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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苏俄创建中共-第11章 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革命的真相》
苏俄创建中共
五四运动前，共产国际代表布尔特曼来华，与李大钊策划发动中国反帝运动，同时传话共产国际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五四运动后，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威廉斯基）到西伯利亚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负责向远东各国输出革命。维连斯基上任后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派荷荷诺夫金为代表来华再与李大钊商量建党，同时从海参崴派员先后接触了五四运动学生联合会骨干姚作宾（建国后被中共枪毙）、黄介民等人的“大同党”，俞秀松等人的“社会共产党”和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等组织。[35] 经过一番评审，苏共决定以李大钊这一路人马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基础。对于拟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苏俄有着一番考虑。它知道在中国成功发动五四反帝运动是因为得到了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帮助，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这种情绪，因此要淡化五四运动的苏俄色彩，于是决定不让共产国际党员李大钊出任中共领袖，而任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噪一时的陈独秀为中共领袖。在苏俄看来，中共领袖名义并不重要，因为各国共产党均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最终由苏共政治局领导。
1920年1月，柏烈伟奉命为荷荷诺夫金作铺垫，在天津与李大钊、陈独秀作建党事宜的预先商谈。这时，陈独秀因与妻妹同居及“在八大胡同嫖娼斗殴抓伤妓女”丑闻被北大开除，正在谋生计。困境中的陈独秀得柏烈伟传话共产国际许以经费请作党领袖，欣然同意，随后离开天津南下，应陈炯明之邀去广东办教育。当月，荷荷诺夫金来到天津，与李大钊面谈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宜。会见后，二人分头行动，荷回伊尔库茨克向维连斯基报告，李致信陈独秀通报建党计划。[36] 李荷的会见被天津一家报纸披露，报道说李大钊与俄人密谈“图谋不轨”。报馆的消息来源是北洋政府的一份通告。北洋政府在破获俄共哈尔滨地下组织时掌握了李大钊与苏俄的勾结的情况，在通告中指出：“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了机关”。
3月，因故延误了半年才传到北京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北京报刊发表。新生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在中国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奔走相告，热情赞颂苏俄革命。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们不知道，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维连斯基的建议，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不久后再升级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组织庞大，下设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情报部，其中网罗了不少“中国通”，与华侨中的俄共党员组成的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携手，致力向中国输出革命，颠覆中国政府。
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利高里·维津斯基（Grigorii Voitinsky，吴廷康，胡定康）携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秘书马迈耶夫等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建立中国共产党，先与李大钊接上头，然后携李的介绍信到上海再与陈独秀面谈。维觉得光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阵容不够大，设想将主持《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和主持的《时事新报》的张东荪拉来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按照欧洲国家流行的名称，叫中国社会党。维的这一设想颇似黑龙会拉各路中国会党建立同盟会的作法。然而，张东荪等人并不同意共产学说。张与考察欧洲后归国的梁启超组织了倡导欧美民主制度的讲学社，反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指出：“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无那阶级，党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他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说：“工人听了不过是罢工，没有什么要紧，农民不识字，他是不听的……独是兵与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过是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 梁启超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复信中指出：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故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政党，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中国只有“流氓无产者运动”。他主张先发展工业，并达成劳资协调，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致力于教育和福利事业，而不是搞暴力革命。[37] 梁启超、张东荪之外，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北大学生，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凌霜指出：马克思所根据来做演绎的统计有许没有待证明，“他前头的社会党和社会学者早已说过了，例如蒲鲁东在他《什么是产业》一书中已屡言了”， 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经济“会弄坏了科学”， “按各个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38] （黄因发表上述观点不久后被开除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经过几次座谈，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对马克思学说及俄人主持中国政党的打算均不认同，决定退出，[39] 维津斯基只好放弃合组社会党构想。
5月，维连斯基作为远东共和国商务使团（优林使团）成员参加与中国政府谈建交。中国政府不可能知道，使团成员维连斯基还肩负着四项秘密任务：第一，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他总政策要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第二，同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三，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唤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40] 在北京谈建交期间，维连斯基召集在北京的俄共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在会上宣布正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时，他的代表维津斯基已经奉命赶赴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6月，维津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指定陈独秀和张国焘为负责人，提供金钱用于在中国各地建立共产党支部，宣布来年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俄人建党对穷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个好消息。有俄人提供的津贴优厚，加上在当时宣传共产主义并无危险，各地穷困知识分子纷纷变身职业革命家。例如，穷教员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月刊》湖南发行人后收入倍增。苏俄的革命经费点石成金，迅速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建成了中共支部，再创办了一大批刊物，其中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月刊》，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的《劳动者》等等。有了钱，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不再依靠销量维持，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共产党》月刊，在各大城市秘密发行。与此同时，维津斯基在主要城市开办起外文学社，作为培养中国的革命骨干的人才基地，在上海开办了印刷厂，组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众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向各地派发。
在建立中共前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分赴各国，建立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荷兰、丹麦、美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法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瑞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新西兰、加拿大、南非、日本、巴西、智利等4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要求共产国际“渗透到各国的群众团体中去”， “遇有必要可以欺诈，不择手段，隐瞒事实真相。”[41] 共产国际撒豆成兵，迅速建立数十国共产党的法宝是金钱。苏俄信使，或外交官将布尔什维克从俄国东正教会、商人、地主处掠得的珠宝、钻石、鸦片等等带到各国。各国共产党收到这些贵重物品后变卖为现金。为了将贵重物品带到中国，优林使团和格克尔等苏俄外交代表都执行转交经费的任务。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通信中的重要内容是送钱问题。例如，“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42] “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43] “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44] “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0000美元，请尽快答复”。[45] 苏俄以鸦片的方式向中国输出革命是革命祸害性的注脚之一。
共产国际送钱的另一办法是汇款。比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密电通知上海接收汇款地址为：“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1922年，苏俄在哈尔滨开设了远东银行（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分行和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作为莫斯科向中国汇款的代理机构，将莫斯科的款项通过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转给中共；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 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46]
了解日本黑龙会、富商、军部巨额金钱资助同盟会才能了解辛亥革命，了解了苏俄向中国巨额资金调动才能了解中国的共产革命。中国革命史就是日、俄金钱、军火输华史。没有日、俄等外强的金钱扶植，中国怀有野心的青年根本成立不起像样的组织，甚至开不起一个像样的会议。日本黑龙会召集中国会党成立同盟会的背后是出钱供养中国各路会党领袖，维津斯基来华召见李大钊、陈独秀的背后是共产国际派人送到上海的美元现金及钻石。有巨额金钱，苏俄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建党，指定领袖，召集人马，召开代表大会。与获得扶植的组织迅速发展对照，未获苏共选定与资助的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后改名为东方共产党）、俞秀松的社会共产党、胡鄂公、熊德山等人的共产主义同志会（今日派共产党）、吴玉章、杨闇公等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YC团）、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中华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团体风流云散，不为人知。张东荪的“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一语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游民投身革命的规律。
建立中共的决策者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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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办建立中共的维津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