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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新文化运动-第11章 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革命的真相》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中学生辅导读物《青年杂志》。与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一样，他两次赴日留学仅数月，在日主要从事排满、革命的活动。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他表达激进思想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将在日本“暗杀团”中结识的陈独秀聘为了北大文科学长（系主任），并在给教育部的公函中造假，称陈“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就职北大后，陈独秀将《青年杂志》迁到了北京，更名为《新青年》。
1917 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在文中向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化、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对积习千年的矫揉造作、压制自由思想的古文套路，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写作工具，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提出了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需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事”，号召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写作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
十年新政中，清廷开创了舆论自由环境，发起了地方自治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清廷播下的进步种子在民初开花结果。袁世凯政府对日交涉“二十一条”期间推动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使将舆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进一步提升。在舆论自由的环境中，《文良改良刍议》得以引发了自由地讨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响应胡适的“思想解放”号召。钱玄同在《随感录》中写道：“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回应国内的讨论，胡适再提出通过创造国语文学建立起真正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语言——国语，[1] 呼吁“国文科必须改为国语科。十岁以内的小孩子，绝对应该专读白话的书; 什么‘古文’，一句也用不着读”。胡适的白话文号召得到青年的热烈响应，一场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茅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随着新文化运动展开，发行量和影响力不大的《新青年》名声鹊起，发行量增加了十倍，成了思想界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白话新诗。根据胡适的主张，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部将白话文教育，白话教科书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开始编写白话文中小学课本。至此，由学者讨论开始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教育国策。对此，胡适评论说：“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 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新文化运动在汉语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现代文学进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使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人们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促进了国民的精神解放。通过推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知识、教育是少数人专利的局面，打破了文言文对思想和创造力的禁锢，将西方以人为本、白话交流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让学子摆脱古文的束缚，自由地思想，方便地表达，使下层民众得以接受教育和知识，掀起了对精神束缚的一次“放足”运动。胡适后来说明：“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然而，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却不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专制，缺少宽容、多元并立的精神，禁止自由的思想，不容异见。新文化运动原本号召冲破专制思想的牢笼，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骨干自己却表现强烈的思想专制。《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发表了激烈、极端的《文学革命论》。在纽约的胡适读后心中不安，致信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对胡适所持的宽容态度不以为然，在复信中说：“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赞成陈独秀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主张宽容异见的胡适在《新青年》论坛中日益孤立，《新青年》从“平等讨论” 走向了拒绝“平等讨论”，“不容匡正”，最后到了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一样的“骂人有理”的地步，与宋明理学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两极思维没有区别。
在民国宽松、自由、多元的环境中，人们不用担心因发表见解，或极端言论，而被整肃，不用担心砸饭碗，不用担心被逮捕，陈独秀得以自由办杂志，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号召；鲁迅得以谴责中国历史满纸仁义道德背后是“吃人”，得以主张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得以否定旧文化说：“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2] 学界，政府，国人平静接受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们的激烈言论，允许他们自由地表达思想，但以陈独秀等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却不容许争论，不容异见，拒绝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所要求的宽容异己精神。新文化运动期间，梁启超考察了英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目睹了论辩双方 “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后感叹：“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但作为崇尚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会党，他不可能引导新文化运动走向自由与宽容。
在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共产革命学说传入中国。新生的苏维埃在建立政权后立即建立了向欧亚各国输出革命的专门机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专制特色正好适合暴力革命说的传播，成为中国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的重要原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骨干没有成为共和宪政的推动者，而是接受共产革命学说，纷纷投身暴力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没有成为共和宪政的摇篮，而是成了暴力革命的摇篮。一年后，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与义和团暴民同样野蛮，北大的学者、精英们为暴行欢呼，显示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失败。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