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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八章、织布队劳改新兵
下织布队，结识犯人书法家韦福芝
下到六·一分监区后，我们这10个人享受的是“新犯待遇”：集体娱乐时整齐排坐在大厅一侧，练习打结头（织布工必练技能）；别人开工时间我们在监舍大院里继续操练；每餐吃完饭，我们10个人搞大厅卫生，洗饭桶菜盆，以及每天两次的过道、门窗清洁。
织布过程中如果遇到断纱，就要打结头。质检张希美从车间带来了一大把粗纱细纱，要求我们不停地将其扯断再打上结头，手势是他教的，并要求练到每分钟打10个以上。我们向狱警说已操练过，但他们认为五·三那里的新犯教育向来是应付差事的，所以新犯下队后一定要“回回炉”。操练时狱警安排一个叫廖新华的新犯叫口令，廖是湖南人，曾在部队学过军医，混到过副连级职位，因诈骗罪被判了10年刑。廖的长相特别像林彪，我曾说与他人听，却没有几个知道林彪的，原来对80年代出生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林彪已经是“古老”的过去了。我老是觉得奇怪，像廖这种一看就无法信任的人，居然还能诈骗成功？他的同案叫王天云，很胖，分到了五·一分监区，听说那是全监条件最好的队，只有“有料”的犯人才去得了，而廖在外时是给王天云打工的，不如王“有料”，所以与我一般，下到了干活的队。廖或许是对监狱尚未适应，初始叫口令，还有些胆怯，发音都惊颤颤的，听不准确，几天后稍有改善，但是一见有狱警出现，立刻表现出极度诚惶诚恐的样子，动作与声音又开始变形，面部表情亦僵硬扭曲起来，色泽铁青，并冒出一层汗来，看得出是极想表现好又极怕表现不好的情况下的严重失态。
抽背“58条”很顺利，全都流利过关，那个胖狱警比较满意。于是操练之余不再背“58条”，时不时地随一个酷似“地狱之鬼”的老犯搞卫生。这个老犯全身脏得如杀猪匠，衣服上到处都是泛着光亮的油渍，时刻不离一双沾满泥垢的水鞋，他指挥我们一会儿拖大厅，一会儿拖楼梯，一会儿擦窗子，一会儿擦墙壁。我在想：我们来之前，这些都是谁在搞呢？明摆着是欺负新犯。下队的第一顿饭后我看见他是自己拖的大厅，只拖了一遍，轮到新犯，就得拖三遍。我感到心里冒火，拖楼道时，“地狱之鬼”恰好从楼道下走上来，我顺手在他脚后猛砸了一拖把，水溅了他满鞋都是，那家伙吓得一蹦一跳迅速窜到了二楼楼梯口，然后回头望瞭望我走了。我明白这人是典型的欺软怕硬，拖了一半便停手不拖了，他下来后看见了也不说什么，从我身边经过时两只小眼睛滴溜溜地瞅住我，似乎是怕我再给他一拖把。从此以后，大厅我们只拖一遍，窗户爱怎么擦就怎么擦，逢早餐吃馒头时，他将剩余的馒头用盆子往锅炉房抱时，我们拦住他拿几个，他也没什么意见。
一天下午，在大厅看见一位胖胖的老头，头发半白，却相当有气质，他是在大厅办黑板报，歇手时我凑过去问：“您是不是老韦？”他笑着说是，于是就这么认识了韦福芝。平常他在二楼图书室里作账、写字画画，偶尔我去那里翻翻书看，聊到我这个案子时，他将门半合住，低声与我说：“你们做得对，只要有条件，我会支持你们！”这还是在监狱里第一次听到事务犯这样认同我。韦福芝是广西柳州人，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他的字是和祖父学的，祖父曾在民国时任过县长，画画则是他入狱后才学的，我觉得他的画不如字。他是因为买军队批文违规进口了一批日本摩托，在海关被查，军方自然是不能受审的，于是罪责就归到了他头上，最终被判无期。’86年被捕，’91年来韶监，老韦至今已服刑近17年，当年35岁的壮年人，如今已成了52岁的老人。老韦告诉我，他前年参加了“吴道子当代书圣画圣大赛”，拿了一等奖，按理应给予表扬奖励，但狱方以并非监狱组织参赛为由，未予任何奖励，反扣了获奖证书，至今他还在向教育科索要。
说实话，这里的监舍要比在新收时好不少，也是两层平楼，尽管是1981年建成的，但起码采光通风好了不少，床则是铁架的，只是比较拥挤。麻烦的是，晚上监舍铁门要上锁，可监舍里又没有厕所，小便时只好叫值班犯人来开铁门，一开一锁的咣当声绝对可以吵醒一半人。两层楼总计12个监仓，全队大约有200人左右。我和一个叫李玉峰的阳山新犯分在8仓，总计16人住一个仓。每层楼都有个大厕所，冲凉、洗衣也都在这里面，所好的是——它有分隔的便位便槽，便槽冲水龙头虽然坏了，但可以从大池子里舀水来冲，空气不再像新收的“厕所”那么臭不可闻。可是，下队后没带碗和筷（不让带），这里也不发，居然要自己掏钱买，我哪有钱？无法解决，最终碗还是给我找了一只旧的，毕竟狱警不敢不让人吃饭，但筷子一定要自己买。一双筷子1块5，而库房仅有5双，只好买来合用。于是每顿饭我等别的新犯吃完再接过筷子来吃。喝水没有杯，就用饭碗打水喝，监仓里倒是放了不少开水瓶，但老犯说那是私人物品，不可乱动，好在院子里经常停有水车（分监区自己烧开水供车间用），可以拿碗去打开水。
一周后，新犯要随老犯去车间开工，新犯被编在队伍的末尾，几个管事犯在背后监督，谁要是走得不整齐，便上去推一把，我也被推过。感觉像是被打了一拳。车间是一层大厂房，安装了60多台织布机，震耳欲聋地在轰鸣。开工分黑白班，白班早上7:00到晚上6:00，中午无休息；夜班晚上6:00到早上7:00。一般一人两台机，技术不高的一人一台机，技术特别上乘的还有一人三台、四台的。10名新犯被安排给10名老犯，叫老犯为“师傅”，跟着他们学织布。
穷犯用不起卫生纸，一张报纸裁八块擦屁股
每天能用于修改小说的时间不到两小时，因为中午不回监舍的，是蹲在车间外的路上吃饭，头顶不时还有树叶落下。吃完午饭后马上返回机位干活，机器是不停的，得留有人守，吃完饭的人进来了就换守机器的人去吃。下午饭也是在车间吃，6:30列队回监仓。晚上8:30前，新犯得留在大厅里练打结头。8:30点完名后，得先冲凉、洗衣，然后坐下来修改小说，到10:30熄灯睡觉，的确不够两小时。就这样，每天大约只能改3-4页。
此时我不得不打开向别人要的那卷纸巾了，我仍坚持每次只扯30厘米左右。从深圳监狱带上来的那小半块香皂也用完了，只好将李明辉给的透明肥皂打开来用，尽管它的功用只是洗衣，但我没办法，洗衣、洗头、洗澡全用它，而且相当珍惜，指望它能帮我再支撑一个月。睡我上铺的犯人叫吴永亮，刚从少管所送上来1年多，河南人，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待我不像其他老犯那么冷酷，有时与我讲讲话。吴给了我一只匙羹，解决了我没筷子的麻烦。可是还有麻烦——早餐在监舍吃，中餐晚餐在车间吃，所以开工时得把碗与匙羹一同塞在行李车上，拉到车间去，收工后又得塞进行李车带回来。过了没几天，邻铺一位姓郭的潮州人又送我一只旧饭盒，于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衣架，我只好将衣服晾在铁管上（这里可以定时自己去晒衣场晾、收衣），郭的邻铺——陈育东看出了我的困窘，给了我两个铁丝衣架，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我的杂物分两部分，不常用的用一个蛇皮袋子一扎丢在监仓上空的行李架上，行李架上尽是犯人们的皮箱、皮包、编织袋，我那个小包袱置身其中显得格外寒碜；常用的东西则装在从深圳监狱带来的那只胶桶里，放在铺下，取东西时拖出来就行，方便得如抽屉一般。吴永亮知道我这里取手纸方便，有一天上厕所便懒得到上铺去拿，向我要，我拖出桶来一下扯了约有50多公分，我想别人肯定比我的标准高，多扯一些才是，却没料到吴大笑：“你太小气了吧，这么长怎么够！”遂将整卷手纸拿过去扯了一圈又一圈，足够我用4-5次，真令我好生心疼了一阵。此后，他贪图方便，常在这桶里扯手纸用，一扯就是一米多，一周下来这卷纸只剩下了一半，我心疼得不得了，今后怎么办呢？他哪里知道我的穷呀！将剩下的半卷纸放到行李架上的蛇皮袋里又不方便用，我想了个主意，一次扯下够我用三四次的随身携带，其余的藏在桶底的鞋里面（新收时又发了一双“解放鞋”），他找不到也就会去用自己的了。
有一天在车间里，突然大便的欲望很强，而身上又忘了带纸，去找了几位新犯，都未带纸，找到了丁佰胜时，他略一犹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片报纸给了我。蹲在厕所时，将这报纸展开来，大约有一张A4纸那么大，团成一团，利用皱纹来擦也是可以凑合的。我知道丁佰胜也是账上没钱，和我一样，又不愿去给有钱犯人做“马仔”，所以只好这么挺住。丁和我年龄相仿，但高很多，一脸的美髯，再配上俊朗的外貌，是个很帅气的男子，这批新犯中，他是个比较令我尊敬的犯人，有性格、有自尊，从未向家里写信要钱，也耻于向别的犯人乞要。出了厕所后，我与他笑道：“我也穷得叮当响，没想到你比我还穷，都用起报纸了！”他说已用了很久了，都是从大厅的报夹上搞来的，一张报纸裁成8块儿，可以用一个星期。
我的专管干部刘顺辉：你的信必须经过侦查科
下队次日，监区一位“领导”找我去谈了话，主要是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末了，他告诉我，接我们下队的那个胖管教姓刘，若有事可以找他。我将自己打算抄完小说寄回家的想法与刘谈了，刘说你先抄吧，抄完再说，并告诉我，可以多给外面的朋友、亲人写写信，他是管信件收发的，我多写点没问题。我知道一般情况下，每月每人可发两封，他如此对我讲，倒令我多了一个心眼——真的没问题吗？记得在汉中监狱时，我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在这里能和外面的朋友通信吗？
在新收时，拉下脸向丘地仗要了那么几本信纸，我知道这是绝对不够的，曾希望他能帮忙再解决一点，丘立即表现出了滑头来，推说“你要给家里写信嘛，给外面朋友写信嘛”，意思是向他们要。后来笔芯不够，总找黎志文要也不妥，有一次丘找我去谈他的文章的事，我顺便提出请他暂借我一些纸和笔，我刑满出狱后先还他这个帐再回家，丘又推说“嗨，和你外面的朋友写信嘛”，就再也不提这个事。自尊心多少有些刺伤，但又确实不能累及困难的家人，于是我下了个狠心，向深圳几位熟人写了三封信，请他们给我寄来几百元钱。信是交给丘地仗的，他答应得好好的，但两个多月过去了，毫无音讯。这件事我的分析是：要么这些熟人真的不肯理会我，要么信是被压在侦察科。我知道，对“政治犯”，所有信件是要侦察科经手的，但不知这里是否亦如此，至少在汉中监狱和深圳监狱是如此。现在听刘这么讲，我并不全信，即便是可以写，我也不想再冒被人不睬的羞辱。但是，小说很快将改完，信纸和笔芯是马上就要大量使用的，思索再三，我终于强压心头的不忍，向大哥写了封信，请他联系我安康挚友赵守山或深圳另一熟人，让他们给我暂寄几百块钱，如这二人不便联系，就请三哥寄200块钱给我。我向大哥说明这钱是专用于购买纸、笔和邮寄书稿用的，我计算过，200块钱足够出监前写作所需了。其他方面，如日用品和衣着鞋袜我都可以在这里解决，无须操心。同时向大哥说明，由于二哥去世及大嫂重病和李婷的上学，他负担太重，请他务必理解我的意图，不要自己寄钱与我，否则我会于心不安。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开口，前后犹豫了两个多月。信发出后，我一直担心大哥会顾及自尊，自己寄钱给我。
一天下午，正在车间学织布，刘警官找我谈话，问我为何请大哥联系别人给我寄钱，我向他解释了原因，刘笑了笑：“你哥肯定不会向别人开口，肯定会自己寄钱给你的。”我听罢感到很无奈。由于下队后我始终未向外面的“朋友”写信，刘或许以为我明晓他们的规矩，不会上他的当了，为了保持与我这个“特殊”犯人的良好沟通（他主管改造和狱侦事务，“特殊”犯人他负有较重“改造”责任），突然“坦诚”起来：“我是这里最大的管教，犯人的信件是由曾管教负责收发的，但是你的信一定要我经手，最后还要经过狱侦科的，一般来说，你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听他这样明讲，我庆幸自己终于未轻信他上次说的话，否则又会将给“朋友”的信寄到狼窝里去，也正因为这样，此后与刘交往沟通时便不自主地会多留几分，而不会尽言。分监区里的狱警按职务、资历、警衔及所管事务分等级，不管事的叫“队长”，只带带出收工队伍，管事的但没有官职的叫“管教”。在这个分监区，分监区长叫“主任”，另有两个“副主任”，一个指导员。分监区总计约有14名狱警，除四个“官”而外，另有三名管教，其余都叫队长，按资历排序，刘列第五，刚好介于“官”与“兵”之间，所以他说自己是最大的“管教”，大概相当于部队里的“上等兵”吧。
谈话中得知他叫刘顺辉，他告诉我他也是’72年出生，与我同岁，毕业于广东省司法警校（原称劳改警校），至今已在这所监狱工作了9年，因为住在韶关城里（他是韶关客家人），所以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他说自己是正牌警校毕业，怎么着也够做个“副主任”吧，只是自己毫无官欲，乐于清淡生活，以至如今还是平民百姓。但听他的语气，明显饱含失落、嫉恨与不甘，我知道，这人其实是极具官欲却苦于无法实现，表面上又要装作看淡红尘的“伪隐士”。回到车间后，“师傅”张滨告诉我，刘过去是六·二分监区的副分监区长（即“副主任”），是因收了犯属的好处被降职调来这里的。在监狱系统里，犯这样的错误，一般都是降职调离，换个监区继续做狱警，严重一点的，则调到别的监狱。
变态管教：针扎犯人，买不起雨衣也挨骂
从监舍到车间，大约要走10分钟，下雨天可麻烦，因为无人给新犯发雨衣雨鞋。账上有钱的新犯自己买了雨衣，没钱的但有老乡的也有办法找个破的旧的暂且抵挡。我既无钱又无老乡，只好在雨天光着头淋过去。第一个雨天，带队的是余荣存管教，一个长长的马脸，阴沉如天空的乌云，随时都会下出毒雨，这人脾气特别暴戾，说话声音不大，但异常刻薄尖酸，常爱打人，听老犯讲他酷爱赌牌，又老输，所以，把余火往往发泄在了犯人身上。我和丁佰胜等三四个犯人没有雨衣草帽，一直淋着雨走，先是头发湿了，后是上衣湿了，最后是裤子与鞋。雨水从头发里流到眼睛、脸上、脖子里，而撑伞走在身边的余却视而不见。我知道按《监狱法》，监狱是要给犯人发放雨衣的，可是共产党的官员像余这样“知而不为”的太多了，“知而不为”是政府最大的腐败啊，所谓“低效率”即是来源于此，然而，专制政府又如何能避免得了这个呢？此时已是11月份，秋寒在雨水里显得格外森冷，而看到如此漠不关心他人疾苦的公务员，心里更是寒冷。我其实真想拒绝出工，不管他怎么处理，可是考虑到小说的事，强忍了下来。我看了这些犯人的雨衣都是新旧不一、各式各样的，有的印有“染整”字样，可能是原来染整队发的，大多数则是供应站卖的那种，有深蓝色的，也有浅蓝色的，其中一些非常陈旧的雨衣有可能是出监的犯人留给“后人”的。当日收工回来的路上，飘落有不少白色的塑胶薄膜，可能是其他监区犯人遮雨后丢下的，丁佰胜随手拣了一张披在头上，我不愿拣，我宁愿淋雨，我知道他们应该给我的是雨衣而不是这个东西。
又是一个雨天，我淋成一身水，去到车间，将外衣脱下来挂在窗子上晾，内衣则只好穿在身上暖干它。鞋没有换的，也只好穿在脚上，走起路来里面的水叽咕叽咕地响。收工时，雨下得更大，带队的仍是余荣存，集合完队伍后，他扯起破鸭嗓子尖锐地吼叫道：“你们没有雨衣的啊，怎么舍不得去自己买？才二十几块钱，等我给你们买？等吧，等到出监那一天吧！啊？妈的，也不想想办法，找块塑胶纸不行吗？什么东西不能遮雨，偏他妈的光个脑袋给我难看？！”过去看史书上记载的那个皇帝，听人说城外百姓没饭吃，就奇怪地问——怎么不吃肉粥？我总难相信真有其人，现在看来，余荣存若有幸登基，就会真有这样的皇帝了。
还是这一天，收工回监舍门口时，狱警要抄身，就是将两手从犯人的胸上、腰间摸一道过去，以防有违禁品带进监舍。有个犯人兜里偷带了颗针，余荣存抄身时手被扎了，余勃然大怒，翻出针来照那犯人身上猛扎一阵，边扎边怒骂不止，声嘶力竭的样子如丧考妣。
师傅张滨说：女犯最惨，每天只睡三四小时，还有人累死
每天劳动时间，白班算来是11个小时，夜班是12个小时，新犯只上白班。每天从早站到晚，我的脚痛得不时得蹲下去，但是一蹲下去，那个叫李初富的“车间调度”就会过来大声呵斥。偶尔，那个叫毕永亮的“积委会主任”也会从办公桌那里走过来制止。晚上回去后，疼得用水泡住也止不住，不断地拿在手里捏。老犯说，你站一两个月就不会痛了。果然，半个月后，脚腿就练出来了，不再那么痛。此时，肉体没什么问题了，但却觉得如此长时间紧张地干活，既苦闷又辛苦，精神上的压力迫得人够呛。《监狱法》不是说实行6天8小时工作制吗？不但8小时见不到，星期天也是没有的，只是每半个月轮换黑白班时偶尔会休一天。织布是精神高度紧张的活，如果稍有松懈，出一个蛛网或掉纱、双经之类的问题，往往会影响当月的嘉奖，甚至全年的考核。
“师傅”张滨原判无期，已坐了10年，目前还有12年余刑。这人很和蔼，广州人，与我相当聊得来，他跟我讲了这里面许多的人情世故。他说早些时候犯人家属给监狱捐钱捐车，可以换个好差，不用干活照拿好成绩，现在不能那么做了，但是私底下给干部使钱，一样能谋到好差，一样能拿到好成绩。每年评的“积极分子”里，一部分是靠钱买来的，一部分是靠干活挣来的，不给干活的奖励也不行呀，他毕竟还要搞生产呀，而且这样做也好给人讲——你看，干得好的就有成绩，我们没有不公平嘛！这是说“监狱级积极分子”，“省级积极分子”就不同了，每年11个或12个，只有两三个是靠干活挣来的，那是装门面的，防人说闲话的，其余的全是关系犯、“有料”的犯人。毕竟一个“省积”可减2年刑，一个“监积”才减1年刑，差别多大呀！
张滨还讲，在这里，买成绩的常规价格大致是：“监积”5千到1万元，“省积”1万至2万元。现在保外就医做不成了，前些年他们大量卖保外就医，后来出了不少事，上面压得紧，这条财路给他们自己玩死了。他说许多狱警其实都是当地的富翁，年收入十几万的正常，比如他原来所在监区的分监区长，每年就有10来万收入，但他有一条，没办成的事，钱必会退回去，后来来了这个分监区，开上了别克轿车，还吹牛说是赌球赢来的。像监狱长，更是来钱，犯人家属送钱，接加工单也可以收钱，供应站以前又是他老婆承包的，那时东西价格多贵呀，全监上万犯人一年不买上千万的货？真是赚死了！听说有小偷曾偷了他几十万块钱和一把手枪，他却不敢报案，干部都传言他是百万富翁，只是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会难为谁，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这里山高皇帝远，搞钱方便。
张滨还说，我们这里其实还不算辛苦，最辛苦的要数女犯，她们胆小老实，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11点甚至12点也不敢说个“不”字。你看她们一个个脸上灰塌塌的，都是累的，睡眠太少，女人睡眠不够就难看。有个女犯上厕所时竟蹲在便槽里睡着了，监督岗锁了厕所门后找不到她，报与狱警，怀疑是逃跑，一时间闹得全监紧张。后来找到了她，关了禁闭，监狱长问她为何要逃跑，那女犯哭着说——我哪里是逃跑，我是太困了，睡着了。监狱长又问，怎么会那么困？女犯又哭——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哪里够睡啊！
以前是将犯人的产值与狱警的奖金挂钩的，所以狱警出于金钱驱动，拼命压榨犯人的汗水与睡眠，只要你不死就行，干活是越多越好。后来这样到底还是出了事——有犯人累死累病，有犯人写信向上级控告，于是产值不再与奖金挂钩，只与政绩相关。但政绩依然是狱警们最大的利益驱动之一，所以压得依然紧迫。比如现任的潘副监狱长，他原来是狱政科科长，有段时间下派到一监区主抓毛织加工，他将犯人分成许多小组，刺激犯人恶性竞争（争嘉奖、争减刑），同时拼命延长加班时间，居然将产值冲到了全监第一，于是他用犯人的血汗染红了自己的顶子，荣升为副监狱长。逢到开大会时，他还不断洋洋得意地介绍自己的“先进”经验给其他狱警听，似乎觉得自己这些东西也完全符合“三个代表”当中的“先进文化”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了。
关于累死人，张滨是听他老乡讲的，那是在六·二分监区，说那个犯人没钱，但很要强，不但自己要争成绩，而且还要卖产值给有钱的犯人换吃的用的。有一天回到监仓，他说很累，同仓犯人说你泡包面吃嘛，他说不吃了，很累很想睡。于是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犯人们都说他是累死的。
精打细算，每月5块钱，一支牙膏用了四个月
监狱里的竞争机制是恶性和残酷的，它不会按一般人的情况定任务，而是以成绩最高的犯人的水准来定，永远没有止境，而嘉奖又只给三类犯人：成绩高的、把成绩买高的、有特别关照的。大多数犯人是不享有关照的，只能通过拼产值来搏嘉奖，于是落在后面的就拼命追赶，等你达到了原来的及格线，现行的及格线则早已被抬高了。完不成任务的拖班（他们有意不用“加班”二字，如同把失业偏说成“下岗”），直到完成再收工，否则电棍拳脚伺候。
到11月份，每个月5元的政策性零用钱我已积累够了20元，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买5元钱的日用品了（规定账上要有20元留底，不能动用）。我还在算计怎么买才能花好这下个月的5元钱，情况却发生了令人心灰意冷的变化——《广东监狱报》年度征订，每个犯人一份，于是每个犯人被从账上划去了7元钱。少了这7元，我必须得再等两个月才能买东西，而且仅仅能买3元钱的物品。我非常懊恼于不打商量就强行划账，既然是订报，也要根据自愿啊，哪有这样强买强卖的。好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哥寄来的200元钱汇款单，及一封信，信中大哥说他过段时间还会再给我寄200元钱。我明白，这钱是大哥自己的，他没有如我信中所嘱，联系我的朋友及三哥请他们帮忙。刘顺辉说的真没错。我马上回了封信，向大哥道谢，并请他别再寄钱，我已足够开销到出监。
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大哥的来信。打开信封，有一张巴掌大的剪报，是《陕西日报》介绍的一个“犯人作家”的故事，说那名犯人已在狱内改造小报上发稿10多万字，获得了多少多少减刑奖励。大哥在信中说，他汇完钱后，突然看到这则报导，觉得可能于我有用，于是裁下寄来，希望给我一点启发。对于大哥殷切的期盼，我真的很感动，但我实在无法向那种小报投稿，我无法承受更多对自己信仰与价值观念的背叛，去写那种违心之作。大哥在信中说没想到二哥的去世会令我如此悲切，他告诉我自己也非常伤心，父母也一样，如今他想将父母接到城里来住，但得租房（他家不够住），不过这还得征求父母的意见。至于二哥的两个孩子，目前学继续在上，他和三哥等亲友正合力在帮。
11月底，从深圳监狱带上来的那半支牙膏终于告罄，这支牙膏支撑了我四个多月的口腔卫生。不得已，只好买点日用品：一支牙膏、一袋洗衣粉、两卷0.8元的手纸、一块硫磺香皂（最便宜的香皂），另加五本信纸、10支圆珠笔芯。同仓两个广东犯对我的寒酸和整天写东西有意见，背后指我“寒啬佬，连衣架都不买。”我刚入仓时，他们还因为我掉了门牙而讥笑我，也因为我没钱而看不起我，不过，我倒都没太在意。可是有一次我收错了衣服，他们竟因为我是穷犯而报告干部说我偷别人衣服，此后我去晒衣场收衣服，管晒衣场的蔡胖子前后看住我。这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愤怒地冲蔡胖子劈头大骂了一顿，这以后，他才不再跟住我。
有钱犯人可以雇马仔，和管教同餐
犯人当中贫富划分是相当严重的，有钱的犯人愁钱花不完（每月每人只限开支500元以内），没钱的犯人却连最基本的体面都无法保证。有钱的犯人每次购物是一件件的可口可乐、健力宝、碗面、饼干、蛋糕、水果、罐头及各式小菜、调料、油等，没钱的只有靠每月5元政策性零用钱来精打细算。一般来说，有钱犯人也会出于体面和方便，雇个没钱的做“马仔”，于是就等于为穷犯提供了“就业机会”——可以跟着有吃有喝有用，“马仔”的服务主要是：洗衣服、洗被单被套、洗碗筷、代搞监仓卫生（仓里规矩是每人一周）、帮搞内务、调菜（将买来的食品调制成菜）、洗水果。一部分穷犯放不下自尊，宁肯穷困，也不肯做“马仔”，觉得做“马仔”虽生活好过，但丧失人格，犹如汉奸侍奉皇军般不可接受。
有钱的犯人不仅可以不干活或少干活，而且还能拿到很好的成绩。这种犯人，既是部分穷犯讨好的对象，也是一些狱警讨好的对象。值监仓班的一些狱警就常找有钱的留仓犯人要吃的，比如速食面、火腿肠、肉罐头、酱油、调和油、水果、香烟、饮料等等，部分狱警甚至吃定了这口饭，形成了惯例，一到他的班，开饭时间，固定关系的犯人就已准备好了吃的煲给他。有些值监仓夜班的狱警，还要相应的犯人为他准备好“过瘾”的画刊杂志，以供他“宵夜”，满足他的性幻想。一个叫徐斌的犯人，当时是“积委会”副主任，同时又是车间总调度。听老犯讲，他的姐姐嫁给了澳门商人，姐夫来看他时，给分监区狱警留了3万块钱，要他们搞伙食吃掉它，
于是狱警们在车间值班室旁搞了个小伙房，由徐斌主厨，粮油酒菜全由狱警从监外买来，徐斌有时与他们一同吃喝，有时将菜用饭盒带到车间调度室与其他几个“大佬”同吃同喝。也因此，徐成了犯人当中很牛B的红人，出收工的路上，他走在队伍之外，与带队狱警谈笑风生，吹赌球、吹吃喝等等，俨然是“同志”关系，“积委会”主任毕永亮也只好看在眼里、忍在心里。
每次在车间外的过道上吃饭，那些有钱的犯人们就围成一圈，摆上自购的食品——如火腿肠、肉罐头、泡菜、鸡肉、水果等，伙吃伙喝，我和一些穷犯则挤着蹲在他们旁边狭小的空地上，啃共产党供应的粗菜淡饭。这里不像家里，再穷、吃得再差，是在自己家里，没人看到，可是在这里，贫富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面，尴尬是不用说地令人难受，尤其给一些穷犯以更强烈的自卑感，也给了他们更强烈的欲念——出去了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搞钱，有钱就是好，坐了牢都有吃有喝。许多抢劫犯、盗窃犯和诈骗、贪污、受贿犯，由于出事前已打好家底，来了监狱还可以吃存在家里的老本，并且也可以吃得有滋有味。这些有钱犯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例如开饭后，他们拥有固定的摊位。刚下队时不明就里，我们这些新犯常不小心蹲了他们的自定领地，便会遭到粗暴驱赶。
许多人患肺结核，有的因服药变成聋子
监狱的大锅饭是相当无味的，加上南方菜放盐少，更是吃不惯。北方人还特别闻不惯咸鱼的腥味，一到吃咸鱼，我就只好吃白饭。监狱里以青菜为主，而且做得很粗放，往往是不切的，如吃草一般，即便是切，也是以寸为单位下刀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这里真的是退化成了“草食动物”。偶尔会有一层绞成细条的肉丝肉汁铺在菜桶表面，但只有半寸那么厚，分饭的事务犯再一“贪污”，就更是所剩无几，而且那肉基本是不褪毛的，看着那绒绒的猪毛，即使是肉，又如何有胃口吃下去呢？恶心！而且往往是猪肠、猪肺、猪肚一并绞碎混杂，真是五味俱全！“国庆节”时我巴望能吃上一顿肥肉片，但是没有，仅有的一点鸡肉，也被稀释在了青菜之中，而且是以骨头为主。整天干活，饿得快，一到开饭前，肚子准是空的。对于分到手的那一碗饭，我是非常珍惜的，端着碗，我常担心被人不小心碰倒，一旦失去这碗饭，就得等到下顿才有得吃，我不像别的犯人，可以有速食面、饼干和糕点充饥。因此，每顿吃饭时，我是着意选择安全的地方蹲，并时刻留意对过往行人的闪避，而且始终牢牢抓住碗沿。
狱警对犯人大多都是漠不关心的，除非你家人给了他“关照费”。对犯人的健康亦是如此。因为缺少劳动保护，这里的犯人肺结核感染较多，这个队200多人，查出近50人感染，其中数名严重的送去住院。有一位叫张小明的犯人，住院半年后双耳完全失聪，是属于注射后药物性耳聋，但监狱根本不管他的耳聋，归队后依然如故地要他参加劳动，报数时只须将他放在最后一个，便不会给狱警的管理造成任何麻烦。打纱组和织布组的犯人向狱警要口罩，并要求增加通风设施，减少纱尘，可是分监区长祝君华不耐烦了，开会时双手叉腰，厉声责骂：“咹？你们的命难道比外面工人的还贵？人家外面织布厂的工人还不一定戴口罩呢，你们就那么怕死？”
有一个姓曾的犯人，广东清远人，才二十三岁。母亲死后，她和姐姐随父亲生活，但父亲整天只知打牌酗酒，实际上是姐姐把他带大的，所以他非常尊敬和热爱自己的姐姐。可是畜生不如的父亲竟不断强奸他的姐姐，他无法忍受姐姐的痛苦，便买来了几斤猪肺，煲好汤加好鼠药后叫父亲来吃，父亲很高兴，又喊了两个小侄子来一起吃，于是药死了三个人。法院的人很同情他的境遇，又加上村民集体来保，只判了他个死缓。这孩子投牢后一直很郁闷，姐姐每年来看他两三次，每次来都哭得泪人一般。他的身体非常瘦弱，像个十五六岁的山区少年，显然是幼时营养不良所致，加上出了这样的案子和这样的家境，他很难振作起精神来“投入改造”，死缓意味着漫漫二十年的刑期，劳改又是如此地艰辛，他显然缺乏活出去的信心。但是狱警不管这些，照常逼他按任务劳动，他完不成任务，就逼他晚上回了监仓后抄“58条”，一次要抄5遍10遍的，他就只是哭，哭停了，只跟狱警说——我想死，真的想死，求你们打死我吧。狱警再逼，他仍是向他们求死。预警无奈，把他列为“抗改分子”孤立起来，不给他任何帮助，尽管已下队两年多，他依然如我一样没有雨衣，每次雨天出收工就光着头淋雨。2003年10月份，他被视为顽劣犯调到了大西北，据说是新疆的劳改农场。
……
第一个韶关冬天，没有冬衣，冻得瑟瑟发抖
因为缺了门牙，我与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偏着头，不与人正对着脸，以防唾沫飞溅到别人脸上。每当织布机正常运转时，我就和“师傅”张滨站在机后聊天（按他们广州话叫“吹水”）。听说我是“反共”的，他毫不犹豫地说“支持、支持”，“共产党太坏了，你出去了要是搞组织，我也参加！”我不好说什么，能表达给他的只有苦笑。张滨很关心我，时常拿些零食让我一起吃，并告诉我，要多喝水，以防便秘。他还说这里水质不好，容易得肾结石，也易于脱发，不少犯人年纪轻轻就秃了顶，许多干部不喝这里的水，买矿泉水、纯净水喝。
真没想到，韶关的冬天是如此寒冷，我根本没有一点准备，寒风吹来与北方并无二致，冷得刺骨，晚上睡在床上，被子根本没用，背底下好像冷气在吹，冻得我蜷在被窝里发抖。最难受的是蹲在厂房外的路上吃饭，裤管里冷风直钻，手发抖得握不住筷子。坐在监仓里抄写同样冷得发抖，手脚全是冰凉的，经过一天劳作精神很困乏，但还是得强迫自己把事情干完。正好张滨一个同街坊的老乡走了，他将自己的旧衣物连同这位老乡的，收拾了一提包给我，其中有毛衣、线裤、毛背心、棉袜、线帽、手套。这些东西真是在寒冬里救了我，我深感这些所谓的罪犯，其实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务员”更具人性，从看守所到现在，我是靠犯人的帮助走下来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帮助，我无法写作、无法刷牙、无法擦屁股、无法度过这个严冬。并且，我还将自己挑剩的衣物送了另两个新犯，包括廖新华。“师傅”这一包衣物帮了三个新犯，我说给他时，他也显得蛮开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监狱分下来了十套绒衣绒裤，是专门发给衣物不足的“三无人员”的（即无接见、无通信、无汇款）。尽管穿得有张滨送给的毛衣、内衣，但都太薄，我还是觉得挺冷，于是去找狱警要绒衣绒裤，狱警大声斥责我——“你账上不是有100多块钱吗？可以去供应站买呀，这些衣服不能给你！”他哪里知道，这笔钱我是专门要来用以购买纸笔和邮寄书稿的，我怎么能用它去购衣物呢！没办法，我只好将薄衣加多几层来御寒，无论如何，我不能动用那笔钱去买冬衣。
我将自己在寒冬之中的感触写成了一篇散文——《韶关的冬天》，我希望能将一个犯人的真实感想写出来，投给《韶关日报》或《广东监狱报》，我想真实的东西总是能够动人的，而且在中国，真实因为稀缺总是会珍贵一些。我将稿子拿给韦福芝看，他看罢后对我说——这文章若放在台湾香港发表，一定很精彩，可惜在这里不行，你还是自己收着吧，他们肯定接受不了。于是这篇散文我收了起来，后来遭禁闭时，被连同家信一并收走，封在了档案袋里。
（作者在泰国期间，和流亡朋友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左三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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