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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老燈：塵土中的女人（一）
作者：老燈
在故鄉村西的小土坡上，三個女人並排安睡。
母親在中間，大姐在她的右側，大嫂在她的左側。
像生前一樣，她們依舊相伴——一個家裡的頂樑柱，一個家裡的苦命人，一個家裡的外來人。
她們仨，一起走過泥濘的路，一起吃過苦，受過委屈，撐起一個貧窮得透風的家。
如今，她們又一起躺在黃土之下，用沉默繼續守望彼此。
那片小土坡前的墳地，風吹的不是草，而是她們的舊時光。
她們的一生像塵土一樣輕，卻又比塵土更重——輕到不起眼，重到我一想起就淚如雨下。
人說塵土埋人，但對我來說，是她們埋著我，是她們讓我從記憶里一次次低頭認命，又一次次抬頭做人。
母親篇：松花江邊的女人
我的家鄉在松花江邊。
一條河，平常時養著故鄉的萬千生靈，泛濫時又像瘋了一樣吞噬莊稼、房屋，甚至人命。
松花江的性子，就是我母親的性子——慈，也狠；給，也奪；溫柔得能把你托在水面上，暴烈得能把你拍進水底里。
母親本不是我們村的人，她是鄰村的窮姑娘。
她的父親——我的姥爺，是遠近聞名的賭徒，外號「老寶官」。
他背個褡褳，裏面裝著骰子、牌九、賭具，走村串巷地混飯吃：贏錢了買酒、買面；輸錢了全家餓飯。
家裡沒有正經房子，只能住在地窨子里，那種半地下的窩棚，母親就生長在那裡。
姥爺脾氣暴烈，酒後更是六親不認；姥姥勤勞賢惠，被打被罵也不吭聲。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母親長大。
她隨了姥爺的火爆，也隨了姥姥的能幹，硬是被生活摔打成一個倔強、耐勞、從不服輸的女人。
母親十六歲那年，姥爺把她賣了。
代價是——六升高粱，僅僅幾十斤粗糧而已。
姥爺趕著一輛牛車，把母親送到我父親家。
那時候的父親正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搞土改，忙得腳不沾地。
母親對這樁被賣來的婚姻心裏有怨，但命是命，女人是女人，她沒辦法反抗，只能把命往前推。
雖然沒感情，她仍然把家裡一切都扛起來：
白天種田，晚上做飯，夜裡踩縫紉機。
我從記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噠噠作響的腳踏機——永遠不停歇。
那些聲音，像是母親的心跳，也像是她把疲憊和委屈一寸一寸壓進黑夜裡的方式。
母親不識字，卻特別聰明，她自學裁縫，成了村裡少有的縫衣匠。
別人家的布料、棉衣、被裡被罩，都是她一針針踩出來的。
她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機器，白天被地里的活壓彎腰，夜裡又被縫紉機壓彎命。
從我懂事開始，我見到的母親就只有兩種姿態——
在田裡彎著腰，或在燈下踩著機器。
她累得沒有表情，忙得沒有白天黑夜，更沒有溫柔。
但她的人生，就是靠著那一針一線，硬生生把一個家給縫住了。
那是一個饑饉貧困的年代，缺的不是一兩樣東西——是缺一切。
缺糧，缺衣，缺所有能讓人像個「人」一樣活下去的用具。
住所也是父親一點一點壘出來的：干打壘的牆，鹼泥糊成的屋頂，雖是土房子但比地窨子強。
幾根木棍，一塊木板，他就能拼成一輛推車；為了造個家，他把荒地當鐵匠爐，把臂膀當鎚子。
而母親則負責另一半的奇迹：
她要在幾乎沒有食物的情況下讓一家人不餓死、在沒有布料的情況下讓孩子不凍死。
糧食不夠，她就用麩糠和野菜混著做；沒有棉衣，她就把給別人裁剪剩下的布頭拼成孩子們的衣裳。
我現在回想，那些衣服都是補丁拼補丁，但在寒風裡比什麼都溫暖。
我們這些孩子能活下來，能挺過那些讓人絕望的年頭，全靠母親。
那時候在我眼裡，她不像一個人，更像一架永不關機的機器——
無眠，無休，無怨，像被命運上了發條一樣不停歇。
她對家人的愛，全藏在行動里，而不是語言里。
她不會說溫柔的話，她的手也常常因為勞累而粗糙甚至殘忍，但她對這個家的承擔，是刀劈不掉、火燒不壞的。
母親是懂大義的。
父親同樣沒文化，且性格里有一種「革命年代留下的野勁兒」：粗暴、固執、不懂方法。
作為村支書，他經常用暴力來管理村民，那些被他罵、被他打的人家，對父親恨得咬牙。
可是母親心裏過意不去。
她背著父親，悄悄挨家挨戶去道歉，把自家捨不得吃的雞蛋塞給那些受委屈的人。
她不識字，不會講話，但她知道什麼是面對，什麼是心裏有愧。
父親的暴躁，母親的剛強，這兩股硬性子撞在一起，家裡經常電閃雷鳴。
母親常常是被打的那一個，但她越挨打越倔，越委屈越不肯示弱。
直到那次——
她終於被逼到崩潰的邊緣。
那年我十歲。
她又一次被父親打得頭破血流，那天晚上的母親，安靜得可怕：
她沒有踩縫紉機，
沒有忙著做家務，
只是坐在昏黃的電燈下，一動不動。
夜裡，家人都睡著了，只有我還睜著眼默默觀察她。
她坐在炕沿邊，把最疼愛的二女兒拉到懷裡，輕輕替她梳頭、編辮子。
動作輕得像風，慢得像夢。
二姐睡得很沉，什麼都不知道。
我看得昏昏欲睡，突然在半夢半醒間，看見母親動了：
她慢慢站起身，
走到縫紉機旁，
拿起那把剪布的剪刀——
突然舉過頭頂。
那一刻，她的影子被燈光拉得老長，像一棵快要折斷的樹。
下一秒——
她朝電線剪了下去。
燈滅了。
世界黑了。
我被嚇醒，尖叫著跳起來哭，喊得撕心裂肺。
家裡人都被驚動了，紛紛起床。
母親沒死，只是癱坐在地上，黑暗裡她的呼吸像一隻瀕死的鳥。
就是那一夜，
我生活的世界，徹底變了。
從那天起，我落下了一個終身的毛病：
只要母親不睡，我不敢睡。
不管她踩縫紉機踩到多晚，我都死撐著熬著——要麼裝作看書，要麼假裝閉目養神，但耳朵和心一直對著她。
我怕她再尋短見，
怕再一次在黑暗裡聽見剪刀落下的聲音。
這種日子持續了很多年，
我從一個孩子，變成一個像守夜人一樣的小大人。
直到有一天，我離家出走，那種提心弔膽才終於從我身上卸下來。
母親用日夜不息的勞作撐著這個家，也用她暴躁的方式傷害著我們。
她身上有姥爺的基因，也有原生家庭的陰影。
她把生活的重壓、貧困的絕望、丈夫的暴力，統統壓在子女身上——我們成了她惟一能發泄、能控制、能使她不至於崩潰的對象。
對外，她是通情達理的，是能替丈夫贖罪、能給別人台階下的女人。
對內，她像松花江在汛期的洪水，猛一衝，就把我們淹得找不到呼吸。
母親的眼神里幾乎沒有溫柔。
她的話語很少，但一開口，不是責罵就是咒斥；
她的手不會撫慰人，卻特別會打人。
二姐是她最疼愛的女兒，可就是這最疼愛的，母親打起來也絲毫不手軟。
只因為二姐不肯洗頭，母親便抄起撣子一頓狠打，打得二姐哭到斷氣一樣。
至於我——天性頑劣，不聽話，懶散——挨打是常態。
母親眼前順手的東西，都能成她的武器：鐵叉子、燒火棍、苕帚柄……只要怒氣上來，她就掄圓了胳膊開練，直到打得我服軟。
耳光更是家常便飯，最多的一次，她給了我十來個，我被打得天昏地暗，耳朵里嗡嗡響了一上午。
長期的毆打和辱罵，讓我那時候幾乎成了一個病態的孩子。
我走在村道上，看到迎面走來的人，都條件反射地覺得他們要打我——不是怕，是一種從骨頭裡長出來的應激。
我總是下意識閃避、收腕、抬肩，一副時刻要迎戰的樣子。
母親的暴力，有時甚至不需要理由。
後來我才明白，她不喜歡看到別人快樂——尤其是孩子的快樂。
小時候，我在院中用雨布搭了一個小房子，正得意地在裏面玩，她看見后二話不說，一腳踹倒。
有一次我戴著紅領巾回家，她上來就給我扯下來。
在她的世界里，生活太苦了，苦到快樂都是罪過，都是奢侈。
我越來越恨她。
我嚮往遠方，嚮往一個不會被打、不被罵、不被恐懼籠罩的地方。
有無數個傍晚，我坐在松花江岸邊，用蘆葦葉編好多小船，放進流水裡，讓它們順江而下。
我祈禱那些小船能變成大船，把我帶到一個遠離母親的世界。
十七歲那年，我終於離家出走。
寧可四處流浪，也不要回家。
後來參加工作、經商，不得不回鄉探望時，我也只是進門看看，站一站留下錢便離開。
母親抱怨：「你回家就皺著眉頭，看一眼就走。
」
我無言，只能笑一笑，把那些說不出的苦咽進肚子里。
等我成家立業，慢慢老去，才真正理解母親。
我意識到，她那個年代、那個命運、那個苦檻——能讓我活下來已經是她用盡全力的愛。
我又有什麼資格苛求她溫柔、耐心、體貼呢？
我常常想起當年離家出走前的一個片段——
長春的表哥來訪，母親給他做飯，出去抱做飯燒火的柴草。
我在屋裡和表哥說話。
突然，表哥透過窗子看到母親抱著柴草，從院門的柵欄上搖搖晃晃地跨過，身體都快壓彎了。
表哥趕緊衝出去，把柴草攬過來抱進屋裡。
那一天，我猛地意識到——
我怎麼從來沒有替母親接過一次柴？
我怎麼會對她的辛勞習以為常，以為那是她「應該做的」？
如果我從沒替她分擔，那麼我挨打，還冤嗎？
母親晚年得了糖尿病，她不願拖累別人，曾幾次多吃藥企圖自盡。
最後一次，她終於成功了。
臨終前，她吩咐把家裡最值錢的東西——那座古董座鐘——留給我。
那是當年土改時從地主家分得的，是父親幹革命的戰利品，也陪我度過了整個童年和少年。
可惜，天高水長，那隻座鐘已到不了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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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這一生，再也無法回到母親的墳前，跪下來給她磕三個響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