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的夢想》第四章、倉里動物世界:拳頭與金錢
我幫老大寫信,警長是老大的私人信使
老大居然只有小學文化,就我觀察,甚至只是小學一、二年級水準。他每周都要寫一兩封信,每周差不多也會收到一兩封信,這些信基本都是和老婆之間往來的。他老婆在海關上班,而深圳海關最近又剛剛抓了關長趙玉存,據說受賄有900多萬,全海關正人心惶惶。老大認不全他老婆來信中的字,就老叫我去幫他念,他說老婆是大學生,很有才華,自己雖然文化低,但歌唱得好,當年是靠唱歌征服了她的。
這話不假,老大每天精神好時便會在風倉里大唱一陣,不是革命歌曲就是樣板戲,唱得的確嘹亮洒脫。他老婆來信中總是擔心房子和汽車會否被沒收,並不時在來信中透露他的案情。幫他寫了幾封信后,老大居然看中了我的耐心,從此後抓住不放,每封信都要我來寫。
給他寫信實在不簡單,先得速記他口述的亂七八糟的意思,然後再整理出個初稿,初稿必須一筆一劃來寫,絲毫不敢帶筆連筆,因為他只認得不多的楷書體的漢字,行書與草書是一概不認得。初稿念給他聽完后,再交給他細看一遍,他會邊看邊提出不同意見,然後又根據這些意見起草二稿,二稿仍得用楷書寫成。二稿如果沒有問題了,老大就鋪開稿紙來謄抄,他要用自己的字與老婆交流,並在信中說明自己天天堅持學習,所以近來語言表達能力提高明顯,好多字都會寫了,還學會了一些新詞和成語。老大其實是個相當心細的人,每封寄出的信和收到的信,他都要另抄在一個筆記本里,以便備忘。
老大的大多往來信件是不經郵局投遞的,而是由管倉警長盧俊傳送。他信中主要的內容除了與老婆溝通感情,就是指導老婆如何為他跑案子、找什麼人、怎麼做事等等,老婆的來信里除了告訴一些家常事外,就是通報案子的進展。盧警長因為這些事情而與彭老大的關係相當密切,常常將彭老大單獨提出去談話和曬太陽,每周總有兩三次,而其他普通犯人則極少能榮幸地被提出去。彭老大在信中常叮囑老婆要懂得感謝盧警長,適當時要去警長家裡拜訪拜訪。春節前警長要回家過年,彭老大又打電話通過自己的關係為警長訂了機票,並由老婆為其奉送了別的一些年貨。這些事,彭老大並不隱瞞,而是著意炫耀,生怕倉里人不曉得他與警長的鐵關係。通過這些書信往來,他老婆也與警長建立了良好的溝通關係,共同合作為他的案子奔波。他說老婆已為這個案子前後奔波花去了50多萬,許多人卻是只收錢不辦事,所以他在信中叮囑老婆千萬不可見人就花錢,要看準確。
死刑犯郭林說:警長都是有錢犯人的狗
用郭老頭郭林的話說:警長都是有錢犯人的狗。這話沒錯,日子久了,我發現許多倉的管倉警長實際上就只為那麼一兩個有錢犯人提供服務,而無錢的犯人幾乎從來不會被提出去談話或曬太陽。比如盧警長,他另外還兼管217倉,卻極少將那個倉的人提出來,只因為那個倉當時沒什麼有錢的犯人,倉里管事的是幾個內地來的有一把子蠻力氣的年輕人。有人笑言:共產黨現在不講「為人民服務」了,而是「為人民幣服務」。我想,對這句時代妙語,身為囚犯可能理解得更為刻骨銘心。
只要有錢,坐牢就不會吃虧,這類犯人要麼被警長安排管倉,要麼被老大關照著一起吃喝,不管倉也不用幹活。倉里的規矩就是這麼簡單——有錢吃錢,沒錢幹活。錢將人群一分為二,一類是享受的,一類是受苦的,公平與公理在這個叢林動物般的世界是不存在的,這裏只流行最原始的遊戲規則。每當我在地上滿頭大汗抹地,有錢犯人在床板上玩耍縱樂時,心裏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被人欺壓的酸楚感,只是因為常幫老大寫信,暫時沒有了挨打的恐懼,比剛來時情況有所改善。這時老大會常叫我去他的攤子撥菜,初始我堅決不去,後來他的口氣變得越來越嚴厲,我知道,不給老大面子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於是逐漸開始接受一些饋贈。鄭永球其實心地相當善良,每次老大要我來撥菜,都是他將我的飯盆接過去撥,並盡量撥得多一些、好一些。接受了饋贈之後,我仍退回到風倉廁所那裡去吃。也因為這些饋贈,我與老大的關係逐漸改善,到後來,他有許多事都會同我商議,覺得文化人給他的意見相對比較「周到」。幫他寫了兩個月的信以後,我向他提出——我願意再幫他寫幾十封信,但請他幫我買一副塑膠眼鏡來。我知道這裏只允許戴塑膠鏡,而且不貴,一副才二十幾元錢。老大爽快地答應了,讓我在給他老婆的信中加上這一條。兩周后,一副全塑膠的近視鏡連同老大的葯一併由警長帶了進來,從此我告別了「模糊世界」。此時,因為我睡水泥地老是背痛,老大便發善心將我調到了床板上來。
法院開庭時,我將公安收去我的錢沒有返還的事講給了法官。數天後,一張1150元的「借記卡」傳了進來。老大定有規矩,每個新犯進倉必須先交600元公費,我入倉後用的肥皂、毛巾、牙刷牙膏、手紙等,都是來自這個公費,共產黨除了管衣食而外,其他是一概不理的,而且我還接受了老大饋贈的那麼多頓炒菜,並且又幫我買了眼鏡,因此這張卡一進來,我立即交給了老大,以示還債。老大這時已將我當成了他的寫手,於是順水推舟提我與他同席吃飯,只可惜這1150塊錢僅10多天就花光了。和老大距離拉近了以後,他對我還是慷慨的,我寫小說期間,從他那裡得到了七八本信紙和二十多支圓珠筆芯。倉里用的筆都是用報紙纏住筆芯捲成的,我用的筆基本都是郭老頭幫忙卷的,在這種環境里,一般人老大是絕對不會給這麼多筆芯的。
來信得知,女友曾被員警突然駕走,拷問我在哪裡
女友阿輝在一家禮品公司上班,公司的賣場就租在深圳博物館。入倉后我連續向她寫了兩封信都未有迴音。我不知是何緣故,過了一段時間,終於忍不住心裏的疑惑,寫了第三封信,僅只一句話:阿輝,你是否還在深圳,如果在的話,請來信告知我。這封信發出一兩周后,我居然收到了阿輝的回信,共計三張紙,紙上明顯有斑斑點點眼淚滴成的痕迹。阿輝在信中說,8月30日她下班時,被一伙人突然拉進一輛車,然後載到了梅林派出所(實際上應該是梅林看守所),連夜訊問她有關我的事情,但第二天又放了她,當時她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她還告訴我,「前幾天一位姓鄭的小姐找到她並交給了她三封信」(引號內這句話在她的信上是被塗改液塗掉的,我對著太陽才勉強辨認出來的),才知道了我的現況,她說她已哭幹了眼淚,只希望我能早點回來,希望有一天我突然出現在她面前,帶來了她愛吃的東西(我有時會買些麥當勞之類的食品送到她上班的地方),她還問我要不要什麼東西,可不可以來看我。此時我才明白,前面寫給她的信實際上都被壓在公安手裡,難怪我收不到回信。當初公安審訊我時曾稱我女友就關在另一間屋裡,哭得淚人兒似的,要我合作些,否則她也會關到問題弄清為止,當時我很憤怒,要求他們放人,否則我絕不會合作,並警告誰要是欺侮了她,我是絕不會放過的。但同時我也清楚,阿輝無罪,他們即使抓了她,也不可能久關,可是對一個弱小的女孩子來說,祖國公安的那一套抓捕審訊肯定會給她造成很大的驚恐。
我於是馬上回了封信給阿輝,對她道歉,請她原諒,並清楚地告訴她我可能要耽誤許多年,請她重新考慮自己的今後,我知道這很殘忍,可我又必須得告訴她這些。此時,我也在對自己進行靈魂的拷問:明知自己做這種事會坐牢,卻要與人戀愛,這不是故意去坑害人家嘛?我該如何回答自己的這個問題?一周后阿輝來信,說她已換到西荔大酒店上班了,信中責備我還是那麼頑固(因為給她的信中我曾說:我會一直走下去,直到有一個清明的境界出現,她顯然明白了我指的是什麼)。信的最後,她說已給我送來了一副眼鏡(第一封信中曾請她幫買一副塑膠眼鏡,那時還沒有得到彭老大的關照),問我有沒有收到。眼鏡我並沒有收到,不知是什麼原因。我想,她之所以換到西荔去,一定是我的事給她帶來了不利影響。
我常在內心責備自己負不到責任,背著女友走這一條路,最終令她猝然接受這樣殘酷的結局,雖然她知道我的過去,但我畢竟沒有告訴她自己現在仍在做這些事。她的今後將會怎樣呢?能找到一個關愛她的人陪她生活在這個城市嗎?我的家人呢?我也時常陷入對家人的負疚之中,我背離了他們對我的期許,走了這麼一條給他們的心靈帶來累累傷痕的路,每當想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不禁對自己認為的「義」產生疑問,這項高遠莫測的民族公益,這個飄渺在遠空的夢想,真的值得我捨棄女友、捨棄親人去追求嗎?真的有必要為此而給他們造成這般的傷害,反過來又讓自己這般地負疚和痛苦嗎?對當權者、對國家,我沒有犯罪,可是對於親人和女友,我是在犯罪。
百無聊奈的日子里,我想乾脆來寫小說吧,寫成的話,將來去了監獄,指不定可以想辦法寄回去,若是能夠出版了,豈不是可以為家人和女友換些資費補濟他們的生活嗎?女友家在四川南充的鄉村,假如有一天她失業了,又沒有人來幫助她,她將不得不回到多年前曾經離開的鄉村。我希望能夠盡到一份力來幫到她,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隻不過是個天真的妄想。
目睹三個同倉死刑犯出倉行刑
我入倉第二個月的一天晚上,那個瘦小個子的死刑犯王×軍本來玩得好好的,突然間一聲不響,提起腳鐐坐到了過道的水泥地上,雙眼發獃地看著屋頂,足足凝神有半個小時。我覺得他很有些異常,但其他人卻似乎並不在意,依然玩得熱熱鬧鬧。次日早晨起床后,大家正在刷牙,鐵門觀察孔突然打開,看守在倉外大聲叫王犯的名字,緊接著鐵門打開,門外站著一大群看守員。老大立刻明白了過來,忙上前去與王×軍擁抱,很鄭重地對他說「走好、走好!」王犯很洒脫地向大家叫了聲「保重」,便徑直跟眾看守走了。這是我第一次目睹行刑。所里行刑一般都安排在周五,每個周五大約要拖出去五六名死刑犯,於是大家都把這一天叫「黑色星期五」。王犯走後,他的所有物品被迅速清空,他的筆記本、相冊之類都交給了看守員,但我估計他的這些遺物很可能會被扔到垃圾桶里,而非轉交給他的家人。倉里的空氣似乎凝固了足有一個上午,大家較少說話,直到下午了,才開始談論有關死刑的話題。畢竟,死人總是一件令人難受的事。
一個多月過後,老大的打手之一——長著一張可愛的娃娃臉的張波被判了死刑,拖著一副沉重的腳鐐回到了倉里。春節前後,老大的另一得力馬仔(兼打手)張平也被判處死刑,又拖了一副腳鐐回到倉里。其他倉又新調來一個叫沈超的死刑犯,沈犯高大肥壯,形如NBA湖人隊的奧尼爾。再加上214倉調來的死刑犯黃呂庭(7天後又調到了213倉),此時210倉里共有五副鐵鐐整天拖來拖去,嘩嘩聲更是響徹雲霄。張平犯的是綁架罪,他們殺死了人質,以致同案三人一審全被判處了死刑,回倉后老大安排我為他寫上訴狀,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反正老大安排了就絞盡腦汁找理由來寫吧。不過我倒覺得,既然人質已經死亡,再陪殺三人,顯然失當,若能說服法官盡量少殺,那也是一份功德啊。所以,這份上訴狀我還是很用心地去寫了。
春節過後不久,一天中午,大家正在午休,突然倉門打開,看守大聲命令——「全部起床!打坐!」大家手忙腳亂在床鋪上剛坐好,幾名看守員就衝進來,將一副手銬銬在了郭老頭的手上,並將他帶出了倉。一心等待改判的郭老頭根本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臨出門時我突然明白過來了,大叫一聲「老郭保重!」明白過來的郭老頭倉惶間回頭應了聲「保重」就掛門而去。此時隔壁有個倉正在大聲吵鬧,有個犯人在瘋狂嘶叫,不讓看守員拖走。事後我們得知,是看守員最先來拖213倉的黃呂庭出去執行時,黃犯以自己罪不該死且時間未到為由抗拒,並踢打看守,所以發生了吵鬧。當然黃犯最終還是不可抗拒地被銬著雙手拖走了。看守們於是吸取了213倉的教訓,對那天其他幾個死刑犯(包括郭老頭)全都是銬著雙手拖出去。
一般行刑都是在早晨,中午比較少見,這也是大家(包括郭老頭自己)當時沒反應過來的原因,而且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加手銬的。張波的執行就來得很快,一審過後只隔了兩個多月。那天早上看守員來叫他時他也是正在刷牙,老大向看守員回話:「讓人家刷完牙再走嘛!」於是看守員站在門口駐足等待,老大拿了面霜(正值冬季)上去給張波在臉上擦了一遍,然後緊緊抱了抱,拍拍肩才送他走了。畢竟曾經是自己的打手,老大對張波是動了感情的。
大多死刑犯都能心平氣和地看待死刑,因為畢竟他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但也有少數難以接受而整天鬧事的。比如黃呂庭,到任何倉都會打人泄憤。沈超也是這樣,稍有不如意,抓住別人就打,由於他身高體壯,據說又是殺手出身,打起人來心狠手辣,因此,他的到來,使210倉更顯得恐怖。
老大遇到挑戰者,一個打不死的無賴
管倉犯人的官方稱呼叫「輔導員」,通俗叫法是「倉長」或「老大」。每一個倉長在「執政」期間都有面臨其他犯人挑戰的風險。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權威是打出來的。
崔世明原是深圳外貿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因詐騙罪被捕,入所后被看守員安排做206倉倉長。崔畢業於上海外語學院,為人儒雅恭敬,開點帶腥的玩笑都會臉紅,讓他管一群暴力犯,實在是勉為其難,他總怕被造反的犯人暴打,所以總是異常地膽小謹慎。有一段時間,他倉里來了一個湖南籍年輕犯人,據說學過少林功夫,一進倉就向倉長挑戰,首先是找崔的兩個幫倉打手單挑(一對一鬥毆),剛打了沒幾下,看明了來者意圖的崔立即跑上去,大聲央告:「別打了,別打了,我不做了,我真的不做了。」說到做到,崔當天即向看守員請辭了。
因為崔在大院曬太陽時曾認識了彭老大,被彭老大吹噓的「鐵腕治倉」經驗吸引了,所以要求調到210倉來,他寧願來210倉做個「小攤主」,也不願在206倉做一倉之長。對他來講,尋找安全是最重要的,在210倉,他認為有「朋友」老彭的庇護,自然就不會有206倉時天天坐在火山口上的恐懼感。崔待人平等親切,我與他常常在一起聊天,他哥哥曾給他送來了余秋雨的幾本書,要他心平氣和等待結果。崔的妻子案發時將股票斬倉,兌了2000多萬現金,然後去了美國,因而從未給他來過信。
彭老大儘管曾經「鐵腕治倉」,最終卻也難逃被人顛覆的命運。挑戰者叫楊常聖,東北人,自恃在山東練過幾年拳腳,而所長又是他老鄉,因而入所后,屢屢打人傷人,已調過七八個倉,成了所里有名的爛仔。楊犯每到一個倉必定挑戰老大,然後取而代之。因為剛剛在214倉打了人,楊犯被調到了210倉,入倉第一天晚上,鄭永球為他登記「入倉情況表」時,他就表現出了桀驁不馴,站在地上要理不理。因為打架,楊此時被加戴了一副直鐐,雙腳不能併攏,只能叉開站立。直鐐是將腳鐐鏈條焊接成直條,猶如一根僵硬的鋼鞭,專用於對付看守們最恨的犯人;有時公安對久審不招的犯人,也會吩咐看守加戴直鐐。楊的不恭引起了眾怒,老大一聲斷喝,七八個打手衝上去一頓狠揍,楊縱有少林功夫,無奈雙腳被套牢,對手又人多勢眾,只好伏在地上雙手抱頭任人踢打。
楊犯不認識幾個大字,來時卻帶了一大堆書籍詞典(全是搶同倉他犯的)。他的「借記卡」上有上萬塊錢,聽人講全是逼香港犯人給家裡人寫信,把錢匯到他賬上的。楊犯曾吹牛說他賬上最多時有3萬塊錢,全是朋友送的。實際情況是——不少與他同過倉的香港犯人,出了看守所后就向檢察院報案,控告楊犯勒索,檢察院來人調查過,卻無奈有所長出面斡旋,最終不了了之。楊犯還吹牛說他在那個倉時,有專門的「勤務兵」,睡覺時一個人趕蚊子,一個人扇扇子,趕蚊子還不能將他弄醒,否則就要懲罰——練一頓。這一點我相信他說的是實話,有不少倉的老大就是這麼享受的。
過了幾天,楊犯似乎又來了精神,將拳頭在牆上狠命地砸,名為練拳,實則敲山震虎,展示他是有武功的。咚咚聲在倉里震山地迴響,面對這種打不死的挑戰者,老大不禁惶恐得左右環視,以防被他偷襲。像我這樣的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在這咚咚聲里提心弔膽。
老大被突然打倒,然後調倉,失去老大地位
鄭永球此時調去217倉做倉長(崔世明代他做了210倉「學習員」),取代了貧民倉長田小軍,田小軍連同兩個打手一併調來210倉洗飯盆。黑臉大漢黃則展調去了213倉做倉長,接任他「衛生員」職位的叫劉玉書,相當高大勇武,但為人謹慎有禮,不似黃則展那般「暴力」。譚得志則調去了216倉做倉長,接任他「生產員」位置的叫王官平,東北人,因入倉時曾將6000元的「借記卡」奉送給老大,而深得老大賞識,老大常常在眾人面前稱讚王犯「醒目」。
210倉一下子出了三個倉長,老大於是覺得自己育人有方,是對看守所作出了貢獻的人。每當與崔世明談及此點,莫不自豪得喜形於色,好像他是黃埔軍校校長一般。
楊常聖來了以後,因與王官平是老鄉,所以和王犯養的四五個白吃客迅速結成了幫。楊犯錢來得容易,所以出手也大方,很快,另有幾個白吃客也加入了進來。這一天的敲山震虎之後,楊犯終於按捺不住,要找老大的兩個打手單挑,但被高大的劉玉書拉住。楊於是認為劉玉書是他挑戰老大的攔路虎,趁劉坐在鋪板上不備時,突然發力將劉打得鼻青臉腫。有人報警后,所長親自來處理,結果卻是:挨打的劉玉書被調到217倉,楊再加兩副腳鐐(共計三條)仍留在210倉。老大不服了,因為按規矩應該打人的調倉,但所長對此不予置理。
劉玉書的調走,使老大的力量被削弱了一大塊,楊雖三副腳鐐加身,卻更顯狂妄和神氣,因為他知道這鐐戴不了多久,形勢對他有利。果然,三天後所長即下了「大赦令」,將楊的三副腳鐐,全部取了。這可真是少見的寬大,看來所長真的很關照這個爛仔老鄉。也正由於這種關照,楊更是有恃無恐。當天下午理髮,一個犯人幫他弄完光頭,我們才看到楊的頭上滿是坑坑包包,其中不少的坑包足有核桃大小,有如布滿隕坑的月球表面。顯然,這都是楊身經百戰留下的光榮標記。
由於楊性格怪戾無常,誰也不敢肯定自己不是下一個被暴打的人,因此倉里的氣氛更趨恐怖,而且此時楊已養下了如奧尼爾般粗壯的死刑犯沈超,氣焰更盛。因為力量的此消彼長,老大這時也怕起了楊常聖,開始與楊溝通、聊天,儘可能投其所好,並將劉玉書的「衛生員」職位給楊乾著。名正言順了,楊於是威武無比指揮著所有幹活的貧窮犯人這樣那樣(包括我),老大隻好忍著看著。但這樣楊還是不滿意。一天晚上和老大聊天時,突然發力將老大打倒在地,老大的兩個打手無論如何也憋不住了,張平尤其如此,儘管戴了死刑鐐,但他身材高大,加上老大又待他不薄,並且是老鄉關係,便立即撲上去一併將楊按翻在地,不少對楊的狂妄早已懷恨在心的人,此時都衝上去踢上幾腳。我也不能免俗,踢了幾腳以泄怨恨。看到恨楊的人太多,王官平、沈超暫時未動手,只是上前喝止眾人。
有人報警后,又是所長親自來處理,當他調查到我時,我當著眾看守員的面,直言楊犯自恃所長是老鄉的關係,到處欺壓他犯,毆打他犯,將倉里搞得亂七八糟,人人自危,應當調走他。豈料所長二話不說,徑直走上來,一個耳光封住了我這個不「醒目」的貧民。最終所長決定將彭老大調到213倉,楊常聖調208倉,並指認崔世明為210倉倉長,王官平、賴繼光協助(賴一直與王、楊二犯同吃)。這下可好了,210倉成了王官平與沈超的天下,膽小的崔世明就像個傀儡,根本不敢管事。
我與新老大打起來,也被調倉
第三天早上,我在床板上做俯卧撐,剛剛「榮升」二把手的王官平立即衝上來指斥我,強令我停止,我倒是奇怪,別人都可以做,為何我不可以做?很可能他認為我是彭老大的人,記恨我前日踢了他老鄉幾腳,並說了他們的不是,今天要尋釁報復。我不聽王的呵斥,依然做我的俯卧撐。王氣急敗壞,衝上來打我,他養的幾個白吃客(包括沈超)看我勢單也撲了上來。我見勢不妙,忙衝下去按響了報警器,此時頭上已被打了許多拳。此事仍是所長處理,打我的人未受任何處分,卻要調我走,我直問所長:王、沈二犯仗勢欺人,卻不受任何處分,是何道理?前天調走的楊犯明明先出手打人,也未受任何處分,又是何道理?旁邊的馬科長(聽別的看守員這麼稱呼)很「醒目」地訓我:「別管別人的事,先說你的不是,再說了,他是管倉的,有權要你不在鋪板上做俯卧撐,你不聽,就是你的不對!」我無話可說,最後被調到了217倉。
彭老大咽不下這口氣:被人毆打,這是他入所三年來從未有過的事,以他的身份這真是奇恥大辱,而且他還討不到公平——打他的人未受什麼處分,反倒是撤了他的倉長職位並調了他的倉,這太失敗了。於是彭老大與盧警長一撮合,決定控告所長,寫控告材料的事托給了我。我也正心感不平,於是答應了這個差事。為此盧警長又將我調到207倉(此時他只管這一個倉)。對警長的動機我猜應是兩點:一則所長削減了他的管倉數量,這等於大大減少了他的創收機會;二則所長欺凌了他關照的犯人,直接危及了他的既得收益。

(作者坐牢期間,作為一個默默無聞的政治犯,受到過美中對話基金會的關注。康原先生將作者列入提交中國政府關注的政治犯名單里。遺憾的是,作者並沒有因此獲得一天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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