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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最后成功尽一砖一瓦之力

2019年09月03日 9:18 PDF版 分享转发

少想一点自己,多想一点,我们的事情就会做好。-(图片:公有领域)

2019年是中国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用第一人称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内容已经过半,感谢您继续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9):中国历史发生了百年大倒退)

只想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最后成功尽一砖一瓦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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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了,但是我可以在这些方面尽我的研究、讲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想,抛砖引玉,让那些更有体验、更有思想的朋友采纳,为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最后成功,尽一砖一瓦之力。我这个讲话,可能有些人听了觉得我在假谦虚,不是,我就是这么个思想。我如果不是这个思想,我在海外20年,心情不会这么平静。

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在海外这个地方,没有权的地方争权,没有利的地方夺利,跟外国政府拉关系,跟台湾的几个政党拉关系,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为了搞钱吗?不就是为了当领袖吗?有人冲到我家里,推开门就跟我讲我才是未来中国的总统。这东西不能乱想的,我哭笑不得!只好拍他马屁说:当然未来总统是你了,肯定是你,不可能是别人的。所以我没有这个念头,不论人家怎么讲。讲表扬我,讲我有能力的,还是说我做了贡献的……我听了以后是很平静的。说我不行的,说我这一套行不通的,我听着,我也很平静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个人的欲望在里面就可以了。

我觉得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立志于去推动中国自由民主进程的朋友来说,少想一点自己,多想一点中国,我们的事情就会做好。要是反过来做的话,不但做不好,你自己也会被真正社会进步的大潮所淹没。

为了历史书籍的创作,我从国内带出研究资料二万张卡片

我的研究资料出国时是用卡片的方式带出来的,整整一小箱子卡片。没有观点,没有思想的,都是从书上抄下来的。大约2万张吧。带出来的还有我已经写好的东西,比如说我的《革命与复辟》的「导论」已经写好了,我写这个东西,采取什么办法带出来的呢?我把它打碎,抄在4本大书里带出来。这4本大书都是出版的红色的书,我在书的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把我已经写好的东西零零碎碎地塞在上面,让人家感觉到我是写的读书笔记,是这样带出来的。

我在国内写「导论」或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我写了一张纸以后,或者是一段完成以后,自己看一遍就烧掉,然后再写。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讲演不要稿子,讲得这么溜,记性这么好。我说:我花功夫了。

读书人做学问,知识积累和技能都重要

我想天生我不算太聪明的人,我在中学的时候,虽然成绩考得很好,要论总分的话,很少人能跟我比。但是我在数学、物理这两个方面没那么好,化学我也很好,文科当然没有人能占我便宜,排在我前面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总分120分(含一个附加题),我基本上能考120分的。可是要叫我去参加物理和数学竞赛的时候,我只能考40~50分。我班上有几个同学,他们就会考得比我好。

如果说博文强记,可能我在文科方面比较强一点。比如说,我虽然数理并不好,可是我记数字的能力很强。如果明天讲演,我今天把几十个数字看了一遍,第二天我能准确无误地全部讲出来。早年在旧金山讲演的时候,一个女博士,头一年她听过我讲演,她会速记,居然把我讲的都速记下来了,讲到数字全部速记下来了。我在旧金山讲演次数很多了,她又来听我讲演,因为我在谈另外一个问题,可是牵涉了第一次讲演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些数字我又重新背了一遍,她又全部记下来了。她回家把数字做对比,对完以后,全部都对了。她打电话给我:辛老师,您讲的是真话,不是假的,您两次讲的数字完全一样。

所以,我可能是在记数字方面是有一点能力的。最重要的我想告诉你,这个东西对做学问的读书人都是有好处的:就象拉二胡,我二胡拉得不错,专业里面的业余,业余里面的专业,我完全自学的,一本二胡教程,一张唱片。当你不揉弦的时候:哆-唻-咪-,如果拉得还不错,那就好听;但是当你会揉弦:哆~唻~咪~,它就美了,它就有美的感觉。这个是很表面的比较。

另外一个比较,第一,你一定要知识丰富,你要看很多书,讲天上讲地下,多多少少你都要知道一点,这是一个基础知识。第二,我们很多人看了不少书,结果只能干什么?只能吹牛皮,就是你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也能讲!但是你叫他写篇文章,他写不出来。

讲演让我成了争相邀请、众所周知的人物

我在30多岁以前已经成了作家了,35岁以前,我已经出了8本书了,都是全国第一流出版社出的。那么当时,如果你要跟我谈理论、谈学术,我也能谈,可是我要回去写一篇文章,我忽然发现我写不出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82年,办了个文学讲习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四个单位主办的。他们办这个文学讲习班是要收钱的,而且来报考的学生,那个时候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多,因为中国人受苦的人多嘛,各种各样的经历都想写出来,都想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有700个人报名,这个学习班就够大的了,都是中央级的单位办的。可是在北京的那批老作家,改革开放时很走红的那批作家给他们讲完课以后,他们闹着要退学费,觉得他们来没有学到东西,这些人讲的他们都不感兴趣。就象我到北京学习一年以后,我有后悔的感觉,其实是一回事。

结果作家协会就慌了,就请了一些青年作家,也把我喊到北京去了,说让我们去讲课。结果那一天,我记得是我、郑义、甘铁生,还有一个,我们4个青年作家去讲课,在中共中央大礼堂,700人。我当时就提了个意见,这也可以看出来我平常的为人。我就说:700人,很多人要提问题,对症下药嘛,我们4个人坐在台上,让他们提问题,哪个朋友觉得你能回答,你就回答,你觉得自己回答的很好,你就回答了。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这样我就可以少回答一点。因为我知道,我讲话要讲多了,对朋友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用这种办法让他们多回答去吧,我尽量不回答,我陪着他们就完了。

哪知道他们不同意,非要每个人都讲。结果就在中央礼堂里分了4个堆,愿意听我的就到这儿来,愿意听他的就到他那儿去。好象看人数也差不多。我大概就讲了15分钟,可是三堆里面不少人往我这儿跑。我一看,我就不敢讲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得罪朋友没有意思,后来基本就没有讲。那天晚上每人给了10块钱讲课费,那时候10块钱就不少了。

哪知道第二天,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整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来的电话,大多数电话都是找我的,都是学员打来的,还有人民日报文学部的一个主任打来的。他们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是在办公室里,结果我的责任编辑赵大姐就跑到宿舍找我:怎么回事,今天到处都是找你的电话,说你昨天晚上讲得太好了。我说:我也没怎么讲嘛。赵大姐说:他们要求你今天晚上一个人再讲一次。这个事我从来没有公布过,今天我第一次讲。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把我接过去了,700人,我又讲了一次,我讲的题目是《形象与生活的审美关系》。

如果具体地解释,我讲的是,我们的作家怎样用自己的笔,在稿纸上把人物给站起来了,就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怎样从稿纸上站起来的;反过来,我们作家通过从稿纸上站起来的人物,来看我们的主人公这些形象所生活的社会,他对社会的反应的能力,对社会生活的概括的能力。这是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美学本身就是认识论。我就讲这个东西,当然我讲得很生动,全场笑声掌声连续不断,我也很高兴很得意。

我回去之后一想,我这个题目讲得很不错,正好,安徽省也办了同样的学习班,也要我讲。那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各地都请我讲文学,很多大学都请我讲文学。但是安徽省人不知道我会讲话,不晓得我还有点口才,因为我从来不开会、从来不发言,外号他们喊我“高小姐”,说我不讲话、害羞、不啰嗦,什么叫去讲话啦、讲课啦,我都不去。但这一次,我在北京讲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合肥。其实在各地、在武汉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很多大学的讲演也陆陆续续的传回来了。所以这一次,他们说,我们都讲过了,你为什么不讲?于是一定要讲。后来我就到安徽大学去讲了一次,听的人特别多,500多人。我就把在北京讲的这个东西又讲了一遍,反应跟北京的一样。结果第二天,我们的文联全部接的都是我的电话。

筹备创作美学著作却因一个问题而搁笔

这个时候得意之心就开始了。所谓得意,不是得意自己讲得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人家欢迎我,不是。我就觉得这个题目,我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写一本书,写一本文学理论的书,美学书,叫《生活与美学的关系》。我本来叫《生活与美学的审美关系》。结果我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整理提纲。在我提纲整理已经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我过去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读书和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当我要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其实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文艺思想了),批判他们的这种说教的时候,我最后发现我所依赖的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这就说明,我年轻时代所学到的一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皮毛,因为生活环境的原因,受教育的原因,完全抵不过共产党教给我的、灌给我的那些文学的思想。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可以写小说,可是我却写不出来一本论述小说创作的美学著作。

就这样,我就把它放下来了,我就知道我自己在修为上不够,或者在思想研究上还远得很呢。

来源:希望之声 节目制作人方伟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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