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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利维坦的扩张与自由的自发秩序
——写在六四37周年的思想反思
王浩城
又是一年六四。身在日本东京，站在这片保障言论与思想自由的土地上，遥望大洋彼岸的故土，历史的厚重感与思想的责任感油然而生。37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熄灭的呼喊，不仅是一场政治悲剧，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国家主义暴力对个体自由与自然权利进行残酷镇压的典型标本。
作为一名在学习现代商业与经济逻辑的青年，我习惯于从更宏观的思想谱系与经济秩序去审视这场灾难。对“六四”的纪念，不应仅仅停留在悲情与控诉，更应当上升为对全能型国家权力的深刻警惕与批判。
一、世代经验与私有产权的剥夺
我的思想觉醒，始于对家族历史的追溯。在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中，我的家族被划为“黑五类”，太公因地主与国民党公务员的身份被剥夺生命，家族在浙江泰顺罗阳镇的大片祖传山地被强权无偿没收。然而我的家族为了糊口，也加入了共产党体制，成为共犯，我的父亲虽然透露了一点共产党的黑历史，但却叫我自己知道就好。长期以来只能对见证的罪恶保持沉默，直到我润去日本才得以公开诉说。这段世代承袭的血债，让我深刻理解了哈耶克所揭示的真理：没有财产私有，就没有个人自由。当一个组织垄断了所有的生产资料与土地，剥夺了私有产权，个体的生命与尊严便失去了最坚实的屏障，沦为附庸。
二、自由意志主义视阈下的六四
在成长过程中，我曾广泛接触民国派、诸夏自决等多元政治思潮，并最终在自由意志主义与无政府资本主义中找到了解构极权的理论武器。深受哈耶克、罗斯巴德与霍普的启发，我认为1989年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秩序的决战：强权控制下的强制秩序与基于个体自由的自发秩序。当年广场上的青年与市民，本质上是在用血肉之躯，对抗一个正在恶性膨胀的政治利维坦。历史证明，任何试图凌驾于市场自发秩序之上的极权主义与国家主义，最终都会走向文明的毁灭。
三、走向解体、多元与自决的未来
面对这样一个垄断了暴力资源的庞大体制，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部的改良或“明君”的出现，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要彻底消除暴政的土壤，必须从根本上消解中央集权的力量结构。因此，我主张：首先，解构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支持基于文化、历史与地缘认同的地方自决，如吴越独立与诸夏各地区的自主选择；其次，扞卫绝对的个人自由，确保言论、信仰、结社以及商业经营的绝对自由；最后，彻底摒弃极权崇拜，在全球范围内凝聚反极权的共识。
独裁者的暴力或许能暂时压制物质层面的反抗，但它永远无法消灭那些根植于人类本能中、对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向往。愿六四的死难者在历史的记忆中永生，愿自由的逻辑终将解构权力的枷锁。
王浩城 拓殖大学商学部学生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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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