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宣戰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在儀鸞殿召集百余「王大臣六部九卿」的連續會議，繼續辯論對義和團剿撫問題。袁昶上《急救目前危局折》，痛陳：「拳術不可恃，外釁不可開，殺公使，悖公法，事將不可收拾。」曾任駐外大使多年的許景澄痛陳：「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事一直都有，但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毀滅外國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兵釁不可啟，春秋之大義不殺來使，圍攻使館背公法。況甲午一戰，中國的對手為彈丸小國日本，結果喪師辱國，如今再與眾國為敵，只怕國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轍。無論是非得失，萬無以一國盡敵諸國之理。」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總理各國事務部行走兼禮部侍郎聯元支持袁、許說：「與世界各國宣戰，外侮一入，內亂隨發，後患不堪設想，懇求皇太后、皇帝聖明裁斷。」主和五大臣不計個人安危，當廷參劾「主戰派」眾臣誤國殃民，信崇邪術，再請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會議期間，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封疆大吏致電朝廷反對宣戰，力促鎮壓義和團；載漪通過榮祿向慈禧太后呈上了一份偽造的「列強促皇太后歸政光緒皇帝」照會。偽造的照會起到了作用。慈禧太后懼怕「歸政」，不滿列強支持光緒皇帝，決定招撫義和團，對列強各國宣戰。

6日19 日，清廷照會各國使館，限使館人員二十四小時離京。光緒帝、許景澄等人知道國家大難將至，當廷共泣。聯元不顧個人安危冒死再諫，謂絕無同時向十幾國列強宣戰之理，同時致書唯一有能力讓慈禧太后改變主意的榮祿，質問榮為何在朝廷鑄成大錯時沉默。同日，八國聯軍攻陷了大沽炮台的戰報到京。6月20日，清兵槍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內閣學士那桐繼續擴大事態，請端王將克林德戮屍。袁昶冒死阻止了戮屍，主持盛棺埋葬了克林德。

6月21日，清廷頒布了宣戰諭詔和招撫義和團諭詔。宣戰詔書沒有說明向誰宣戰和宣戰理由，也未向任何國家的駐華機構遞交，只是下令向在京洋人和教民開戰。根據朝廷的宣戰詔書，榮祿率武衛軍，董福祥率甘軍，夥同義和團進攻與圍困東交民巷使館區，焚燒了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奧國等國公使館。各國公使及其家眷和中國教民紛紛逃入與翰林院毗鄰的英國公使館避難。當時躲在英國公使館內的馬丁（Lizzer Martin）記述：「翰林院是他們所珍貴的文學館，我們不認為會有什麼危險。因為中國人沒有必要摧毀它……。」然而，清軍不顧毗鄰的翰林院，縱火焚燒英國公使館，[12]結果將翰林院輝煌建築，連同《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等萬卷珍貴古籍焚毀。「沒有被焚燃的價值連城的古籍被焚毀，有些從未在皇宮之外面世的古版書籍被隨意拋到院子里，池塘中。公使館內所有人，尤其外國學者對中國人踐踏文明聖地的野蠻暴行感到震驚。他們認為，翰林院所藏珍貴典籍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世界。」[13]  「公使館界內的外國學者們在檢拾灰燼中殘片時不禁落淚。」[14]  英國記者莫里循（George Ernesr Morrison）寫道：「……灰燼中的大堆的殘骸、木本與殘枝敗葉一齊飛散，裝點著這個帝王中國的輝煌書館的廢墟。為了向外國人泄憤雪恥，不惜毀滅自己最神聖的殿堂建築。而這座建築數百年來是這個國家及其學者們的驕傲與榮耀所在！對於作出這等事的民族，我們能夠作何感想？如此褻瀆神聖，駭人聽聞！」[15]  庚子國難多年後，革命黨的史書隱瞞國人的暴行，如同將焚毀圓明園說成英法聯軍所為，將劫掠戶部存銀說成八國聯軍所為一樣，將焚毀翰林院、《永樂大典》說成是八國聯軍所為。

清廷在招撫義和團詔書中將義和團暴民稱為「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令直隸各州縣釋放被捕團民，向義和團發放錢糧。在清廷鼓勵下，義和團在華北、東北各地到處焚毀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及其眷屬，破壞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甚至並紙煙，眼鏡，洋傘、洋襪，鉛筆，洋紙，甚至火柴等他們認為的「洋物」銷毀。[16]  可嘆中國追隨世界進步潮流而引入的鐵路、橋樑、機器、電線等第一批國有現代化工業設施設慘遭義和團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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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軍機大臣榮祿上奏慈禧太后，揭露「歸政照會」並非出自洋人，而是端王載漪偽造。袁昶再上《為禍亂亟迅謀維持大局事》折，促清廷改變政策，駁斥載漪「拳民忠勇有神術可用」之言。他在折中寫道：「攻打使館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拳團骸骼狼籍遍於東交民巷口，其刀槍不入之術安在？……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薄心意，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太后皇上聖鑒。」袁昶再與許景澄聯名上《請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疏，冒死再諫：「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惶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袁等沒有參端王載漪，因為他們知道慈禧不會追究端王。端王載漪知道袁、許明參剛毅等人矛頭實指自己，說服慈禧同意后，下令將袁、許處斬，隨後再指派拳匪殺害了反對宣戰的徐用儀、立山、聯元。被殺害的五位大臣在國家危難之際不計個人安危，冒死為國、為民請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朝廷政策和禍國權臣，是二十世紀中國史上忠良的代表。對比多年後一致舉手擁護毛澤東禍國政策的中共眾高層，對比毛澤東統治時代無一高層敢於冒死為民請命的史實，國人倍感「庚子五大臣」的高風亮節，倍感有敢言忠臣的晚清比革命黨政府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