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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第十二章：處在竹幕裏面
－－作者：司徒雷登
第十二章：處在竹幕裏面
【239】對我來說，它真是開始於一次突然的醒悟。共產黨的軍隊渡了江，事實上沒有遇到抵抗。他們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進了城，最後的國民黨官員剛好飛離。第二天早上剛過六點半，我被打開卧室門的聲音所驚醒，看到幾個武裝的士兵進來了。我大聲喊，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退了下去，其中一兩個人還憤怒地嘟嘟囔囔。我跳下床來，去看看是怎麼回事。這時，整個一個組，約有十到十二個人，回來了，一個代表說話的人很有禮貌地說，他們只是感興趣地轉轉看看，沒有加害的意思，問我是否明白。我說，是；他重複了他的保證，發現我一點也不熱誠，就帶著其他人出去了。
大使館有位管理我生活的年輕隨員愛德·安德力格（Ed Andererg），這時，他也被驚醒了，匆匆地跑來營救我。他被粗暴地推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驚嚇的僕人也出來了，並且帶領那些來人出去。
這個事情的本身非常簡單。那些士兵只是些徵召入伍的農村孩子，受到了經心的思想灌輸。他們不太費事地取得了勝利，進入了偉大的首都，出來看看光景。但他們來到我的大門時，驚恐的夜班守門人昏了頭，沒有按照規定向房內報告，而屈服於威脅，並讓闖入者闖入了。在廚房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240】這些鄉下人一點也不懂得什麼外交豁免權。從有個人對一個僕人所說的就知道，他們被灌輸了無法消化的概念，他說所有這些財物都屬於中國人民，不久就要歸還給他們。
但是，國務院卻對此十分認真，指示我對北京也對南京提出強烈抗議。順便說，這很難做到，因為我們和北京沒有外交關係，也完全接觸不到共產黨的高級官員。但是，我們間接地聽到，這兩個城市的權威人士對於這個事件感到十分惱火；在他們的宣傳中絲毫也沒有提到這事，這也是個證明，因為無道德原則、毫無顧忌地譴責對方作為最好的防禦已經成了規律。在美國，它顯然廣為傳播，因為好幾天我從收音機里都聽到談到它。後來我們知道，追查出了肇事人，拘禁了一段時間，進行了教育。在英國和法國大使館，也發生了類似的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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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權力易手前一天，在這奇特的環境下，國務院給我訓令，要我回華盛頓。這可以算是正常的程序，因為在南京已經沒有被承認的政府，而我的總領事、公使級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則在廣州代表著大使館。但是外交使團，特別是由北大西洋集團國家任命的外交人員，都曾經同意對我們各自的國家建議，不要命令我們跟隨中國政府去廣州，並且允許我們在共產黨入主了南京之後不規定限期地留在南京一段時間。國務院允許我留下，直到我對我們在共產黨控制區的領事館【241】和我們的僑民得到了滿意的對待為止。
一接到指示，我立即邀請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代表會面。像往常一樣，那是在外交使團的首席、法國大使的家中舉行的，是在闖入我卧室那天的下午。那個消息已經傳播開，他們所有的人都驚奇、同情、也擔心。誰也不知道共產黨會對蘇維埃以外的國家藐視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下級軍人的無知會使他們做出些什麼粗魯的行為。已經發生了幾個小事件。此次會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談我們之中任何人如果想離開，那已經為時過晚。國民政府的官員曾經敦促我們，特別是敦促我撤離。從他們的和我的同事們的態度上，看出了美國在世界上的新位置。但是我們大家這時已經都陷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了、和那裡恢復了聯繫之後才能夠脫離出去。
我們去參加會和會後離開都沒有受到干擾。但是在隨後的日子里，卻或多或少地阻止外國人離開自己的住所。說那完全是為了謹慎、防範。共產黨特別警惕我，所以我就沒有想離開我的住處。國務院提出了我活動自由的問題，但是我覺得不要為這個問題施加壓力。它使我隱隱地想到日本人對我的隔離。大使館的一個職員讓我隨時知道無線電裏面的消息以及那裡有什麼其他事情。過了一個禮拜的樣子，取消了限制。但是我通常的日常工作突然停止了。沒有了約會見面，也沒有了社交活動。除了偶爾從北平花兩個多星期寄來的信件以外，信件都停了下來。當地的中國報紙立即就變成了黨的宣傳機關報【242】，幾乎沒有了一般的新聞，有的都是歪向黨的路線的。非常幸運的是還允許我們繼續大使館的無線電網路，允許我們收聽當時的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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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期以來就知道的一個內部的矛盾，這時變得尖銳起來。它是我個人對那兩個黨的感情。在國民黨內，我有許多多年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我衷心佩服的人。我知道他們正直、有公德心、受過訓練、富有智慧。但是這個黨幾乎從掌權以來就容忍它的各級官員貪婪、貪污、腐敗、無所事事、無能、裙帶成風、派系鬥爭，總之，具有它所推翻的那個腐敗官僚所具有的全部邪惡。在打敗日本之後，想用軍事力量加上秘密警察來摧毀共產黨的時候，這些邪惡變本加厲了。這個政府持續地喪失了公眾的支持，甚至公眾的尊敬。在共產黨的軍隊向長江勝利進軍的時候，在政治爭吵、逃跑、叛變、無秩序的退卻之中，那些浮夸自大的防禦計劃破滅了。但是它卻是受益於美國多種形式的援助的政府，而且他們真誠制訂的、由許多人的生命護衛的原則和目標也是我們十分相信的。
讓人痛感的對比是，共產黨沒有個人的貪污腐化，官和兵在一起，生活儉樸、勤奮，紀律嚴明，訓練有素。這一切在他們來到南京的時候就十分明顯。對老百姓幾乎就沒有粗暴的對待。他們借東西很多，但是都物歸原主，或者給予賠償。他們的廣播自豪地說，他們在向南方的長途進軍、【243】分階段地早把物資和救護人員開到了前方，以及在運輸和宿營中的順利和效率。簡單說，他們把自己的後勤工作做得十分完美。他們士氣高昂。在我們大使館周圍的天天的操練和講話，使我們親眼見到，而且太多地聽到了那些明證。這樣，共產黨就給人以印象：他培養了具有中國如此需要的生氣蓬勃、動力充沛的素質的人有千百萬，而基督教傳教活動和其他文明卻極其緩慢地只培養了極少數具有這樣素質的人。這是得自於組織的能力、嚴格的但大部分是自覺的約束、將主義放在考慮任何個人的和家族的利益之上、無私地服務於無權勢的百姓、以及熱情忠心和富有理想的那些青年。和國民黨那些缺點對照，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對於事理不明的青年人和歷經內戰經濟艱辛和暴政的老百姓，這裏還有不那麼明顯的另一面，那就是只要有變革，他們就歡迎。共產黨天生就有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令人無法容忍的殘酷傳統，具有各種絕對控制思想和行動的壓迫的伎倆，除了自己的原則和信仰之外，他們對個人人權和原則和其他信仰一概無情地蔑視。聯想基督教運動儘管在數量上不多但是已經為中國的好生活有了好的影響，聯想燕京等這樣的教育機構等我國的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往來關係，只是想到對這所有的一切會帶來怎樣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時，我就感到不寒而慄。
我最大的同情是寄予由於要報效國家但為自己的愛國熱情或自己的自我表達找不到可以贊同的其他出路、而加入了國民黨的大量青年男女，或是那些曾經努力進行改革或完成【244】有公德的公民所希冀的目標的那些青年男女。還有類似於他們的其他許多人，他們或屬於一些小黨派或並無黨派，但都是熱烈的希望都已破滅、都遭遇著物質和經濟的苦難、家庭和社會的生活都已破壞、是些尋找庇護處所的不幸難民。不但這些人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遭到苦難，而且中國也喪失了在建設性服務中她的百姓應該得到的最偉大的一宗財富。
對我精神上的後果也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對美國的政策所最為擔心的，已經發生了。正像在我和馬歇爾將軍離開中國前最後的那次談話中所報告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或者給國民政府足夠的援助和必需的諮詢和控制，使它能夠打敗共產黨，或者就完全退出所有對中國事務的干預；這兩種態度都比猶猶豫豫、半心半意地繼續援助的形式為好。長期以來，我就看到這第三種途徑的不幸後果，這個途徑激起了劇烈的反對美國的譴責，我自己則變成了不可救藥的譴責目標。在共產黨的節節勝利下，它變得更為強烈了。
最受痛罵、最受反對的，是國會在一九四八年春通過對中國政府的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不規定用途的援助。中國政府立即將全部款項用於陸海空軍的器材補給。或者是由於美國官員的有意拖延，或者是由於按照急切性給製造商定單的次序，這些物資運送得極其緩慢。因此，我們成了中國所有階層的人的批評對象。國民政府因為它「太少、太慢」而批評我們。先是委員長，后是李宗仁多次催促我加快運輸並且增加數量。【245】共產黨十分惱怒，在他們的誹謗、漫罵中誇大了我們對他們敵人援助的數量。實際上，他們極大地受益於繳獲的戰利品和國民黨不斷投降的士兵帶去的武裝。他們的奚落和辱罵很是惡毒。另一方面，國民黨轟炸共產黨佔領的城市，投彈不準，造成了平民的傷亡；這使得精明的共產黨用來指出，這是美國訓練的駕駛員、美國的飛機的炸彈造成的。
甚至經濟合作署（ECA）提供的兩億七千五百萬美元是否有價值，也值得懷疑。關於此事，應該稱讚羅傑·萊珀曼（Roger Lapham）和他的人員的熱情、效率和高尚的精神，這都是美國最佳的傳統。雖然它帶來了一些人道主義的救濟，但是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必須把它看成是助長了反對的政治敵意。此外，中國百姓的經濟苦難變得如此深重，這樣的救濟相對是太少，太短暫。
鄉村重建項目沒有受到那麼大的譴責。這是我特別熱心的項目。但是由於多種原因，從開始萌發出這個設想到開始正常工作，拖了大約兩年。由於共產黨向南方和威脅向西方的進軍，最初取得的成果的地區，很快就會被共產黨所控制，而這和美國國會的意圖是相違背的。面對共產黨巨大的組織和經驗，這個項目看來是規模小而且幼稚。但是它卻是由三個中國人和兩個美國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主持的，從工作的勤奮和水平之高來說，真是沒有人能夠和他們相比。從它很可能得出某種憤世嫉俗的教訓：將慈善事業和政治攪在一起是無奈和無效的。
在我的困境中有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幽默。【246】我一向被看作是美國自由主義和對中國友好善意的代表，而這時，我卻被誹謗為「帝國主義的美國政府、和她那幫助反動、封建、不可救藥的蔣介石統治的機構」的官方代表。各行各業的燕京畢業生都對我沒有繼續擔任燕京大學的校務長而遺憾。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作為一個外交人員學到的（也是最難學到的）第一個教訓，就是不要說得太多。我只希望在終了之前，會弄清楚，我自始至終一直還是我自己那樣的人。
對於信奉粗魯的唯物辨證法的中國共產黨也有個意味諷刺的情況：它們產生了一些精神上的價值。他們的成功大部分是由於他們設法造就了對主義的無私獻身精神，而這是國民黨的一些成員不幸所缺少的。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響已經較深地滲入了國民黨圈子裡，基督教幾乎都只同情這一邊。我常常懷疑，如果沒有必須用武力進行世界革命、和用蔭蔽的和武裝進犯來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偏執教條，如果不用仇恨做動力，如果不憑仗嚴格控制的宣傳、以及所有的警察國家的那些邪惡，共產黨的精神和社會熱情是否還能夠保持得住。只要是被這些所敗壞了的社會計劃和制度，對於我所最關懷的兩件事就沒有任何希望：一是在中國的基督教活動，二是中美互利的關係。不同於這些的表現和調整，都只能是短暫的、權宜之計的。所以，美國的新政策如果不完全消極，那麼還能夠是什麼呢？
4【247】
共產黨攻佔了南京之後不久，就派黃華去那裡主持它的對外事務管理局。王舉美（音譯）是最早加入共產黨的燕京畢業生，立即改名為黃華（在那種情況下，經常是這樣改名的）。他曾經在馬歇爾將軍使團在北平設立的機構「軍調處執行部」工作。他在那時已經徹底共產主義化，但個人對我很友好。鑒於他的地位，鑒於共產黨反對美國的路線，以及他們反覆聲稱將所有外國外交官員只看作是普通個人，我就不知道黃華會用什麼態度對待我。
他上任幾天後就給傅涇波電話，約定時間，並且誠懇地談了約一個小時。在分開的時候，傅建議黃和他的老校長聯繫。黃回答說那隻能是在那個基礎上聯繫，但是他會和其他人商議，之後會告訴傅。幾天後，黃打來了電話，以他通常的那種友好態度談了約兩個小時。因為共產黨已經定規不承認和國民黨密切聯合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就接受作為普通美國公民的提示，遵循實際的當地權威的代表的指令。很快提出了那個（「承認」的）問題。這就給了我機會，使我先解釋說外國沒有其他辦法，只能繼續承認共產黨也承認的仍然存在著的國民政府；在出現了一個顯然受到中國人支持的、至少是被接受的新政府，而這個政府表現出證據，證明它願意並且有能力依據國際標準和其他國家保持關係，到那時，【248】自然就會討論這事。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外來的人只能被動地等待。換句話說，要接受考驗的不是外國，而是他們自己。他的拜訪無疑是得到了北平的批准，他無疑也將透露給他的報告了回去。
這個事件的有趣之處，在於它表明如果要想穿越分隔互相敵對、都自詡為民主解放力量、而譴責對方為好鬥敵意的兩個意識形態間的壁壘，在無數接觸時應該以什麼方式進行。即便這些意見是共產黨教義的追隨者製造出來的，其造成的思想、精神狀態至少也是我們以相反方式對待事務的人必須計算在內的一個因素。黃華是個例證，他在這方面也有真實的正常人類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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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很快地落到了共產黨手中，接著他們就逼近上海。他們當然了解在那個自負的歐亞式大都會裡面有國際、經濟、管理和其他的問題。他們很可能會願意繞過它，等待安排和平的交接。但是，委員長下了令，退出長江，在上海防禦。因此，他的下屬採取臨時措施來保衛上海地區。物質的準備是荒唐、意想的，執行得非常浪費。但是上海居民對它的反應以及它造成心理上的後果則更為惡劣。保密局的特務追蹤疑為左傾的人。被認為願意和共產黨談判和平移交的著名人士則被脅迫去了香港，或為安全起見而逃去了香港。所有的人都按照能夠付得起的能力被榨取為防禦設施的特殊「捐獻」，它也變成了對個人的勒索。【249】船隻和車輛都被強征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十分有效、公眾也欣然同意的「焦土」政策，這時則僅僅增加著無言的憤怒。夷平了房屋，砍倒了樹木，阻斷了通途，為了贏取公眾的支持又強迫張貼標語、組織遊行。為了同一個目的，給士兵支付銀圓，發放電影票，並給予或許諾其他特殊待遇。這時，共產黨的特務在地下積極活動。但是，委員長對他的追隨者的掌握足夠有力，使得防禦的軍隊和過去的戰鬥相比有了一定的協同，並且也激勵得他們比較願意去作戰。如果在過去戰鬥中能夠這樣，那會更有意義。但是，沒有幾個星期，共產黨就佔據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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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當權者不理會困在南京的我們這些外交人員。說是為了防範，我們被禁錮在城牆的範圍內。大多數人甚至不準和他們自己的政府用密碼聯繫，變得十分無聊而且焦躁。我們和英國人有自己的無線電設備，法國人也有一定數量的。但是由於軍事的需要，不準使用商業的線路收發密碼信息，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能夠說明在這種情況下的眾多不正常的事務之一。當局從來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提醒我們，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我們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們允許我們之中的某些人像往常一樣行事。當較小的使團首腦為新聞或諮詢來找我的時候（我願意他們想來就來）,我才知道他們既不知道新聞，又接觸不到中國的事務，是如何完全被隔絕著。他們之中的某些人的社交和娛樂生活也是這樣，那些亞洲的國家尤其如此，這真是既特別又有諷刺意味。【250】對我自己來說，我並不忙，但是從來也不會沒有事情做。單單閱讀和處理每天的消息事務就要用一些時間。美國大使館是個很大很友好的家庭，有外交的交往，傳教士，和少數中國人，有豐富的社交娛樂。總有像朗費羅（Longfellow）所說的那種「甜蜜寧靜的書籍」。但是既代表美國政府，又在中國住了那麼長的時間，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著即便在這個自覺自愿的隔離期間，我還是不斷地接觸著外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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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看在新的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和美國的公民交換交換意見。在佔領后最初的日子里，鐵路和其他交通工具自然是在混亂之中。過了足夠的時間，我請黃華指出我去上海必須要做的步驟。他又是說，我現在只是個普通的美國人，但是當然它是個「特殊的情況」。將我當成一個普通人，他對我大使館的護衛、傅涇波和我，一個大使館的官員和黃華的三個特派人員做了所有的安排。他的代表在上海和我們會面；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有兩輛車的便衣警衛跟著我。這樣做的原因似乎是由於怕國民黨的特務（他們認為城裡還有許多特務）會對我做點什麼敏感的事而給新的當局製造麻煩。結果就是我不能像往常那樣自由走動，只能呆在總領事的住所，拒絕社交的邀請，而等待人們來拜訪我。我不僅覺得自己過於突出，而且可能招惹特派人員對來訪的人（特別是中國人）有不歡迎的注意。對最初共產黨統治上海的日子的印象，是他們【251】控制得有力、有效、清廉；但是他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並以條件差的民眾的名義，則會激起變得很劇烈的勞工混亂；國家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狂熱，撞擊著這個大都會，讓五百萬人吃飯以及保護他們的實際迫切需要，使得上海成了一個意義重大的實驗場所。
我的外交界同事都很急切地看我是如何被對待的，因為其中有幾個人也想這樣做。因此，我下決心要爭論國際上都同意的外交豁免權，譬如其中的行李免於檢查。共產黨的官方立場是：我們是普通人，沒有這個權利，所以可以用它來檢測對立的原則。萬幸，沒有發生這事。但是我的特殊通行證上說我是「前美國大使」，這使我和我給看它的人忍俊不禁；但是有個歐洲的同事在得到類似的頭銜時變得十分惱怒。
在上海，有件事表明英國和美國在處理中國事務上，以及在自己的處境改變時的一個顯著不同。有兩家外國人擁有的英文報紙在共產黨「解放」上海后在那裡存留了下來，並且決定在新的統治下暫時繼續下去。那是北中國每日新聞（中文名為字林西報，英國）和上海晚郵報（美國）。北中國每日新聞的名稱是英國從廣東和香港北上到了上海的記錄，在那個初創階段，他們覺得上海已經是十分靠北了。在我和我弟弟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父親在杭州就訂閱這個報紙。那時它有個副標題，叫做最高法庭及領事公報（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那個醒目、宏亮的全名字灌輸在我那幼小的心靈里，成為對英帝國壯麗前哨奇迹的極大尊崇。【252】每日新聞很久以來就佔用面對外灘、一排屬於英國官方或半官方企業大樓中的一個；它近年來被謔稱為「外灘的守舊老女人」，因為它的編輯作風是典型的嚴謹、拘謹的。
我在這次旅行時，這個報紙疏忽地登了一個傳言，說國民政府的海軍在長江口布了水雷，因而威脅了來上海的道路。馬上就有了後果：所有的航運都癱瘓了，在這個依靠航運才能生存的城市裡，普遍發生了恐慌。對軍事和意識形態衝突很有技巧的新當局，在對待這一類問題上卻完全沒有經驗；在一個星期之中，沒能採取任何措施。最後，在英國人的指引下，兩艘臨時的掃雷船清理了航道，恢復了公眾的信心。這個事件如果不是出於愚弄，就是道聽途說的。但是不能不找個替罪羊；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報界把所有的都歸於北中國每日新聞，憤怒地責罵它。這部分是共產黨標準的伎倆，部分是長期以來反外積怨或妒忌的牢騷發泄。一個幾十年來無可辯解的英國半殖民統治的機關報，怎麼對待這種侮辱？它在它的頭版上刊登了一封英文信，附上中文譯文，向軍事管制委員會表示了真誠、謙卑的歉意，說它有錯誤，傳播了沒有證實的消息，給上海帶來了傷害。從中國人有能力讓這個報紙停刊，以及英國人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資來看，這個行為表明了某些性質，是這些性質幫助著英國人在他們過去的輝煌削減、退縮的時候如何做自我調整。在情況處於變化的時候，這個報紙至少得到了緩刑。
也是在這個期間，美國日報的編輯蘭德爾·高德（Randall Gould）接到了他的經營經理的電話，說【253】他被要求增加工資的僱員鎖在報社裡。由於最後的這些勝利者的極端宣傳，這種事情對中國和外國僱主都不是極其特別的經歷了。高德（Gould）以他對美國同事和對報紙的責任感，雖然知道會有同樣的命運，但他立即去了辦公室。爭議繼續下去，直等到來了工會的代表，提出了一個更合理的解決辦法。非常奇怪，當美方提出要將這事提給市政當局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反對。到了午夜，達成了協議。但是當排字工發現編輯為下一期寫了一個報道，談了事實發生的經過，他們就又開始罷工。在高德（Gould）看來，這是侵犯編輯部的權力，是不能容忍的，他寧肯把報社關掉也不肯做這樣的讓步。但是對於即便是職務低下的中國技工來說，那卻是公開的丟面子。新的當局是否後來會不容忍保留一家一向是自由、坦誠、但是基本上是友好的報紙？從共產黨一般的作為看，這至少是可能的。但是高德（Gould）的決定是無可替代的美國式決定，正像他同時代的英國人的現實主義的決定一樣。
只是由於傳言說長江口布了雷就對上海造成了傷害，這可能使敗北的國民黨首腦宣布了關閉所有的共產黨港口。他們狡黠地不使用「封鎖」這個字眼；他們絕望得已經不去認真注意英國和美國抗議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起到了繼續絞殺這個城市生活經濟動脈的預期效果。
在上海涉及到英國人、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的許多事件變得極其麻煩。它們常常是由於工人總的動蕩引起的，有時是由於【254】個別的無意違反了新規定引起的。原先在外國人的居住區英文是必不可少的；現在，突然堅持只用中文，這就在留下的外國人中造成了難為和恐慌。倒霉的那些人遭遇到粗暴的對待，污辱性的言辭極為傷人，使人感到羞辱。他們被迫簽署聲明，做出道歉，並且將那些聲明和道歉刊登在當地的報紙上，附有對事實的傷風敗俗的歪曲。所有的這些都可以用來做社會學的個案研究。主要是英國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具有輕蔑的種族優越感的態度，這是十足的吉卜令（Kipling）的傳統。這種「上海頭腦」變得極為明顯。隨著這個港口和中國民族主義迅速擴大，對這種態度的仇視也在增加，雖然由於情況的需要它是在默默地加深。儘管在日本人佔領下，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將市政權威交還給中國后，這種舊風氣有所改變，但是它還徘徊在那裡；慍怒、敵意仍在加重。在最後的那段時間，國民黨是如此急切盼望美國的援助，最高層的指示使得美國人受到了特惠的待遇，而許多美國人也天真地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種族歧視積怨的理由更加大了。
除了所有這些以外，還有共產黨毫無休止的反對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宣傳，把我們都說成是貪婪的帝國主義分子。沒有服從撤離安排而留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留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中國人的友好感情，雖然他們充分理解會有哪些不愉快和危險的可能性。但是他們卻成了過去積累的仇恨作用的受害者，他們的受害還由於用舊仇哺育新近共產黨灌輸的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和它的自負。【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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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底，我開始認真計劃我的撤離。有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譬如將我們領事人員從瀋陽撤回。我還在等待一位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從北平回來，他很盼望能夠和共產黨在一個沒有偏見的國際項目中合作。毛澤東和他的同事曾經力促他訪問北平，我相信他會給我第一手可靠的關於他們意圖的消息。為了能夠保證有足夠的時間等他從那個情況不詳的旅行回來，我把日期定在七月十八日。等待的那個飛機已經修好，做了試驗飛行，結果滿意。允許這樣做，是共產黨願意促進我離開的明顯證據。但是有了個不祥的麻煩徵兆。當地的公安局（警察局）準備了一些離境申請表，在末尾有一個「鋪保」，是擔保有關的那個人離開時沒有拖欠的債務、也沒有尚未解決的訴訟問題。這樣，就開始了一個概念的對立，它本身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但卻完全表明了毫不妥協。共產黨武斷地決定將外國的外交人員都只看作是各自國家的公民。他們打算要所有的外國人都填寫，而沒有想過（或者根本不知道）外交人員離開一個國家的時候，有豁免權利的慣例。但是已經公布了這種條例，如果再把它取消，那不只是丟面子，而且成了承認一個盲從的制度做出了錯誤；這個盲從的制度之所以能夠保持士氣，部分原因就是堅信他們自己的教條，決不能有任何一點懷疑。
但是，國務院卻極為嚴肅地將這個問題看作是原則、威信和事無先例的問題。黃華和章漢夫和他們在北平的上司保持聯繫，【256】並且試圖影響他們當地的同僚。黃華一向當然總是防範著不能讓人看著像是對他原來的大學校長有感情而犧牲黨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妥協。我則被免除了那個令人生厭的「擔保」和行李檢查。我可以將三個月來積累的絕密官方文件和所有人員的私人信件帶走，而不受任何檢查。他覺得原來允許乘大使館的飛機離開中國也已經很是例外了。他們接管時，飛機已經在這裏，只要海岸線還在被封鎖著，這是我外出的唯一辦法。
機組一共有四個人，包括我的空軍武官約翰·當寧（John Dunning）上校和他的副駕駛。其他的乘客是上海總領事約翰·卡波特（John M. Cabot）先生，使館人員亨利·信德里爾（Henry Hinderer）先生，威廉·奧利弗（William Oliver）先生和夫人，和傅涇波先生；所有的人都說是因為醫療諮詢而離開。奧利弗（Oliver）先生的身體曾受到上海警方的暴力，為此以及所造成的心理後果而被命令回國。我們曾經試著探索是否有可能從兩個中國私人銀行和一兩個其他公司取得鋪保，但是作罷了，因為得知他們因為不信任共產黨的做法而不敢冒那個危險。報告了這個情況，他們告訴我們說，美國的公司也行。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讓我們自己的任何公民去擔保他們自己的外交官員，這實在有些滑稽。國務院發來指示，說一行中的任何美國人都不能接受任何擔保人，即便是大使館作保也不行。這樣，在南京的夏天酷暑和令人發狂的焦慮中，日子就滑了過去。在我應該加快飛返家園的時候，卻一次次地出現在教堂和其他聚會中，會見自己的外交同行和其他朋友，實在讓人覺得羞辱。
【257】國務院要發表一份「白皮書」，回顧它近來對華政策的全部情況，來回答國會和在其他地方對它的批評。這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它顯然對國民政府和共產黨都做嚴厲的譴責，因為國務院要我在發表它之前安全地離開中國。它要在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最初那似乎是要給我多一些機動時間。印刷有了拖延，使它推遲到了八月二號。華盛頓和我以及黃華和北平交換情況拖拖拉拉，似乎即使發表的時間有了意外的拖延，但它也不會使我免於國務院認為發表它會給我帶來的後果。我自己擔心的是，它可能會激怒共產黨，會破壞對我離開所進行的微妙商談。
在焦急的等待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共產黨的政策使得我對國務院建議，要做出將美國人撤離共產黨控制度地區（特別是上海）的計劃。反美的宣傳變得更為辛辣、刻薄，對蘇聯的效忠變得更為坦率，對外國（實際是對所有的私人）的企業的歧視變得更窮凶極惡，警察國家的壓迫技巧和國家操縱的企業的技巧正在成形。沒有離開中國的傳教士，一般都以原來帶領他們步入這個事業的靈性面對未知的未來，並且希望在前途不佳的情況中留下來的本身，會成為有證據意義的有效形式。但是對於企業界，前途的確黯淡，任何理想主義的目標都不能帶來寬心。美國商人和英國商人的情況也還有區別。很多英國商人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資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如果撤離，就會破產。保持住這個利潤豐富的貿易，對英國國家來說也是遠為重要的。幸運的是，我們和中國的貿易【258】在美國對外全部進出口中，只佔百分之二三。即便是由於放棄他們在中國的利益而受害最為嚴重的美國人，可能也會在其他地方重新開辦商業，而沒有太大的困難。
在這樣一些考慮的下面，是共產黨直率的聲明：外國不要涉足中國。那主要是對我們討人嫌地援助他們對手的政治憤恨。但是在黃華對我所說的裏面多少也有點道理，他說，任何一個農民、商人或學生都會同意他和他的同志們的意見：希望我們停止闖入中國的事務。但是，對於所有的這些還有另外的一面。他們的領袖知道中國在過去從我們這裏接受的所有物資救濟，也知道他們自己迫切需要恢復經濟和工業，而在這方面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給予足夠的幫助。但是儘管有這些實際的迫切需要，他們也不能偏離他們的正統教條。
一定是經過了劇烈的討論，共產黨最後同意了讓大使館為我們一行的其他人簽署所需要的保證。這是極為勉強簽署的，我被指令要先提出嚴重的抗議，仔細說明他們的規定是多麼粗魯地違反了迄今為止的普遍同意的國際外交禮儀。由於他們粗暴地、不退讓地不承認我們的官方地位，他們就堅持拒絕我們反覆受命提交的抗議，因為再次出現這些問題會影響我們和我們的國民。在這方面，黃華又一次極大地放鬆了他其他的忠誠，否則他不會聽一個美國的大使像對一個過去的學生那樣講話。順便說說，這個相當愚蠢的態度，我的加拿大同行很高興談下面的故事。在我旅行去上海后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他的護衛抗議要求他做些沒有要求美國大使做的事。回答是美國大使根本就沒有來過。【259】當提出我的名字的時候，負責人員淡淡地說，最近是見到過一個叫那個名字的著名教育家。
最後看來我們可以起飛了，日期又定在八月一號。那比最初定的日期晚了兩個禮拜，但是還是在計劃發表「白皮書」之前。
選自：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