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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選駿:日本是第三期中國文明的先鋒隊

2016年12月06日 12:00 PDF版 分享轉發

網文《用100多年讓妹子在冬天露出大腿》說寒冬大雪,日本街頭依然能看到少女穿著可愛的迷你裙,露出光滑潔白的大腿。到底是什麼練就了她們如此抗凍耐寒的能力?據說,他們用過了足足100多年。

明治維新時,日本改革學生校服,脫掉和服,初衷是為了讓孩子從精神好體力上得到改善。(謝選駿指出:在這種意義上,身穿西式軍服的“明治天皇”真像一個德國下等兵。)

從全身包裹、密不透風的傳統和服,到膝蓋以上五厘米的迷你短裙,日本女學生的衣著變化是整個社會變遷和經濟形勢的縮影,從和服到洋裝,從軍隊水手服到迷你百褶裙,見證了日本文明開化的歷史。

脫掉和服,改革學生校服的初衷,是要讓孩子從精神和體力上徹底改善

明治維新后,當時的國師福澤諭吉一派,深受科學技術和民主制度等現代文明影響,對傳統文明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這位強硬的改革者,曾在他創辦的《時事新報》中撰文《脫亞論》:“中國朝鮮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因循守舊、不知進取,長期以往必將亡國。”(謝選駿指出:所以日本人要把他的遺像印在日本紙錢上面。)

而日本要與歐家平等溝通,進行廢約交涉,外交官和政府官員們得先在著裝打扮、生活習慣上先學習起來。

“合洋折中”的思潮最先影響了當時的日本上層社會,他們先脫下了和服,穿上了洋裝。明治16年(1883年)鹿鳴館落成,日本高官貴族們常常穿著西洋式的錦衣華服出入,舉辦舞會,邀請各國駐日外交官和家眷們參加,名噪一時,掀起了日本從上到下的服飾變更風潮,從軍服到禮服各行各業的制服都變換了樣式,包括學校里的學生校服。(謝選駿指出:這其實也是在無意識中實踐“易服色”的中華思想。)

除了1873年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明治政府的另一個改革覆蓋範圍最廣的就是學校,在小小的里囊括了明治政府現代化最主要的政策:公民化、普及初級教育和軍事訓練。

一開始明治政府政策里校園體育課程並不能算是嚴格的“軍事訓練”,當時日本官方唯一指定的體育項目是一種起源於的人形金字塔體操運動。這項運動的發明者是一位叫做Per Henrik Ling的瑞典物理治療師。他曾擔任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擊劍教練,常年飽受關節勞損和風濕病的痛苦,後來他發現每天靠輕度的體操訓練可以改善他的痛症。後來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建成了皇家體操研究所,而他的學生將這種體操推廣至英國、美國和日本。

傳播到日本學校的課堂上的“團體操”(gakko taiso),被日本教育部在1872年納入正式課程,並在1879年成立國家體操研究所,培養專業的體操老師以及研究體操的動作設置。

除了體操,日本中小學的體育課上還開始流行擊劍、騎馬、滑雪等現代運動,無論是穿日本武士寬鬆的“袴”,還是女士們的重達十幾公斤的和服,都是不適合的。19世紀晚期,為了學生訓練方便,日本學校首先借鑒了陸軍的軍隊制服製作了男生校服。而前者服又主要模仿自1860年代的法國軍隊和1870年代的普魯士軍隊。1879年,日本男學生穿上了第一款帶著普魯士長披肩風格的校服。

而日本的校服在四十年後才真正普及開來。20世紀20年代,作為互補,女生的校服參考自日本制服,又叫做“水手服”,這種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海軍的水手服,彼時正是歐洲少男少女們的流行爆款。

這種流行風潮最初來自英國皇家。1846年9月,四歲的威爾士王子在跟隨母親維多利亞女王的遊艇出巡之前,收到了一份來自英國皇家遊艇船員服裝店的禮物:一套迷你版的水手服,短上衣、喇叭褲、領結、帽子一應具全。威爾士王子的可愛模樣,被肖像畫家溫特霍爾特記錄了下來,廣為流傳。此後至十九世紀初期時,從英國皇室到普通人家的年輕男女,短上衣加喇叭褲或短裙的水手服搭配風靡一時。

與日本海軍學員自嘲的“John Bull”(英國佬)式的水手制服不同,引進入日本校園的校服更能展現之美:短及膝蓋的百褶裙搭配長襪,與傳統日本和服將女性的身體包裹得嚴嚴實實截然相反,水手服曾一度引起日本社會的抵抗:身體暴露太多了。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十年裡,在日本教育和文化省的支持下,從中學學校到百貨公司,社會公眾逐漸接納女學生的水手服,才成為了一種“統一的制服標準”。

軍國主義教育下,中小學生的抗寒耐受訓練,能抵禦來自西伯利亞的寒風

19世紀80年,日本教育走向民族主義運動,1885年教育廳改組為國家文省部,新上任的部長森有禮提出了在全國中小學實行“准軍事化訓練”,來自瑞典的輕型體操運動被改造為“既能維持健康又能訓練人格”的軍國主義體操,同時力推的還有試圖全民激發愛國熱情的傳統運動,武士道、柔道、相撲等等。

提出“准軍事化訓練”與森有禮的個人經歷密不可分。森有禮曾經是薩摩武士的一員,一個從5歲訓練至26歲的青年武士團體,他們每天從凌晨4點開始長達14個小時的擊劍和體能訓練,時刻懷揣著對侵略者的復讎,爬山、游泳進行耐力測試。

儘管“准軍事化訓練”主要實行對象是小學和中學里的男生,但在、大阪等地高等中學的“體育俱樂部”熱情更盛。1921年,滋賀縣立男子高中劍道俱樂部的“冬季清晨日誌”中記錄了他們的耐寒訓練:“赤裸著上身,只圍著白色的頭巾,穿著黑色的袴,忘記刺骨的寒冷,汗水大肆橫流,才是真正的男子氣概”。

從1925年開始,軍事官員開始被分配到日本的每一所小學,尤其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學生們在訓練中被當作未來的士兵、水手和飛行員一樣培養。

太平洋戰爭結束后,1945年7月26日日本簽署《波茨坦條約》,日本帝國海軍和陸軍被迅速解散。美國派遣教育使團協助日本教育改革,其《美國赴日教育使節團報告》援引了《波茨坦條約》,“把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從全世界範圍內消滅”,要求日本教育部廢止了出農業教育外所有的“勞動服務課”,禁止學校進行軍事訓練以及傳統的柔道、武士道課程,日本學校里的軍事官員們也被撤出,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歐美的網球、橄欖球運動。

1947年8月29至31日,大阪舉行了“麥克阿瑟”杯網球、橄欖球及乒乓球比賽,這場大型運動會實際上是對日本體育改革的一次檢驗。主辦者鼓勵公開競賽,打破了戰前日本一些體育協會只允許會員參賽的慣例。

雖然日本的軍國主義體操被取締了,但體操的形式仍保留下來,並傳入中國,發展至今成為了成千上萬中國中小學生每天操練的“時代在召喚”。戰前軍事教官們留下的空缺被政府派遣的新式運動教師和教育家接管,學校的改革象徵著日本從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轉變為“教育家社會”,但學生們的校服多延續使用了下來。身著制服出沒在校園和街上的孩子們,成為了的一種文化符號,不斷提醒著日本人戰前曾經歷過的軍國主義、教育和社會制度。

戰後日本校園裡的極端抗寒訓練只是個別現象,但冬季穿著短衣短褲鍛煉已成為傳統

戰爭後日本校園依舊看重體育鍛煉,但並不是網路上妖魔化的“軍國主義殘餘”。去年,一組日本小朋友赤裸著上身、集體跑步的圖片火遍了網路。但赤膊跑步活動並不是日本所有幼兒園都有,這是一家名為“走向明天保育園”推廣的一種獨特教學方式,稱為“裸保育”。這種教育方式主要是針對幼兒進行耐寒訓練,其中一項運動就是赤裸上身在校園裡跑步。根據年齡的不同,跑的長度也不同,如3歲孩子要跑400-800米,5歲就要跑1200-2000米。

這種“裸保育”運動的開創者平井謙次,和瑞典物理治療師Per Henrik Ling有著相似的經歷,上中學時他患上心臟病,為了治療,他開始堅持少穿衣服、洗冷水澡,意外改善了他的身體狀況。後來平井謙次開設了推廣其理念的幼兒園,但入園條件規定,除了感冒、哮喘、38度高燒之外,即使身體不適也不能休息,堅持接受裸保育等。

不同於“走向明天保育園”這類極端耐寒訓練,在冬季的日本校園裡,大多數學生不用脫了衣服再跑步,但穿著夏季的運動服已經成為了一種傳統。

在冬季,孩子們在幼兒園裡跑步時都必須換上白短袖和藏藍短褲的“體操服”,有些不喜歡穿襪子的孩子,甚至還赤著腳。在經過差不多一個冬天的訓練之後,一般在元旦寒假結束之後,學校會組織一年一度的類似冬季的“冬季馬拉松大會”,凡按要求跑完馬拉松全程的,都會獲得學校頒發的證書,證書上寫著馬拉松全程距離、所花時間等,作為一份成長記錄。

日本有強大的供暖設備,一點點拉高了日本女生的裙擺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儘管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女學生的裙邊從膝蓋處開始以每年一公分的速度上移。這似乎與沃頓商學院教授喬治·W·泰勒著名的“裙擺理論”似乎並不一致:泰勒認為,經濟越不景氣,女人們的裙擺越低。

裙擺理論在日本似乎失靈了。在東京澀谷,作為日本堪比英國倫敦的卡納比大街和法國聖米歇爾大道一樣的時尚聖地,最著名的風景之一就是穿梭在人群中的、身著迷你裙的日本高中女生,她們口袋裡的零花錢是所有商家的夢想。

90年代末期,儘管日本經濟出現低迷,但她們是富裕的。根據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項調查,日本68%的青少年有固定的零花錢,平均每月零花錢為20000日元,近100磅。而隨著日本出生率的下降,越來越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越來越多的父母和家長的關愛。在澀谷商人的眼中,她們簡直有“六個零錢袋”,分別來自父母和兩家的祖父母。

因此,澀谷女生並沒有因為經濟短暫的下滑,而改變她們追求時尚的速度,並迅速淘汰了7、80年代流行的熱褲,轉向長靴配短裙。此外,裙擺理論面對走在時尚最前端的日本女生,真的不一定準確。在紐約FIT時裝營銷系的教授看來,“上世紀60年代,每個人都穿短裙,是因為工廠只為女性生產短裙”,而在今天真正影響女生裙擺長度的並不是經濟形式,而是服裝品牌的設計,以及製造工廠的用料和成本多種因素的影響。

除了服飾流行的因素,日本女生能夠在大雪天露大腿,更重要的是靠完善的供暖設備,足以讓她們在冬季不用套上厚重的保暖棉褲。

在1960年之前,“空間加熱”型的取暖設備對於大部分人日本人來說都是陌生的,彼時日本人家中都靠傳統的“暖桌”過冬,泡個熱水澡,再鑽進冰冷的被窩。根據1993年日本經濟計劃署的報告,短短三十年間,家庭空調的安裝率從1967年的3%猛增至1988年的100%,到1993年就已經突破150%,取暖能源總消耗也增長了一倍。

儘管日本很多建築沒有集中供暖的設備,主要靠地暖、空調或電熱爐取暖,但是地鐵車廂里都配備有供暖設備,保持26℃左右的恆定溫度,甚至連最老式的兩節式電車都裝有的空調。例如日本銀座線運行的里程為14.3KM,每小時每千米平均耗電量在745kw左右,而其中用於空調設備的耗電量就達到了298kw。

最近幾年,日本地鐵也在逐漸嘗試更換新能源。2014年11月,東京地鐵公司開始在江東區研修所和中野車輛基地調試利用淺層地熱能的空調設備。淺層地熱能主要來源於太陽輻射與地球梯度增溫,儲量大,能夠迅速再生。通過熱泵技術採集后,可為建築或公共交通工具供暖製冷。根據日本環境技術研發機構的研究報告,利用淺層地熱能製冷比普通空調節能35%-40%,採暖節能20%。

使用清潔能源,意味著未來日本的公共交通可以用更少的能耗保證車內溫度。為了能讓愛美的日本妹子們在寒冬里繼續露大腿,日本人也是拼了。

······

謝選駿指出:正如我在《我看第二期中國文明——五十視角的百科全書》一書里所說,顯然,在創建第三期中國文明的過程中,日本人和蘇聯人發揮了比歐美人更為直接的作用。就像在創建第二期中國文明的過程中,鮮卑人發揮了比西域人和印度人更為直接的作用。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日本這個國家,已經從第一期中國文明(漢朝魏晉)的屬國、第二期中國文明(唐宋元明清)的邊區,變成了第三期中國文明的中心地帶了。清朝的洋務運動似乎更像第二期中國文明的餘波,日本的明治維新似乎更像是第三期中國文明的初潮。如此看來,日本作為第三期中國文明的一分子,應該不是問題。換言之,第三期中國文明,正在“中日戰爭”和“中西交融”的渦流里,日益綻開。所以,中國要經歷兩次中日戰爭之後,才得以加入國際社會、逐步走上了重新整合的道路;而不再是作為一個被侵略蹂躪的對象,任人宰割。在這種意義上,毛澤東感謝日本的侵略,幫助他奪取了政權。也是在這種意義上,孫中山、汪精衛也可以把他們投靠日本的漢奸行為,解釋成為了“為了促進大東亞的共同事業”。因為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也是“第三期中國文明的活動區域”。

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國文明的先驅”,例如現代漢語里的書面語言,基本上都是從日本“出口轉內銷的”。日本是第三期中國文明的先鋒隊,先鋒隊難免罪惡累累,但先鋒隊還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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