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中共人大釋法，再次剝奪香港人的民主雙普選，香港年輕世代對於中共違背以二、三十年來白紙黑字的民主承諾，于戴耀廷佔領中環之前，發動重奪政府總部門外原本開放給市民的公民廣場，被裁定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及緩刑。然而一如路透社所報導，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亦未有否認，袁國強不服刑期過輕，一年內兩度提出覆核，要求將三人即時收監。上訴庭昨頒下判決，狠批有「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歪風，影響年輕人，改判三人入獄6至8個月，明言今次判監若不能以儆效尤，下次再有人犯同類型罪行，法庭將會判得更重，以維護法治尊嚴云云。

眼見上訴庭判決判辭，竟出現一如親共報紙的「歪風」式政治評論，香港追求民主的市民以至海外輿論都感到曄然；正如香港大律師公會於2014年10月8日就公民抗命發表的聲明，在五段引述了同為本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英國的賀輔明勛爵（Lord Hoffmann）在 R v Jones（Margaret）2007 1 AC 136 的判詞，指出在英國的歷史上，就良心理由進行公民抗命有悠長與榮譽的歷史，人們為了對抗不公義的法律或政府違法行為，有時為歷史所平反。目前香港的核心問題，即政府不民主，走向更加獨裁專制；本地的司法獨立，陷入中共的人大釋法多次干預場的陰影之中；在普世的人權標準之中，本港打壓結社集會與人權的法律，成為了獨裁政權制裁人民的工具；當人們公民抗命，這屬於「歪風」嗎？「違法達義」如果不需要問背後的原因，都一刀切成是「歪風」的話，那麼對抗納粹政權抗命的人們，拒絕遵從納粹政府反猶太人法律的人們，這些「違法」也許在這種觀點眼中，也屬同等的「歪風」嗎？

是否真正法治的分野，就是創製法律與維持法律背後的權力，是否一個民主的政府？是否真的能夠代表人民？是否有權力分離的制衡？英王亨利二世創立普通法之時，其背後的王權，正是一個沒有大憲章，也沒有議會制衡的王權；亦因此英國普通法仍實行酷刑考驗審訊（Trial by ordeal）至1219年，決鬥審訊（Trial by combat）推行至1446年，這些非人道以至違反人權的法律，也曾是法律的一部份。中世紀的英國法官，也會認為這些法律屬於「法治」的一部份；然而是否法治的關鍵問題，就是必須以普世的人權價值，去審視這些法律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刀切，視「守法」就是「法治」。

從海外其他實行普通法民主地區的輿論清楚可見，香港目前這些限制集會自由、表達自由的法律如公安條例，其對公民權利的限制之落後，就有如我們質疑中世紀法律之荒誕。三位年輕香港學界代表，因為公民抗命而被判「阻嚇性刑罰」，當然會令國際民主社會質疑，究竟香港是否仍有資格作為「文明社會」的一員，還是應視為和中國大陸一樣的不民主、不自由，而且沒有法治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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