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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四章、仓里动物世界：拳头与金钱
我帮老大写信，警长是老大的私人信使
老大居然只有小学文化，就我观察，甚至只是小学一、二年级水准。他每周都要写一两封信，每周差不多也会收到一两封信，这些信基本都是和老婆之间往来的。他老婆在海关上班，而深圳海关最近又刚刚抓了关长赵玉存，据说受贿有900多万，全海关正人心惶惶。老大认不全他老婆来信中的字，就老叫我去帮他念，他说老婆是大学生，很有才华，自己虽然文化低，但歌唱得好，当年是靠唱歌征服了她的。
这话不假，老大每天精神好时便会在风仓里大唱一阵，不是革命歌曲就是样板戏，唱得的确嘹亮洒脱。他老婆来信中总是担心房子和汽车会否被没收，并不时在来信中透露他的案情。帮他写了几封信后，老大居然看中了我的耐心，从此后抓住不放，每封信都要我来写。
给他写信实在不简单，先得速记他口述的乱七八糟的意思，然后再整理出个初稿，初稿必须一笔一划来写，丝毫不敢带笔连笔，因为他只认得不多的楷书体的汉字，行书与草书是一概不认得。初稿念给他听完后，再交给他细看一遍，他会边看边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又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二稿，二稿仍得用楷书写成。二稿如果没有问题了，老大就铺开稿纸来誊抄，他要用自己的字与老婆交流，并在信中说明自己天天坚持学习，所以近来语言表达能力提高明显，好多字都会写了，还学会了一些新词和成语。老大其实是个相当心细的人，每封寄出的信和收到的信，他都要另抄在一个笔记本里，以便备忘。
老大的大多往来信件是不经邮局投递的，而是由管仓警长卢俊传送。他信中主要的内容除了与老婆沟通感情，就是指导老婆如何为他跑案子、找什么人、怎么做事等等，老婆的来信里除了告诉一些家常事外，就是通报案子的进展。卢警长因为这些事情而与彭老大的关系相当密切，常常将彭老大单独提出去谈话和晒太阳，每周总有两三次，而其他普通犯人则极少能荣幸地被提出去。彭老大在信中常叮嘱老婆要懂得感谢卢警长，适当时要去警长家里拜访拜访。春节前警长要回家过年，彭老大又打电话通过自己的关系为警长订了机票，并由老婆为其奉送了别的一些年货。这些事，彭老大并不隐瞒，而是着意炫耀，生怕仓里人不晓得他与警长的铁关系。通过这些书信往来，他老婆也与警长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共同合作为他的案子奔波。他说老婆已为这个案子前后奔波花去了50多万，许多人却是只收钱不办事，所以他在信中叮嘱老婆千万不可见人就花钱，要看准确。
死刑犯郭林说：警长都是有钱犯人的狗
用郭老头郭林的话说：警长都是有钱犯人的狗。这话没错，日子久了，我发现许多仓的管仓警长实际上就只为那么一两个有钱犯人提供服务，而无钱的犯人几乎从来不会被提出去谈话或晒太阳。比如卢警长，他另外还兼管217仓，却极少将那个仓的人提出来，只因为那个仓当时没什么有钱的犯人，仓里管事的是几个内地来的有一把子蛮力气的年轻人。有人笑言：共产党现在不讲“为人民服务”了，而是“为人民币服务”。我想，对这句时代妙语，身为囚犯可能理解得更为刻骨铭心。
只要有钱，坐牢就不会吃亏，这类犯人要么被警长安排管仓，要么被老大关照着一起吃喝，不管仓也不用干活。仓里的规矩就是这么简单——有钱吃钱，没钱干活。钱将人群一分为二，一类是享受的，一类是受苦的，公平与公理在这个丛林动物般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里只流行最原始的游戏规则。每当我在地上满头大汗抹地，有钱犯人在床板上玩耍纵乐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被人欺压的酸楚感，只是因为常帮老大写信，暂时没有了挨打的恐惧，比刚来时情况有所改善。这时老大会常叫我去他的摊子拨菜，初始我坚决不去，后来他的口气变得越来越严厉，我知道，不给老大面子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于是逐渐开始接受一些馈赠。郑永球其实心地相当善良，每次老大要我来拨菜，都是他将我的饭盆接过去拨，并尽量拨得多一些、好一些。接受了馈赠之后，我仍退回到风仓厕所那里去吃。也因为这些馈赠，我与老大的关系逐渐改善，到后来，他有许多事都会同我商议，觉得文化人给他的意见相对比较“周到”。帮他写了两个月的信以后，我向他提出——我愿意再帮他写几十封信，但请他帮我买一副塑胶眼镜来。我知道这里只允许戴塑胶镜，而且不贵，一副才二十几元钱。老大爽快地答应了，让我在给他老婆的信中加上这一条。两周后，一副全塑胶的近视镜连同老大的药一并由警长带了进来，从此我告别了“模糊世界”。此时，因为我睡水泥地老是背痛，老大便发善心将我调到了床板上来。
法院开庭时，我将公安收去我的钱没有返还的事讲给了法官。数天后，一张1150元的“借记卡”传了进来。老大定有规矩，每个新犯进仓必须先交600元公费，我入仓后用的肥皂、毛巾、牙刷牙膏、手纸等，都是来自这个公费，共产党除了管衣食而外，其他是一概不理的，而且我还接受了老大馈赠的那么多顿炒菜，并且又帮我买了眼镜，因此这张卡一进来，我立即交给了老大，以示还债。老大这时已将我当成了他的写手，于是顺水推舟提我与他同席吃饭，只可惜这1150块钱仅10多天就花光了。和老大距离拉近了以后，他对我还是慷慨的，我写小说期间，从他那里得到了七八本信纸和二十多支圆珠笔芯。仓里用的笔都是用报纸缠住笔芯卷成的，我用的笔基本都是郭老头帮忙卷的，在这种环境里，一般人老大是绝对不会给这么多笔芯的。
来信得知，女友曾被员警突然驾走，拷问我在哪里
女友阿辉在一家礼品公司上班，公司的卖场就租在深圳博物馆。入仓后我连续向她写了两封信都未有回音。我不知是何缘故，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忍不住心里的疑惑，写了第三封信，仅只一句话：阿辉，你是否还在深圳，如果在的话，请来信告知我。这封信发出一两周后，我居然收到了阿辉的回信，共计三张纸，纸上明显有斑斑点点眼泪滴成的痕迹。阿辉在信中说，8月30日她下班时，被一伙人突然拉进一辆车，然后载到了梅林派出所（实际上应该是梅林看守所），连夜讯问她有关我的事情，但第二天又放了她，当时她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她还告诉我，“前几天一位姓郑的小姐找到她并交给了她三封信”（引号内这句话在她的信上是被涂改液涂掉的，我对着太阳才勉强辨认出来的），才知道了我的现况，她说她已哭干了眼泪，只希望我能早点回来，希望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带来了她爱吃的东西（我有时会买些麦当劳之类的食品送到她上班的地方），她还问我要不要什么东西，可不可以来看我。此时我才明白，前面写给她的信实际上都被压在公安手里，难怪我收不到回信。当初公安审讯我时曾称我女友就关在另一间屋里，哭得泪人儿似的，要我合作些，否则她也会关到问题弄清为止，当时我很愤怒，要求他们放人，否则我绝不会合作，并警告谁要是欺侮了她，我是绝不会放过的。但同时我也清楚，阿辉无罪，他们即使抓了她，也不可能久关，可是对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来说，祖国公安的那一套抓捕审讯肯定会给她造成很大的惊恐。
我于是马上回了封信给阿辉，对她道歉，请她原谅，并清楚地告诉她我可能要耽误许多年，请她重新考虑自己的今后，我知道这很残忍，可我又必须得告诉她这些。此时，我也在对自己进行灵魂的拷问：明知自己做这种事会坐牢，却要与人恋爱，这不是故意去坑害人家嘛？我该如何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一周后阿辉来信，说她已换到西荔大酒店上班了，信中责备我还是那么顽固（因为给她的信中我曾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有一个清明的境界出现，她显然明白了我指的是什么）。信的最后，她说已给我送来了一副眼镜（第一封信中曾请她帮买一副塑胶眼镜，那时还没有得到彭老大的关照），问我有没有收到。眼镜我并没有收到，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想，她之所以换到西荔去，一定是我的事给她带来了不利影响。
我常在内心责备自己负不到责任，背着女友走这一条路，最终令她猝然接受这样残酷的结局，虽然她知道我的过去，但我毕竟没有告诉她自己现在仍在做这些事。她的今后将会怎样呢？能找到一个关爱她的人陪她生活在这个城市吗？我的家人呢？我也时常陷入对家人的负疚之中，我背离了他们对我的期许，走了这么一条给他们的心灵带来累累伤痕的路，每当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禁对自己认为的“义”产生疑问，这项高远莫测的民族公益，这个飘渺在远空的梦想，真的值得我舍弃女友、舍弃亲人去追求吗？真的有必要为此而给他们造成这般的伤害，反过来又让自己这般地负疚和痛苦吗？对当权者、对国家，我没有犯罪，可是对于亲人和女友，我是在犯罪。
百无聊奈的日子里，我想干脆来写小说吧，写成的话，将来去了监狱，指不定可以想办法寄回去，若是能够出版了，岂不是可以为家人和女友换些资费补济他们的生活吗？女友家在四川南充的乡村，假如有一天她失业了，又没有人来帮助她，她将不得不回到多年前曾经离开的乡村。我希望能够尽到一份力来帮到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个天真的妄想。
目睹三个同仓死刑犯出仓行刑
我入仓第二个月的一天晚上，那个瘦小个子的死刑犯王×军本来玩得好好的，突然间一声不响，提起脚镣坐到了过道的水泥地上，双眼发呆地看着屋顶，足足凝神有半个小时。我觉得他很有些异常，但其他人却似乎并不在意，依然玩得热热闹闹。次日早晨起床后，大家正在刷牙，铁门观察孔突然打开，看守在仓外大声叫王犯的名字，紧接着铁门打开，门外站着一大群看守员。老大立刻明白了过来，忙上前去与王×军拥抱，很郑重地对他说“走好、走好！”王犯很洒脱地向大家叫了声“保重”，便径直跟众看守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目睹行刑。所里行刑一般都安排在周五，每个周五大约要拖出去五六名死刑犯，于是大家都把这一天叫“黑色星期五”。王犯走后，他的所有物品被迅速清空，他的笔记本、相册之类都交给了看守员，但我估计他的这些遗物很可能会被扔到垃圾桶里，而非转交给他的家人。仓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足有一个上午，大家较少说话，直到下午了，才开始谈论有关死刑的话题。毕竟，死人总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
一个多月过后，老大的打手之一——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的张波被判了死刑，拖着一副沉重的脚镣回到了仓里。春节前后，老大的另一得力马仔（兼打手）张平也被判处死刑，又拖了一副脚镣回到仓里。其他仓又新调来一个叫沈超的死刑犯，沈犯高大肥壮，形如NBA湖人队的奥尼尔。再加上214仓调来的死刑犯黄吕庭（7天后又调到了213仓），此时210仓里共有五副铁镣整天拖来拖去，哗哗声更是响彻云霄。张平犯的是绑架罪，他们杀死了人质，以致同案三人一审全被判处了死刑，回仓后老大安排我为他写上诉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老大安排了就绞尽脑汁找理由来写吧。不过我倒觉得，既然人质已经死亡，再陪杀三人，显然失当，若能说服法官尽量少杀，那也是一份功德啊。所以，这份上诉状我还是很用心地去写了。
春节过后不久，一天中午，大家正在午休，突然仓门打开，看守大声命令——“全部起床！打坐！”大家手忙脚乱在床铺上刚坐好，几名看守员就冲进来，将一副手铐铐在了郭老头的手上，并将他带出了仓。一心等待改判的郭老头根本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临出门时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大叫一声“老郭保重！”明白过来的郭老头仓惶间回头应了声“保重”就挂门而去。此时隔壁有个仓正在大声吵闹，有个犯人在疯狂嘶叫，不让看守员拖走。事后我们得知，是看守员最先来拖213仓的黄吕庭出去执行时，黄犯以自己罪不该死且时间未到为由抗拒，并踢打看守，所以发生了吵闹。当然黄犯最终还是不可抗拒地被铐着双手拖走了。看守们于是吸取了213仓的教训，对那天其他几个死刑犯（包括郭老头）全都是铐着双手拖出去。
一般行刑都是在早晨，中午比较少见，这也是大家（包括郭老头自己）当时没反应过来的原因，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加手铐的。张波的执行就来得很快，一审过后只隔了两个多月。那天早上看守员来叫他时他也是正在刷牙，老大向看守员回话：“让人家刷完牙再走嘛！”于是看守员站在门口驻足等待，老大拿了面霜（正值冬季）上去给张波在脸上擦了一遍，然后紧紧抱了抱，拍拍肩才送他走了。毕竟曾经是自己的打手，老大对张波是动了感情的。
大多死刑犯都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死刑，因为毕竟他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但也有少数难以接受而整天闹事的。比如黄吕庭，到任何仓都会打人泄愤。沈超也是这样，稍有不如意，抓住别人就打，由于他身高体壮，据说又是杀手出身，打起人来心狠手辣，因此，他的到来，使210仓更显得恐怖。
老大遇到挑战者，一个打不死的无赖
管仓犯人的官方称呼叫“辅导员”，通俗叫法是“仓长”或“老大”。每一个仓长在“执政”期间都有面临其他犯人挑战的风险。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权威是打出来的。
崔世明原是深圳外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因诈骗罪被捕，入所后被看守员安排做206仓仓长。崔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为人儒雅恭敬，开点带腥的玩笑都会脸红，让他管一群暴力犯，实在是勉为其难，他总怕被造反的犯人暴打，所以总是异常地胆小谨慎。有一段时间，他仓里来了一个湖南籍年轻犯人，据说学过少林功夫，一进仓就向仓长挑战，首先是找崔的两个帮仓打手单挑（一对一斗殴），刚打了没几下，看明了来者意图的崔立即跑上去，大声央告：“别打了，别打了，我不做了，我真的不做了。”说到做到，崔当天即向看守员请辞了。
因为崔在大院晒太阳时曾认识了彭老大，被彭老大吹嘘的“铁腕治仓”经验吸引了，所以要求调到210仓来，他宁愿来210仓做个“小摊主”，也不愿在206仓做一仓之长。对他来讲，寻找安全是最重要的，在210仓，他认为有“朋友”老彭的庇护，自然就不会有206仓时天天坐在火山口上的恐惧感。崔待人平等亲切，我与他常常在一起聊天，他哥哥曾给他送来了余秋雨的几本书，要他心平气和等待结果。崔的妻子案发时将股票斩仓，兑了2000多万现金，然后去了美国，因而从未给他来过信。
彭老大尽管曾经“铁腕治仓”，最终却也难逃被人颠覆的命运。挑战者叫杨常圣，东北人，自恃在山东练过几年拳脚，而所长又是他老乡，因而入所后，屡屡打人伤人，已调过七八个仓，成了所里有名的烂仔。杨犯每到一个仓必定挑战老大，然后取而代之。因为刚刚在214仓打了人，杨犯被调到了210仓，入仓第一天晚上，郑永球为他登记“入仓情况表”时，他就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站在地上要理不理。因为打架，杨此时被加戴了一副直镣，双脚不能并拢，只能叉开站立。直镣是将脚镣链条焊接成直条，犹如一根僵硬的钢鞭，专用于对付看守们最恨的犯人；有时公安对久审不招的犯人，也会吩咐看守加戴直镣。杨的不恭引起了众怒，老大一声断喝，七八个打手冲上去一顿狠揍，杨纵有少林功夫，无奈双脚被套牢，对手又人多势众，只好伏在地上双手抱头任人踢打。
杨犯不认识几个大字，来时却带了一大堆书籍词典（全是抢同仓他犯的）。他的“借记卡”上有上万块钱，听人讲全是逼香港犯人给家里人写信，把钱汇到他账上的。杨犯曾吹牛说他账上最多时有3万块钱，全是朋友送的。实际情况是——不少与他同过仓的香港犯人，出了看守所后就向检察院报案，控告杨犯勒索，检察院来人调查过，却无奈有所长出面斡旋，最终不了了之。杨犯还吹牛说他在那个仓时，有专门的“勤务兵”，睡觉时一个人赶蚊子，一个人扇扇子，赶蚊子还不能将他弄醒，否则就要惩罚——练一顿。这一点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有不少仓的老大就是这么享受的。
过了几天，杨犯似乎又来了精神，将拳头在墙上狠命地砸，名为练拳，实则敲山震虎，展示他是有武功的。咚咚声在仓里震山地回响，面对这种打不死的挑战者，老大不禁惶恐得左右环视，以防被他偷袭。像我这样的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在这咚咚声里提心吊胆。
老大被突然打倒，然后调仓，失去老大地位
郑永球此时调去217仓做仓长（崔世明代他做了210仓“学习员”），取代了贫民仓长田小军，田小军连同两个打手一并调来210仓洗饭盆。黑脸大汉黄则展调去了213仓做仓长，接任他“卫生员”职位的叫刘玉书，相当高大勇武，但为人谨慎有礼，不似黄则展那般“暴力”。谭得志则调去了216仓做仓长，接任他“生产员”位置的叫王官平，东北人，因入仓时曾将6000元的“借记卡”奉送给老大，而深得老大赏识，老大常常在众人面前称赞王犯“醒目”。
210仓一下子出了三个仓长，老大于是觉得自己育人有方，是对看守所作出了贡献的人。每当与崔世明谈及此点，莫不自豪得喜形于色，好像他是黄埔军校校长一般。
杨常圣来了以后，因与王官平是老乡，所以和王犯养的四五个白吃客迅速结成了帮。杨犯钱来得容易，所以出手也大方，很快，另有几个白吃客也加入了进来。这一天的敲山震虎之后，杨犯终于按捺不住，要找老大的两个打手单挑，但被高大的刘玉书拉住。杨于是认为刘玉书是他挑战老大的拦路虎，趁刘坐在铺板上不备时，突然发力将刘打得鼻青脸肿。有人报警后，所长亲自来处理，结果却是：挨打的刘玉书被调到217仓，杨再加两副脚镣（共计三条）仍留在210仓。老大不服了，因为按规矩应该打人的调仓，但所长对此不予置理。
刘玉书的调走，使老大的力量被削弱了一大块，杨虽三副脚镣加身，却更显狂妄和神气，因为他知道这镣戴不了多久，形势对他有利。果然，三天后所长即下了“大赦令”，将杨的三副脚镣，全部取了。这可真是少见的宽大，看来所长真的很关照这个烂仔老乡。也正由于这种关照，杨更是有恃无恐。当天下午理发，一个犯人帮他弄完光头，我们才看到杨的头上满是坑坑包包，其中不少的坑包足有核桃大小，有如布满陨坑的月球表面。显然，这都是杨身经百战留下的光荣标记。
由于杨性格怪戾无常，谁也不敢肯定自己不是下一个被暴打的人，因此仓里的气氛更趋恐怖，而且此时杨已养下了如奥尼尔般粗壮的死刑犯沈超，气焰更盛。因为力量的此消彼长，老大这时也怕起了杨常圣，开始与杨沟通、聊天，尽可能投其所好，并将刘玉书的“卫生员”职位给杨干着。名正言顺了，杨于是威武无比指挥着所有干活的贫穷犯人这样那样（包括我），老大只好忍着看着。但这样杨还是不满意。一天晚上和老大聊天时，突然发力将老大打倒在地，老大的两个打手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张平尤其如此，尽管戴了死刑镣，但他身材高大，加上老大又待他不薄，并且是老乡关系，便立即扑上去一并将杨按翻在地，不少对杨的狂妄早已怀恨在心的人，此时都冲上去踢上几脚。我也不能免俗，踢了几脚以泄怨恨。看到恨杨的人太多，王官平、沈超暂时未动手，只是上前喝止众人。
有人报警后，又是所长亲自来处理，当他调查到我时，我当着众看守员的面，直言杨犯自恃所长是老乡的关系，到处欺压他犯，殴打他犯，将仓里搞得乱七八糟，人人自危，应当调走他。岂料所长二话不说，径直走上来，一个耳光封住了我这个不“醒目”的贫民。最终所长决定将彭老大调到213仓，杨常圣调208仓，并指认崔世明为210仓仓长，王官平、赖继光协助（赖一直与王、杨二犯同吃）。这下可好了，210仓成了王官平与沈超的天下，胆小的崔世明就像个傀儡，根本不敢管事。
我与新老大打起来，也被调仓
第三天早上，我在床板上做俯卧撑，刚刚“荣升”二把手的王官平立即冲上来指斥我，强令我停止，我倒是奇怪，别人都可以做，为何我不可以做？很可能他认为我是彭老大的人，记恨我前日踢了他老乡几脚，并说了他们的不是，今天要寻衅报复。我不听王的呵斥，依然做我的俯卧撑。王气急败坏，冲上来打我，他养的几个白吃客（包括沈超）看我势单也扑了上来。我见势不妙，忙冲下去按响了报警器，此时头上已被打了许多拳。此事仍是所长处理，打我的人未受任何处分，却要调我走，我直问所长：王、沈二犯仗势欺人，却不受任何处分，是何道理？前天调走的杨犯明明先出手打人，也未受任何处分，又是何道理？旁边的马科长（听别的看守员这么称呼）很“醒目”地训我：“别管别人的事，先说你的不是，再说了，他是管仓的，有权要你不在铺板上做俯卧撑，你不听，就是你的不对！”我无话可说，最后被调到了217仓。
彭老大咽不下这口气：被人殴打，这是他入所三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以他的身份这真是奇耻大辱，而且他还讨不到公平——打他的人未受什么处分，反倒是撤了他的仓长职位并调了他的仓，这太失败了。于是彭老大与卢警长一撮合，决定控告所长，写控告材料的事托给了我。我也正心感不平，于是答应了这个差事。为此卢警长又将我调到207仓（此时他只管这一个仓）。对警长的动机我猜应是两点：一则所长削减了他的管仓数量，这等于大大减少了他的创收机会；二则所长欺凌了他关照的犯人，直接危及了他的既得收益。
（作者坐牢期间，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政治犯，受到过美中对话基金会的关注。康原先生将作者列入提交中国政府关注的政治犯名单里。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获得一天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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