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被俗稱為「七個不要講」的九號文件之後，《紅旗文稿》等官方媒體連續刊發以反憲政和批判普世價值為主體的評論文章。這些評論文章與九號文件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其目的是企圖在意識形態領域，遏制自由、民主、法治等憲政觀念的傳播。
針對這股反憲政逆流的批評聲音已有不少，但對於這股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逆流的根源，仍缺乏深入和直率的分析。本文希望在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嘗試和努力。
1949年10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一種列寧-斯大林式的專政體制。這種以大規模的暴力和無所不在的恐怖為主要統治手段的體制，具有蒙昧主義和反人類的雙重性質。一種本質上反人類的政治體制，無論出現在哪一個國家，都會表現出對自己國家和本國人民的無比仇恨，並且在發泄這種仇恨時，將完全無視人類社會的任何文明和道德底線。它不但要無所不用其極地迫害本國人民，而且還要把迫害他人變成每個人的生存之道：因為這種政權先天地將每個人視為有罪的，而順從權力的意志去迫害他人，就成了每個人向權力效忠以求自保的基本手段。
持續十年的「文革」，將斯大林式專政體制的蒙昧主義和反人類的特質發揮到了極致，並使整個國家處於一種災難性的崩潰和癱瘓狀態。為了重塑政權的合法性，鄧小平與知識分子及官僚體系中的文革受害者結盟，並通過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文革思想進行理論上的清算，同時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進行輿論和社會動員。但是，鄧小平的「毛澤東的旗幟丟不得」的態度表明，他只是想努力結束文革的亂象，並在經濟領域進行市場化的改革，而並不想在政治領域革除毛澤東遺留的斯大林式的專政權利結構。
不過，一旦對文革的批判被啟動，人們的思想並不會完全配合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他們遲早會超越當政者所期望的限度，進一步探究文革得以發生和持續的政治根源，併產生對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的嚮往。由此便出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並引發了作為這一啟蒙運動的政治結果的八九革命。
對於以自由和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八九革命，鄧小平最終選擇了武力鎮壓。這樣一來，他這位原本時改革啟動者的人，最終又成為了革命的扼殺者。雖然改革的口號被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真正意義的改革，早已隨著「六-四」槍聲的響起而消亡了。
在「六-四」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一方面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狂熱的徹底消退，另一方面時自由、民主成為政治生活中的禁忌，中國的黨政官僚體系，完全喪失了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因素。整個官僚體系開始了一場針對國民和自然資源的雙重掠奪。這種不公正的、超限的掠奪，自然會經常受到人們以維權形式進行的抗拒，因此所謂的維穩就成了官僚體系的核心任務。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各級黨政官僚為了確保權位的穩固，在對民眾採取維穩措施時，可以完全不顧法律的約束。各級政府經常使用的所謂維穩手段，實際上純粹是明目張胆的刑事犯罪。官僚體系對民眾窮凶極惡的掠奪和不擇手段的鎮壓，使整個國家的政治倫理遭到了徹底的敗壞。普通的任人唯親和官位承繼，則進一步加速了官僚體系的逆淘汰作用。在今天的中國，整個官僚系統可以說到處都充斥著無能、顢頇，但卻殘暴和無恥的官員。
即使是屢遭摧殘的荒原，仍可能生長出綠色的植被。二十多年的壓制，並沒有撲滅人們對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理想的嚮往。實際上，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清官僚體系的殘暴、無能和墮落，並越來越認識到建立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體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對於中國的新一任領導人來說，可能的政治選擇只有兩種：一是順應國民的心愿和歷史的潮流，對龐大卻腐敗不堪的專政官僚體制進行徹底的革新，並努力建立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憲政體制；二是繼續把自己和專政官僚體系捆綁在一起，努力加固日益鬆懈的專政機器，像安德羅波夫那樣，成為一個為專政機器「擰緊螺絲」的人。
那些極力反對憲政的人，顯然希望新的領導人走上第二條道路，也就是與權貴結盟、與人民為敵的固守專政體制的道路。這些人反對憲政中的權利制衡，是為了繼續剝奪國民的政治權利，維護少數人對權力的壟斷；他們反對新聞自由，是為了繼續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對國民進行壓榨和掠奪；他們反對司法獨立，是為了繼續高居於法律之上，成為不受法律約束的法外之徒；他們反對公民社會，是希望讓一直受侮辱和受損害的廣大民眾，繼續處於一盤散沙和軟弱無力的狀態……
兩條不同的道路，對政治領導人來說，意味著不同的歷史地位，對整個國家來說，就意味著兩種不同的前途和命運：一條時繼續專政的道路，它將把中國帶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一條時建立憲政的道路，它將使中國逐漸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國家。
新的領導人究竟將選擇哪一條道路，人們仍然無法完全確定，但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鞋合不合腳只有腳知道」和「空談誤國」的表態，卻透露出一絲不祥的預兆。前者代表著一種拒絕變革的立場，後者則表現出對公共輿論的敵視。實際上，「空談誤國」作為專制政治文化中的一種說法，不但和現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而且本身也是站不住腳的。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的行動主要不是出於本能的反應，而是出於理智的考量。人在行動之前，首先要確立一項行動目標，並相應地規劃達成目標的手段。在公共生活中，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正當和合理，本來就必須通過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討論才能明確。所謂「空談誤國」的說法，在排斥公共討論的同時，也等於是把人貶低為缺乏理性的動物。
另外，習先生「竟無一人是男兒」的說法，似乎表明他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一種必須避免的前車之鑒。實際上，在中國廣為流傳的「戈爾巴喬夫失敗」的神話，本身就是大為可疑的。
首先，蘇聯的崩潰，其主要責任並不在於戈氏的改革，而在於此前六十多年蒙昧主義和反人性的專政統治。戈氏的失敗，最多只是未能拯救一個早已病入膏肓和奄奄一息的紅色帝國。
其次，戈氏的失敗，與其說是因為他啟動了改革，不如說是因為改革得不夠徹底。戈氏在改革後期對腐朽和頑固的官僚體系做了太多的妥協，從而為1991年「8-19」反改革政變準備了組織和人事基礎。
再次，直接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並不是戈氏的改革，而是「8-19」反改革政變。這次政變的政治後果，是使戈氏作為蘇聯總統手中的權利，轉移到了葉利欽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手中。
最後，即使戈氏是一個失敗的改革者，他今後的歷史地位仍將遠高於他的幾位前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後者都是在大有可為的情況下獲得了最高權力，最終卻無所作為。人們或許還能記住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畢竟曾是最高領導人），但卻無法記住他們的事迹（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值得記住的事迹）。
可見，中國的現任領導人從戈氏身上應當吸取的教訓，不是拒絕改革，而是如何把改革做得更好。
但無論如何，中國人必須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並記住伯克利里說過的一句話：「人若要幸福，就一定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一定要勇敢。」如果當政者最終選擇的是抗拒憲政的專政之路，每一位真正的憲政主義者，都應該努力讓自己成為抗拒這股反憲政逆流的中流砥柱；哪怕是單槍匹馬，也必須對這種違背民眾意願和歷史潮流的做法，發出堅定和清晰的反對聲音，並通過對野蠻、暴虐和不公正的專橫權力的抵抗，展現出一名中國人應有的勇氣、良知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