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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囚徒的梦想》第三章、黑暗监仓，与死刑犯同囚
进仓第一天，被众犯群殴，监控视频是瞎的
羁押大院实际上分两部分，像个“曰”字，隔在两个大院之间的那排屋主要是医疗室和驻所检察室。东院叫二所，西院叫一所，总占地大约有两三百亩。大院的南面即是六处，北面靠山，山上是大片的荔枝园（这是有了眼镜后才看清的）。大院全是一层的平房，院内除了地面的一圈走道外，还有一圈“空中走廊”，距地面大约有三米高，是看守员巡视的专用走道，站在上面，透过钢栅窗可以看清任何一个仓里的情况。院内还安有不少电视摄像头，看起来有几分现代化的味道。大院中间是上万平米的绿草，但却极少让犯人去放风、晒太阳、透透气。被称为“一所”的这个大院总计大约有三十几个仓，每仓关押约三十人，其中有三个仓关押女犯。我是被关押在210仓。在入这个看守所以前，“仓”在我头脑中的概念是存放物品的房间，如谷仓、仓库，没料到广东将关人的号子也叫“仓”，足可见在这里犯人就是被暂时存放的物品。
入210仓第一天就打了架。我进门的时候，除了地上坐的几个犯人在悄悄玩纸牌，其他全都在床板上午睡。其实当时我并未看清床上的犯人是在午休（公安们未将眼镜还给我），正好尿急，就去里间厕所小便，完了后用瓢冲水的声音大了，门口玩纸牌的犯人猛然摆动手臂，似乎是制止我。我又走到门口，他们命我蹲在地上，我很不情愿地蹲下，因为实在瞌睡就靠墙打盹。玩牌的当中有一位黑脸大汉将脚伸过来撞我，不要我打盹，我将他的脚压下去，他感到惊讶，心里似乎在说——你竟敢冒犯我的威严，遂怒目圆睁将脚翘起，向我的脸上戳过来，我复又将他的脚压下去，他似乎要爆发，但另外一个老头向他“嘘”了声，好像是提醒他别人在午休。黑脸大汉便弃我不理，继续玩牌。
1个多小时后，铃声大作，床板上的犯人全起床了，并开始整理棉被。睡在最前列的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洁白的汗衫，面色白晰，他一坐起来，立即有两个年轻的犯人将他的被子抱到一边去迭。这男子冲我扫了一眼，随手拿过床头放的小馒头递给我：“吃，吃了再说！”我不知是真给还是假给，没有接，那男子又大声问我姓名、籍贯、年龄一类的问题，好似预审科提讯的内容，而且口气又相当凌人。已经给共产党折磨了三天三夜，此时又困又累，还得接受一个囚犯的审讯，并且还要我蹲在他面前，我不禁怒火中烧，索性不理他。刚才帮这男子迭被的一个年轻犯人走上来，将我推了一掌，“老大问你话，你敢不顺毛！”我借着怒火，一把推开他的手。这一推坏了，立即上来一群人，七手八脚将我按倒在地，其中有一个戴脚镣的瘦小个子抱住了我的一条腿，我抬起另一只脚照他怀里踢去。“老大”大喝一声：“拉出去！”这帮人将我拖到外间放风仓，然后面朝下猛一丢，我的门牙磕在了水泥地上，迅速出了血。四肢被按牢，我无法动弹，任凭他们踢打，那个戴脚镣的瘦小个子因为恨我踢他，此时抓住我的脚死命的拧，肯定是想把关节拧脱臼才会住手，我感到脚腕里痛得钻心，盖过了拳打脚踢所带来的痛，于是大喊不止。这样又持续了几分钟，仓里老大放出话来：“算了算了，不要搞了！”众人立刻住手。我从地上坐起来，地上有一摊血迹，两名犯人拿来毛巾很熟练地在地上一推而过，血迹全部消失了，两人的动作配合得好似NBA球赛中拖球场的服务生，脸上无任何表情，完全是一种常规作业的神态。
我愤怒不已，站起身猛擂铁门，大声向外“报告”，叫了好几分钟，无任何人理会——大院里难道没有看守员？一门之隔难道听不见？仓里却传来老大的训斥声：“你喊呀，你把嗓子喊哑也没用！喊呀，有力气使劲喊！”我知道可能真的没有用，便泄气地坐了下来。此时才感到门牙的剧痛，一摸是断了一颗，但尚未完全断，我又将它扳正恢复原处。这么一扳一扶又出了不少血。不过，我还对这颗牙抱有一线希望，或许它还能长好。
编故事，“帮助”预审公安交差
公安的审讯并未完全结束，隔三间五还会提出去，在普通预审室里泡上一个上午或下午。因为我曾打过威胁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电话（那是我当时一个失败的企图的一部分），技侦科还专门来作过声音鉴定。他们搜查来的物品中有一张我未及销毁的传单手写底稿，但他们怀疑不是我写的，所以专门还来作过笔迹鉴定。此时出去不用再穿袜子（实际上也没有袜子），而是穿仓里每人配有的一双旧拖鞋。除了两次技术鉴定外，公安的提审内容基本还是原来那些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再走一遍，但其中他们主要纠住不放的，还是那张“香港民主2000联盟”通讯录的事。对这个问题，我已懒得再费口舌了，因为我已重复过无数遍说这不是什么反动组织，我也不是其中成员，仅是从一认识的人那里得来，故而带在身上。多疑是公安的天性，他们当然不信，穷根问底一点一点地刨。我知道他们刨不出一文银子来，所以坦然地笑看他们无数次的发问和质疑。
时间这样差不多耗过去两周了，看样子他们是急于要在两周内结案，到后来，一个姓张的预审员几乎是央求地说：“你哪怕是编个故事也好啊，只要你编得像，我能交得了差，你也不必再受这些麻烦了呀！”受他的启发，我于是考虑了一个中午，，将故事给编了出来——我说：我去厦门旅游，认识了同车一个叫阿丹的香港女孩，相互沟通后得知她也是去厦门旅游，并顺便探亲；到了厦门后，我们曾一同游过鼓浪屿，我给她讲了自己曾做过民运的事并因此而坐过牢，没想到她居然是一“民主2000联盟”的志愿者，临走前她给了我一张“民主2000联盟”通讯录的复印纸张以及她的联系方式。但是后来我并没有联系过她，她的电话也忘掉了。
张姓公安把这个故事记录了下来，看完一遍后，睁着迷惑的眼睛问：“这故事多像是编的呀，谁会相信呢，你能否来得逼真一些呢？”我说事实就是如此，不信也没有办法，他又把我这句话也记了下来，以便把这个戏演得更像一些，起码在上司对笔录表示怀疑时，他可以让上司知道——他曾经若干次质问过了，也算是尽了心尽了力了。旁边另一个小青年发话了：“当时在厦门你住了什么宾馆？有没有和她一起住？后来为什么没再联系？”我笑着帮他们继续编：“第一个问题呢我忘了；第二个问题是个人隐私，我可以不回答；至于第三个问题，非常现实，我付不起国际长途话费，而且手机是双向收费的啊。”
公安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在最后一次提审中，我问大概多久能判下来，他们说应该一个月内即可将卷宗提交检察院，并告诉我这个案子是市府督办的，坐直通车，应该两三个月可以判下来。但后来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犯人当中流传的一个“常识”——千万不要相信员警！所里的犯人几乎人人都能背出他们对公安的总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磕断的门牙，不能复生，强行拧掉
磕断的门牙一直不方便进食，比如菜干，稍一碰，牙便剧痛，吃饭时就只能慢慢来。可是一慢又出了问题——我落到了最后，会影响全仓搞卫生，老大于是又大声呵斥，威胁要打我。忍了几天，就请求老大，希望能去医疗室看看。几天后老大带人看病，顺便带了我去。医生只拿把镊子戳了一下就断定此牙已不可能复生，要求我自己想办法扳掉它。回仓后，实在无法忍耐它的疼痛，因为口舌的开合也会摇动它而引发阵痛，于是我下了个决心，将它牢牢捉住狠狠拧了几圈，终于给拔了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豁牙的人，至少在出监前我是无法补上牙的。记得幼时和小伙伴们讥笑掉牙人时常这样唱：豁豁牙，露露齿，我吃馍馍你吃屎。如今，我竟成了这“吃屎”的人。
床板和内仓一样长，上面睡了二十几个人。地上的走道大约有1.5米宽，晚上要睡五六个人。我来得晚，又与老大冲突过，所以被安排在厕所旁的水泥道上睡。早上起来后，被子总是湿透的，因为水泥地总能将体热蒸发的水汽凝成水并渗入棉被。胸口被预审科“老板”打过后，一直在疼，入仓时挨了一顿打全身也疼，再加上睡潮湿地面，脊椎就疼得更厉害，所以白天我就躺在床板上捱时间。本来白天是不允许躺床板的，但老大怕我出事，也就默许了。
这么躺了几天后，老大终还是胆怯，说通管仓的“卢警长”，请他单独带我去医疗室看看，并叮嘱我一定要说是公安打的，别说是他们打的。医疗室其实也没怎么看，只给了一包跌打膏药了事。
尽管全身疼痛，但还是要干活，本来新入仓的要先洗一个月饭盆的，但老大听我说曾患过肝炎，便改让我搞地面卫生。地面卫生的搞法是：每日早、午起床后和两餐完后，先用肥皂打饱五六条毛巾，再用发着肥皂泡的毛巾涂内仓过道和风仓的地面，然后冲水，并用毛巾赶水，一边赶水一边拖洗地面，直到拖干水渍。洗地面的过程中，不得将水溅到寝仓的贮物洞里和风仓的贮物柜下，这些地方要用更多的毛巾事先封堵。洗完仓后，黑脸大汉要来查看，地面任何一个小坑，哪怕是绿豆大的小坑，里面也绝不允许有水渍存在。我那时没有眼镜，视力差，老是搞不太干净，于是好几次被老大和黑脸大汉责骂，只是因为有伤，才免去了挨打。搞完地面后，要把全仓二十多双拖鞋逐对摆放整齐。平时还要注意，一旦哪里脏了，必须马上拖上毛巾去搞干净它。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入仓那天，抹去我血迹的那两人的熟练动作了。
我是新犯，睡厕所边的湿地上
黑脸大汉给我拿了一套洗漱用品：毛巾、牙杯、牙刷、牙膏和肥皂，另又给了我两张纸皮。洗漱用品初以为是他个人的，心里很感激，后来才知道是老大用集资来的公费买的。至于那纸皮，则很有用，它一面是塑胶膜，一面是牛皮纸，睡觉时衬在棉被下，可以隔水汽，于是我睡水泥道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过道与内仓等长，约有8-9米，最前面睡的是一个戴脚镣的老头——是被判了死刑的，只等终审裁定；他后面睡的是另一个戴脚镣的——那个拧过我脚腕的瘦小个子；再后面睡了两个比我入仓稍早的犯人；排在最后的就是我了。我这个地方水湿比较严重，主要是因为离厕所太近。内仓与风仓各有一个厕所，但功用不同，内仓的厕所只准午休和晚上睡觉时使用，而且一般只能限于小便，大便必须经老大批准，但老大实际上极少批准这种请求（除了他自己）。曾经有人因为晚上实在顶不住了，而老大又正熟睡不敢叫醒他，于是先斩后奏地拉了大便，次日早晨便被老大的打手提到风仓去练了一顿。所谓厕所，实际上大约只有1平米，三面用水泥板围拦住，中间一个便池，后面紧靠一个水池，小便至少要冲三瓢水，大便至少要冲一桶水，否则老犯就喊“臭”，老犯一喊“臭”，“新兵”就有挨打的可能。实际上老犯所谓的“臭”，常常是条件反射或者凭空捏造的想象，如同看见烧鸡自然会想到“香”，看见大便自然就想到不得了的“臭”。在这个人多地少的空间里，搞出臭味来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新兵”，比如有些屁，虽然有响声，但未必有臭味，可是只要老犯听到了屁响，不管距离多远，就条件反射地捂住鼻子叫“臭”，若是这个屁不识相地爆响在老大或黑脸大汉的身边，被打就是最正常的反应结果。
一到夜间，小便的人特别多，小便一完就是没完没了的冲水，而我的被头距厕所仅一尺之遥，浸湿和溅湿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是冲凉。一般犯人晚上是不能冲凉的，必须下午在风仓冲完，只有老大和黑脸大汉才可以在内仓冲。他们冲凉的时间大约要二十多分钟，是由两个小兄弟在旁边舀水往身上淋，他们只须蹲在围栏里体验凉水的滋味。冲凉完后，我的“床头”必然湿成一片，只好拿毛巾去抹。
水池旁边有两个开水龙头，是所里集中供应热水的设施，每天早上7:00、下午3:00和晚上7:30放水。下午3:00放的热水除了喝就是由老大拿来洗衣被和冲热水澡了，晚上的热水除了喝就是用于冲泡速食面、奶粉麦片，余下的仍是老大冲澡用。水池后半部的水泥盖上放着热水桶，热水瓢是专用的，尽管与凉水瓢一模一样，但千万不可用错。有一次我搞混了，刚将热水瓢伸到水池要舀水冲厕所，突然天空一个霹雳，原来是黑脸大汉在训斥我，并且张牙舞爪地冲到了我背后，真如凶神恶煞。这声音太震耳欲聋了，我竟只听到炸响，而未听清他说的是什么，于是呆楞在原地不敢动。黑脸大汉却收了手，只将拳头在我额头上蹭了一下就回去了。旁边一个老犯小声给我说：“那是热水瓢，千万不要搞错。”我一直不明白：这凉水并不比热水脏，何必如此在乎。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里面就是这样在乎，一些毫微的差别往往意味着等级、尊严与“法度”，老大就是在这些细微的差别里寻找和炮制规矩，并将它放大成可怕的威慑力来维持铁一般的秩序。
监仓“四大员”，老大自称父亲曾是副省长
每个监仓都有一部电视机，高悬在仓头的一个拐角中，每天晚上6:30至10:30播放中央一套节目，目的是“寓教于乐”，让犯人接受“政治教育”。看电视时，“电视观众”基本都集中在床板前半部分，翘首仰望电视机，床板的后半部分则是打牌和下象棋的人，或者几个聊天的人。我没有眼镜，无法看，每当播新闻联播时，就站在电视机下听。
9月12日这天，异乎寻常，新闻中播出了纽约世贸大厦遭飞机撞毁的惊人消息，以及江泽民异乎寻常的致哀函。第二天的报纸里就可以看到更详尽的报导。一时间，有关“9.11”的资讯迅速成了犯人闲谈的热门话题。
因为深圳有钱，所以看守所每个仓都订有一份《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看报纸的规矩是先老大（所里的官方称谓是“辅导员”），后“四大员”的其他三员（卫生员、学习员、生产员），待他们看完后才轮到其他犯人看。这“其他”的犯人中也分三六九等，老大及其他“三员”的马仔（伺候他的人或打手）、老乡、有钱的人等先看，一贫如洗而又与“四大员”无甚关系的“无产阶级”最后看。
此时我逐渐明白，老大叫彭汉桥，原籍湖北，据他讲其父曾是湖北郧西地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副省长。彭原是深圳盐田港集团副总经理，因贪污、受贿问题和集团董事长及另一位副总刘峙一并被抓。这年彭52岁，据他讲已在所里关了三年多了，案子曾被法院开庭审理过，但现在又退回到检察院。老大按规矩睡头一个铺位，一人独占了一米多宽，足够后面普通犯人两个人的铺位，他身旁睡的是他的两个小马仔张平、张波。张平犯绑架罪，是老大的湖北老乡，张波则犯抢劫杀人罪，是湖南保靖人，这两人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娃娃脸上满是稚气与青春的光泽。张平同时又是老大的贴身保姆，老大的衣服由他洗，由他保管，老大冲凉时由他辅助，他并与张波一起负责老大的开铺和折被。老大另一个打手叫周裕兵，福建人，曾在歌厅里看场，因贩卖摇头丸被判了死缓，现在正等二审改判。周每日习练拳击，虽个子不高，但身形灵活，很得老大欣赏，老大若心血来潮，就会在他绷紧的臂膀上试试拳击。
黑脸大汉，恐怖霹雳震天响
黑脸大汉叫黄则展，是卫生员，负责安排、监督仓内卫生。此人是潮汕人，身高体壮，长相凶恶，好像是习武出身，因犯绑架罪入狱。黄犯为人相当苛刻凶狠，容不得别人半点的不敬，非常敏感于别的犯人对他的看法，若略有不恭，轻则斥骂，重则狠揍。仓里他是事实上的霸王，整天都能听到他震耳欲聋的的闷雷在屋顶炸响和回荡，气氛相当恐怖。每当雷声震响，那些遭过他斥骂和殴打的犯人就瑟瑟发抖，乖乖地蹲在墙角等待雷声消失，如同森林里在雷雨前四处躲藏的小动物一般可怜。黄的权威在仓里仅次于老大，但我发现老大实际上还怕着他，对他的雷声从未予以制止过，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大从不阻拦，而且还常去他熟络的警长那里讨来烟给黄抽。
监仓老三，朱镕基下令捉拿的走私大亨
学习员叫郑永球，惠州市惠东县人，据说是朱镕基钦点缉捕的走私大鳄，偷税金额过亿，但后来我看到他起诉书上认定的数字是3800万。郑在家乡港口镇颇有实力，同案十几人全是亲戚，据他讲，一旦有小弟兄被抓，马上就会给家属二三十万慰问金抚慰。这次郑被抓也不影响他家的富贵生活，他在家乡还有一处加油站和一个消防器材厂。不时有警长私自开门将郑提出，每次提出必有一两个小时的私谈，回来都必定能带回几包香烟。抽烟在仓里属严重违禁行为，因而烟贵如金，一次能带回来几包，那就是所谓的很“有料”的人了。郑因为有“料”，在仓里位列第三。但郑有洁癖，每次冲凉都要耗上40分钟或1个小时，直把身上洗得白里透红还不甚过瘾，若非关仓时间所限，相信他可以冲上两个小时；平时衣食睡觉等方面也特别讲究，有一丁点不洁，立刻惊叫“脏啊脏啊”，马上跳起来命人清除掉。他的邻铺是个香港人，外号叫“猫”，因暗中被郑出钱养着，故对郑格外顺从，每晚负责为郑的铺位扇灰，实际上开铺前经“擦铺人员”擦过后并无甚灰尘，但为使郑安心，“猫”必会卖力地用衣服扇上十几分钟，以充分满足郑的洁瘾。我庆幸郑不是“卫生员”，否则我这个拖地板的可就有折腾了。后来同他犯闲聊中得知，郑入所后因尖锐湿疣长得较大，去医院做过切除手术，估计他的洁癖与生过这个病有关。
生产员是一个叫“阿志”（谭得志）的香港人，因走私罪被押，此人虽身高1米80多，但斯文得像个大学生，平时不多讲话也不多管事，除了和仓里其他几个香港犯人聊聊天外，就是打牌、看书。仓里生产的时间不多，偶尔来一点手加工活，主要是套装微型电池壳，一般几个小时就可完成，也因此，“阿志”管事的时间很少。在仓里，他并不给人以威压，这或许与他所获得的教养有关。
仓里另外几个香港人，“猫”是贩毒被抓；“大富豪”（张志强，因与张子强谐名而得此外号）是因在自己的货柜车里私带黄碟被抓；“阿其”（林玉其）是过关时被查出随身携带了2克白粉被抓；另一个小老头与“阿其”情况相同，但这个小老头的手臂和大腿布满了注射毒品后溃烂的伤疤，显然是个严重的瘾君子。像小老头这样全身有疤的犯人仓里真是不少，有几位不但吸过毒，还有性病，生殖器常常发炎流脓。吸过毒的人这么多，有没有爱滋病感染者呢？谁也不知道！
死刑犯郭林，广西大红拳拳师，为财杀人
同时这仓里还有两个戴脚镣的死刑犯。一个叫郭林，54岁，广西人，自称是武师，从小练大洪拳、小洪拳。有一天他两手倒撑在地上走了一圈，并来了个空翻，着实有些功夫。犯人平时都叫他“郭老头”，他已在所里关了6年多了，一审判决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也就是说这副脚镣他已戴了两年多了（所里规矩，一旦判下死刑，立即砸上脚镣）。郭老头的死罪也就是出在他的武功上，据他自己讲，侄女嫁了一个香港人，因与一驻港部队军官产生生意纠纷，付2万块钱请他来摆平，结果他去酒店房间只几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打死后还给人家头顶钉进一颗钉子。他说他事情坏在两点：一是不该对方是驻港部队军官，死了军官，官家必定追得紧；二是不该钉了这颗钉子，按他的说法，那是他家乡的风俗——打死人一定要钉上钉子，以免冤魂缠身，但法官却不承认这是风俗，认定那是“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而非要他偿命不可。
郭老头其实原本是个开朗人，只是“死刑”的压力将他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性格：时而玩得开开心心，时而闷闷不乐，心眼儿小得跟孩子一般。仓里一些年轻人常趁他兴致好时与他逗乐——将他磨得扁平的脚镣链条倒提起来，把郭老头半翻在床板上，每当此时，他便开心地呵呵笑起来，原来老人大都是喜欢和少年人玩耍的。老头爱干净，每天下午冲完澡后，用毛巾把铁镣擦了又擦，直到擦得没有一点水渍，光亮可鉴。仓里规定：下午3:00开始，戴镣的先冲凉洗衣；然后是普通犯人冲凉洗衣；最后是“四大员”冲凉洗衣，而“四大员”当中最后压阵的必是郑永球——因为他需要的时间最长。戴脚镣的还享有一个待遇：早上刷牙不必去风仓，可以在内仓水池进行，这是为了减少脚镣沾水的机会，以免生锈。郭老头虽练武出身却从不在仓里打人，时常还会表现出一些正义感来——比如弱小者受人欺侮时他会仗义执言，只是他特别爱打扑克，似乎打起扑克便可以忘了死亡的威胁，然而他的牌技实在一般，老是输得红脖子胀脸地与人争吵不休，也因此成了仓里有名的“啰嗦鬼”。
郭老头总是认为他罪不该死，他认为自己判十二三年才算合适，于是老是希望能上诉成功，还不断给家人写信，期望可以免于一死。但是老大却告诉我从来没有人回过信给他，他的这些信写了也是白写，为了减少警长的麻烦，老大一出仓就把他的信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一次老大还告诉我，他把郭老头的信交给了警长，警长也把他的信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因此，自我入仓后，郭老头从未收到任何来信。但是，郭老头求生的希望从来也没有泯灭过。
死刑犯王某，杀三人，每天手淫两三回
另一个戴脚镣的叫王×军（我忘了中间那个字），他就是入仓那天拧我脚腕的瘦小个子。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因为怨恨离他而去的女友，竟将其全家三口都杀了。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因而根本没有抱任何改判的奢望，每天只是打打牌，吹吹水（吹牛聊天），一心等死。王×军每天都要手淫两三次（仓里称之为“打飞机”），由于纵欲过度，眼眶深陷，目光迷茫，还未待终决，已显出了几分死相。他对此的解释是——反正都要死了，得抓紧时间享受刺激。我入仓后，或许是对殴打过我心有忏悔，他竟对我愈加尊重起来，有一天居然找到我坐在一起吹水，问我是恐怖分子还是法轮功，我说都不是，然后他又说共产党那么强大你怎么推得翻呢？我于是告诉他——我们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它的一党专制，并给他大体讲解了相关的一些简单道理。听完后他显得相当恭敬：“说得好啊，你们不是那些乱搞的，是有理论的呀！我就是支持你们这种人。”他还告诉我209仓有一个叫陶君的人，与我犯同一条罪名，是4月份抓进来的，他在209仓时与陶君聊过天，并说那也是个有“理论”的人。我于是记住了这里还有个叫陶君的同路人。
两个死刑犯若同时在仓里“散步”时，拖动的铁镣哗哗大响，整个仓里就如回荡着一股地狱的风暴，令所有的活人感到心里发毛。
监仓里搓火抽烟，视频头形同虚设
在仓里呆得时间久了，才知道内仓和风仓墙上都装有电视探头，连接到警官值班室，他们可以24小时监视仓里的一举一动。同时内仓门口处的墙上安有一个报警器，按动上面的红键，值班室马上就会知道是哪个仓报警，并立即奔跑过来干预和处理。我刚入仓时并不知道这些，还以为墙上那个小盒子是电风扇开关呢。但是，既然有电视探头，为什么当初他们殴打我值班室却未曾发现？那么大声报告，也无人理睬，可见大院里是无人值班的，并且值班室离这里应有一定距离。难怪老大当时嘲笑我“你喊破嗓子也没用！”但是值班室里的人呢？无人值守还是视而不见？足可见，再先进的设施，如果除却了责任心和有效的制度保障，仍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这套所谓的“先进设备”的无能：郑永球每次搞来香烟后，便与几个烟友坐到床板后部，然后张开报纸，躲在报纸后吸烟，但从未被发现过。火是用棉花包住洗衣粉，再搓成棉条，然后用拖鞋鞋底在床板上猛搓生出来的。这种方法我’93年在安康看守所时已见过，不过那里的犯人搓火用的不是鞋底而是一块木板。以后的仓里岁月当中，我见识过许多次斗殴，从来没有一次是电视探头发现的，我于是在心里得出了一个令纳税人绝望的结论：这些昂贵的所谓“先进设备”仅仅只是看守所的装饰品，是给上级领导及其他参观者看的，而绝不是为了实用才安装的，有如看守所屋顶大面积架设的太阳能热水器，几年来一直无法实用，因而也只具有视觉的功效。在我国，太多貌似现代化的工程不都沦为了父母官们的形象工程了吗？太多的财富被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山西运城的半拉子渗灌工程如此，阜阳那个号称亚洲第一的机场也是如此。
长长的床板下筑有存放日用物品的水泥洞，大小约在两尺见方，总计15个，也就是说每个仓的设计满员为15人，而现在的实际人数常在28-32人之间，为设计满员的两倍左右，拥挤自不必说，睡在地上也就是正常情况了。存物洞老大占去两个，一个放私人物品，另一个说是放公用物品，实际上还是他个人的衣物之类；其他“三员”每人占去一个，余下的犯人只好两人一洞，甚至三人一洞。
内仓床头处有一个很小的传递窗口，约半尺见方，刚好能塞过一个饭盒，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递饭的，其次的功能则是购物时传递杂货。传递窗口上方有一个观察孔，如同风仓铁门上的观察孔一样，大约也有半尺见方，平时锁住，警长需要探看时，哗啦一声打开铁盖，就可以将两只眼睛暴露在犯人面前。
供餐是每日两顿，早餐10:00，晚餐4:00，全是大米饭，菜则有些变化。实话实说，这里的伙食还是过得去的，甚至要比中西部某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吃的还好。每两天有一顿肉食，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脱毛，看着毛乎乎的肥肉，正常人是无法有胃口的。每天下午会卖炒菜，有钱的犯人可以凭“借记卡”购买，但是很贵，比如一份番茄炒蛋就要20元，一只小小的烧鸡要50元；晚上6:30左右会卖一些夜宵食品，如小馒头、饼、花卷等，一包10元、20元不等。总的来说，这些正常囚餐之外供应的食品，价格都是社会上的两倍以上，有的甚至四倍、五倍，确是暴利加垄断的经营。每半月、一月，还会供应一次杂货，包括日用品及食品（如奶粉、饼干、麦片、水果），这些东西价格也比外面贵很多，而且假冒伪劣充斥其中。购来的杂货都必须放在风仓的塑胶柜和塑胶桶里，柜子大约有十几个小抽屉，老大按摊分配。
仓里规矩，有钱出钱，没钱当马仔
仓里吃饭是分摊的。老大和他的两个马仔，及郑永球，是仓里的“上等人”，在内仓床板上围成一席吃饭，郑永球则是出钱的“纳税人”。如果仓里新来了有钱的犯人，往往也会被选拔到“上等席”，作为老大的“纳税人”而位列其间。其余的人分为四至五摊，每摊必有一两个有钱的人来支持局面，买菜供自己这个摊的四五个人享用。在这种“平民席”里，出钱人不再是“纳税人”，而是父母官，吃他菜的人有为他做事的义务（如洗衣、洗被）。开饭前，每个席里的马仔便赶忙铺好胶纸，摆好菜和水果，洗好饭匙，备好纸巾；饭罢，马仔立即收好摊子，将所有东西用胶纸一包交给洗饭兜的人负责清洗。买菜、买杂货、买水果也是马仔的事，主子是不管这些具体事的。戴脚镣的死刑犯则是仓里的照顾对象，不管安排到哪个摊，都可以白吃而不用干任何活路，老大这么安排的目的，据他讲是出于人道，实际则是为了避免快死的人闹事伤人。
除两顿所里供应的正餐外，仓里还有自备的两顿饭食——早餐和宵夜。每天早上7:00来开水时，各摊在原位铺开，马仔忙着为主子和自己冲上奶粉或麦片，并派好水果、饼干，与主子一起享用早餐。每天晚上6:30左右，开水来时，便在床板上亦按固定位置铺开摊子，摆出刚刚买来的宵夜食品及饼干、麦片粥开始宵夜。
这个仓有钱人大约有六七个，所以能支撑得众犯大多都有吃有喝，虽然贫困犯要付出人格代价，但环境特殊，混个肚不饿心不慌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很乐意。这些有钱犯人当中，大多是香港人，其实他们在那边也是低收入阶层，但到了大陆就成了高收入阶层，比如司机阿其，每月老婆寄来1000元，他便可以“参股”支撑一个摊子，作个副摊主。不过也有没钱的香港人，比如“大富豪”就名不符实，家里基本上不寄钱来，他只好靠在别的香港犯那里蹭着过日子，好在他事情很小，三四个月肯定可以走人，所以没什么压力，整天乐呵呵地爱说爱笑。后来还来过一位香港货柜车司机，头上白发不少，但却只有三十几岁,他家里一个多月没有音讯，某日突然来了一封信，并随寄500元钱，他竟感动得放声大哭，说老婆很不容易，现在自己不能挣钱，反还要她寄钱来，她太难啊。这可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因为车上查出一点私货而被抓，他常为此懊悔不已，说自己伤害了老婆伤害了孩子。不过，好在他事小，两个月后就被放了。
我那时一来是“新兵”，二来有过不敬老大的行为，三则家里没有钱来（公安收去的钱还未返还给我），所以受到仓里主流社会的排斥，不能入摊。我也不愿白吃别人的东西，也就甘于蹲在风仓厕所旁自个儿吃饭。早上和晚上他们吃“自助餐”时我就躲在角落里看书或想事情。有时老大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叫我去他摊子上拨点菜，我总是不应，我哪愿去吃一个打过我的人的东西呢？实话实说，我此时还是29岁的壮年人，两餐饭肯定是不够的，早上和晚上肯定是会饥饿的，看到和闻到别人吃东西，肠子里自然会咕咕叫。但我必须忍耐，因为我家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不可能让他们寄钱，即使寄了钱，我又怎么忍心将西北老家那来之不易的钱拿到物价高昂的深圳来花，并且看守所里又是如此地暴利和垄断，在这里花我家人的钱那绝对是罪恶。后来老大曾几次对我说：“只要你家每个月寄来两三千块钱，你就不用再拖地了！”我未吭一声，我宁愿拖地，宁愿每天只吃两顿饭饿着，也不愿去残害家人那可怜的收入。
全仓二三十人，老大马仔七八个，无人敢挑战
仓里的作息比较简单，每日上午、下午各安排两小时“学习”。 “学习”的内容就是《犯人守则》和《在押人员规范》，背完了这两项内容就坐在那里听老大训话。彭老大非常健谈，从日常生活到他的案子，从仓里犯人的罪行到他的世界观，滔滔不绝，俨然是个道貌岸然的“领导”或“师长”，哪里像是剃光头的腐败官员（盐田港集团属国营企业，彭老大认为自己的行政级别是副厅）。有时不高兴哪个犯人，或哪个犯人说了不合适的话，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大声训讲，下面的犯人则鸦雀无声，不敢有任何抗议。所里每天点名两次，分别是早晨6:30和晚上6:30，点名时，警长一出现在空中走廊的窗子外，老大立即大喊：“警长好！”排坐整齐的众犯立即同声随喊“警长好！”警长点完人数转身离去，老大马上又对着警长的背影大喊：“谢谢警长！”众人遂又随声齐喊“谢谢警长！”人家来点我们的人头，反要“谢谢”，我不知这是谢什么。
仓里的秩序是由金钱和拳头决定的，相较之下，拳头的权威更有效，而金钱则往往要向拳头寻租寄生。老大靠手下几个打手、马仔以及其他“三员”的支持来把持仓政，有钱的犯人则依附于他们而获得安全。全仓二三十人里，直接被老大掌握的人至少有七八个，这种情况下，没人敢挑战老大的地位，更不敢对老大的指示说半个“不”字。一旦有人敢于放肆，一哄而上就是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去打他，而所里的电视探头又是瞎的，这就相当危险，不时有人被群殴致伤，甚至致残致死。这种殴人，其实并非完全出于仇恨，参与者大多是为了借此向老大表示效忠，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和老大更多的关照，有些犯人就是靠这种“英勇杀敌”的方式荣升为老大的心腹、打手或马仔，从而得以跻身仓内统治集团行列。那些走私犯和经济犯有钱，但不能打，为了避免自己被打，就每月两三千甚至四千五千地掏钱养活老大及众打手。老大这一席四五个人，每月都要吃掉六千元以上，最多时可达万元。香港来的犯人基本都是走这条寻租生存之路。（注：在仓里，打手与马仔是不同的，打手只是打架时出力，马仔则主要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当然，老大打人时马仔也要冲上去贡献力量，但总的来说，打手地位高于马仔。）
那些无钱又不能打的犯人，就是仓里整日处在惊恐之中的小鸟了，他们日日谨言慎行，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惹了“统治者”们，或令他们看着不顺眼。然而仓里又这么拥挤，免不了会碰到人家，或犯到人家，免不了会在哪个小节上违了老大的规矩，这个时候，就只有等打的份了。我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只小鸟，一天24小时紧张，晚上总该可以睡吧？不行，每晚得起来值两小时夜班（每班两人），值班时亦得小心翼翼，不得弄出声响惊了睡觉的人，否则，肯定有一顿痛打。曾经有一位姓黄的犯人，情况与我相类，整天也是在恐怖的人际关系中提心吊胆，有一次与我悄悄聊天时，他说自己好像有了心脏病，最近老是心律不齐，有时猛跳一阵，有时剧痛一阵。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有，只不过没他严重，生活在监仓恐怖夹缝里的生灵怎么可能不紧张！
我曾认真地想过为什么这里老是打架，犯际关系为什么如此复杂和恐怖这些问题，再对比安康看守所的情况，我觉得，除了干警责任心缺失，监控设施形同虚设之外，单仓押犯过多当是主要原因。在一个封闭区间里，在管仓员警每周顶多入仓一两次的情况下，管理犯人的事自然要委托给犯人自己了，人一多必然会产生派分与派斗，如此多的矛盾与利益争夺，必然会引发出无数的斗殴来。同时，所里又无严厉惩戒，打了人顶多调仓戴镣几天了事，而从不会因这种伤害案件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在曼谷再次遇见法新社记者伊恩․布莱克，在餐厅合影。伊恩曾在作者经过越南河内时，给予过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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