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甘地式抗爭？就是印度度反英獨立運動精神領袖甘地開創的非暴力的反抗，包括：示威、遊行、絕食和以不納稅、不當兵、不存款（抵制英國銀行）、抵制英貨為代表的「不合作運動」。
甘地式抗爭絕對排斥暴力反抗，其著名的象徵性行為就是絕食，因為根據甘地的理論，面對暴力不作反抗（如絕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之類）的自我犧牲精神，可以觸動施暴者的良心，感化施暴者放棄作惡；而暴力反抗則會激怒施暴者，增強施暴者的惡念，會導致更加殘暴的鎮壓、更加暴虐的暴政。
甘地的道路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在中共國卻根本行不通。「六四」學運的慘敗，證明了甘地式的抗爭，對中共毫無用處。
1989年五月，在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承諾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后，學運退潮，李鵬被動，政改派形勢一片大好，柴玲等人卻擔心自己遭秋後算賬，遂逆趙紫陽開明而動，發起「5.13」絕食，要逼趙紫陽立即廢除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大局由是而逆轉。柴玲在其自傳《一心一意向自由》中，明確說：她發起廣場絕食運動的靈感，來自甘地主義者張伯笠。之後，與市民劃清界限、扭送余志堅等、劉曉波砸槍秀等等，都是典型的甘地主義標記。
那麼，為什麼能夠瓦解英國的殖民統治的甘地式抗爭，面對中共卻以慘敗收場呢？
其根本原因，是中共當局與英國當局的本質不同：
英國當局承認「普世價值」；中共當局否定「普世價值」，且理直氣壯地反對憲政民主，斥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
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類似於港英當局，是一個有憲政而無民主的半威權政府，其治下有相當程度的新聞出版、組黨、結社、集會、遊行自由，也就是說，有相當大的和平抗爭（公民社會）空間，有著眾多民間政黨、社團組織，甘地、尼赫魯等反對派領袖，長期可以公開活動；
而中共當局卻是一個絕無憲政、絕無民主的極權政府，其治下無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獨立社團，更無反對黨存在，整個社會呈散沙狀，「六四」之前，中共的反對派——民主牆骨幹分子被一網打盡，以致於「六四」學運爆發時，他們基本在獄。總之，在中共治下，中國公民社會的空間，幾乎不存在。
由於以上根本的區別，英國當局就有底線，它以武力鎮壓和平示威時有很大的顧忌：
1919年，英國駐印度殖民軍將軍雷金納德·戴爾悍然下令以馬克辛重機槍掃射阿姆利則示威民眾達十分鐘之久，當場打死一千多人，打傷一千五百人以上（印度數字），結果慘案引發英國國內輿論嘩然，戴爾遭到英國下院傳訊，被英國政府撤職並強迫退休，就連頑固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分子溫斯頓·丘吉爾都認為戴爾的行為，是英國的奇恥大辱。
因為英國人有底線，甘地一夥發起的絕食自殘運動，就會引起英國統治者的良心不安，而且，對於有深厚貴族傳統、且注重面子的英國人來說，這也是很不光彩的事情。
英國式憲政下的新聞出版自由，又使得殖民政府的不義，暴露在強大的社會輿論譴責壓力之下，這是英國統治者長期以往難以承受之重。
莫罕達斯·甘地之大智慧還在於：他很了解英國人吃軟不吃硬的性格：你強硬，他比你更強硬（而以英帝國的強大武力，甘地一夥幾無可能暴力革命成功）；你遵守規則、依照程序地叫板，他儘管很不情願，一般也會規規矩矩地坐下來和你談判。
而公開否定「普世價值」的中共，沒有任何底線，根本不拿人命當一回事，對中共來說，死一個人，如同死了一條狗；死一群百姓，等於死一群螞蟻。。試問柴玲等學運領袖，在中共眼中你們是反動分子，它本來就想殺了你，你絕食有什麼用？它難道怕你死不成？非但如此，它還嫌你絕食死得太慢，要開坦克、裝甲車、用衝鋒槍、達姆彈來殺掉你！「519」戒嚴后，中共調集大軍包圍北京，已經在磨刀霍霍準備殺人了，柴玲等人還在一度堅持絕食，實在是時空錯亂。
當年甘地深諳英國統治者的習性，柴玲、張伯笠、封從德、劉曉波等人對中共卻是兩眼一抹黑，以甘地對付英國人的手段去對付中共，如此東施效顰，若不失敗倒是咄咄怪事。
英國人製造了阿姆利則慘案，儘管殺人要比「六四」屠殺少很多，但卻引發了印度空前的反英浪潮，丘吉爾承認：英國失去印度殖民地的趨勢，從此無可挽回了。中共「六四」屠民上萬人，並沒有引發類似的反抗高潮，中國社會反而平靜了下來，其政權迄今仍不見崩潰的跡象，這到底是為什麼？
其根本原因，也在於中共當局與英國當局的本質區別。中共政權是極權政權，在其治下，決無新聞出版自由和公民運動的空間，因此，中共沒有國內輿論的壓力，極權下散沙社會的無組織反抗，對中共政權也形不成挑戰。
什麼是曼德拉式的抗爭？就是以反對派領袖的長期坐牢，引發巨大的社會反抗的方式。曼德拉並不絕對排斥暴力反抗，甚至一度還向毛澤東求援，企圖成立游擊隊而未遂；但是，其主要的反抗方式是非暴力，以長期坐牢的方式引發巨大的社會效應，這是他與甘地的主要區別。
其實，曼德拉之所以最終獲勝，根本原因是南非白人殖民當局，是一個類似於印度英國殖民當局的政府，它雖然實行種族隔離，卻有著憲政，有著相當的新聞出版、結社、集會、組黨。自由，有相當大的和平抗爭（公民社會）空間，有著眾多民間政黨、社團組織，許多反對派人物長期可以公開活動。
這是當年南非當局與中共當局的本質區別。
因為這個特點，曼德拉等魅力領袖的坐牢，就會引發強烈的社會效益，甚至匯聚成反對種族隔離的洪流。
而在極權的中共當局治下，社會一盤散沙，絕無獨立的政黨、社團、宗教組織，新聞、信息完全被中共一手操控，異議人士難以啟蒙民眾——你啟蒙一個，它洗腦十個！幾無公民活動空間。在這種條件下，秦永敏等人的長期坐牢，高智晟的被酷刑虐待，在中國國內就象孤島一樣，不僅引不起反政府的社會效應，甚至連名字都不為人所知。
現在，作為中國坐牢時間最長的反對派人士，秦永敏先生已經坐牢二十五年了，已接近曼德拉坐牢時間（二十七年），卻根本沒有引發曼德拉當年在南非引發的社會效應，國內民眾甚至普遍不認識秦永敏。這不是因為秦永敏先生能力魅力不如曼德拉，也不是因為中國人特別「劣等」，而是因為中共當局與南非當局完全不同，其嚴酷專政下的中共國社會，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南非社會的散沙社會。
顯而易見，曼德拉的道路在中共國也是根本走不通的。
比一般的獨裁威權政權（如蔣介石、蔣經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更甚的是，中共不僅絕對禁止反對黨，甚至連一切中性的、「不搞政治」的組織也統統禁止：如果說，法輪功被鎮壓，是因為「包圍中南海」，那麼香功組織有什麼抗議活動？「中功（中華養生益智功）」在國內有什麼抗議活動？香功、中功等十四種氣功還不是照樣被取締？
這種社會，缺乏官民良性互動的起碼條件，因此，現在還在散播「引導中共」、「朝野互動」的人，不是特線，就是政治白痴。
汲取以往的教訓，中國反對派要制勝中共，就不能絕對的「和平（花瓶）、理性、非暴力」，而要多種手段並用——國內異議人士嘴上可以高唱「非暴力」，行動上應作暴力準備。
國內反對派組織必須秘密組黨，再也不能幹向民政局申請成立反對黨的傻事了，因為這等於自投羅網；要示威就直接上街，再也不能幹向公安「申請示威遊行」的傻事了，因為這麼做等於向中共通風報信、申請鎮壓。
曾節明於2017.5.22丁酉乙巳己酉于陰雨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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