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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蘇俄創建中共-第11章 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革命的真相》
蘇俄創建中共
五四運動前，共產國際代表布爾特曼來華，與李大釗策劃發動中國反帝運動，同時傳話共產國際將在中國建立共產黨。五四運動后，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威廉斯基）到西伯利亞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負責向遠東各國輸出革命。維連斯基上任后立即著手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派荷荷諾夫金為代表來華再與李大釗商量建黨，同時從海參崴派員先後接觸了五四運動學生聯合會骨幹姚作賓（建國后被中共槍斃）、黃介民等人的「大同黨」，俞秀松等人的「社會共產黨」和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產主義同志會」等組織。[35] 經過一番評審，蘇共決定以李大釗這一路人馬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基礎。對於擬建的中國共產黨領袖，蘇俄有著一番考慮。它知道在中國成功發動五四反帝運動是因為得到了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幫助，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還需要繼續這種情緒，因此要淡化五四運動的蘇俄色彩，於是決定不讓共產國際黨員李大釗出任中共領袖，而任在新文化運動中名噪一時的陳獨秀為中共領袖。在蘇俄看來，中共領袖名義並不重要，因為各國共產黨均須接受共產國際領導，最終由蘇共政治局領導。
1920年1月，柏烈偉奉命為荷荷諾夫金作鋪墊，在天津與李大釗、陳獨秀作建黨事宜的預先商談。這時，陳獨秀因與妻妹同居及「在八大胡同嫖娼鬥毆抓傷妓女」醜聞被北大開除，正在謀生計。困境中的陳獨秀得柏烈偉傳話共產國際許以經費請作黨領袖，欣然同意，隨後離開天津南下，應陳炯明之邀去廣東辦教育。當月，荷荷諾夫金來到天津，與李大釗面談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各項事宜。會見后，二人分頭行動，荷回伊爾庫茨克向維連斯基報告，李致信陳獨秀通報建黨計劃。[36] 李荷的會見被天津一家報紙披露，報道說李大釗與俄人密談「圖謀不軌」。報館的消息來源是北洋政府的一份通告。北洋政府在破獲俄共哈爾濱地下組織時掌握了李大釗與蘇俄的勾結的情況，在通告中指出：「俄過激黨在天津設立了機關」。
3月，因故延誤了半年才傳到北京的《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被北京報刊發表。新生的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消息在中國各界激起了強烈反響。一時間，中國知識分子奔走相告，熱情讚頌蘇俄革命。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們不知道，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據維連斯基的建議，成立了俄共（布）遠東局和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不久后再升級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在伊爾庫茨克的遠東書記處組織龐大，下設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情報部，其中網羅了不少「中國通」，與華僑中的俄共黨員組成的的「俄國共產黨華員局」攜手，致力向中國輸出革命，顛覆中國政府。
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格利高里·維津斯基（Grigorii Voitinsky，吳廷康，胡定康）攜夫人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俄籍華人、旅俄華工聯合會負責人）、秘書馬邁耶夫等人奉共產國際之命來華建立中國共產黨，先與李大釗接上頭，然後攜李的介紹信到上海再與陳獨秀面談。維覺得光是陳獨秀及其《新青年》陣容不夠大，設想將主持《星期評論》的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和主持的《時事新報》的張東蓀拉來聯合組織中國共產黨，或是按照歐洲國家流行的名稱，叫中國社會黨。維的這一設想頗似黑龍會拉各路中國會黨建立同盟會的作法。然而，張東蓀等人並不同意共產學說。張與考察歐洲后歸國的梁啟超組織了倡導歐美民主制度的講學社，反對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張東蓀在《現在與將來》一文中指出：「勞動階級，除了交通埠頭有少數工廠才有工人以外簡直是沒有」，「黨是代表那階級的，若無那階級，黨必不成立，中國現在離勞動階級的完成與自覺尚早」。他反對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說：「工人聽了不過是罷工，沒有什麼要緊，農民不識字，他是不聽的……獨是兵與寄生階級之貧困者，一聽便可入幾分。真的勞農主義決不會發生，而偽勞農革命恐怕難免。至於偽勞農革命發生，不消說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過是在已過的許多內亂上再添一個內亂罷了。」 梁啟超支持張東蓀的觀點，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在複信中指出：中國沒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階級，故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政黨，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現實的中國只有「流氓無產者運動」。他主張先發展工業，並達成勞資協調，然後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應該是致力於教育和福利事業，而不是搞暴力革命。[37] 梁啟超、張東蓀之外，無政府主義者也反對馬克思主義。北大學生，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黃凌霜指出：馬克思所根據來做演繹的統計有許沒有待證明，「他前頭的社會黨和社會學者早已說過了，例如蒲魯東在他《什麼是產業》一書中已屢言了」， 馬克思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分析社會經濟「會弄壞了科學」， 「按各個勞動的多寡來給報酬，那麼強有力的將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將至不能生活……結果如此，還說什麼幸福呢？」[38] （黃因發表上述觀點不久后被開除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經過幾次座談，張東蓀、戴季陶等人對馬克思學說及俄人主持中國政黨的打算均不認同，決定退出，[39] 維津斯基只好放棄合組社會黨構想。
5月，維連斯基作為遠東共和國商務使團（優林使團）成員參加與中國政府談建交。中國政府不可能知道，使團成員維連斯基還肩負著四項秘密任務：第一，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要求他總政策要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第二，同革命組織建立牢固的聯繫；第三，通過出版鉛印刊物、小冊子和傳單來加強鼓動工作，喚起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爭取擺脫外國資本家壓迫的自覺行動；第四，最重要的一點，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游擊隊組織。[40] 在北京談建交期間，維連斯基召集在北京的俄共黨員舉行秘密會議，在會上宣布正在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這時，他的代表維津斯基已經奉命趕赴上海設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6月，維津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指定陳獨秀和張國燾為負責人，提供金錢用於在中國各地建立共產黨支部，宣布來年召開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俄人建黨對窮困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個好消息。有俄人提供的津貼優厚，加上在當時宣傳共產主義並無危險，各地窮困知識分子紛紛變身職業革命家。例如，窮教員毛澤東成為《共產黨月刊》湖南發行人後收入倍增。蘇俄的革命經費點石成金，迅速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建成了中共支部，再創辦了一大批刊物，其中有上海的《勞動界》，北京的《勞動音》、《工人月刊》，濟南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的《勞動者》等等。有了錢，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不再依靠銷量維持，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共產黨》月刊，在各大城市秘密發行。與此同時，維津斯基在主要城市開辦起外文學社，作為培養中國的革命骨幹的人才基地，在上海開辦了印刷廠，組織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以及眾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向各地派發。
在建立中共前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分赴各國，建立了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荷蘭、丹麥、美國、墨西哥、西班牙、英國、法國、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印度、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葡萄牙、瑞士、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紐西蘭、加拿大、南非、日本、巴西、智利等4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要求共產國際「滲透到各國的群眾團體中去」， 「遇有必要可以欺詐，不擇手段，隱瞞事實真相。」[41] 共產國際撒豆成兵，迅速建立數十國共產黨的法寶是金錢。蘇俄信使，或外交官將布爾什維克從俄國東正教會、商人、地主處掠得的珠寶、鑽石、鴉片等等帶到各國。各國共產黨收到這些貴重物品后變賣為現金。為了將貴重物品帶到中國，優林使團和格克爾等蘇俄外交代表都執行轉交經費的任務。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通信中的重要內容是送錢問題。例如，「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里」；[42] 「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43] 「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44] 「您是否已經收到我們託付優林帶去的20000美元，請儘快答覆」。[45] 蘇俄以鴉片的方式向中國輸出革命是革命禍害性的註腳之一。
共產國際送錢的另一辦法是匯款。比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從上海發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密電通知上海接收匯款地址為：「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塔拉索夫收」；1922年，蘇俄在哈爾濱開設了遠東銀行（主要辦事處在哈巴羅夫斯克）哈爾濱分行和西伯利亞遠東對外貿易局，作為莫斯科向中國匯款的代理機構，將莫斯科的款項通過遠東銀行匯到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轉給中共；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彙報說：「您通過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州管理局寄給中國共產黨的3月份預算經費和電報費用1300墨西哥元已經收到」； 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解答了這一問題：「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麼用的。盼告。」1923年7月26日維爾德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46]
了解日本黑龍會、富商、軍部巨額金錢資助同盟會才能了解辛亥革命，了解了蘇俄向中國巨額資金調動才能了解中國的共產革命。中國革命史就是日、俄金錢、軍火輸華史。沒有日、俄等外強的金錢扶植，中國懷有野心的青年根本成立不起像樣的組織，甚至開不起一個像樣的會議。日本黑龍會召集中國會黨成立同盟會的背後是出錢供養中國各路會黨領袖，維津斯基來華召見李大釗、陳獨秀的背後是共產國際派人送到上海的美元現金及鑽石。有巨額金錢，蘇俄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中國建黨，指定領袖，召集人馬，召開代表大會。與獲得扶植的組織迅速發展對照，未獲蘇共選定與資助的姚作賓的中國共產黨（后改名為東方共產黨）、俞秀松的社會共產黨、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產主義同志會（今日派共產黨）、吳玉章、楊闇公等人的中國青年共產黨（YC團）、旅俄華工聯合會的中華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等團體風流雲散，不為人知。張東蓀的「寄生階級之貧困者，一聽便可入幾分」一語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和遊民投身革命的規律。
建立中共的決策者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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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辦建立中共的維津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