1922年，陳炯明甚至發動兵變，試圖驅逐孫中山先生，這正是兩人理念不合的直接體現。
針對陳炯明的聯邦主義，國父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明確反駁。他認為美國原本的13個州各自為政，是透過《聯邦憲法》才「合眾為一」，進而走向富強。而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如果為了地方自治而讓各省分裂，那將是本末倒置，只會讓國家陷入混亂。國父想透過美國的例子來證明，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實現真正的民權而不是聯邦制的分權自治。
當然，如果我們用比較現代的史觀來看的話，國父在談論美國建國歷史的時候，雖然有些地方過於簡化，但他其實是想藉此來闡述，自己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看法。像是他把傑斐遜，當成反聯邦派的代表，把漢彌爾頓當成聯邦派的代表，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是為了突顯兩派理念的衝突，並用來比喻當時中國內部，關於中央集權跟地方分權的爭論。
只能說國父對美國政治的基本觀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他清楚地指出，美國憲法是各方妥協的產物，並且人民一開始只擁有有限的權力，沒辦法直接選舉所有官員。孫中山抓住了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關鍵特點，那就是「有限民權」。這種「有限民權」的設計，一方面確實成功地，避免了多數人的暴政並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民主的理想並沒有完全實現。這正是國父想傳達的核心觀點：西方現有的民主制度，並沒有真正讓人民完全當家作主。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更好地明白，為什麼他接下來會分析英國、法國、德國等國民主的優缺點，並最終認為，中國需要在民主制度上進行創新，創造出更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
英法德三國簡要分析
緊接著美國之後，他在第四講中依次，評述了英國、法國、德國三國的民主發展經驗，用來證明「西方民主並非完美」的論點。我們可以逐一來看，他對這三國的主張，以及當中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地方。
對孫中山而言，英國是近代民權思想，最早發源的地方。他讚賞英國人敢於處決國王查理一世來爭取自由。但他也注意到了，英國的民主之路是漸進式的，花了兩百多年才發展成型，即使到了他演講的1920年代，英國還保留著虛位君主。孫中山對英國的議會內閣制，抱持著謹慎的態度。他認為許多西方人天真地以為建立議會政治，這樣就能一勞永逸，但現實卻充滿了很多問題。他批評議會制度，常會出現政黨間的惡鬥、選舉流於空談、導致行政效率低落。他特別提到美國國會中，也常有能力不足的人混入，並且存在權力分配不公跟腐敗的情況。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孫中山的擔憂並不是沒有道理。當時英國的民主制度其實也還不完善，上議院還是由貴族把持著，女性也還沒有完全的投票權。他清楚地意識到，即使是英美這樣看似先進的民主國家，其實也只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步擴展有限的民主。因此他對三權分立還有代議民主制度，抱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既肯定它的成就，也敢於指出它的結構性的缺陷，不認為它們是完美的終極方案。
國父把這形容為「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一次障礙是美國的聯邦派妥協。因為他覺得法國革命以後，經歷了80年的坎坷歷程，幾經王朝復辟跟共和再起，直到19世紀末的第三共和才算是徹底站穩了。所以西方的民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間走了很多彎路。國父的這番論述，很明顯帶有當時愛爾蘭出身的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保守主義的反思。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年)中，猛烈抨擊法國革命，所倡導的激進平等路線，認為一下子解放農奴，並打破傳統的社會秩序，將會導致暴民統治跟血腥混亂。
國父雖然是個革命家，但他對法國「過猶不及」的教訓，是深表認同的。他必須要提醒中國的民眾，第一次給人民完全不受限的自由民主，會演變成恐怖統治，這說明民主如果缺乏法治跟理性，也可能變質為新的專制。不過我們也要幫法國的民主革命經驗，再加上一些背景說明，法國大革命歷程曲折的原因，除了來自人民政治經驗的不足以外，還有外部他國的干涉、社會經濟動蕩等多重因素。國父在演講裏面，並沒有多談這些因素，只在強調的是制度設計要防止「多數的暴政」。他以法國為借鏡，就是希望中國未來推行民主時，不要重演極端民主導致混亂、再從民主倒退回專制的悲劇。
另外德國的民主發展路徑，可說是集中統治對民主的壓制。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第四講，最後的一個案例談到德國。德國的情況跟美國、英國跟法國，這些國家的民主發展有很大不同，英、法、美三國，都曾經發生民主革命或是獨立戰爭，而德國直到一戰結束以後，才建立起威瑪共和。孫中山指出，德國人的民主思想其實發展很早也很蓬勃，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尤其興盛，被稱作「最新的民權思想發源地」。但為什麼德國在歐戰前的民主發展成果，反而不如英法呢？國父把它歸功給「鐵血宰相」俾斯麥，對民主勢力的高壓跟巧妙利用。
在19世紀德國統一以後，成為了歐洲最強的國家，這完全是當時的首相俾斯麥，他狦專制集權的手段所賜。俾斯麥執政不到20年，就讓原本鬆散的德意志邦國，統一併達到了富強、威震四方。在這過程裏面，德國國內爭取的民權的浪潮，也被俾斯麥給鎮壓了下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父強調19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在德國的崛起。
在第四講的最後，國父總結了他對美、英、法、德，四個國家民主發展的看法，他認為西方民主其實還不夠完善。他提到，當德國的工人運動，還有社會主義思想興起時，宰相俾斯麥並沒有直接鎮壓，而是很聰明地推行了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像他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險跟福利制度。孫中山把這種做法當成「民權的第三道障礙」，他認為俾斯麥，用這種「開明專制」的方式，給人民一些經濟上的好處，來換取他們對政治權力不變的接受，最終讓民主的進程，是延遲了幾十年。
國父覺得這跟清朝末年的情況很像，當時清政府也想用一些，表面的改革來阻擋民主，但最終還是被革命給推翻了。他暗示，中國必須吸取德國的教訓，不能讓掌權者用國家的富強，來當作不發展民權的借口，否則最終也可能面臨政權崩潰的下場。
孫中山總結說，西方民主並沒有真正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因為美國跟英國，雖然建立了代議制度，但卻在其中設下了許多限制，人民最初只擁有有限的權力。法國在大革命初期，給予人民無限制的權力，卻導致了混亂的「暴民政治」。德國則是民主思想雖然盛行，卻被強權者用「開明專制」給阻礙了。
在孫中山看來，西方几百年的民主歷程，最後只得到了一種「半吊子民主」。他惋惜又警惕地說，歐美在爭取到民權以後，又遇到了新的弊端，讓民主難以徹底實行。但他並不是全盤否定西方的成就，他認為代議制度雖然有缺陷，但仍然是民主的重要一步，只是不該是終點。孫中山在最後豪氣地表示，中國不應該只是簡單地模仿西方，而是要從他們的歷史中學習，然後超越他們。他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個真正的「全民政治」民國，這句話也為他接下來，將提出的新民主方案埋下伏筆。
當代民主退潮的反思
回顧孫中山在1924年對西方民主的批判，會發現他的許多觀點，在今天看來還是很有洞察力，特別是在當前「全球民主退潮」的背景下。
國父指出代議制度的內在缺陷，至今還是很多民主國家的痛點。他擔心如果人民只有投票權，卻沒有罷免權或創製權，這些更直接的權力，那選出來的代表就可能，會變質為新的獨裁者。這種情況在今天許多國家正在真實的上演著：民選領袖利用制度漏洞，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並削弱原本用來制衡他們的機制。這導致人民在兩次選舉之間感到無力，只能眼睜睜看著民主體制被侵蝕，最終引發民眾對民主的幻滅感，反而助長了民粹主義，還有威權勢力的崛起。
國父雖然也提出了「訓政」階段，用來提升人民的素質，但這個概念很容易，被獨裁者利用來延遲民主。儘管國父的本意是為了，最終實現更完整的民權，但當今的威權政權，例如有些說是「中國式民主」的政權，卻常用「西方民主不適合我國國情」、「人民素質不夠」等借口，為自己的專制統治辯護。
這種說法雖然表面上，跟孫中山的批判有點類似，但本質卻完全不同。孫中山批判民主的缺點是為了讓民主更進步，最終讓人民獲得更大的權利；而現代的獨裁者們，則是利用這些缺點來破壞民主，目的是為了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這提醒我們，當有人批評民主效率低下的時候，就必須要問清楚：這些集中的權力，到底是為了人民的福祉，還是為了少數統治者的私利呢？就像孫中山曾說過的：「在專制國家裡，國家越強大，人民受的苦難就越深。」這句話至今仍有力地駁斥了所有獨裁者，以國家強大為借口的論述。
那我們的民主會不會，像美國知名歷史學者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近年的著作《民主的黃昏：威權主義的誘惑》（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中說的一樣：「在適當條件下，任何社會都可能背棄民主」呢？從歷史上來看，這並非危言聳聽。二十世紀1930年代的德國，在經歷威瑪時期的政治動亂以後，德國人選出了希特勒做為領導者，讓德國建立的民主毀於一旦。二十一世紀的部分新興民主國家，人民也因短視近利或對眼前民主運作不滿，而選擇了回到威權主義的老路。這再再告訴我們，民主在人類歷史上永遠處於考驗之中。
民主制度本身的漏洞，如果不加以補強的話，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所有社會最終都會面臨民主被顛覆的危險。因此，國父反思西方民主的態度，對今天的我們還是很有啟發性：我們應該不停地檢討自己的民主制度，主動修補那些可能會被反民主勢力利用的破綻。像現代民主的國家開始重視，憲政制度當中的民主防衛機制：透過加強司法獨立、媒體自由、治理方式的透明化等手段，防止民選領袖破壞民主規則。
公民社會的覺醒跟參与，也是維持並深化民主的關鍵，就像《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的作者所說：憲法和政治制度，只是文字層面的規定，真正扞衛民主的，是政治人物的自我節制以及公民的行動跟素質。當我們看到某些政治領袖，在破壞司法獨立、收編媒體、修改選舉制度等小動作時，公民社會就應該有所警覺，因為這些行動都是現代民主體制當中，走回威權的徵兆，需要全民共同抵制才是。
就算拿到現在，國父在一百多年前的這場演講，他裏面所表達的憂慮，還存在當代民主政體的上空。他提出的那些解方，比如說直接民權跟制衡，這或許不是很完美，但他的核心精神還是值得發揚的。民主並不是一種靜態的完成式，而是一個需要不斷改良、深化的動態過程。面對當今的民主退潮的危機，我們應該用開放務實的態度，重新思考國父當年，那種既不迷信西方的現成制度、又不放棄民主最終理想的觀點。
三民主義對我們的提醒
今天我們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腳步，走了一趟西方民主發展的歷史長河，也反思了民主制度，自身的不足與挑戰。想不到國父在一百年多前，就不斷地提醒我們：人民的選票只能用來開啟民主的大門，但如果要真正守護民主制度，還需要更多柱子來支撐民主，讓它屹立不搖。投票權、罷免權、創製權、複決權等…這些都是他為民主，這棟宏偉建築增加的柱子。而最終維持民主活力的關鍵，還是人民的素質。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思考幾個問題。一是你認為我們現在的民主制度，光靠定期選舉的話，足夠抵抗威權勢力的侵蝕嗎？面對當前全球出現的民主倒退，我們要「直接民權」來強化，人民對權力的掌控嗎？如果是，你覺得哪些措施，像是公投、罷免、參与式民主、數位民主等等，哪個最有幫助呢？如果不要的話，那你的理由是什麼呢？
二是當今某些國家領導人，口口聲聲宣稱「民主沒有效率，也不適合我國國情」。對比國父批評西方民主的本意，也就是為了創造更好的民主，你認為我們該如何分辨，政客是真的在推動民主，還是藉機削弱民主、壯大獨裁呢？
參考數據：
孫文，1924，《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維基文庫中文版：https://zh.wikisource.org/zh-
hant/%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6%B0%91%E6%AC%8A%E4%B8%BB%E7%BE%A9%E7%AC%AC%E5%9B%9B%E8%A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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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