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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民生問題的兩大方案
王苡儒
上一講（民生主義第一講），我們談到了民生主義的定義，和近代社會問題的起源，包括工業革命帶來的貧富懸殊等背景。今天，我們要進入民生主義第二講的內容，聚焦孫中山提出解決民生問題的兩大方案：「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個聽起來有點抽象的概念，其實是孫中山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對症下藥開出的處方箋。
先問問大家，聽到「平均地權」，你會想到什麼？是不是聯想到把土地平均分給每個人，或者是中國古代的「均田」政策，又或者猜到跟土地稅有關？那「節制資本」呢，會不會讓你想到控制大財閥、課徵富人稅，甚至聯想到共產主義的做法？今天我們就會深入淺出地講清楚，孫中山這兩帖「藥方」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能解決他所說的民生問題。
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
要理解孫中山為什麼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大方案呢？我們得先看看他那個時代，中國面臨的社會現實和思想潮流。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進行《三民主義》演講時，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民生凋敝的局面。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十余年，但全國四分五裂，各地軍閥混戰，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新的社會思潮風起雲湧，馬克思主義隨十月革命傳入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不久，鼓吹以階級鬥爭和革命手段徹底改造社會。
國父意識到，如果不能提出一套溫和而有效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來使民生安定、降低貧富差距，中國很可能陷入更激烈的動蕩。事實上，他很早就認為政治革命之後，還要進行「社會革命」，才能真正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早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他就在革命綱領中主張「平均地權」。可見「讓土地利益歸全民共享」的想法，是孫中山革命理念的一部分，只是當時相對沒有那麼受重視而已。
到了1920年代，孫中山決心系統闡述他的民生主義，他面臨怎樣的思想難題呢？當時歐美各國都在探索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也就是勞資矛盾和貧富不均的問題。但是各種路線紛紜複雜，一直沒有定論。一派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一刀兩斷地推翻資本家，來解決一切不公（蘇聯就是這麼做的）。另一派是社會改良（改革）派，提倡漸進改革，用民主政治手段和社會立法，來慢慢縮小貧富差距（例如推行社會福利、累進稅、工會運動等）。這兩派在歐美爭論激烈，有的甚至發生流血衝突。孫中山留意到：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成功奪取政權，但想用革命手段解決經濟問題卻遇到困難，不得不退一步實行「新經濟政策」（NEP）。反觀英美等國，雖然用和平方式，進行了一些社會改革（例如公有制交通、所得稅、合作社等），但資本家依然勢力強大，改革方案推行得始終不是很順利。簡言之，無論是激進革命也好，溫和改良也罷，西方世界對付社會問題還沒有一套公認有效的解方。
國父看到這種情況，在演講一開頭就坦承：「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也就是說，他不想在各種社會主義理論上糾纏不清，而要直接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法。他這個思路很務實：與其空談主義，不如制定政策。他強調中國國民黨其實早就確定了民生主義的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做下去，就「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這話說得很自信，彷彿治病的藥方已開好，就等著拿去給中國服用了。當然，國父也補充一句：各國情形不同，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不能千篇一律。中國當時是個以農業為主、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貧窮大國，不能全盤照搬歐美那一套，要走自己的路。也因此，他提出的兩大方案中，土地問題被放在首位，因為相較於工業社會的勞資矛盾，土地佔有不均是中國當時所面臨更直接迫切的問題。孫中山到晚年也清楚認識到，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才能成功革命，而要爭取農民，就得解決土地和貧窮問題。
總而言之，國父所處的社會經濟歷史背景是這樣的：內憂外患之下的中國，需要在政治革命之後，實行社會與經濟的革命。孫中山看到了工業文明帶來的貧富兩極化，也看到中國傳統的農民困境，於是他試圖調和西方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中國自身的條件，提出兩大方案來造福民生、避免階級衝突。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帖藥方分別是什麼，以及它們要怎麼實施。
平均地權
孫中山改革中國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問題，第一個方案是平均地權。這是一個很有中國傳統色彩的詞彙。乍聽之下，你可能會以為是把土地平均分給每個人，讓人人都有田種，畢竟「平均地權」直觀上，容易讓人想到分田地，對吧？其實，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並非要把地主土地沒收瓜分（特別注意：這點和中國共產黨，後來在中國大陸搞的土地改革完全不一樣），而是一種透過「經濟手段」，來平均土地收益的方案。換句話說，土地可以私有，但因土地而生的利益要讓全民共享，不能只便宜了地主一人。聽起來有點抽象？沒關係，我們一步步來解釋。
為什麼要平均地權？孫中山提出這個主張，其理由和根據在於：土地的價值往往不是來自地主本人的努力，而是來自「社會的力量」。隨著城市發展、人口增加，一塊土地可能在若干年間，暴漲幾十倍、上萬倍，而地主坐在家裡什麼也不做，就白白獲利。這種靠社會進步而帶來的私利，國父認為極不公平。他在演講中舉了許多生動的例子，例如廣州的長堤，在開闢馬路、商業繁榮之後，地價比二十年前暴漲了近一萬倍。上海的黃浦灘（外灘），和八十年前相比地價也是天差地別，從「一方丈地值一塊錢」變成「一方丈地值一萬塊」，漲了一萬倍！原本不起眼的土地如今價值連城，很多老地主因此一夜暴富，身價直追歐美的大資本家。再例如一個特別戲劇性的故事：澳洲的一位酒鬼發了大財。在澳洲某地，最初荒蕪之地一文不值。政府拍賣土地時，這個喝得醉醺醺的漢子糊裡糊塗，以300元買下了一塊沒人想要的荒地。事後他酒醒後悔不已，但土地賣買已定，只好作罷。十幾年後，周圍地區開發起來，高樓大廈林立，當年的垃圾地段變成黃金地段，他那塊地價漲到了幾千萬！結果這位醉漢什麼事也沒做，就靠那塊地當上了千萬富翁，而且他根本捨不得賣，只是靠收地租就成了澳洲首富之一。是不是很令人傻眼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那塊地當初300元他買下時，旁人都笑他瘋了，結果陰錯陽差卻讓他後來坐享了巨額財富。
可是，他的財富究竟從何而來？孫中山一語道破關鍵：這幾千萬財富其實是「大家」的！因為是社會上眾多人在那塊地附近，興建工商企業、修建城市、改善交通，土地價值才水漲船高。如果那地方一直荒廢沒人用，地價怎會上漲呢？因此地價上漲的功勞在於「眾人」，地主自己並沒有出什麼力。孫中山說，外國學者稱地主因地價增長，而獲得的利益為「不勞而獲」的利益。相比之下，工商業者經營生意還要勞心勞力、擔風險、投入資本才能賺錢，而地主什麼也不幹，就把別人辛苦創造的財富裝進自己的口袋，這難道公平嗎？更糟的是，土地漲價后，連帶該地區百貨物價都上漲了，也就是說，其他人在那塊地賺的錢，在無形中都被地主以地租形式「間接搶去了」！聽到這裏，你應該明白國父為何對土地問題這麼在意了。如果任由土地投機盛行、地主坐收暴利，廣大農民和市民的利益就會嚴重受損，社會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矛盾越積越深。
那怎麼辦呢？孫中山提出的解方是：用「公權力」把土地增值的利益收歸全民，也就是「平均地權」的核心精神。具體怎麼操作呢？他設計了兩大 法 寶，名叫作「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乍聽之下有點繞口，我們下面來舉個例子並搭配一張圖表來說明。
第一招，是所謂的「照價抽稅」，就是政府根據土地的「申報價值」來對地主課稅。孫中山的構想是，讓地主自己報出他那塊地值多少錢（自報地價）。政府就按照這個價值，每年收他一定比例的地價稅。例如地主申報他的地值一萬元，那如果稅率定1%，他每年繳稅100元。申報價越高，稅就交得越多。這樣一來，地主為了少繳稅，傾向於把地價往低價去報。可是他也不敢報太低，因為還有第二招等著他。
第二招，就是所謂的「照價收買」，就是政府保留依據地主自己申報的價格，強制買下土地的權利。也就是說，如果你報的價值過低，政府隨時可以以這樣的方式處理：「好啊！就按照你說的價錢，錢給你，地收走」！地主若故意壓低申報價以少繳稅，就冒著隨時被政府廉價收地的風險。相反的，如果他報太高，雖然不怕被收走土地，但每年地價稅要多繳不少，吃不消。在多報吃虧、少報也吃虧的雙重壓力下，地主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如實申報接近市場行情的地價，同時他也會更關注讓土地有效利用，以免土地閑著不長價值。這等於透過「自報公課」這類機制，把土地的賬麵價值公開透明化，再配合課稅和必要時收買，防止土地炒作，讓土地增值利益逐步轉入公庫，用於全民的福利。孫中山明確指出，這並不是要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而是透過稅收手段讓土地「漲價歸公」。他允許私人擁有土地，但土地漲價的好處要透過納稅回饋給社會。亨利・喬治就曾說過：「無需沒收土地，只需沒收地租」。孫中山的方案正是體現了這個理念：土地依然私有，但地租（地價的收益）大部分由社會來分享。
下面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對照表，幫助大家理解自報地價機制的「懲低防高」平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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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申報的地價 |
相對應的稅負 |
面臨的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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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偏低（低於市價很多） |
繳稅額偏低，短期省錢 |
政府可能按申報的低價強制收購，地主喪失土地所有權，長期吃大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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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實際市價（合理區間） |
繳稅額適中 |
政府通常無理由收購（除非公共用途），地主可安心保有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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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偏高（高於市價很多） |
繳稅額偏高，負擔沉重 |
政府不會收購（土地對政府變貴了），但地主因稅負過高而自行吃虧，不划算。 |
（以上僅為孫中山提出的原理原則，實際稅率和收購情形以法律規定為準。）
透過這種設計巧妙的機制，國父相信可以達成多贏效果。一方面，地主不致一夕失去土地，但要繳納相當於土地增值的大部分收益給國家。另一方面，國家則可以用這筆穩定的地價稅收入來造福全民。他設想把地價稅用來興辦平民住宅、提供平價糧食和交通等公共服務，讓廣大貧苦人大眾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可以說，平均地權就是要杜絕土地上的「不勞而獲」，讓社會進步帶來的利益，不再被少數坐地起價的人獨佔，而是轉化為全民的福祉。這也是為什麼孫中山把它稱為「民生主義的第一個辦法」，並且對其寄望極高。
有學者指出，孫中山的土地政策核心概念，源自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單一土地稅」理論。喬治認為私有土地增值不應歸給私人，政府應徵收土地增值稅來實現社會公平。孫中山年輕留學時就接觸了亨利・喬治的著作《進步與貧困》，深受啟發。不過兩人主張之間仍有差異：亨利・喬治傾向把所有地租收益收為公有，成為社會唯一的稅源。相對於此，孫中山則比較溫和，只要求未來地價的增值部分歸公，對現有地主的既得利益並不一筆抹殺。史學家施福蓉（Harold Schiffrin）就指出，孫中山征地價增值稅只針對未來收益，立場比亨利・喬治接近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J.S. Mill）的「增值稅」主張。此外，孫中山強調土地私有權仍受法律保障，只不過私有土地要「隨時服從國家徵收以謀公益」，必要時國家可以按土地申報價強制購買，例如為了公共建設、打破大地主壟斷等目的。這種不沒收土地只收地價的漸進改革路線，顯然不同於後來共產黨搞的土地革命，那種直接「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孫中山希望的是和平而有序地改造土地制度，既能避免激烈的階級衝突，又能最終讓「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先小結一下：「平均地權」瞄準的是土地制度的公平性。它透過稅收和國家權力的介入，把土地增值收益攤給全社會，從根本上減輕地主與農工之間，因為土地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孫中山把這招看作是治本之策，並稱讚這方法「簡單而平易」。當然，這在實際操作面會遇到很多困難（例如地價怎麼評估、稅率多少才恰當等），這些細節當年沒有完全實現，我們稍後談到台灣土地改革時再做說明。接下來，我們轉向孫中山的第二劑藥方：「節制資本」。看看孫中山除了土地之外，還想從工業和資本領域如何下手，來改善人民生活。
節制資本
孫中山改革中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第二個方案是節制資本。所謂節制資本，直接翻譯成白話文就是「限制並節制資本壟斷的力量」。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約束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防止資本家壟斷國民經濟，並適度將資本掌握在國家手中。聽起來有點像現在說的「反壟斷」或「國有化」，其實孫中山的想法有點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讓我們進一步來解釋。
首先，為什麼要「節制」資本？國父觀察到，在工業化社會裡，資本家（擁有大量資金和機器的人）很容易取得對經濟的支配權，從而左右勞工和消費者的命運。在他那個時代的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出現大財團、大企業壟斷的現象，形成所謂「財閥」或「托拉斯」（Trust），例如洛克菲勒財團控制石油產業、摩根掌握金融產業的命脈等等。當這些私人資本巨頭的權力過大時，往往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孫中山把這種狀況跟政治上的獨裁做類比。他說當時英美的資本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壓制一切社會改良，手段之專橫，就像舊時代的專制皇帝鎮壓反對派一樣！簡要一句話就是，經濟上的極端不平等，長遠來看跟政治上的獨裁一樣可怕，都會導致社會不穩甚至革命。
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雖然本土的現代工業才剛起步，還沒有出現什麼本國的大資本家，但已經有了端倪可觀察。 19世紀末以來西方列強國家，在華經營企業，外資企業、銀行等大量湧入中國。辛亥革命后出現了一批民族工商資本家，他們開辦現代工廠、鐵路、航運和銀行，到1920年代也積累了不少財富。此外，帝國主義的經濟滲透，使得外國資本成為中國經濟上的龐然大物。孫中山清楚，如果任由私人資本（無論洋的土的）自由發展而無約束，那麼終有一天經濟權力，會集中在少數財團手中，廣大人民仍然受剝削，國家也難以實現真正富強。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二個方案，就是要限制和引導資本的發展方向，避免出現新的貧富懸殊。
具體來說，國父的「節制資本」有兩層含義：一是對私人資本的約束與管理，二是發展國家資本。第一層比較容易理解，可以對照我們現在熟悉的概念，比如累進所得稅、反托拉斯壟斷法、勞工權益保護等等，這些都是在「節制」資本的力量。孫中山也注意到西方國家，已開始用一些和平手段調節貧富，例如所得稅就是限制私人資本過度集中的一種方法。他在演講中提到：「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意思是說，西方靠課所得稅等辦法來調節貧富，但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社會問題。所以光靠「節制私人資本」還不夠，中國還要大力發展「國家資本」。這裏大家可能疑惑，什麼是國家資本呢？簡單說，就是由國家來投資經營的大型事業，也就是國營經濟或國有資本。孫中山強調：「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這句話透露出兩個重點：第一，當時中國的首富階級主要是土地階級，工業資本家還不夠壯大，因此現在推行平均地權（對地主開刀）相對容易。第二，也暗示工業資本將來壯大后還會帶來新的不平等，所以要未雨綢繆。
孫中山為中國設想的經濟藍圖，是「節制私人資本」加上「創造國家資本」兩者雙管齊下。他在講演中直言：「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並具體提出了一系列的實業計劃，希望由國家來主導。例如：大興交通建設（修建全國鐵路網和運河）、大規模開採礦藏、振興現代製造工業等等。這些構想後來編入了他的《建國方略》中，被稱為「物質建設計劃」。他甚至舉例說，歐洲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全國總動員，都曾把大實業和工廠收歸國有（戰時社會主義政策）。戰時各國暫時地走了一步國家主導經濟的路子，戰後又退回私有。但孫中山認為，中國可以借鑒這種模式，在和平時期就由國家，來肩負起大規模工業化的責任。他說：「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是很容易做得到的。」這句話相當樂觀地估計了執行難度，但透露出的關鍵思想是：國家應該成為最大的資本家，帶領人民一起致富。與其讓私人壟斷關鍵產業，不如由國家投資經營，然後利潤全民共享。
那是不是所有產業都要國家包辦呢？其實國父也沒有走這麼極端的路線。他主張「私人辦不到或辦了有害的事，國家才出馬」。例如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的壟斷行業──鐵路、銀行、軍火、能源等，如果完全放給私人，容易形成財團操控，國家理應管制或經營。他在1924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就明確表示過：關係國計民生的企業，如銀行、鐵路、航運等超出個人資本能力或具有壟斷性的產業，應由國家管理或控制，以免私人資本左右全局。而一般的中小型工商業，仍可以由私人自由經營，國家並不打算一概接管。因此，節制資本的真正涵義是「發揮國家力量去引導和約束經濟發展方向」。既能防止出現經濟上的極端兩極分化，又能利用國家力量加速現代化建設。這在現在看來，其實很類似政治經濟學上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或「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模式。
附帶一提，孫中山當時還受蘇聯影響，提出要保護勞工和改善勞資關係，但他強調的是勞資合作而非鬥爭。他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那套暴力革命，在節制資本方面，他更希望透過政策和法律來和平改造。 1924年國民黨一大宣言里也吸納了類似主張：強調改善工農生活、限制大資本壟斷，建立所謂「三民主義的新民主國家」，其中經濟上就是要既反對貧富懸殊，又鼓勵資本發展民生工業。因此，我們可以說，孫中山希望走一條中間路線：不搞共產主義那樣把資本全充公，也不走放任自由競爭的老路，而是在國家指導下讓資本服務於民生。這也是「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那句話的真正意義，目標相似，但實現的方法溫和漸進。
比較的視野：民生主義vs.其他西方思想
透過上述介紹，我們了解了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提出的兩大方案。現在，我們把他的理念，放到更大的中西方歷史和思想的坐標中來看看，他與同時代的其他西方思想觀念，受到哪些影響，又與它們有哪些異同。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國父與亨利・喬治的比較。亨利・喬治是美國十九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以土地問題研究聞名，他的代表作《進步與貧困》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兩人有個共同信念：土地增值屬於社會，不能被地主獨佔。喬治提出的「單一土地稅」（Single Tax）主張，認為政府應以課徵土地地租，來作為唯一稅收來源，把土地的全部收益收歸公有。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與此異曲同工，他也主張以土地稅和地價公有來實現社會公平，甚至直接引用了喬治的理論根據（不勞而獲、增值歸公等）。不同點在於，喬治比較激進，認為不僅未來土地漲價收益，連已經存在的土地壟斷收益，都應透過重稅「拿回來」。相對於此，孫中山則傾向僅針對未來增值部分課稅，不追溯既往。因此孫中山並不打算突然讓現有地主破產，只是確保往後地價再漲就不進私人的荷包。這種妥協讓步顯然更容易為社會接所受，也減少了改革的阻力。難怪有學者說孫中山比起亨利・喬治，更接近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彌爾提倡「增值稅」的溫和立場。但無論如何，兩人都堅信土地政策改革是社會改革的基石。
學者林（Sein Lin）指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是核心，節制資本只是對其延伸和配合，兩者的目的都在讓社會進步成果全民共享。孫中山自己也反覆強調「平均地權」的重要性，多次向公眾解釋說明其原理，可見他對亨利・喬治學說的重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兩人都主張和平、漸進地改革土地制度，而非透過暴力革命。喬治在美國是以倡議立法徵稅的方式推動變革，孫中山雖身處革命年代，但在土地問題上，也傾向於用政策手段而非抄家分地。他在演講中特別澄清，平均地權不是共產黨那樣要「沒收地主產業」，而是依法收稅，地主仍保有土地所有權。這樣的主張當然比共產主義溫和許多，但也因此有人批評孫中山「不徹底」。有趣的是，孫中山陣營內的理論家胡漢民就曾指出，孫中山所謂的平均地權，其實效果等同於土地國有，只是形式上透過稅收來實現。他這番話既是對孫中山政策的高度概括，也隱含著一絲擔憂：既然等於變相把土地收為公有，真要推行時阻力不會小。這點在後來的中國革命中也得到了一定印證，無論國民政府在大陸還是台灣，真要動地主利益時，都經歷了一番艱難博弈，不可能完全風平浪靜。這裏先按下不表，後面再談台灣的經驗。
第二，我們再來看孫中山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前面其實已經隱約提到：孫中山認同最終要達到社會財富大同的目標，但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那種暴力階級鬥爭的路線。他曾直白地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這句話把他和共產主義的關係講得很透：目標一致，方法不同。他認為民生主義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可以和共產主義「做好朋友」。在1924年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孫中山一方面拉攏共產黨支持革命，另一方面也努力向國民黨內右派，解釋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並不衝突。兩者的差別在於：馬克思主義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徹底打倒資本階級，實行生產工具收歸公有。而孫中山則認為不必走到那一步，可以透過漸進改革的方式來實現同樣的理想。
舉例來說，馬克思開的藥方是做外科手術，快速但流血多。孫中山開的是慢性調理方，不流血但見效可能慢一些。他希望資本家也能接受改造，和勞工協調共處（所謂「勞資調和」），避免兩極對立你死我活。這種理念跟後來蔣介石在大陸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國民政府來台後的訴求，都有一脈相承之處，即強調社會各階級合作，共同富裕，而不是鬥爭革命。當然，歷史發展並未如孫中山所願，國民黨在大陸的社會經濟改革並不充分，最終共產黨靠土改等激進手段贏得農民支持，取得政權。這其中有許多複雜原因，但可以說明的一點是：孫中山民生主義描繪的「漸進式社會革命」道路，是一條難度極高的中間路線，需要高超的執政能力和有力的推行來實現。它避免了暴力和激烈衝突，卻也可能因為不夠「爽快徹底」而被兩頭不討好。但是，不管如何評價，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國父能提出民生主義這套理論，已經極具創見。他把西方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化，試圖找到中國自己的社會改革模式，這對後來許多亞非拉國家的民族主義領袖都有啟發。很多新興國家的建國理念，都多少仿效了孫中山「既保持民族傳統價值、又吸收西方思想」的綜合路線。例如印度的經濟政策、埃及的社會改革等，都能看到類似的思路－－既反對赤裸裸的資本剝削，又不完全共產主義，而是國家主導下的社會經濟發展路線。從這個角度講，孫中山不僅是中國近代思想的先行者，也是發展中國家尋找第三條道路的一位先驅。
說完了兩者的思想比較，我們再看看孫中山思想的實際影響和啟發。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後來在台灣地區有過一次成功的實踐，而這段歷史正好體現了他理念的威力。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以後，面臨穩定社會與重建經濟的壓力。當時台灣有近四成農戶是佃農，要將收成的一半甚至更多繳納給地主，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這種沉重地租和不平等的土地佔有，正如孫中山所預言，是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國民黨政府深知，要鞏固人心、避免動亂，必須效法孫中山的主張來「平均地權」。於是1950年代初，在台灣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這場改革被公認為20世紀中期最成功的土地改革之一，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孫中山的理想。具體措施分三步走，被稱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首先，三七五減租。政府在1949年頒布新租約法令，規定地租上限為稻穀收成的37.5%。也就是說，以往地主跟佃農五五分成、六四分成的普遍情況，一下被限定為地主最多拿37.5%，佃農至少留62.5%。此舉等於立刻給佃農「加薪」，大幅減輕農民負擔，增強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
其次，公地放領。政府將公有的農地（日本殖民政府遺留下的官田等）以優惠條件賣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允許分期付款購買。超過15萬戶農家因此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田地。
第三，耕者有其田。限制私人地主的土地所有上限，超出部分由政府徵購下來，再轉售給原先在上面耕種的佃農。地主獲得的補償並非現金一次付清，而是政府給予長期公債券和等值的工礦股票。這樣做聰明之處在於：政府不用立即拿出大筆現金，可以把財力投入工業建設；而地主手上的公債和股票，促使他們成為工業投資者，資金從土地轉向工業，使其身份從地主轉變為工業資本家。這正契合孫中山「節制資本」的構想：讓原本盤踞在土地上的富裕階層，轉而投入實業發展，減少社會阻力。
台灣實行土地改革的結果非常顯著：隨著減租和配售土地的推進，地價大幅下跌。1952年的田地價格跌到1948年的不到三分之一。許多地主發現與其收租，不如乾脆賣地變現，再投資工商業；佃農則以低廉價格買到了土地。短短几年內，大部分佃農成了自耕農。統計顯示，到1980年代末，台灣有田地的農家中，只有6%還在租別人的地耕作，其餘94%的農戶都擁有了全部或部分耕地。傳統的「地主—佃農」結構幾乎消失無蹤，土地所有權的平均程度居全球農業國前列。這正是孫中山當年希望看到的局面！土地改革讓台灣農民安居樂業，對政府的支持度大大提高，農村幾乎再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貧困動亂。同時，地主轉化為工商資本家，也為台灣後來的工業經濟騰飛提供了本土資本力量。可以說，孫中山「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理念在台灣得到了一次成功驗證：既實現了社會公平，又促進了經濟發展。這難怪許多歷史學者把台灣土改視為「三民主義在台灣的實踐」。
事實上，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第143條中，就明定了平均地權的原則，1950年代也陸續制定了土地法、土地稅條例等，把孫中山的土地思想法律化。 1954年台灣還頒布《平均地權條例》（俗稱平均地權法），對城市土地增值課稅，防止土地炒作。所有這些制度安排，都帶有濃厚的孫文思想烙印。可以說，在台灣，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的很多主張得到了貫徹，為之後台灣的社會穩定和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
反觀中國大陸，1949年後走的是另一條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前後，實行了更激進的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徹底消滅了地主階級，將土地財產直接重新分配給貧僱農。從表面上看，這實現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願景，但過程極為激烈，伴隨著大量暴力鬥爭和社會震蕩。新中國成立后，又在土地國有化上更進一步：城市土地收歸國有，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沒有買賣權。這和孫中山的方案有相通之處（最後效果都是土地不成為私人牟利工具），但做法上要激烈得多。長遠來看，大陸這種「國家（集體）直接掌握全部土地」的體制雖然杜絕了傳統地主剝削，但也產生了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後，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轉讓，地方政府成為實際上的「地主」，靠賣地生財，所謂「土地財政」大行其道。一些地方政府低價徵用農民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農民僅獲微薄補償，引發不少社會矛盾。這種情況其實正是孫中山當年所憂心的：土地增值利益沒有真正「歸公於民」，而是變成地方政府或相關利益集團的財源，結果仍舊可能造成貧富分化和不公正。有學者分析近代中國土地制度時指出，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傳統，都把「土地徵收權」視為國家實現經濟計畫的重要手段，並頻繁大量地運用。但如果缺乏透明和制衡，土地徵收就容易變味為牟利工具，引發民怨。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的土地思想對今天仍有啟示：土地公有或國有並不是萬靈丹，重點在於如何讓土地收益真正用之於民，以及在發展和公平之間取得平衡。
最後，我們來談「節制資本」在現代的意義。孫中山當年面對的是工業化初期的傳統資本家、財閥壟斷等問題。時至今日，資本的樣貌已經大不相同。我們有跨國企業、互聯網巨頭、金融資本全球流動等等新現象。但資本過度集中帶來的挑戰依然存在，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大型科技公司壟斷市場、掌握海量數據，某種程度上壟斷的力量不亞於當年的石油、鐵路財閥。又如超級富豪的財富在疫情期間暴漲，而底層勞工生活艱難，這讓人重新思考如何「節制」新的資本巨頭。孫中山的答案是國家要敢於出手干預，立法監管、稅收調節，必要時公營經營。這樣的思路在當代依然體現於各國政策中。例如反壟斷調查、數位經濟監管、對高所得者課徵富人稅等，都可以看作「節制資本」的現代版。而中國大陸近年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也是在改革開放積累巨大財富之後，試圖矯正貧富差距、讓資本更好服務全民的一項舉措。有人說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理想的呼應，確實不無道理。
有一點非常明確的道理是，經濟發展不能只看GDP增長，更要看老百姓是否共享成果。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曾經說過一句樸素但深刻的話：「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意思是滿足民生需求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這提醒我們，如果任由資本壟斷和貧富懸殊危及民生，社會的進步就失去根基，也可能埋下動蕩的種子。這個道理在當今依然適用。
當然，套用孫中山的處方到今天，還有許多新難題需要我們思考。例如：在節制資本的同時，如何能夠不妨礙創新和市場效率？面對網路科技巨頭壟斷、大數據濫用，我們該如何拿捏監管的尺度，既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又能保持科技進步的活力？在房地產和土地財政問題上，如何平衡市場機制與社會公平？是否需要考慮推行某種現代版的土地增值稅，或是房地產稅，來實現「地價歸公」，穩定房價、保障居住權？另外，孫中山選擇用「民生」，這個中國傳統詞彙替代「社會主義」，是否透露出他希望本土化西方理念、降低激進色彩的用心？這對我們今日在推行各種改革時，有沒有啟發？也許需要更多從本國國情和語境出發，尋找社會可以接受的表達與路徑。再例如，孫中山所強調的「民生問題是歷史的重心」，和馬克思所講「物質生產關係是歷史的動力」，看似相近又有差別：前者著眼于協調各階層共同生存發展，後者則強調階級矛盾引發革命。這兩種觀點背後預示著，往後不同的社會發展圖景，也影響了中國20世紀不同政治勢力的道路選擇。今天我們反思這段歷史，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在追求民生福祉的同時，避免陷入你死我活的階級對立，找到一條合作共贏的現代「民生主義」道路？國父的思想能否在21世紀，轉化出新的制度創新，來解決當代的貧富不均和民生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長遠深入地思考。
總而言之，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強調的是，發展經濟要為民眾謀福利，改革措施要讓絕大多數人受惠。他提出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方案，目的都是糾正貧富不均、避免社會兩極對立，以實現天下為公的理想。儘管時代環境已大不相同，他所關注的土地、資本這兩大問題依然是當今世界的命題：如何讓年輕人住有所居、讓勞動者分享經濟成果，如何防止財富過度集中、維持社會和諧穩定，這些課題和孫中山當年的思考可謂一脈相承。他留下的思想遺產或許不能直接解答所有現代難題，但提供了一種寶貴的思路：在社會改良中尋找平衡，以溫和漸進的方式追求共同富裕。
參考資料：
孫文，1924，《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維基文庫中文版：https://zh.wikisource.org/zh-
hant/%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6%B0%9
1%E7%94%9F%E4%B8%BB%E7%BE%A9%E7%AC%AC%E4%BA%8C%
E8%AC%9B。
林炳勛、李偉志、黃南淵、李漢剛、陳清香（1989）。台灣土地改革紀實。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George, H. (2006)。進步與貧困：為什麼在物質富裕的情況下會出現經濟衰退和貧困——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B. Drake 編輯和縮寫）。羅伯特·沙爾肯巴赫基金會。
孫立（2022）。孫中山和亨利·喬治：土地政策在其學說中的關鍵作用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
Wells, A. (2001)。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發展與影響貝辛斯托克：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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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