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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文革不是「群眾運動」，是「運動群眾」：我與「朱葉反黨集團」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梅建明 往日風 2026年5月12日
往日風摘要：
據梅建明所知，抓葉向真時，“中央文革”徵求葉劍英的意見，當時處境困難的葉帥說：你們抓吧，抓誰我都不管。據葉向真後來回憶，江青早就想抓她，因為她太活躍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搞倒父親。她出獄后才知道，為了整葉劍英的材料，當時葉家的６個子女和保姆都被抓進了監獄。
本文引自2014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第688期。系楊敏採訪梅建明的整理稿件。
1967年1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裡，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梅建明的父親，是時任全國政協秘書長的梅龔彬，“文革”開始時即受批判。參會的人包括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的頭頭朱成昭以及葉劍英的女兒、中央戲劇學院的造反派頭頭葉向真等人。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們總結出了後來震懾一時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觀點”，其中包括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是運動群眾”的觀點。
正是這次會議，使得他們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公開激化，最後被打成“朱葉反黨集團”。
三進地質部
1966年6月1日，聽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時，北京地質學院（簡稱“地院”）大一學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實習。他們接到通知，立刻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8月8日，地院成立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因為不限出身，聲勢很快壯大，以致後來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東方紅”聯絡站。總司令是水文系四年級學生朱成昭，其他核心人員包括勘探系五年級的蔣良朴、探工專業五年級的王大賓等人。
為了讓工作組退還整右派學生的“黑材料”，８月23日，“東方紅”一千多人從海淀區的地院步行15公里，來到西四的地質部，要求工作隊長鄒家尤向師生作檢討。因為地質部拒絕交出鄒家尤，９月５日，“東方紅”再次衝進地質部。
梅建明在這次行動中有立功表現。朱成昭問誰有辦法找到地質部副部長們的住址和電話，他想辦法從家裡偷出了父親的秘密電話本，得到朱的讚賞，后被提拔為“東方紅”駐地質部聯絡站站長。
“東方紅”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此時在“中央文革”辦公室工作，她常常往返于釣魚台和“東方紅”，也很支持“東方紅”。
身為“東方紅”駐地質部聯絡站站長，梅建明帶了一支特殊的“戰鬥隊”進駐地質部，任務是跑“東方紅”駐各單位院校的聯絡站，搜集動態，並在地質部進行宣傳，形成對部黨委的政治攻勢。國家計委特地撥了一批自行車等交通工具給他們，表示支援。作為站長，梅建明能參加地質部的黨委會，聽取老幹部們的思想檢查。
10月18日，“東方紅”第三次衝進地質部，並在地質部召開“揭發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當日深夜，把何長工帶到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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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長工
“何長工在‘文革’初期不支持紅衛兵小將，他已經作檢討。但‘中央文革’要繼續批鬥他，找些事情強加在他頭上，逼他認罪，我很反感。”梅建明說。
梅建明對老幹部有種複雜的感情。他們中很多都是他父親的老朋友，也是開國功臣。他覺得，他們工作中是有錯誤，但不至於發動一場運動來鬥爭他們吧？他開始有點動搖了。
被彭德懷征服了
1966年11月10日，梅建明帶著聯絡站的一個小分隊離京串聯，12月回北京時，朱成昭的思想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朱成昭見面就問梅建明：“你對文化大革命什麼看法？”梅建明說：“老幹部已經檢討得差不多了，反動路線也肅清得差不多了，不該再沒完沒了地整下去了。”朱成昭想了想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應該改弦更張了？是不是不要再這樣搞下去了？我匯總以後，跟‘中央文革’談一次。”
正在這時，朱成昭接到“中央文革”的命令：把彭德懷從西南抓回北京。他當時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的頭頭，名頭響亮，深受“中央文革”器重。
閻長貴與李訥同在“中央文革”辦公室工作，都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年紀相仿，走得很近。他從李訥處對朱成昭早有耳聞。李訥很讚賞朱，認為他有思想，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
“‘中央文革’將抓彭回京這個任務交給朱成昭，也足見對他的信任。”在位於沙灘北街的寓所，閻長貴回憶。
當天下午，閻長貴在“東方紅”駐地質部聯絡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交代了這項緊迫又特殊的政治任務。朱即刻派在武漢串聯的王大賓帶人趕赴成都。
在成都與彭德懷詳談之後，王大賓覺得1959年對彭的批判是錯誤的，彭是支持“文革”的，遂電話向朱成昭彙報，朱同意派人向“中央文革”彙報后再做決定。
聽完彙報之後，戚本禹很惱怒，對閻長貴說：“你看，叫他們去揪彭德懷，他們卻被彭德懷征服了！”遂派“北航紅旗”的頭頭韓愛晶再赴成都抓彭。
朱成昭心有不甘，派出“東方紅”作戰部副部長胡樂成趕赴成都。因是秘密行動，為掩人耳目，“東方紅”內部稱之為“揪聶克行動”（聶克是地院黨委副書記）。梅建明的任務是從地質部調出部長們的小車，隨時待命。
“東方紅”在成都設有聯絡站，仗著人多，反應靈活，胡樂成、王大賓等人從“北航紅旗”手中搶到彭德懷，將其護送上火車，又與他一路懇談。
12月27日，列車開到北京西直門車站，梅建明調來的小車將彭德懷接回了地院。時間已是晚上９點多鍾了。“我們想跟彭聊聊天，可他可能是太累了，不願意說。”梅建明回憶。
朱成昭安排彭德懷住下，根據隨車從成都帶回的資料清單，找到他在廬山會議上的“萬言書”，叫人把它抄寫下來。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份萬言書，都認為言辭懇切，戳中要害。
三四個小時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北京衛戍區派人來地院接走了彭德懷。
“彭德懷被接走後，我們開始看清‘中央文革’的意圖。我恍然大悟，徹底明白了，原來‘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幫元老搞下去。”梅建明說。
秘密會議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開始大規模抓捕“聯動”分子。這些學生很多都是梅建明認識的，他覺得，“中央文革”不該這樣把他們往死里整。
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江青、陳伯達和康生在會上公開點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名，說他是王任重的“黑後台”。朱成昭對此很有意見，認為“鬥爭對象不是群眾揪出來，是‘中央文革’拋出來的”。
1月23日，陳伯達手書一封意在警告朱成昭的親筆信，讓“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王廣宇拿去單獨念給他聽。王廣宇記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要是繼續往下走，就掉到茅屎坑裡，成茅屎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
王廣宇回憶，朱成昭聽完信后很冷靜。他問：“伯達同志的這封信要不要向總部人員傳達？”王廣宇回答：“他沒說向別人傳達，傳達不傳達，怎麼傳達，由你決定。”最後，朱成昭向總部人員傳達了這封信，等於公開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這讓王廣宇覺得，他還是“挺磊落”的一個人。
幾天之後，在梅建明的家裡，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參會的人包括朱成昭、王大賓、蔣良朴、杜金山和梅建明這幾位“東方紅”的核心人員，還有葉向真和她的朋友張九九。
“文革”開始后，葉向真發起成立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並於1966年9、10月間來地院找朱成昭，請求援助。兩人政治觀點非常一致，也很談得來，不久陷入戀愛中。
會上，大家交流了對“文革”的看法。
梅建明認為，運動擴大化了，不像群眾運動，是挑動群眾斗群眾。朱成昭馬上說，這像不像運動群眾？於是定下一條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是運動群眾”。
葉向真給大家講了其父葉劍英在1月20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事。當時，老帥們與“中央文革”發生激烈爭執，葉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斷了右掌掌骨。
“當時我們就認為，中央的上層矛盾已經激化，我們當然要和老帥們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對著干。”梅建明說。
討論后，大家的意見被歸納成八條。第一，人民日報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發表早了，大串聯搞早了。第二，關於批判“劉鄧路線”問題。第三，關於揪與保的問題上，認為對老幹部打擊面太大。第四，關於大聯合大奪權問題，認為大聯合大奪權搞早了。第五，關於中學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聯動問題，認為抓人太多。第六，關於坐牢問題，都認為，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第七，聶元梓問題。第八，關於康生和高級黨校問題。
2月3日，又開了第二次會議。會上決定，請“中央文革”派人來先內部溝通，不行就貼大字報。會後，朱成昭回到地院，給“中央文革”打了電話。“中央文革”很快派了人來。對方聽了他們的八大觀點，斥為“一派胡言，純屬反動言論”。
此後，“中央文革”責令朱成昭閉門思過。他被關在西三樓三層的一個小房間，不許與外界接觸。梅建明是精神上思過，但不限制行動自由。
第二天，2月4日，“東方紅”三千人聚在地院大飯廳，聽朱成昭作檢討。大禮堂外面也擠滿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趁機亮出八大觀點，並作了全面系統的闡發。他講的時候，全場都安靜地聽。
“散會後，很多人碰見我說，講得太好了！你們的膽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回憶。會後，有人根據記錄寫成大字報貼出來，流傳很廣。
“朱葉反黨集團”
朱成昭受批判后，“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閻長貴幾次去見“東方紅”的二把手王大賓。當時，王大賓因腿部有病，正在住院。“‘東方紅’在全國影響很大。我當時覺得朱成昭倒了，‘東方紅’不能倒。我去醫院勸王大賓，你應該挑起來這個擔子。”閻長貴說。王大賓成為一把手后，改組了“東方紅”總部。
梅建明聽到風聲，“中央文革”要繼續“肅清朱成昭餘毒”，於1967年7月南下廣州。廣州“東方紅”聯絡站的人仍然認朱成昭的牌子，視梅建明為總部派來的人，任他調遣。梅建明向朱彙報廣州的情況之後，他有了東山再起的想法。
7月10日，朱成昭、梅建明、張華清和張華府從北京經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廣州。為避免目標過大，葉向真和蔣良朴已先走。
他們剛離開北京，戚本禹就得到了報告。他立刻報告“中央文革”，說朱成昭、葉向真等人攜帶地質部的機密文件，企圖叛國外逃。周恩來立刻給北京衛戍區、上海警備區和廣州警備區都打了招呼，要他們一旦發現這幾個人即刻請回北京。廣州警備司令部立刻派出偵察人員，守在火車站口，守株待兔。
所幸的是，朱成昭、梅建明五人在前一站下了火車。到廣州后，他們聯繫上葉向真和蔣良朴。一行人去廣州西樵山、佛山玩了兩天，打算回廣州落腳到張華府的姑姑家，但剛到不到半小時，廣州警備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張華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幹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據梅建明所知，抓葉向真時，“中央文革”徵求葉劍英的意見，當時處境困難的葉帥說：你們抓吧，抓誰我都不管。據葉向真後來回憶，江青早就想抓她，因為她太活躍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搞倒父親。她出獄后才知道，為了整葉劍英的材料，當時葉家的６個子女和保姆都被抓進了監獄。
幾個人被很客氣地逮起來，送到從化療養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來人帶他們回北京。梅建明覺得，一來這跟周恩來“請他們回北京”的指示有關，二來是因為葉家在當地的影響力。
過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從北京趕來，與朱成昭、葉向真單獨談話。朱、葉二人一口咬定，來廣州只是為躲避“中央文革”的批鬥，出來散心。于桑將二人帶回了北京。
蔣良朴三人由廣州警備司令部送回北京。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彼時，其父梅龔彬已被逮捕，以“特務”之名關進了秦城監獄。
1967年11月初，正在外地串聯的梅建明接到電話通知，回校複課鬧革命。一回校，他就被看押起來。朱成昭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宣布，對其實行隔離審查。
朱成昭專案組由中央專案組“二辦”負責。讓梅建明交代的問題有三：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叛逃國外；衝擊中南海，謀害毛澤東。
第三條事出有因。大約在1967年8月，朱成昭、葉向真、蔣良朴等人在頤和園開會。有人提出，直接去中南海見毛澤東，跟他談“中央文革”的問題。若他不知道“中央文革”的行徑，就提醒他；如果他知道並支持，不如動員老帥們起來廢掉江青。但這次會梅建明因事並未參加，只是會後聽他們談起過。他只坦白承認第一條，讓專案組的人非常惱怒。
1968年3月17日，梅建明被北京衛戍區帶走，關進了功德林監獄。走時，他聽到校廣播站的廣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８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葉向真、蔣良朴等人一起，也關進了功德林監獄。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轉移到半步橋監獄。６月，又被轉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從1968年9月到1972年9月的四年間，這裏設有三期“幹部子女學習班”。據研究者稱，這個學習班前後關押過65名高幹子女，其中副總理級以上的幹部的子女有19名，部長級幹部子女17人，包括賀龍之子賀鵬飛、女兒賀黎明，葉劍英之子葉選寧、葉選平，陸定一之子陸德，薄一波之子薄熙來、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銳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平、葉選寧、女婿鄒家華等13人。
三個月後，地院派人到少管所來接梅建明，稱其問題已查清，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回學校監督改造。離開少管所時，因頂撞過隊長，少管所對他作的結論是：學習態度不端正，頑固，拒不認罪。
1970年，梅建明大學畢業，戴著“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質隊勞動改造，后在北京地質學院武漢分校教礦相課，每月只能拿到20元的生活費。
“文革”結束后，1976年，原北京地質學院院長、黨委書記高元貴復任院長，了解了“朱葉反黨集團”情況后，決定給梅建明等這些在校勞改的人恢復工資。
1980年，在陳雲的幫助下，梅龔彬獲得平反。1981年，梅建明經過一番周折，調回了北京，在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部（當時改名武漢地質學院）工作。
梅龔彬
葉向真後來被關進功德林監獄，再到半步橋監獄，最後轉入秦城監獄。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葉劍英重新出來主持軍委工作。葉向真從秦城監獄出獄。由於與世隔離太久，她幾乎不會講話了。1972年，她改名江峰，在北京醫學院學習，並留下做了外科醫生，與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幾乎斷了聯繫。1978年，她又改名凌孜（又名凌子），回歸文藝界，執導了電影《原野》，一舉成名。
1975年，朱成昭被作為反革命分子發配到湖北一勞改農場勞動改造。1978年，回學校等候處理。1980年，獲得平反。1985年，被分配到江蘇省第四地質水文大隊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自辦建築公司，生意一度做到很大，但後來破產，壯年病逝。朱成昭去世后，學校破例貼出了訃告。當年的許多老師和同學一起，在北京昌平的殯儀館，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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