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宣战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集百余“王大臣六部九卿”的连续会议，继续辩论对义和团剿抚问题。袁昶上《急救目前危局折》，痛陈：“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事将不可收拾。”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痛陈：“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事一直都有，但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况甲午一战，中国的对手为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国，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总理各国事务部行走兼礼部侍郎联元支持袁、许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主和五大臣不计个人安危，当廷参劾“主战派”众臣误国殃民，信崇邪术，再请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会议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致电朝廷反对宣战，力促镇压义和团；载漪通过荣禄向慈禧太后呈上了一份伪造的“列强促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照会。伪造的照会起到了作用。慈禧太后惧怕“归政”，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列强各国宣战。

6日19 日，清廷照会各国使馆，限使馆人员二十四小时离京。光绪帝、许景澄等人知道国家大难将至，当廷共泣。联元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再谏，谓绝无同时向十几国列强宣战之理，同时致书唯一有能力让慈禧太后改变主意的荣禄，质问荣为何在朝廷铸成大错时沉默。同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的战报到京。6月20日，清兵枪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内阁学士那桐继续扩大事态，请端王将克林德戮尸。袁昶冒死阻止了戮尸，主持盛棺埋葬了克林德。

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谕诏和招抚义和团谕诏。宣战诏书没有说明向谁宣战和宣战理由，也未向任何国家的驻华机构递交，只是下令向在京洋人和教民开战。根据朝廷的宣战诏书，荣禄率武卫军，董福祥率甘军，伙同义和团进攻与围困东交民巷使馆区，焚烧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国等国公使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和中国教民纷纷逃入与翰林院毗邻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然而，清军不顾毗邻的翰林院，纵火焚烧英国公使馆，[12]结果将翰林院辉煌建筑，连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万卷珍贵古籍焚毁。“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的古籍被焚毁，有些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公使馆内所有人，尤其外国学者对中国人践踏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他们认为，翰林院所藏珍贵典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13]  “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不禁落泪。”[14]  英国记者莫里循（George Ernesr Morrison）写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15]  庚子国难多年后，革命党的史书隐瞒国人的暴行，如同将焚毁圆明园说成英法联军所为，将劫掠户部存银说成八国联军所为一样，将焚毁翰林院、《永乐大典》说成是八国联军所为。

清廷在招抚义和团诏书中将义和团暴民称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令直隶各州县释放被捕团民，向义和团发放钱粮。在清廷鼓励下，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各地到处焚毁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及其眷属，破坏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甚至并纸烟，眼镜，洋伞、洋袜，铅笔，洋纸，甚至火柴等他们认为的“洋物”销毁。[16]  可叹中国追随世界进步潮流而引入的铁路、桥梁、机器、电线等第一批国有现代化工业设施设惨遭义和团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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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军机大臣荣禄上奏慈禧太后，揭露“归政照会”并非出自洋人，而是端王载漪伪造。袁昶再上《为祸乱亟迅谋维持大局事》折，促清廷改变政策，驳斥载漪“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之言。他在折中写道：“攻打使馆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拳团骸骼狼籍遍于东交民巷口，其刀枪不入之术安在？……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薄心意，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太后皇上圣鉴。”袁昶再与许景澄联名上《请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疏，冒死再谏：“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袁等没有参端王载漪，因为他们知道慈禧不会追究端王。端王载漪知道袁、许明参刚毅等人矛头实指自己，说服慈禧同意后，下令将袁、许处斩，随后再指派拳匪杀害了反对宣战的徐用仪、立山、联元。被杀害的五位大臣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计个人安危，冒死为国、为民请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谴责朝廷政策和祸国权臣，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忠良的代表。对比多年后一致举手拥护毛泽东祸国政策的中共众高层，对比毛泽东统治时代无一高层敢于冒死为民请命的史实，国人倍感“庚子五大臣”的高风亮节，倍感有敢言忠臣的晚清比革命党政府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