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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囚徒的夢想》第三章、黑暗監倉，與死刑犯同囚
進倉第一天，被眾犯群毆，監控視頻是瞎的
羈押大院實際上分兩部分，像個「曰」字，隔在兩個大院之間的那排屋主要是醫療室和駐所檢察室。東院叫二所，西院叫一所，總佔地大約有兩三百畝。大院的南面即是六處，北面靠山，山上是大片的荔枝園（這是有了眼鏡后才看清的）。大院全是一層的平房，院內除了地面的一圈走道外，還有一圈「空中走廊」，距地面大約有三米高，是看守員巡視的專用走道，站在上面，透過鋼柵窗可以看清任何一個倉里的情況。院內還安有不少電視攝像頭，看起來有幾分現代化的味道。大院中間是上萬平米的綠草，但卻極少讓犯人去放風、曬太陽、透透氣。被稱為「一所」的這個大院總計大約有三十幾個倉，每倉關押約三十人，其中有三個倉關押女犯。我是被關押在210倉。在入這個看守所以前，「倉」在我頭腦中的概念是存放物品的房間，如穀倉、倉庫，沒料到廣東將關人的號子也叫「倉」，足可見在這裏犯人就是被暫時存放的物品。
入210倉第一天就打了架。我進門的時候，除了地上坐的幾個犯人在悄悄玩紙牌，其他全都在床板上午睡。其實當時我並未看清床上的犯人是在午休（公安們未將眼鏡還給我），正好尿急，就去裡間廁所小便，完了後用瓢沖水的聲音大了，門口玩紙牌的犯人猛然擺動手臂，似乎是制止我。我又走到門口，他們命我蹲在地上，我很不情願地蹲下，因為實在瞌睡就靠牆打盹。玩牌的當中有一位黑臉大漢將腳伸過來撞我，不要我打盹，我將他的腳壓下去，他感到驚訝，心裏似乎在說——你竟敢冒犯我的威嚴，遂怒目圓睜將腳翹起，向我的臉上戳過來，我復又將他的腳壓下去，他似乎要爆發，但另外一個老頭向他「噓」了聲，好像是提醒他別人在午休。黑臉大漢便棄我不理，繼續玩牌。
1個多小時后，鈴聲大作，床板上的犯人全起床了，並開始整理棉被。睡在最前列的一個中年男子，穿著潔白的汗衫，面色白晰，他一坐起來，立即有兩個年輕的犯人將他的被子抱到一邊去迭。這男子沖我掃了一眼，隨手拿過床頭放的小饅頭遞給我：「吃，吃了再說！」我不知是真給還是假給，沒有接，那男子又大聲問我姓名、籍貫、年齡一類的問題，好似預審科提訊的內容，而且口氣又相當凌人。已經給共產黨折磨了三天三夜，此時又困又累，還得接受一個囚犯的審訊，並且還要我蹲在他面前，我不禁怒火中燒，索性不理他。剛才幫這男子迭被的一個年輕犯人走上來，將我推了一掌，「老大問你話，你敢不順毛！」我藉著怒火，一把推開他的手。這一推壞了，立即上來一群人，七手八腳將我按倒在地，其中有一個戴腳鐐的瘦小個子抱住了我的一條腿，我抬起另一隻腳照他懷裡踢去。「老大」大喝一聲：「拉出去！」這幫人將我拖到外間放風倉，然後面朝下猛一丟，我的門牙磕在了水泥地上，迅速出了血。四肢被按牢，我無法動彈，任憑他們踢打，那個戴腳鐐的瘦小個子因為恨我踢他，此時抓住我的腳死命的擰，肯定是想把關節擰脫臼才會住手，我感到腳腕里痛得鑽心，蓋過了拳打腳踢所帶來的痛，於是大喊不止。這樣又持續了幾分鐘，倉里老大放出話來：「算了算了，不要搞了！」眾人立刻住手。我從地上坐起來，地上有一攤血跡，兩名犯人拿來毛巾很熟練地在地上一推而過，血跡全部消失了，兩人的動作配合得好似NBA球賽中拖球場的服務生，臉上無任何表情，完全是一種常規作業的神態。
我憤怒不已，站起身猛擂鐵門，大聲向外「報告」，叫了好幾分鐘，無任何人理會——大院里難道沒有看守員？一門之隔難道聽不見？倉里卻傳來老大的訓斥聲：「你喊呀，你把嗓子喊啞也沒用！喊呀，有力氣使勁喊！」我知道可能真的沒有用，便泄氣地坐了下來。此時才感到門牙的劇痛，一摸是斷了一顆，但尚未完全斷，我又將它扳正恢複原處。這麼一扳一扶又出了不少血。不過，我還對這顆牙抱有一線希望，或許它還能長好。
編故事，「幫助」預審公安交差
公安的審訊並未完全結束，隔三間五還會提出去，在普通預審室里泡上一個上午或下午。因為我曾打過威脅當局要求釋放政治犯的電話（那是我當時一個失敗的企圖的一部分），技偵科還專門來作過聲音鑒定。他們搜查來的物品中有一張我未及銷毀的傳單手寫底稿，但他們懷疑不是我寫的，所以專門還來作過筆跡鑒定。此時出去不用再穿襪子（實際上也沒有襪子），而是穿倉里每人配有的一雙舊拖鞋。除了兩次技術鑒定外，公安的提審內容基本還是原來那些過程，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再走一遍，但其中他們主要糾住不放的，還是那張「香港民主2000聯盟」通訊錄的事。對這個問題，我已懶得再費口舌了，因為我已重複過無數遍說這不是什麼反動組織，我也不是其中成員，僅是從一認識的人那裡得來，故而帶在身上。多疑是公安的天性，他們當然不信，窮根問底一點一點地刨。我知道他們刨不出一文銀子來，所以坦然地笑看他們無數次的發問和質疑。
時間這樣差不多耗過去兩周了，看樣子他們是急於要在兩周內結案，到後來，一個姓張的預審員幾乎是央求地說：「你哪怕是編個故事也好啊，只要你編得像，我能交得了差，你也不必再受這些麻煩了呀！」受他的啟發，我於是考慮了一個中午，，將故事給編了出來——我說：我去廈門旅遊，認識了同車一個叫阿丹的香港女孩，相互溝通后得知她也是去廈門旅遊，並順便探親；到了廈門后，我們曾一同游過鼓浪嶼，我給她講了自己曾做過民運的事並因此而坐過牢，沒想到她居然是一「民主2000聯盟」的志願者，臨走前她給了我一張「民主2000聯盟」通訊錄的複印紙張以及她的聯繫方式。但是後來我並沒有聯繫過她，她的電話也忘掉了。
張姓公安把這個故事記錄了下來，看完一遍后，睜著迷惑的眼睛問：「這故事多像是編的呀，誰會相信呢，你能否來得逼真一些呢？」我說事實就是如此，不信也沒有辦法，他又把我這句話也記了下來，以便把這個戲演得更像一些，起碼在上司對筆錄表示懷疑時，他可以讓上司知道——他曾經若干次質問過了，也算是盡了心盡了力了。旁邊另一個小青年發話了：「當時在廈門你住了什麼賓館？有沒有和她一起住？後來為什麼沒再聯繫？」我笑著幫他們繼續編：「第一個問題呢我忘了；第二個問題是個人隱私，我可以不回答；至於第三個問題，非常現實，我付不起國際長途話費，而且手機是雙向收費的啊。」
公安的審訊就這樣結束了，在最後一次提審中，我問大概多久能判下來，他們說應該一個月內即可將卷宗提交檢察院，並告訴我這個案子是市府督辦的，坐直通車，應該兩三個月可以判下來。但後來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犯人當中流傳的一個「常識」——千萬不要相信員警！所里的犯人幾乎人人都能背出他們對公安的總結：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磕斷的門牙，不能復生，強行擰掉
磕斷的門牙一直不方便進食，比如菜乾，稍一碰，牙便劇痛，吃飯時就只能慢慢來。可是一慢又出了問題——我落到了最後，會影響全倉搞衛生，老大於是又大聲呵斥，威脅要打我。忍了幾天，就請求老大，希望能去醫療室看看。幾天後老大帶人看病，順便帶了我去。醫生只拿把鑷子戳了一下就斷定此牙已不可能復生，要求我自己想辦法扳掉它。回倉后，實在無法忍耐它的疼痛，因為口舌的開合也會搖動它而引發陣痛，於是我下了個決心，將它牢牢捉住狠狠擰了幾圈，終於給拔了出來。從此以後，我就成了一個豁牙的人，至少在出監前我是無法補上牙的。記得幼時和小夥伴們譏笑掉牙人時常這樣唱：豁豁牙，露露齒，我吃饃饃你吃屎。如今，我竟成了這「吃屎」的人。
床板和內倉一樣長，上面睡了二十幾個人。地上的走道大約有1.5米寬，晚上要睡五六個人。我來得晚，又與老大衝突過，所以被安排在廁所旁的水泥道上睡。早上起來后，被子總是濕透的，因為水泥地總能將體熱蒸發的水汽凝成水並滲入棉被。胸口被預審科「老闆」打過後，一直在疼，入倉時挨了一頓打全身也疼，再加上睡潮濕地面，脊椎就疼得更厲害，所以白天我就躺在床板上捱時間。本來白天是不允許躺床板的，但老大怕我出事，也就默許了。
這麼躺了幾天後，老大終還是膽怯，說通管倉的「盧警長」，請他單獨帶我去醫療室看看，並叮囑我一定要說是公安打的，別說是他們打的。醫療室其實也沒怎麼看，只給了一包跌打膏藥了事。
儘管全身疼痛，但還是要幹活，本來新入倉的要先洗一個月飯盆的，但老大聽我說曾患過肝炎，便改讓我搞地面衛生。地面衛生的搞法是：每日早、午起床后和兩餐完后，先用肥皂打飽五六條毛巾，再用發著肥皂泡的毛巾塗內倉過道和風倉的地面，然後沖水，並用毛巾趕水，一邊趕水一邊拖洗地面，直到拖干水漬。洗地面的過程中，不得將水濺到寢倉的貯物洞里和風倉的貯物櫃下，這些地方要用更多的毛巾事先封堵。洗完倉后，黑臉大漢要來查看，地面任何一個小坑，哪怕是綠豆大的小坑，裏面也絕不允許有水漬存在。我那時沒有眼鏡，視力差，老是搞不太乾淨，於是好幾次被老大和黑臉大漢責罵，只是因為有傷，才免去了挨打。搞完地面后，要把全倉二十多雙拖鞋逐對擺放整齊。平時還要注意，一旦哪裡髒了，必須馬上拖上毛巾去搞乾淨它。現在我終於理解了入倉那天，抹去我血跡的那兩人的熟練動作了。
我是新犯，睡廁所邊的濕地上
黑臉大漢給我拿了一套洗漱用品：毛巾、牙杯、牙刷、牙膏和肥皂，另又給了我兩張紙皮。洗漱用品初以為是他個人的，心裏很感激，後來才知道是老大用集資來的公費買的。至於那紙皮，則很有用，它一面是塑膠膜，一面是牛皮紙，睡覺時襯在棉被下，可以隔水汽，於是我睡水泥道的情況有了一些改善。
過道與內倉等長，約有8-9米，最前面睡的是一個戴腳鐐的老頭——是被判了死刑的，只等終審裁定；他後面睡的是另一個戴腳鐐的——那個擰過我腳腕的瘦小個子；再後面睡了兩個比我入倉稍早的犯人；排在最後的就是我了。我這個地方水濕比較嚴重，主要是因為離廁所太近。內倉與風倉各有一個廁所，但功用不同，內倉的廁所只准午休和晚上睡覺時使用，而且一般只能限於小便，大便必須經老大批准，但老大實際上極少批准這種請求（除了他自己）。曾經有人因為晚上實在頂不住了，而老大又正熟睡不敢叫醒他，於是先斬後奏地拉了大便，次日早晨便被老大的打手提到風倉去練了一頓。所謂廁所，實際上大約只有1平米，三面用水泥板圍攔住，中間一個便池，後面緊靠一個水池，小便至少要衝三瓢水，大便至少要衝一桶水，否則老犯就喊「臭」，老犯一喊「臭」，「新兵」就有挨打的可能。實際上老犯所謂的「臭」，常常是條件反射或者憑空捏造的想象，如同看見燒雞自然會想到「香」，看見大便自然就想到不得了的「臭」。在這個人多地少的空間里，搞出臭味來是很危險的，尤其是「新兵」，比如有些屁，雖然有響聲，但未必有臭味，可是只要老犯聽到了屁響，不管距離多遠，就條件反射地捂住鼻子叫「臭」，若是這個屁不識相地爆響在老大或黑臉大漢的身邊，被打就是最正常的反應結果。
一到夜間，小便的人特別多，小便一完就是沒完沒了的沖水，而我的被頭距廁所僅一尺之遙，浸濕和濺濕是不可避免的。最嚴重的是沖涼。一般犯人晚上是不能沖涼的，必須下午在風倉沖完，只有老大和黑臉大漢才可以在內倉沖。他們沖涼的時間大約要二十多分鐘，是由兩個小兄弟在旁邊舀水往身上淋，他們只須蹲在圍欄里體驗涼水的滋味。沖涼完后，我的「床頭」必然濕成一片，只好拿毛巾去抹。
水池旁邊有兩個開水龍頭，是所里集中供應熱水的設施，每天早上7:00、下午3:00和晚上7:30放水。下午3:00放的熱水除了喝就是由老大拿來洗衣被和沖熱水澡了，晚上的熱水除了喝就是用於沖泡速食麵、奶粉麥片，餘下的仍是老大沖澡用。水池後半部的水泥蓋上放著熱水桶，熱水瓢是專用的，儘管與涼水瓢一模一樣，但千萬不可用錯。有一次我搞混了，剛將熱水瓢伸到水池要舀水沖廁所，突然天空一個霹靂，原來是黑臉大漢在訓斥我，並且張牙舞爪地衝到了我背後，真如凶神惡煞。這聲音太震耳欲聾了，我竟只聽到炸響，而未聽清他說的是什麼，於是呆楞在原地不敢動。黑臉大漢卻收了手，只將拳頭在我額頭上蹭了一下就回去了。旁邊一個老犯小聲給我說：「那是熱水瓢，千萬不要搞錯。」我一直不明白：這涼水並不比熱水臟，何必如此在乎。可是後來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裏面就是這樣在乎，一些毫微的差別往往意味著等級、尊嚴與「法度」，老大就是在這些細微的差別里尋找和炮製規矩，並將它放大成可怕的威懾力來維持鐵一般的秩序。
監倉「四大員」，老大自稱父親曾是副省長
每個監倉都有一部電視機，高懸在倉頭的一個拐角中，每天晚上6:30至10:30播放中央一套節目，目的是「寓教於樂」，讓犯人接受「政治教育」。看電視時，「電視觀眾」基本都集中在床板前半部分，翹首仰望電視機，床板的後半部分則是打牌和下象棋的人，或者幾個聊天的人。我沒有眼鏡，無法看，每當播新聞聯播時，就站在電視機下聽。
9月12日這天，異乎尋常，新聞中播出了紐約世貿大廈遭飛機撞毀的驚人消息，以及江澤民異乎尋常的致哀函。第二天的報紙里就可以看到更詳盡的報導。一時間，有關「9.11」的資訊迅速成了犯人閑談的熱門話題。
因為深圳有錢，所以看守所每個倉都訂有一份《深圳商報》和《深圳晚報》。看報紙的規矩是先老大（所里的官方稱謂是「輔導員」），后「四大員」的其他三員（衛生員、學習員、生產員），待他們看完后才輪到其他犯人看。這「其他」的犯人中也分三六九等，老大及其他「三員」的馬仔（伺候他的人或打手）、老鄉、有錢的人等先看，一貧如洗而又與「四大員」無甚關係的「無產階級」最後看。
此時我逐漸明白，老大叫彭漢橋，原籍湖北，據他講其父曾是湖北鄖西地委書記，後任河北省副省長。彭原是深圳鹽田港集團副總經理，因貪污、受賄問題和集團董事長及另一位副總劉峙一併被抓。這年彭52歲，據他講已在所里關了三年多了，案子曾被法院開庭審理過，但現在又退回到檢察院。老大按規矩睡頭一個鋪位，一人獨佔了一米多寬，足夠後面普通犯人兩個人的鋪位，他身旁睡的是他的兩個小馬仔張平、張波。張平犯綁架罪，是老大的湖北老鄉，張波則犯搶劫殺人罪，是湖南保靖人，這兩人都是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娃娃臉上滿是稚氣與青春的光澤。張平同時又是老大的貼身保姆，老大的衣服由他洗，由他保管，老大沖涼時由他輔助，他並與張波一起負責老大的開鋪和折被。老大另一個打手叫周裕兵，福建人，曾在歌廳里看場，因販賣搖頭丸被判了死緩，現在正等二審改判。周每日習練拳擊，雖個子不高，但身形靈活，很得老大欣賞，老大若心血來潮，就會在他繃緊的臂膀上試試拳擊。
黑臉大漢，恐怖霹靂震天響
黑臉大漢叫黃則展，是衛生員，負責安排、監督倉內衛生。此人是潮汕人，身高體壯，長相兇惡，好像是習武出身，因犯綁架罪入獄。黃犯為人相當苛刻兇狠，容不得別人半點的不敬，非常敏感於別的犯人對他的看法，若略有不恭，輕則斥罵，重則狠揍。倉里他是事實上的霸王，整天都能聽到他震耳欲聾的的悶雷在屋頂炸響和回蕩，氣氛相當恐怖。每當雷聲震響，那些遭過他斥罵和毆打的犯人就瑟瑟發抖，乖乖地蹲在牆角等待雷聲消失，如同森林里在雷雨前四處躲藏的小動物一般可憐。黃的權威在倉里僅次於老大，但我發現老大實際上還怕著他，對他的雷聲從未予以制止過，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老大從不阻攔，而且還常去他熟絡的警長那裡討來煙給黃抽。
監倉老三，朱鎔基下令捉拿的走私大亨
學習員叫鄭永球，惠州市惠東縣人，據說是朱鎔基欽點緝捕的走私大鱷，偷稅金額過億，但後來我看到他起訴書上認定的數字是3800萬。鄭在家鄉港口鎮頗有實力，同案十幾人全是親戚，據他講，一旦有小弟兄被抓，馬上就會給家屬二三十萬慰問金撫慰。這次鄭被抓也不影響他家的富貴生活，他在家鄉還有一處加油站和一個消防器材廠。不時有警長私自開門將鄭提出，每次提出必有一兩個小時的私談，回來都必定能帶回幾包香煙。抽煙在倉里屬嚴重違禁行為，因而煙貴如金，一次能帶回來幾包，那就是所謂的很「有料」的人了。鄭因為有「料」，在倉里位列第三。但鄭有潔癖，每次沖涼都要耗上40分鐘或1個小時，直把身上洗得白裡透紅還不甚過癮，若非關倉時間所限，相信他可以衝上兩個小時；平時衣食睡覺等方面也特別講究，有一丁點不潔，立刻驚叫「臟啊臟啊」，馬上跳起來命人清除掉。他的鄰鋪是個香港人，外號叫「貓」，因暗中被鄭出錢養著，故對鄭格外順從，每晚負責為鄭的鋪位扇灰，實際上開鋪前經「擦鋪人員」擦過後並無甚灰塵，但為使鄭安心，「貓」必會賣力地用衣服扇上十幾分鐘，以充分滿足鄭的潔癮。我慶幸鄭不是「衛生員」，否則我這個拖地板的可就有折騰了。後來同他犯閑聊中得知，鄭入所后因尖銳濕疣長得較大，去醫院做過切除手術，估計他的潔癖與生過這個病有關。
生產員是一個叫「阿志」（譚得志）的香港人，因走私罪被押，此人雖身高1米80多，但斯文得像個大學生，平時不多講話也不多管事，除了和倉里其他幾個香港犯人聊聊天外，就是打牌、看書。倉里生產的時間不多，偶爾來一點手加工活，主要是套裝微型電池殼，一般幾個小時就可完成，也因此，「阿志」管事的時間很少。在倉里，他並不給人以威壓，這或許與他所獲得的教養有關。
倉里另外幾個香港人，「貓」是販毒被抓；「大富豪」（張志強，因與張子強諧名而得此外號）是因在自己的貨櫃車裡私帶黃碟被抓；「阿其」（林玉其）是過關時被查出隨身攜帶了2克白粉被抓；另一個小老頭與「阿其」情況相同，但這個小老頭的手臂和大腿布滿了注射毒品后潰爛的傷疤，顯然是個嚴重的癮君子。像小老頭這樣全身有疤的犯人倉里真是不少，有幾位不但吸過毒，還有性病，生殖器常常發炎流膿。吸過毒的人這麼多，有沒有愛滋病感染者呢？誰也不知道！
死刑犯郭林，廣西大紅拳拳師，為財殺人
同時這倉里還有兩個戴腳鐐的死刑犯。一個叫郭林，54歲，廣西人，自稱是武師，從小練大洪拳、小洪拳。有一天他兩手倒撐在地上走了一圈，並來了個空翻，著實有些功夫。犯人平時都叫他「郭老頭」，他已在所里關了6年多了，一審判決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也就是說這副腳鐐他已戴了兩年多了（所里規矩，一旦判下死刑，立即砸上腳鐐）。郭老頭的死罪也就是出在他的武功上，據他自己講，侄女嫁了一個香港人，因與一駐港部隊軍官產生生意糾紛，付2萬塊錢請他來擺平，結果他去酒店房間只幾拳就把對方給打死了，打死後還給人家頭頂釘進一顆釘子。他說他事情壞在兩點：一是不該對方是駐港部隊軍官，死了軍官，官家必定追得緊；二是不該釘了這顆釘子，按他的說法，那是他家鄉的風俗——打死人一定要釘上釘子，以免冤魂纏身，但法官卻不承認這是風俗，認定那是「手段極其殘忍，情節極其惡劣」，而非要他償命不可。
郭老頭其實原本是個開朗人，只是「死刑」的壓力將他變成了現在這樣的性格：時而玩得開開心心，時而悶悶不樂，心眼兒小得跟孩子一般。倉里一些年輕人常趁他興緻好時與他逗樂——將他磨得扁平的腳鐐鏈條倒提起來，把郭老頭半翻在床板上，每當此時，他便開心地呵呵笑起來，原來老人大都是喜歡和少年人玩耍的。老頭愛乾淨，每天下午沖完澡后，用毛巾把鐵鐐擦了又擦，直到擦得沒有一點水漬，光亮可鑒。倉里規定：下午3:00開始，戴鐐的先沖涼洗衣；然後是普通犯人沖涼洗衣；最後是「四大員」沖涼洗衣，而「四大員」當中最後壓陣的必是鄭永球——因為他需要的時間最長。戴腳鐐的還享有一個待遇：早上刷牙不必去風倉，可以在內倉水池進行，這是為了減少腳鐐沾水的機會，以免生鏽。郭老頭雖練武出身卻從不在倉里打人，時常還會表現出一些正義感來——比如弱小者受人欺侮時他會仗義執言，只是他特別愛打撲克，似乎打起撲克便可以忘了死亡的威脅，然而他的牌技實在一般，老是輸得紅脖子脹臉地與人爭吵不休，也因此成了倉里有名的「啰嗦鬼」。
郭老頭總是認為他罪不該死，他認為自己判十二三年才算合適，於是老是希望能上訴成功，還不斷給家人寫信，期望可以免於一死。但是老大卻告訴我從來沒有人回過信給他，他的這些信寫了也是白寫，為了減少警長的麻煩，老大一出倉就把他的信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一次老大還告訴我，他把郭老頭的信交給了警長，警長也把他的信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因此，自我入倉后，郭老頭從未收到任何來信。但是，郭老頭求生的希望從來也沒有泯滅過。
死刑犯王某，殺三人，每天手淫兩三回
另一個戴腳鐐的叫王×軍（我忘了中間那個字），他就是入倉那天擰我腳腕的瘦小個子。這是一個很殘忍的人，因為怨恨離他而去的女友，竟將其全家三口都殺了。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因而根本沒有抱任何改判的奢望，每天只是打打牌，吹吹水（吹牛聊天），一心等死。王×軍每天都要手淫兩三次（倉里稱之為「打飛機」），由於縱慾過度，眼眶深陷，目光迷茫，還未待終決，已顯出了幾分死相。他對此的解釋是——反正都要死了，得抓緊時間享受刺激。我入倉后，或許是對毆打過我心有懺悔，他竟對我愈加尊重起來，有一天居然找到我坐在一起吹水，問我是恐怖分子還是法輪功，我說都不是，然後他又說共產黨那麼強大你怎麼推得翻呢？我於是告訴他——我們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反對它的一黨專制，並給他大體講解了相關的一些簡單道理。聽完后他顯得相當恭敬：「說得好啊，你們不是那些亂搞的，是有理論的呀！我就是支持你們這種人。」他還告訴我209倉有一個叫陶君的人，與我犯同一條罪名，是4月份抓進來的，他在209倉時與陶君聊過天，並說那也是個有「理論」的人。我於是記住了這裏還有個叫陶君的同路人。
兩個死刑犯若同時在倉里「散步」時，拖動的鐵鐐嘩嘩大響，整個倉里就如回蕩著一股地獄的風暴，令所有的活人感到心裏發毛。
監倉里搓火抽煙，視頻頭形同虛設
在倉里呆得時間久了，才知道內倉和風倉牆上都裝有電視探頭，連接到警官值班室，他們可以24小時監視倉里的一舉一動。同時內倉門口處的牆上安有一個報警器，按動上面的紅鍵，值班室馬上就會知道是哪個倉報警，並立即奔跑過來干預和處理。我剛入倉時並不知道這些，還以為牆上那個小盒子是電風扇開關呢。但是，既然有電視探頭，為什麼當初他們毆打我值班室卻未曾發現？那麼大聲報告，也無人理睬，可見大院里是無人值班的，並且值班室離這裏應有一定距離。難怪老大當時嘲笑我「你喊破嗓子也沒用！」但是值班室里的人呢？無人值守還是視而不見？足可見，再先進的設施，如果除卻了責任心和有效的制度保障，仍無異於一堆廢銅爛鐵。後來的事實更證明了這套所謂的「先進設備」的無能：鄭永球每次搞來香煙后，便與幾個煙友坐到床板後部，然後張開報紙，躲在報紙后吸煙，但從未被發現過。火是用棉花包住洗衣粉，再搓成棉條，然後用拖鞋鞋底在床板上猛搓生出來的。這種方法我』93年在安康看守所時已見過，不過那裡的犯人搓火用的不是鞋底而是一塊木板。以後的倉里歲月當中，我見識過許多次鬥毆，從來沒有一次是電視探頭髮現的，我於是在心裏得出了一個令納稅人絕望的結論：這些昂貴的所謂「先進設備」僅僅只是看守所的裝飾品，是給上級領導及其他參觀者看的，而絕不是為了實用才安裝的，有如看守所屋頂大面積架設的太陽能熱水器，幾年來一直無法實用，因而也只具有視覺的功效。在我國，太多貌似現代化的工程不都淪為了父母官們的形象工程了嗎？太多的財富被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山西運城的半拉子滲灌工程如此，阜陽那個號稱亞洲第一的機場也是如此。
長長的床板下築有存放日用物品的水泥洞，大小約在兩尺見方，總計15個，也就是說每個倉的設計滿員為15人，而現在的實際人數常在28-32人之間，為設計滿員的兩倍左右，擁擠自不必說，睡在地上也就是正常情況了。存物洞老大佔去兩個，一個放私人物品，另一個說是放公用物品，實際上還是他個人的衣物之類；其他「三員」每人佔去一個，餘下的犯人只好兩人一洞，甚至三人一洞。
內倉床頭處有一個很小的傳遞窗口，約半尺見方，剛好能塞過一個飯盒，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遞飯的，其次的功能則是購物時傳遞雜貨。傳遞窗口上方有一個觀察孔，如同風倉鐵門上的觀察孔一樣，大約也有半尺見方，平時鎖住，警長需要探看時，嘩啦一聲打開鐵蓋，就可以將兩隻眼睛暴露在犯人面前。
供餐是每日兩頓，早餐10:00，晚餐4:00，全是大米飯，菜則有些變化。實話實說，這裏的伙食還是過得去的，甚至要比中西部某些貧困地區的農民吃的還好。每兩天有一頓肉食，遺憾的是幾乎沒有脫毛，看著毛乎乎的肥肉，正常人是無法有胃口的。每天下午會賣炒菜，有錢的犯人可以憑「借記卡」購買，但是很貴，比如一份番茄炒蛋就要20元，一隻小小的燒雞要50元；晚上6:30左右會賣一些夜宵食品，如小饅頭、餅、花捲等，一包10元、20元不等。總的來說，這些正常囚餐之外供應的食品，價格都是社會上的兩倍以上，有的甚至四倍、五倍，確是暴利加壟斷的經營。每半月、一月，還會供應一次雜貨，包括日用品及食品（如奶粉、餅乾、麥片、水果），這些東西價格也比外面貴很多，而且假冒偽劣充斥其中。購來的雜貨都必須放在風倉的塑膠櫃和塑膠桶里，柜子大約有十幾個小抽屜，老大按攤分配。
倉里規矩，有錢出錢，沒錢當馬仔
倉里吃飯是分攤的。老大和他的兩個馬仔，及鄭永球，是倉里的「上等人」，在內倉床板上圍成一席吃飯，鄭永球則是出錢的「納稅人」。如果倉里新來了有錢的犯人，往往也會被選拔到「上等席」，作為老大的「納稅人」而位列其間。其餘的人分為四至五攤，每攤必有一兩個有錢的人來支持局面，買菜供自己這個攤的四五個人享用。在這種「平民席」里，出錢人不再是「納稅人」，而是父母官，吃他菜的人有為他做事的義務（如洗衣、洗被）。開飯前，每個席里的馬仔便趕忙鋪好膠紙，擺好菜和水果，洗好飯匙，備好紙巾；飯罷，馬仔立即收好攤子，將所有東西用膠紙一包交給洗飯兜的人負責清洗。買菜、買雜貨、買水果也是馬仔的事，主子是不管這些具體事的。戴腳鐐的死刑犯則是倉里的照顧對象，不管安排到哪個攤，都可以白吃而不用干任何活路，老大這麼安排的目的，據他講是出於人道，實際則是為了避免快死的人鬧事傷人。
除兩頓所里供應的正餐外，倉里還有自備的兩頓飯食——早餐和宵夜。每天早上7:00來開水時，各攤在原位鋪開，馬仔忙著為主子和自己衝上奶粉或麥片，並派好水果、餅乾，與主子一起享用早餐。每天晚上6:30左右，開水來時，便在床板上亦按固定位置鋪開攤子，擺出剛剛買來的宵夜食品及餅乾、麥片粥開始宵夜。
這個倉有錢人大約有六七個，所以能支撐得眾犯大多都有吃有喝，雖然貧困犯要付出人格代價，但環境特殊，混個肚不餓心不慌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們很樂意。這些有錢犯人當中，大多是香港人，其實他們在那邊也是低收入階層，但到了大陸就成了高收入階層，比如司機阿其，每月老婆寄來1000元，他便可以「參股」支撐一個攤子，作個副攤主。不過也有沒錢的香港人，比如「大富豪」就名不符實，家裡基本上不寄錢來，他只好靠在別的香港犯那裡蹭著過日子，好在他事情很小，三四個月肯定可以走人，所以沒什麼壓力，整天樂呵呵地愛說愛笑。後來還來過一位香港貨櫃車司機，頭上白髮不少，但卻只有三十幾歲,他家裡一個多月沒有音訊，某日突然來了一封信，並隨寄500元錢，他竟感動得放聲大哭，說老婆很不容易，現在自己不能掙錢，反還要她寄錢來，她太難啊。這可真是個顧家的好男人，因為車上查出一點私貨而被抓，他常為此懊悔不已，說自己傷害了老婆傷害了孩子。不過，好在他事小，兩個月後就被放了。
我那時一來是「新兵」，二來有過不敬老大的行為，三則家裡沒有錢來（公安收去的錢還未返還給我），所以受到倉里主流社會的排斥，不能入攤。我也不願白吃別人的東西，也就甘於蹲在風倉廁所旁自個兒吃飯。早上和晚上他們吃「自助餐」時我就躲在角落裡看書或想事情。有時老大為了顯示「皇恩浩蕩」，叫我去他攤子上撥點菜，我總是不應，我哪願去吃一個打過我的人的東西呢？實話實說，我此時還是29歲的壯年人，兩餐飯肯定是不夠的，早上和晚上肯定是會飢餓的，看到和聞到別人吃東西，腸子里自然會咕咕叫。但我必須忍耐，因為我家的情況我非常清楚，我不可能讓他們寄錢，即使寄了錢，我又怎麼忍心將西北老家那來之不易的錢拿到物價高昂的深圳來花，並且看守所里又是如此地暴利和壟斷，在這裏花我家人的錢那絕對是罪惡。後來老大曾幾次對我說：「只要你家每個月寄來兩三千塊錢，你就不用再拖地了！」我未吭一聲，我寧願拖地，寧願每天只吃兩頓飯餓著，也不願去殘害家人那可憐的收入。
全倉二三十人，老大馬仔七八個，無人敢挑戰
倉里的作息比較簡單，每日上午、下午各安排兩小時「學習」。 「學習」的內容就是《犯人守則》和《在押人員規範》，背完了這兩項內容就坐在那裡聽老大訓話。彭老大非常健談，從日常生活到他的案子，從倉里犯人的罪行到他的世界觀，滔滔不絕，儼然是個道貌岸然的「領導」或「師長」，哪裡像是剃光頭的腐敗官員（鹽田港集團屬國營企業，彭老大認為自己的行政級別是副廳）。有時不高興哪個犯人，或哪個犯人說了不合適的話，他就利用這個時間大聲訓講，下面的犯人則鴉雀無聲，不敢有任何抗議。所里每天點名兩次，分別是早晨6:30和晚上6:30，點名時，警長一出現在空中走廊的窗子外，老大立即大喊：「警長好！」排坐整齊的眾犯立即同聲隨喊「警長好！」警長點完人數轉身離去，老大馬上又對著警長的背影大喊：「謝謝警長！」眾人遂又隨聲齊喊「謝謝警長！」人家來點我們的人頭，反要「謝謝」，我不知這是謝什麼。
倉里的秩序是由金錢和拳頭決定的，相較之下，拳頭的權威更有效，而金錢則往往要向拳頭尋租寄生。老大靠手下幾個打手、馬仔以及其他「三員」的支持來把持倉政，有錢的犯人則依附於他們而獲得安全。全倉二三十人里，直接被老大掌握的人至少有七八個，這種情況下，沒人敢挑戰老大的地位，更不敢對老大的指示說半個「不」字。一旦有人敢於放肆，一哄而上就是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去打他，而所里的電視探頭又是瞎的，這就相當危險，不時有人被群毆致傷，甚至致殘致死。這種毆人，其實並非完全出於仇恨，參与者大多是為了藉此向老大表示效忠，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和老大更多的關照，有些犯人就是靠這種「英勇殺敵」的方式榮升為老大的心腹、打手或馬仔，從而得以躋身倉內統治集團行列。那些走私犯和經濟犯有錢，但不能打，為了避免自己被打，就每月兩三千甚至四千五千地掏錢養活老大及眾打手。老大這一席四五個人，每月都要吃掉六千元以上，最多時可達萬元。香港來的犯人基本都是走這條尋租生存之路。（注：在倉里，打手與馬仔是不同的，打手只是打架時出力，馬仔則主要提供日常生活服務，當然，老大打人時馬仔也要衝上去貢獻力量，但總的來說，打手地位高於馬仔。）
那些無錢又不能打的犯人，就是倉里整日處在驚恐之中的小鳥了，他們日日謹言慎行，提心弔膽，生怕一不小心惹了「統治者」們，或令他們看著不順眼。然而倉里又這麼擁擠，免不了會碰到人家，或犯到人家，免不了會在哪個小節上違了老大的規矩，這個時候，就只有等打的份了。我便是這個群體中的一隻小鳥，一天24小時緊張，晚上總該可以睡吧？不行，每晚得起來值兩小時夜班（每班兩人），值班時亦得小心翼翼，不得弄出聲響驚了睡覺的人，否則，肯定有一頓痛打。曾經有一位姓黃的犯人，情況與我相類，整天也是在恐怖的人際關係中提心弔膽，有一次與我悄悄聊天時，他說自己好像有了心臟病，最近老是心律不齊，有時猛跳一陣，有時劇痛一陣。其實這種情況我也有，只不過沒他嚴重，生活在監倉恐怖夾縫裡的生靈怎麼可能不緊張！
我曾認真地想過為什麼這裏老是打架，犯際關係為什麼如此複雜和恐怖這些問題，再對比安康看守所的情況，我覺得，除了幹警責任心缺失，監控設施形同虛設之外，單倉押犯過多當是主要原因。在一個封閉區間里，在管倉員警每周頂多入倉一兩次的情況下，管理犯人的事自然要委託給犯人自己了，人一多必然會產生派分與派斗，如此多的矛盾與利益爭奪，必然會引發出無數的鬥毆來。同時，所里又無嚴厲懲戒，打了人頂多調倉戴鐐幾天了事，而從不會因這種傷害案件追究法律責任。
（作者在曼谷再次遇見法新社記者伊恩․布萊克，在餐廳合影。伊恩曾在作者經過越南河內時，給予過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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