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天人權惡化（如雷洋被打死而涉案警察卻免予起訴）、法制倒退（如七○九大抓捕后拋開一切司法程序）、社會絕望（如楊改蘭全家慘死）等等有目共睹，然而，讓人困惑的是，中國怎麼會在世界文明日新月異、全球化突飛猛進、網路使地球變成一個村落而經濟總量達世界第二的情況下，卻日益步入這種危機深重、高壓頻仍、政霾沉沉、讓人窒息的絕境？要解開這個謎題，制度、歷史、文化等等重大的規律性因素當然不可迴避，然而，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對中國時下當政者的影響不可忽視。

該書究竟告訴了當下統治者什麼

托克維爾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並未帶來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蕩。其中最鮮明地顛覆過往人們將「革命」理解為統治達到最壞，民眾無法忍受而終於爆發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刺痛人心的「悖論」：「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大家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時肯定注意到了，托克維爾在書中多次提及「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國民明顯地走向革命）」。而這句話應該就是整本書的點眼之筆，也是此書成為警醒後世統治者的長鳴之鍾。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上向與會者鄭重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可見王岐山對此書的看重，也由此可以想見當今中國統治者正像當年越王勾踐懸膽自警一樣，將《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的警句懸于頭頂。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演繹

托克維爾雖然是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發掘出改革與革命相連的這一秘徑，但這絕不專屬於法國，在世界發展史中多有驗證，而中國明朝、清朝的覆亡史，也蹈此覆轍。大明王朝在萬曆之後日益衰敗，朝綱崩摧，官僚貪腐，惡霸橫行，民不聊生，面對這種情況，崇禎皇帝登基后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懲治腐吏，節儉開支，減輕民負等等。顯然比以前的皇帝仁政得多，然而，最後卻民變四起，外患叢生，終至城破國亡而自縊于景山。同樣，清朝光緒登基前已百病纏身，民生凋敝，強敵環伺，光緒上台後力推維新變法，試圖力挽王朝于即倒，結果最後內憂外患，革命迭起，終至王朝快速傾覆。可見，明清滅亡也不是在王朝最嚴酷統治時期，而是在改革開始之後，迎來革命爆發，最後統治易手。

這種因改革開始而帶來社會動蕩甚至革命的情況，在當代中國也屢有端倪。四九鼎革之後，中共當局發起了鎮反、反右、文革等等一系列殘民害國的運動，竟致殺死餓死數千萬人，但社會沒有出現革命，然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力推改革開放后，民眾各方束縛受到鬆綁，結果卻出現了八六與八九的動蕩，雖然不是革命，但卻導致了胡趙下台，改革夭折，中國重回嚴酷的極權統治時期。

無論是法國還是中國的歷史，就改革與革命的直接關連來看，的確如托克維爾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這顯示了改革一旦啟動，改革的速度遠遠沒有民眾的希望跑得快與跑得遠，也就是改革跑不過民願。而這從一定程度也註解著改良與革命賽跑的命題。改革帶來相對的寬鬆，由此啟開了久經嚴酷統治封禁的思想，因思想引發人們對美好的嚮往，願景當然總比現實美好，於是希望與現實拉開了距離，不滿就由此生髮聚積。而嚴酷統治常常是不允許有思想與願景的，也就比較不出現實的不堪了。所以，改革的確是會帶來不滿，並由此引發動蕩甚至革命的。就這個層面而言，《舊制度與大革命》給中國新統治者的警示是準確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應對

面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改革與革命關係的近乎魔咒的悖論，統治者理所當然地會選擇拒不改革，並將統治日益嚴酷，將縛於民眾身上的繩索一道道加緊、綁厚，且通過各種制度政策法規，將民眾一切可能的反抗消滅于萌芽狀態，進而將民眾的思想與願望封禁殺絕。

當我們從歷史的故事中抬頭張望今天中國的四下，會驚異地發現自己正是淪陷在這個嚴酷的窮盡一切手段強化的統治中，造成了中國當下讓人窒息的絕境。由此可見《舊制度與大革命》對當下中國統治者的流毒。

然而，縱觀歷史可以看到托克維爾所解釋的僅僅是歷史中的一種現象，如果以此為據，當然就會選擇拒不改革而嚴控更嚴控的統治路徑，但是，難道這樣就可以穩保江山千萬年了嗎？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歷史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任何嚴酷的統治，都無以阻攔其違背歷史發展規律后的最終覆亡。請看秦朝焚書坑儒，外修長城，內禁鐵器，嚴刑峻法，甚至屠楚人以剩三戶，但最終結果呢？卻是二世而亡。還有元朝，三戶共一把菜刀，結果還是難逃滅亡。至於納粹德國的滅亡，紅色高棉的終結，應該也不是他們自身改革所致。由中外的歷史，可以查找到更多王朝沒有改革而只是維持、延續甚至強化過往統治，最終仍難逃傾覆的厄運。

可見，歷史變革中因改革而引發革命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並不是歷史的全部。而改革重生卻也為俄羅斯、東歐、台灣、韓國等等眾多轉型成功國家的歷史所實證。

同樣，還值得追問的是，那些改革迎來革命的時期，難道能歸罪於改革嗎？顯然，當時為什麼要改革就值得追索。從歷史來看，一個時代只要能延續，作為人與制度的惰性，常常就不會走向改革，而之所以要改革，肯定是過往既定路徑已經無法延續，即社會到了不改無以存續的地步，統治者才會迫不得已啟動改革，而改革最終引燃了革命，那根本原因還是改革前社會積弊所致。此正如化療可能致人于死，但化療是因為癌症而不得已為之，不能因此歸罪於化療。畢竟化療尚有生機，而不療則只有死路。

所以，歷史變革、社會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後于歷史發展的規律要求，而不能僅僅歸結為改革。也因此，「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國民明顯地走向革命」，這句話同樣可改為「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根本的危險是它違背歷史規律而變壞，卻又拒不依從歷史規律而改革，則必然導致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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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動向》第377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