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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从美国汉学家尹沛霞教授的《宋徽宗》聊聊汉学困境和史学铁板
郑烨
最近不幸拜读了尹佩霞教授所着洋洋洒洒、皇皇巨着《宋徽宗》，伏案展读，大跌眼镜，茫然四顾，有感而发，胸中块垒，不吐不快。
“文过饰非”向来是御用文人的拿手好戏和看家本领，也是其吃饭的本钱。“剪辑”史料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深层认知和史学思维完美结合形成的研究工具。
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正的史学家是将帝王将相的人生片段放进历史的长河中去描写，精准把住兴旺交替的脉搏。
蹩脚的历史写作者只会用猎奇的眼光去拼接吸引眼球的情节从而提出骇人听闻的论断，还自以为找到了历史新的解读路径，将本就失真的史料弄得更加失焦。
作为史学家，可以像杨奎松、高华、沈志华一样，将关键史料按照时间线和逻辑线进行排列组合，去伪存真之后呈现出一种阅者读后自然明了的认知，也可以像秦晖、刘仲敬一样，通过对史料的抽丝剥茧提出贯穿历史脉络的真知灼见，使读者获得解释历史问题的思维工具和面对眼前问题的认知途径。
根据以上标准，写出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网文作家“当年明月”必然不是历史学家，然而尹沛霞更次一级，或许只是一个蹩脚的拼贴画玩家而已。
尹沛霞教授的《宋徽宗》的出版给人以两点启示：
第一是，如今历史研究中“剑走偏锋很安全、独辟蹊径无风险”已然成为常态，使得原本兴亡更替的历史经验、昏君佞臣的历史教训反而成为有可能映射现实的忌讳，催生了钻研边角料的风潮，颇似在“文字狱”的背景下清朝“训诂学”“考据学”的兴起。
第二是，从“副线”描写历史的确是欧美史学界的一股风潮，然而此种风潮的兴起是其历史传统思维认知足够发达的衍生物，犹如秦晖教授所说，别人是营养过剩之后减肥，咱们是饥肠辘辘、瘦骨嶙峋还要节食，名其名曰“欧美国家皆如此”，此类混账逻辑大行其道理应遭受唾弃。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极权之下皆是草履（虫），在高压之下，动辄得咎，即便不选择趋炎附势，也会被动趋利避害。书报检查机关显然也不想看到第二本《亡国之君—–崇祯》的出现，使某个人再次沦为民间联想力爆发之后遭受嘲讽的对象，如与其类似恐怕在立项阶段便已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尹沛霞教授的选择显然是一种安全的操作，不授人以柄给权力，且又能消除被借题发挥的空间。此书呈现的立意不知是作者能力不足造成的浅层认知作祟，还是出版艰难含泪扭曲所致？
在一个缺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度，板子打到知识分子身上是危险的，文革爆发的前奏是“反右”，让知识分子噤声是权力肆无忌惮蹂躏无知、煽动愚昧的开始，如今在短视频平台司空见惯的“丑化专家”的段子需要提高警惕，“反智主义”一般与愚民教育同时出现。
以博主“吃瓜蒙主”为代表的宣扬“皇汉史观”的大行其道，既是历史被现实逼近死胡同的典型表现，也是庸俗文人趋炎附势的察言观色和投机取巧，即便如此，为虎作伥的帮凶依然应遭受谴责，民众应该擦亮慧眼，用自己的火眼金睛去伪存真辨真假，莫要被故弄玄虚的前卫、新潮、流行的标签所哄骗。
写出《宋徽宗》的尹沛霞教授显然是一位不了解真实中国的汉学家，与其类似的某些着名汉学家反而掌控着西方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钥匙，显然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众所周知中国并不缺少治学严谨、皓首穷经的学者，然而却被维稳机器把他们的思想成果关进了笼子、盖上了罩子、覆盖了毯子。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是民主的，对海外学者兼容并蓄，就不会出现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汉学家，而会涌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汉学家群体；如果一个政府开放包容，国内思想的产生和输出就不会被钳制，欧美社会就会听到真实的原声，省掉转述的繁琐。
如今的情况则是，如果任何一个汉学家批评中国政府就不会被允许入境，那些汉学家想要实地研究只能选择“合作”，头脑中就会在发表言论文章的时候先进行“自我审查”。
而且很多欧美的汉学家身患“左派幼稚病”，从反感自己国家政府的低效和内耗走到了羡慕东大的高效和化一，二战前，萧伯纳、罗曼·罗兰、茨威格都犯过此类毛病，只有安德烈·纪德秉笔直书，还得罪了方兴未艾的亲苏左派，听说玻璃窗都被刁民用石块打碎了。
应该同情西方汉学家面对中共极权政体的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也应谴责某些汉学家与虎谋皮、为虎作伥、狼狈为奸的违心媚俗之言和曲学阿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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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