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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從美國漢學家尹沛霞教授的《宋徽宗》聊聊漢學困境和史學鐵板
鄭燁
最近不幸拜讀了尹佩霞教授所著洋洋洒洒、皇皇巨著《宋徽宗》，伏案展讀，大跌眼鏡，茫然四顧，有感而發，胸中塊壘，不吐不快。
“文過飾非”向來是御用文人的拿手好戲和看家本領，也是其吃飯的本錢。“剪輯”史料不僅是個“技術活”，更是深層認知和史學思維完美結合形成的研究工具。
俗話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真正的史學家是將帝王將相的人生片段放進歷史的長河中去描寫，精準把住興旺交替的脈搏。
蹩腳的歷史寫作者只會用獵奇的眼光去拼接吸引眼球的情節從而提出駭人聽聞的論斷，還自以為找到了歷史新的解讀路徑，將本就失真的史料弄得更加失焦。
作為史學家，可以像楊奎松、高華、沈志華一樣，將關鍵史料按照時間線和邏輯線進行排列組合，去偽存真之後呈現出一種閱者讀後自然明了的認知，也可以像秦暉、劉仲敬一樣，通過對史料的抽絲剝繭提出貫穿歷史脈絡的真知灼見，使讀者獲得解釋歷史問題的思維工具和面對眼前問題的認知途徑。
根據以上標準，寫出暢銷書《明朝那些事兒》的網文作家“當年明月”必然不是歷史學家，然而尹沛霞更次一級，或許只是一個蹩腳的拼貼畫玩家而已。
尹沛霞教授的《宋徽宗》的出版給人以兩點啟示：
第一是，如今歷史研究中“劍走偏鋒很安全、獨闢蹊徑無風險”已然成為常態，使得原本興亡更替的歷史經驗、昏君佞臣的歷史教訓反而成為有可能映射現實的忌諱，催生了鑽研邊角料的風潮，頗似在“文字獄”的背景下清朝“訓詁學”“考據學”的興起。
第二是，從“副線”描寫歷史的確是歐美史學界的一股風潮，然而此種風潮的興起是其歷史傳統思維認知足夠發達的衍生物，猶如秦暉教授所說，別人是營養過剩之後減肥，咱們是飢腸轆轆、瘦骨嶙峋還要節食，名其名曰“歐美國家皆如此”，此類混賬邏輯大行其道理應遭受唾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極權之下皆是草履（蟲），在高壓之下，動輒得咎，即便不選擇趨炎附勢，也會被動趨利避害。書報檢查機關顯然也不想看到第二本《亡國之君—–崇禎》的出現，使某個人再次淪為民間聯想力爆發之後遭受嘲諷的對象，如與其類似恐怕在立項階段便已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尹沛霞教授的選擇顯然是一種安全的操作，不授人以柄給權力，且又能消除被借題發揮的空間。此書呈現的立意不知是作者能力不足造成的淺層認知作祟，還是出版艱難含淚扭曲所致？
在一個缺少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國度，板子打到知識分子身上是危險的，文革爆發的前奏是“反右”，讓知識分子噤聲是權力肆無忌憚蹂躪無知、煽動愚昧的開始，如今在短視頻平台司空見慣的“醜化專家”的段子需要提高警惕，“反智主義”一般與愚民教育同時出現。
以博主“吃瓜蒙主”為代表的宣揚“皇漢史觀”的大行其道，既是歷史被現實逼近死胡同的典型表現，也是庸俗文人趨炎附勢的察言觀色和投機取巧，即便如此，為虎作倀的幫凶依然應遭受譴責，民眾應該擦亮慧眼，用自己的火眼金睛去偽存真辨真假，莫要被故弄玄虛的前衛、新潮、流行的標籤所哄騙。
寫出《宋徽宗》的尹沛霞教授顯然是一位不了解真實中國的漢學家，與其類似的某些著名漢學家反而掌控著西方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的鑰匙，顯然是中國史學界的悲哀，眾所周知中國並不缺少治學嚴謹、皓首窮經的學者，然而卻被維穩機器把他們的思想成果關進了籠子、蓋上了罩子、覆蓋了毯子。
如果一個國家內部是民主的，對海外學者兼容並蓄，就不會出現避實就虛、避重就輕、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漢學家，而會湧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漢學家群體；如果一個政府開放包容，國內思想的產生和輸出就不會被鉗制，歐美社會就會聽到真實的原聲，省掉轉述的繁瑣。
如今的情況則是，如果任何一個漢學家批評中國政府就不會被允許入境，那些漢學家想要實地研究只能選擇“合作”，頭腦中就會在發表言論文章的時候先進行“自我審查”。
而且很多歐美的漢學家身患“左派幼稚病”，從反感自己國家政府的低效和內耗走到了羡慕東大的高效和化一，二戰前，蕭伯納、羅曼·羅蘭、茨威格都犯過此類毛病，只有安德烈·紀德秉筆直書，還得罪了方興未艾的親蘇左派，聽說玻璃窗都被刁民用石塊打碎了。
應該同情西方漢學家面對中共極權政體的舉步維艱、如履薄冰，也應譴責某些漢學家與虎謀皮、為虎作倀、狼狽為奸的違心媚俗之言和曲學阿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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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