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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新文化運動-第11章 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革命的真相》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中學生輔導讀物《青年雜誌》。與絕大多數赴日留學生一樣，他兩次赴日留學僅數月，在日主要從事排滿、革命的活動。在《青年雜誌》發刊詞中，他表達激進思想說：「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將在日本「暗殺團」中結識的陳獨秀聘為了北大文科學長（系主任），並在給教育部的公函中造假，稱陳「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就職北大后，陳獨秀將《青年雜誌》遷到了北京，更名為《新青年》。
1917 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胡適在文中向中國數千年的舊文化、舊思想提出了挑戰，對積習千年的矯揉造作、壓制自由思想的古文套路，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為寫作工具，強調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用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提出了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需講求文法、不做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等「八事」，號召以「情感」與「思想」為文學的「靈魂」，寫作擺脫「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
十年新政中，清廷開創了輿論自由環境，發起了地方自治運動，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清廷播下的進步種子在民初開花結果。袁世凱政府對日交涉「二十一條」期間推動起了全國性的愛國運動，使將輿論自由和思想解放進一步提升。在輿論自由的環境中，《文良改良芻議》得以引發了自由地討論，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相繼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響應胡適的「思想解放」號召。錢玄同在《隨感錄》中寫道：「我要敬告青年學生：諸君是二十世紀的人，不是古人的話匣子。我們所以要做文章，並不是因為古文不夠，要替他添上幾篇；是因為要把我們的意思寫他出來。所以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寫成我們自己的文章。我們的話怎樣說，我們的文章就該怎樣做」。回應國內的討論，胡適再提出通過創造國語文學建立起真正現代民族國家的統一語言——國語，[1] 呼籲「國文科必須改為國語科。十歲以內的小孩子，絕對應該專讀白話的書; 什麼『古文』，一句也用不著讀」。胡適的白話文號召得到青年的熱烈響應，一場新文化運動就此開始。茅盾描述當時的情況說：「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跟著來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隨著新文化運動展開，發行量和影響力不大的《新青年》名聲鵲起，發行量增加了十倍，成了思想界引領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刊物，北大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從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白話新詩。根據胡適的主張，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育部將白話文教育，白話教科書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不久，教育部成立了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開始編寫白話文中小學課本。至此，由學者討論開始新文化運動改變了教育國策。對此，胡適評論說：「它的影響和結果，我們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 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新文化運動在漢語發展史和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使現代文學進入了中小學教科書，使白話文作為新思想的載體進入課堂，成為人們思維、表達、交流的工具，促進了國民的精神解放。通過推動白話文和白話文學，新文化運動打破了知識、教育是少數人專利的局面，打破了文言文對思想和創造力的禁錮，將西方以人為本、白話交流的先進文化引入中國，讓學子擺脫古文的束縛，自由地思想，方便地表達，使下層民眾得以接受教育和知識，掀起了對精神束縛的一次「放足」運動。胡適後來說明：「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
然而，新文化運動在思想啟蒙方面卻不成功。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極為專制，缺少寬容、多元並立的精神，禁止自由的思想，不容異見。新文化運動原本號召衝破專制思想的牢籠，但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骨幹自己卻表現強烈的思想專制。《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后，陳獨秀嫌改良不夠，發表了激烈、極端的《文學革命論》。在紐約的胡適讀後心中不安，致信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對胡適所持的寬容態度不以為然，在複信中說：「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錢玄同贊成陳獨秀說：「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主張寬容異見的胡適在《新青年》論壇中日益孤立，《新青年》從「平等討論」 走向了拒絕「平等討論」，「不容匡正」，最後到了與同盟會革命黨人一樣的「罵人有理」的地步，與宋明理學宣揚「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兩極思維沒有區別。
在民國寬鬆、自由、多元的環境中，人們不用擔心因發表見解，或極端言論，而被整肅，不用擔心砸飯碗，不用擔心被逮捕，陳獨秀得以自由辦雜誌，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號召；魯迅得以譴責中國歷史滿紙仁義道德背後是「吃人」，得以主張不讀中國書；錢玄同得以否定舊文化說：「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所謂《四庫全書》者，除晚周幾部非儒家的子書外，其餘則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書。『經』不待論，所謂『史』者，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帳簿……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使知識正確、頭腦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墮其玄中；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致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欲祛除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當然以廢孔學為唯一之辦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煉丹畫符的野蠻思想，當然以剿滅道教為唯一之辦法；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這兩類之書故。中國文字，自來即專用於發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說幾句話；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2] 學界，政府，國人平靜接受了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們的激烈言論，允許他們自由地表達思想，但以陳獨秀等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卻不容許爭論，不容異見，拒絕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賽先生（科學Science）所要求的寬容異己精神。新文化運動期間，梁啟超考察了英國的代議制民主制度，目睹了論辯雙方 「雖是絲毫不肯放讓，對於敵黨意見，卻是誠心誠意的尊重」后感嘆：「我想一個國民若是未經養成這種精神，講什麼立憲共和，豈非南轅北轍！」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但作為崇尚種族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會黨，他不可能引導新文化運動走向自由與寬容。
在新文化運動的同時，共產革命學說傳入中國。新生的蘇維埃在建立政權后立即建立了向歐亞各國輸出革命的專門機構。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專制特色正好適合暴力革命說的傳播，成為中國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的重要原因。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骨幹沒有成為共和憲政的推動者，而是接受共產革命學說，紛紛投身暴力革命，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沒有成為共和憲政的搖籃，而是成了暴力革命的搖籃。一年後，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得與義和團暴民同樣野蠻，北大的學者、精英們為暴行歡呼，顯示新文化運動在思想啟蒙方面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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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