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中共人大释法，再次剥夺香港人的民主双普选，香港年轻世代对于中共违背以二、三十年来白纸黑字的民主承诺，于戴耀廷占领中环之前，发动重夺政府总部门外原本开放给市民的公民广场，被裁定非法集结及煽惑他人非法集结罪成，判罚社会服务令及缓刑。然而一如路透社所报导，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亦未有否认，袁国强不服刑期过轻，一年内两度提出覆核，要求将三人即时收监。上诉庭昨颁下判决，狠批有「有识之士鼓吹违法达义」歪风，影响年轻人，改判三人入狱6至8个月，明言今次判监若不能以儆效尤，下次再有人犯同类型罪行，法庭将会判得更重，以维护法治尊严云云。

眼见上诉庭判决判辞，竟出现一如亲共报纸的「歪风」式政治评论，香港追求民主的市民以至海外舆论都感到晔然；正如香港大律师公会于2014年10月8日就公民抗命发表的声明，在五段引述了同为本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英国的贺辅明勋爵（Lord Hoffmann）在 R v Jones（Margaret）2007 1 AC 136 的判词，指出在英国的历史上，就良心理由进行公民抗命有悠长与荣誉的历史，人们为了对抗不公义的法律或政府违法行为，有时为历史所平反。目前香港的核心问题，即政府不民主，走向更加独裁专制；本地的司法独立，陷入中共的人大释法多次干预场的阴影之中；在普世的人权标准之中，本港打压结社集会与人权的法律，成为了独裁政权制裁人民的工具；当人们公民抗命，这属于「歪风」吗？「违法达义」如果不需要问背后的原因，都一刀切成是「歪风」的话，那么对抗纳粹政权抗命的人们，拒绝遵从纳粹政府反犹太人法律的人们，这些「违法」也许在这种观点眼中，也属同等的「歪风」吗？

是否真正法治的分野，就是创制法律与维持法律背后的权力，是否一个民主的政府？是否真的能够代表人民？是否有权力分离的制衡？英王亨利二世创立普通法之时，其背后的王权，正是一个没有大宪章，也没有议会制衡的王权；亦因此英国普通法仍实行酷刑考验审讯（Trial by ordeal）至1219年，决斗审讯（Trial by combat）推行至1446年，这些非人道以至违反人权的法律，也曾是法律的一部份。中世纪的英国法官，也会认为这些法律属于「法治」的一部份；然而是否法治的关键问题，就是必须以普世的人权价值，去审视这些法律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刀切，视「守法」就是「法治」。

从海外其他实行普通法民主地区的舆论清楚可见，香港目前这些限制集会自由、表达自由的法律如公安条例，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之落后，就有如我们质疑中世纪法律之荒诞。三位年轻香港学界代表，因为公民抗命而被判「阻吓性刑罚」，当然会令国际民主社会质疑，究竟香港是否仍有资格作为「文明社会」的一员，还是应视为和中国大陆一样的不民主、不自由，而且没有法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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