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謝世一年多后，中國作家協會終於有了新主席，49歲女作家鐵凝的勝出，可能會讓不少人感到意外，其實，也不應該特別意外，早在四年前，中共十六大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出現她的名字時，恐怕就已埋下伏筆。那時，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已纏綿多年，誰來接巴金，大概也早已進入有關方面的考慮之中。在今日之中國，所謂的「作家協會」充其量不過是現世權力的附屬品而已。憑自己在中國社會生存的真實感受，普通公民（包括對文學還有幾分關注的人）對誰當作協主席，興趣都不大。作協與我們的生活很遠，作協體制中的作家也生活在別處，他們的作品往往也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腳下的大地、我們棲身的時代沒有關聯，一句話，他們與我們無關，他們的事已經很少引起公眾的注意力，除非是具有轟動效應的新聞。比如前些天，瀋陽市文化局在編作家洪峰上街乞討，抗議單位連續幾個月扣發他工資，就吸引了媒體和公眾的眼球。當然，多數人是當作茶餘飯後的娛樂來看，真正由此新聞而引發嚴肅思考的人還是很少。

本來文學創作乃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特別需要獨立的事，作家這個職業因此被文明人類視為自由職業。作家追求的是千差萬別，發出各不相同而不是整齊劃一的聲音，文學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個性化、獨創性。如果說一批作家基於文學的原因要自願成立一個團體，那是他們的權利。在獨立的個人創作之外，他們也需要相互交流、相互探討、相互批評、相互砥礪，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乃是自然的。具有不同文學傾向、不同文學偏好的人完全可以自願組成各自不同的文學團體，創辦風格各異的文學期刊，這都是正常的文學現象。關鍵是保證團體運行的經費要由他們自己解決，比如交納會費，尋求個人、社會和企業的自願贊助，自行開辦社團事業等等。現在作家協會主要的弊端在於，依靠國家經費、納稅人的錢來養活一大幫專業作家和管理、服務於這些作家的人員，等於是在眾多的行政機構外，又多了一個文學衙門，導致作家的官員化和文學的黨化。一個作協，自上到下，不僅養活了那麼多作家，而且養活了更多管作家的人，以及衍生在這根藤上的相關人員，其結果對文學本身有害無益。

文學權力化，作家官員化，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還多出了一條作家向市場獻媚的路。至少有多位著名作家在不同場合表示，他們對現在的創作環境十分滿意，認為什麼題材都可以寫，很自由。對他（她）們而言，文學作為獲取利益最大化的途徑之一，寫小說作為撈取世俗利益、發財致富的重要手段，確實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他（她）們現在的小說題目往往也起得很刺激，類似《豐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之類的小說題目隨處可見。總之，很性感，很低俗，也很無恥，很能符合迎合某種生理需要，很能打動某些讀者窺陰的心理，讓他們束手就擒，乖乖地掏腰包。余華的《兄弟》以窺視女人屁股開始，幾乎通篇都貫穿著「性」這根線。當我們發現文學與權力公開聯姻的「金光大道」時代隱退時，另一個文學與市場通姦的時代已粉墨等場。聰明的作家看著眼下龐大的市場，眼睛發綠，他們深知只要昧著良心，賺錢、發財的大門已自由地為他們敞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創作幾乎在一夜之間淪為肉慾、金錢的奴僕，這一切都是在現行的作家協會體制下完成的，開大會時不少作家還一本正經地坐在主席台上。

回頭細想，自從胡風以詩人的靈光一閃，寫下「時間開始了」這句詩的那時起，要想做一個碼字為生的作家，除了進入作協，確乎已沒有別的選擇。作家協會儼然是國家行政機關的文學分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疊疊，幾乎將所有的專業作家都囊括其中，包「養」了起來，無名氏這樣沒有被圈在內的作家只是極個別的例外。在作協體制之下，只有得到這個體制承認，並進入了這個體制的人才叫做「專業作家」，他們領工資，享受一切政府給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協體制來負責，只要在這個格局內，就旱澇保收。即使長期沒有什麼創作，也無所謂。所以，有很多因寫了某一個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為作家的人，一旦進入作協體制，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輩子不用再寫作，只要開會時到場，領工資時簽名，或上班或呆在家，工資、待遇、房子，一樣都少不了。此外，他們發表作品有稿費，出書有版稅（或稿酬），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有雙重報酬。這樣的「專業作家」和我們理解的作家是有很大距離的，這是李白、杜甫、曹雪芹們，甚至是20世紀前半葉的魯迅們都難以想象的。

毫無疑問，作家協會是計劃經濟和國家全能時代的典型產物，它存在的歷史表明，最富有個性、最需要個人創造力的文學也必須納入這個無所不包的秩序中，作家只有在集體、單位的框架中，才有可能能找到自己的歸依，體現自身的價值。在這個等級分明的體制格局中，從科級作家、處級作家、廳級作家直到部級作家，一切都是按「官本位」的意識設定的。在這種文學「官本位」體制下，許多作家朝朝暮暮努力的目標已不是如何寫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這樣的階梯上不斷晉級，作協對於他們就是一個向上爬的梯子。小說家李銳明確表示自己之所以退出作協，就是因為「在這種官本位的等級體制下，文學日益萎縮，藝術、學術無從談起。」

長期以來，我們很少聽到作家憑良心對此發出質疑的聲音，更不要說退出這個能供養他們的「作家協會」。相反，更多的作家是心安理得，以此作為自己地位、身份的象徵。情況到了21世紀才開始有所變化。三年前，先是兩個湖南老作家余開偉、黃鶴逸公開聲明退出湖南省作家協會。接著，山西作家李銳公開宣布辭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職務，放棄今後山西省作協換屆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同時退出中國作協，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把中國作協的會員證退寄給中國作協。不久前，武漢作家、《如焉@sars.come》的作者胡發雲以寫給湖北省作協的《一點說明及備忘錄》，悄悄退出了武漢、湖北、中國三級作協。在他們之前，也已經有一些作家宣布退出作協，比如王力雄2001年就公開聲明退出中國作家協會。

余開偉先生說「退出是為了尊嚴」，使我想起蔡元培當年辭去北大校長時引用《易經》上的一句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當然，這樣的退出在現實中還只是一個很小的比例。我深知，即便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作家協會畢竟掌握著優勢的資源，選擇退出當然是艱難的。所以，迄今為止，我們看到所有的退出或公開或靜悄悄，都只是極個別人的行為。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最近十年來出現的許多作家，往往沒有參加作協，沒有選擇進入體制，已不是個別的行為，而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他們不依賴作協體制，完全憑自己的作品說話，靠自己的稿酬和版稅生存。這個現象的出現，對作協體制意味著什麼？可能今天還不大看得出來，作協也完全無視他們的存在，繼續按自己的強有力的慣性運行。哪怕若干年後，當人們驀然回首，許多在讀者中真正有影響、寫出了好作品的人不在作協之內時，作協大概也不會感到一絲的尷尬。作為一個行政性的機關、單位、部門，或許它沒有感知能力，也不具有自己的意志。作為一個黨的得心應手的文學工具，作家協會也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有，那也只是那個黨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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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