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
簡體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辛灝年:為中國走向共和的最後成功盡一磚一瓦之力
少想一點自己，多想一點中國，我們的事情就會做好。-辛灝年（圖片：公有領域）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裡，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后專註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用第一人稱整理成文，陸續發表內容已經過半，感謝您繼續關注。
（接上文：專訪辛灝年(9):中國歷史發生了百年大倒退）
只想為中國走向共和的最後成功盡一磚一瓦之力
我以為我沒有什麼別的本事了，但是我可以在這些方面盡我的研究、講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想，拋磚引玉，讓那些更有體驗、更有思想的朋友採納，為了中國走向共和的最後成功，盡一磚一瓦之力。我這個講話，可能有些人聽了覺得我在假謙虛，不是，我就是這麼個思想。我如果不是這個思想，我在海外20年，心情不會這麼平靜。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在海外這個地方，沒有權的地方爭權，沒有利的地方奪利，跟外國政府拉關係，跟台灣的幾個政黨拉關係，目的是什麼？目的不就是為了搞錢嗎？不就是為了當領袖嗎？有人衝到我家裡，推開門就跟我講我才是未來中國的總統。這東西不能亂想的，我哭笑不得！只好拍他馬屁說：當然未來總統是你了，肯定是你，不可能是別人的。所以我沒有這個念頭，不論人家怎麼講。講表揚我，講我有能力的，還是說我做了貢獻的……我聽了以後是很平靜的。說我不行的，說我這一套行不通的，我聽著，我也很平靜的。為什麼？因為沒有個人的慾望在裏面就可以了。
我覺得今天對於我們所有立志於去推動中國自由民主進程的朋友來說，少想一點自己，多想一點中國，我們的事情就會做好。要是反過來做的話，不但做不好，你自己也會被真正社會進步的大潮所淹沒。
為了歷史書籍的創作，我從國內帶出研究資料二萬張卡片
我的研究資料出國時是用卡片的方式帶出來的，整整一小箱子卡片。沒有觀點，沒有思想的，都是從書上抄下來的。大約2萬張吧。帶出來的還有我已經寫好的東西，比如說我的《革命與復辟》的「導論」已經寫好了，我寫這個東西，採取什麼辦法帶出來的呢？我把它打碎，抄在4本大書裡帶出來。這4本大書都是中國共產黨出版的紅色的書，我在書的天頭地腳、字裡行間，把我已經寫好的東西零零碎碎地塞在上面，讓人家感覺到我是寫的讀書筆記，是這樣帶出來的。
我在國內寫「導論」或寫一部分內容的時候，我寫了一張紙以後，或者是一段完成以後，自己看一遍就燒掉，然後再寫。所以很多人問我：你講演不要稿子，講得這麼溜，記性這麼好。我說：我花功夫了。
讀書人做學問，知識積累和技能都重要
我想天生我不算太聰明的人，我在中學的時候，雖然成績考得很好，要論總分的話，很少人能跟我比。但是我在數學、物理這兩個方面沒那麼好，化學我也很好，文科當然沒有人能占我便宜，排在我前面是不可能的。比如說，考試的時候總分120分（含一個附加題），我基本上能考120分的。可是要叫我去參加物理和數學競賽的時候，我只能考40～50分。我班上有幾個同學，他們就會考得比我好。
如果說博文強記，可能我在文科方面比較強一點。比如說，我雖然數理並不好，可是我記數字的能力很強。如果明天講演，我今天把幾十個數字看了一遍，第二天我能準確無誤地全部講出來。早年在舊金山講演的時候，一個女博士，頭一年她聽過我講演，她會速記，居然把我講的都速記下來了，講到數字全部速記下來了。我在舊金山講演次數很多了，她又來聽我講演，因為我在談另外一個問題，可是牽涉了第一次講演裏面的一些問題，那些數字我又重新背了一遍，她又全部記下來了。她回家把數字做對比，對完以後，全部都對了。她打電話給我：辛老師，您講的是真話，不是假的，您兩次講的數字完全一樣。
所以，我可能是在記數字方面是有一點能力的。最重要的我想告訴你，這個東西對做學問的讀書人都是有好處的：就象拉二胡，我二胡拉得不錯，專業裏面的業餘，業餘裏面的專業，我完全自學的，一本二胡教程，一張唱片。當你不揉弦的時候：哆-唻-咪-，如果拉得還不錯，那就好聽；但是當你會揉弦：哆~唻~咪~，它就美了，它就有美的感覺。這個是很表面的比較。
另外一個比較，第一，你一定要知識豐富，你要看很多書，講天上講地下，多多少少你都要知道一點，這是一個基礎知識。第二，我們很多人看了不少書，結果只能幹什麼？只能吹牛皮，就是你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我也能講！但是你叫他寫篇文章，他寫不出來。
講演讓我成了爭相邀請、眾所周知的人物
我在30多歲以前已經成了作家了，35歲以前，我已經出了8本書了，都是全國第一流出版社出的。那麼當時，如果你要跟我談理論、談學術，我也能談，可是我要回去寫一篇文章，我忽然發現我寫不出來。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82年，北京辦了個文學講習班，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人民日報和文化部四個單位主辦的。他們辦這個文學講習班是要收錢的，而且來報考的學生，那個時候對文學感興趣的人多，因為中國人受苦的人多嘛，各種各樣的經歷都想寫出來，都想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有700個人報名，這個學習班就夠大的了，都是中央級的單位辦的。可是在北京的那批老作家，改革開放時很走紅的那批作家給他們講完課以後，他們鬧著要退學費，覺得他們來沒有學到東西，這些人講的他們都不感興趣。就象我到北京學習一年以後，我有後悔的感覺，其實是一回事。
結果作家協會就慌了，就請了一些青年作家，也把我喊到北京去了，說讓我們去講課。結果那一天，我記得是我、鄭義、甘鐵生，還有一個，我們4個青年作家去講課，在中共中央大禮堂，700人。我當時就提了個意見，這也可以看出來我平常的為人。我就說：700人，很多人要提問題，對症下藥嘛，我們4個人坐在台上，讓他們提問題，哪個朋友覺得你能回答，你就回答，你覺得自己回答的很好，你就回答了。當時我是怎麼想的呢？這樣我就可以少回答一點。因為我知道，我講話要講多了，對朋友關係可能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所以我想用這種辦法讓他們多回答去吧，我盡量不回答，我陪著他們就完了。
哪知道他們不同意，非要每個人都講。結果就在中央禮堂里分了4個堆，願意聽我的就到這兒來，願意聽他的就到他那兒去。好象看人數也差不多。我大概就講了15分鐘，可是三堆裏面不少人往我這兒跑。我一看，我就不敢講了，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得罪朋友沒有意思，後來基本就沒有講。那天晚上每人給了10塊錢講課費，那時候10塊錢就不少了。
哪知道第二天，我住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招待所，整個人民文學出版社打來的電話，大多數電話都是找我的，都是學員打來的，還有人民日報文學部的一個主任打來的。他們找不到我，因為我不是在辦公室里，結果我的責任編輯趙大姐就跑到宿舍找我：怎麼回事，今天到處都是找你的電話，說你昨天晚上講得太好了。我說：我也沒怎麼講嘛。趙大姐說：他們要求你今天晚上一個人再講一次。這個事我從來沒有公布過，今天我第一次講。第二天晚上，他們就把我接過去了，700人，我又講了一次，我講的題目是《形象與生活的審美關係》。
如果具體地解釋，我講的是，我們的作家怎樣用自己的筆，在稿紙上把人物給站起來了，就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是怎樣從稿紙上站起來的；反過來，我們作家通過從稿紙上站起來的人物，來看我們的主人公這些形象所生活的社會，他對社會的反應的能力，對社會生活的概括的能力。這是美學的一個很重要的認識論，美學本身就是認識論。我就講這個東西，當然我講得很生動，全場笑聲掌聲連續不斷，我也很高興很得意。
我回去之後一想，我這個題目講得很不錯，正好，安徽省也辦了同樣的學習班，也要我講。那時候，我在中國大陸，各地都請我講文學，很多大學都請我講文學。但是安徽省人不知道我會講話，不曉得我還有點口才，因為我從來不開會、從來不發言，外號他們喊我“高小姐”，說我不講話、害羞、不啰嗦，什麼叫去講話啦、講課啦，我都不去。但這一次，我在北京講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合肥。其實在各地、在武漢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很多大學的講演也陸陸續續的傳回來了。所以這一次，他們說，我們都講過了，你為什麼不講？於是一定要講。後來我就到安徽大學去講了一次，聽的人特別多，500多人。我就把在北京講的這個東西又講了一遍，反應跟北京的一樣。結果第二天，我們的文聯全部接的都是我的電話。
籌備創作美學著作卻因一個問題而擱筆
這個時候得意之心就開始了。所謂得意，不是得意自己講得比別人好，我比別人強，人家歡迎我，不是。我就覺得這個題目，我可以寫一本小冊子，寫一本書，寫一本文學理論的書，美學書，叫《生活與美學的關係》。我本來叫《生活與美學的審美關係》。結果我花了2個多月的時間整理提綱。在我提綱整理已經花了很大的功夫（因為我過去在這方面做過很多的讀書和研究）的時候，我忽然發現一個問題：當我要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其實馬克思主義根本就沒有文藝思想了），批判他們的這種說教的時候，我最後發現我所依賴的理論，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
這就說明，我年輕時代所學到的一點西方哲學和美學的皮毛，因為生活環境的原因，受教育的原因，完全抵不過共產黨教給我的、灌給我的那些文學的思想。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可以寫小說，可是我卻寫不出來一本論述小說創作的美學著作。
就這樣，我就把它放下來了，我就知道我自己在修為上不夠，或者在思想研究上還遠得很呢。
來源：希望之聲 節目製作人方偉採訪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