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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利維坦的擴張與自由的自發秩序
——寫在六四37周年的思想反思
王浩城
又是一年六四。身在日本東京，站在這片保障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土地上，遙望大洋彼岸的故土，歷史的厚重感與思想的責任感油然而生。37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熄滅的呼喊，不僅是一場政治悲劇，更是人類近代歷史上，國家主義暴力對個體自由與自然權利進行殘酷鎮壓的典型標本。
作為一名在學習現代商業與經濟邏輯的青年，我習慣於從更宏觀的思想譜系與經濟秩序去審視這場災難。對“六四”的紀念，不應僅僅停留在悲情與控訴，更應當上升為對全能型國家權力的深刻警惕與批判。
一、世代經驗與私有產權的剝奪
我的思想覺醒，始於對家族歷史的追溯。在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中，我的家族被划為“黑五類”，太公因地主與國民黨公務員的身份被剝奪生命，家族在浙江泰順羅陽鎮的大片祖傳山地被強權無償沒收。然而我的家族為了糊口，也加入了共產黨體制，成為共犯，我的父親雖然透露了一點共產黨的黑歷史，但卻叫我自己知道就好。長期以來只能對見證的罪惡保持沉默，直到我潤去日本才得以公開訴說。這段世代承襲的血債，讓我深刻理解了哈耶克所揭示的真理：沒有財產私有，就沒有個人自由。當一個組織壟斷了所有的生產資料與土地，剝奪了私有產權，個體的生命與尊嚴便失去了最堅實的屏障，淪為附庸。
二、自由意志主義視閾下的六四
在成長過程中，我曾廣泛接觸民國派、諸夏自決等多元政治思潮，並最終在自由意志主義與無政府資本主義中找到了解構極權的理論武器。深受哈耶克、羅斯巴德與霍普的啟發，我認為1989年的衝突本質上是兩種秩序的決戰：強權控制下的強制秩序與基於個體自由的自發秩序。當年廣場上的青年與市民，本質上是在用血肉之軀，對抗一個正在惡性膨脹的政治利維坦。歷史證明，任何試圖凌駕於市場自發秩序之上的極權主義與國家主義，最終都會走向文明的毀滅。
三、走向解體、多元與自決的未來
面對這樣一個壟斷了暴力資源的龐大體制，單純寄希望于體制內部的改良或“明君”的出現，在邏輯和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要徹底消除暴政的土壤，必須從根本上消解中央集權的力量結構。因此，我主張：首先，解構大一統的國家主義，支持基於文化、歷史與地緣認同的地方自決，如吳越獨立與諸夏各地區的自主選擇；其次，扞衛絕對的個人自由，確保言論、信仰、結社以及商業經營的絕對自由；最後，徹底摒棄極權崇拜，在全球範圍內凝聚反極權的共識。
獨裁者的暴力或許能暫時壓制物質層面的反抗，但它永遠無法消滅那些根植於人類本能中、對自由和自發秩序的嚮往。願六四的死難者在歷史的記憶中永生，願自由的邏輯終將解構權力的枷鎖。
王浩城 拓殖大學商學部學生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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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