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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囚徒的夢想》第八章、織布隊勞改新兵
下織布隊，結識犯人書法家韋福芝
下到六·一分監區后，我們這10個人享受的是「新犯待遇」：集體娛樂時整齊排坐在大廳一側，練習打結頭（織布工必練技能）；別人開工時間我們在監舍大院里繼續操練；每餐吃完飯，我們10個人搞大廳衛生，洗飯桶菜盆，以及每天兩次的過道、門窗清潔。
織布過程中如果遇到斷紗，就要打結頭。質檢張希美從車間帶來了一大把粗紗細紗，要求我們不停地將其扯斷再打上結頭，手勢是他教的，並要求練到每分鐘打10個以上。我們向獄警說已操練過，但他們認為五·三那裡的新犯教育向來是應付差事的，所以新犯下隊后一定要「回回爐」。操練時獄警安排一個叫廖新華的新犯叫口令，廖是湖南人，曾在部隊學過軍醫，混到過副連級職位，因詐騙罪被判了10年刑。廖的長相特別像林彪，我曾說與他人聽，卻沒有幾個知道林彪的，原來對80年代出生的這些年輕人來說，林彪已經是「古老」的過去了。我老是覺得奇怪，像廖這種一看就無法信任的人，居然還能詐騙成功？他的同案叫王天雲，很胖，分到了五·一分監區，聽說那是全監條件最好的隊，只有「有料」的犯人才去得了，而廖在外時是給王天雲打工的，不如王「有料」，所以與我一般，下到了幹活的隊。廖或許是對監獄尚未適應，初始叫口令，還有些膽怯，發音都驚顫顫的，聽不準確，幾天後稍有改善，但是一見有獄警出現，立刻表現出極度誠惶誠恐的樣子，動作與聲音又開始變形，面部表情亦僵硬扭曲起來，色澤鐵青，並冒出一層汗來，看得出是極想表現好又極怕表現不好的情況下的嚴重失態。
抽背「58條」很順利，全都流利過關，那個胖獄警比較滿意。於是操練之餘不再背「58條」，時不時地隨一個酷似「地獄之鬼」的老犯搞衛生。這個老犯全身髒得如殺豬匠，衣服上到處都是泛著光亮的油漬，時刻不離一雙沾滿泥垢的水鞋，他指揮我們一會兒拖大廳，一會兒拖樓梯，一會兒擦窗子，一會兒擦牆壁。我在想：我們來之前，這些都是誰在搞呢？明擺著是欺負新犯。下隊的第一頓飯後我看見他是自己拖的大廳，只拖了一遍，輪到新犯，就得拖三遍。我感到心裏冒火，拖樓道時，「地獄之鬼」恰好從樓道下走上來，我順手在他腳后猛砸了一拖把，水濺了他滿鞋都是，那傢伙嚇得一蹦一跳迅速竄到了二樓樓梯口，然後回頭望瞭望我走了。我明白這人是典型的欺軟怕硬，拖了一半便停手不拖了，他下來后看見了也不說什麼，從我身邊經過時兩隻小眼睛滴溜溜地瞅住我，似乎是怕我再給他一拖把。從此以後，大廳我們只拖一遍，窗戶愛怎麼擦就怎麼擦，逢早餐吃饅頭時，他將剩餘的饅頭用盆子往鍋爐房抱時，我們攔住他拿幾個，他也沒什麼意見。
一天下午，在大廳看見一位胖胖的老頭，頭髮半白，卻相當有氣質，他是在大廳辦黑板報，歇手時我湊過去問：「您是不是老韋？」他笑著說是，於是就這麼認識了韋福芝。平常他在二樓圖書室里作賬、寫字畫畫，偶爾我去那裡翻翻書看，聊到我這個案子時，他將門半合住，低聲與我說：「你們做得對，只要有條件，我會支持你們！」這還是在監獄里第一次聽到事務犯這樣認同我。韋福芝是廣西柳州人，從小在書香門第長大，他的字是和祖父學的，祖父曾在民國時任過縣長，畫畫則是他入獄后才學的，我覺得他的畫不如字。他是因為買軍隊批文違規進口了一批日本摩托，在海關被查，軍方自然是不能受審的，於是罪責就歸到了他頭上，最終被判無期。』86年被捕，』91年來韶監，老韋至今已服刑近17年，當年35歲的壯年人，如今已成了52歲的老人。老韋告訴我，他前年參加了「吳道子當代書聖畫聖大賽」，拿了一等獎，按理應給予表揚獎勵，但獄方以並非監獄組織參賽為由，未予任何獎勵，反扣了獲獎證書，至今他還在向教育科索要。
說實話，這裏的監舍要比在新收時好不少，也是兩層平樓，儘管是1981年建成的，但起碼採光通風好了不少，床則是鐵架的，只是比較擁擠。麻煩的是，晚上監舍鐵門要上鎖，可監舍里又沒有廁所，小便時只好叫值班犯人來開鐵門，一開一鎖的咣當聲絕對可以吵醒一半人。兩層樓總計12個監倉，全隊大約有200人左右。我和一個叫李玉峰的陽山新犯分在8倉，總計16人住一個倉。每層樓都有個大廁所，沖涼、洗衣也都在這裏面，所好的是——它有分隔的便位便槽，便槽沖水龍頭雖然壞了，但可以從大池子里舀水來沖，空氣不再像新收的「廁所」那麼臭不可聞。可是，下隊后沒帶碗和筷（不讓帶），這裏也不發，居然要自己掏錢買，我哪有錢？無法解決，最終碗還是給我找了一隻舊的，畢竟獄警不敢不讓人吃飯，但筷子一定要自己買。一雙筷子1塊5，而庫房僅有5雙，只好買來合用。於是每頓飯我等別的新犯吃完再接過筷子來吃。喝水沒有杯，就用飯碗打水喝，監倉里倒是放了不少開水瓶，但老犯說那是私人物品，不可亂動，好在院子里經常停有水車（分監區自己燒開水供車間用），可以拿碗去打開水。
一周后，新犯要隨老犯去車間開工，新犯被編在隊伍的末尾，幾個管事犯在背後監督，誰要是走得不整齊，便上去推一把，我也被推過。感覺像是被打了一拳。車間是一層大廠房，安裝了60多台織布機，震耳欲聾地在轟鳴。開工分黑白班，白班早上7:00到晚上6:00，中午無休息；夜班晚上6:00到早上7:00。一般一人兩台機，技術不高的一人一台機，技術特別上乘的還有一人三台、四台的。10名新犯被安排給10名老犯，叫老犯為「師傅」，跟著他們學織布。
窮犯用不起衛生紙，一張報紙裁八塊擦屁股
每天能用於修改小說的時間不到兩小時，因為中午不回監舍的，是蹲在車間外的路上吃飯，頭頂不時還有樹葉落下。吃完午飯後馬上返回機位幹活，機器是不停的，得留有人守，吃完飯的人進來了就換守機器的人去吃。下午飯也是在車間吃，6:30列隊回監倉。晚上8:30前，新犯得留在大廳里練打結頭。8:30點完名后，得先沖涼、洗衣，然後坐下來修改小說，到10:30熄燈睡覺，的確不夠兩小時。就這樣，每天大約只能改3-4頁。
此時我不得不打開向別人要的那捲紙巾了，我仍堅持每次只扯30厘米左右。從深圳監獄帶上來的那小半塊香皂也用完了，只好將李明輝給的透明肥皂打開來用，儘管它的功用只是洗衣，但我沒辦法，洗衣、洗頭、洗澡全用它，而且相當珍惜，指望它能幫我再支撐一個月。睡我上鋪的犯人叫吳永亮，剛從少管所送上來1年多，河南人，因為都是北方人，所以待我不像其他老犯那麼冷酷，有時與我講講話。吳給了我一隻匙羹，解決了我沒筷子的麻煩。可是還有麻煩——早餐在監舍吃，中餐晚餐在車間吃，所以開工時得把碗與匙羹一同塞在行李車上，拉到車間去，收工后又得塞進行李車帶回來。過了沒幾天，鄰鋪一位姓郭的潮州人又送我一隻舊飯盒，於是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有衣架，我只好將衣服晾在鐵管上（這裏可以定時自己去晒衣場晾、收衣），郭的鄰鋪——陳育東看出了我的困窘，給了我兩個鐵絲衣架，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我的雜物分兩部分，不常用的用一個蛇皮袋子一紮丟在監倉上空的行李架上，行李架上儘是犯人們的皮箱、皮包、編織袋，我那個小包袱置身其中顯得格外寒磣；常用的東西則裝在從深圳監獄帶來的那隻膠桶里，放在鋪下，取東西時拖出來就行，方便得如抽屜一般。吳永亮知道我這裏取手紙方便，有一天上廁所便懶得到上鋪去拿，向我要，我拖出桶來一下扯了約有50多公分，我想別人肯定比我的標準高，多扯一些才是，卻沒料到吳大笑：「你太小氣了吧，這麼長怎麼夠！」遂將整卷手紙拿過去扯了一圈又一圈，足夠我用4-5次，真令我好生心疼了一陣。此後，他貪圖方便，常在這桶里扯手紙用，一扯就是一米多，一周下來這捲紙只剩下了一半，我心疼得不得了，今後怎麼辦呢？他哪裡知道我的窮呀！將剩下的半捲紙放到行李架上的蛇皮袋裡又不方便用，我想了個主意，一次扯下夠我用三四次的隨身攜帶，其餘的藏在桶底的鞋裡面（新收時又發了一雙「解放鞋」），他找不到也就會去用自己的了。
有一天在車間里，突然大便的慾望很強，而身上又忘了帶紙，去找了幾位新犯，都未帶紙，找到了丁佰勝時，他略一猶豫，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片報紙給了我。蹲在廁所時，將這報紙展開來，大約有一張A4紙那麼大，團成一團，利用皺紋來擦也是可以湊合的。我知道丁佰勝也是賬上沒錢，和我一樣，又不願去給有錢犯人做「馬仔」，所以只好這麼挺住。丁和我年齡相仿，但高很多，一臉的美髯，再配上俊朗的外貌，是個很帥氣的男子，這批新犯中，他是個比較令我尊敬的犯人，有性格、有自尊，從未向家裡寫信要錢，也恥于向別的犯人乞要。出了廁所后，我與他笑道：「我也窮得叮噹響，沒想到你比我還窮，都用起報紙了！」他說已用了很久了，都是從大廳的報夾上搞來的，一張報紙裁成8塊兒，可以用一個星期。
我的專管幹部劉順輝：你的信必須經過偵查科
下隊次日，監區一位「領導」找我去談了話，主要是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末了，他告訴我，接我們下隊的那個胖管教姓劉，若有事可以找他。我將自己打算抄完小說寄回家的想法與劉談了，劉說你先抄吧，抄完再說，並告訴我，可以多給外面的朋友、親人寫寫信，他是管信件收發的，我多寫點沒問題。我知道一般情況下，每月每人可發兩封，他如此對我講，倒令我多了一個心眼——真的沒問題嗎？記得在漢中監獄時，我只能和直系親屬通信，在這裡能和外面的朋友通信嗎？
在新收時，拉下臉向丘地仗要了那麼幾本信紙，我知道這是絕對不夠的，曾希望他能幫忙再解決一點，丘立即表現出了滑頭來，推說「你要給家裡寫信嘛，給外面朋友寫信嘛」，意思是向他們要。後來筆芯不夠，總找黎志文要也不妥，有一次丘找我去談他的文章的事，我順便提出請他暫借我一些紙和筆，我刑滿出獄后先還他這個帳再回家，丘又推說「嗨，和你外面的朋友寫信嘛」，就再也不提這個事。自尊心多少有些刺傷，但又確實不能累及困難的家人，於是我下了個狠心，向深圳幾位熟人寫了三封信，請他們給我寄來幾百元錢。信是交給丘地仗的，他答應得好好的，但兩個多月過去了，毫無音訊。這件事我的分析是：要麼這些熟人真的不肯理會我，要麼信是被壓在偵察科。我知道，對「政治犯」，所有信件是要偵察科經手的，但不知這裡是否亦如此，至少在漢中監獄和深圳監獄是如此。現在聽劉這麼講，我並不全信，即便是可以寫，我也不想再冒被人不睬的羞辱。但是，小說很快將改完，信紙和筆芯是馬上就要大量使用的，思索再三，我終於強壓心頭的不忍，向大哥寫了封信，請他聯繫我安康摯友趙守山或深圳另一熟人，讓他們給我暫寄幾百塊錢，如這二人不便聯繫，就請三哥寄200塊錢給我。我向大哥說明這錢是專用於購買紙、筆和郵寄書稿用的，我計算過，200塊錢足夠出監前寫作所需了。其他方面，如日用品和衣著鞋襪我都可以在這裏解決，無須操心。同時向大哥說明，由於二哥去世及大嫂重病和李婷的上學，他負擔太重，請他務必理解我的意圖，不要自己寄錢與我，否則我會於心不安。這是我長這麼大以來最艱難的一次開口，前後猶豫了兩個多月。信發出后，我一直擔心大哥會顧及自尊，自己寄錢給我。
一天下午，正在車間學織布，劉警官找我談話，問我為何請大哥聯繫別人給我寄錢，我向他解釋了原因，劉笑了笑：「你哥肯定不會向別人開口，肯定會自己寄錢給你的。」我聽罷感到很無奈。由於下隊后我始終未向外面的「朋友」寫信，劉或許以為我明曉他們的規矩，不會上他的當了，為了保持與我這個「特殊」犯人的良好溝通（他主管改造和獄偵事務，「特殊」犯人他負有較重「改造」責任），突然「坦誠」起來：「我是這裏最大的管教，犯人的信件是由曾管教負責收發的，但是你的信一定要我經手，最後還要經過獄偵科的，一般來說，你只能和直系親屬通信。」聽他這樣明講，我慶幸自己終於未輕信他上次說的話，否則又會將給「朋友」的信寄到狼窩裡去，也正因為這樣，此後與劉交往溝通時便不自主地會多留幾分，而不會盡言。分監區里的獄警按職務、資歷、警銜及所管事務分等級，不管事的叫「隊長」，只帶帶出收工隊伍，管事的但沒有官職的叫「管教」。在這個分監區，分監區長叫「主任」，另有兩個「副主任」，一個指導員。分監區總計約有14名獄警，除四個「官」而外，另有三名管教，其餘都叫隊長，按資歷排序，劉列第五，剛好介於「官」與「兵」之間，所以他說自己是最大的「管教」，大概相當於部隊里的「上等兵」吧。
談話中得知他叫劉順輝，他告訴我他也是』72年出生，與我同歲，畢業於廣東省司法警校（原稱勞改警校），至今已在這所監獄工作了9年，因為住在韶關城裡（他是韶關客家人），所以每天騎摩托車上下班。他說自己是正牌警校畢業，怎麼著也夠做個「副主任」吧，只是自己毫無官欲，樂於清淡生活，以至如今還是平民百姓。但聽他的語氣，明顯飽含失落、嫉恨與不甘，我知道，這人其實是極具官欲卻苦於無法實現，表面上又要裝作看淡紅塵的「偽隱士」。回到車間后，「師傅」張濱告訴我，劉過去是六·二分監區的副分監區長（即「副主任」），是因收了犯屬的好處被降職調來這裏的。在監獄系統里，犯這樣的錯誤，一般都是降職調離，換個監區繼續做獄警，嚴重一點的，則調到別的監獄。
變態管教：針扎犯人，買不起雨衣也挨罵
從監舍到車間，大約要走10分鐘，下雨天可麻煩，因為無人給新犯發雨衣雨鞋。賬上有錢的新犯自己買了雨衣，沒錢的但有老鄉的也有辦法找個破的舊的暫且抵擋。我既無錢又無老鄉，只好在雨天光著頭淋過去。第一個雨天，帶隊的是余榮存管教，一個長長的馬臉，陰沉如天空的烏雲，隨時都會下出毒雨，這人脾氣特別暴戾，說話聲音不大，但異常刻薄尖酸，常愛打人，聽老犯講他酷愛賭牌，又老輸，所以，把余火往往發泄在了犯人身上。我和丁佰勝等三四個犯人沒有雨衣草帽，一直淋著雨走，先是頭髮濕了，后是上衣濕了，最後是褲子與鞋。雨水從頭髮里流到眼睛、臉上、脖子里，而撐傘走在身邊的余卻視而不見。我知道按《監獄法》，監獄是要給犯人發放雨衣的，可是共產黨的官員像余這樣「知而不為」的太多了，「知而不為」是政府最大的腐敗啊，所謂「低效率」即是來源於此，然而，專制政府又如何能避免得了這個呢？此時已是11月份，秋寒在雨水裡顯得格外森冷，而看到如此漠不關心他人疾苦的公務員，心裏更是寒冷。我其實真想拒絕出工，不管他怎麼處理，可是考慮到小說的事，強忍了下來。我看了這些犯人的雨衣都是新舊不一、各式各樣的，有的印有「染整」字樣，可能是原來染整隊發的，大多數則是供應站賣的那種，有深藍色的，也有淺藍色的，其中一些非常陳舊的雨衣有可能是出監的犯人留給「後人」的。當日收工回來的路上，飄落有不少白色的塑膠薄膜，可能是其他監區犯人遮雨後丟下的，丁佰勝隨手揀了一張披在頭上，我不願揀，我寧願淋雨，我知道他們應該給我的是雨衣而不是這個東西。
又是一個雨天，我淋成一身水，去到車間，將外衣脫下來掛在窗子上晾，內衣則只好穿在身上暖干它。鞋沒有換的，也只好穿在腳上，走起路來裏面的水嘰咕嘰咕地響。收工時，雨下得更大，帶隊的仍是余榮存，集合完隊伍后，他扯起破鴨嗓子尖銳地吼叫道：「你們沒有雨衣的啊，怎麼捨不得去自己買？才二十幾塊錢，等我給你們買？等吧，等到出監那一天吧！啊？媽的，也不想想辦法，找塊塑膠紙不行嗎？什麼東西不能遮雨，偏他媽的光個腦袋給我難看？！」過去看史書上記載的那個皇帝，聽人說城外百姓沒飯吃，就奇怪地問——怎麼不吃肉粥？我總難相信真有其人，現在看來，余榮存若有幸登基，就會真有這樣的皇帝了。
還是這一天，收工回監舍門口時，獄警要抄身，就是將兩手從犯人的胸上、腰間摸一道過去，以防有違禁品帶進監舍。有個犯人兜里偷帶了顆針，余榮存抄身時手被扎了，余勃然大怒，翻出針來照那犯人身上猛扎一陣，邊扎邊怒罵不止，聲嘶力竭的樣子如喪考妣。
師傅張濱說：女犯最慘，每天只睡三四小時，還有人累死
每天勞動時間，白班算來是11個小時，夜班是12個小時，新犯只上白班。每天從早站到晚，我的腳痛得不時得蹲下去，但是一蹲下去，那個叫李初富的「車間調度」就會過來大聲呵斥。偶爾，那個叫畢永亮的「積委會主任」也會從辦公桌那裡走過來制止。晚上回去后，疼得用水泡住也止不住，不斷地拿在手裡捏。老犯說，你站一兩個月就不會痛了。果然，半個月後，腳腿就練出來了，不再那麼痛。此時，肉體沒什麼問題了，但卻覺得如此長時間緊張地幹活，既苦悶又辛苦，精神上的壓力迫得人夠嗆。《監獄法》不是說實行6天8小時工作制嗎？不但8小時見不到，星期天也是沒有的，只是每半個月輪換黑白班時偶爾會休一天。織布是精神高度緊張的活，如果稍有鬆懈，出一個蛛網或掉紗、雙經之類的問題，往往會影響當月的嘉獎，甚至全年的考核。
「師傅」張濱原判無期，已坐了10年，目前還有12年余刑。這人很和藹，廣州人，與我相當聊得來，他跟我講了這裏面許多的人情世故。他說早些時候犯人家屬給監獄捐錢捐車，可以換個好差，不用幹活照拿好成績，現在不能那麼做了，但是私底下給幹部使錢，一樣能謀到好差，一樣能拿到好成績。每年評的「積極分子」里，一部分是靠錢買來的，一部分是靠幹活掙來的，不給幹活的獎勵也不行呀，他畢竟還要搞生產呀，而且這樣做也好給人講——你看，幹得好的就有成績，我們沒有不公平嘛！這是說「監獄級積極分子」，「省級積極分子」就不同了，每年11個或12個，只有兩三個是靠幹活掙來的，那是裝門面的，防人說閑話的，其餘的全是關係犯、「有料」的犯人。畢竟一個「省積」可減2年刑，一個「監積」才減1年刑，差別多大呀！
張濱還講，在這裏，買成績的常規價格大致是：「監積」5千到1萬元，「省積」1萬至2萬元。現在保外就醫做不成了，前些年他們大量賣保外就醫，後來出了不少事，上面壓得緊，這條財路給他們自己玩死了。他說許多獄警其實都是當地的富翁，年收入十幾萬的正常，比如他原來所在監區的分監區長，每年就有10來萬收入，但他有一條，沒辦成的事，錢必會退回去，後來來了這個分監區，開上了別克轎車，還吹牛說是賭球贏來的。像監獄長，更是來錢，犯人家屬送錢，接加工單也可以收錢，供應站以前又是他老婆承包的，那時東西價格多貴呀，全監上萬犯人一年不買上千萬的貨？真是賺死了！聽說有小偷曾偷了他幾十萬塊錢和一把手槍，他卻不敢報案，幹部都傳言他是百萬富翁，只是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誰也不會難為誰，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這裏山高皇帝遠，搞錢方便。
張濱還說，我們這裏其實還不算辛苦，最辛苦的要數女犯，她們膽小老實，每天加班到晚上10點、11點甚至12點也不敢說個「不」字。你看她們一個個臉上灰塌塌的，都是累的，睡眠太少，女人睡眠不夠就難看。有個女犯上廁所時竟蹲在便槽里睡著了，監督崗鎖了廁所門后找不到她，報與獄警，懷疑是逃跑，一時間鬧得全監緊張。後來找到了她，關了禁閉，監獄長問她為何要逃跑，那女犯哭著說——我哪裡是逃跑，我是太困了，睡著了。監獄長又問，怎麼會那麼困？女犯又哭——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哪裡夠睡啊！
以前是將犯人的產值與獄警的獎金挂鉤的，所以獄警出於金錢驅動，拚命壓榨犯人的汗水與睡眠，只要你不死就行，幹活是越多越好。後來這樣到底還是出了事——有犯人累死累病，有犯人寫信向上級控告，於是產值不再與獎金挂鉤，只與政績相關。但政績依然是獄警們最大的利益驅動之一，所以壓得依然緊迫。比如現任的潘副監獄長，他原來是獄政科科長，有段時間下派到一監區主抓毛織加工，他將犯人分成許多小組，刺激犯人惡性競爭（爭嘉獎、爭減刑），同時拚命延長加班時間，居然將產值衝到了全監第一，於是他用犯人的血汗染紅了自己的頂子，榮升為副監獄長。逢到開大會時，他還不斷洋洋得意地介紹自己的「先進」經驗給其他獄警聽，似乎覺得自己這些東西也完全符合「三個代表」當中的「先進文化」或「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了。
關於累死人，張濱是聽他老鄉講的，那是在六·二分監區，說那個犯人沒錢，但很要強，不但自己要爭成績，而且還要賣產值給有錢的犯人換吃的用的。有一天回到監倉，他說很累，同倉犯人說你泡包面吃嘛，他說不吃了，很累很想睡。於是睡了以後就再也沒有醒來。犯人們都說他是累死的。
精打細算，每月5塊錢，一支牙膏用了四個月
監獄里的競爭機制是惡性和殘酷的，它不會按一般人的情況定任務，而是以成績最高的犯人的水準來定，永遠沒有止境，而嘉獎又只給三類犯人：成績高的、把成績買高的、有特別關照的。大多數犯人是不享有關照的，只能通過拼產值來搏嘉獎，於是落在後面的就拚命追趕，等你達到了原來的及格線，現行的及格線則早已被抬高了。完不成任務的拖班（他們有意不用「加班」二字，如同把失業偏說成「下崗」），直到完成再收工，否則電棍拳腳伺候。
到11月份，每個月5元的政策性零用錢我已積累夠了20元，再過一個月，我就可以買5元錢的日用品了（規定賬上要有20元留底，不能動用）。我還在算計怎麼買才能花好這下個月的5元錢，情況卻發生了令人心灰意冷的變化——《廣東監獄報》年度征訂，每個犯人一份，於是每個犯人被從賬上劃去了7元錢。少了這7元，我必須得再等兩個月才能買東西，而且僅僅能買3元錢的物品。我非常懊惱于不打商量就強行划賬，既然是訂報，也要根據自願啊，哪有這樣強買強賣的。好在，半個月後我收到了大哥寄來的200元錢匯款單，及一封信，信中大哥說他過段時間還會再給我寄200元錢。我明白，這錢是大哥自己的，他沒有如我信中所囑，聯繫我的朋友及三哥請他們幫忙。劉順輝說的真沒錯。我馬上回了封信，向大哥道謝，並請他別再寄錢，我已足夠開銷到出監。
過了幾天，又收到一封大哥的來信。打開信封，有一張巴掌大的剪報，是《陝西日報》介紹的一個「犯人作家」的故事，說那名犯人已在獄內改造小報上發稿10多萬字，獲得了多少多少減刑獎勵。大哥在信中說，他匯完錢后，突然看到這則報導，覺得可能於我有用，於是裁下寄來，希望給我一點啟發。對於大哥殷切的期盼，我真的很感動，但我實在無法向那種小報投稿，我無法承受更多對自己信仰與價值觀念的背叛，去寫那種違心之作。大哥在信中說沒想到二哥的去世會令我如此悲切，他告訴我自己也非常傷心，父母也一樣，如今他想將父母接到城裡來住，但得租房（他家不夠住），不過這還得徵求父母的意見。至於二哥的兩個孩子，目前學繼續在上，他和三哥等親友正合力在幫。
11月底，從深圳監獄帶上來的那半支牙膏終於告罄，這支牙膏支撐了我四個多月的口腔衛生。不得已，只好買點日用品：一支牙膏、一袋洗衣粉、兩卷0.8元的手紙、一塊硫磺香皂（最便宜的香皂），另加五本信紙、10支圓珠筆芯。同倉兩個廣東犯對我的寒酸和整天寫東西有意見，背後指我「寒嗇佬，連衣架都不買。」我剛入倉時，他們還因為我掉了門牙而譏笑我，也因為我沒錢而看不起我，不過，我倒都沒太在意。可是有一次我收錯了衣服，他們竟因為我是窮犯而報告幹部說我偷別人衣服，此後我去晒衣場收衣服，管晒衣場的蔡胖子前後看住我。這深深地傷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憤怒地沖蔡胖子劈頭大罵了一頓，這以後，他才不再跟住我。
有錢犯人可以雇馬仔，和管教同餐
犯人當中貧富劃分是相當嚴重的，有錢的犯人愁錢花不完（每月每人只限開支500元以內），沒錢的犯人卻連最基本的體面都無法保證。有錢的犯人每次購物是一件件的可口可樂、健力寶、碗面、餅乾、蛋糕、水果、罐頭及各式小菜、調料、油等，沒錢的只有靠每月5元政策性零用錢來精打細算。一般來說，有錢犯人也會出於體面和方便，雇個沒錢的做「馬仔」，於是就等於為窮犯提供了「就業機會」——可以跟著有吃有喝有用，「馬仔」的服務主要是：洗衣服、洗被單被套、洗碗筷、代搞監倉衛生（倉里規矩是每人一周）、幫搞內務、調菜（將買來的食品調製成菜）、洗水果。一部分窮犯放不下自尊，寧肯窮困，也不肯做「馬仔」，覺得做「馬仔」雖生活好過，但喪失人格，猶如漢奸侍奉皇軍般不可接受。
有錢的犯人不僅可以不幹活或少幹活，而且還能拿到很好的成績。這種犯人，既是部分窮犯討好的對象，也是一些獄警討好的對象。值監倉班的一些獄警就常找有錢的留倉犯人要吃的，比如速食麵、火腿腸、肉罐頭、醬油、調和油、水果、香煙、飲料等等，部分獄警甚至吃定了這口飯，形成了慣例，一到他的班，開飯時間，固定關係的犯人就已準備好了吃的煲給他。有些值監倉夜班的獄警，還要相應的犯人為他準備好「過癮」的畫刊雜誌，以供他「宵夜」，滿足他的性幻想。一個叫徐斌的犯人，當時是「積委會」副主任，同時又是車間總調度。聽老犯講，他的姐姐嫁給了澳門商人，姐夫來看他時，給分監區獄警留了3萬塊錢，要他們搞伙食吃掉它，
於是獄警們在車間值班室旁搞了個小伙房，由徐斌主廚，糧油酒菜全由獄警從監外買來，徐斌有時與他們一同吃喝，有時將菜用飯盒帶到車間調度室與其他幾個「大佬」同吃同喝。也因此，徐成了犯人當中很牛B的紅人，出收工的路上，他走在隊伍之外，與帶隊獄警談笑風生，吹賭球、吹吃喝等等，儼然是「同志」關係，「積委會」主任畢永亮也只好看在眼裡、忍在心裏。
每次在車間外的過道上吃飯，那些有錢的犯人們就圍成一圈，擺上自購的食品——如火腿腸、肉罐頭、泡菜、雞肉、水果等，伙吃伙喝，我和一些窮犯則擠著蹲在他們旁邊狹小的空地上，啃共產黨供應的粗菜淡飯。這裏不像家裡，再窮、吃得再差，是在自己家裡，沒人看到，可是在這裏，貧富如此近距離地面對面，尷尬是不用說地令人難受，尤其給一些窮犯以更強烈的自卑感，也給了他們更強烈的慾念——出去了一定要不擇手段地搞錢，有錢就是好，坐了牢都有吃有喝。許多搶劫犯、盜竊犯和詐騙、貪污、受賄犯，由於出事前已打好家底，來了監獄還可以吃存在家裡的老本，並且也可以吃得有滋有味。這些有錢犯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勢力範圍，例如開飯後，他們擁有固定的攤位。剛下隊時不明就裡，我們這些新犯常不小心蹲了他們的自定領地，便會遭到粗暴驅趕。
許多人患肺結核，有的因服藥變成聾子
監獄的大鍋飯是相當無味的，加上南方菜放鹽少，更是吃不慣。北方人還特別聞不慣鹹魚的腥味，一到吃鹹魚，我就只好吃白飯。監獄里以青菜為主，而且做得很粗放，往往是不切的，如吃草一般，即便是切，也是以寸為單位下刀的，所以我覺得自己在這裏真的是退化成了「草食動物」。偶爾會有一層絞成細條的肉絲肉汁鋪在菜桶表面，但只有半寸那麼厚，分飯的事務犯再一「貪污」，就更是所剩無幾，而且那肉基本是不褪毛的，看著那絨絨的豬毛，即使是肉，又如何有胃口吃下去呢？噁心！而且往往是豬腸、豬肺、豬肚一併絞碎混雜，真是五味俱全！「國慶節」時我巴望能吃上一頓肥肉片，但是沒有，僅有的一點雞肉，也被稀釋在了青菜之中，而且是以骨頭為主。整天幹活，餓得快，一到開飯前，肚子準是空的。對於分到手的那一碗飯，我是非常珍惜的，端著碗，我常擔心被人不小心碰倒，一旦失去這碗飯，就得等到下頓才有得吃，我不像別的犯人，可以有速食麵、餅乾和糕點充饑。因此，每頓吃飯時，我是著意選擇安全的地方蹲，並時刻留意對過往行人的閃避，而且始終牢牢抓住碗沿。
獄警對犯人大多都是漠不關心的，除非你家人給了他「關照費」。對犯人的健康亦是如此。因為缺少勞動保護，這裏的犯人肺結核感染較多，這個隊200多人，查出近50人感染，其中數名嚴重的送去住院。有一位叫張小明的犯人，住院半年後雙耳完全失聰，是屬於注射后藥物性耳聾，但監獄根本不管他的耳聾，歸隊后依然如故地要他參加勞動，報數時只須將他放在最後一個，便不會給獄警的管理造成任何麻煩。打紗組和織布組的犯人向獄警要口罩，並要求增加通風設施，減少紗塵，可是分監區長祝君華不耐煩了，開會時雙手叉腰，厲聲責罵：「咹？你們的命難道比外面工人的還貴？人家外面織布廠的工人還不一定戴口罩呢，你們就那麼怕死？」
有一個姓曾的犯人，廣東清遠人，才二十三歲。母親死後，她和姐姐隨父親生活，但父親整天只知打牌酗酒，實際上是姐姐把他帶大的，所以他非常尊敬和熱愛自己的姐姐。可是畜生不如的父親竟不斷強姦他的姐姐，他無法忍受姐姐的痛苦，便買來了幾斤豬肺，煲好湯加好鼠藥后叫父親來吃，父親很高興，又喊了兩個小侄子來一起吃，於是葯死了三個人。法院的人很同情他的境遇，又加上村民集體來保，只判了他個死緩。這孩子投牢后一直很鬱悶，姐姐每年來看他兩三次，每次來都哭得淚人一般。他的身體非常瘦弱，像個十五六歲的山區少年，顯然是幼時營養不良所致，加上出了這樣的案子和這樣的家境，他很難振作起精神來「投入改造」，死緩意味著漫漫二十年的刑期，勞改又是如此地艱辛，他顯然缺乏活出去的信心。但是獄警不管這些，照常逼他按任務勞動，他完不成任務，就逼他晚上回了監倉后抄「58條」，一次要抄5遍10遍的，他就只是哭，哭停了，只跟獄警說——我想死，真的想死，求你們打死我吧。獄警再逼，他仍是向他們求死。預警無奈，把他列為「抗改分子」孤立起來，不給他任何幫助，儘管已下隊兩年多，他依然如我一樣沒有雨衣，每次雨天出收工就光著頭淋雨。2003年10月份，他被視為頑劣犯調到了大西北，據說是新疆的勞改農場。
……
第一個韶關冬天，沒有冬衣，凍得瑟瑟發抖
因為缺了門牙，我與人講話時都儘可能偏著頭，不與人正對著臉，以防唾沫飛濺到別人臉上。每當織布機正常運轉時，我就和「師傅」張濱站在機后聊天（按他們廣州話叫「吹水」）。聽說我是「反共」的，他毫不猶豫地說「支持、支持」，「共產黨太壞了，你出去了要是搞組織，我也參加！」我不好說什麼，能表達給他的只有苦笑。張濱很關心我，時常拿些零食讓我一起吃，並告訴我，要多喝水，以防便秘。他還說這裏水質不好，容易得腎結石，也易於脫髮，不少犯人年紀輕輕就禿了頂，許多幹部不喝這裏的水，買礦泉水、純凈水喝。
真沒想到，韶關的冬天是如此寒冷，我根本沒有一點準備，寒風吹來與北方並無二致，冷得刺骨，晚上睡在床上，被子根本沒用，背底下好像冷氣在吹，凍得我蜷在被窩裡發抖。最難受的是蹲在廠房外的路上吃飯，褲管里冷風直鑽，手發抖得握不住筷子。坐在監倉里抄寫同樣冷得發抖，手腳全是冰涼的，經過一天勞作精神很睏乏，但還是得強迫自己把事情幹完。正好張濱一個同街坊的老鄉走了，他將自己的舊衣物連同這位老鄉的，收拾了一提包給我，其中有毛衣、線褲、毛背心、棉襪、線帽、手套。這些東西真是在寒冬里救了我，我深感這些所謂的罪犯，其實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務員」更具人性，從看守所到現在，我是靠犯人的幫助走下來的，如果不是他們的幫助，我無法寫作、無法刷牙、無法擦屁股、無法度過這個嚴冬。並且，我還將自己挑剩的衣物送了另兩個新犯，包括廖新華。「師傅」這一包衣物幫了三個新犯，我說給他時，他也顯得蠻開心。
又過了一段時間，監獄分下來了十套絨衣絨褲，是專門發給衣物不足的「三無人員」的（即無接見、無通信、無匯款）。儘管穿得有張濱送給的毛衣、內衣，但都太薄，我還是覺得挺冷，於是去找獄警要絨衣絨褲，獄警大聲斥責我——「你賬上不是有100多塊錢嗎？可以去供應站買呀，這些衣服不能給你！」他哪裡知道，這筆錢我是專門要來用以購買紙筆和郵寄書稿的，我怎麼能用它去購衣物呢！沒辦法，我只好將薄衣加多幾層來禦寒，無論如何，我不能動用那筆錢去買冬衣。
我將自己在寒冬之中的感觸寫成了一篇散文——《韶關的冬天》，我希望能將一個犯人的真實感想寫出來，投給《韶關日報》或《廣東監獄報》，我想真實的東西總是能夠動人的，而且在中國，真實因為稀缺總是會珍貴一些。我將稿子拿給韋福芝看，他看罷后對我說——這文章若放在台灣香港發表，一定很精彩，可惜在這裏不行，你還是自己收著吧，他們肯定接受不了。於是這篇散文我收了起來，後來遭禁閉時，被連同家信一併收走，封在了檔案袋裡。
（作者在泰國期間，和流亡朋友在中國大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左三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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