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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老知青家園，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我的「九死一生」
江平 口述 陳夏紅 整理
01
1960年的秋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一起意外事故，弄殘了我的一條腿，更是將我從地獄拋入了它的最底層，給了我人生途中命運的又一個重大打擊。
去過大台的人都知道，大台煤礦那有一條鐵路經過，這條鐵路連著板橋古村和門頭溝。這條鐵路在經過大台的時候，有一座鐵路橋。而這條鐵路橋在原來修建的時候，是彎著的。這樣，火車行走當然很不安全。於是，鐵路部門決定把這座橋拆毀重建，取直鐵路線。這也正是1960年的事情，工地離我們不遠，工地上散放著一些鋼絲之類。我的受傷就跟這些鋼絲有關係。
有一天，領隊王壽山說，我們場園要用碾子。可是這個碾子是石頭做的，又大又沉，不是像糞土可以分成幾筐背上去。那麼這個碾子怎麼樣從梯田上層弄到下面梯田裡去呢？光有麻繩肯定不夠，萬一麻繩斷了，這碾子再掉下去是很危險的，必須有鋼絲護著點兒。
所以，當時王壽山就安排我和劉聖恩兩人去工地上去偷點兒鋼絲。既然說「偷」嘛，那意思就是說不用得到人家的同意，拿了就用；否則萬一人家不同意，反而沒什麼好拿的了。
我和劉聖恩很快從山上下來，就跑到鐵路橋工地偷鋼絲。那工地那時候也沒有人看管，鋼絲就在工地上亂放著，我覺得拿點也沒什麼關係。拿了一些之後，我覺得不太夠，我就跟劉聖恩說，你先走吧，剛才拿的這點兒鋼絲似乎不夠，我再拿點去。
就在我回頭拿了鋼絲往回走的一瞬間，意外發生了。我被橋上下來的火車捲入了車底下。為什麼我會被火車壓著呢？因為當時大台鐵路橋彎度比較大，跨度也比較高，跨度高又有些彎度，所以所有從上面下來的火車，都在下來之前先停下，拉響汽笛之後，悄無聲息地滑行下來。
那麼我再次拿了鋼絲轉身走的時候，正好是火車從上面滑下來的那一刻。當時我可能下意識地躲避，但躲避不及，還是被火車的慣性帶到了火車頭底下。後來我說，我背對著火車下來的方向，沒聽見聲音。當時確實沒聽見聲音，因為它是滑行下來的。也正是因為火車是滑行下來的，它畢竟還有個往下的慣性，坡度還比較大，它不可能馬上停。火車司機看到前面有人，趕快拉閘，可是還是來不及了。
當時我馬上就不省人事。我醒過來之後，有人告訴我，說我被火車頭拖在地上25米后，火車才剎住車。火車頭下面還有些各種管子之類，我倒地后，又被這些管子掛著了衣服，一直拖行了二十多米。
火車停下來之後，司機發現有人在火車頭底下，趕快把我拉出來。據現場的人後來跟我說，當時現場血肉模糊，在被火車拖行的過程中，我的小腿還沒有完全跟身體脫離，但確實已經壓斷了。當時身上其他也是傷痕纍纍。據大夫後來講，共有十多處傷痕。還好，現在都沒留下疤痕。
當時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去的。劉聖恩看到這個意外情況，馬上就回來，一道跟鐵路職工們把我送往門頭溝醫院。當時也沒有其他更快的交通工具，他們把我平放在火車頭上的車廂里，不緊不慢地趕往醫院搶救。畢竟當時火車只能以正常的速度開，不可能太快。
送往醫院的過程中，我還多少有一點意識。受了這麼大傷，流了這麼多血，整個人已經昏昏沉沉、迷迷濛蒙的。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能聽見他們說話，隱隱約約聽見他們互相討論：怎麼樣？還有沒有救啊？還有沒有希望啊？……
當時血流得確實太多了，整個小腿斷了。小腿斷了，止血帶怎麼綁就很關鍵，止血帶要是勒得太厲害的話，一方面會造成止血，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血管堵塞；止血帶如果太松，那根本不能止血，失血過多也會有生命危險。所以後來他們大概是止一陣血，又放開一陣，這樣交替輪換，總算活著挨到醫院。
從大台到門頭溝醫院，火車大概走了近兩個鐘頭。現在看起來，當時門頭溝醫院的急救技術還是可以的，它儘管是個礦區醫院，整個手術應該說還是不錯，到現在我還是很感激門頭溝醫院。
經歷這麼大的事故之後，我總是暗自慶幸，我常常開玩笑說，我這條命是從火車輪子底下撿回來的。
02
當時把我送到醫院急救之後，學校人事處長等也都趕過來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當然就是事故發生的原因。有的人懷疑我是不是自殺，或者是別的什麼原因導致了意外事故。
但最終學校認定我不屬於自殺。他們覺得我的遭遇，完全是偶然事故，畢竟急急忙忙去偷人家東西，又怕人家發現，而且鋼絲也很沉重，上面的火車又是無聲無息滑行下來的……這麼多因素交織在一起，誰也不可能顧全。所以這個問題，最後總算下了結論，認定只是意外的工傷事故，因為是在正常勞動中發生的，因此屬於因公致殘。
我想這一點，他們從我在醫院中的表現也可以看出來。我在醫院里儘管受了很嚴重的傷，但他們發現我情緒還不錯。我記得當時同病房有個小孩，得了癌症還是其他什麼絕症，我還經常鼓勵他要堅強。而對我來說，這個腿斷了，也沒什麼，反正還可以安裝假肢，生活還可以繼續嘛。所以就這件事情來說，學校剛開始懷疑我是不是有自殺傾向，後來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
但是不論怎麼說，對於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政治上劃了右派，新婚妻子又離婚，現在又碰上這麼一個車禍，這三個打擊實在是太重了。這三個打擊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划右派稍微早一點，後來就是離婚、車禍。應該說，在人生中碰到這樣的事情，確實是很痛苦的。我在那時候給自己寫的一句格言，就是「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鼓勵自己必須堅強。我想我後來之所以能夠經受一些東西，寵辱不驚，泰然處之，跟這三大打擊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人生最痛苦的事都已經經歷過了，其他的算什麼呀。
當時傷口換藥的時候，那個疼真是鑽心刺骨。因為傷口剛開始也不能全縫死，留一些口子，讓膿水能夠流出來，另外傷口面也需要消炎。所以每次換藥的時候，都是扎心的疼，換藥的時候就沒有麻藥了，大夫從傷口中抽出棉花，再把葯放進去。這一出一進，跟割肉一樣的疼。人生肉體上和精神上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也就這樣了吧？
03
我常常跟人說，我是死過好多次的人。在大台火車輪底下失去一條腿，這已是第二次。以前在後八家勞動的時候，也曾經死里逃生過。
當時的后八家那一塊，房子都是小土房，取暖都用小煤球爐子，沒有煙囪，冬天又非常非常冷。那麼我們住在裏面怎麼辦呢？我們同宿舍的幾個人最後商定，最後一個睡覺的人，在睡覺之前負責把爐子拿出去；煤球爐子絕對不能在屋裡放一晚上，否則會煤氣中毒。
我記得有一天，是我先回到屋裡的。回來后，屋裡很冷，我就先生著了爐子，然後就躺床上，想稍微歇一陣兒。誰知道這一躺下來，差點就永遠起不來了。我當時心裏明明想著在睡覺之前把煤球爐子搬出去。可能是因為實在太累了，我躺在床上慢慢就睡著了，沒把這個爐子拿出去。
忽然間我自己驚醒了，一下子坐了起來。心裏還有點意識，暗想煤球爐子要不拿出去，太危險了，我趕緊坐起來搬煤球爐子。當時還沒搬動煤球爐子，自己突然間天旋地轉，暈倒了，一頭就栽在了煤球爐子上，把爐子也弄翻在地。
還好這一驚、一摔，緊張加上疼痛，不知道怎麼著，立馬又醒過來，趕快就跑出來了。當時棉衣已經被火星燒著，還好房子沒有著火。這一次也是差一點命喪黃泉，一念之間逃出了大難，倘若我當時要是睡得再沉一點而不醒來的話，那肯定得熏死在裡頭了。
04
還有一次在勞動中，我們在場院里碼麥垛。那麥垛是很高的。我站在麥垛上面，下面的人扔一個麥捆上來，我接住后把它整整齊齊碼起來，就這樣扔一個、接一個，接一個、碼一個，這活本身需要一點技巧，但干熟了一點都不難。
但即便這樣，意外還是發生了。我在接麥垛的時候，一不小心腳下踩空，結果重心不穩，一下子就從很高的麥垛上摔下來。摔下來之後，也是天旋地轉、眼冒金星，著著實實歇了一段時間。
那幾年，大概是倒霉到家了，總會攤上這樣的事情。也可能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人生經歷了這麼多磨難，居然到最後還撿了一條命回來。
人生最痛苦不過划右派，那我是經歷了；人生最痛苦不過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離婚，這我也經歷了；人生最痛苦不過身體殘廢，這我也經歷了。人生再痛苦，還有什麼呢？
05
大概到了1961年年初的時候，我的傷口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安裝了假肢，這樣就能夠離開雙拐行走。接著「右派」的帽子也算摘掉了。摘掉「右派」帽子后，帶來了短時間的欣喜。原以為摘掉帽子后，可以恢複原來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沒想到摘掉帽子后，我只不過是從「右派分子」晉陞為「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則永遠沒有再改正的機會，它永遠留在你的檔案里，白紙黑字永遠抹不掉的。後來在北京政法學院解散后的日子里，我真正嘗到了它的「緊箍咒」式的威力。
摘帽之後，中國的政治氣候也稍趨理性，我的命運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機，學校安排我到外語教研室教俄語。從1960年到1966年，這六年我就都在外語教研室度過。
那時候我想，能夠再上教學崗位，而且教我還比較熟悉的俄語，從我本人來說這也是個很大的安慰，畢竟有固定的工作崗位，即便不能夠教法律，教外語也是很好的嘛！
那段時間，我跟北京政法學院的學生關係非常好。我主要上課對象是61級和63級，因為外語要上兩年。外語課每周都要去上，而且當時外語課排得也不少，那時候畢竟還是單身，年紀又不大，跟學生接觸也比較多，關係相當不錯。尤其是跟政教系61級的三個班，跟他們來往很多，那些學生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右派，大家年紀相差不大，也能聊在一塊。那時候的有些學生現在跟我還有來往。
但這也只是在政治寬鬆的條件下，師生關係比較融洽，打成一片，一旦到政治條件緊張的情況，重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時，就又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06
令人想不到的是，後來「文革」時期出的問題，根源也就在這個時候跟學生的來往。1965年學校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所謂「小社教」，在學生中開始階級教育。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就有人開始揭發我，使我大吃一驚。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痛苦。
從大字報中揭發出來的一些材料來看，當時校黨委是決定把我清除出校的。為什麼要把我清除出校呢？我有哪些罪狀呢？有許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改造好，拉攏腐蝕學生。
這就有點荒唐了。我到外語教研室之後，我的性格一直沒有變，就是對學生的要求有求必應。政法系61級有個學生叫朱遂斌，很喜歡外語，也經常到我宿舍來。他來自農村，家境困難，困難到連回家的路費都成問題。
有一次，他來跟我說，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了，想要向學校申請助學金。我就說，這點錢還跟學校要什麼啊，我給你吧，別跟別人說就是啦。
但後來揭露出來，說我這種做法就是拉攏腐蝕同學，批判者質問我：為什麼學生要到學校申請助學金，你不讓他申請反而自己給他？這不是拉攏腐蝕是什麼……我還真啞口無言，好人真是難做啊。
還有一件事情也很荒唐。政教系三個班我都很熟，班上的學生也經常來我宿舍玩。有一次，有學生善意地問我：江老師你還能跳舞嗎？我說，啊呀，我這是假肢，跳不了啦。這學生就說了，那蘇聯還不是有個「無腳飛將軍」嘛，這「無腳飛將軍」人家兩條腿斷了，還不是照樣能跳舞嘛，江老師你跳跳看。於是推辭不過，我就在宿舍裏面放了個唱片，試跳了一兩下。學生當然很開心了。可是這事兒也被揭發出來，還是一句話：在家中開舞會，拉攏腐蝕同學。
更荒唐的事情是，有一次學生搞點小演出，沒有西服穿，就過來跟我借西服。那時候，正好是1961年到1964年這期間，可以說國民經濟剛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候，人們的思想也比較緩和，學生開始有興趣搞點文藝演出活動。有學生跟我借西服，我正好柜子里還有兩件在蘇聯時穿過的西服，就借給學生了。這事也被揭露出來，說我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拉攏腐蝕同學。
可以說，到最後我跟學生的任何接觸，都可能成為我的罪狀。比如什麼朗誦詩歌啦，看蘇聯時拍的照片啦，聽聽蘇聯的唱片啦，如此等等。
後來我被揭發出這些問題時，心裏確實不舒服。我心裏想，這個領導班子為了能夠擺脫自己的困境，就時不時拿右派分子開刀了，管你是不是摘帽右派。
北京政法學院第一把手劉鏡西的兒子劉冠軍，當時正上中學，外語不太好，一把手就點名讓我來幫助他兒子補習外語，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右派，也不擔心我拉攏腐蝕青年學生。可是運動一來，拉攏腐蝕青年學生的罪名就安到我頭上了，院黨委決定把我清除出學校，請我給劉鏡西兒子補習外語的事情再也不提了。
這事也可以說明，當時我們這些摘帽右派的地位，是很脆弱的。只要碰到階級鬥爭或者什麼運動，需要做炮灰的時候，你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來源：《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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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泰斗江平與他的時代
作者：若愚
少年時志得意滿、青年時跌入谷底、中年時奮起拼搏、晚年時老驥伏櫪，江平的人生經歷坎坷而精彩，但不管時光如何變幻，他心中始終有一團不滅的法治之光，支撐著自己堅守真理、堅持道義，持續為「法治天下」的夢想而吶喊。
陰差陽錯走上法律之路
1930年，江平出生於大連，原名江偉璉。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五。童年時，父親一直在大連工作，他在那裡度過了七年時光。1937年「七七」事變后，父親帶著全家先去了上海，後面又輾轉來到北京，住在一個四合院里。江平初中就讀於藝文中學，高中則在著名的崇德中學，並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讀高中時需要住校，當時也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好在這裡有當時北京中學中唯一一塊標準足球場，精力旺盛的青年們就在足球場上肆意奔跑，把多餘的精力消耗之後再去上晚自習。
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因為「新聞像我的性格一樣奔放激情」，成為一名記者是他當時的理想。學習之外，他加入了學校足球隊，司職右前鋒。入學不久，他就因加入反抗國民黨政權的青年組織而被迫輟學。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參加了北平市團委籌委會的工作。為了工作便利，他改名「江平」。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培養人才就成了當務之急。1951年7月，高等教育部首次組織選派學生到蘇聯留學，要求各單位在六天之內選定政治上可靠的學生，並由保送部門首長親自簽字負責。首批留學生一共300多人，江平是其中之一。據他分析，自己上過大學，人還算聰明，這大概是能夠入選的重要原因。
江平在莫斯科留學
但讓江平意外的是，組織安排他學的是法律。他一時難以接受，因為法律像冰山那樣生硬、冷酷，恰如由一條條僵化、難懂的法律條文築起的高牆等待他去攀爬。體育分會的同學鼓勵他改學體育，也向上作了申請，但沒有獲得同意。於是，江平服從了組織安排，走上法律的人生之路。作為新中國第一代法學人，他們還肩負著一個使命，那就是完全拋棄民國時期的「舊法」，在學習借鑒蘇聯法學的基礎上，創建中國當代法學。正因為如此，才有那麼多人被安排去改學法律。
江平的留學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先後在喀山法學院和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還去了蘇聯國家公斷處和基層法院實習，抽象的法律條文慢慢地在頭腦中變得立體、豐富起來。他擔任中國學生會主席，與當時在學校學生會團委工作的戈爾巴喬夫共事。課餘時間，他參加足球隊，中外學生在一起玩得其樂融融。
留蘇期間，江平(中)在蘇聯法院實習
在留蘇期間，他還擁有了刻骨銘心的初戀。那時候組織紀律十分嚴格，不允許留學期間談戀愛，但是愛情的火花，還是在江平與同樣留蘇的陳綏之間點燃了。為此，他們受到了組織處理，不得不痛苦地壓抑著彼此的感情。好在後來組織作了調整，從「不準戀愛」變成「不準結婚」，這段戀情才浮上水面。兩人一起學習、一起研究問題，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1956年，江平以全優的成績，提前一年從莫斯科大學畢業。近五年的留學讓他收穫很多，最大的是羅馬法，這決定了他的學術結構和學術淵源，成為他數十年後在法學界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國后，江平任教於北京政法學院。他們這批留學生被寄予厚望，就是要充當中國新法學的「孵化器」，培養出更多的法律人才。江平被錢端升院長稱為學院二才子之一，還擔任了蘇聯法學教授的翻譯。他每次上課都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成為當時的一顆學術新星。
一年之後，江平與剛剛回國的陳綏走進了婚姻的殿堂。可以說，人生的起步階段，他走得順風順水，這也與他後來的人生際遇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和反差。
扼腕嘆息失去寶貴的二十二年
1957年時政治氣候發生了明顯改變，但江平此前一直在國外留學，對這方面並不敏感。5月31日，他向學校陳書，坦誠說出了自己的意見，結果被打成了學校第一批「右派」。當時學校在禮堂開大會，討論他為什麼會成為右派，從留學、教學上實在找不到原因，就說他是在教會高中、大學讀書，「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毒害」。
那時，陳綏剛跟他結婚一周時間，一下子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陳綏的父親是國民黨高官，本身成分不好，現在丈夫又成了右派，她得為自己的前途考慮。結婚一個月後，妻子提出了離婚，江平雖然心如刀割，也只能無奈答應。後來回憶起這段歷程，他說「世間的悲慘最多也就這樣了吧」。
然而，更多的打擊接踵而至。他被安排到北京西山去放羊、背糞，沒日沒夜地勞作。有一天，他下山去抬鋼管，由於實在太累了，連火車經過時的刺耳汽笛聲都沒聽到，結果整個人被卷到了火車下。那個瞬間，人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迷迷糊糊，連疼痛也察覺得不清晰。他還問旁邊人：「我有沒有救啊？沒有救就算了。」雖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來，卻永遠失去了一條腿。一般人遭受這樣的打擊早就被擊垮了，江平反而豁達了起來，對一些問題有了全新的認識。他說：「從火車輪子底下撿回了一條命，我覺得對人生應該有樂觀的態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之後的歲月，江平在生活的夾縫中求生存。他教過俄語，下放到幹校勞動，還作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延慶中學當老師。無論在哪個崗位上，他都努力做得最好，一絲不苟教書育人。有學生回憶說，那時的江平身材瘦長，戴著一副白色鏡框的眼鏡，英語和俄語都發音標準，讓學生們很羡慕。課堂之外，他一隻手扶著自行車車把，另一隻手拎著兩個暖水壺，樂觀開朗的心態也讓大家欽佩不已。
期間，他與崔琦結了婚。崔琦是名校華北大學畢業生，18歲就參加了革命，父親也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能夠理解他的苦衷，也願意同他一起經歷苦難。他們先是有了兒子江波，後來又生了女兒江帆。但受限於生活條件，夫妻倆聚少離多，江平只能一個人在延慶帶兒子。白天上課時就讓兒子坐在黑板旁邊的小板凳上，晚上睡覺時擠在一張小木床，餓肚子了就拿出凍饅頭吃，每啃一口都十分費勁。郊外的冬天寒風刺骨，沒錢給兒子買棉衣，他把自己舊大衣給兒子改成棉襖，還一針一線織起了毛衣。
江平在留蘇期間，曾省吃儉用買了很多蘇聯出版的法律書籍，後來因為害怕被人發現、受到懲罰，加之看不到重返講台的希望，大部分書籍都被他當作廢紙賣掉，換成伙食費。現在每每想起此事，他都會感到非常遺憾。
好在冬天終將過去，江平在煎熬中迎來了春暖花開。1978年8月，北京政法學院復校，三個月後他回到了學校。又過了一個月，接到了對他右派問題的「改正結論」。接到通知后，他的第一個想法，就是申請入黨。那年他已經48歲，歲月的滄桑讓他已經兩鬢斑白。
從1957年到1978年底，與法律隔絕的二十二年，被江平視為「人生最大的遺憾」。他說：「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的時候，已經快50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30歲到50歲之間，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段苦難的人生經歷，讓江平有了更多表達和傾述的迫切願望。他讀了很多詩詞和古典文學，也寫了很多詩詞來直抒胸臆，像《五律·勞動》《七律·歸途騎車遇大風》等，生動地記錄了生活中的各種磨難。後來，以這些作品為主，編成詩詞集《信是明年春自來》，序言上這樣寫道：「好的詩詞總是來自逆境。」
如魚得水重返神聖課堂
復校之初的北京政法學院，面臨著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和教材缺乏。當年的教學骨幹大多被打倒、平反后還能上講台的沒有幾個人，後來留校的學生很多基礎薄弱、教學比較差，像江平這樣的老師就成了稀缺資源。江平也是如魚得水，很快投入到教學之中。
有一次，江平到學校圖書室里去找資料，無意中發現了一本俄語版的羅馬法教科書，仔細端詳才發現，這正是他從蘇聯帶回國、後來又被迫上交的，沒想到還被保留著。他如獲至寶，以此為藍本寫成了自己第一本學術著作《羅馬法概論》。後來，他擔任了民法教研室的負責人，工資也增長了，家庭生活質量有了明顯的改善。
在教學上，他敢於突破禁區，在1982年前後率先開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了國內，很多觀點讓人耳目一新。他曾經引用德國法學家耶林的名言：「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則以法律。而這第三次征服也許是其中最為和平、最為持久的一次。」江平認為，羅馬法蘊含的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權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也是為中國社會所需要的。
江平、崔琦合影
江平授課有自己的風格，一般不專門準備講稿、照本宣科，而是手裡拿著幾張卡片自由發揮，洋洋洒洒、收放自如。有學生回憶說：「聽江老師的課真是一種享受。他站在三尺講台上，器宇軒昂，一口標準的國語和悅耳的嗓音，談吐之中洋溢著知識的自信，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典故和精妙學說，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江平也不迴避跟學生們談起自己二十多年間遭受的磨難，但語氣十分平緩，就像是講述別人的遭遇一樣，反而是一些體現人性美好的細節讓他刻骨銘心、大講特講，這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感染著學生們。
1983年，北京政法學院更名為中國政法大學，江平被提拔為副校長。他切身感受到法學人才的短缺問題，便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培養學生上面。那時正值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生留校，構成了新時期法學的「第一批梯隊」。在經歷長時期「斷流」后，法學人才終於開始充分涌流。江平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貧窮的法學」、到90年代「繁榮的法學」，這是他一生中很有獨創的、很蓬勃發展的一段時間，實際上也構成了他在學校的主要貢獻。
隨著江平聲名鵲起，他也參与到國家重要法律的起草之中。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人大啟動《民法通則》起草工作，江平是四名顧問之一，後來被人們稱為「四大名旦」，代表了當時北京民法力量最強的四座法律院所。在中國法制史上，《民法通則》的起草具有開創性意義，發揮了統領民法的作用。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施行，被國外譽為「中國民事權利宣言」。這部法律確立的「平等、自願、等價、有償、公平、誠實、信用」原則，至今依然是規範民商活動的統領性要求。
作為一部開創性的法律，它的起草歷程也是屢遭曲折，主要是在法治理念、法律實踐等方面，各方面認識並不一致。比如，第90條草案是「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禁止高利貸」。但在討論過程中，來自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代表，為了什麼樣的標準算是「高利貸」展開了激烈爭辯，無法達成共識，只能把「禁止高利貸」刪除了。最後法律條文只剩下「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出台後很多人感覺十分費解，甚至認為是立法上的笑話：既然是合法的，當然受法律保護，這不是正確的廢話、無用的條文嗎？自然，這屬於立法的時代局限性，隨著時代的發展、實踐的深化，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法大校長成為永遠的標籤
1988年，對於江平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及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並出任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這標志著他不但在職務上、也是在影響力上，都走上了巔峰。
作為校長，江平始終把教學作為治校的根本，苦口婆心勸說優秀的畢業生留校任教，而不是去政府當官、去社會上當律師賺錢。他經常對學生們說，大家不要去比誰官當得大、錢掙得多，要比就要比貢獻、比做人。在他的影響帶動下，很多優秀學生都留了下來。他大力推動學生自由擇課、自由擇師，營造一種開放的教育環境，促進教師隊伍的優勝劣汰，給年輕教師脫穎而出創造機遇。
在江平的心中，學生始終處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們是學校的主人。平時只要有空，他就走到學生中去，了解大家有什麼矛盾困難，想方設法幫助他們，儘力保護他們。在很多學生眼中，江平是「騎自行車的校長」「在簡易棚辦公的校長」。一些學生說，看到江校長在簡易棚里辦公，他們心理就平衡了。大家都愛回憶那時校園朝氣蓬勃的氛圍，說校園民主自由的氣息彌補了艱苦辦學條件，江校長功不可沒。
江平擔任校長不到兩年時間，用自己的話說屬於「短命校長」。簽有他名字的畢業證書，也只有85級這一屆。畢業典禮上，很多學生眼含熱淚聽著江平的畢業致辭。當時，江平帶頭唱起了《國際歌》，底下的學生跟著一起唱。有十幾個學生已經先去飯堂吃飯，聽到歌聲后立刻端著飯盆跑了回來，加入了合唱的隊伍。典禮結束后，學生們久久不願離去。有人覺得惋惜，認為他完全可以再當幾年校長，江平卻樂觀地說：「上蒼總算是『公平』的，給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給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順境，我已經很知足了。」
後來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黃進，這樣評價江平對這座學校的影響：「中國政法大學有一種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頭的精神，這種精神，是江平先生用他的言行為我們打造的，他永遠是我們法大的一面旗幟。」江平題寫的「法治天下」碑，是法大海淀校區出鏡率最高的文化景觀，也是法大文化的重要象徵。
江平題寫的「法治天下」碑
在全國人大任職期間，江平參与了《合同法》《信託法》《國家賠償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引以為豪的並不是民商類的法律，而是《行政訴訟法》。當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老百姓民主意識的增強，開始出現「民告官」這種新奇的現象，浙江省蒼南縣農民包鄭照訴訟縣政府強制拆除房屋案，更是被譽為「民告官」第一案，媒體進行了密集的報道，產生了很大影響。
江平擔任了《行政訴訟法》立法組組長，經過深入研究，率先提出從實體法改到程序法，改變了行政立法的模式。草案全文通過媒體公布后，收到各種意見430多份，明顯分為兩派：一派大多是政府官員，認為民告官太厲害了，影響政府運轉；另一派大多是學者和老百姓，認為這是大勢所趨。1990年4月，《行政訴訟法》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獲得通過，成為保護公民權利的一條重要法律。
教書育人始終樂在其中
1991年，江平獲得了博導資格，到2010年招完的那屆博士生，指導博士生20多屆，共計100多人。開始法大民商法方面只有他一個人有博導資格，所有的課都得全程上，帶博士的主要方式就是結合立法項目和科研課題搞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都能夠運用到實際立法之中。後來，隨著有博導資格的老師數量增多，以及不再從事立法工作，他帶的博士數量就少了，基本上每月把大家召集到家裡開一個「圓桌會議」，交流學習心得，圍繞學術問題進行交流。
讓江平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帶的博士生中，基本上沒有官員，也沒有混文憑的，大家都是奔著搞研究來學習的，畢業后也大多事業有成。作為江平的第一屆博士生，法大教授趙旭東對他的教學、治學十分敬佩，認為他在學術高度、學術獨立、學術寬容方面，都達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能夠給學生帶來非常深刻的教誨和啟發。
在考博路上，有不少是慕名前來、立志非江平當導師不可的「學術粉絲」。陳波曾經是貴陽的一名警察，本來工作穩定、人際順暢，但他卻不想在這條一眼看到底的軌道上走下去，特別是無意中讀到《江平文選》后，受到江平人生閱歷和學術思想的激勵，乾脆辭去了公職，連續考了六次江平的博士。到了最後一次考試，連江平都建議他如果沒考上就別考了，可以收他為門外博士弟子，遇有問題隨時都能上門請教交流。好在皇天不負有心人，陳波終於在第六次考博中成功「上岸」。在江平的生日壽宴上，陳波和其他學生一起大聲喊：「如果有來生，我們還做您的學生!」大家都淚流滿面。
教書育人之外，江平還經常參加社會活動，激情洋溢的演講每每讓聽眾留下深刻印象。每次接到邀請，他都要認真準備，哪怕是只有15分鐘的陳詞，都要準備上好幾天時間。他的演講很少說枯燥的法學原理，而是融入大量的社會熱點事件，寓理於事，用精鍊概括的幾句話就能夠洞悉並揭示出疑難法律問題的真相和本質，讓聽眾很受啟發。法學教授龍衛球評價說：「江平是個思想性的人，演講噴發著思想的火花，具有思想和材料融合的特點，是一種以材料探尋問題、以知識啟發思想的風格，很容易在具體層面上進入聽眾的內心，又不陷入細枝末節，始終給人以一種自我思考的餘地，聽眾莫不為之傾倒。」
江平曾出版過兩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另一本叫《私權的吶喊》。兩本書都以「吶喊」為名，不由讓人想起魯迅先生那種憂國憂民、喚醒眾生的志向追求。江平的「吶喊」，更多的是希望法治精神、法治理念能夠得到普及，「法治天下」的夢想得以實現。他認為法律學者應該有獨立思考、理性批判的精神，否則就會喪失獨立判斷的能力；應該把服從真理擺在第一位，不能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科學。2009年，《中國新聞周刊》評出「十年影響力之民主法治人物」，江平榜上有名。
為了鼓勵法大學子投入到法治夢想之中，2000年開始，江平設立了民商法獎學金，帶頭拿出了多年的積蓄，捐出50萬元，王澤鑒教授等學者積極跟進捐款。這個獎學金以評獎程序嚴謹、要求苛刻著稱，先後要過筆試、作文、口試3道關卡，考試的題量之大超過了司法考試，被譽為法大「諾貝爾獎」。第一輪一共150多道選擇題，時間4個小時，既考學生的專業，也考意志和韌性，甚至還考體力。第三輪的口試，對學生的考驗也很大，有一位學生被口試老師連珠炮般的問題折磨得頭暈目眩，扶著牆出來，搖搖晃晃張著大嘴走路。他的牙極白，遠遠看去，江平以為他口吐白沫了，趕緊上前扶他。
曾經也有老師建議江平稍微降低下考試的強度、難度，免得讓學生們太受煎熬，但被江平拒絕了。他認為，這樣的考試設計檢驗了學生的綜合素質，能夠通過這三輪測試，可以說能力素質是非常全面的，將來也一定能夠在法律工作的舞台上綻放光彩。獎學金也給了學生們展現自我的舞台，在2006年的頒獎典禮上，張笑滔公開向暗戀對象大胆表白，引發全場轟動，成為「江獎」的「名場面」。
在90歲生日時，江平為「江獎」捐款500萬元，並承諾在身故后再捐500萬元。2023年4月，江平不顧病軀，坐著輪椅親自出席第23屆「江獎」頒獎禮，闡述了關於兩個法律概念的翻譯問題，並勉勵學生們繼續學好民商法。現在已經有10所高校參与到「江獎」評選，張笑滔作為江平慈善信託受託人代表參會，不知道他看到那些青春洋溢的面孔，會不會想起當年「江獎」給予他的表白勇氣？
嫻靜舒適的晚年生活
人到老年，要不要留一份回憶錄，給自己的學術人生打個結，是江平糾結很久的問題。法大領導認為切身經歷中國法制建設歷程的人不多了，一直鼓勵他好好寫下來，並安排了一位學法制史的博士做他的助手。經過兩年多的採訪，江平口述自傳《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於2010年出版。江平也是如釋重負，認為自己能夠留給人間的，也就一本自傳、一本詩詞集、兩本「吶喊」而已。很多年輕的學子，也通過這本書了解到這位法治老人的磨難與堅守、坎坷與奮鬥、榮耀與屈辱。圖片
江平自述
江平的愛好較多，除了古典音樂、京劇以外，足球是他維繫一生的熱愛。每當談論足球，他就會流露出少年般的欣喜神態，並狂熱支持著自己心儀的球隊。2002年時，他曾去韓國，現場觀看中國隊對陣哥斯大黎加的比賽，併為中國隊一分未得的結果耿耿於懷。北京奧運會期間，他赴北京工人體育場觀看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半決賽，之後又到了鳥巢看了一場國際米蘭與拉齊奧的對陣，大呼過癮。80多歲時，他還會定鬧鐘，半夜起來看球賽，跟蹤國際米蘭的最新戰績。
江平還非常喜歡狗。活潑可愛的小狗，緩解了他緊張的工作壓力，給他帶來了很多樂趣。每天晚上，他都要帶著狗一起睡覺，情同父子。早晨7點，江平就準時起床，出去遛狗。有一隻養了十多年的狗去世了，他還傷心了很久。
2008年，一次中風讓年近八旬的江平放慢了腳步。這次住院一共兩個多月，其中有半個多月時間，他的語言功能受到了限制，雖然內心非常清楚，但是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對於把教師作為終身職業的江平來說，這種打擊是非常大的，也嚇壞了眾多學生。好在手術比較成功，他的語言功能慢慢恢復。經歷這次病痛，他終於接受了現實，無奈地發出「保命第一，真是老了」的感慨。自此，他的社會活動數量有所壓減。
2023年7月，崔琦因病去世，結束了兩人五十六年的婚姻長跑。在告別儀式上，江平回憶起當年生活困難時，妻子想方設法操持家務的場景，不由得潸然淚下。「我這一輩子感覺到很滿足，對你表示衷心的懷念和永遠的感情。」這是江平對妻子最後的表白。
來源：各界雜誌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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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各界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