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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十三章、再做劳改新兵
“佐丹奴”居然出自这些囚犯之手
我半年多的禁闭实际上是白坐了，半途而废的抗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六·一分监区至此仍在严重地劳役犯人，每晚加班到9:30、10:30仍很正常，星期天依然没有。但是因为这次禁闭，分监区许多犯人变得对我更加信赖，一些犯人遇到苦闷或受到狱警不公正待遇时便找我诉说，请我出主意。我只是感到很无奈，除了倾听和想一些无关紧要的办法，便没有别的帮助给他们，因为我能想到的无非是劝他们要么忍耐，要么投诉，然而忍耐是他们一贯在做的，投诉又被历来的尝试者证明是根本无效的。
此时六·一分监区的服装加工已逐步走上正轨，订单也变得多起来，主要加工牛仔服、休闲裤、童装、风衣、公仔，其中有不少是出口订单。有一种特别肥大的女裤，那绝不是东方人可以穿的，大号的裤腰足可以装得下两个我，记得标牌好像是“725”。风衣加工过一个品牌叫“佐丹奴”的，这个牌子我知道是香港黎智英创下的，已经多年没有在内地开店销售了，所以我估计这批货可能是冒牌的。公仔是为沃尔玛超市加工的，有圣诞老人形象的，还有一种他们称为“木乃伊”形象的，只要连接上充气马达，它们就可以鼓胀起来，在大街上招摇。
曾经钉我镣又解我镣的那位苏指导，居然调来六·一 做指导员了，他名叫苏敏华，见到我总是一副很鄙视的眼神，从不搭理。禁闭那段时间里，我就知道他特别爱多事，所以我估计他可能是因为好管事，妨碍了曹胖子的独裁而被他排挤走的。来了这里他仍改不了多事的毛病，常提出一些苛刻要求，搞得犯人们很反感。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0:30，犯人们疲惫极了，收工报数时他却说还要讲几句话，犯人们群起发出“嘘”声，搞得他没讲成话，很丢了一回面子。
刘顺辉此时已任代理副分监区长，他总怕我“闹事”影响他的升职，曾找我谈话，明说了他的担忧，我说我所要求的东西是冲着监狱的，并非针对任何个人，理应影响不到你的。这人的野心此时显露得比较充分，自从带“长”以后，面对众犯训话时一改过往口气，变得异常暴戾，能感觉出是有意鼓气压迫出来的粗声，要求也相当严酷，讲话有意模仿我国上层社会流行的那种官腔官调，听他发表讲话我总是坐在下面发笑。但他很少斥责我，因为他知道我不吃他这套假威严。此时的刘顺辉，再也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喜欢“淡泊生活”、“不想做官”的那种情况了。他还采取了一些明暗相间的手段开始向祝君华发起了“颠覆”行动，指望有机会取而代之，在犯人面前谈到祝时，往往是：“他懂什么。”祝君华是纺织技术员出身，非司法专业，这是刘之所以自信的原因。刘也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有“才能”，与我讲话时总表现出一种怀才不遇之色，吹嘘说分监区大多文书基本都是出自他手，并还在监狱评比考试中名列第六，他说监狱今年升职的人，10个有7个要花钱才能上，另3个是硬考上来的，而他就是属于这3个之列的。他还讲，过去要升职全得花钱，估计以后会慢慢好一些，可能会5：5开，即一半人花钱，一半人不花钱。我想着觉得好笑——狱警的晋升评比其实和犯人年终评审奖励也一样啊，也是3：7开，7成要花钱，3成靠实干。之所以也拿出一点名额给实干的，那是为了保持大多数犯人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是必须付出的牺牲，否则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干活了。
想搞小发明，狱警不理会
刘顺辉倒是很热心《立新报》的征稿，可是因为所有奖励承诺总是无法兑现，越来越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写稿投稿了。他培养了一个外号叫“秀才”的犯人，一年能勉强发几篇豆腐块儿，但就这可怜的几篇豆腐块儿，还得靠“秀才”自己弄些布料或衣物、香烟之类送给编辑们去交换。“秀才”真名叫蒲召勇，湖南怀化人，自己说是湖南湘潭大学毕业的，学机械，但却因为他形象过于猥琐土气，而总是没人相信。“秀才”与我同岁，是因盗窃汽车被判了死缓，他个子矮小，眼睛高度近视，看电视几乎要趴在电视机上才能看清，但却从不戴眼镜。从抓至今已8年了，但他劳动成绩太差，还未得到过减刑，所以他极想通过写稿来捞点成绩，无论谁当宣传组长，他总是这个组长的跟屁虫。因为老是失败，干活又不行，“秀才”总是犯人们嘲笑的物对象，可“秀才”的优点就在于脾气好，从不计较，不管遭到何等的羞辱嘲笑，他依然快快乐乐，屁颠来屁颠去，依然照旧侃足球、侃篮球、吹国家大事，尽管每次吹牛总会被人找到漏洞而顶个底儿朝天。
我曾找刘顺辉，请他帮忙找本新《专利法》，我说想搞几项简单的小发明，刘却说：“搞什么发明，我看你还是别搞这些怪名堂了，你还搞写作多好，又不麻烦人，又修身养性。”我说没什么题材好写，他说你写我嘛，我算是个公正廉洁的干部吧？他的意思是，描写他的“光辉事迹”，然后投稿到《立新报》或《广东监狱报》。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我从不给这两个破报投稿的，仅仅只是帮秀才改过几篇稿子。而且，我怎么知道他真的“公正廉洁”，据我所知，他之所以调来六·一，就是因为出了“公正廉洁”的问题。
我又找了几个狱警帮我找《专利法》，都不肯相帮。我才发现这个分监区的狱警已对我抱有一种群体恶感，这显然不利于我去实现原定的目标。过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求得新队长蓝学坚帮忙列印下了专利法当中的4页内容，我就只凭这4页纸来参考如何做样品、写申请书、走申报程式。祝君华口头上表示支持，但我实际需要的东西仍是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稍微复杂一些、要求稍高一些的构想我无法去做，我想先挑出几项可行性较大的，容易做到的简易项目写出申请书，而如果有一两个简易项目能成功申请下来，我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条件，来试试复杂一些的构想。中国并不是一个鼓励创造的国度，我知道，不仅这个分监区的狱警对此抱嘲笑态度，而且禁闭巷那边也有不少狱警听说我要搞小发明，都是哈哈大笑了一番，还有人讲：“他要是能搞发明就不会来坐牢了。”能向他们提出这一点要求，我显然是认准了其中几个项目的，显然是下了决心一心要搞成的，我从来不喜欢半途而废被人看笑话。因为搞过营销企划，我知道不少简易的小创意或小发明看起来小，但却往往能创造出大的市场价值，营销学中所说的“小发明大市场”即是这个道理。例如“逆时针钟表”就是这样的例子。自己这些构想当中有几项就像“逆时针钟表”一样，是说破了谁都会做的，这样的构想我保留了两三个没敢写成申请书报上去，因为这些申请是要经过监区狱警、科室狱警，然后才到专利局的，这些人良莠不齐，我担心在走这个程式时会被人窃去创意。如果一个创意简单而市场价值又大，没理由不会被人窃取的，何况我是个狱中的犯人，被人窃取了自己也毫无办法。
搞发明计画夭折，材料被打回，无奈寄回老家
春节前我曾拿了一份申报材料找到刘顺辉，他推说要过年了，不仅监狱的人无心办公，专利局也一定无心办公。我一想也合理，于是等到了3月份才递交。至5月前，先后递交了6份简易小发明专利申请材料，包括相关图纸。但是毫无回音。本来这东西分监区帮助直接去专利局申请最为省事，但刘说这一定要报教育科，由教育科去跑申报，可教育科认为这种事情与生产相关，便又推给了生产科。生产科拖了一段时间派来了一位老狱警，要求我按规范化图示来画图，重新做一份材料，并追问我申报费用如何解决。费用我已与“师傅”张滨商量好了，他出钱与我合作。自这位老狱警离开后，一个多月无人理会。我着急了，连连致信给监狱长和教育科科长求问缘故。
5月中旬，生产科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是科长，他们把总计6份申报材料一并退还给我，说他们拿去谘询了专利局，那里的专家认为这些项目技术含量低，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因此不值得申报专利。他们还说，监狱没有义务帮办这些事，如果你还想申报，可以寄回家里，请家人帮办。我分辩说：“专利局没有资格评判发明的市场价值，而且也没有权力因为市场价值大小的判断而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它只能是根据项目是否有创新性、实用性，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至于市场价值只有获得了专利权并投入市场后，由市场来评判。我认为监狱也不能对其市场价值大小下定论，正是因为创新产品的前景具有不可预测性，商家才会对创新产品感兴趣，国家也才鼓励和保护创新产品。总之，我认为，无论价值大小我都具有申报权利，而且根据刑法，服刑人员有这个权利，监狱不应以市场价值大小为由予以阻止。”那科长不愿多说，冷冷地告诉我监狱已决定了，并说他们没那么多人力帮我跑这件事。说完后，不顾我的失望与愤怒扬长而去。我看见这6份材料上都有铅笔写的批注，全是“市场价值不大”、“无价值”、“没有申请必要”、“不可行”之类的结论性语言。我无法忍受这样草率的判定，我不相信这6项当中没有一项有价值，于是我擦去他们的铅笔批注，把材料又带回了监舍，收放在内务柜里。
接下来怎么办？是否寄到张滨家去？他家倒是出得起这笔申报费用，可我怕这当中有个闪失，便无法帮助到两个侄子。大哥呢？他哪能凑到这么一笔钱，家里又那么困难，寄给他不是雪上加霜吗？但是考虑了一个周，我觉得还是交给大哥比较放心，方式可以灵活些：如果他能凑够钱就申报，凑不够钱可以先留着，以后再办，而且也可以先报一项两项的，这样费钱少些。我把寄材料的想法说与祝君华，祝说要考虑考虑。过了几天，未见回复，我又找到祝，告诉他这是我最后一次求分监区办事，发明我再也不搞了，我不会再有什么事麻烦到你们。祝听我这样讲，才勉强答应下来，但仍说要先问问科室。一星期后，科室答复说纯粹的申报材料是可以寄的，祝才帮我寄了回去，我记得总共贴了5块6毛钱的邮票，那个极少说话的姓李的队长帮我垫付了0.8元邮票。随材料我还夹了一封给大哥的信，告诉他我以上的想法，请他量力而行，可报则报，不可报也不必勉强。但材料寄出后，我始终未能收到大哥的回信，至今也不知这些东西是否到了大哥手上。
给监狱长写信 ，请求改善精神病犯待遇
春节前后，我即发现分监区的狱警并不支持我搞这个，当时在给监狱长的求助信中提出了调队请求，当然监狱长是不会答复我的。于是又找到监区教导员要求调队，他倒是口头答应了，但说还得请示科室。教导员是个相当自大的人，我再次找他问调队的事时，他居然坐在椅子上，将脚高翘在椅子的扶手处，皮鞋就在离我面部20公分远的空中晃来晃去。按要求，我是蹲在他面前的，这种在皮鞋底下接受傲慢训话的景况令我极感屈辱，我当即背转过身不再理他。刘顺辉听说我要求调队，找我谈话时表示——“把你这种人调走，在任何监区都是求之不得的。可是，谁又愿意要你呢？”我想，他这两句话说的极对，而后一句就应该是我迟迟未能被调走的真正原因。
当时要求调队的目的，是希望换一个新的分监区，或许可以争取到对我搞小发明的支持。不料，后来生产科转达了监狱的意思，即监狱不支持，既然监狱都不支持，还能指望哪个分监区呢？此时倒是调不调队也无所谓了。我彻底死了心，我想，自己的那些构想若将来还有价值，出了监再试试看能不能为两个侄子谋点福利了，不过到那时，或许他们已能够自食其力了，我的帮助已不再重要。而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什么也做不到。
经过这么一番白费力气的挣扎，仍然无法帮到两个侄子，令我相当苦恼了一段时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想，要不今后还是继续搞写作？继续写长篇小说？可是劳动时间这么长，且不说没有星期天，即便是1个小时的午休都常常被取消，哪有闲余时间写长篇小说？大概写诗是可以的，然而面对如此令人丧气的环境，诗和我一样不希望来到这里。那么，做什么呢？小发明又无法搞，看来我出禁闭仓是个错误，要不，还是继续拒绝超时劳动，回禁闭仓去独自坚持我的“6天8小时工作论”？
回到分监区后的这几个月当中，我也并非那么“规矩”，其实是无法“规矩”的。对于禁闭巷那些犯人，尤其是精神病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我本想待自己出了监再去设法披露它，借用外力来改变它，为这些可怜的人解除痛苦。但转念一想，我出监还得6年多，假如现在写信给监狱长，以人性共通的语言来劝说他，倘若能够引起他的良心发现，主动来作为，岂不是可以提前好几年解除这些人的痛苦？那又何必要等到6年后我出狱呢？
于是，就禁闭巷精神病犯的残酷处境我写了一封信给邹月宏监狱长，劝他从人性与法理出发，给他们以人道的待遇，该治疗的送精神病院治疗，该保外的保外，而不应长期囚禁在阴湿的禁闭仓里，并且还给套上脚镣。
请求改善贫困犯待遇，监狱长不予理会
与此同时，我还给监狱长写了一封建议信，其中有两条建议。第一条是建议将各分监区的废品回收收入集中起来，设立“困难服刑人员救助基金”，用于解决“三无”犯的日常用品问题，或对其困难子女进行适当的资助。通过我的观察了解，一个分监区一年下来，足有5000-10000元的废品回收收入，这些废品包括犯人购物后丢弃的包装箱、饮料罐、废纸，以及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铁、废塑胶、废布、废棉等。这些收入过去全是被狱警拿去吃喝了，很是可惜。我将这个建议说与祝君华时，他首先是掩饰，说：“没有没有，哪有这么多。”我突然醒悟到这吃喝也有他一份的，他自然本能地要保护这笔开销。何况，连省局拨给犯人的凉茶费他们都敢吃喝消费，怎么能指望他们会主动捐出这笔钱来！“三无”犯的生活是相当凄苦的，既要忍受物质匮乏之苦，又要承受在有钱犯人当中尴尬生存的精神之苦，还要承受对贫困子女的忧愁之苦。比如，今年过年，仍是30名“三无”犯分享15斤“党和政府”给予的节日苹果，而且还是又小又烂的劣质苹果。
有一个叫戴文选的新疆籍新犯，下队后几个月里身无分文，每月5元的“政策性零用钱”又要被扣住，留那20元的账底，所以牙膏、手纸、肥皂、洗衣粉均成了大问题。找别的犯人要，又由于他平素个性太强，总不甘居于人下，以至于人缘太差，而无人愿意帮他。我虽然同情他，可我也是个贫困犯，无力帮到他。后来我说你找警察吧，《警察法》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么。戴说干就干，几天后就直接找祝君华要，祝毫无准备，就指示另一个管教，要他负责办理，那管教又找到事务犯，由事务犯负责给戴凑了一点日用品。最终羊毛还是出在了羊身上。
这个建议写上去后，未有回复，后来我又将它写信推荐给教育科许科长。在给许科长的信中，我说：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得人心，并且完全可以推广成为一种通行全国劳改系统的模式，那么作为创造了这一民心模式的韶监教育科，您岂不是居功莫大焉？言下之意，等于告诉他——这既是为犯人好，也是为他个人创造一个仕途晋升的好机会。许后来找我谈话，说这个方案推行的话有较大阻力，有待研究，但他没有说明阻力何在。事后我思量，他肯定还是害怕开罪于各分监区的既得利益者们。
给监狱长的另一个建议，是希望把我已修改誊抄好的长篇小说《白色的春天》捐出来，我完全放弃著作权，也不要任何经济收益，不署我的名字，用它的出版收入作为启动资金，创立一个救助基金，专门救助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如同我那两个侄儿。但一两个月后，亦未见回音，我便又追一封信，说若觉得启动基金困难，就将它的出版收入全部用于建一所希望小学。当时我考虑，我没有出版权，等出监后剥夺政治权利期满，这书或许早已过时，不如现在全部捐出去，为社会作一点贡献。为了表明心意的诚恳，我还在信中保证：永不说出我是这无名小说的作者。
看来我的这个建议仍是他们眼中的可笑之举，终究无人理会。后来我找到一本有关知识产权的书，其中写明著作权的转让只是指财产权，而其中的署名权不可转让，或许正是这个署名权使他们对我的建议根本不予置评，因为他们可绝不能帮“反共分子”出书，助他出名啊！
有钱就可以买到“省级积极分子”
春节时，大哥给我寄了300元钱，这没有让我感到高兴，只是让我对家人的负罪感更加深切。我没有用这钱去买任何“年货”。有钱的犯人们又是订干货，又是订炒菜，还有丰足的水果饮料，大包小包好不热闹。韦福芝原本预料春节前能出监的，不料因为与祝君华闹了矛盾，这下减不了刑，只能再等1年了。因为这个原因，老韦心情不太好，加上家里寄的钱尚未到账，他也没买任何“年货”。张滨在腊月29那天，提了一包花生、糖果之类的东西给了我，我就将这包东西全拿给了老韦。
陈育东原来和我在8仓住过，他是从少管所送来的，因为肺结核住了半年院，刚好也就是我坐禁闭的那半年里。陈在医院时帮病房值一些班，也挣了6个嘉奖，加上在分监区时挣的5个，他完全有资格评一个“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但医院说他应回分监区评，分监区则认为他应在医院评，推来推去，他两头都没评着，于是气愤地找到我，请我帮忙写封投诉信给监狱长。这信居然难得地有了回复，他的“积极分子”最终由狱政科给批了下来。可能是为了表示答谢，他年前也提了一包糖果给我，我就用他的这包糖果打发了三天的年假。
“积极分子”的评比向来是一面黑一面光。我是被安排在6楼剪线头的，我看见质检台后面总有两个广东籍老犯成天不怎么干活，只是躲在台案后吹水（聊天），而年终这俩人都是“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按规定，狱警不能使用犯人提供的私人劳务，但祝君华就让一名行过医的犯人做了他的“私人医生”。这名犯人针灸推拿有一手，而祝又长期患肩周炎，所以这名犯人的主要“改造任务”就是为祝针灸推拿，不必再从事车间劳动，年终还因此评上了“积极分子”。不少狱警为了混个文凭，好用以评职称、谋晋升，所以会报名参加自学考试、电大或函授，实际上这种文凭水分很大，他们平时作业甚至考试就找有文化的犯人充当“枪手”，只要“枪手”当得好，考核成绩自然也有了人为保障。
在这期间，我遇到过看守所时同过仓的郑永球和崔世明，这两人因为“有料”，投牢即有不错的待遇。郑先在二监区混了几个月，然后调到了花组，花组直属生活卫生科管，负责狱内花草树木的修剪，是全监最舒服的去所，许多“有料”的犯人想去还去不了。所以，听说是花组的，大家都明白，那必是相当“有料”的犯人。我在禁闭仓时，曾来过一个花组的犯人，是因打架禁闭的，他一入禁闭仓就有狱警来照应，给他木板床、双份的被子，还给他烟抽。崔世明一投牢就分在了教研组，不时与电教中心的几个犯人跑着搞“狱内新闻”的采访，这是比郑永球还舒服体面的差事。对这二人的“优待”，是我在看守所时就预料到的，现在的狱警，不腐败才不正常。
我回分监区后，徐斌已调回监仓任夜班监督岗，不再做车间调度，原因是他与一名犯人在厕所私下斗殴，后被人举报到监狱，监狱要求查处，祝君华便如此偷梁换柱作了处理。后来老韦悄悄告诉我，这举报信是他写的。祝君华一直是徐的保护人，尽管徐不断打人、骂人、出事，但总是顺风顺水，如今这夜班监督岗其实比车间调度更舒服，晚上只值4小时班，白天整天睡觉，成绩还照拿，岂不美哉！年底徐还评上了“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并报了两年的减刑。众犯看到这样的结果，只能哀叹爹妈钱少，比不得人家。
没钱就干苦力，有钱不花，狱警会整到你花
有钱犯人也有很小气的。与张滨相当要好的一个姓韩的广州犯人，因姐姐嫁到了美国，所以来钱容易，平素账上总陈列着上万块钱。监狱组织买书时，他就专挑贵的买，比如480元的《辞海》，买回来也只是放在床头而已，几乎就没怎么用过。尽管钱多，买东西也挺气派，可这人的小气却是出了名的，不但对犯人，对狱警也是舍不得花一点钱，所以，他就一直在生产线上干力气活。狱警们哪容他“铁公鸡”不出粮，找岔子刁难他，借题发挥扣他的分，并把他拉到监区去批。通过一系列手段的锤炼打造，这小子几个月后居然直升为监督岗，不仅脱了产，还谋得了显要的改造“职位”。这种坐火箭般的提升，令所有犯人大跌眼镜，就有熟知他的人传言——韩终于顶不住压力，让家人破了财，破财消灾啊，所以才如此突然地改变了处境。
左华全是平时很信赖我的贫困犯，时常找我聊天、诉说苦闷。我也是贫困犯，平时与我走得近的大都是贫困犯，我们这群犯人好似过去的“贫协”，彼此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些共同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减轻贫困的尴尬和压力。左华全是重庆合川县人，因伤害罪被判死缓，他有一个小女儿寄养在父母家中。左华全最惦念的人除了女儿就是姐姐，他说姐姐从小对他好，他说自己如果能活着出去，唯一的牵挂就是补偿女儿和报答姐姐。他还给我看了女儿和姐姐的照片，小女儿非常可爱，完全不像他这般黑。他说在老家，别人都叫他“左三儿”或“黑三儿”。我总是和他开玩笑，叫他女儿为“佐丹奴”，日子久了，他竟也习惯了，每当与我讲他女儿时，开口就说“我佐丹奴”如何如何。他好几年没有钱来、没有接见、也没有通信。突然有一天，狱警找到他，要他赶快给家里回封信，说他老母亲好几年收不到他的信，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写信来监狱，请监狱帮忙找找他儿子。左华全说他特别讨厌干手工活，只喜欢干力气活，可是这监狱又没有什么力气活给他干，所以他干起活来总是觉得不顺心也不顺手。踩衣车他学了两三年，也还是个新手，任务完不成，狱警铐他电他，回到仓里他就用烟头将手腕烧出一块块铜钱大的伤疤，以泄心中的忿闷。
“党的阳光”照不到的人当中，除了左华全，麦荣也算一个。麦荣是广东人，很小的个子，因为患有大脖子病，曾受照顾被安排去做仓管，管理布料和成衣。可是没多久，他就给“大佬”们排挤走了。麦荣平时很老实，一年下来却只有三四个嘉奖，因而，总是忿忿不平，走起路来也总是一副气狠狠的样子。他的两肋特别敏感，即使是隔着衣服用手一摸，他都会立即敏感地蹲到地上，因此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让人摸的，谁摸跟谁急，只是除了我——他和我吹牛时老爱抬杠，他一抬杠我就把他“摸”趴下。麦荣的大脚趾长得非常难看，没有指甲，很像是一截被火烧烂的柴头，他告诉我那是在派出所时，公安打他打得太狠，他踢了公安一脚，公安就用钳子把他脚大拇指的指甲给拔了。
狱警是不可以轻易顶撞的，你顶撞了他，轻的处罚是打你，重的处罚是成几年时间里不给你成绩，没有刑减急死你。有一个无期犯就因为顶撞了狱警，害得他四年多也得不到改判（按法定是两年改判）。
秀才被打，背上的创口上尺长
打人依然是六·一如今的家常便饭。一天晚上开工时，李建华未站好队列，余荣存将他叫出来一脚踹倒。“秀才”和杨碧浓、左华全等人一天因为未完成生产任务，中午被罚抄“58条”，他们由于太累，想休息，所以不抄，祝君华就把他们叫到大院里，用一根木条狠抽。“秀才”回来后给我看背，背上有几条上尺长的创口。有一次一名事务犯私拿了几条生产线上的牛仔裤，而这个事务犯曾经将“秀才”排挤出库房，“秀才”认为这下总算找到了报仇机会，遂将此事报告了狱警。不料这裤子正是给一位狱警做的，这位狱警又和余荣存同值一个班，为了表示对同事两肋插刀，余荣存把“秀才”叫去值班室，当着那个狱警的面，打了他一顿耳光。还有一天收工，新狱警谢中华带队，回监仓抄身时因为下雨，犯人们以为要进了仓在大厅抄身（雨天一般是这么做的），于是全涌了进去。谢大怒，叫出6名排头的犯人，逐个扇耳光，扇完了耳光还未解气，又冲着犯群大骂一通。5月份，一名新下队的姓杨的犯人出车间时忘了报数，被刘顺辉打了一顿。一天晚上加班时，戴文选被一个粗壮的河南犯人打了，他去报告值班的陆文伟，哪料陆文伟早已对他干活不卖力怀恨在心，顺势又给了他一顿打。……等等。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亲眼所见狱警打人的事就不下这五六单。
绝食抗议超时劳动，亲眼看着陶君出监
长时间的超时劳动毫无改变的意思，星期天也是根本没有的，有时还加通宵班。所好的是，加通宵班次日有一天觉睡，可如果是加班到晚上12:00，就没有白天休息，次日仍得6:00起床，7:00开工。但是，分监区的开工工时记录却做了两套，一套是真实记录，这个可以随时藏起来或毁掉。另一套是标准的6天8小时工作制的开工工时记录，每隔6天，有一栏写着：“星期天、休息”。我看到这个记录本的时候是3月份，但6天8小时的开工记录已写到了5月份，显然这是提前编制好的，用以应付省局或其他方面检查的。
连续这么加班，人是很难吃得消的。有一次连续三天加班到晚上10:30以后，午休也被取消，第三天晚上居然加到了12:30才收工（那晚是刘顺辉当班）。我愤怒极了，再也不管什么发明不发明（那时我正在忙这个），次日早晨找到祝君华，告诉他我已开始绝食，我要求见省监管局局长。祝君华吃了一惊，我能看见他脸色发黑，表情凝重，或许他以为我是要控告他们贪赃枉法。其实我的目的仅是想当面问问监管局长：监狱到底该不该实行6天8小时工作制？如果该，到底什么时候才实行？我想，监管局长是管监狱的，我是他管下的国民，所以我认为自己要求会见他的请求并不过分。
但这次绝食在第7天时失败，当时他们把我送到了医院，准备捆在床上强制灌食和强制打点滴。说实话，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在院长威胁给我半小时的考虑时间里，看到绝食已失去意义，求见局长已不可能，我最后改变了主意：答应复食，但要求会见监狱长。狱警们满口答应，但在逼我喝下汤食后，再也没有人理会我的请求。在医院期间，我还曾跪下来请求刑罚执行科袁科长，请他向监管局转告我求见局长的请求，但袁只是做了一番官样谈话后，抽身离去。这次绝食完全是一场白费，仍是什么也没有争取到。我只是再次做了一件半途而废的事。
这几个月里，出收工时与陶君见到过几次，他告诉我自己4月16日刑满。4月16日这天早晨，我不时悄悄站在车间六楼的窗口，向陶君所在的监舍方向张望。9:00左右，陶君和一位狱警走出了监舍，他穿着一件白衬衣，外套一件黑马甲，显得精精神神，一边与狱警说笑一边向教学楼方向走去。出监手续是在教学楼一楼办理，我无法看到他走出大门，只能在远处默默祝愿他平安顺利，不会再有牢狱之灾。
（陶君逃亡美国后，在作者快出狱前后，发的推特“寻人启事”。）
向省高院、省高检控告韶关监狱违法，毫无回音
有一天，翻看一本法律汇编时，偶然读到了《行政诉讼法》，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就监狱里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让他们自己的法院来判定他们自己的监狱是否违法？我仔细研读了一番这些文件，发现根据当局颁布的这些法律的书面精神，这么做是可以的。我打算再作一次尝试，哪怕最终被证明又是一次“天真”和“幼稚”之举。我写了一份行政诉讼状，通过监狱信箱寄给了省高院民事庭。根据《监狱法》和“狱务公开制度”的书面精神，犯人可以向上级司法机构控告和投诉，并且还明文规定：控告信不受检查。
在这份诉讼状里，我提出了两项控告：1、韶关监狱严重超时劳役犯人，不给犯人星期天，使犯人每周强制劳动时间超过70小时，属严重违反《监狱法》和《劳动法》的行为；2、韶关监狱等广东所属监狱有一个通行的不成文“规矩”——犯人见狱警时必须单膝蹲下，我认为这个“规矩”无任何法律依据，属侮辱人格行为，应视为违反《监狱法》和《宪法》中有关公民人格权的相关条款。
信投出去后很久未见回音。后来和一位狱警谈话时，我试探着问他：犯人的控告信侦察科扣不扣、拆不拆？他哈哈大笑：“侦察科什么信不敢查？把你的信拆了，丢到垃圾桶里去，你又没挂号，谁来追究他？”我半信半疑，终究还是觉得不踏实。恰好，这时有一位私下曾表示支持我的犯人告诉我，他可以通过相熟的厂家师傅传信，那师傅是他同乡。于是我又通过他追投了一封控告信。
与此同时，我还向省高检投了一封控告韶关监狱犯“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刑事控告信，列举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1、普遍存在长期禁闭或变相长期禁闭犯人现象，严重超出法定禁闭7-15天期限；2、经常在禁闭仓对犯人采用钉镣的残酷处罚，有的犯人甚至被钉镣长达数月；3、长期虐待精神病犯，把他们长期关闭在阴湿多蚊的禁闭仓里，而且不予治疗或应付治疗，并还加戴铁镣；4、大面积严重超时劳役犯人；5、大量存在狱警殴打犯人行为。
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这些信都毫无回音。一天正在干活时，监区狱警把我叫出车间，并带到了教学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我看见潘浩副监狱长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后，狱政科长和侦察科长在一旁陪着他。显然是要找我谈话，或者说是作“个别教育”。潘浩的桌面上放了一本厚厚的法律书籍，以及别的参考书籍，看样子是有备而来，打算要与我展开“辩论”的。可我并不想辩论，我的意见说一千道一万，核心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要求6天8小时工作制！
副监狱长潘浩：我可以认为加班是劳动技能培训呀
潘浩说我寄给监狱长的几封信他都看了，今天来专门作一答复。他说：“你提出捐献小说一事，明显不可能，因为你处于剥权期（剥夺政治权利）。你提出利用废品回收收入搞‘困难服刑人员救助基金’，这个我们会考虑，但结果很难说。不过，对困难服刑人员我们历来都是有特别照顾的。至于你提出的精神病犯待遇问题，这个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已将他们全搬到了一个专门的房间，这是一个可以提供治疗的环境，情况已经有了很好的改善；同时，我们还积极动员犯人家属来办理保外，可就是有些家属不肯来保他们的亲属。至于搞发明创造，我们的意见还是希望你出去了再搞，监狱里毕竟条件有限，但如果是有关本监狱生产的技术革新，我们也支持。那么，至于其他的呢，我想你主要还是关心劳动时间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不妨先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说：“我的想法很简单，根据《监狱法》、‘狱务公开制度’及省局有关规定，理应实行6天8小时工作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面积的严重超时。监狱长您是人，我们也是人，让您管辖下的人如此痛苦地生活，您难道于心可忍吗？”
潘浩打开《监狱法》和《劳动法》的一些条款（提前已折好页）给我念，说根据这些法律条文，犯人首先有完成任务的义务。我说：“关键就在于这个任务，因为任务并无法定，所以分监区和监狱就自己任意定，而犯人与监狱员警又处于不对等的法律地位，犯人在这个问题上无话事权，监狱员警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定任务，往往严重超出犯人承受能力。那么为了完成任务，你们只好驱赶犯人以超长劳动时间来完成超高的劳动任务。省局有关档规定，应以80%人能完成的量来定任务，而实际执行中，往往是以20%、10%，甚至5%人能完成的量来定任务，更有甚者，还定出根本无人能完成的任务来。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地压榨犯人呢？作为司法者，首先应当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而你们却将法律法规置若罔闻，明知故犯，又如何有资格教育罪犯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呢？”
潘浩说：“我可以不认为是加班，而是劳动技能培训呀？”这个说法，祝君华对分监区犯人训话时也曾使用过。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如此流氓的“理论”居然也能出自一个副监狱长之口，我气愤得几乎语言都哽住了，过了好几分钟才镇静下情绪来。我开口驳斥他：“监狱也是政府的一级机关，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是要讲诚信，加班就是加班，怎么可以强词夺理说成是劳动技能培训？既然是培训，您为什么不在8小时以内培训？作为监狱长，居然能将加班说成是劳动技能培训，您缺乏最起码的谈话诚意，我真不知我该如何与您谈下去。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看到潘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红，表情有些尴尬。但很快，他又强作镇定，正了正腔，总结道：“尽管管理上存在许多你们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在不断进步，不断努力，你看过去那些旧房都在推倒，我们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监狱，干警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你看现在已经没有打犯人的事情发生了……”听到此处，我插话道：“潘监狱长，事实情况应该不是这样，比如六·一分监区，仅仅是5月份一个月，我至少可以给您举出10例干警打犯人的事来。您要不要我举出来？”潘显得张口结舌，迟疑了片刻，又开始自打圆场：“这个，这个我们要调查的，这种事我们一直是不允许的。不过你也知道，我们中国是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出这种事也是难免的，希望你能够正确理解。”
禁闭巷被推倒，精神病犯被幽闭到医院一间屋子里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解叫“正确理解”。我不想再与他辩论下去，这其实根本就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对待犯人挨打后的投诉，他们基本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根本就不予回应，因为打人的狱警是他们自己的同志，所以在处理上对被殴打的犯人而言是绝对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也因为向来如此处理，犯人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大多数犯人挨了打，一方面出于为今后的减刑考虑，一方面是知道监狱方也不会认真处理或者根本不予处理，所以一般都选择默默忍受，而不愿控告。天长日久，“控告”已经成了监狱里一个非常可笑的词，狱警们嘲笑这个词，犯人们也嘲笑这个词。法治失去了公信，有法与无法就没有多少区别了，“无法”也便“无天”，囚犯们的心灵中失去了最后的凭依，成了真正的无依无靠的草根群落。
潘浩讲的有一点没错，我在车间大楼六楼开工时，能看见原来新收监区那些旧房正在被推倒，包括关过我的禁闭巷（现已转用女犯禁闭巷）。新的围墙也在建设之中，据说省局将分几年总计投入3亿元来改造韶关监狱的硬体设施。我只是觉得可惜：一来他们虐待囚犯的罪证随着推土机的轰鸣被填埋；二来这笔钱如果拿去救助贫弱人口或失学少儿，它产生的社会效益绝对远远胜过建设监狱。再说这样的管理体制下，硬体哪怕是建设成五星级酒店，依然也改变不了犯人们肉体与精神上的非人待遇；相反，如果制度是人性化的，是关怀人的基本权益的，即使是住草棚茅屋，人也会感觉到温暖，而没有那么多的痛苦。而与此同时，我还听到犯人们对新建的围墙的议论，说是工程承建商称——即使是原定的600万元的造价，他都还有200万元赚的，但现在的预算都追加到了800万，不知这其中是否有猫腻，如果有，则属正常，如果没有，那要么是假的，要么是不正常的。在腐败的中国，尤其是韶关监狱，即便是建个公厕，都免不了黑色交易和行贿受贿。
精神病犯是被搬到了医院一楼的一间屋子里，十几个人集中在一起，屋子里修了很低的木板铺，好似地铺。那些精神病犯们被囚禁在里面躺得横七竖八，成天在那里鬼哭狼嚎，不时发出阵阵的怪叫。这些情况是我出收工路过医院时从那些铁丝网封住的窗子里看到的。这难道就是潘浩所说的——“条件已有了很好的改善”？我不知道这种“改善”与我的那封信有没有关系，如果这是缘于我的那封信，那么我只会感到一种罪过。
总的看来，与潘浩的谈话就好像阅读我国政府发布的各种白皮书，那里面只有粉饰，而绝无真相，因此我会觉得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就越读不下去，所以，最终只能是不欢而散。临走时，潘浩告诉我，我提出的调队请求他们会考虑的。其实此时小发明也无法再搞了，调不调队于我已无所谓了。
但是，几天之后，应该是6月3日，我被调到了五·一分监区。
（作者在芬兰萨沃林纳与来自各国的难民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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