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徐三郎 / 騰訊 2026-1-1

內容提要：

2025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三個揮之不去的遺憾：一是消費低迷，實體店鋪大量關門，零售增長大幅放緩，根源在於居民收入佔比過低和社會保障不足，政策刺激未能對症；二是價格通縮，利率下行、房價下跌、GDP縮減係數持續三年下降，實際債務負擔加重；三是貿易摩擦加劇，低價出口引發多國反傾銷調查，貿易對抗頻發，官方在國際貿易中引入“鬥爭”基調，增添了不確定性。

昨天，三郎在《2025：難以留存意外，揮之不去遺憾——三個意外！》中，與大家梳理了2025年出口、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的三個意外。但2025年我們經歷的，遠不止這些意外。

翻閱過去52周的日曆，我們還經歷了一些揮之不去的遺憾。這些遺憾折磨著我們的生活與信心，一些人包括三郎自己，因為未能把握討論這些遺憾的邊界，或失去了賬戶，或文章被下架。但你願意或是不願意，我們都無法迴避它們。可能只有當我們勇於直面這些遺憾的時候，這些遺憾才有可能逃之夭夭，為我們迎來可以真正溫暖我們的意外驚喜。

現在，讓我們捋一捋，這些在2025年出現在我們生活中遺憾吧！

一、揮之不去的消費低迷。

我們小區隔壁的檯球廳好幾個月沒開門了，大門旁的轉讓啟事也掛了快半年。周末下午回家看到他帶人看門面。我問他為什麼不幹了，肖老闆說，“疫情後生意一個月不如一個月，去年開始收入覆蓋不了場租和工資，幾個幫工辭了，上半年收入連付租金都不夠，現在生意太難了”。

讀者們也應該看到，疫情后，街邊關門的店鋪越來越多，我小區附近這條街，三分之二的店鋪關門至少半年以上。

近期經濟數據也顯示，商業活動增長顯著放緩。2025年11月零售銷售較去年同期僅增長1.3%，低於1-10月份4.3%的增長。新建商品房銷售額下降了25.1%，比1-9月的跌幅9.6%大幅擴大。

不少人認為是電商搶了實體店的生意。實際上電商在疫情三年獲得快速發展后，便一年不如一年。從2023年開始，線上零售額的同比增幅便一直比線下還要低。2025年11月，線下零售額同比增長2.3%，但線上零售額同比下跌了3.5%。

專家學者、官員和網民，絕大多數都承認消費低迷。但對於消費低迷的成因，卻有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個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佔比過低是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按照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外延式經濟增長模式設計經濟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通過壓低國民收入中個人所得的比例，以留下更多的資金供政府用於固定資產投資和產業政策的支出。這種長期失衡的分配模式導致了生產持續快于購買力的增長，導致了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即家庭的收入過低導致了消費低迷。

比如2024年，中國134.9萬億GDP中，分配給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58.29萬億元，人均41314元，佔GDP的43.2%，政府和企業所得佔56.8%。但美國的29.29萬億美元GDP中，分配給個人的可支配收入達到21.63萬億美元，人均63589美元，佔GDP的73.8%，政府和企業所得僅佔26.2%，不到中國政府和企業所得佔比的一半。

另一些人認為，消費低迷的原因是消費意願不足，並非沒有錢。

他們的依據是2025年11月中國327萬億元存款中，家庭存款占其中一半，高達163.3萬億元。同比增長9.6%，但1-11月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幅僅4%，只有存款增幅的4成。

按14億人計算，人均存款高達11.6萬元，是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3萬元的2.8倍。而美國家庭只有15.208萬億美元存款，人均4.47萬美元，僅為其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36萬美元的70.3%。

曾經擔任恆大首席經濟學家的任澤平，2023年底就公開建議，將存款利率降到零，將居民存款逼出銀行刺激消費。

其實，持有這類觀點的人分析問題太片面。

中國居民喜歡存款，消費率過低，存款率較高，本質上是在 “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分配格局下，居民所得佔比較低，社會保障水平較低所導致的剛性預防性儲蓄，本質上屬於分配問題。

舉個例子，如果在武漢一個20歲剛工作的人需要存夠100萬才能結婚、育兒、預防生病和養老（各佔25%），每年需要存2.5萬。如果其年收入10萬，他的儲蓄率需要達到25%。年收入20萬，其儲蓄率就可以下降到12.5%。如果我們的社會保障水平能夠提高到完全覆蓋育兒、預防生病和養老的水平，其儲蓄率也就可以下降四分之三至6.25%。

所以，居民儲蓄率過高，本質上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佔比偏低，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所致。

遺憾的是，我們的家庭購買力如此之低，我們本應減少固定資產投資，減少政府和企業所得，提高家庭收入。但我們卻一直未在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方面採取切實行動來增加收入，通過增加購買力來推動消費。反而希望通過降低存款利率、消費補貼、貼息貸款來刺激消費，政策錯位、葯不對症令人遺憾。

二、揮之不去的價格通縮。

不管你承不承認，疫后三年來，我們處於一個價格通縮的大周期中。首先是核心的政策利率中樞和存款利率中樞不斷下調。

從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我們的核心政策利率7天逆回購從2%下調至1.4%，下調了0.6個百分點；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一年期LPR，從3.65%下調至3%，下調了0.65個百分點；5年期LPR，從4.3%下調至3.5%，下調了0.8個百分點。

為了給貸款利率下行拓展空間，商業銀行也不斷下調了存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從三年前的0.25%-0.3%下調至0.1%以下。5年期定存利率，從2.8%-3.2%下調至1.3%-1.6%。

房價在各級政府對房地產市場不斷的救市和刺激中持續下行。

2025年前11個月，商品房銷售面積78702萬平方米，商品房銷售額75130億元，分別比2022年同期下降35.1%、36.7%。如果與2021年同期對比，則分別下降了50.2%和53.5%。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編製的中國商品房銷售價格指數，2025年11月的房價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16.5%。

生產者和消費者價格長期處於通縮或類通縮通道中。

由於持續的超前投資導致了我們的產能遙遙領先於我們的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導致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的持續通縮。疫后三年來，消費者價格指數一直在圍繞零上下波動，長期處於1%以下。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一直在下跌，下跌時間超過了3年。

以GDP價格縮減係數衡量的通縮已持續三年。

GDP價格縮減係數，跟蹤了中國所有經濟活動的價格變化，是一個衡量通脹或通縮最全面的指標。2025年第三季度，中國可比價GDP同比增長4.8%，現價GDP 35.45萬億，同比增長3.7%，這意味著GDP價格縮減係數同比下降了1.05%。

2024年第三季度， GDP價格縮減係數同比下降了0.48%；2023年第三季度， GDP價格縮減係數同比下降了0.86%。

2023-2025年三季度GDP可比價增幅累計達到15.1%，但現價GDP僅累計增長12.4%，GDP價格縮減係數累計下降了2.35%。

這意味著什麼？

第一，雖然三年來我們流通中的貨幣M2增長了27.3%，總債務（社會融資總額）增長了28.2%，但我們的總財富，比三年前縮水了2.35%。

第二，由於債務是自然增長的，因為不管利率高低，都有利息成本。但資產是縮水的，因為計價下滑。這意味著我們的名義債務本金增長28.2%，但實際債務本金至少增長了31.3%。

第三，政策利率沒有跑贏通縮。三年來，雖然5年期LPR從4.3%下調至3.5%，下調了0.8個百分點。但由於價格通縮了2.35%，所以我們的實際利率，實際上增加了1.55個百分點。

所以，不管你持有的是凈資產還是凈債務，在通縮周期中，你都會遺憾。

三、揮之不去的貿易摩擦。

雖然2025年我們的出口超預期增長，1-11月商品出口34147億美元，同比增長5.4%。但亮眼的數據也無法掩飾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與愈發困難的國際貿易環境。

12月22日，中國商務部表示，我國將對從歐盟進口的乳製品徵收最高42.7%的臨時關稅，從23日開始生效。這些關稅是近年來我國對歐盟食品徵收的最高關稅之一。

歐洲媒體普遍認為，此舉是我國作為以牙還牙措施的一部分啟動的。因為此前歐盟委員會啟動了針對我國製造電動汽車的反補貼調查，導致與歐盟的貿易緊張關係爆發。

9月25日晚商務部宣布，針對墨西哥擬提高中國汽車等產品進口關稅的做法，即日起對墨西哥涉華限制措施啟動貿易投資壁壘調查，並警告將視情況採取必要反制。

當天商務部發布的公告稱，墨西哥計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自貿夥伴產品大幅提高進口關稅。這一措施將嚴重損害中企在墨西哥的貿易和投資利益。

2025年中國與美國在貿易領域的你來我往、刀光劍影，頻繁上演，從互加關稅到互相實施禁售等非關稅措施，再到互相制裁對方企業，貿易戰打打停停，企業措手不及。

不僅僅在中歐之間、中墨之間，在與美國激烈的貿易戰對抗中，全球其他國家針對我們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也突然增多。WTO的公開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各國啟動的針對我國產品的反傾銷及反補貼稅調查共計79起。截至2023年上半年這類調查僅20多起，下半年也只有30多起。而到2024年下半年已驟增至125起。進入2025年仍保持高位。

主要的誘因是我們在內需日益低迷、國內產能卻不斷增長的背景下，不得不通過低價競爭優勢加速對外出口以化解供求矛盾。而2025年關稅戰開始后，我們對美出口大幅下降，為了彌補美國市場的損失，不得不通過第二波低價競爭優勢在其他市場發力增加出口。

數據顯示，疫情結束后，全球的商品出口價格上漲了6%，其中發達經濟體出口價格上漲了11.4%，不含中國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出口價上漲了8.9%，但我們的出口價格逆勢下跌了10.6%。

我們用出口獎勵、出口退稅、結構性匯率下降疊加出口價格下跌來擴大我們的出口，減少我們的進口。但隨著我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順差迅速擴大，這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免受我們低價過剩產能的衝擊，也是為了防止他們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失衡，於是紛紛趁機對我們出手。

更令人吃驚的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出口，應對日益增多的貿易摩擦，我們開始在國際貿易中，引進了“鬥爭”的概念。

4月25日，新華社報道北京召開了一次會議，強調外部衝擊影響加大，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鬥爭”。

三郎注意到，其中國際經貿“鬥爭”的提法在過去未曾出現過，“鬥爭”的說法可能會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我們在應對貿易摩擦中“硬剛”的基調。這表明我們對貿易戰性質及其未來發展的判斷有了極大的變化，這樣的貿易策略充滿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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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用建國后三十年國內流行的“鬥爭”強硬姿態來應對日益增多的貿易摩擦，短期放大對抗風險，中期考驗談判智慧，長期取決於是否轉化為建設性對話。若處理不當，將進一步碎片化全球貿易體系，將其他國家徹底推入美國圍堵我國出口的同一陣線；若藉機化解分歧，則有望緩和對外經貿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美貿易戰帶給中國出口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