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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囚徒的夢想》第十三章、再做勞改新兵
「佐丹奴」居然出自這些囚犯之手
我半年多的禁閉實際上是白坐了，半途而廢的抗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六·一分監區至此仍在嚴重地勞役犯人，每晚加班到9:30、10:30仍很正常，星期天依然沒有。但是因為這次禁閉，分監區許多犯人變得對我更加信賴，一些犯人遇到苦悶或受到獄警不公正待遇時便找我訴說，請我出主意。我只是感到很無奈，除了傾聽和想一些無關緊要的辦法，便沒有別的幫助給他們，因為我能想到的無非是勸他們要麼忍耐，要麼投訴，然而忍耐是他們一貫在做的，投訴又被歷來的嘗試者證明是根本無效的。
此時六·一分監區的服裝加工已逐步走上正軌，訂單也變得多起來，主要加工牛仔服、休閑褲、童裝、風衣、公仔，其中有不少是出口訂單。有一種特別肥大的女褲，那絕不是東方人可以穿的，大號的褲腰足可以裝得下兩個我，記得標牌好像是「725」。風衣加工過一個品牌叫「佐丹奴」的，這個牌子我知道是香港黎智英創下的，已經多年沒有在內地開店銷售了，所以我估計這批貨可能是冒牌的。公仔是為沃爾瑪超市加工的，有聖誕老人形象的，還有一種他們稱為「木乃伊」形象的，只要連接上充氣馬達，它們就可以鼓脹起來，在大街上招搖。
曾經釘我鐐又解我鐐的那位蘇指導，居然調來六·一 做指導員了，他名叫蘇敏華，見到我總是一副很鄙視的眼神，從不搭理。禁閉那段時間里，我就知道他特別愛多事，所以我估計他可能是因為好管事，妨礙了曹胖子的獨裁而被他排擠走的。來了這裏他仍改不了多事的毛病，常提出一些苛刻要求，搞得犯人們很反感。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0:30，犯人們疲憊極了，收工報數時他卻說還要講幾句話，犯人們群起發出「噓」聲，搞得他沒講成話，很丟了一回面子。
劉順輝此時已任代理副分監區長，他總怕我「鬧事」影響他的升職，曾找我談話，明說了他的擔憂，我說我所要求的東西是衝著監獄的，並非針對任何個人，理應影響不到你的。這人的野心此時顯露得比較充分，自從帶「長」以後，面對眾犯訓話時一改過往口氣，變得異常暴戾，能感覺出是有意鼓氣壓迫出來的粗聲，要求也相當嚴酷，講話有意模仿我國上層社會流行的那種官腔官調，聽他發表講話我總是坐在下面發笑。但他很少斥責我，因為他知道我不吃他這套假威嚴。此時的劉順輝，再也不是他自己所說的喜歡「淡泊生活」、「不想做官」的那種情況了。他還採取了一些明暗相間的手段開始向祝君華髮起了「顛覆」行動，指望有機會取而代之，在犯人面前談到祝時，往往是：「他懂什麼。」祝君華是紡織技術員出身，非司法專業，這是劉之所以自信的原因。劉也特別喜歡在別人面前顯示自己有「才能」，與我講話時總表現出一種懷才不遇之色，吹噓說分監區大多文書基本都是出自他手，並還在監獄評比考試中名列第六，他說監獄今年升職的人，10個有7個要花錢才能上，另3個是硬考上來的，而他就是屬於這3個之列的。他還講，過去要升職全得花錢，估計以後會慢慢好一些，可能會5：5開，即一半人花錢，一半人不花錢。我想著覺得好笑——獄警的晉陞評比其實和犯人年終評審獎勵也一樣啊，也是3：7開，7成要花錢，3成靠實幹。之所以也拿出一點名額給實幹的，那是為了保持大多數犯人生產勞動積極性的，是必須付出的犧牲，否則將沒有人願意給他們幹活了。
想搞小發明，獄警不理會
劉順輝倒是很熱心《立新報》的徵稿，可是因為所有獎勵承諾總是無法兌現，越來越沒有人響應他的號召，寫稿投稿了。他培養了一個外號叫「秀才」的犯人，一年能勉強發幾篇豆腐塊兒，但就這可憐的幾篇豆腐塊兒，還得靠「秀才」自己弄些布料或衣物、香煙之類送給編輯們去交換。「秀才」真名叫蒲召勇，湖南懷化人，自己說是湖南湘潭大學畢業的，學機械，但卻因為他形象過於猥瑣土氣，而總是沒人相信。「秀才」與我同歲，是因盜竊汽車被判了死緩，他個子矮小，眼睛高度近視，看電視幾乎要趴在電視機上才能看清，但卻從不戴眼鏡。從抓至今已8年了，但他勞動成績太差，還未得到過減刑，所以他極想通過寫稿來撈點成績，無論誰當宣傳組長，他總是這個組長的跟屁蟲。因為老是失敗，幹活又不行，「秀才」總是犯人們嘲笑的物對象，可「秀才」的優點就在於脾氣好，從不計較，不管遭到何等的羞辱嘲笑，他依然快快樂樂，屁顛來屁顛去，依然照舊侃足球、侃籃球、吹國家大事，儘管每次吹牛總會被人找到漏洞而頂個底兒朝天。
我曾找劉順輝，請他幫忙找本新《專利法》，我說想搞幾項簡單的小發明，劉卻說：「搞什麼發明，我看你還是別搞這些怪名堂了，你還搞寫作多好，又不麻煩人，又修身養性。」我說沒什麼題材好寫，他說你寫我嘛，我算是個公正廉潔的幹部吧？他的意思是，描寫他的「光輝事迹」，然後投稿到《立新報》或《廣東監獄報》。我心裏真是哭笑不得，我從不給這兩個破報投稿的，僅僅只是幫秀才改過幾篇稿子。而且，我怎麼知道他真的「公正廉潔」，據我所知，他之所以調來六·一，就是因為出了「公正廉潔」的問題。
我又找了幾個獄警幫我找《專利法》，都不肯相幫。我才發現這個分監區的獄警已對我抱有一種群體惡感，這顯然不利於我去實現原定的目標。過了一個多月，才終於求得新隊長藍學堅幫忙列印下了專利法當中的4頁內容，我就只憑這4頁紙來參考如何做樣品、寫申請書、走申報程式。祝君華口頭上表示支持，但我實際需要的東西仍是得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稍微複雜一些、要求稍高一些的構想我無法去做，我想先挑出幾項可行性較大的，容易做到的簡易項目寫出申請書，而如果有一兩個簡易項目能成功申請下來，我就可以爭取更多一點的條件，來試試複雜一些的構想。中國並不是一個鼓勵創造的國度，我知道，不僅這個分監區的獄警對此抱嘲笑態度，而且禁閉巷那邊也有不少獄警聽說我要搞小發明，都是哈哈大笑了一番，還有人講：「他要是能搞發明就不會來坐牢了。」能向他們提出這一點要求，我顯然是認準了其中幾個項目的，顯然是下了決心一心要搞成的，我從來不喜歡半途而廢被人看笑話。因為搞過營銷企劃，我知道不少簡易的小創意或小發明看起來小，但卻往往能創造出大的市場價值，營銷學中所說的「小發明大市場」即是這個道理。例如「逆時針鍾錶」就是這樣的例子。自己這些構想當中有幾項就像「逆時針鍾錶」一樣，是說破了誰都會做的，這樣的構想我保留了兩三個沒敢寫成申請書報上去，因為這些申請是要經過監區獄警、科室獄警，然後才到專利局的，這些人良莠不齊，我擔心在走這個程式時會被人竊去創意。如果一個創意簡單而市場價值又大，沒理由不會被人竊取的，何況我是個獄中的犯人，被人竊取了自己也毫無辦法。
搞發明計畫夭折，材料被打回，無奈寄回老家
春節前我曾拿了一份申報材料找到劉順輝，他推說要過年了，不僅監獄的人無心辦公，專利局也一定無心辦公。我一想也合理，於是等到了3月份才遞交。至5月前，先後遞交了6份簡易小發明專利申請材料，包括相關圖紙。但是毫無迴音。本來這東西分監區幫助直接去專利局申請最為省事，但劉說這一定要報教育科，由教育科去跑申報，可教育科認為這種事情與生產相關，便又推給了生產科。生產科拖了一段時間派來了一位老獄警，要求我按規範化圖示來畫圖，重新做一份材料，並追問我申報費用如何解決。費用我已與「師傅」張濱商量好了，他出錢與我合作。自這位老獄警離開后，一個多月無人理會。我著急了，連連致信給監獄長和教育科科長求問緣故。
5月中旬，生產科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位自我介紹是科長，他們把總計6份申報材料一併退還給我，說他們拿去諮詢了專利局，那裡的專家認為這些項目技術含量低，沒有什麼市場價值，因此不值得申報專利。他們還說，監獄沒有義務幫辦這些事，如果你還想申報，可以寄回家裡，請家人幫辦。我分辯說：「專利局沒有資格評判發明的市場價值，而且也沒有權力因為市場價值大小的判斷而決定是否授予專利權，它只能是根據項目是否有創新性、實用性，決定是否授予專利權。至於市場價值只有獲得了專利權並投入市場后，由市場來評判。我認為監獄也不能對其市場價值大小下定論，正是因為創新產品的前景具有不可預測性，商家才會對創新產品感興趣，國家也才鼓勵和保護創新產品。總之，我認為，無論價值大小我都具有申報權利，而且根據刑法，服刑人員有這個權利，監獄不應以市場價值大小為由予以阻止。」那科長不願多說，冷冷地告訴我監獄已決定了，並說他們沒那麼多人力幫我跑這件事。說完后，不顧我的失望與憤怒揚長而去。我看見這6份材料上都有鉛筆寫的批註，全是「市場價值不大」、「無價值」、「沒有申請必要」、「不可行」之類的結論性語言。我無法忍受這樣草率的判定，我不相信這6項當中沒有一項有價值，於是我擦去他們的鉛筆批註，把材料又帶回了監舍，收放在內務櫃里。
接下來怎麼辦？是否寄到張濱家去？他家倒是出得起這筆申報費用，可我怕這當中有個閃失，便無法幫助到兩個侄子。大哥呢？他哪能湊到這麼一筆錢，家裡又那麼困難，寄給他不是雪上加霜嗎？但是考慮了一個周，我覺得還是交給大哥比較放心，方式可以靈活些：如果他能湊夠錢就申報，湊不夠錢可以先留著，以後再辦，而且也可以先報一項兩項的，這樣費錢少些。我把寄材料的想法說與祝君華，祝說要考慮考慮。過了幾天，未見回復，我又找到祝，告訴他這是我最後一次求分監區辦事，發明我再也不搞了，我不會再有什麼事麻煩到你們。祝聽我這樣講，才勉強答應下來，但仍說要先問問科室。一星期後，科室答覆說純粹的申報材料是可以寄的，祝才幫我寄了回去，我記得總共貼了5塊6毛錢的郵票，那個極少說話的姓李的隊長幫我墊付了0.8元郵票。隨材料我還夾了一封給大哥的信，告訴他我以上的想法，請他量力而行，可報則報，不可報也不必勉強。但材料寄出后，我始終未能收到大哥的回信，至今也不知這些東西是否到了大哥手上。
給監獄長寫信 ，請求改善精神病犯待遇
春節前後，我即發現分監區的獄警並不支持我搞這個，當時在給監獄長的求助信中提出了調隊請求，當然監獄長是不會答覆我的。於是又找到監區教導員要求調隊，他倒是口頭答應了，但說還得請示科室。教導員是個相當自大的人，我再次找他問調隊的事時，他居然坐在椅子上，將腳高翹在椅子的扶手處，皮鞋就在離我面部20公分遠的空中晃來晃去。按要求，我是蹲在他面前的，這種在皮鞋底下接受傲慢訓話的景況令我極感屈辱，我當即背轉過身不再理他。劉順輝聽說我要求調隊，找我談話時表示——「把你這種人調走，在任何監區都是求之不得的。可是，誰又願意要你呢？」我想，他這兩句話說的極對，而後一句就應該是我遲遲未能被調走的真正原因。
當時要求調隊的目的，是希望換一個新的分監區，或許可以爭取到對我搞小發明的支持。不料，後來生產科轉達了監獄的意思，即監獄不支持，既然監獄都不支持，還能指望哪個分監區呢？此時倒是調不調隊也無所謂了。我徹底死了心，我想，自己的那些構想若將來還有價值，出了監再試試看能不能為兩個侄子謀點福利了，不過到那時，或許他們已能夠自食其力了，我的幫助已不再重要。而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卻什麼也做不到。
經過這麼一番白費力氣的掙扎，仍然無法幫到兩個侄子，令我相當苦惱了一段時間。接下來，該怎麼辦呢？我想，要不今後還是繼續搞寫作？繼續寫長篇小說？可是勞動時間這麼長，且不說沒有星期天，即便是1個小時的午休都常常被取消，哪有閑余時間寫長篇小說？大概寫詩是可以的，然而面對如此令人喪氣的環境，詩和我一樣不希望來到這裏。那麼，做什麼呢？小發明又無法搞，看來我出禁閉倉是個錯誤，要不，還是繼續拒絕超時勞動，回禁閉倉去獨自堅持我的「6天8小時工作論」？
回到分監區后的這幾個月當中，我也並非那麼「規矩」，其實是無法「規矩」的。對於禁閉巷那些犯人，尤其是精神病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我本想待自己出了監再去設法披露它，借用外力來改變它，為這些可憐的人解除痛苦。但轉念一想，我出監還得6年多，假如現在寫信給監獄長，以人性共通的語言來勸說他，倘若能夠引起他的良心發現，主動來作為，豈不是可以提前好幾年解除這些人的痛苦？那又何必要等到6年後我出獄呢？
於是，就禁閉巷精神病犯的殘酷處境我寫了一封信給鄒月宏監獄長，勸他從人性與法理出發，給他們以人道的待遇，該治療的送精神病院治療，該保外的保外，而不應長期囚禁在陰濕的禁閉倉里，並且還給套上腳鐐。
請求改善貧困犯待遇，監獄長不予理會
與此同時，我還給監獄長寫了一封建議信，其中有兩條建議。第一條是建議將各分監區的廢品回收收入集中起來，設立「困難服刑人員救助基金」，用於解決「三無」犯的日常用品問題，或對其困難子女進行適當的資助。通過我的觀察了解，一個分監區一年下來，足有5000-10000元的廢品回收收入，這些廢品包括犯人購物后丟棄的包裝箱、飲料罐、廢紙，以及車間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鐵、廢塑膠、廢布、廢棉等。這些收入過去全是被獄警拿去吃喝了，很是可惜。我將這個建議說與祝君華時，他首先是掩飾，說：「沒有沒有，哪有這麼多。」我突然醒悟到這吃喝也有他一份的，他自然本能地要保護這筆開銷。何況，連省局撥給犯人的涼茶費他們都敢吃喝消費，怎麼能指望他們會主動捐出這筆錢來！「三無」犯的生活是相當凄苦的，既要忍受物質匱乏之苦，又要承受在有錢犯人當中尷尬生存的精神之苦，還要承受對貧困子女的憂愁之苦。比如，今年過年，仍是30名「三無」犯分享15斤「黨和政府」給予的節日蘋果，而且還是又小又爛的劣質蘋果。
有一個叫戴文選的新疆籍新犯，下隊後幾個月里身無分文，每月5元的「政策性零用錢」又要被扣住，留那20元的賬底，所以牙膏、手紙、肥皂、洗衣粉均成了大問題。找別的犯人要，又由於他平素個性太強，總不甘居於人下，以至於人緣太差，而無人願意幫他。我雖然同情他，可我也是個貧困犯，無力幫到他。後來我說你找警察吧，《警察法》不是說「有困難找警察」么。戴說干就干，幾天後就直接找祝君華要，祝毫無準備，就指示另一個管教，要他負責辦理，那管教又找到事務犯，由事務犯負責給戴湊了一點日用品。最終羊毛還是出在了羊身上。
這個建議寫上去后，未有回復，後來我又將它寫信推薦給教育科許科長。在給許科長的信中，我說：這種方式簡便易行，又得人心，並且完全可以推廣成為一種通行全國勞改系統的模式，那麼作為創造了這一民心模式的韶監教育科，您豈不是居功莫大焉？言下之意，等於告訴他——這既是為犯人好，也是為他個人創造一個仕途晉陞的好機會。許後來找我談話，說這個方案推行的話有較大阻力，有待研究，但他沒有說明阻力何在。事後我思量，他肯定還是害怕開罪于各分監區的既得利益者們。
給監獄長的另一個建議，是希望把我已修改謄抄好的長篇小說《白色的春天》捐出來，我完全放棄著作權，也不要任何經濟收益，不署我的名字，用它的出版收入作為啟動資金，創立一個救助基金，專門救助失去了父親或母親的孩子，如同我那兩個侄兒。但一兩個月後，亦未見迴音，我便又追一封信，說若覺得啟動基金困難，就將它的出版收入全部用於建一所希望小學。當時我考慮，我沒有出版權，等出監后剝奪政治權利期滿，這書或許早已過時，不如現在全部捐出去，為社會作一點貢獻。為了表明心意的誠懇，我還在信中保證：永不說出我是這無名小說的作者。
看來我的這個建議仍是他們眼中的可笑之舉，終究無人理會。後來我找到一本有關知識產權的書，其中寫明著作權的轉讓只是指財產權，而其中的署名權不可轉讓，或許正是這個署名權使他們對我的建議根本不予置評，因為他們可絕不能幫「反共分子」出書，助他出名啊！
有錢就可以買到「省級積極分子」
春節時，大哥給我寄了300元錢，這沒有讓我感到高興，只是讓我對家人的負罪感更加深切。我沒有用這錢去買任何「年貨」。有錢的犯人們又是訂乾貨，又是訂炒菜，還有豐足的水果飲料，大包小包好不熱鬧。韋福芝原本預料春節前能出監的，不料因為與祝君華鬧了矛盾，這下減不了刑，只能再等1年了。因為這個原因，老韋心情不太好，加上家裡寄的錢尚未到賬，他也沒買任何「年貨」。張濱在臘月29那天，提了一包花生、糖果之類的東西給了我，我就將這包東西全拿給了老韋。
陳育東原來和我在8倉住過，他是從少管所送來的，因為肺結核住了半年院，剛好也就是我坐禁閉的那半年裡。陳在醫院時幫病房值一些班，也掙了6個嘉獎，加上在分監區時掙的5個，他完全有資格評一個「監獄級改造積極分子」。但醫院說他應回分監區評，分監區則認為他應在醫院評，推來推去，他兩頭都沒評著，於是氣憤地找到我，請我幫忙寫封投訴信給監獄長。這信居然難得地有了回復，他的「積極分子」最終由獄政科給批了下來。可能是為了表示答謝，他年前也提了一包糖果給我，我就用他的這包糖果打發了三天的年假。
「積極分子」的評比向來是一面黑一面光。我是被安排在6樓剪線頭的，我看見質檢台後面總有兩個廣東籍老犯成天不怎麼幹活，只是躲在台案后吹水（聊天），而年終這倆人都是「監獄級改造積極分子」。按規定，獄警不能使用犯人提供的私人勞務，但祝君華就讓一名行過醫的犯人做了他的「私人醫生」。這名犯人針灸推拿有一手，而祝又長期患肩周炎，所以這名犯人的主要「改造任務」就是為祝針灸推拿，不必再從事車間勞動，年終還因此評上了「積極分子」。不少獄警為了混個文憑，好用以評職稱、謀晉陞，所以會報名參加自學考試、電大或函授，實際上這種文憑水分很大，他們平時作業甚至考試就找有文化的犯人充當「槍手」，只要「槍手」當得好，考核成績自然也有了人為保障。
在這期間，我遇到過看守所時同過倉的鄭永球和崔世明，這兩人因為「有料」，投牢即有不錯的待遇。鄭先在二監區混了幾個月，然後調到了花組，花組直屬生活衛生科管，負責獄內花草樹木的修剪，是全監最舒服的去所，許多「有料」的犯人想去還去不了。所以，聽說是花組的，大家都明白，那必是相當「有料」的犯人。我在禁閉倉時，曾來過一個花組的犯人，是因打架禁閉的，他一入禁閉倉就有獄警來照應，給他木板床、雙份的被子，還給他煙抽。崔世明一投牢就分在了教研組，不時與電教中心的幾個犯人跑著搞「獄內新聞」的採訪，這是比鄭永球還舒服體面的差事。對這二人的「優待」，是我在看守所時就預料到的，現在的獄警，不腐敗才不正常。
我回分監區后，徐斌已調回監倉任夜班監督崗，不再做車間調度，原因是他與一名犯人在廁所私下鬥毆，后被人舉報到監獄，監獄要求查處，祝君華便如此偷梁換柱作了處理。後來老韋悄悄告訴我，這舉報信是他寫的。祝君華一直是徐的保護人，儘管徐不斷打人、罵人、出事，但總是順風順水，如今這夜班監督崗其實比車間調度更舒服，晚上只值4小時班，白天整天睡覺，成績還照拿，豈不美哉！年底徐還評上了「省級改造積極分子」，並報了兩年的減刑。眾犯看到這樣的結果，只能哀嘆爹媽錢少，比不得人家。
沒錢就干苦力，有錢不花，獄警會整到你花
有錢犯人也有很小氣的。與張濱相當要好的一個姓韓的廣州犯人，因姐姐嫁到了美國，所以來錢容易，平素賬上總陳列著上萬塊錢。監獄組織買書時，他就專挑貴的買，比如480元的《辭海》，買回來也只是放在床頭而已，幾乎就沒怎麼用過。儘管錢多，買東西也挺氣派，可這人的小氣卻是出了名的，不但對犯人，對獄警也是捨不得花一點錢，所以，他就一直在生產線上干力氣活。獄警們哪容他「鐵公雞」不出糧，找岔子刁難他，借題發揮扣他的分，並把他拉到監區去批。通過一系列手段的錘鍊打造，這小子幾個月後居然直升為監督崗，不僅脫了產，還謀得了顯要的改造「職位」。這種坐火箭般的提升，令所有犯人大跌眼鏡，就有熟知他的人傳言——韓終於頂不住壓力，讓家人破了財，破財消災啊，所以才如此突然地改變了處境。
左華全是平時很信賴我的貧困犯，時常找我聊天、訴說苦悶。我也是貧困犯，平時與我走得近的大都是貧困犯，我們這群犯人好似過去的「貧協」，彼此間有更多的共同語言，這些共同語言能夠幫助我們有效地減輕貧困的尷尬和壓力。左華全是重慶合川縣人，因傷害罪被判死緩，他有一個小女兒寄養在父母家中。左華全最惦念的人除了女兒就是姐姐，他說姐姐從小對他好，他說自己如果能活著出去，唯一的牽挂就是補償女兒和報答姐姐。他還給我看了女兒和姐姐的照片，小女兒非常可愛，完全不像他這般黑。他說在老家，別人都叫他「左三兒」或「黑三兒」。我總是和他開玩笑，叫他女兒為「佐丹奴」，日子久了，他竟也習慣了，每當與我講他女兒時，開口就說「我佐丹奴」如何如何。他好幾年沒有錢來、沒有接見、也沒有通信。突然有一天，獄警找到他，要他趕快給家裡回封信，說他老母親好幾年收不到他的信，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寫信來監獄，請監獄幫忙找找他兒子。左華全說他特別討厭干手工活，只喜歡干力氣活，可是這監獄又沒有什麼力氣活給他干，所以他干起活來總是覺得不順心也不順手。踩衣車他學了兩三年，也還是個新手，任務完不成，獄警銬他電他，回到倉里他就用煙頭將手腕燒出一塊塊銅錢大的傷疤，以泄心中的忿悶。
「黨的陽光」照不到的人當中，除了左華全，麥榮也算一個。麥榮是廣東人，很小的個子，因為患有大脖子病，曾受照顧被安排去做倉管，管理布料和成衣。可是沒多久，他就給「大佬」們排擠走了。麥榮平時很老實，一年下來卻只有三四個嘉獎，因而，總是忿忿不平，走起路來也總是一副氣狠狠的樣子。他的兩肋特別敏感，即使是隔著衣服用手一摸，他都會立即敏感地蹲到地上，因此這個地方是絕對不讓人摸的，誰摸跟誰急，只是除了我——他和我吹牛時老愛抬杠，他一抬杠我就把他「摸」趴下。麥榮的大腳趾長得非常難看，沒有指甲，很像是一截被火燒爛的柴頭，他告訴我那是在派出所時，公安打他打得太狠，他踢了公安一腳，公安就用鉗子把他腳大拇指的指甲給拔了。
獄警是不可以輕易頂撞的，你頂撞了他，輕的處罰是打你，重的處罰是成幾年時間里不給你成績，沒有刑減急死你。有一個無期犯就因為頂撞了獄警，害得他四年多也得不到改判（按法定是兩年改判）。
秀才被打，背上的創口上尺長
打人依然是六·一如今的家常便飯。一天晚上開工時，李建華未站好隊列，余榮存將他叫出來一腳踹倒。「秀才」和楊碧濃、左華全等人一天因為未完成生產任務，中午被罰抄「58條」，他們由於太累，想休息，所以不抄，祝君華就把他們叫到大院里，用一根木條狠抽。「秀才」回來后給我看背，背上有幾條上尺長的創口。有一次一名事務犯私拿了幾條生產線上的牛仔褲，而這個事務犯曾經將「秀才」排擠出庫房，「秀才」認為這下總算找到了報仇機會，遂將此事報告了獄警。不料這褲子正是給一位獄警做的，這位獄警又和余榮存同值一個班，為了表示對同事兩肋插刀，余榮存把「秀才」叫去值班室，當著那個獄警的面，打了他一頓耳光。還有一天收工，新獄警謝中華帶隊，回監倉抄身時因為下雨，犯人們以為要進了倉在大廳抄身（雨天一般是這麼做的），於是全涌了進去。謝大怒，叫出6名排頭的犯人，逐個扇耳光，扇完了耳光還未解氣，又衝著犯群大罵一通。5月份，一名新下隊的姓楊的犯人出車間時忘了報數，被劉順輝打了一頓。一天晚上加班時，戴文選被一個粗壯的河南犯人打了，他去報告值班的陸文偉，哪料陸文偉早已對他幹活不賣力懷恨在心，順勢又給了他一頓打。……等等。兩三個月的時間里，我親眼所見獄警打人的事就不下這五六單。
絕食抗議超時勞動，親眼看著陶君出監
長時間的超時勞動毫無改變的意思，星期天也是根本沒有的，有時還加通宵班。所好的是，加通宵班次日有一天覺睡，可如果是加班到晚上12:00，就沒有白天休息，次日仍得6:00起床，7:00開工。但是，分監區的開工工時記錄卻做了兩套，一套是真實記錄，這個可以隨時藏起來或毀掉。另一套是標準的6天8小時工作制的開工工時記錄，每隔6天，有一欄寫著：「星期天、休息」。我看到這個記錄本的時候是3月份，但6天8小時的開工記錄已寫到了5月份，顯然這是提前編製好的，用以應付省局或其他方面檢查的。
連續這麼加班，人是很難吃得消的。有一次連續三天加班到晚上10:30以後，午休也被取消，第三天晚上居然加到了12:30才收工（那晚是劉順輝當班）。我憤怒極了，再也不管什麼發明不發明（那時我正在忙這個），次日早晨找到祝君華，告訴他我已開始絕食，我要求見省監管局局長。祝君華吃了一驚，我能看見他臉色發黑，表情凝重，或許他以為我是要控告他們貪贓枉法。其實我的目的僅是想當面問問監管局長：監獄到底該不該實行6天8小時工作制？如果該，到底什麼時候才實行？我想，監管局長是管監獄的，我是他管下的國民，所以我認為自己要求會見他的請求並不過分。
但這次絕食在第7天時失敗，當時他們把我送到了醫院，準備捆在床上強制灌食和強制打點滴。說實話，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在院長威脅給我半小時的考慮時間里，看到絕食已失去意義，求見局長已不可能，我最後改變了主意：答應復食，但要求會見監獄長。獄警們滿口答應，但在逼我喝下湯食后，再也沒有人理會我的請求。在醫院期間，我還曾跪下來請求刑罰執行科袁科長，請他向監管局轉告我求見局長的請求，但袁只是做了一番官樣談話后，抽身離去。這次絕食完全是一場白費，仍是什麼也沒有爭取到。我只是再次做了一件半途而廢的事。
這幾個月里，出收工時與陶君見到過幾次，他告訴我自己4月16日刑滿。4月16日這天早晨，我不時悄悄站在車間六樓的窗口，向陶君所在的監舍方向張望。9:00左右，陶君和一位獄警走出了監舍，他穿著一件白襯衣，外套一件黑馬甲，顯得精精神神，一邊與獄警說笑一邊向教學樓方向走去。出監手續是在教學樓一樓辦理，我無法看到他走出大門，只能在遠處默默祝願他平安順利，不會再有牢獄之災。
（陶君逃亡美國后，在作者快出獄前後，發的推特「尋人啟事」。）
向省高院、省高檢控告韶關監獄違法，毫無迴音
有一天，翻看一本法律彙編時，偶然讀到了《行政訴訟法》，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就監獄里的違法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讓他們自己的法院來判定他們自己的監獄是否違法？我仔細研讀了一番這些文件，發現根據當局頒布的這些法律的書面精神，這麼做是可以的。我打算再作一次嘗試，哪怕最終被證明又是一次「天真」和「幼稚」之舉。我寫了一份行政訴訟狀，通過監獄信箱寄給了省高院民事庭。根據《監獄法》和「獄務公開制度」的書面精神，犯人可以向上級司法機構控告和投訴，並且還明文規定：控告信不受檢查。
在這份訴訟狀里，我提出了兩項控告：1、韶關監獄嚴重超時勞役犯人，不給犯人星期天，使犯人每周強制勞動時間超過70小時，屬嚴重違反《監獄法》和《勞動法》的行為；2、韶關監獄等廣東所屬監獄有一個通行的不成文「規矩」——犯人見獄警時必須單膝蹲下，我認為這個「規矩」無任何法律依據，屬侮辱人格行為，應視為違反《監獄法》和《憲法》中有關公民人格權的相關條款。
信投出去后很久未見迴音。後來和一位獄警談話時，我試探著問他：犯人的控告信偵察科扣不扣、拆不拆？他哈哈大笑：「偵察科什麼信不敢查？把你的信拆了，丟到垃圾桶里去，你又沒挂號，誰來追究他？」我半信半疑，終究還是覺得不踏實。恰好，這時有一位私下曾表示支持我的犯人告訴我，他可以通過相熟的廠家師傅傳信，那師傅是他同鄉。於是我又通過他追投了一封控告信。
與此同時，我還向省高檢投了一封控告韶關監獄犯「虐待被監管人罪」的刑事控告信，列舉的主要犯罪事實如下：1、普遍存在長期禁閉或變相長期禁閉犯人現象，嚴重超出法定禁閉7-15天期限；2、經常在禁閉倉對犯人採用釘鐐的殘酷處罰，有的犯人甚至被釘鐐長達數月；3、長期虐待精神病犯，把他們長期關閉在陰濕多蚊的禁閉倉里，而且不予治療或應付治療，並還加戴鐵鐐；4、大面積嚴重超時勞役犯人；5、大量存在獄警毆打犯人行為。
但是，很長時間過去了，這些信都毫無迴音。一天正在幹活時，監區獄警把我叫出車間，並帶到了教學樓一樓的一間辦公室，我看見潘浩副監獄長正襟危坐在辦公桌后，獄政科長和偵察科長在一旁陪著他。顯然是要找我談話，或者說是作「個別教育」。潘浩的桌面上放了一本厚厚的法律書籍，以及別的參考書籍，看樣子是有備而來，打算要與我展開「辯論」的。可我並不想辯論，我的意見說一千道一萬，核心只有簡單的一句話——要求6天8小時工作制！
副監獄長潘浩：我可以認為加班是勞動技能培訓呀
潘浩說我寄給監獄長的幾封信他都看了，今天來專門作一答覆。他說：「你提出捐獻小說一事，明顯不可能，因為你處於剝權期（剝奪政治權利）。你提出利用廢品回收收入搞『困難服刑人員救助基金』，這個我們會考慮，但結果很難說。不過，對困難服刑人員我們歷來都是有特別照顧的。至於你提出的精神病犯待遇問題，這個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們已將他們全搬到了一個專門的房間，這是一個可以提供治療的環境，情況已經有了很好的改善；同時，我們還積極動員犯人家屬來辦理保外，可就是有些家屬不肯來保他們的親屬。至於搞發明創造，我們的意見還是希望你出去了再搞，監獄里畢竟條件有限，但如果是有關本監獄生產的技術革新，我們也支持。那麼，至於其他的呢，我想你主要還是關心勞動時間的問題，對不對？那麼，你不妨先說說自己的想法。」
我說：「我的想法很簡單，根據《監獄法》、『獄務公開制度』及省局有關規定，理應實行6天8小時工作制，而實際情況卻是大面積的嚴重超時。監獄長您是人，我們也是人，讓您管轄下的人如此痛苦地生活，您難道於心可忍嗎？」
潘浩打開《監獄法》和《勞動法》的一些條款（提前已折好頁）給我念，說根據這些法律條文，犯人首先有完成任務的義務。我說：「關鍵就在於這個任務，因為任務並無法定，所以分監區和監獄就自己任意定，而犯人與監獄員警又處於不對等的法律地位，犯人在這個問題上無話事權，監獄員警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定任務，往往嚴重超出犯人承受能力。那麼為了完成任務，你們只好驅趕犯人以超長勞動時間來完成超高的勞動任務。省局有關檔規定，應以80%人能完成的量來定任務，而實際執行中，往往是以20%、10%，甚至5%人能完成的量來定任務，更有甚者，還定出根本無人能完成的任務來。為什麼要如此嚴酷地壓榨犯人呢？作為司法者，首先應當是遵紀守法的模範，而你們卻將法律法規置若罔聞，明知故犯，又如何有資格教育罪犯認罪服法，重新做人呢？」
潘浩說：「我可以不認為是加班，而是勞動技能培訓呀？」這個說法，祝君華對分監區犯人訓話時也曾使用過。但令我非常驚訝的是，如此流氓的「理論」居然也能出自一個副監獄長之口，我氣憤得幾乎語言都哽住了，過了好幾分鐘才鎮靜下情緒來。我開口駁斥他：「監獄也是政府的一級機關，作為行政者，最重要的是要講誠信，加班就是加班，怎麼可以強詞奪理說成是勞動技能培訓？既然是培訓，您為什麼不在8小時以內培訓？作為監獄長，居然能將加班說成是勞動技能培訓，您缺乏最起碼的談話誠意，我真不知我該如何與您談下去。我覺得自己真的是無話可說。」
我看到潘的臉上泛起一絲微紅，表情有些尷尬。但很快，他又強作鎮定，正了正腔，總結道：「儘管管理上存在許多你們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你也看到了我們在不斷進步，不斷努力，你看過去那些舊房都在推倒，我們要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文明監獄，幹警的素質也在不斷提高，你看現在已經沒有打犯人的事情發生了……」聽到此處，我插話道：「潘監獄長，事實情況應該不是這樣，比如六·一分監區，僅僅是5月份一個月，我至少可以給您舉出10例幹警打犯人的事來。您要不要我舉出來？」潘顯得張口結舌，遲疑了片刻，又開始自打圓場：「這個，這個我們要調查的，這種事我們一直是不允許的。不過你也知道，我們中國是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出這種事也是難免的，希望你能夠正確理解。」
禁閉巷被推倒，精神病犯被幽閉到醫院一間屋子裡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理解叫「正確理解」。我不想再與他辯論下去，這其實根本就是管理體制的問題。對待犯人挨打后的投訴，他們基本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根本就不予回應，因為打人的獄警是他們自己的同志，所以在處理上對被毆打的犯人而言是絕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也因為向來如此處理，犯人也對他們失去了信心。大多數犯人挨了打，一方面出於為今後的減刑考慮，一方面是知道監獄方也不會認真處理或者根本不予處理，所以一般都選擇默默忍受，而不願控告。天長日久，「控告」已經成了監獄里一個非常可笑的詞，獄警們嘲笑這個詞，犯人們也嘲笑這個詞。法治失去了公信，有法與無法就沒有多少區別了，「無法」也便「無天」，囚犯們的心靈中失去了最後的憑依，成了真正的無依無靠的草根群落。
潘浩講的有一點沒錯，我在車間大樓六樓開工時，能看見原來新收監區那些舊房正在被推倒，包括關過我的禁閉巷（現已轉用女犯禁閉巷）。新的圍牆也在建設之中，據說省局將分幾年總計投入3億元來改造韶關監獄的硬體設施。我只是覺得可惜：一來他們虐待囚犯的罪證隨著推土機的轟鳴被填埋；二來這筆錢如果拿去救助貧弱人口或失學少兒，它產生的社會效益絕對遠遠勝過建設監獄。再說這樣的管理體制下，硬體哪怕是建設成五星級酒店，依然也改變不了犯人們肉體與精神上的非人待遇；相反，如果制度是人性化的，是關懷人的基本權益的，即使是住草棚茅屋，人也會感覺到溫暖，而沒有那麼多的痛苦。而與此同時，我還聽到犯人們對新建的圍牆的議論，說是工程承建商稱——即使是原定的600萬元的造價，他都還有200萬元賺的，但現在的預算都追加到了800萬，不知這其中是否有貓膩，如果有，則屬正常，如果沒有，那要麼是假的，要麼是不正常的。在腐敗的中國，尤其是韶關監獄，即便是建個公廁，都免不了黑色交易和行賄受賄。
精神病犯是被搬到了醫院一樓的一間屋子裡，十幾個人集中在一起，屋子裡修了很低的木板鋪，好似地鋪。那些精神病犯們被囚禁在裏面躺得橫七豎八，成天在那裡鬼哭狼嚎，不時發出陣陣的怪叫。這些情況是我出收工路過醫院時從那些鐵絲網封住的窗子里看到的。這難道就是潘浩所說的——「條件已有了很好的改善」？我不知道這種「改善」與我的那封信有沒有關係，如果這是緣於我的那封信，那麼我只會感到一種罪過。
總的看來，與潘浩的談話就好像閱讀我國政府發布的各種白皮書，那裡面只有粉飾，而絕無真相，因此我會覺得越讀越不是滋味，越讀就越讀不下去，所以，最終只能是不歡而散。臨走時，潘浩告訴我，我提出的調隊請求他們會考慮的。其實此時小發明也無法再搞了，調不調隊於我已無所謂了。
但是，幾天之後，應該是6月3日，我被調到了五·一分監區。
（作者在芬蘭薩沃林納與來自各國的難民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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