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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老灯：尘土中的女人（一）
作者：老灯
在故乡村西的小土坡上，三个女人并排安睡。
母亲在中间，大姐在她的右侧，大嫂在她的左侧。
像生前一样，她们依旧相伴——一个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家里的苦命人，一个家里的外来人。
她们仨，一起走过泥泞的路，一起吃过苦，受过委屈，撑起一个贫穷得透风的家。
如今，她们又一起躺在黄土之下，用沉默继续守望彼此。
那片小土坡前的坟地，风吹的不是草，而是她们的旧时光。
她们的一生像尘土一样轻，却又比尘土更重——轻到不起眼，重到我一想起就泪如雨下。
人说尘土埋人，但对我来说，是她们埋着我，是她们让我从记忆里一次次低头认命，又一次次抬头做人。
母亲篇：松花江边的女人
我的家乡在松花江边。
一条河，平常时养着故乡的万千生灵，泛滥时又像疯了一样吞噬庄稼、房屋，甚至人命。
松花江的性子，就是我母亲的性子——慈，也狠；给，也夺；温柔得能把你托在水面上，暴烈得能把你拍进水底里。
母亲本不是我们村的人，她是邻村的穷姑娘。
她的父亲——我的姥爷，是远近闻名的赌徒，外号“老宝官”。
他背个褡裢，里面装着骰子、牌九、赌具，走村串巷地混饭吃：赢钱了买酒、买面；输钱了全家饿饭。
家里没有正经房子，只能住在地窨子里，那种半地下的窝棚，母亲就生长在那里。
姥爷脾气暴烈，酒后更是六亲不认；姥姥勤劳贤惠，被打被骂也不吭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长大。
她随了姥爷的火爆，也随了姥姥的能干，硬是被生活摔打成一个倔强、耐劳、从不服输的女人。
母亲十六岁那年，姥爷把她卖了。
代价是——六升高粱，仅仅几十斤粗粮而已。
姥爷赶着一辆牛车，把母亲送到我父亲家。
那时候的父亲正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搞土改，忙得脚不沾地。
母亲对这桩被卖来的婚姻心里有怨，但命是命，女人是女人，她没办法反抗，只能把命往前推。
虽然没感情，她仍然把家里一切都扛起来：
白天种田，晚上做饭，夜里踩缝纫机。
我从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哒哒作响的脚踏机——永远不停歇。
那些声音，像是母亲的心跳，也像是她把疲惫和委屈一寸一寸压进黑夜里的方式。
母亲不识字，却特别聪明，她自学裁缝，成了村里少有的缝衣匠。
别人家的布料、棉衣、被里被罩，都是她一针针踩出来的。
她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白天被地里的活压弯腰，夜里又被缝纫机压弯命。
从我懂事开始，我见到的母亲就只有两种姿态——
在田里弯着腰，或在灯下踩着机器。
她累得没有表情，忙得没有白天黑夜，更没有温柔。
但她的人生，就是靠着那一针一线，硬生生把一个家给缝住了。
那是一个饥馑贫困的年代，缺的不是一两样东西——是缺一切。
缺粮，缺衣，缺所有能让人像个“人”一样活下去的用具。
住所也是父亲一点一点垒出来的：干打垒的墙，碱泥糊成的屋顶，虽是土房子但比地窨子强。
几根木棍，一块木板，他就能拼成一辆推车；为了造个家，他把荒地当铁匠炉，把臂膀当锤子。
而母亲则负责另一半的奇迹：
她要在几乎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让一家人不饿死、在没有布料的情况下让孩子不冻死。
粮食不够，她就用麸糠和野菜混着做；没有棉衣，她就把给别人裁剪剩下的布头拼成孩子们的衣裳。
我现在回想，那些衣服都是补丁拼补丁，但在寒风里比什么都温暖。
我们这些孩子能活下来，能挺过那些让人绝望的年头，全靠母亲。
那时候在我眼里，她不像一个人，更像一架永不关机的机器——
无眠，无休，无怨，像被命运上了发条一样不停歇。
她对家人的爱，全藏在行动里，而不是语言里。
她不会说温柔的话，她的手也常常因为劳累而粗糙甚至残忍，但她对这个家的承担，是刀劈不掉、火烧不坏的。
母亲是懂大义的。
父亲同样没文化，且性格里有一种“革命年代留下的野劲儿”：粗暴、固执、不懂方法。
作为村支书，他经常用暴力来管理村民，那些被他骂、被他打的人家，对父亲恨得咬牙。
可是母亲心里过意不去。
她背着父亲，悄悄挨家挨户去道歉，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塞给那些受委屈的人。
她不识字，不会讲话，但她知道什么是面对，什么是心里有愧。
父亲的暴躁，母亲的刚强，这两股硬性子撞在一起，家里经常电闪雷鸣。
母亲常常是被打的那一个，但她越挨打越倔，越委屈越不肯示弱。
直到那次——
她终于被逼到崩溃的边缘。
那年我十岁。
她又一次被父亲打得头破血流，那天晚上的母亲，安静得可怕：
她没有踩缝纫机，
没有忙着做家务，
只是坐在昏黄的电灯下，一动不动。
夜里，家人都睡着了，只有我还睁着眼默默观察她。
她坐在炕沿边，把最疼爱的二女儿拉到怀里，轻轻替她梳头、编辫子。
动作轻得像风，慢得像梦。
二姐睡得很沉，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得昏昏欲睡，突然在半梦半醒间，看见母亲动了：
她慢慢站起身，
走到缝纫机旁，
拿起那把剪布的剪刀——
突然举过头顶。
那一刻，她的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像一棵快要折断的树。
下一秒——
她朝电线剪了下去。
灯灭了。
世界黑了。
我被吓醒，尖叫着跳起来哭，喊得撕心裂肺。
家里人都被惊动了，纷纷起床。
母亲没死，只是瘫坐在地上，黑暗里她的呼吸像一只濒死的鸟。
就是那一夜，
我生活的世界，彻底变了。
从那天起，我落下了一个终身的毛病：
只要母亲不睡，我不敢睡。
不管她踩缝纫机踩到多晚，我都死撑着熬着——要么装作看书，要么假装闭目养神，但耳朵和心一直对着她。
我怕她再寻短见，
怕再一次在黑暗里听见剪刀落下的声音。
这种日子持续了很多年，
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像守夜人一样的小大人。
直到有一天，我离家出走，那种提心吊胆才终于从我身上卸下来。
母亲用日夜不息的劳作撑着这个家，也用她暴躁的方式伤害着我们。
她身上有姥爷的基因，也有原生家庭的阴影。
她把生活的重压、贫困的绝望、丈夫的暴力，统统压在子女身上——我们成了她惟一能发泄、能控制、能使她不至于崩溃的对象。
对外，她是通情达理的，是能替丈夫赎罪、能给别人台阶下的女人。
对内，她像松花江在汛期的洪水，猛一冲，就把我们淹得找不到呼吸。
母亲的眼神里几乎没有温柔。
她的话语很少，但一开口，不是责骂就是咒斥；
她的手不会抚慰人，却特别会打人。
二姐是她最疼爱的女儿，可就是这最疼爱的，母亲打起来也丝毫不手软。
只因为二姐不肯洗头，母亲便抄起掸子一顿狠打，打得二姐哭到断气一样。
至于我——天性顽劣，不听话，懒散——挨打是常态。
母亲眼前顺手的东西，都能成她的武器：铁叉子、烧火棍、苕帚柄……只要怒气上来，她就抡圆了胳膊开练，直到打得我服软。
耳光更是家常便饭，最多的一次，她给了我十来个，我被打得天昏地暗，耳朵里嗡嗡响了一上午。
长期的殴打和辱骂，让我那时候几乎成了一个病态的孩子。
我走在村道上，看到迎面走来的人，都条件反射地觉得他们要打我——不是怕，是一种从骨头里长出来的应激。
我总是下意识闪避、收腕、抬肩，一副时刻要迎战的样子。
母亲的暴力，有时甚至不需要理由。
后来我才明白，她不喜欢看到别人快乐——尤其是孩子的快乐。
小时候，我在院中用雨布搭了一个小房子，正得意地在里面玩，她看见后二话不说，一脚踹倒。
有一次我戴着红领巾回家，她上来就给我扯下来。
在她的世界里，生活太苦了，苦到快乐都是罪过，都是奢侈。
我越来越恨她。
我向往远方，向往一个不会被打、不被骂、不被恐惧笼罩的地方。
有无数个傍晚，我坐在松花江岸边，用芦苇叶编好多小船，放进流水里，让它们顺江而下。
我祈祷那些小船能变成大船，把我带到一个远离母亲的世界。
十七岁那年，我终于离家出走。
宁可四处流浪，也不要回家。
后来参加工作、经商，不得不回乡探望时，我也只是进门看看，站一站留下钱便离开。
母亲抱怨：“你回家就皱着眉头，看一眼就走。
”
我无言，只能笑一笑，把那些说不出的苦咽进肚子里。
等我成家立业，慢慢老去，才真正理解母亲。
我意识到，她那个年代、那个命运、那个苦槛——能让我活下来已经是她用尽全力的爱。
我又有什么资格苛求她温柔、耐心、体贴呢？
我常常想起当年离家出走前的一个片段——
长春的表哥来访，母亲给他做饭，出去抱做饭烧火的柴草。
我在屋里和表哥说话。
突然，表哥透过窗子看到母亲抱着柴草，从院门的栅栏上摇摇晃晃地跨过，身体都快压弯了。
表哥赶紧冲出去，把柴草揽过来抱进屋里。
那一天，我猛地意识到——
我怎么从来没有替母亲接过一次柴？
我怎么会对她的辛劳习以为常，以为那是她“应该做的”？
如果我从没替她分担，那么我挨打，还冤吗？
母亲晚年得了糖尿病，她不愿拖累别人，曾几次多吃药企图自尽。
最后一次，她终于成功了。
临终前，她吩咐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那座古董座钟——留给我。
那是当年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是父亲干革命的战利品，也陪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
可惜，天高水长，那只座钟已到不了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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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这一生，再也无法回到母亲的坟前，跪下来给她磕三个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